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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１２月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日
斯退丁纽斯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因病辞职。
查尔斯·戴高乐到了苏联。
据传，罗斯福在重庆的私人代表唐纳德·纳尔逊已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一职。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中国在美国政策中所居的地位。显然，美国想取代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又假中国政客们之手对苏联设立一道新的“防疫带”。
盟国击溃法西斯德国之后会集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打垮日本侵略者。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利用美国来站稳脚跟，以便立即突然袭击蒋介石。美国人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他们不大可能给他提供武器。但是，赫尔利和魏德迈之流倒是很想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思想影响，而成为特区和全中国的政治指挥。
毛像个商贩似的估量了苏美双方的情况，断定苏联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能很快就参加远东战争。此外，他通过与美国军事观察组周旋能够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保障他的军队和基地的安全。同美国人可能发生分歧之处只是有关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５日
赫尔利把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协定草案带到了重庆。对蒋介石来说，同意这个协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政权。赫尔利同蒋介石会谈以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 是，毛泽东和罗斯福已经互致贺电。赫尔利想摆脱这个难于应付的局面。他会把中共扔在一边吗？不会，美国人被使用共产党的军事基地的想法迷住了。
华盛顿急于要趁苏联被西方战争拖住的时候来解决远东问题。所有这一切搅成一团，成为最严重的利害之争，双方都想来解开，却无济于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６日
日本人正调动大批军事力量继续胜利进军。许多军车奔忙于津浦和平汉两线。中共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这类运输。军车从北向南开。
日本人显然要对中央政府的军队增加压力。
普罗先科带来了一册俄文版的鲁迅著作。这是战前的版本，由王明作序。序言很清楚，很有力。
在谈到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鲁迅说：“让我们调转枪口，对准外来的敌人——这是当前所要考虑的。……”鲁迅就是首先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
鲁迅对于中国语文必须进行改革的见解是很有意思的。
我从王明的文章中知道，鲁迅是“大众语”运动的热情拥护者。大众语运动主张应该在新的、比较简单的字母的基础上来运用中国丰富的方言。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按照鲁迅的说法，“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因为甚至富裕阶层的人们学习掌握汉字也需要十五年，即使这样还不见得就有学问了。
照我看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中国的落后应归咎儒家学说和文字的复杂。
必须会读会写一定数目的方块字才能为文化打下基础，这妨碍了各方面知识的传播，使知识成了特权集团的特权。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工作人员只 受过初步的教育。此外，中国闭关自守，千年不变的规范教条化，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我这是撇开了决定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说的。
王明与鲁迅通过信，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鲁迅的文章《１９３５年上海之一瞥》给人以深刻印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８日
装载日本兵的列车只是在入夜之后行驶，并都集中在孝感—信阳路段。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密切注视苏联军队在西方的进展。他经常和我谈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战争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不用说，最近中共领导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特别客气。
中共跟美国人做交易的事情肯定搞不成。
巴雷特又到重庆去了。昨天，他和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魏德迈将军坚持要蒋介石同意组织联合政府。这位将军为此作了特别声明，警告蒋介石说，假如他拒不改组政府，美国就可以不经他同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将另行单独与延安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给特区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等等。
西方的战事将近结束，这驱使美国人大肆活动。他们拼命想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想控制重庆和延安，最后在远东封锁苏联。毛就这方面干着对他们有利的事。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１日
美国总统下命令要赶快促使中央政府同特区签订协定。魏德迈少将接到白宫的命令，要他与中央领导会晤。显然，艾伯特·魏德迈过几天就要在延安露面了。
作为执行罗斯福的命令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将物资空运来延安，为此派定了几十架道格拉斯飞机。我不知道货物的种类及其重量。
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周证实美国总统对此确实下了命令。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 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采取这些手法，与其说是要摆脱 我，不如说是要使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地想问题。不，不只是要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去，而是要使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要说服我，要迫使我相信毛 所主张的一切，这样，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会把毛的政策说成一贯正确，并维护他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看来，他们认为我已采用他们的思想方法了，因此，主席如此经常地对我“交心”。不过，他并不是在跟同志谈知心话——毛泽东是那种对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掂量一番的人。
我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在假装信任我。
有一点使我真的屈服于毛了，那就是他的好客。他经常邀请我。进行事务性的谈话绝不会是邀请的理由。在这方面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原则立场”。拒绝这些邀请是不聪明的，不合情理的。
我睡得太少，而且睡得不好，不安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这么紧张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天呢！
对共产党的畏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
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发表声明而已。
主席对观察组渐渐地不感兴趣了。中共领导接到重庆发来的一份新的国共协定草案，这是一份对赫尔利将军和主席在延安签署的草案的反提案。重庆无意分权，更谈不上自动放弃权力。这个草案显然是与毛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毛泽东谈到急需召开代表大会。
重大事件即将来临，必须使全党认清形势，巩固整风成果，配备党的高级机构的班子。
在讨论蒋介石的反提案之后，中共领导开始考虑这样的会谈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经过热烈讨论之后，主席命令对蒋介石提的国共协定草案不作任何反应。
毛采取报复措施，决定立即把他派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代表撤出重庆，以便使中央政府首脑处于窘境（因为美国人遵照罗斯福的命令正在给他施加压力）。
主席明确发布命令，董必武和周恩来不必再回重庆。聪明的一着！可是，我已经习惯于延安外交的反复无常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主席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他一直努力想同蒋介石总统签署一项协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协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延安对于董必武和周恩来的撤离将以他们需要向领导作定期汇报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４日
以下是毛泽东对我解释的中共领导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意图：
１．尽力帮助国内进步势力的发展。
２．通过宣传鼓动来孤立反动派和顽固派。
３．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土地，扩大解放区。
他特别强调，根据这样的方针，同美国人接触是有利的。美国人想借助中共的兵力就会作出一些让步，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自然，只字不提他的实际目的。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 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 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 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美国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怒。他已经用了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证明他们同特区联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对中共在权力斗争各阶段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已经是讲得够坦率了。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想乘机捞点好处。毛的政策当然带有这种因素。乘机到处捞东西（他这样作的时 候不惜大为许愿，而又从来不讲原则），这是他的惯技，对毛说来，要增强实力就得捞东西。至于怎样使用这种实力，在这方面他倒并不需要什么劝告。他所追求的 只是实力！他发动整风来整人，希望得到美国军火，利用东方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联共（布）的所谓国际友谊来进行蛊惑宣传，他就是 靠这些办法来增强实力。
实力，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他不顾一切原则想凭武力来得到权力。
赫尔利将军和主席于１１月在延安的几次谈判产生了几项（美国人所）没有料到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共两党之间今后关系的先决条件。在现阶段，这些条件很 容易使国共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严重恶化，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除了怪赫尔利将军之外就不能怪谁了。正是他的调处给了毛泽东几张同重庆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
毛泽东为不受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找到了正式理由，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使者在延安同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解决纲领。现在，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这个纲领又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了。
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想通过一项关于组织所谓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这又是赫尔利笨拙调处的结果。赫尔利亲自为此扫清了道路，因为他在延安谈判中承认了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毛泽东就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同时，毛有了这份美国人也已经获悉的草案，就会利用它来吓唬美国人，把他们争取到他一边来，从而使他们给他提供武器。假如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愿合作，毛就要分裂这个国家，打起内战来。
所有这些阴谋都是在日军的炮火声和中国沦陷区的ＢＡＮ—ＺＡＩ（日语“万岁”）声中酝酿的，而延安没有人为这样的事担忧。
延安领导人一面利用赫尔利的失策进行讹诈，一面加紧准备第七次党代会。大会无疑就要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召开。赫尔利拒不承认在延安所签订的协定草案， 这件事给了毛许多有力的论据，其中主要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论据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这证明，毛早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４年期间 所实施的全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积极斗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发动内战，等等）都是正确的，也 就是说，他的全部宗派活动是正确的。
现在，毛直截了当地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联盟是办不到的。他蓄意曲解这一联盟的目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反常的、同阶级敌人的联盟（是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的联盟），而不说明这种联盟的特征是反抗侵略者。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都全力以赴来打法西斯，而毛对此一声不吭。他口口声声地说同阶级敌人蒋 介石联盟是荒谬的，说主张同国民党“妥协”的王明集团是目光短浅，并把共产国际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赞成投降”。
毛喜欢显示他是事事都作阶级分析的，但是每当这种分析与他的目的相矛盾时他就不作阶级分析了，而以臭名昭著的蛊惑宣传来收场。而且这种蛊惑宣传也有 特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原则是在爱国主义、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提出来的。
毛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说，联合委员会并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他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是不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又是蛊惑宣传！他们在延安编造了自己的说法，说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使国家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它行将促进共同战胜日本的事业。这些话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了。
联合委员会必然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当然不算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而这第二政府的成立必然会引起中国的最严重的分裂。这是发生在战时的分裂，是加深人民灾难的分裂。
另一方面，毛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将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并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来发动内战。
现在延安把赫尔利当做笑料。可是不管怎样，同美国人还是保持接触，以防万一。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人们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的党的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我注意到，后者对特区领导人想借助美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企图往往表示不满。这些党员带着不信任感来看待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进展。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意见：美国人不可能对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感兴趣。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不过暂时成了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欺骗了俄国人，他们直到德国人已被红军击溃、战争将近结束时才来开辟第二战场。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作了如下声明：在农村中，应当依靠贫农，坚定地联合中农。
他再次谴责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时期的党的领导在农村所执行的过左政策。谴责是针对博古、洛甫等人的。
毛的典型动作是：眯紧眼睛，用手指头来回揉额头。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
莫斯科授予我“保卫莫斯科”奖章，并向我祝贺。
不管毛怎么做，他的整个政策总是把苏联的支援考虑在内的。在任何危急的形势下，他采取的政策中都设想到了苏联坚定不移的支持。要克服任何政治危机，就要把苏联会为延安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打算在内。
在毛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可是，他是由苏联支持着的，这就使得这场赌博对美国人来说特 别富有吸引力。美国一心想使中共反对莫斯科，来削弱莫斯科的地位（而且它现在还坚持这个政策，无意撤销军事观察组）。同毛泽东联盟使美国人有机会利用中共 各基地对苏联远东边境进行突然袭击，并使臭名昭著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防疫带”得以建立起来。
白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不敢贸然同中共联盟，以免作茧自缚。
为什么我对此那么确信呢？
１２月１６日观察组的组长要求会见叶剑英和朱德。巴雷特表示遗憾，说在中国的盟军领导无法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武器。巴雷特强调说这是中共领导表现固执、拒绝中央政府首脑所建议的协定草案而招来的直接后果。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供武器。”
要是不涉及权的问题，毛泽东本来会作出让步的。这对他是当头一棒，因为他原来想至少能从美国人那里捞到一点好处。
巴雷特同朱德、叶剑英分手时说，提供援助的时机也许会来，不过，人们得有耐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要从保险的投资中去收取利润。蒋介石可以庆祝胜利了。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在阿登，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向后撤退。德国的几个坦克师已从亚琛—卢森堡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了防线。
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指挥的美国空军第十军驻扎在印度。该军有些部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全部驻在中国。甚至在日本向美国宣战之前，陈纳德就是美国在华的志愿飞行员的头头。
戴维斯又一次来到延安。美国人在宴会上狂饮，并要中国同志也参加。
一个叫柏德的人和戴维斯一起来了。他的肩章表明他是陆军少校。柏德是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代表。
所有这些访问，这些观察组的新人的到来，都表明赌博在进行中。同时，美国人正在暗暗地权衡利弊。他们在特区极力从军事和政治上对中共武装部队和中共领导进行了解。
谁也不能预料远东局势确切将如何发展。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愿意保持往来。
巴雷特同延安领导人会晤时，柏德也参加了。
主席通过我把一份定期的电报发往莫斯科。他使我想起那种在两张牌桌上赌运气的玩牌人。
主席在这份电报里说，现在共产党对决定中国的命运正起着关键作用，它是挽救中国的主要力量，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是过去八个月中震撼中国的形势变化的结果。
事态的发展行将改变国共两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会超过国民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不同了。总之，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这对国民党是极其不利的。
毛泽东接着就虚报数字了，他说，中共正规军的数目已达６５万人，并称明年完全可望达到１００万人。
延安重新制定了对莫斯科的方针，这是事实。党的领导人纷纷谈论着苏联根据“两个兄弟党共同一致的精神”维护中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等等。
毛泽东和莫斯科有私人通讯往来的工具（有功率大的电台，私人的密码），但是他老是硬要通过我来发电报。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毛泽东对希腊的事态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关心。希腊爱国者被英国干涉者处决，使他想到盟国可能会在中国干出同样的事情来。此外，美国人已拒绝给他武器。总之他有心事。
形势已起变化，大家对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表现出高度关注。
我的笔记内容真是极为广泛。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都是我亲自写下来的，这多有趣。然而这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被事实吸引住了。事实在一个人的工作中是主要的事情。首先是事实，然后才有结论和感想。人的记忆力可能靠不住，可是这些事件的记录是靠得住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主席同我谈了八个多小时，他严令旁人不得打扰我们。
与通常情况相反的是，毛泽东这次坐在桌旁，他的右边是一张中国地图，桌子边上堆着三四本中国百科全书。他前面放着带盖的白色搪瓷杯、一瓶墨汁、一枝毛笔和一个装着一枝铅笔和一枝普通钢笔的玻璃杯，手边放着几张白纸，脑袋稍向右歪，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
主席自己提出任务来，向我解释应该如何理解适用于当前形势的统战策略。他提出了中共领导的官方看法（对这些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置之不理）。
毛提到了重庆政府的首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独裁者、屠夫、笨蛋”。
毛告诉我遵循什么原则来保持同国民党的关系。然后，他把军事建设的情报告诉了我。有许多有趣的事实，但是以前那种虚报数字的策略支配着一切，这就暴露了他向我介绍每一件事情时都想欺骗我。
毛特别注意分析过去的党内斗争。其所以说是“过去的”，是因为按毛的看法党内现在已达到统一了。主席不点王明、洛甫、博古等人的名，只是说有了“整 顿三风”的斗争，才能使那些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投降的人得以暴露，等等。这次斗争使党的队伍得到了整顿，用明确的目标武装了党。
毛泽东分析了中共领导和美国人之间的谈判过程。在这方面，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他上次同军事观察组组长会晤的情况，他扮演了每个与会者的角色，模仿了巴雷特上校的声调和动作。
毛泽东向我指出，第一个协定草案由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盟国就“正好进了圈套”，他们只能要求蒋介石方面让步。他们从“他们的奴才”那里得到了这些让步，现在是要求中共作出让步的时候了。美国人这就来攻击中共领导。
这时毛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里踱步。他不时在我面前停步，模仿巴雷特反对他的神态。
毛向我解释说，他不可能同意让步，因为同蒋介石签订任何协定都意味着给共产党套上一根绞索。美国人正天真地为争取让步作努力，可谁也不想让步，因为 中共提出要求时就估计到蒋介石这个“杂种”肯定要加以拒绝的。从一开始，每件事都办得要使蒋介石这“杂种”拒绝中共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做得 对。”“这样，美国人就派巴雷特来对付我了。”毛泽东抿着嘴轻声地笑道。
巴雷特来到主席面前，开始谈到要对蒋介石作让步的事，谈到相互让步的不可避免，并且提示了大致要作出的让步。
主席采取攻势，对国民党和重庆政府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为了把巴雷特弄得狼狈不堪，他说：“赫尔利先生来过这儿。他主动地签署了协定草案。为什么要拒 绝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同意了的和签了字的东西呢？”主席用十分恼怒的语调对巴雷特说了这些话。他对我模仿了自己当时的声调和脸部表情：不仅怒气冲冲，气 愤形之于色，而且受到伤害的感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吃吃地笑着，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他回味着赫尔利的失策，以及老练的间谍巴雷特因而狼狈不堪的情景，感到十分得意。他一再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所经历到的这一场面。
有人想进来——毛粗暴地叫他走开了。他把他的椅子挪到我的椅子旁边，开始详细地说这一切如何使巴雷特吃惊，巴雷特又如何提高嗓门劝他不要犯错误，因 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固执是不会为美国公众舆论所理解的，顽固下去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美国公众舆论会反对延安和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切援助便会成为泡 影。
主席就更加大动肝火了，他说，拿公众舆论这样的东西来吓唬特区是愚蠢的。这种诡计在这儿行不通。一切保守派和反动派憎恨共产党和搞反共运动已经有多年了。
“我们受到最难听的辱骂！”毛说，“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罪犯。可是，对所有这些舆论的谴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巴雷特威胁说美国将只援助重庆中央政府，一切援助只会给国民党。他想用这种威胁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主席在回答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说话声了。他喊叫着说，说到底，特区是不管谁承认不承认它的。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斗争，并没依靠谁，它会继续这么干下 去。美国拒不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援助一直在干，并且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会继续干下去！”就这样，直到今天还只有 重庆在接受军援。什么东西都只给国民党。假如事情就这样下去，那么特区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了。让蒋介石在重庆去兜着吧！这个政府是否为苏联 ［！］、美国、英国所承认，特区并不在乎。如果他们还算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特区过分挑剔。如果他们拒绝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也不会因此损失什 么。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世纪过去，他们终归要达成协议，派来使节的。他们都会要承认我们的！也许是在一百年以后，可是他们会承认我们！他们是躲不开 的，是要承认我们的！
谈话结束时，主席同巴雷特上校说，他总是很乐意接待美国人的。“假如上校坐飞机来这里，”毛说，“我要去接他，我要亲自到机场去。我们不拒绝谈判。我们主张谈判。假如以后你还来，我会见你的。……”
第二天，巴雷特上校急忙飞重庆作汇报去了（已有足够的内容可汇报了）。
毛十分激动地谈了他同巴雷特的会面。他的头发落到鬓角上了，也不撩回去；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又高昂，又急促，间或穿插一些粗俗的笑话，辅之以富有表情的动作。
主席表示对我十分坦率，他甚至不想隐瞒这一场大声的谈话是故意表演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坦率远不是真实的，这是预先演习过的。
上校的访问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而且进行会谈还有什么秘密打算，毛泽东甚至连提也不提。毛显然打算通过取得美国的支持增强实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当然，他对他想利用白宫来反对莫斯科的打算滴水不漏。
毛一心想利用美国人的帮助，使他将来同国民党的斗争变得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想把自己出卖给白宫的是他而不是蒋介石。他很清楚，美国人只会按一定政治条件才能同意跟他联盟，而首先就要看是不是能把苏联在远东孤立起来。
事实上，正是毛的这种种打算使他与美方在武器问题上发生争吵。他一定知道，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对此他一直是抱 有希望的，甚至到现在也没放弃这种希望。就在巴雷特离开之前，周恩来又交给他另一封给帕特里克·赫尔利的信，这并不是无的放矢。
美国人偏爱蒋介石，因而毛才被迫在不同白宫彻底破裂的情况下去寻求莫斯科的支持。这就是秘密通信以及演给我看的他同巴雷特的那场戏之类的事情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为了保险起见，他耍了一番花招，这是事实。在他的计划中，找莫斯科是个应急的方案，对他来说，还是个下策。
我就是根据这样的路子来给莫斯科写报告的。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延安对《消息报》上克莱诺夫的文章兴趣如此之浓，竟使我不得不让莫斯科把文章内容告诉我。
文章表明，尽管毛泽东采取了无耻的政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情谊和友好感情仍旧不变。可是，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观点解释这篇文章。在他看来，这说明苏联将在远东采取行动了。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裂是它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士兵超过日本兵约十五倍。日军不像纳粹那样在中国使用大批的坦克部队。盟国的空军保持着空中优势。尽管中共缺少弹药、武器和粮食，但是，不能认为这是日军不断取胜的主要原因。
中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力量的分裂。
莫斯科坚决地痛斥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警告他们，苏联不准他们在同中共关系中诉诸武力。
文章证明，苏联并不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跟毛泽东的路线看成是一码事。
文章希望，在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中，中国社会中头脑清醒的人们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我回想起上次同毛的会见，得出一个结论：毛对巴雷特的行动是严格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但毛对这次活动的后果感到有些着慌。
他讲到他曾想过对巴雷特是否做得过头了，担心美国佬会认真看待这件事，因而和他断绝关系。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主席毫不怀疑盟国会同意他的要求（回到最初的协定草案上去）。真是很有意思！他还抱着希望哩。
毛泽东认为，通过妥协可能建立一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联合总部。白宫很可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蒋介石会被迫同意这个方案。美国会迫使他同意的。这么一个总部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代表。当然，这个机构将由某个美国将军来领导。
毛泽东早就讨厌这个计划了。这计划对共产党会是一种枷锁。原因不仅在于要派美国教官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来，而且在于要听命于联合总部。让间谍、教官 和顾问见鬼去吧！至于说听命于联合总部——这才是真正的枷锁！没有命令，就一步也不能挪动。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去打日本人，而不是首先去扩展中共的根据地。 总之，这就使他们无法为同蒋介石发生冲突而作好一切准备，而作好这种准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惟一目标，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 奋斗。
毛泽东一讲到蒋介石的名字就不能不大发雷霆。他提蒋的名字时往往夹杂一大堆骂人的话。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道，他迟早要打倒重庆的统治者（“他别那么乐观——我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的！”）。
主席会对我完全坦率那才怪呢。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过，建立联合总部之所以比套上枷锁更糟，还由于下列原因：一旦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开始在 满洲或内蒙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八路军可能会被美国登陆部队挡住，与苏军作战行动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这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那边的政权原是应该由 中央去抓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由于进入那些地区的所有道路都预先被盟国切断，中共就捞不着苏联的胜利成果了。
如果不能取消建立联合总部的计划，主席就打算采取下面的办法了。他只把直接支援盟国登陆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交给联合总部指挥。他将提到中共部 队和盟军之间在连云港地区的合作计划作为例子。按照这个计划，中共领导答应投入不少于４０个满员的团的兵力。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另一件事：要是在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年时中共领导哪怕只用这样的兵力的一半来支援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该有多好哇！那时候，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困难！他们的电报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 对于说空话，他们却是从不吝惜的。
我知道了一件怪事：听说，连云港的作战计划已被日军司令部获悉。
瞧，你们搞整风，抓特务，揭发特务，结果只有中共官方最小范围内才能知道的计划却立刻就被敌人知道了。当然，整风还有别的目的。
他与巴雷特的活动还有一个目的，毛泽东也不让我知道。他一定想说服美国人，共产党已经成熟得能在外交政策的任务方面独自决策了。难怪他用建立第二中国政府的前景来吓唬他们。
此外，白宫仍然极需有生力量，希望用中国士兵来补充。一旦国共两党分裂，这些土兵就会去打内战。白宫无意让自己的公民去流血。
美国和延安每作出一项决定都纠缠着一堆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相互排斥的。纠缠来，纠缠去，弄得不可开交，而且一般都发展成为争吵，一场背着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浴血奋战的苏联的争吵。
主席还想达到另一个目的：要使共产党成为独立的力量，好叫人们能跟它做交易，这是要紧的。
他们虽然已没希望得到武器了，但还不想失去这个希望。无论如何，他们还抱着希望。
他们对盟国虽然怀恨在心，但是还在讨好它们，还在死乞白赖要同它们合作——真像是在耍马戏！
这几个月来毛干了不少事。他拼命要把未来的事态纳入对他最有利的轨道。他力图抢在重要事件（远东战争的结束）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作为中国的主要政治 力量来起作用。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主要政治力量应该是纯粹的民族力量，应该跟苏联在政治上没有联系。他希望利用美国来抵制苏联。白宫把这个计划一笔 勾销了，事情弄成这样，并不是他的过错。
毛这次跟我谈的时间格外长，这并非偶然。毛想装作是中共和联共（布）两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支持者，他想证明中共拒绝美国草案是“有原则性的”，他把他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按照“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他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毛在掩盖他所作所为的痕迹。
毛泽东同我一下子谈了八小时，滔滔不绝，兴奋而激动。谈话中他感情奔放，不知疲倦。
但是，在其它的时候，例如在今天，他沉闷而又别扭。他好像有病似的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请我坐下。他开始在房间里沉重地踱步，弯腰曲背，像是怕冷。他心烦意乱，好一阵沉默不语。然后坐下来，浑身无力的样子，疲乏地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又一次向我解释，中共领导在同美国人会谈时的路线表现出关心苏联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是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行径的态度。
他面带困倦的笑容不时地看看我。窗格子的模糊影子在他的棉衣上闪动。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６日
盟国在阿登处境困难。德国人正向安特卫普挺进。
原始的唯物主义，这就是毛的哲学和理论水平。他老是害怕群众的民主本能。对毛来说，党内论战和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个威信问题，因此，他就要用整风的办法来教育一般党员，使他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盲目服从便是党内关系的理想境界。主席的民主主义限于穿普通的制服，在专门场合衣服上还补上很多补丁。
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
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 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 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设在重庆的机构约有５０名官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
陈家康是主要官员之一。他是广西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去年一年里他当周恩来的秘书。他的英语很好，同在重庆的所有美国军事人员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常客。在延安，美国人把他当作好朋友来接待。
刘少文年近四十。他是毛泽东的同乡。不过，刘的个人经历中有个有趣的情节：他曾一度赞成朱德去支持张国焘，当时张就红军的领导问题同毛发生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但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刘在重庆机构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在那里领导着大批的特务。李克农很器重他。现在刘少文完全是李克农的人。如果我没弄 错的话，李克农和康生互相妒忌，而主席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一点。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显然，希特勒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这样，苏联能采取措施来保护其远东边境的时刻临近了。这就是中共领导召开了一连串会议的原因。
毛急忙掉过头来同苏联进行赌博，以此讹诈美国人和蒋介石。
昨天我向莫斯科报告了以下情况：
“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伙伴迅速回头来拖住苏联，要同苏联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光彩的赌博。他们的目的是唯利是图，尽可能多地从苏联在远东的行动中攫取好处。”
１９４５年１月
１９４５年１月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了解中国，了解它的需要、风俗、历史，这才是重要的。
毛泽东甚至避免提到联共。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毫无兴趣，尽管他喜欢提到它。
毛随着他的权力为大家所公认并且日益巩固，开始想成为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毛捉摸出了一套合乎他地位的举止风度。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叫人听清，因此听者不得不十分注意。他慢慢地踱来踱去。在椅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他做什么和说什么都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
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１９４５年１月７日
去看毛泽东。
他在准备大会文件，看上去很疲倦了。他说话慢吞吞的，常常停下来考虑压在他心头的事情。他不时地站起身来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头发落到了面颊上他也不把它甩回去。他常常在书桌旁停下来，看看文件，喝口茶。
毛的姿态和举止表现出他胸有成竹，相信人民是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他平时很健谈，但有时为了“扮好角色”又很少说话。
毛抱怨说，他有一阵身体不好。
毛又高大又健壮，可是耐不了费体力的事情。他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
毛总说自己的年纪大了。他感伤地说：“快老了。”他抽烟抽得特邋遢，裤子和上衣都给烟灰弄脏了。他随地扔烟头，痰吐得特多，真叫人讨厌。
令人惊奇的是，不顺心或者最轻微的不适竟能立即使他衰老。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１日
赫尔利还在设法使国共在美国控制下和解。美驻华武官德帕斯上校，日本问题顾问怀特迈耶，魏德迈的参谋人员爱德华少校，还有另外几个军官，昨天从重庆来延安。
美国大使赫尔利通过德帕斯给中共领导递交了一封信。赫尔利的信上说，目前具备一切条件使特区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能圆满结束。他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准许他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中国陆军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访问延安。
德帕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叶剑英会谈。他们对这位美国武官都表现得极其冷淡。
今天，德帕斯等美国人飞往重庆，带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拒开谈判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给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充分的自由。毛泽东坚持要就中国民主改革的所有问题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
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甚至破坏各国同国民党的联盟。毛泽东考虑了由于日本人不断进攻而出现的形势。国民党实际上受到反日联盟各国报刊的谴责。
赫尔利去年１１月１０日在国共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中共中央主席继续利用他的这一失策。毛泽东了解，美国大使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将不得不在特区和 重庆之间的谈判中进行调处，以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导致武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顾现实对所提的要求天天加码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蒋 说得一无是处，来引起美国对特区的同情。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日《消息报》发表文章之后，中共领导人明显地改变了他们有关同美国人会谈的看法，而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从 政治上永远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老政策从他们的武库内抛掉，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种政策。拿定老主意，他们就想这样来讹诈美国人。
戴笠是蒋介石的人。他是反间谍机构的头子。蒋介石对他无限信任。美国武官德帕斯上校是见到他的少数人之一。戴笠避不与人接触。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２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延安既没有 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我无法得到 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４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叶剑英过来了。毛拿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他是能够等待和保持沉默的。
叶剑英说美国人对延安的苏联人感兴趣。“你的新闻处使他们很感兴趣，孙平。”叶剑英最后说。
“记者们对此也感兴趣。”毛泽东补充道。毛指的是去年外国记者访问特区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爱打听的记者们自然很有兴趣探知莫斯科在这儿的“地 位”。他们都惊奇地发现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那就是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不算普罗先科，因为他只是偶尔来延安），而美国人在延安却驻有一个庞大的使团， 其人数有时有好几十。用运动员的话来说，这方面显然美国人得分多。
我想，美国人知道不少整风的事情，（多亏了谁呢，弗雷还是马海德？）即令他们不知道党内分歧的全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们也一定抓住了主要问题：毛泽东想实施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观察员都对整风的意义作这样的评价，但是像戴维斯、谢伟思、卢登（多少还有史迪威）这样的人物显然及时意识到了毛泽东这种看法所提 供的机会。中共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就不大在乎它的经济纲领了。同他联合的基础是现成的，因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苏联，而人们能从中觉察出反苏的思想 来。观察员先生们没有弄错，他们闻到了中共领导情绪中的反苏味道。
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是那种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比起他们的那些不相信毛会真正反苏、断定这位主席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同僚来要看得远得多。 其他的美国军官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实毛的行为同那种把毛泽东看成为“第一号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 谈得上取得什么进展呢！）军官先生们还断定“第一号共产党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懂得，美国同特区合作，比起传统地倾向于蒋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军队来前景要广阔得多。
约瑟夫·史迪威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位将军的左右有这样一些人并非偶然。史迪威无可争辩地是个中国通，他青年时期跟美国军事代表团一道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太平洋战争伊始，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他为中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６日
同美国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领导意识到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码也要 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让他们管住蒋介石。一旦他当权，他保证美国垄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人不会容许民族解放战争表现出革命性，这并没使毛感到不安。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援助来增强实力，使老蒋失势。他拿重庆体制的腐败、它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和从经济前景来看这一体制的不可靠来吓唬白宫。毛像个商人做买卖那样，试图证明他的货是最好的。
结果，美国人还是被他们对共产党的极端恐惧征服了。他们准备相信中共领导人，但又不相信他们所领导的力量。尽管他们想把共产党领导人玩政治的小动作 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明显区分开来，但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白宫认为危险太大了，它的使节不断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延安之间。诱惑是大的，可恐惧甚至更大。 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后台。毛泽东对这点十分了解！这个湖南人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独立（！），用种种办法让他们领会苏联在远 东的孤立不仅适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可是，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友好表示当作一回事。华盛顿断定毛不过是想损人利己罢了。
毛对美国人越来越生气，现在他决定利用他们想打中共军队主意这一点从他们身上狠狠捞一把——要他们经常把蒋介石管起来，并迫使他们提供援助。虽然美 国人对给武器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靠谁在这里打日本人呢？让他们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把蒋介石的手脚捆起来吧。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８日
毛继续向美国人和我加紧提供同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巴雷特对此作何感想。
白宫像以往一样渴望把中共的军队抓到手。美国人正试图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政治解决——这就是说，巴雷特正在上钩。美国人穿梭来往于延安与重庆之间，轮 番劝诱蒋、毛和周。然而，这可能不只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关，美国人还要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他们梦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进程，控制一切。
不久前我发了份重要电报。通常，我从中共中央主席手里接电报稿的时候那就成了我们会见的借口。他终于选择了我作为他跟莫斯科通信的传送环节。他认为这样比较策略。
电报的要点如下：中共中央主席关心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联大会。他认为大会是另一个制造有明确倾向性的舆论的工具，这种舆论会驱使美国人去对蒋介石加 大压力，因此参加大会将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问题（孤立蒋介石，美国的可能转向延安，中共在对日战争中可以继续采取回避重要作战行动的策略）。
致世界工联大会的电报已通过重庆发出。毛不能肯定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员是否让电报发出，因此他机密地告诉莫斯科他打算特派信使到印度去发份电报给伦敦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在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中，中共中央主席故伎重演，虚报数字，例如，他把中央各省主要地区的工会组织的会员数目定为２０万人（共八个地区）。一般来 说，这种工会组织是否存在都成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混乱之中和严格的战时管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下还谈得上什么工会基层组织？
况且，就算果真存在这样的工会，谁也没有计算过它们的会员数目。中共领导甚至说不出它的武装部队的确切兵力。实际上，每个司令员都可能随意报数字。中央无法控制。各级都夸大数字，这对每个人都有利：能提高司令员的威望，加大他的功绩，同时也有利于延安领导。
毛有次跟我谈话时埋怨中共军队里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再一次使我确信虚报数字在这里是合法的。
邻省晋东南地区的工会至少有会员１２４０００人。在临战形势下居然有这么多工会会员，这只有天知道！
延安的工会会员人数看来大体上有这么多，但我得强调这“大体上”，因为这个数字竟接近６１０００。
毛泽东告诉莫斯科说这只是个大概数字，雇农未计算在内。
晋绥地区工会会员最少，为１７０００人。但是，“无产阶级反抗日本法西斯和解放祖国协会”则明确地认为有工会会员２３５０００人工作于晋冀地区。
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山东工会组织有会员１４４０００人。
毛泽东写道，中共领导已决定派遣工会代表团参加将于英国首都召开的世界大会。工会的全部会员人数达８０万人。共产党领导希望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伦敦去。
电报下面签了个中国字——“毛”。
我认真核对数字和检查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的电文之后深信这是蓄意提供的错误消息，是过去几年内发出的许多类似的电报之一。
我在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我告诉莫斯科这只是一份表明毛要迷惑联共领导人的文件而已。
毛泽东并不指望听取联共领导的意见。他对此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长期从事的是同进步的世界工联的纲领不协调的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这次想利用工会大会来达到同抗日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国内政策的目标。中共中央主席一方面这么干，另方面却又强调他是在为争取全民族各 种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实际上他是在为分裂国家、引起权力危机卖力。至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事，他希望由外国军队（苏军和美军）去完成。
工会组织的人数是任意确定的。这份电报由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起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奋斗几个通宵的成果。周恩来是大多数对外政策文件的作者，他无保留地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欺骗莫斯科的方针。
博古告诉我，在电报中加上要派特别信使去印度打电报给伦敦世界工联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是周恩来。但是，谁都不打算派出这样一位信使——这是中共领导集 体编造的谎言。他们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将派遣一名代表带上极为详细的（不只是关于解放区工会活动的）文件去参加大会。这些文件会在中国挑起新的政治纠 纷，又一次动摇事实上已经不稳定的政局，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表这些文件迫使蒋介石对将来丧失更多的地盘无可奈何。显然，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团 结一致”来抵抗侵略的。因此，伦敦大会将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次打击，而这一肮脏的赌博还正是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进行的。
周还说，如果代表团（或代表）不能去伦敦的话，就需要采取一切办法让康的特务系统保证把文件转到伦敦去。
毛泽东命令，有关解放区工会的特别政治报告的一切情况都要让大会知道。
毛给我电报要我发往莫斯科的日期，同就这个问题作出一系列决议的日期差好几天。这又一次表明我是对的。这儿对莫斯科的意见都没兴趣。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
我感到毛对我颇为不满。这自然是康生撺掇的结果。叶剑英私下表示情报局头子在对他施加压力。尽管如此，叶剑英是坚定的，另外，他显然也很满意。自从 整风进入高潮以来，他同康的关系，说得婉转点，一直是冷淡的，不过保持礼貌而已。报复的时候到了。叶剑英巧妙地折磨康。康想恢复旧日关系，但枉费心机，这 使得叶剑英很高兴。真的，仅仅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前这个情报局头子还在嘲弄着每一个人，并对人执“法”呢。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阵阵的心情抑郁。奥尔洛夫应他的请求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仍亲自掌握党务和军务的领导。
中国同事妒忌奥尔洛夫。他对我抱怨说，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常这样那样损毁他的信誉。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１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么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２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白宫准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采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采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５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复。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 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史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惟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惟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症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延安日记十三（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8 05:14:52
延安日记十二（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共3页)2012-02-07 03:38:50
１９４４年９月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 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卢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 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 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１９１９年去法国。１９２３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 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１９４１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 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 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 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 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侮唇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 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 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 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 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
大批日军正向贵阳推进。康生说这不过是几个师、几个独立团和独立旅。
中共中央主席对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态度，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虽然他说过一些话，但那都同加强抗 日统一战线无关。他采取了几种不同的方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拒绝谈判，借口防止分裂，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这一政策为日本人打胜仗 开了方便之门，但毛泽东并不放弃这一政策，他把国民党的失败看作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分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
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同时，他正设法用“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使他的战术神圣化，其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民族阵线的宿敌在理论上的投机，是对蒋介石和联合抗日行动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产物，这种敌意早 在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毛同王明的冲突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但是，他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事实上，他违抗共产国际 的策略，密谋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全国抗日力量的分裂应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国民党右派的最反动的分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策使日军更易选择其进攻方向。日军一直不断地采取攻势，而同时，他们从中共军队的消极战术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中央政府军事当局在黄山（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召开会议。中国的盟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领导人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朱德和周恩来立即要巴雷特上校作出解释。
军事观察组的头头没有否认来自黄山的新闻报导。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１９４１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１９４０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 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中央政府军同第四军的冲突大伤了第四军的元气，因而抗日活动大大减弱了。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观点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而且他在《新民主 主义论》一文中已对其中一些观点作过阐述。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０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 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 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 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 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谢伟思是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进行会谈的：他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最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 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很 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总 的说来，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四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过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我得到的情报不仅很少，而且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博古帮助我了解真相。
卢登不怎么健谈，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谢伟思的助手。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１日
谢伟思、卢登和巴雷特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详细地谈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黄山会议上将军们起草了一个对日作战计划（反攻计划），但是美国代表向蒋 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问题是国民党的许多师已经大大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需要由美国教官在特种训练中心训练一些新的满员师（现在正由阿伯特．Ｃ．魏德迈少 将组织这些师）来加以补充。约五万名美国军官要来中国作教官和顾问，但是，美国当然绝不允许用这批新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打内战）。
在黄山，美国人还告诫中国将军们说，不要根据Ｃ．Ｌ．陈纳德将军的空军打击力量（驻在印度，仅用于配合作战）或者美国登陆部队来制定反攻计划。美国不可能派大批陆军到中国来。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２日
中共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相应地作出了适当的决定。
对决定的实质，可以从朱德和叶剑英向观察组提出的要求中略见一斑。中共领导人要求，将来分配美国武器要进行监督，因为蒋介石可能擅自占有最好的和绝大部分的武器（无疑美国人也将供给特区武器）。至于武器的数量，共产党要求得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最少也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
美国人已告诉中国同志，唐纳德·纳尔逊和帕特里克·赫尔利知道了反攻部署，并在为此同蒋介石与何应钦商谈。巴雷特说，赫尔利和纳尔逊对特区极感兴趣，因为特区在美国政策中占很大分量。这就是纳尔逊和赫尔利将尽快来特区并会见毛泽东的原因。谢伟思也是这个调子。
延安遵照中共中央主席的急令写了一封邀请信寄往重庆。
纳尔逊和赫尔利都是美国政界人物，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美国观察组组长答复叶剑英和朱德的要求说，他理解中共领导人的担心，但是，需要有一个表述中共观点的正式文件，“然后，我好把文件送给我军总部。”巴雷特这样说。
如果中共的这个请求（关于要求美国送来的武器数量）得到批准，美国顾问和各种专家就会在特区满天飞了。万一这一请求被拒绝，美国人仍会想方设法派人到特区来。观察组的人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巴雷特的要求后命令立即起草有关文件。文件现已签署，交给了美国观察组组长。
不管美国观察员怎么说，华盛顿不会把供应武器问题与中国的政治前途分开来看。毛泽东得到武器之后是否仍会听从摆布，美国政府并不那么有把握。美国观察组就是为了要研究与供应八路军和新四军武器有关的情况才到特区来的。
美国国内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哪种意见也还没有占上风。保守一些的美国政客害怕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结盟，力主更进 一步加强蒋介石政权。美国持另一种政见的那批人（谢伟思无疑是他们的代言人）认识到，全中国正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帮助蒋介石太冒险了。必须作出合适的政 治决策，找这支“民族（！）力量”做新盟友。按照他们的意见（谢伟思显然持这种观点），共产党领导会是一个合适的、容易打交道的伙伴。毛泽东领导集团对苏 联和联共（布）的态度是作出这种合适的政治决策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谢伟思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设法使他的同僚相信，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词藻”，也不 必害怕无论如何无法避免的事件（群众的革命热情）。
这些是我从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我仍然不知道美国这两种政治见解哪种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３日
又一个美国人来到延安，他就是美国驻华战时新闻处负责人麦克费希尔先生。
根据在延安的美国人普遍流露的情绪来看，美国不打算让它的外交官常驻延安，免得蒋介石不高兴。谢伟思和卢登毕竟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在延安的逗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实上承认延安，而这是盟国的主要被保护人蒋介石所不允许的。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谢伟思对中国同志屡次提出的由美国在延安设一常驻机构的建议噤若寒蝉。在这个问题上他好像奉有严格命令，尽管他似乎不同意这个命令。
谢伟思先生最近宣布，华盛顿有个新建议，要求蒋介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这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主席命令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加紧反对国民党政府。
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是董必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林伯渠。中共中央主席两次给他们发电，要他们着手把反对政府的人都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这个有组织的活动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在本届国民参政会上采取阻挠战术来进行。毛要求社会各界对政府进行全面抨击。
军事失利和经济危机激起了中国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情绪。毛怂恿他的人竭尽全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事实表明，共产党的代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发动了猛烈进攻。事实之一，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胡政之出其不意地来到中共驻国民党的正式代表董必武 和林伯渠的办事处。他说，共产党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他抨击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批评政府，赞扬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这是重要的）的支 持。
胡政之是重庆一家最开明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编。《大公报》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蒋介石政府对这家报纸进行了种种刁难，包括禁止它发行。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４日
在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中，麦克费希尔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的想法。这将作为总署的分支机构。总的看来，麦克费希尔倒不是那种热心人。
巴雷特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最初几个星期这位美国上校相当谨慎，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不许愿，不表示意见。后来，他突然改变了工作作风。现在他像 谢伟思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蒋介石政权，批评中央政府的无能，批评它不能控制局势，还批评国民党军队靠不住。这位上校居然表示，他极不赞成蒋介石反对共产 党，强调他对特区和中共政策的好感！
麦克费希尔则坚持要中共领导人允许他的部下来特区工作。盛传大批美国情报人员和心理战专家将来特区。据麦克费希尔说，这批人将从事瓦解敌人的战斗部队，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中共希望美国专家在延安设立总部。
周恩来是毛与盟国会谈时的主要助手，叶剑英与周紧密配合。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党务工作。
科利亚一有机会就要跟我谈到他的妻子丽达和他的小儿子谢尔盖。我理解他需要借此来宽心。但是，当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时我的心里便是一阵剧痛。玛丽亚和孩子们不知怎么样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
戴维·巴雷特发胖了。他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上下，北平话说得很地道。他很随便，并不盛气凌人。他军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点，领带随便塞在衬衫外面。他的军靴显得很旧了。虽然绷着脸，但还是和蔼可亲的。
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 外，他把对他本人有用以及对“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对生活舒适与否是不计较的，权力才是他惟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从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他对历史上所有伟人的业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过去的伟人所以强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
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直觉。他虽然感到在我们这一世纪的革命大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他并不怎么理解。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 惑人心的宣传作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
延安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相当离奇的社论。美国观察组事先与闻了文章的内容，但结尾部分仍使他们大吃一惊。
很清楚，走这步棋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按平等原则分配武器，即将来给中央政府和特区的武器数量要相等——根据美国武器的情况，这是一种苛求。
另一个目的是加紧进行会谈以便收到实效。
还有一个目的是削弱蒋介石，使美国人削减援蒋的数额。
社论详细叙述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提供了关于武器、弹药和食品的分配情况。
至于黄山会议，则成了最后决定向特区运送武器的一个借口。这次这个问题可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提出来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
巴雷特上校巡视了一个旅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未来的抗日联合作战得出了几点结论。
观察组组长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送给了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这份报告是美国人在特区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得到的第一个成果。
美国观察组组长把这份报告发往重庆美军总部。
有一个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报局局长能够很容易地把我干掉，因为我对他自己所干的勾当以及他的保护人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太多了。
耗尽体力的传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许多“事故”，能帮助他干掉我。
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走得这么远。莫斯科在他们的计划中占很大的分量。他们是想干掉我的，但现在他们还不能这么干。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２日
毛泽东同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现把他的话简述如下：
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是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
中国人考虑到苏联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目前军事人员的短缺，准备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共领导要挑选一万多名指挥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受训。这些指挥人员将担任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领导，这支军队能帮助在满洲和其他日占区的苏联军队。
苏联远东告急时，中共曾毫无怨言地派出过两个最精锐的团。将来还会这样做，不过规模要大得多。
他这一番话的用意很明确，无需置详。
晚上，巴雷特和朱德、叶剑英进行会谈。朱德和叶剑英对美国人说：
“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改组，而中共又不能得到美国人的武器、军火和其他援助，那么将来的反攻，特别是抗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长期的内战。
“美国对贸易、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感兴趣，但内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事先授意朱德和叶剑英这样说的。叶剑英亲口告诉了我。
万一他们的计划失败，中共领导人准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毛泽东打算把特区和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说中国将成立第二个政府。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想隐瞒这个计划，而且相反，把计划的详情热心地告诉了盟国。
美国人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建议这个政府不妨称为“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
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同意这个建议，因为这样的名称是吓不着他们的美国盟友的。
毛泽东正向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３日
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再次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要求把失败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
还有几篇文章将陆续发表，其中一篇尖锐地批评蒋介石体制，赞扬特区的经济制度。
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小会议。发言人猛烈攻击国民党和重庆政府：“打倒一党专政！”
原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总要同美国人商量，现在他们显示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样子来了。日本人对桂林的凌厉攻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
史迪威即将来访，这给延安平添了很大希望。这里早就在等他了。毛认为亲自同一个高级将军会晤能解决所有问题。再说，正是这位将军负责美国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工作，这一定会有助于避免中转过程中繁多的公事程序。
关于将军计划来访的消息还严格保密。
同时，观察组仍在试探进行可能的合作。美国人在协商成立一个针对日军的联合情报网。中共领导人虽然和美国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都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至今他还没有得到他如此急切盼望得到的武器和弹药。
随着武器、弹药和设备的运来，所有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中共领导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要美国人也了解这一点。
美国人希望由他们自己的专家来操纵计划在延安设立的情报网，还准备为它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资金。
但是，主要问题即武器交货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解决。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毛泽东没有错估外国记者来访（现在来了几批了）的重要性。与蒋介石军事上失利、国民党领导和政府的腐败及其官员的贪污情况相比，特区看来还颇有吸引力。
几年来，特区没有受到日军侵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中共领导把它弄得还算有秩序，与国统区那些经济混乱而又贫困的省份相比就显得很好了。中共领导在炫耀这一切，巧妙地大肆宣传这一切。
外国报纸对特区和毛泽东的领导有所赞扬。凡属这样的报导都被精心收集起来，其作者将来可望受到特殊的礼遇（已经有过这种先例）。
人们从观察组组员的简短的话语和评论中可以推断，他们对特区印象不错。
现在，特区总的形势改善了，并且还拥有军事实力，这使毛能够开始他的赌博。他安下了钓饵，现在只等美国人来上钩。如果他们上钩，毛就会得到武器，还可能得到华盛顿的政治保护。这种保护能使他解决国内的某些政治问题。
现在，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白宫是否与其重庆的被保护人脱离关系。谈判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消息讳莫如深。我所了解的全部事实表明，毛显然以美国人的伙伴自居。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６日
周恩来同美国人会谈时特别活跃。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他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就是想保住权力。此外，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仅如此，一旦形势需要，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改变原则。
周恩来的活动从不超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只有在他同党内的同事特别是同刘少奇竞争时才表现出一点儿独立性来。
周搞实际工作很有本事，比搞理论工作强。他乐观，自信，能说会道。
任弼时虽然担任过部队的政工人员，却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他是毛泽东的亲信一类人物，是毛的指示的驯服执行者。他的谨小慎微别具一格，执行起他主子的指示来真是不折不扣。
这伙人中只有朱德是个例外，他给人以愉快的感觉。经过所有这些冲突、争执与不和之后，他仍然保持那种乐观和与人为善的性格。
近来毛有点心事，态度简慢，老打官腔。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
对毛泽东来说，权的诱惑力要比党的任何利益都更为重要。他背着苏联在活动，企图按他的路子来解决远东问题。
中共中央主席估计到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急于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不过，美国人可能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不仅想更改党的名称，而且想出卖苏联的利益。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力量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中已消耗殆尽，因此不可能及早地、有效地在远东开战。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美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尽量争取跟他们合作。
毛确信，远东和中国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美国才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命运的主宰人！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
毛泽东想知道美国人对中共部队究竟有多大兴趣。我想，他开始估计到美国不大可能同蒋介石决裂而转亲延安。他认为，如果美国政策能这样改变，那就是目前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理想的结果，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盟国想控制中共军队而又不改变中国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蒋介石是他们的人，他们害怕的倒是可能成为盟友的共产党。
蒋介石是靠得住的，他是“经过考验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至于毛，作他后盾的是共产党。美国人无法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立场的可靠性。毛将来会怎 样行事？这是他们感到为难的一个问题，也是一切疑惧的主要根源。他们不能光相信他的话，他们不敢信任他，虽然很想这样做。因此，美国人正努力使国民党制度 起码在表面上民主化，使它看上去是进步的。
延安在纷纷议论重庆政府将来改组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绝不放过这次机会。当地报纸上掀起的新的反蒋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语气很激烈，但它显然考虑到形势可能会变化而留有余地。林伯渠最近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证明。林伯渠强烈要求改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林伯渠讲话的所有细节都与美国驻重庆的官员不谋而合。毛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是忠实于他们的，从而促使美国人与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可以想得到，蒋介石一定会气得发疯！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９日
依丘吉尔看，俄国对打败纳粹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俄国牵制和打击的敌军比在西方与盟国交战的多得多。多年来，俄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承担了陆上作战的重任。”
日军在中国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机场，给陈纳德的空军造成了困难。日本的十个师入侵印度失败，被打回缅甸了。
丘吉尔认为把希特勒比作拿破仑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屠夫而已。
中共中央主席因美国人对他的信任和过度的施舍而受宠若惊，他的政治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就连在这儿见到过很多事情的我看到他走得这么远，一味地允诺，保证，担保，甚至作出近乎公开背叛的声明，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被盟国的施舍软化了，毫不隐瞒他对莫斯科的真实感情。博古同志把毛泽东的这种卑鄙行径详细地告诉了我。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日
白宫宣布唐纳德·纳尔逊辞职。纳尔逊认为他作为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中国之行使他相信，美国对中国承担的义务已顺利完成。纳尔逊的辞职已被批准，他将在美国政府中任职。
法国的叛国分子亨利·贝当逃到德国去了。
延安的代表林祖涵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要求解除对特区的封锁，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要求把军队联合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
戴维·巴雷特非常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他在社会上交游很广。他甚至比他的上司德帕斯上校名气更大。他１９３７年以前就多次来过中国，１９３７年以来他一直在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处工作，经常到成都去。
他亲切、好客，讨人喜欢，是个有趣的交谈者。表面上对苏联忠实。可是，他虽然礼貌周到，却很谨慎，不说一句欠考虑的话。
咽喉炎可把我搞苦了，体温高达摄氏４０度。呼吸短促，声音嘶哑。对着镜子一照，脸色煞白，眼睛都凹进去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６日
美国又一批军事专家到达延安。
在昨天抵达这里的人中，已经通知中共领导的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莫里斯·德帕斯上校，美国情报机关的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名义上是个军医)，爱德华·麦克纳利上校和两个中士。这个组由威廉·伯金准将率领。
毛泽东赶紧去机场等待着满载客人的道格拉斯飞机的到来。他在那儿等了很久。毛是从来不等人的。
中共中央主席由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陪同。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美国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触。看来他想使他们改变主意，使他们相信美国与特区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觉得毛不愿意 向美国当局派来联系的小人物吐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他拼命争取要和美国政界的首脑人物直接会晤。我相信毛在会晤时是不会毫无保留的，因为他怕事情传出 去，在莫斯科面前丢丑。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感情。他需要会谈，但不是同上校或使馆秘书们去谈。
德帕斯是一位有经验的情报官，曾多次来过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下级随和，不爱交际，话不多。他五十来岁，长得很粗壮，秃头，有一个典型的英国人那种宽下巴。
周恩来往往不暴露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利用了周与康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宠这个，明天宠那个。
周是毛泽东处理党和军队的重大问题的主要助手。
周的身体非常好，他从没说过自己有什么病。他总是干很多工作，而且常常在夜里工作。他的妻子是邓颖超。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有个养女。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 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这批即将成为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学生的人启程之前曾在北平经过专门学 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的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政党、团体、组织和小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因此，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 年轻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消极作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显然也接受了欧洲形形色色的左翼党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用革命 的极端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令人十 分遗憾。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党派，左翼恐怖主义的组织等等，那时日趋活跃起来。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共产国际经过全面分析断然反对这种哲学。毛泽东却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观点。
中国党的大部分现领导人虽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仍没有克服西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从整风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等许多方 面的学习都是敷衍了事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被公开称为“教条主义”，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不适用的西方经典的革命哲学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语）。
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愤怒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关系。
罗迈（１９２７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李立三的挚友，同周恩来等组织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罗迈(真名李维汉)曾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一个时期。
李立三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从事中国的革命工作，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头上谴责李立三。这是同“莫斯科反对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倾错误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名誉扫地，那么用他的名字来搞垮自己的政敌是很方便的！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显然很愿意让记者照相。
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马海德翻译了这个讲话。
我想，《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会报道这个仪式的。他积极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８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Ｂ-２９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 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 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 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１９４２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 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 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 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路。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 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原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 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 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已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了。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１０月１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１０月３日占领了宝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现在在莫斯科。英国首相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是俄国军队首先瓦解了德军的士气，并摧毁了他们的军事机构。
某电台报道：“甘地想要统一印度的尝试遭到失败，只能同他的一帮追随者一起沉溺于祈祷之中。”这对一个献身于祖国解放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唐纳德·纳尔逊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来摸摸美国投资的前景如何。虽然日军还未战败，商人们却已经在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廉价原料了。
湘豫战争失败之前，林伯渠被派往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那时，特区的反国民党宣传再次造成国民党进犯的危险，大家都以为延安注定要失败了。
中央政府军在湖南和河南的出乎意料的失败，居然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从一个乞讨者的处境一变而为自信的、怒气冲冲的谴责者了！
多么惊人的变化！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 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 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及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０日
中央政府任命军阀阎锡山为早就在他的实际控制下的那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阎锡山部队倒向日军。他常常接见阎，并把阎召到他的司令部去。
阎锡山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他只同他们秘密地做生意，使自己不受重庆政府控制。
特区的军队利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打败了阎锡山，惟一的目的是扩大地盘。阎锡山对特区来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力量薄弱，而且已经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领导与观察组之间不断增进了解，重庆对此感到惊恐。
美国人认为，在中国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是遏制日军顺利推进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人深信，在一些沿海省份，中共部队准备（或正在）为盟国的登陆部队建立据点。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周恩来实际上在建立他自己的不隶属于情报局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有刘少文（化名张敏）和陈家康。它使周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秘密交往而不受康的限制，这对毛泽东特别有用。
毛常常跟周商量问题，周几乎对每个政治问题都有自己的情报，而且了解人们一般都不外传的那些事情。周非常关心他的工作人员，无疑是高级干部中的一个 例外。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其中都是他的人，而且都是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他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各种牢固联系特别重要。他对英国人 甚至更有好感。我曾在毛泽东的住处度过无数个夜晚，人们畅饮酣谈，笑语盈座。通过这些，我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在共产党党内和行政机构内有他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靠公务而且靠私人关系来联系。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马海德一直想成为给叶剑英看病的医生，因为叶剑英参谋长知道中共领导的一切计划。当叶剑英外出打猎时，马海德总是想方设法陪他一起去，而且往往达到目的。
晚上，马海德跟他的美国同事混在一起。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美国人报道，在菲律宾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群岛外海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丘吉尔昨天在下院发表讲话。他讲的是波兰问题。
四星将军被两星将军打败了。史迪威拥有美军最高的军衔，他是上将。美军现在只有六个上将。
四星上将结束了他的事务，回美国去了。干得好，赫尔利！你现在可以当掮客了！
毛利用美国对特区政治上的承认想使两个大国相争，他好从中渔利。这是他的明确的策略。
中共领导坚信，不解放华北就不能战胜日本。华北布满了中共的根据地，所以延安相信，美国同中共部队合作是势在必行。
在我同美国人的很少几次会晤中（我们避免谈政治），我听到了些有关威廉·布利特的事情（我忘不了他杀气腾腾的反苏讲话）。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罗斯福 新政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和巴黎大使。他是罗斯福的挚友，据说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界头目中竟还 有这种极端反苏的狂人！
我认为，布利特讲话的目的是要说服罗斯福去检查一下他对苏联的政策。
戴维·巴雷特是个镇静而谨慎的政治家，即使他谈得很多也不会漏出重要的东西来。他爱开玩笑，脾气好。从表面上看，他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交游越广越好。中国同志说巴雷特给他们讲了他的理想——在佛罗里达州弄所大房子，搞个像样的果园做水果生意。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目的显然是占领铁路，摧毁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阻止盟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参战，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
蒋介石任命美国少将艾伯特．Ｃ．魏德迈作他的参谋长。魏德迈少将原在缅甸指挥部队。
畑俊六将军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南京。
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莫斯科去，使团将由国家元首的儿子蒋经国率领。
蒋是个奸险的、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很清楚远东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依赖于重庆、延安和华盛顿三方，因而要走这步很合逻辑的棋。
选择年轻的蒋经国不仅仅是出于父子的感情。早在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的儿子曾赴苏留学。他在莫斯科念完了中学，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标志着国民党最终背离了孙中山的原则，并导致了国共之间的长期斗争。
同年，１９２７年，蒋经国谴责了他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并同他决裂了。
１９３７年，内战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结束（西安事变），蒋经国开始与他父亲通信。蒋介石在给他儿子的回信中说目前不值得去分析导致家庭纠纷的 那些事件，当前重要的事情是你决定回国，至于将来——我们也不必去作推测，我们会明白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年轻人有其特有的幼稚病，那就是幻想。
蒋介石说对了。他的儿子逐渐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了他父亲的忠实助手。
蒋介石决定派遣以年轻的蒋经国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主要是考虑到他儿子对苏联社会情况很熟悉。据推测，蒋经国会带去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现状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日
地里的庄稼——荞麦、高梁、小米——都收割完了，颗粒归仓。现在小小的农家场院上正在紧张地进行脱粒，风把谷草屑从场上刮走。一派丰收景象。
清晨，只见一片白霜覆盖在灌木、岩石和一些枯草上。不出三两个星期就要下头场雪了。
而在莫斯科，这时早已是白茫茫——片，暴风雪漫天席卷了。
想挡住日军进攻，但失败了。１０月３０日，日军占领了白杨（译音）镇，昨天他们又占领了桂县（译音）。
蒋介石的儿子率领特别使团出访的消息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他为此而几次找我谈。
我又一次看到这个人在需要你的时候会装得何等的热情。总之，他对我好像什么也不保密，好像我们志同道合，是老战友了，一切俗套早就丢掉了。江青也表现得随便而不拘束。毛经常当着我的面和别人商讨紧急事务，有时甚至还征询我的意见，我不止一次地成了他们友谊晚会的参加者。
可是我十分明白，自莫斯科干预王明事件及其他许多事情之后，毛即使不把我看成敌人，也会把我看成是个严重障碍。他的策略是要通过我把莫斯科引入歧途。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是适合他需要的人，甚至还很有用呢。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
在电报里中共中央主席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有显著提高，现在这些军队打仗节节胜利，值得赞扬，目前有一部分军队和党政军专家正调往湖南、浙江与河南。
中共中央主席报告说，在工业经济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在日本法西斯后方的主要供应线上，军事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民兵和自卫队将利用今冬积极进行作战训练。中共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加强根据地，打击日本人。
中共的实力和威信不可阻挡地稳步增长。党的政策始终不变。这一政策是巩固、加强和扩大党的力量。此外，还要继续同国民党进行政治合作。
在最近几个月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各根据地和敌后的全部兵力现约达５７万人（原为４７万），民兵２２０万人（原为２００万）。
然后，中共中央主席谈到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和不可救药，并说这绝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斗争时期将一直保持不变。
毛泽东抱怨说，想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一再遭到惨败，它不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将军赞同中 共的政策，支持中共的全部建议。国外报刊也持同样的观点，它们的代表大都访问过延安，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特区的形势作了极好的评论。蒋经国特别使团的目的是 试探苏联对特区的态度。蒋介石派他在苏联学习过的儿子出访，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我对电报加了评论：
首先，电文中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力量要小得多。虚报军队和民兵的人数，这在目前对中共的领导是有利的。
其次，毛泽东害怕别人揭穿他没有诚意。蒋介石对中共领导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态度掌握了真凭实据。
第三，蒋经国的使命大概是要揭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丑恶方面。毛泽东想抢先为自己辩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４日
日军沿西江的桂林一柳州方向胜利进攻，估计兵力为３５万人。
今年６、７月间，叶剑英给一批中外记者作了报告。１０月份，作为这个报告的补充报道出版了《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概览》一书（延安解放社１９４４年版）。
我即将译完这本书。
下面是中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一览表：
一、陕甘宁特区。
二、华北：
１．晋察冀边区。
２．冀热辽边区。
３．山东根据地。
４．晋冀鲁豫边区。
５．豫西。
６．晋豫。
７．晋绥根据地。
三、华中：
１．苏北。
２．苏中。
３．苏南。
４．鄂豫皖边区。
５．淮北(安徽省的淮河北部)。
６．皖赣边区。
７．浙东。
８．江浙边区。
四、华南：
１．浙赣边区。
２．湘鄂边区。
３．海南岛。
４．东江地区（广州附近的东江盆地）。
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空运线交通运输颇为繁忙，延安为了接待来访者一直是够忙的。天天都有“道格拉斯”飞机出现在山谷中的机场上空。这次来访的是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还有一个叫怀特的人。
毛想使我相信，同美国人会谈，即便不能叫美国人上当的话，无论如何也可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按这个调子对我已经知道的中共和美国人的一切建议加以解释。
约翰·戴维斯充分利用时间。他已会见了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朱德等中国负责伺志。巴雷特也很活跃，他到处都受到欢迎，并被待若上宾。
中共领导人把美国观察组这次新的活动高潮和中共与重庆关系的发展连在一起了。蒋介石再也不愿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了，他对延安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美国在中国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巴雷特一直很想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对中共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从同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的谈话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事实：
美国担心特区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发展，特别担心这种关系发展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联盟。
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把自己的统治限制在太平洋北端”（戴维斯这么说着，而中国同志则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么对美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可 怕的了。麻烦的是苏联可能要突破这个范围，而且恰恰要通过特区来这么干。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影响扩及整个亚洲大陆的这种前景（据我了解，中国同志谁也没 有去反驳戴维斯这番话）。
美国准备同特区进行合作，但又怕美国加强中共的经济和军力的政策，会使苏联坐收其利。
戴维斯想方设法地要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限制美国同特区结盟，即使有，也是无关紧要的。
戴维斯解释说，美国人的目的始终不变，就是要做生意。至于战后要跟谁做生意，那他们是全不在乎的。也许只与特区进行，也可能与特区和国民党都做生 意。在这种形势下，要紧的是特区必须是一个不受苏联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只有特区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美国才能与中共搭档，这种友好关系才不致带来不良 后果。
戴维斯说得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领导人的非常肯定的意见，虽然没有提供文字的东西，但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谈话过程中暴露出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美国人相信同毛泽东结成巩固的联盟是可取的，他们甚至对共产党成为特区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可能成为中国未来 的领导力量都感到无所谓了。对他们说来，中共必须“独立自主，不受莫斯科支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已经预料到中共的政策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了。 一句话，特区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合华盛顿的口味。这就等于公开承认中共领导的政策的民族主义倾向。
但是，情况比戴维斯和毛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毛可以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客观历史因素的力量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美国人的活动，是希望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在苏联和特区之间打进个楔子。这样的愿望在这儿没有遭到断然拒绝，这倒是怪事。一场讨价还价正在进行，最大的争论之点是价钱。
巴雷特上校和戴维斯顾问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次作战计划在连云港地区进行。
这个草案啰啰嗦嗦，也没个条理，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作战期间，美国人将供给中共军队五万人的弹药和武器。有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将进行空投，其余部分则须由中共部队到美国军队的登陆地区去领取。
巴雷特和戴维斯催促中国同志作出答复。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中共军队参与这一作战行动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美中双方的代表正在极为秘密的气氛中联合举行会议，为这个计划草案最后定稿。
在这种情况下，毛清楚地看到奋力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来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民族的热情、美国的关心以及蒋介石的屡遭挫折——这样的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得意洋洋。
要是人民的苦难对他的个人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么，他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应该承认，美国人在毛的晚宴上喝得相当凶。不是每一个酒鬼都能喝这么多的。
约翰·戴维斯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秘。在我的印象中，他比谢伟思更富有经验，看问题更深刻。
他精力充沛，中文很好。
他是个瘦个子，长一头棕色头发，长脸，嘴略嫌大了一些。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５日
唐纳德·纳尔逊将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分再次访问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们将随同来访。
怀特与戴维斯同机抵达延安。也许他就是美国各主要杂志的远东评论家西奥多·怀特吧。
西奥多·怀特写的评论一向以熟谙重庆政治内幕而著称。如果他就是这个怀特，那么我现在翻译的就是他的一篇评论。
怀特写的是欧美编造的对中国看法的种种神话：
神话之一是由只到过香港或广州等地的海员和旅游者所编造的。这些人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认为“应该始终让他们处于炮舰射程之内”。这类“中国通”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感谢上帝的安排。”
另一个神话是蒋介石夫人提供的。她想让我们相信，中国人有礼貌，聪明等等。中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分裂，没有腐化，没有饥荒，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
最后是特区的观点。按照这种看法，重庆政府是一伙法西斯式的匪帮，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民主，民主纯属虚构。重庆腐败透顶，军队不想抗日。
但这种观点不完全是事实。
怀特接着写到中国有三种主要力量：
１．蒋介石和国民党。蒋介石尽力要使民族传统与西方协调，统一中国。
２．封建军阀。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被压迫和无权的农民的基础上的。
３．共产党人。他们到目前为止不如国民党影响大。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落后，有必要重建，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纲领和国民党的纲领一致。但是，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来做这番提高中国地位的伟大事业呢？”回答是：“农民和工人阶级！”
共产党人不排除在联合政府的结构内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写新闻通讯时很重要的是要尽力抓住事情的实质，记下来，然后迅速加以编写，拍发莫斯科！
在我写的那许多通讯报导中塞满了大量粗糙而未经加工的词句。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
赫尔利本人来了！他没让人知道，突然就来到了。
中共中央主席匆忙地坐着他那老式救护车到机场去。赫尔利就在飞机附近等他。
他们一同坐车回来。汽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得格格作响，一路扬起飞尘，从我身旁驶过。
赫尔利毫不耽搁，立即开始会谈。傍晚，他就会见了擅长同美国人谈判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译员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
赫尔利交给毛泽东一份要讨论的问题的提纲（以及他自己对解决每个问题的建议）。共产党的领导要研究这个草案，明天表态。
赫尔利将军对与会者说，他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中央政府首脑同意，前来中国执行使命的。“我的目的”，这位白宫使者说，“跟美国和中共之间建立关 系无关。我们在会谈中不讨论这个问题。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最关重要的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因而得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执。”
将近午夜时刻，中共领导人举行了盛大宴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赫尔利是主宾。实际上，招待会就是为他举行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８日
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会谈。
陆军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曾任陆军部长，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律师。
在昨天的宴会上，他显然为了炫耀自己，漫不经心地说不久以前他曾被提名去当驻俄大使。赫尔利参加了德黑兰会议，他是罗斯福的心腹之一。
从外表看，赫尔利性情开朗，急躁，不耐烦。他身高快到一米八了，瘦长条，一头稠密的花白头发。他衣冠楚楚，自信而略带偏执。
我看，为毛泽东开老式汽车的司机是延安最倒霉的人。中共中央主席很重视坐着汽车去迎接宾客。天晓得这个司机为了这辆车要耗费多少精力，而毛为了自己的声望非常需要这辆车。说真的，人们怎么可以想像让他骑着马去颠簸呢？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得２４００多万选票，而亲法西斯的反苏的杜威得２１００多万选票！
电台用世界各种语言广播了法西斯分子秘密取道中立国逃出德国的消息。
毛泽东送了我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把书给我的时候骂了作者一句不宜在此译出的下流话。
毛泽东愤怒地对我说，中国过去的历史不容蒋介石歪曲。“这个老混蛋！”毛泽东这么说蒋介石，而且愤怒地指出：“只有王明才宣扬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
对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年的整风和党内斗争（“莫斯科派”、“教条主义者”、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共中央主席现在的解释是很奇怪的：“王明是 个叛徒，是个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我们通过批判和揭露，掀起了一场积极的斗争，使党不受野心家、异己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渣滓之害，并防止人 们背离党的路线。我们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挑衅的斗争重新组织了队伍。我们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的投降主义思想。那些人（国际主义 者、‘教条主义者’）相信国民党（只字不提抗日统一战线，只字不提急需共同挫败侵略者！）。我们使他们就范了！我们向全党坦率地说明，应该不怕去占领日本 人所控制的地区，来扩大解放区（一切都被歪曲，被篡改，被装扮成‘理论’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独霸抗战的领导权。”
显然，由于要准备下一次代表大会才产生了所有这些问题。
昨天，美国和中共考虑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草案。在赫尔利将军的坚持下，这个协议将具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协定的性质。帕特里克·赫尔利担任调停工作。
据推测，这个协定将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签署。
协定规定，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包括非党的组织在内——要联合起来。政府必须保证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一切抗日爱国力量能自由而公开地存在。
协定规定，军事委员会将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驻有代表。委员会必须严格遵守把盟国供给的武器弹药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
主要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中国的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将是团结全国的爱国力量（首先是武装力量）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之后，这个政府将开始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建设国家。
一切抗日爱国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全国联合政府的法令。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执行机关，委员会的命令对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具有约束力。
据推测，协定的第三个签署人将是作为美国总统代表的赫尔利将军。
１１月９日晚上在延安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这——文件已由赫尔利将军和中共中央主席签字盖章。
１１月１０日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启程前往重庆。巴雷特上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与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特使同机飞渝。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主席对同赫尔利将军的会谈十分满意。毛泽东邀请我去，把会谈结果对我作简要介绍。他有说有笑，心情舒畅。
毛泽东要我拍发几个电报给莫斯科。他当然知道我对中共领导和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的会谈情况了解得是够多的。他要赶在我的前头向莫斯科作报告。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观察组除了在特区搞情报工作之外，还采取步骤来削弱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看来，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抱幻想——他们对给共产党提供武器一事很慎重。他 们对蒋介石一直都是中意的，而且以后还会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人彻底出卖了自己，他们那么急于想得到军事装备，急得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去掩盖自己的卑劣 行径了。
赫尔利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促使特区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还在于要在中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可是，中共领导人设法说服了总统的私人代表，在协定草案中塞进了他们自己的条款，而这些条款蒋介石肯定是拒不接受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过分自信，他不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仗着自己大权在握，在四份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协定草案一份留在延安，两份分送给蒋介石和罗斯福，至于第四份，我相信赫尔利会自己留下作纪念。这是留给他和美国外交的一件可怜的纪念品。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共产党对中国解放区的农民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靠地租为生）。
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党在农村推行了过左的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毛泽东说，目前党还不能进行全面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但是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赫尔利将军给中共中央主席一封私人信，信中说他对会谈结果深为满意。
赫尔利希望会谈表现出来的良好的合作精神在战胜日本之后还会保持下去，这有助于促进和平，有助于中国争取一个民主的将来。美国总统的使者认为，这就是他此行的崇高目标。
他感谢毛泽东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共中央主席的值得钦佩的领导导致了国共两党协定草案的产生。这个草案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参加的成果，而且已由共产党通过一项具体决议加以批准。
总统的使者感谢毛泽东所表现的信赖。这一点大大感动了将军，他要求毛泽东相信，毛表现了多么真挚的感情，又多么能体谅别人，他是完全明白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国共协定草案将毫不耽搁地转给蒋介石。
对于中共中央主席写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请他（赫尔利）亲自转交的那封明智的信件，总统的使者表示感谢。
将军写道，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对争取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和胜利结束战争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讲到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中共中央主席祝愿总统身体健康，并表示他最深切的希望，希望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将为建立世界和平的事业并肩前进。只要美国总统愿意，两国是能够走上共同建设新世界的道路的。
中共中央主席告诉总统，他对总统的使者以礼相待。三天来，他和赫尔利将军商讨了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问题，各抗日力量组织国民政府以求得政治统一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中央委员会主席写道，共产党一直力争同蒋介石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会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幸福和切身利益。
赫尔利将军此行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出乎意外地获得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机会。三天会谈的结果达成了一项协定草案。这项草案体现了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各项目标。斗争已进行八年之久。斗争的基础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协定。
毛泽东接着写道，他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华民族所表示的同情，总之，见到赫尔利将军极为高兴，对他的杰出才干深为赏识。
共产党将尽力之所及实现协定的原则。党中央授权我（毛泽东）签署国共两党的这一协定。协定是在有你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署的。
毛泽东报告说，在他的要求下赫尔利将军答应把协定的一份副本转交美国总统。
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在抗日斗争中提供援助、对他为统一中国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民主的真诚关怀表示感谢。他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及其军队致谢意。
这封信是按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写的，赫尔利向中共中央主席保证，他将亲自把信交给罗斯福总统。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宣布召回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但是总统尚未任命新大使，高斯迄今仍在重庆。
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去世了。他死得其时，不然他逃脱不了中国人民的审判。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６１岁，是个职业律师，得过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战争结束时他升到上校军阶。他在马恩战役中受重伤。１９４３年他成了罗斯福总统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私人代表，现在他以陆军少将军衔作为总统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毛懒得很。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大概是他闲暇时候的全部所需了。他贪吃佳肴美味，又吃得多。他还能吃到特殊供应的上等水果和干果。
可是，近来毛不参加午夜的宴会了。他缩小了客人的圈子。现在，在他饭桌上只能见到很少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和他一起进餐。
江青显出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她好查根究底，有野心，但能深藏不露。她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江青机灵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远非家务事。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主席假如要干什么坏事，他就拿我来打掩护。我得给他向莫斯科发电报。
毛泽东十分明白，特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没有独立到可以不要苏联支持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只要有事毛泽东就总是急忙“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这种行事方式还另有目的：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发出以后，我要提出不同意见就难办了。
除了发去电报之外，中共中央主席还要我把赫尔利将军的感谢信发给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干预之后，毛泽东一直提防着我，尽管他小心地加以掩饰。我是个见证人，实际上是唯一不受他意志和权力所控制的见证人。毛用他那假装对我的信赖和邀我晚上到他家促膝谈心（毛、他的妻子和我，经常没有别人在场）来使我“软化”。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日军在桂林以西沿铁路一带迅速向贵州进军，他们已逼近潞城和忻城。中国军方已撤离(广西省)柳州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美国人动用了所有的运输工具来抢救贵重设备。
唐纳德·纳尔逊到达重庆。
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了白宫。
罗斯福宣布他已物色好一位美国驻华大使，但暂不宣布他的名字。
美国动用了政治、外交和军用的全部力量，试图按照它自己的利益从速解决远东问题。
当“生命线”（或“史迪威公路”）启用时，美国人答应根据租借法案大量增加卡车、大炮、弹药以及其他武器和军火的供应。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中国竟然还缺乏最简单的武器。
在一个人口超过五亿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还远非是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并不等于是共产党的实力，而只是一个有利因素，它必须广泛地加以利用，以达到创建和巩固新的党组织的目的。这个因素，极其有利于中共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自己。
中共领导目前的政策存心不顾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它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样的政策阻碍了共产党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却增强了占领者和汉奸的地位，加深了国家的经济困难。这个政策主要又是以苏联的支持作为先决条件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除了其领导坚持力图夺取国家政权之外，没有明确一致的行动纲领。形势首先要求一丝不苟地、不辞劳苦地工作，以赢得工人阶级大多 数，实际上是赢得全体中国人民，同时还要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以及影响方面显然不如国民党，它是个有着明显不成熟的盲动主 义纲领的党。
中共领导人一直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不顾客观因素而进行内战的冒险主义的愿望。他们不作革命工作，不要行动纲领，而是把革命命运当作儿戏，进行冒险的赌博。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员的生命已经成了这场赌博中的牺牲品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对必须同莫斯科保持关系无疑感到恼火。他准备和我们断绝一切关系，假如……。
就是这些“假如”使他没有这样干，使他把这种想法掩盖起来，暗中耍手腕。凡属与共产国际有关的事务，由共产国际所体现的、帮助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务，在毛看来都只是枷锁与策略陈规。现在，莫斯科已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这些该死的“假如”哇！假如国民党对共产党挑起武装冲突，那该怎么办呢？假如内战爆发，而共产党对此毫无准备，没有武器，又怎么办呢？
有多少个这样的“假如”哇！大部分“假如”的解决实际上要看苏联的态度。这一点毛泽东是懂得的，因而他一面依赖莫斯科的支持，一面又一直在暗中诋毁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他怕那种被迫（他这么认为）与苏联进行的接触会逐渐使党和人民赞同苏联。
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也明显影响毛泽东的行动。共产党人完全相信把祖国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事业，他们相信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一般地 也都知道是苏联的政策约束着蒋介石的阶级挑衅。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主席也得加以考虑。在许多情况下他无力改变事态发展的性质。但是他自己适应潮流适应得多 么好哇！
在美国人举行的晚会上，有威士忌、白兰地、甜酒、杜松子酒……，当然，还有跳舞大受欢迎。
我一想起延安来就一定会想到那架留声机！还有咔嚓咔嚓地转着的破旧唱片，以及挤来挤去的人群，他们那嘶哑的喉音，拖着走的舞步，冒着热汗的面孔……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
共产党有一支相当大的军队，还有民兵。就在最近，民兵的实力估计为２００万人，现在，在文件中却被任意增加了２０万人，２２０万的新数字已经报告给 莫斯科和美国人了（毛对我们也不顾忌了）。他把这个谎言传出去心里头有个明确的目标——使莫斯科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共的兵力实际上和国民党的兵力不相上下。 这种数字对比并不反映真实的政治形势，它导致对力量对比作出不正确的估价。
我知道得很清楚，２００万这个数字也是假的。最近就散布过一个小得多的数字！即使按叶剑英提供的可以相信的数字也绝不可能超过１００万人。但是，就 连这个八路军的参谋长也有意虚报。附带说一句，虚报是军队和党的所有负责人的一贯手法，人人概莫能外。人们别想在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撒谎已 成为一种策略。
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两栖部队的使用占重要地位。中共领导也相应改变了它的计划。现在中共的计划以美国的密切配合作战为基础，并把海岸设想为战区。
毛泽东按他捏造数字的策略正式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正规军兵力的新数字为５５８７４７人。但是这个数字也包括了大量游击队的兵力，因而正规部队实际上少得多，至多也只有总数的一半。
据我看来，连领导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们军队的确切数字。在这件具体事情上，中共领导对盟国和对我们报告的数字不一样。向美国人报告的数字是６３万人。
据毛泽东设想，美国人可能在明年春季与中共军队协同作战。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毛只是简要地和我谈了谈。他站在桌子边迅速地草草地写下几行字，嘴里的烟卷在冒烟。他平静而又有点无精打采地向我说了要发往莫斯科去的电报内容。对他说来，重要的是我们之间不要有不同的意见。他谨慎地力图以人民情绪高涨的说法来支持这些谎言。
毛脸色苍白，心不在焉，吁吁地吸着粗气。后来，他送我走到门口，凝视着布满繁星的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他喜欢清澈而有霜冻的夜晚。他听到有人高声说话而退缩了一下，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在这里待了将近十年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他们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最近中共中央主席对师长们所发出的命令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毛泽东宣称，首要的任务是要使蒋介石军队无法向沿海进军，“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国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解放领土。”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命令，决不许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仍必须限于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所发的命令是朱德告诉我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日本人的进攻对中国来说真是一场军事大灾难。桂林失守了。在柳州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在华南的最大基地——炸毁了。成亿美元的贵重装备被破坏了。 随着桂林、柳州两处空军基地的陷落，通向盟国在成都、重庆、贵阳所设的最后几个空军基地的道路就打通了。陈纳德的航空队拼命打击日本的突击队。
中共领导之所以要缔结条约是为了进行欺骗，因而对履行条约甚至连样子都不装一装。
毛泽东在竭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向西挺进，以便在协助美军登陆作战的幌子下自己可以捞到武器和弹药。
中共军队用这些物资装备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按他们自己的计划行动，夺取大城市和战略中心，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抵抗。这样，毛泽东把赶走侵略者的“麻烦”宽宏大量地让给盟国，将来也许还要让给苏联。为了争取统治这个国家，他宁可去同蒋介石打仗。
如果美军登陆作战的这个方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实现，那么中共领导人也会凭他们自己的人力物力以及他们从未完全排除过的苏联的援助坚持贯彻他们的计划的。
对毛泽东的人来说，华北那就不用提了，这是中共的堡垒，他们都把它看作是他们的私产。万一攫取全国的计划失败，毛泽东就打算在华北建立起他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为此，毛泽东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如果“美国的”和其他的方案都实现不了，中共领导的旁边还搁着苏联备用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兄弟的共产党”的支持上。毛泽东曾明显地暗示说，这种支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不会对这一地区的局势漠不关心的。
我的工作日排得满满的，看来已经达到饱和点了。但是，我还得把更多的工作塞进工作日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时间睡觉了。
我对着镜子照照——两眼通红，满脸皱纹，鬓角斑白，我这个刚刚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足有五十岁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 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卢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 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 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１９０１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１９１９年去法国。１９２３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 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１９４１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１９４４年９月４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 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 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 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 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侮唇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 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 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 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 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
大批日军正向贵阳推进。康生说这不过是几个师、几个独立团和独立旅。
中共中央主席对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态度，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虽然他说过一些话，但那都同加强抗 日统一战线无关。他采取了几种不同的方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拒绝谈判，借口防止分裂，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这一政策为日本人打胜仗 开了方便之门，但毛泽东并不放弃这一政策，他把国民党的失败看作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分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
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同时，他正设法用“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使他的战术神圣化，其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民族阵线的宿敌在理论上的投机，是对蒋介石和联合抗日行动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产物，这种敌意早 在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毛同王明的冲突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但是，他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事实上，他违抗共产国际 的策略，密谋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全国抗日力量的分裂应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国民党右派的最反动的分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策使日军更易选择其进攻方向。日军一直不断地采取攻势，而同时，他们从中共军队的消极战术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中央政府军事当局在黄山（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召开会议。中国的盟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领导人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朱德和周恩来立即要巴雷特上校作出解释。
军事观察组的头头没有否认来自黄山的新闻报导。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１９４１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１９４０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 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中央政府军同第四军的冲突大伤了第四军的元气，因而抗日活动大大减弱了。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观点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而且他在《新民主 主义论》一文中已对其中一些观点作过阐述。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０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 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 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 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 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谢伟思是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进行会谈的：他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最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 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很 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总 的说来，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四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过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我得到的情报不仅很少，而且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博古帮助我了解真相。
卢登不怎么健谈，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谢伟思的助手。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１日
谢伟思、卢登和巴雷特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详细地谈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黄山会议上将军们起草了一个对日作战计划（反攻计划），但是美国代表向蒋 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问题是国民党的许多师已经大大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需要由美国教官在特种训练中心训练一些新的满员师（现在正由阿伯特．Ｃ．魏德迈少 将组织这些师）来加以补充。约五万名美国军官要来中国作教官和顾问，但是，美国当然绝不允许用这批新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打内战）。
在黄山，美国人还告诫中国将军们说，不要根据Ｃ．Ｌ．陈纳德将军的空军打击力量（驻在印度，仅用于配合作战）或者美国登陆部队来制定反攻计划。美国不可能派大批陆军到中国来。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２日
中共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相应地作出了适当的决定。
对决定的实质，可以从朱德和叶剑英向观察组提出的要求中略见一斑。中共领导人要求，将来分配美国武器要进行监督，因为蒋介石可能擅自占有最好的和绝大部分的武器（无疑美国人也将供给特区武器）。至于武器的数量，共产党要求得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最少也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
美国人已告诉中国同志，唐纳德·纳尔逊和帕特里克·赫尔利知道了反攻部署，并在为此同蒋介石与何应钦商谈。巴雷特说，赫尔利和纳尔逊对特区极感兴趣，因为特区在美国政策中占很大分量。这就是纳尔逊和赫尔利将尽快来特区并会见毛泽东的原因。谢伟思也是这个调子。
延安遵照中共中央主席的急令写了一封邀请信寄往重庆。
纳尔逊和赫尔利都是美国政界人物，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美国观察组组长答复叶剑英和朱德的要求说，他理解中共领导人的担心，但是，需要有一个表述中共观点的正式文件，“然后，我好把文件送给我军总部。”巴雷特这样说。
如果中共的这个请求（关于要求美国送来的武器数量）得到批准，美国顾问和各种专家就会在特区满天飞了。万一这一请求被拒绝，美国人仍会想方设法派人到特区来。观察组的人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巴雷特的要求后命令立即起草有关文件。文件现已签署，交给了美国观察组组长。
不管美国观察员怎么说，华盛顿不会把供应武器问题与中国的政治前途分开来看。毛泽东得到武器之后是否仍会听从摆布，美国政府并不那么有把握。美国观察组就是为了要研究与供应八路军和新四军武器有关的情况才到特区来的。
美国国内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哪种意见也还没有占上风。保守一些的美国政客害怕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结盟，力主更进 一步加强蒋介石政权。美国持另一种政见的那批人（谢伟思无疑是他们的代言人）认识到，全中国正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帮助蒋介石太冒险了。必须作出合适的政 治决策，找这支“民族（！）力量”做新盟友。按照他们的意见（谢伟思显然持这种观点），共产党领导会是一个合适的、容易打交道的伙伴。毛泽东领导集团对苏 联和联共（布）的态度是作出这种合适的政治决策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谢伟思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设法使他的同僚相信，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词藻”，也不 必害怕无论如何无法避免的事件（群众的革命热情）。
这些是我从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我仍然不知道美国这两种政治见解哪种会占上风！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３日
又一个美国人来到延安，他就是美国驻华战时新闻处负责人麦克费希尔先生。
根据在延安的美国人普遍流露的情绪来看，美国不打算让它的外交官常驻延安，免得蒋介石不高兴。谢伟思和卢登毕竟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在延安的逗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实上承认延安，而这是盟国的主要被保护人蒋介石所不允许的。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谢伟思对中国同志屡次提出的由美国在延安设一常驻机构的建议噤若寒蝉。在这个问题上他好像奉有严格命令，尽管他似乎不同意这个命令。
谢伟思先生最近宣布，华盛顿有个新建议，要求蒋介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这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主席命令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加紧反对国民党政府。
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是董必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林伯渠。中共中央主席两次给他们发电，要他们着手把反对政府的人都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这个有组织的活动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在本届国民参政会上采取阻挠战术来进行。毛要求社会各界对政府进行全面抨击。
军事失利和经济危机激起了中国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情绪。毛怂恿他的人竭尽全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事实表明，共产党的代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发动了猛烈进攻。事实之一，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胡政之出其不意地来到中共驻国民党的正式代表董必武 和林伯渠的办事处。他说，共产党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他抨击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批评政府，赞扬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这是重要的）的支 持。
胡政之是重庆一家最开明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编。《大公报》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蒋介石政府对这家报纸进行了种种刁难，包括禁止它发行。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４日
在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中，麦克费希尔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的想法。这将作为总署的分支机构。总的看来，麦克费希尔倒不是那种热心人。
巴雷特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最初几个星期这位美国上校相当谨慎，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不许愿，不表示意见。后来，他突然改变了工作作风。现在他像 谢伟思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蒋介石政权，批评中央政府的无能，批评它不能控制局势，还批评国民党军队靠不住。这位上校居然表示，他极不赞成蒋介石反对共产 党，强调他对特区和中共政策的好感！
麦克费希尔则坚持要中共领导人允许他的部下来特区工作。盛传大批美国情报人员和心理战专家将来特区。据麦克费希尔说，这批人将从事瓦解敌人的战斗部队，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中共希望美国专家在延安设立总部。
周恩来是毛与盟国会谈时的主要助手，叶剑英与周紧密配合。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党务工作。
科利亚一有机会就要跟我谈到他的妻子丽达和他的小儿子谢尔盖。我理解他需要借此来宽心。但是，当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时我的心里便是一阵剧痛。玛丽亚和孩子们不知怎么样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
戴维·巴雷特发胖了。他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上下，北平话说得很地道。他很随便，并不盛气凌人。他军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点，领带随便塞在衬衫外面。他的军靴显得很旧了。虽然绷着脸，但还是和蔼可亲的。
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 外，他把对他本人有用以及对“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对生活舒适与否是不计较的，权力才是他惟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从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他对历史上所有伟人的业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过去的伟人所以强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
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直觉。他虽然感到在我们这一世纪的革命大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他并不怎么理解。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 惑人心的宣传作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
延安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相当离奇的社论。美国观察组事先与闻了文章的内容，但结尾部分仍使他们大吃一惊。
很清楚，走这步棋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按平等原则分配武器，即将来给中央政府和特区的武器数量要相等——根据美国武器的情况，这是一种苛求。
另一个目的是加紧进行会谈以便收到实效。
还有一个目的是削弱蒋介石，使美国人削减援蒋的数额。
社论详细叙述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提供了关于武器、弹药和食品的分配情况。
至于黄山会议，则成了最后决定向特区运送武器的一个借口。这次这个问题可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提出来了。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日
巴雷特上校巡视了一个旅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未来的抗日联合作战得出了几点结论。
观察组组长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送给了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这份报告是美国人在特区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得到的第一个成果。
美国观察组组长把这份报告发往重庆美军总部。
有一个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报局局长能够很容易地把我干掉，因为我对他自己所干的勾当以及他的保护人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太多了。
耗尽体力的传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许多“事故”，能帮助他干掉我。
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走得这么远。莫斯科在他们的计划中占很大的分量。他们是想干掉我的，但现在他们还不能这么干。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２日
毛泽东同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现把他的话简述如下：
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是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
中国人考虑到苏联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目前军事人员的短缺，准备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共领导要挑选一万多名指挥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受训。这些指挥人员将担任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领导，这支军队能帮助在满洲和其他日占区的苏联军队。
苏联远东告急时，中共曾毫无怨言地派出过两个最精锐的团。将来还会这样做，不过规模要大得多。
他这一番话的用意很明确，无需置详。
晚上，巴雷特和朱德、叶剑英进行会谈。朱德和叶剑英对美国人说：
“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改组，而中共又不能得到美国人的武器、军火和其他援助，那么将来的反攻，特别是抗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长期的内战。
“美国对贸易、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感兴趣，但内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事先授意朱德和叶剑英这样说的。叶剑英亲口告诉了我。
万一他们的计划失败，中共领导人准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毛泽东打算把特区和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说中国将成立第二个政府。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想隐瞒这个计划，而且相反，把计划的详情热心地告诉了盟国。
美国人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建议这个政府不妨称为“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
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同意这个建议，因为这样的名称是吓不着他们的美国盟友的。
毛泽东正向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３日
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再次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要求把失败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
还有几篇文章将陆续发表，其中一篇尖锐地批评蒋介石体制，赞扬特区的经济制度。
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小会议。发言人猛烈攻击国民党和重庆政府：“打倒一党专政！”
原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总要同美国人商量，现在他们显示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样子来了。日本人对桂林的凌厉攻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
史迪威即将来访，这给延安平添了很大希望。这里早就在等他了。毛认为亲自同一个高级将军会晤能解决所有问题。再说，正是这位将军负责美国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工作，这一定会有助于避免中转过程中繁多的公事程序。
关于将军计划来访的消息还严格保密。
同时，观察组仍在试探进行可能的合作。美国人在协商成立一个针对日军的联合情报网。中共领导人虽然和美国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都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至今他还没有得到他如此急切盼望得到的武器和弹药。
随着武器、弹药和设备的运来，所有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中共领导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要美国人也了解这一点。
美国人希望由他们自己的专家来操纵计划在延安设立的情报网，还准备为它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资金。
但是，主要问题即武器交货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解决。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毛泽东没有错估外国记者来访（现在来了几批了）的重要性。与蒋介石军事上失利、国民党领导和政府的腐败及其官员的贪污情况相比，特区看来还颇有吸引力。
几年来，特区没有受到日军侵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中共领导把它弄得还算有秩序，与国统区那些经济混乱而又贫困的省份相比就显得很好了。中共领导在炫耀这一切，巧妙地大肆宣传这一切。
外国报纸对特区和毛泽东的领导有所赞扬。凡属这样的报导都被精心收集起来，其作者将来可望受到特殊的礼遇（已经有过这种先例）。
人们从观察组组员的简短的话语和评论中可以推断，他们对特区印象不错。
现在，特区总的形势改善了，并且还拥有军事实力，这使毛能够开始他的赌博。他安下了钓饵，现在只等美国人来上钩。如果他们上钩，毛就会得到武器，还可能得到华盛顿的政治保护。这种保护能使他解决国内的某些政治问题。
现在，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白宫是否与其重庆的被保护人脱离关系。谈判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消息讳莫如深。我所了解的全部事实表明，毛显然以美国人的伙伴自居。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６日
周恩来同美国人会谈时特别活跃。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他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就是想保住权力。此外，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仅如此，一旦形势需要，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改变原则。
周恩来的活动从不超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只有在他同党内的同事特别是同刘少奇竞争时才表现出一点儿独立性来。
周搞实际工作很有本事，比搞理论工作强。他乐观，自信，能说会道。
任弼时虽然担任过部队的政工人员，却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他是毛泽东的亲信一类人物，是毛的指示的驯服执行者。他的谨小慎微别具一格，执行起他主子的指示来真是不折不扣。
这伙人中只有朱德是个例外，他给人以愉快的感觉。经过所有这些冲突、争执与不和之后，他仍然保持那种乐观和与人为善的性格。
近来毛有点心事，态度简慢，老打官腔。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７日
对毛泽东来说，权的诱惑力要比党的任何利益都更为重要。他背着苏联在活动，企图按他的路子来解决远东问题。
中共中央主席估计到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急于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不过，美国人可能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不仅想更改党的名称，而且想出卖苏联的利益。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力量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中已消耗殆尽，因此不可能及早地、有效地在远东开战。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美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尽量争取跟他们合作。
毛确信，远东和中国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美国才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命运的主宰人！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８日
毛泽东想知道美国人对中共部队究竟有多大兴趣。我想，他开始估计到美国不大可能同蒋介石决裂而转亲延安。他认为，如果美国政策能这样改变，那就是目前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理想的结果，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盟国想控制中共军队而又不改变中国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蒋介石是他们的人，他们害怕的倒是可能成为盟友的共产党。
蒋介石是靠得住的，他是“经过考验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至于毛，作他后盾的是共产党。美国人无法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立场的可靠性。毛将来会怎 样行事？这是他们感到为难的一个问题，也是一切疑惧的主要根源。他们不能光相信他的话，他们不敢信任他，虽然很想这样做。因此，美国人正努力使国民党制度 起码在表面上民主化，使它看上去是进步的。
延安在纷纷议论重庆政府将来改组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绝不放过这次机会。当地报纸上掀起的新的反蒋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语气很激烈，但它显然考虑到形势可能会变化而留有余地。林伯渠最近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证明。林伯渠强烈要求改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林伯渠讲话的所有细节都与美国驻重庆的官员不谋而合。毛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是忠实于他们的，从而促使美国人与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可以想得到，蒋介石一定会气得发疯！
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９日
依丘吉尔看，俄国对打败纳粹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俄国牵制和打击的敌军比在西方与盟国交战的多得多。多年来，俄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承担了陆上作战的重任。”
日军在中国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机场，给陈纳德的空军造成了困难。日本的十个师入侵印度失败，被打回缅甸了。
丘吉尔认为把希特勒比作拿破仑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屠夫而已。
中共中央主席因美国人对他的信任和过度的施舍而受宠若惊，他的政治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就连在这儿见到过很多事情的我看到他走得这么远，一味地允诺，保证，担保，甚至作出近乎公开背叛的声明，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被盟国的施舍软化了，毫不隐瞒他对莫斯科的真实感情。博古同志把毛泽东的这种卑鄙行径详细地告诉了我。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日
白宫宣布唐纳德·纳尔逊辞职。纳尔逊认为他作为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中国之行使他相信，美国对中国承担的义务已顺利完成。纳尔逊的辞职已被批准，他将在美国政府中任职。
法国的叛国分子亨利·贝当逃到德国去了。
延安的代表林祖涵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要求解除对特区的封锁，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要求把军队联合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
戴维·巴雷特非常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他在社会上交游很广。他甚至比他的上司德帕斯上校名气更大。他１９３７年以前就多次来过中国，１９３７年以来他一直在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处工作，经常到成都去。
他亲切、好客，讨人喜欢，是个有趣的交谈者。表面上对苏联忠实。可是，他虽然礼貌周到，却很谨慎，不说一句欠考虑的话。
咽喉炎可把我搞苦了，体温高达摄氏４０度。呼吸短促，声音嘶哑。对着镜子一照，脸色煞白，眼睛都凹进去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６日
美国又一批军事专家到达延安。
在昨天抵达这里的人中，已经通知中共领导的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莫里斯·德帕斯上校，美国情报机关的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名义上是个军医)，爱德华·麦克纳利上校和两个中士。这个组由威廉·伯金准将率领。
毛泽东赶紧去机场等待着满载客人的道格拉斯飞机的到来。他在那儿等了很久。毛是从来不等人的。
中共中央主席由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陪同。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美国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触。看来他想使他们改变主意，使他们相信美国与特区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觉得毛不愿意 向美国当局派来联系的小人物吐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他拼命争取要和美国政界的首脑人物直接会晤。我相信毛在会晤时是不会毫无保留的，因为他怕事情传出 去，在莫斯科面前丢丑。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感情。他需要会谈，但不是同上校或使馆秘书们去谈。
德帕斯是一位有经验的情报官，曾多次来过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下级随和，不爱交际，话不多。他五十来岁，长得很粗壮，秃头，有一个典型的英国人那种宽下巴。
周恩来往往不暴露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利用了周与康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宠这个，明天宠那个。
周是毛泽东处理党和军队的重大问题的主要助手。
周的身体非常好，他从没说过自己有什么病。他总是干很多工作，而且常常在夜里工作。他的妻子是邓颖超。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有个养女。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 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这批即将成为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学生的人启程之前曾在北平经过专门学 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的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政党、团体、组织和小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因此，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 年轻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消极作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显然也接受了欧洲形形色色的左翼党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用革命 的极端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令人十 分遗憾。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党派，左翼恐怖主义的组织等等，那时日趋活跃起来。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共产国际经过全面分析断然反对这种哲学。毛泽东却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观点。
中国党的大部分现领导人虽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仍没有克服西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从整风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等许多方 面的学习都是敷衍了事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被公开称为“教条主义”，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不适用的西方经典的革命哲学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语）。
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愤怒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关系。
罗迈（１９２７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李立三的挚友，同周恩来等组织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罗迈(真名李维汉)曾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一个时期。
李立三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从事中国的革命工作，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头上谴责李立三。这是同“莫斯科反对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倾错误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名誉扫地，那么用他的名字来搞垮自己的政敌是很方便的！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显然很愿意让记者照相。
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马海德翻译了这个讲话。
我想，《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会报道这个仪式的。他积极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８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Ｂ-２９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 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 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 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１９４２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 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 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 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路。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 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原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 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 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已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了。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１０月１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１０月３日占领了宝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现在在莫斯科。英国首相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是俄国军队首先瓦解了德军的士气，并摧毁了他们的军事机构。
某电台报道：“甘地想要统一印度的尝试遭到失败，只能同他的一帮追随者一起沉溺于祈祷之中。”这对一个献身于祖国解放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唐纳德·纳尔逊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来摸摸美国投资的前景如何。虽然日军还未战败，商人们却已经在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廉价原料了。
湘豫战争失败之前，林伯渠被派往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那时，特区的反国民党宣传再次造成国民党进犯的危险，大家都以为延安注定要失败了。
中央政府军在湖南和河南的出乎意料的失败，居然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从一个乞讨者的处境一变而为自信的、怒气冲冲的谴责者了！
多么惊人的变化！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 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 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及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８－２０日
中央政府任命军阀阎锡山为早就在他的实际控制下的那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阎锡山部队倒向日军。他常常接见阎，并把阎召到他的司令部去。
阎锡山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他只同他们秘密地做生意，使自己不受重庆政府控制。
特区的军队利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打败了阎锡山，惟一的目的是扩大地盘。阎锡山对特区来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力量薄弱，而且已经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领导与观察组之间不断增进了解，重庆对此感到惊恐。
美国人认为，在中国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是遏制日军顺利推进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人深信，在一些沿海省份，中共部队准备（或正在）为盟国的登陆部队建立据点。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周恩来实际上在建立他自己的不隶属于情报局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有刘少文（化名张敏）和陈家康。它使周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秘密交往而不受康的限制，这对毛泽东特别有用。
毛常常跟周商量问题，周几乎对每个政治问题都有自己的情报，而且了解人们一般都不外传的那些事情。周非常关心他的工作人员，无疑是高级干部中的一个 例外。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其中都是他的人，而且都是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他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各种牢固联系特别重要。他对英国人 甚至更有好感。我曾在毛泽东的住处度过无数个夜晚，人们畅饮酣谈，笑语盈座。通过这些，我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在共产党党内和行政机构内有他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靠公务而且靠私人关系来联系。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４日
马海德一直想成为给叶剑英看病的医生，因为叶剑英参谋长知道中共领导的一切计划。当叶剑英外出打猎时，马海德总是想方设法陪他一起去，而且往往达到目的。
晚上，马海德跟他的美国同事混在一起。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美国人报道，在菲律宾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群岛外海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丘吉尔昨天在下院发表讲话。他讲的是波兰问题。
四星将军被两星将军打败了。史迪威拥有美军最高的军衔，他是上将。美军现在只有六个上将。
四星上将结束了他的事务，回美国去了。干得好，赫尔利！你现在可以当掮客了！
毛利用美国对特区政治上的承认想使两个大国相争，他好从中渔利。这是他的明确的策略。
中共领导坚信，不解放华北就不能战胜日本。华北布满了中共的根据地，所以延安相信，美国同中共部队合作是势在必行。
在我同美国人的很少几次会晤中（我们避免谈政治），我听到了些有关威廉·布利特的事情（我忘不了他杀气腾腾的反苏讲话）。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罗斯福 新政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和巴黎大使。他是罗斯福的挚友，据说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界头目中竟还 有这种极端反苏的狂人！
我认为，布利特讲话的目的是要说服罗斯福去检查一下他对苏联的政策。
戴维·巴雷特是个镇静而谨慎的政治家，即使他谈得很多也不会漏出重要的东西来。他爱开玩笑，脾气好。从表面上看，他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交游越广越好。中国同志说巴雷特给他们讲了他的理想——在佛罗里达州弄所大房子，搞个像样的果园做水果生意。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目的显然是占领铁路，摧毁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阻止盟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参战，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
蒋介石任命美国少将艾伯特．Ｃ．魏德迈作他的参谋长。魏德迈少将原在缅甸指挥部队。
畑俊六将军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南京。
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莫斯科去，使团将由国家元首的儿子蒋经国率领。
蒋是个奸险的、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很清楚远东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依赖于重庆、延安和华盛顿三方，因而要走这步很合逻辑的棋。
选择年轻的蒋经国不仅仅是出于父子的感情。早在１９２４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的儿子曾赴苏留学。他在莫斯科念完了中学，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标志着国民党最终背离了孙中山的原则，并导致了国共之间的长期斗争。
同年，１９２７年，蒋经国谴责了他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并同他决裂了。
１９３７年，内战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结束（西安事变），蒋经国开始与他父亲通信。蒋介石在给他儿子的回信中说目前不值得去分析导致家庭纠纷的 那些事件，当前重要的事情是你决定回国，至于将来——我们也不必去作推测，我们会明白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年轻人有其特有的幼稚病，那就是幻想。
蒋介石说对了。他的儿子逐渐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了他父亲的忠实助手。
蒋介石决定派遣以年轻的蒋经国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主要是考虑到他儿子对苏联社会情况很熟悉。据推测，蒋经国会带去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现状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３日
地里的庄稼——荞麦、高梁、小米——都收割完了，颗粒归仓。现在小小的农家场院上正在紧张地进行脱粒，风把谷草屑从场上刮走。一派丰收景象。
清晨，只见一片白霜覆盖在灌木、岩石和一些枯草上。不出三两个星期就要下头场雪了。
而在莫斯科，这时早已是白茫茫——片，暴风雪漫天席卷了。
想挡住日军进攻，但失败了。１０月３０日，日军占领了白杨（译音）镇，昨天他们又占领了桂县（译音）。
蒋介石的儿子率领特别使团出访的消息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他为此而几次找我谈。
我又一次看到这个人在需要你的时候会装得何等的热情。总之，他对我好像什么也不保密，好像我们志同道合，是老战友了，一切俗套早就丢掉了。江青也表现得随便而不拘束。毛经常当着我的面和别人商讨紧急事务，有时甚至还征询我的意见，我不止一次地成了他们友谊晚会的参加者。
可是我十分明白，自莫斯科干预王明事件及其他许多事情之后，毛即使不把我看成敌人，也会把我看成是个严重障碍。他的策略是要通过我把莫斯科引入歧途。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是适合他需要的人，甚至还很有用呢。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
在电报里中共中央主席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有显著提高，现在这些军队打仗节节胜利，值得赞扬，目前有一部分军队和党政军专家正调往湖南、浙江与河南。
中共中央主席报告说，在工业经济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在日本法西斯后方的主要供应线上，军事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民兵和自卫队将利用今冬积极进行作战训练。中共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加强根据地，打击日本人。
中共的实力和威信不可阻挡地稳步增长。党的政策始终不变。这一政策是巩固、加强和扩大党的力量。此外，还要继续同国民党进行政治合作。
在最近几个月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各根据地和敌后的全部兵力现约达５７万人（原为４７万），民兵２２０万人（原为２００万）。
然后，中共中央主席谈到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和不可救药，并说这绝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斗争时期将一直保持不变。
毛泽东抱怨说，想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一再遭到惨败，它不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将军赞同中 共的政策，支持中共的全部建议。国外报刊也持同样的观点，它们的代表大都访问过延安，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特区的形势作了极好的评论。蒋经国特别使团的目的是 试探苏联对特区的态度。蒋介石派他在苏联学习过的儿子出访，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我对电报加了评论：
首先，电文中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力量要小得多。虚报军队和民兵的人数，这在目前对中共的领导是有利的。
其次，毛泽东害怕别人揭穿他没有诚意。蒋介石对中共领导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态度掌握了真凭实据。
第三，蒋经国的使命大概是要揭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丑恶方面。毛泽东想抢先为自己辩护。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４日
日军沿西江的桂林一柳州方向胜利进攻，估计兵力为３５万人。
今年６、７月间，叶剑英给一批中外记者作了报告。１０月份，作为这个报告的补充报道出版了《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概览》一书（延安解放社１９４４年版）。
我即将译完这本书。
下面是中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一览表：
一、陕甘宁特区。
二、华北：
１．晋察冀边区。
２．冀热辽边区。
３．山东根据地。
４．晋冀鲁豫边区。
５．豫西。
６．晋豫。
７．晋绥根据地。
三、华中：
１．苏北。
２．苏中。
３．苏南。
４．鄂豫皖边区。
５．淮北(安徽省的淮河北部)。
６．皖赣边区。
７．浙东。
８．江浙边区。
四、华南：
１．浙赣边区。
２．湘鄂边区。
３．海南岛。
４．东江地区（广州附近的东江盆地）。
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空运线交通运输颇为繁忙，延安为了接待来访者一直是够忙的。天天都有“道格拉斯”飞机出现在山谷中的机场上空。这次来访的是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还有一个叫怀特的人。
毛想使我相信，同美国人会谈，即便不能叫美国人上当的话，无论如何也可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按这个调子对我已经知道的中共和美国人的一切建议加以解释。
约翰·戴维斯充分利用时间。他已会见了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朱德等中国负责伺志。巴雷特也很活跃，他到处都受到欢迎，并被待若上宾。
中共领导人把美国观察组这次新的活动高潮和中共与重庆关系的发展连在一起了。蒋介石再也不愿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了，他对延安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美国在中国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巴雷特一直很想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对中共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从同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的谈话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事实：
美国担心特区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发展，特别担心这种关系发展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联盟。
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把自己的统治限制在太平洋北端”（戴维斯这么说着，而中国同志则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么对美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可 怕的了。麻烦的是苏联可能要突破这个范围，而且恰恰要通过特区来这么干。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影响扩及整个亚洲大陆的这种前景（据我了解，中国同志谁也没 有去反驳戴维斯这番话）。
美国准备同特区进行合作，但又怕美国加强中共的经济和军力的政策，会使苏联坐收其利。
戴维斯想方设法地要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限制美国同特区结盟，即使有，也是无关紧要的。
戴维斯解释说，美国人的目的始终不变，就是要做生意。至于战后要跟谁做生意，那他们是全不在乎的。也许只与特区进行，也可能与特区和国民党都做生 意。在这种形势下，要紧的是特区必须是一个不受苏联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只有特区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美国才能与中共搭档，这种友好关系才不致带来不良 后果。
戴维斯说得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领导人的非常肯定的意见，虽然没有提供文字的东西，但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谈话过程中暴露出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美国人相信同毛泽东结成巩固的联盟是可取的，他们甚至对共产党成为特区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可能成为中国未来 的领导力量都感到无所谓了。对他们说来，中共必须“独立自主，不受莫斯科支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已经预料到中共的政策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了。 一句话，特区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合华盛顿的口味。这就等于公开承认中共领导的政策的民族主义倾向。
但是，情况比戴维斯和毛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毛可以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客观历史因素的力量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美国人的活动，是希望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在苏联和特区之间打进个楔子。这样的愿望在这儿没有遭到断然拒绝，这倒是怪事。一场讨价还价正在进行，最大的争论之点是价钱。
巴雷特上校和戴维斯顾问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次作战计划在连云港地区进行。
这个草案啰啰嗦嗦，也没个条理，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作战期间，美国人将供给中共军队五万人的弹药和武器。有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将进行空投，其余部分则须由中共部队到美国军队的登陆地区去领取。
巴雷特和戴维斯催促中国同志作出答复。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中共军队参与这一作战行动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美中双方的代表正在极为秘密的气氛中联合举行会议，为这个计划草案最后定稿。
在这种情况下，毛清楚地看到奋力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来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民族的热情、美国的关心以及蒋介石的屡遭挫折——这样的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得意洋洋。
要是人民的苦难对他的个人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么，他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应该承认，美国人在毛的晚宴上喝得相当凶。不是每一个酒鬼都能喝这么多的。
约翰·戴维斯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秘。在我的印象中，他比谢伟思更富有经验，看问题更深刻。
他精力充沛，中文很好。
他是个瘦个子，长一头棕色头发，长脸，嘴略嫌大了一些。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５日
唐纳德·纳尔逊将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分再次访问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实业家们将随同来访。
怀特与戴维斯同机抵达延安。也许他就是美国各主要杂志的远东评论家西奥多·怀特吧。
西奥多·怀特写的评论一向以熟谙重庆政治内幕而著称。如果他就是这个怀特，那么我现在翻译的就是他的一篇评论。
怀特写的是欧美编造的对中国看法的种种神话：
神话之一是由只到过香港或广州等地的海员和旅游者所编造的。这些人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认为“应该始终让他们处于炮舰射程之内”。这类“中国通”说：“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感谢上帝的安排。”
另一个神话是蒋介石夫人提供的。她想让我们相信，中国人有礼貌，聪明等等。中国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分裂，没有腐化，没有饥荒，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
最后是特区的观点。按照这种看法，重庆政府是一伙法西斯式的匪帮，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有民主，民主纯属虚构。重庆腐败透顶，军队不想抗日。
但这种观点不完全是事实。
怀特接着写到中国有三种主要力量：
１．蒋介石和国民党。蒋介石尽力要使民族传统与西方协调，统一中国。
２．封建军阀。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被压迫和无权的农民的基础上的。
３．共产党人。他们到目前为止不如国民党影响大。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落后，有必要重建，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纲领和国民党的纲领一致。但是，共产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来做这番提高中国地位的伟大事业呢？”回答是：“农民和工人阶级！”
共产党人不排除在联合政府的结构内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写新闻通讯时很重要的是要尽力抓住事情的实质，记下来，然后迅速加以编写，拍发莫斯科！
在我写的那许多通讯报导中塞满了大量粗糙而未经加工的词句。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
赫尔利本人来了！他没让人知道，突然就来到了。
中共中央主席匆忙地坐着他那老式救护车到机场去。赫尔利就在飞机附近等他。
他们一同坐车回来。汽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得格格作响，一路扬起飞尘，从我身旁驶过。
赫尔利毫不耽搁，立即开始会谈。傍晚，他就会见了擅长同美国人谈判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译员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
赫尔利交给毛泽东一份要讨论的问题的提纲（以及他自己对解决每个问题的建议）。共产党的领导要研究这个草案，明天表态。
赫尔利将军对与会者说，他是奉罗斯福总统之命，经中央政府首脑同意，前来中国执行使命的。“我的目的”，这位白宫使者说，“跟美国和中共之间建立关 系无关。我们在会谈中不讨论这个问题。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最关重要的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因而得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执。”
将近午夜时刻，中共领导人举行了盛大宴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赫尔利是主宾。实际上，招待会就是为他举行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８日
赫尔利与中共领导人会谈。
陆军少将帕特里克·赫尔利曾任陆军部长，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拥有百万家产的律师。
在昨天的宴会上，他显然为了炫耀自己，漫不经心地说不久以前他曾被提名去当驻俄大使。赫尔利参加了德黑兰会议，他是罗斯福的心腹之一。
从外表看，赫尔利性情开朗，急躁，不耐烦。他身高快到一米八了，瘦长条，一头稠密的花白头发。他衣冠楚楚，自信而略带偏执。
我看，为毛泽东开老式汽车的司机是延安最倒霉的人。中共中央主席很重视坐着汽车去迎接宾客。天晓得这个司机为了这辆车要耗费多少精力，而毛为了自己的声望非常需要这辆车。说真的，人们怎么可以想像让他骑着马去颠簸呢？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罗斯福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罗斯福得２４００多万选票，而亲法西斯的反苏的杜威得２１００多万选票！
电台用世界各种语言广播了法西斯分子秘密取道中立国逃出德国的消息。
毛泽东送了我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他把书给我的时候骂了作者一句不宜在此译出的下流话。
毛泽东愤怒地对我说，中国过去的历史不容蒋介石歪曲。“这个老混蛋！”毛泽东这么说蒋介石，而且愤怒地指出：“只有王明才宣扬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
对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年的整风和党内斗争（“莫斯科派”、“教条主义者”、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中共中央主席现在的解释是很奇怪的：“王明是 个叛徒，是个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我们通过批判和揭露，掀起了一场积极的斗争，使党不受野心家、异己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渣滓之害，并防止人 们背离党的路线。我们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挑衅的斗争重新组织了队伍。我们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的投降主义思想。那些人（国际主义 者、‘教条主义者’）相信国民党（只字不提抗日统一战线，只字不提急需共同挫败侵略者！）。我们使他们就范了！我们向全党坦率地说明，应该不怕去占领日本 人所控制的地区，来扩大解放区（一切都被歪曲，被篡改，被装扮成‘理论’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斗争来反对国民党独霸抗战的领导权。”
显然，由于要准备下一次代表大会才产生了所有这些问题。
昨天，美国和中共考虑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草案。在赫尔利将军的坚持下，这个协议将具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协定的性质。帕特里克·赫尔利担任调停工作。
据推测，这个协定将由毛泽东和蒋介石签署。
协定规定，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包括非党的组织在内——要联合起来。政府必须保证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一切抗日爱国力量能自由而公开地存在。
协定规定，军事委员会将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驻有代表。委员会必须严格遵守把盟国供给的武器弹药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
主要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中国的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将是团结全国的爱国力量（首先是武装力量）以打败日本侵略者。胜利之后，这个政府将开始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建设国家。
一切抗日爱国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全国联合政府的法令。联合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执行机关，委员会的命令对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具有约束力。
据推测，协定的第三个签署人将是作为美国总统代表的赫尔利将军。
１１月９日晚上在延安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这——文件已由赫尔利将军和中共中央主席签字盖章。
１１月１０日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启程前往重庆。巴雷特上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与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特使同机飞渝。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主席对同赫尔利将军的会谈十分满意。毛泽东邀请我去，把会谈结果对我作简要介绍。他有说有笑，心情舒畅。
毛泽东要我拍发几个电报给莫斯科。他当然知道我对中共领导和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的会谈情况了解得是够多的。他要赶在我的前头向莫斯科作报告。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观察组除了在特区搞情报工作之外，还采取步骤来削弱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系。看来，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抱幻想——他们对给共产党提供武器一事很慎重。他 们对蒋介石一直都是中意的，而且以后还会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人彻底出卖了自己，他们那么急于想得到军事装备，急得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去掩盖自己的卑劣 行径了。
赫尔利的使命不仅在于要促使特区对日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还在于要在中共领导和莫斯科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可是，中共领导人设法说服了总统的私人代表，在协定草案中塞进了他们自己的条款，而这些条款蒋介石肯定是拒不接受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过分自信，他不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依仗着自己大权在握，在四份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协定草案一份留在延安，两份分送给蒋介石和罗斯福，至于第四份，我相信赫尔利会自己留下作纪念。这是留给他和美国外交的一件可怜的纪念品。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共产党对中国解放区的农民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靠地租为生）。
按中共中央主席的意见，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４年党在农村推行了过左的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毛泽东说，目前党还不能进行全面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但是耕者有其田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赫尔利将军给中共中央主席一封私人信，信中说他对会谈结果深为满意。
赫尔利希望会谈表现出来的良好的合作精神在战胜日本之后还会保持下去，这有助于促进和平，有助于中国争取一个民主的将来。美国总统的使者认为，这就是他此行的崇高目标。
他感谢毛泽东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共中央主席的值得钦佩的领导导致了国共两党协定草案的产生。这个草案首先是毛泽东亲自参加的成果，而且已由共产党通过一项具体决议加以批准。
总统的使者感谢毛泽东所表现的信赖。这一点大大感动了将军，他要求毛泽东相信，毛表现了多么真挚的感情，又多么能体谅别人，他是完全明白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解决了。国共协定草案将毫不耽搁地转给蒋介石。
对于中共中央主席写给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请他（赫尔利）亲自转交的那封明智的信件，总统的使者表示感谢。
将军写道，中共中央主席的行动对争取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和胜利结束战争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讲到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
中共中央主席祝愿总统身体健康，并表示他最深切的希望，希望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将为建立世界和平的事业并肩前进。只要美国总统愿意，两国是能够走上共同建设新世界的道路的。
中共中央主席告诉总统，他对总统的使者以礼相待。三天来，他和赫尔利将军商讨了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共同抵抗侵略者的问题，各抗日力量组织国民政府以求得政治统一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中央委员会主席写道，共产党一直力争同蒋介石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会表达中国人民的希望，有助于增进他们的幸福和切身利益。
赫尔利将军此行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出乎意外地获得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机会。三天会谈的结果达成了一项协定草案。这项草案体现了共产党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各项目标。斗争已进行八年之久。斗争的基础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批准了这项协定。
毛泽东接着写道，他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华民族所表示的同情，总之，见到赫尔利将军极为高兴，对他的杰出才干深为赏识。
共产党将尽力之所及实现协定的原则。党中央授权我（毛泽东）签署国共两党的这一协定。协定是在有你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签署的。
毛泽东报告说，在他的要求下赫尔利将军答应把协定的一份副本转交美国总统。
毛泽东对美国总统在抗日斗争中提供援助、对他为统一中国所给予的支持以及对民主的真诚关怀表示感谢。他代表中国人民、共产党及其军队致谢意。
这封信是按赫尔利将军的建议写的，赫尔利向中共中央主席保证，他将亲自把信交给罗斯福总统。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美国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宣布召回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但是总统尚未任命新大使，高斯迄今仍在重庆。
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脑汪精卫去世了。他死得其时，不然他逃脱不了中国人民的审判。
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６１岁，是个职业律师，得过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战争结束时他升到上校军阶。他在马恩战役中受重伤。１９４３年他成了罗斯福总统在中东、印度和中国的私人代表，现在他以陆军少将军衔作为总统在中国的私人代表。
毛懒得很。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大概是他闲暇时候的全部所需了。他贪吃佳肴美味，又吃得多。他还能吃到特殊供应的上等水果和干果。
可是，近来毛不参加午夜的宴会了。他缩小了客人的圈子。现在，在他饭桌上只能见到很少几个经过挑选的人和他一起进餐。
江青显出一副很有主见的样子，能很快领悟不熟悉的问题。她好查根究底，有野心，但能深藏不露。她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毛泽东完全处于她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江青机灵而又不引人注目地推动她丈夫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远非家务事。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主席假如要干什么坏事，他就拿我来打掩护。我得给他向莫斯科发电报。
毛泽东十分明白，特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还没有独立到可以不要苏联支持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只要有事毛泽东就总是急忙“直接”向莫斯科报告的。这种行事方式还另有目的：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发出以后，我要提出不同意见就难办了。
除了发去电报之外，中共中央主席还要我把赫尔利将军的感谢信发给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干预之后，毛泽东一直提防着我，尽管他小心地加以掩饰。我是个见证人，实际上是唯一不受他意志和权力所控制的见证人。毛用他那假装对我的信赖和邀我晚上到他家促膝谈心（毛、他的妻子和我，经常没有别人在场）来使我“软化”。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日军在桂林以西沿铁路一带迅速向贵州进军，他们已逼近潞城和忻城。中国军方已撤离(广西省)柳州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美国人动用了所有的运输工具来抢救贵重设备。
唐纳德·纳尔逊到达重庆。
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访问了白宫。
罗斯福宣布他已物色好一位美国驻华大使，但暂不宣布他的名字。
美国动用了政治、外交和军用的全部力量，试图按照它自己的利益从速解决远东问题。
当“生命线”（或“史迪威公路”）启用时，美国人答应根据租借法案大量增加卡车、大炮、弹药以及其他武器和军火的供应。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中国竟然还缺乏最简单的武器。
在一个人口超过五亿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还远非是一个群众性的大党。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并不等于是共产党的实力，而只是一个有利因素，它必须广泛地加以利用，以达到创建和巩固新的党组织的目的。这个因素，极其有利于中共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自己。
中共领导目前的政策存心不顾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它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样的政策阻碍了共产党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却增强了占领者和汉奸的地位，加深了国家的经济困难。这个政策主要又是以苏联的支持作为先决条件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中共除了其领导坚持力图夺取国家政权之外，没有明确一致的行动纲领。形势首先要求一丝不苟地、不辞劳苦地工作，以赢得工人阶级大多 数，实际上是赢得全体中国人民，同时还要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以及影响方面显然不如国民党，它是个有着明显不成熟的盲动主 义纲领的党。
中共领导人一直怀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一种不顾客观因素而进行内战的冒险主义的愿望。他们不作革命工作，不要行动纲领，而是把革命命运当作儿戏，进行冒险的赌博。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员的生命已经成了这场赌博中的牺牲品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毛对必须同莫斯科保持关系无疑感到恼火。他准备和我们断绝一切关系，假如……。
就是这些“假如”使他没有这样干，使他把这种想法掩盖起来，暗中耍手腕。凡属与共产国际有关的事务，由共产国际所体现的、帮助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事务，在毛看来都只是枷锁与策略陈规。现在，莫斯科已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但是，这些该死的“假如”哇！假如国民党对共产党挑起武装冲突，那该怎么办呢？假如内战爆发，而共产党对此毫无准备，没有武器，又怎么办呢？
有多少个这样的“假如”哇！大部分“假如”的解决实际上要看苏联的态度。这一点毛泽东是懂得的，因而他一面依赖莫斯科的支持，一面又一直在暗中诋毁苏联共产党的政策。他怕那种被迫（他这么认为）与苏联进行的接触会逐渐使党和人民赞同苏联。
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也明显影响毛泽东的行动。共产党人完全相信把祖国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事业，他们相信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一般地 也都知道是苏联的政策约束着蒋介石的阶级挑衅。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主席也得加以考虑。在许多情况下他无力改变事态发展的性质。但是他自己适应潮流适应得多 么好哇！
在美国人举行的晚会上，有威士忌、白兰地、甜酒、杜松子酒……，当然，还有跳舞大受欢迎。
我一想起延安来就一定会想到那架留声机！还有咔嚓咔嚓地转着的破旧唱片，以及挤来挤去的人群，他们那嘶哑的喉音，拖着走的舞步，冒着热汗的面孔……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主席想用谎报情况的办法来达到很重要的目的。
共产党有一支相当大的军队，还有民兵。就在最近，民兵的实力估计为２００万人，现在，在文件中却被任意增加了２０万人，２２０万的新数字已经报告给 莫斯科和美国人了（毛对我们也不顾忌了）。他把这个谎言传出去心里头有个明确的目标——使莫斯科和美国人都相信中共的兵力实际上和国民党的兵力不相上下。 这种数字对比并不反映真实的政治形势，它导致对力量对比作出不正确的估价。
我知道得很清楚，２００万这个数字也是假的。最近就散布过一个小得多的数字！即使按叶剑英提供的可以相信的数字也绝不可能超过１００万人。但是，就 连这个八路军的参谋长也有意虚报。附带说一句，虚报是军队和党的所有负责人的一贯手法，人人概莫能外。人们别想在这里听到真实情况。由于毛的赞许，撒谎已 成为一种策略。
在美国的军事计划中，两栖部队的使用占重要地位。中共领导也相应改变了它的计划。现在中共的计划以美国的密切配合作战为基础，并把海岸设想为战区。
毛泽东按他捏造数字的策略正式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正规军兵力的新数字为５５８７４７人。但是这个数字也包括了大量游击队的兵力，因而正规部队实际上少得多，至多也只有总数的一半。
据我看来，连领导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们军队的确切数字。在这件具体事情上，中共领导对盟国和对我们报告的数字不一样。向美国人报告的数字是６３万人。
据毛泽东设想，美国人可能在明年春季与中共军队协同作战。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毛只是简要地和我谈了谈。他站在桌子边迅速地草草地写下几行字，嘴里的烟卷在冒烟。他平静而又有点无精打采地向我说了要发往莫斯科去的电报内容。对他说来，重要的是我们之间不要有不同的意见。他谨慎地力图以人民情绪高涨的说法来支持这些谎言。
毛脸色苍白，心不在焉，吁吁地吸着粗气。后来，他送我走到门口，凝视着布满繁星的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他喜欢清澈而有霜冻的夜晚。他听到有人高声说话而退缩了一下，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在这里待了将近十年了。”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３日
尽管共产党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他们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们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并没有改变。最近中共中央主席对师长们所发出的命令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毛泽东宣称，首要的任务是要使蒋介石军队无法向沿海进军，“中共军队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国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解放领土。”
毛泽东发出严厉的命令，决不许对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仍必须限于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所发的命令是朱德告诉我的。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日本人的进攻对中国来说真是一场军事大灾难。桂林失守了。在柳州的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在华南的最大基地——炸毁了。成亿美元的贵重装备被破坏了。 随着桂林、柳州两处空军基地的陷落，通向盟国在成都、重庆、贵阳所设的最后几个空军基地的道路就打通了。陈纳德的航空队拼命打击日本的突击队。
中共领导之所以要缔结条约是为了进行欺骗，因而对履行条约甚至连样子都不装一装。
毛泽东在竭尽全力阻止国民党向西挺进，以便在协助美军登陆作战的幌子下自己可以捞到武器和弹药。
中共军队用这些物资装备起来之后，就会开始按他们自己的计划行动，夺取大城市和战略中心，同时加紧对蒋介石的抵抗。这样，毛泽东把赶走侵略者的“麻烦”宽宏大量地让给盟国，将来也许还要让给苏联。为了争取统治这个国家，他宁可去同蒋介石打仗。
如果美军登陆作战的这个方案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实现，那么中共领导人也会凭他们自己的人力物力以及他们从未完全排除过的苏联的援助坚持贯彻他们的计划的。
对毛泽东的人来说，华北那就不用提了，这是中共的堡垒，他们都把它看作是他们的私产。万一攫取全国的计划失败，毛泽东就打算在华北建立起他自己独立的主权国家。为此，毛泽东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如果“美国的”和其他的方案都实现不了，中共领导的旁边还搁着苏联备用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兄弟的共产党”的支持上。毛泽东曾明显地暗示说，这种支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不会对这一地区的局势漠不关心的。
我的工作日排得满满的，看来已经达到饱和点了。但是，我还得把更多的工作塞进工作日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时间睡觉了。
我对着镜子照照——两眼通红，满脸皱纹，鬓角斑白，我这个刚刚四十岁的人看起来足有五十岁了。
拈花一周微2012-02-06 0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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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问刘大使：“为什么投反对票？”刘大师无言以对，不敢正视苏珊赖斯。微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敢悍然否决这个决议，这不仅仅 是跟西方作对，而是跟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作对。为了一个独裁的镇压人民的政府，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这种愚蠢简直无法用语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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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消息指，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致函总养zheng法委枢机州永抗，以2009年从轻哨兵被杀及抢走步枪案及系列重大命案无进展为理由，要求将汪李君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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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份大陆网友在互联网张贴中共高官李一氓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回忆文章《文人饮食谭》中透露，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 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拈花：他们为什么没有吃草根、树皮呢？跟我小时候学的长征故事太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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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村民们一直上访无果。11年10月在围垦工程施工现场，忍无可忍的村民与入驻企业发生了剧烈冲突。村民们将企业围墙推倒，将设备破坏。官方出动员警镇压， 多人被打伤打残，十多人被抓，至今仍有6人未被释放。村民们表示只想问政府一句话，“几千人的活路被生生切断，政府应该不应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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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去年6月，当“江南海涂围垦工程”启动区土地被依法招标拍卖、中标开发商开始对村里养殖水塘进行填埋、开工建厂之际，村民们才得知，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竟 在06年就被村委会私底下“卖”掉了，所有的耕地、水田、自留地早已被收归国有。政府说的“到位了”的补偿，村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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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村民们打出写有“声讨当地政府忽悠泮河民众”、“倒卖土地毁坏良田罪大恶极”等内容的横幅，手持旗帜，秩序井然，高呼“打倒贪官”“卖我土地”，一直游行 至村委会。沿途没有出现员警监视或干涉，亦没有官员回应群众的诉求。泮河东、西两村五千余村民中大部分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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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2月1日，浙江爆发数千农民仿“乌坎模式”游行示威事件，强烈抗议当地官员私卖土地、农民没有补偿的枉法行径。示威农民敲锣呼口号秩序井然：2月1号，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巴曹镇泮河东、西两村约三千村民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贪官私卖土地，村民没有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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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江青曾先后５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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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 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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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 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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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拈花：我记得七六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四口每月只有四十多块生活费，也没饿死。你想想八九十万是多少钱吧！我们家一千五百年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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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 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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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并允许各省、地区可以不同。《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67年毛曾查阅 稿酬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拈花：一本书售价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稿酬？何况很多根本不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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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截至1965年年底，毛泽东累计的稿酬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其中17.5万元是海外版权费外汇折成人民币，包括苏联卢布、日本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东欧国家货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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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毛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１．３１２１亿元人民币。80年代初，对毛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 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拈花：全中国独一份的稿酬，等于现在一百亿了！言下之意他的著作不全是他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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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晚报李俊：【新华社给力报道：红十字会捐款箱抽成30%管理费】青海红会副会长自杀或涉省府采购t.cn/a0ObKx评论：看了这个后，很后悔之前的善举，作为一介屁民挣钱难，行善更难呀！支持的转！拈花：红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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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祥林嫂丈夫: 09年12月18日，吴英被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顶住金华中院、官员联名写信、地方政府和银监局、人民银行施 压等重重压力，依法办案，才使该案拖延一年多后于本月7日开庭二审。吴英有望借此捡回一命。请大家转发为吴英争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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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 我曾问同监室犯人（经挑选监督我的），大多称遭打，很普遍。紧挨我铺位的一个，撩开上衣，让我看其左肩上被烟头烫的多起伤疤。经他们介绍，什么蹄花汤（用 木棍敲脚踝骨）、穿心莲（双拳同时击打心窝后背）、地震（平趴地面，审讯者跳起，双脚跺后背）、老头看瓜（双手反翘、低头），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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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聊老编：吴英写“黑天鹅”政府多人联名要求判其死刑。 一官员对另一官说：我捞的不少但吴英给你的更多，现在她写书万一她把咱哥俩供出来咋办？另一官员说：那咱就主持正义，联合上书让法律替咱杀人灭口。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多人联名要求判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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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09年3月，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曾出具一份说明书，根据吴英的检举线索，在查处李天贵、周亮案中，挖出窝案、串案，并查处21人，厅级2人、处级5人。此 外，吴英还检举了7人，有些时机不成熟，作为线索保存。，说明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能带出大萝卜。官员们希望吴英速死，没有别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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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李庄:吴英案之所以引起（存在）重大争议，舆情如潮，民众甚至不是在探讨杀不杀的问题，而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这正符合最高检“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存在较 大争议，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等刑事申诉案件”的四公开要件，其实自吴英案二审终审,吴英亲属、辩护人即可提起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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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仅从证据和刑法的角度，吴英肯定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是有罪无罪的问题，而不是判刑过重的问题。背后的某些势力根本就是借公检法这把刀来杀人。司法谋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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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吴英应判死缓”等，言下之意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而且数额极大，只不过属于经济犯罪而且有制度因素，所以应该免死。此说法全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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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 ：中国国安把美国公民葛洵打了，在遣送回美国之前又强迫他签署保密协定，说整个过程是国家机密。俺只想闹明白，是谁把中国的国家秘密泄露给美国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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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06年10月决定自07年元旦由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规避最高院复核，一批有疑点的案件被速审速判、速核准、速执行。如邱兴华案，06年10月 19日一审判死刑，陕西高院12月28日一并作出二审裁定和死刑复核裁定，宣判后17分钟邱兴华被枪决。距死刑复核权被收回只有两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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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盛世恐龙 ： 吴英亲述绑架案！快扩散！吴英绑架案申诉。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但不立案，不去拘捕绑匪，却拘捕了吴英。有网友称这是惊人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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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在我看来，吴英案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法律和程序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如何面对官权抢劫和司法谋杀的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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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的父亲 @吴永正 贴出这份文件，为便于阅读，转入博客，图片可下载放大。吴英无诈骗故意，无肆意挥霍，无欺诈行为，无虚假宣传，无针对公众集资…. 她在经营中有行贿、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但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绝对罪不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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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2006年吴英遭遇绑架，为何东阳公安局没有立案？为何吴英本色概念酒店被公安局拍卖，而且明显属于贱卖？吴英另检举了7人左右，他们 是谁？为何吴英之父吴永正又透露出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这背后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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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显然，吴英当初本是一起绑架案的受害者，最终却让吴英反过来面临死刑。其主要罪名有两条：一是非法集资；二是诈骗。就前者来说，如果民间借贷属于非法集资，那么温州市政府正在救的那些老板，一个都不该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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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在吴英案中，当年那些高利贷放债的，很多都是当地公务员，他们非但没因放高利贷而犯罪，反而升官了，因此有报道解读为“这就是为什么有 人要吴英死的原因”；今年高利贷风波中的温州老板，“犯罪情节”几乎跟吴英没有区别，但吴英面临死刑，他们却在被政府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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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玩家: 对陕西丹凤县竹林关镇、商南县梁家湾镇和四川凉山甘洛县乌史大桥乡多名小学生来说，念书是很需要体力和胆量的。因为，每天上、放学，他们都将要经历一场艰 苦的攀爬天梯和陡峭绝壁，迈错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发生。拈花：狗官们，当你们吃万元大菜的时候，当你们并校的时候，想过这些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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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2月1日通过非正规渠道“百度”站出来表态说：“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 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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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几年前的许霆案吗？ATM自动吐出来的钱，你拿就超过一个金额就要判死刑，而银行如果算少了你的钱，偷偷收了你的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制定“法 律”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表决“法律”的是尸位素餐申素兰、倪萍和其他官员！这不是法律，这是用来剥夺国民应有权力的紧窟咒和刑具！是司法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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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权称中国为“法治国家”的根据之一就是近年来中国制定了过两百项法律制度。可是他们没有说的是，立法权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垄断了。如许霆拿了取款机自 动吐出来的二十万元，按律当斩。吴英犯了非法集资罪，按律当斩。这是法律吗？这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制造的保护伞！恶法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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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就吴英集资诈骗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 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是法律要求……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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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吴英最初向义乌林卫平借500万办企业,被拒绝后转向东阳杨志昂等借款(背后是楼氏家族资金),打开局面后林卫平向吴英贷款,并要求她清理其他 资金,所以案发时吴英欠款3.7亿,其中林的借款佔3.2亿以上,也就是说楼氏被抛弃了,所以他们要报复,要整垮吴英和林卫平.绑架案就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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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窦娥冤。先由杨志昂绑架控制了吴英的资产。促使其资金链断裂，再扣上非法集资诈骗的名义逮捕。加看守所中安挿假犯进行逼诱供。更恐怖的是法院竟然依据 吴英在被绑架时被逼签署的空白文件为依据，强行裁定！另绑架主犯杨志昂，据说后台是义乌楼姓官员！亦是广厦集团楼家族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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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员？姓甚名谁？多少金额？有无查处？哪些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吴英？他们从吴英资产中获利多少？这些官员不正是做贼心虚吗？按图索骥有何 困难？成功检举贪官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为何法院量刑时不予考虑？在这么多问题没有说法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判吴英死刑，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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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微博 新浪机构认证： 【易中天：救吴英】她是卡扎菲吗？她是萨达姆吗？她是本拉登吗？不立马杀了她，我们就“国将不国”吗？恐怕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救下吴英，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包括诸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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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震惊浙江高级法院院长齐奇揭露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真相：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 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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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绑架吴英的竟然是”律师”杨志昂！杨志昂的背景是义乌领导楼林盛！楼林盛亦是浙江广厦集团楼家族骨干！”吊诡是”杨志昂绑架吴英9天是明显的犯 罪！警方竟然不立案！绑架者竟然取保候审无罪释放！【最吊诡是】法院竟然依据吴英在被绑架时被逼无奈签署的空白文件为依据，强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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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浙江高级法院院长齐奇揭露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真相：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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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部最新三禁令》：“关于浙江亿万女富豪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原判一事，媒体不评论不炒作。外地媒体一律不派记者到当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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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伟1983: 代父投票 猝死村代表女洒泪。乌坎村昨洋溢在热烈的选举气氛中，但被官府扣查期间猝死的村代表薛锦波，其灵堂内仍高挂“沉冤待雪”横匾。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薛锦波女儿薛 @健婉 昨现身票站“代父投票”，面对媒体时未开声已哭成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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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事 ： 【为何领导们和公务员不献血？】《献血法》《管理办法》中明确“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但此次北京卫生部门出台的举措 主要是针对高校和团体无偿献血，并把无偿献血情况将与师生评优挂钩 ，但没有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为什么不可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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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
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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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消息人士：汪李君为了不厚两肋插刀，在重庆“打黑”并清除“异己”，大难临头，却被无情抛弃。在组织部长宣布对他免职并做调查时，汪李君愤 怒的拔枪以对，并向蒸发委书记摔茶杯，公开宣布与不厚决裂！ 汪李君发还以“在从轻生命将有危险”为由，要求调回辽宁或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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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在从轻，汪李君要求所有警察穿西装，成本200元，支付4000元。 3、汪李君在褡裢、从轻接受朋友的房地产等好处。 消息人士称，汪李君在从轻标新立异，将gong安局改为“警察署”，警服、警车独成一体，引起高层不满，但对他进行调查是因为他黑白两道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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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zhongji委已掌握，汪李君主要涉嫌以下犯罪： 1、在辽宁锦州和铁岭，对黑社会（主要是矿产业）进行保护，捞取好处。 2、在两地任职期间，通过控制公安设备、服装采购，拿取回扣。仅在从轻3年，警务设备采购涉及金额几百亿元，由他的朋友控制，回扣进入海外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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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关于汪李君的滥用酷刑，网络上流传很多从轻警方如何搞刑讯逼供的血泪控诉，如《陈有西在上海律师协会的演讲：李庄案的前前后后》录音风靡海 内外网络媒体，引发舆论轰动，北京朱明勇律师又公布了“从轻打黑第一案”主要被告之一樊奇杭被残酷刑讯逼供的多媒体视频数据等，再次震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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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温强被杀后，汪李君全面接管从轻司法系统，成立270个专案组，抓捕近600个涉黑涉黄的“黑社会”，“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黑老 大”，如彭志民、黎强、李俊、李修武、马当、周祖云等近千人，罚款、追缴、没收了上千亿资产。是从轻的民营企业家，得罪了不厚，被扣上黑社会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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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有人质疑，汪李君只是一个在职研究生的工商管理硕士，他凭什么写出法医学与刑侦学领域高深的论文？现在对任职资格有严格的要求，汪李君又凭什么出任那么多的跨学科的教授研究员？民众普遍认为，这些都是花纳税人钱财给自己镀金的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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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消息人士还透露，汪李君已经实名向zhongji委揭发不厚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
以及不厚的儿子的问题。 据称，汪李君周围的铁杆都已经被捕，包括他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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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某新闻网2月3日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称，不厚知道汪李君被zhongji委调查的消息后，为免于引火烧身，提前和汪李君划清界限。汪李君在组织部长宣布对他免职局长并做调查时，汪李君愤怒的拔枪以对，并向zhengfa委书记摔茶杯，公开宣布与不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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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有民众点评说：汪局长本来就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所以这次不是升职，连明升暗降都不是，就是免了局长的职。也有民众分析，搞掉汪李君的第一 步已经实施。只有把他调离公安政法系统，让他失去实权，中ji委才好进入从轻，展开调查。而作为副市长分管联系经济方面的工作，不过是把他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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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2月2日，坊间盛传原局长汪李君因腐败、刑讯逼供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并已揭发不厚家人腐败问题。传闻汪李君曾掏出手枪表示抗议，但后来他由揭发不厚的妻子谷开来的违法行径，目前局势正在变动之中，下面是相关进展的一个详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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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江西省委史料——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亲自审核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五百七十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亿多），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一九七六年毛的存款更高达七千六百多万元（《党史文苑》二○○四年第五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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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B,5万2000人需要公交车1300台，每台500元，则需65万元（交通费只算奥体大合唱一天，包含驾驶员的工资），小计65万元C,食宿费（只算一顿便当），平均每人10元，小计52万;来自重庆各地的5万2000人在唱红歌中花费为27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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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第三，据重庆华龙网报导，当日有10万人唱红歌，减去上述以计算过演员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人数4万8千人，还有5万2千人。A, 按平均每个普通人100元/天，总计5天，包括工资、误工费、补助费、夏天清凉医疗补助费、排练场租费、排练交通费等，小计2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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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C，在重庆的食宿费（只算两天），平均每人100元，小计80万；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8000人在唱红歌中花费为20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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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C，食宿费（只算两天。包含涪陵、万州、黔江、城口等外地演员），平均每人100元，则共需要400万元，小计400万元人民币。40000多演员在唱红歌中花费为4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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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重庆华龙网报导，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90支合唱队8000人参加，A,8000人工资、误工费、补助费300元/天，共计5天（4天排练，1天奥 体大合唱），小计1200万。B,包括港台地区的交通差旅费（往返费和重庆市内交通费用等）平均每人1000元，小计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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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草军书表示，重庆的思维总是让人惊奇，王立军去年因打黑而红得发紫，为什么突然免去他份量最重的警方职务？是出于领导政治考量还是其因个人问题而不适应再担任此职？这事让全国人都摸不着头脑，18大前官场布局风起云涌。蒙古的“明见”说，看来狗咬狗已经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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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秋博弈：真会用人啊，公安战线的一级英模竟然让分管经济领域，还仅仅是“以副市长身份”！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警界传奇，我的偶像，就这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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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B，交通费40000人，所需公交车每辆车可坐40人，则共需1000辆车，公交车每天（租金、油气费、各项费税、驾驶员工资等）500元，6月29日公交车需要花费50万元（交通费只算大合唱一天，排练交通费不计） ，小计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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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新华网2011年报导，重庆搞了一场红歌会，地点是在重庆市奥体中心，报导称，演员共多达40000多人。我把此次红歌会的费用测算如下： 第一： A，演员工资、误工补贴费、医疗补助费、化妆费200元/天，共计5天（4天排练，一天奥体大合唱），小计：4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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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剑-大熊猫:现在官员们过的生活奢华得让你根本就不敢想像！我到湖南一个县去考查，住在书记家里，让我震惊！1200平方米的别墅，家里佣8个人，全套意大利家具，古董、名画、名烟、名酒，堆积如山现在县级以上官员平均财产为一个亿，百分之九十家属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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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局长本来就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所以这次不是升职，连明升暗降都不是，就是免了局长的职。2、“联系经济领域工作“，说白了就是不让他分管政法了，也不管别的了。3、联系谣言来看，王局长的前途可知了。4、拾捌大长委名单应该已经定好了，大家猜某都督进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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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飙鍀蜗牛: @河南南阳同城会：#南阳随手拍# 南阳市社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下图是南阳市社旗县房产局局长儿子的婚礼现场，整个南阳都少有保时捷，豪宅，县长、书记等各类人物云集，名车云集。真特么霸气外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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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消息，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因腐败、刑讯逼供被免去公安局长的职务，中纪委已经立案调查。 据悉，王立军的腐败从辽宁就开始，而刑讯逼供多和重庆任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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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兰，山西兴县人，晋西北首富，曾出现于《毛选》，毛泽东说他是抗日爱国绅士，因声望甚高，曾是共笼络对象。抗战时他把房产工厂土地金钱全部捐献，土改 前已身无分文，但仍遭斗争，被人用铁丝穿过鼻子，其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污辱，绝食三天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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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列入10大黑领的还有：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电讯巨头——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原中石化总经理、现任福建省长苏树林；前〝一汽集团〞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常委竺延风；中国商用飞机原董事长、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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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文显示，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zhou永kang和同伙瓜分着中国的石油利益。他曾经为石油交易而14次前往非洲产油国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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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分析，在中共十八大前夕，胡德平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公开向社会大众发布政改主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及人事布局，期望自由派要求接受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获得民意认可，进而“逼”现在掌权的政要们倒向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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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主持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批评党的决议“自我批评不够”，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不够不透；还批评重庆唱红 打黑是仿效文革的“一种倒退”。胡德平发起召开庆祝“四人帮”倒台35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人抛出《政改十三点》，公开呼吁中国走前苏联解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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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8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北京召开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谈会，有人在会场上公开呼吁中国实行多党制、全民普选、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自由派人士利用邓小平当年主张改革开放，影射当局僵化顽固，要求全面启动政改，接受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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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被抓的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说：打个招呼人家送几百万，提个官送几百万，我自己也要升，当然也要送，这是良性循环，我不收，哪来的钱孝敬上面？我们的公 安局长娱乐场所参股，抓人放人收钱，帮开发商拆迁收钱，酒店长期有炮房有人提供性贿赂，我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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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据知情人透露，嫌犯在行凶时异常嚣张，一边高喊“杀死你，就象杀死只鸡”一边拔刀猛刺。网友“小荷”在“猫眼看人”论坛发帖曝料称，政府之所以天天拖，是 因为凶手家关系特别好，县委，州上都有关系。据悉，死者家里父亲早亡,仅剩一个年事已高的母亲,下有一个一两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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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网友亲眼看见员警在现场拘捕了4个死者亲属，一位女性亲属被释放，说另外三个男性亲属在警局遭到威胁与殴打。群众与武警发生冲突，很多 人遭殴打。员警撕毁死者照片并强行将受害者尸体抢走，医院接到指令不给冷气也不让冰冻。死者亲属到县上商店买冰柜，商家惧怕得罪政府竟无一家敢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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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当地政府力图大事化小，一方面不准采访不准报导，企图封锁消息以阻止扩散。另一方面与受害者家属接触，要求家属尽快火化尸体。政府提出的条件竟然是每个死 者仅补偿5000元人民币，而且还宣称这是补偿金的最高档。引发民众愤怒，31日数千名当地群众到县政府大门口聚集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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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当天凌晨有5名男女到盐源风云龙虾烧烤店，拒不付账要吃霸王餐，与店主许某某兄弟发生争执后强行离去。许氏兄弟追出讨债，嫌犯随即打电话叫来帮手，十余人 围攻。弟弟被捅翻在地，哥哥遂趴在弟弟身上遮护并求饶。嫌犯继续猛刺致兄弟俩死亡。受害人身中二十多刀，腹破肠流，情状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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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抛开钱财不说，仅以住房来讲，谷俊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市朝阳区CBD商务区繁华地段耗资上亿元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销金窟，名曰“将军府”。这个占地二十余亩 的将军官邸，里面竟然有三座别墅群，铺金盖银，“白玉为堂金作马”，奢侈胜过皇家，院子里种植的几棵树，每一棵树的价值都在四十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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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不在脚下: 湖南运输局原副局长家中搜出炮弹壳 内藏一百万;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原副局长陈京元 在被查处时，警方从陈京元的家中搜出了500多万元的现金，其中有100万元是存放在两个炮弹壳中。除了100多万元受贿金额外，经法院审理查明，还有 400多万元，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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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灿，你原来傍上了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毛上月21日被中纪委带走，传毛一次受贿达5000万，情妇一大帮….汤灿太不值了，演艺圈历来乱可理解，你本名利双收却傍个贪官这叫自毁！————-拈花：可惜了汤美人啦，我原来还蛮喜欢她的。她又不缺钱，何必如此自甘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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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大侠: 部队腐败太可怕了：刘源智囊张木生早前披露，谷俊山中将把上海市中心一块军用土地估价为两千万元一亩卖给地方老板二十亿元一亩，差价落入个人荷包。这样的 事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外出都坐专机，把全军拆迁办解散由三名亲信主管，还把给退休老干部盖的四百栋高级楼房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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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民众在网络发消息指，杀人者是官二代，是县长和某局长之亲属，受当局包庇，试图赔几千元了事等。对此，盐源县公安局一名警员称，作案嫌疑人已被抓获。他们 ４人中有汉族人、也有彝族人。“网上说的不能信。我们会开新闻发布会的。”对方承认遇难的兄弟二人身上有多处刀伤，死状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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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看到那些照片，才知道凶手多么残忍。堵县政府讨公道，最后还是被警察强行拉上警车带走了。现在死者遗体还在殡仪馆，不知道怎么处理后事。盐源县平川镇金河 乡一名村民表示，距离县政府近百公里也听闻了这桩命案，并得知犯罪嫌疑人有背景。“年龄不大就犯下杀人罪，受害人令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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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在润盐西街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告诉记者，该事件在当地反响极大。听说被捅死的兄弟俩一个是大学生。他们的父亲已去世了，两个儿子又被杀死了，就剩下寡母 了。大家都很同情死者和家属。31日也不让我们去政府街去围观。老百姓两条人命没了，政府包庇凶手，所以有人把照片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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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盐源县润盐西街一家鞭炮批发店的店员对记者说，被杀的兄弟俩开的烧烤店离润盐西街不远，和政府街相隔几条街。死者是普通老百姓，而杀人者年龄不大，因为家 里有当官的，所以非常嚣张。“这个事我们也不敢说什么，他们是团伙作案。出了命案，警察把烧烤店看起来了，不让老百姓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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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盐源县县政府在政府街86号。政府街上一家酒店的老板说，31日，包括死者家属和周围群众有近千人，围堵县政府。街上警察也很多，把街道戒严了。听说杀人 的几个人是高中生，吃了饭不付钱。家里有当官的，很有钱有势。有恃无恐。过年期间出了人命案，大家都感到很恐怖，民愤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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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1月29日（正月初七）凌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对开烧烤店亲兄弟被几人捅死。此案在当地反响颇大。当地人表示，杀人者有家庭背景——当官也有钱，而被杀 死的两兄弟家只剩下寡母，遭遇不公。31日，死者家属抬尸到县政府门前抗议，近千名同情的群众围观。众多警察现场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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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1月29日（正月初七）凌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对开烧烤店亲兄弟被几人捅死。31日，死者家属抬尸到县政府门前抗议，近千名同情的群众围观。众多警察现场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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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 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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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新闻》报导，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中国决定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粮食和原油援助，并以此支持困难时期的北朝鲜新接班的过渡政府。 联合早报30日也引述韩联社消息，透露此次粮援规模为50万吨，原油援助规模为25万吨。这是金正日去世后中国向朝鲜进行的援助第一次被详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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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国家？@坏人虫子：4月18日，鞍山市的王淼带着3岁病重的孩子来到沈阳盛京医院治病，临出门，他借了一万元钱，但是医生告诉他孩子必须进重症监 护室，而每天的费用竟然高达8000块！！他的孩子只能住一天！他绝望地抱着孩子痛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立医院还有如此天价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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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粮食和能源援助，粮食50万吨，原油为25万吨。金正日死第二天，胡锦涛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北京并大动作力挺金正恩，并称一 旦有变，2小时内可进入平壤。但日前金正恩感谢几十个国家，却不包括北京。拈花：纳税人的钱大把地花，连个好都捞不到，你们特喜欢做傻b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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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什么吴英的官司没有最后判决之前，当地法院有权拍卖吴英的资产？假如最高院否决死刑判决，假如又出现新证据证明吴英没有犯罪的话，法院拿什么东西还 给吴英？吴英的官司证明了中国司法界的黑暗、贪狠，而这一切都是在阳光下的罪恶，打着的都是合法招牌，司法行政勾结杀人灭口！这国家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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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人又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试问，为什么对陈绍基，张春江等人不这样呢？原来，政治制度决定了官员的本色。年轻的弱女子永远地闭了眼睛，贪官们才能睡得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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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5000多亿元，山西有10000亿元，鄂尔多斯是2000多亿元，经 济学家辜胜阻调研表明，中小企业大概只有10%，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浙江有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达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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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每亩31700元的补偿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大队干部拿着卖地的钱胡作非为，现在群众不签字，挡着不让他们强占。他表示，现在村民的房屋也被拆了，那些村民像难民一样，没有安置，每平方米只补偿480至500元人民币，连宅基地也没有补偿，这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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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在没有拆迁证及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村委公告声称不搬迁者将被断水、断电。村里土地被卖光，荒废将近两年也没有动工。司马街村的常先生说： “没有召开群众大会，没有看到征地批文，老百姓不知情下，小麦地被毁掉圈占，几千亩土地全部被征用，政府想占哪块就哪块，还连续抓讨土地款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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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还有外村的人，那几条街有三四千人，现场谁也控制不了。这两天村里的老百姓情绪很不稳定，干部扬言要来抓七位村民。土地被当地政府低价征光！ 司马村总面积4200亩，耕地面积3920亩，人口5500人，是当地粮食主产区之一。政府以城市建设征地为由，将诸葛、李村实施撤村并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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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一位大学生拍照被警察打伤。警车玻璃被砸坏后，被困在车内的警察就跑了，当天晚上十一二点，砸坏的车辆被拖走了。听说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带人来，没有走到现场就回去了。常先生说：“当局没有手续强占
老百姓的土地，要求放人不放，引起群众的愤怒，把车推翻、砸了，去了二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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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司马街村的常先生说：“当天，大队干部领着警察到各家去抓人，村民常社仓(音)被抓走，群众把车拦下要求放人，他们不放，激怒几千民众，之后 来了四车警察，他们一下车看到人这么多，吓的把车放着就跑了，最后5辆车被掀翻、用砖头砸烂。那天现场很乱，民众怒吼声夹杂着放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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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1月25日（初三），当地开发商运来钢管准备搭架子进行开工典礼，遭到司马街村村民阻拦，并将钢管丢弃。26日晚，数十名警察、协警开始进村抓人，村民要求放人遭到拒绝，引起民愤。当时，愤怒的村民拿起石头砖块击退警察，并将四辆警车及一辆政府车推翻并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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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中国新年期间，河南洛阳市洛龙区诸葛镇司马街村发生征地冲突。当地警察因抓走护地村民拒绝释放，引发数千村民包围并愤而掀翻和砸烂5辆车。事发后，当局定出黑名单，扬言要抓捕该村至少7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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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咏麟 ：大陆的《红十字会》很黑、很霸道，强势的叫我向他们捐款50万元人民币，说是叫我起个带头作用（曾志伟也接到同样的电话）如果不照办，他们说：他们跟有关部门说一下，以后大陆的演出和艺人活动我们还想参加，那是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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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镉浓度超标倍数趋势图显示，从龙江山脚村到糯米滩监测点，长达100公里河水镉浓度在国标临界值5倍以上。专家预计，按目前流速，未来10至15天 柳江镉浓度将达峰值。称污染水体经洛东、三岔、糯米滩电站三次削峰后，镉浓度可控在超10倍以内，须从融江调11倍清水才能实现稀释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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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爱看小乔流水: 紧急通知：开发商把行贿员官名单泄露了，在陕西官场引发政治大地震！不知道有多少位“人大代表”在里面？ 礼金的单位应该是万元吧？终于知道房价降不了的根源吧！那么全国是不是都一样呢？ 正义的人民们，大家一起转发吧！至少让1000000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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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李先生表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搜刮民财的政府部门与民众积怨太深造成的。现在各种收费太多、太高。过年前各种部门都下来找运输承包人和司机的碴儿，然后进行各种形式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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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现场民众网上发贴表示，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大年初七9点多，惨发命案，政府机关（于都县运管所）雇凶杀人，当地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不进行最起 码的手铐处置，关在泡茶会客厅，望各界高度关注！政府及公安用扩音器对示威者强行洗脑3小时无果，晚11点，愤民仍然围堵在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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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于都县委、县政府官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带来大量武装警察，并向示威群众喊话。李先生说，群众非常反感这些套话，现场一度发生混乱， 群众掀翻了协管员的小车，晚上又掀翻了一辆警车，也有多名示威群众被抓。官方答应将两名协管员刑事拘留，人群才逐渐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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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个体司机李先生：运管收费人员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协管人员持刀砍伤对方二人，当地群众认为是故意杀人，要求警方严惩，警方却反而包庇肇事 人，引起围观群众的愤慨。下午前来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约有上千人，要求严惩凶手，并聚集在派出所和319国道进行抗议示威，使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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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领导们和公务员不献血？】《献血法》《管理办法》中明确“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但此次北京卫生部门出台的举措 主要是针对高校和团体无偿献血，并把无偿献血情况将与师生评优挂钩 ，但没有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为什么不可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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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29日江西赣州于都县4名长途运输汽车站协管员到桥头乡收取运管费，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致使对方两人受伤。上千群众围观和抗议，要求严惩 凶手。政府官员和大量武装警察来到现场，民众掀翻了协管员的车和一辆警车。李先生表示，几名运管收费人员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协管持刀砍伤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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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价真不高】市公务员集资房，刘家窑桥均4000；铁道部集资房，西直门均2000；公安部集资房，广渠门外均4500；外交部，禧福会国际社区团 购6000；中石油，太阳星城团购8800；区政府，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6000…那些说北京房价高的，全是被境外势力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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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国家垄断、国家主导、权力干预，大量国家补贴等方式，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导致庞大垄断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分配不公平，腐败猖獗。都与我们权 力主导的模式密切相关。不能改革权力市场经济，不能把权力与市场分开，未来中国会陷入更多的特权，更多的腐败，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多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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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江天勇因为发布有关贝贝遭遇的消息，遭到警告。江律师说：“1月27日，正月初五，国保即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再说倪（倪玉兰）的事了，有些情况你不 了解”。倪案辩护词是公开的，倪的女儿贝贝机场被警察非法扣留是事实，今早4、5点，贝贝遭警察两次破门而入的骚扰，也是事实。说事实犯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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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维权律师，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护。她过去已经被抓捕两次。在被抓捕期间作为一名维权律师，倪玉兰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 护。她过去已经被抓捕两次。在被抓捕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而残疾。出来之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家的房子也被强拆，成为无家可归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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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主: 【孩子们想要一间教室】瓦土小学位于四川省木里县麦日乡，学校陈旧，现需要新建和修缮教室、厕所。当地政府官员们，请发起“少喝一瓶茅台，少吸一盒中华” 爱心活动，请帮帮这些孩子们。拈花：各位尊敬的狗官们，请睁开你们的狗眼瞧瞧这些苦难的孩子，省下你们一顿酒钱就够起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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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局长要红了】近日网传—广西都安民政局长黄某一个人吃着509份低保，九套房子，6个老婆。三老婆刘茹跟人偷情被局长打，不服，网上曝光。并曝出其 他5名后宫手机号码。都安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已就此事向公安报案。帖子中提到的黄局长已50多岁，于09年退居二线，目前系局里的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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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钉子户”敢打女总理? 】26日，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说了句有关拆迁的话，居然使正在首都堪培拉参加国庆庆典的女总理杰拉德遭到了200多名“钉子户”的围攻。面对情况不妙险情， 在保镖的劝说下，杰拉德不得不中断会议，在当地警察增援、防爆警察开道、保镖连拖带拥的呵护下，狼狈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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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运管所干部雇凶杀人案，数千民众因抗议警方执法不公，包围派出所。一名官方运输公司职员，与运输承包人收费发生纠纷，混乱间承包 人员被刀砍伤。村民怀疑到场的派出所人员包庇疑犯（不手铐处置）后围堵国道、包围派出所，并砸烂办公室及警车。午夜散去。最下图为民警漠视笑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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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笨猫: 来酒店宾客都有同样的动作，掏出一叠人民币装进红包、签上名字、递给门口迎宾的主人。南方日报记者向罗二酒店宴会部证实,在此摆酒席的主宾是廉江公安局的 副局长陈锡照,当日是他乔迁新居的日子。陈局长包下酒店宴会部4层和5层90多桌。该酒店正申报四星酒店,也是目前廉江市最好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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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举杯：4月27日，甘肃徽县七名妇女进京揭露贪污、挪用5•12大地震救灾款的腐败问题，遭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侮辱和殴打，失去自由近30个小时，四 名妇女的上衣被他们脱掉，一人小腿骨折，多人软组织受伤，三名妇女尿在裤子里…望关注。手机15825876259 1323939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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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羊朋小学的代课教师吉伍里体，今年33岁，代课六年，月工资195元。这个收入大家能够相信吗？很不幸，这是事实。我们一出手就是六个亿。拈花：tmd狗官，没选票你们就爱怎么得瑟怎得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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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邱永峥 烽火叙利亚：俄罗斯官员刚才透露，叙利亚政府已经同意与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谈–看来，巴沙尔政权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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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歌pmz: 【学者呼吁中共摆脱暴力革命思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撰文呼吁中共推进宪政民主，并称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之一。她呼吁中共“完成从革命向民主的思维转换”、“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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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派出所在大年初三半小时内就把刘霞的爸爸在小黑屋打死…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最后对路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作证，帮我申冤”，在门口死，眼睛都没 有闭~求你们帮帮她，警察现在三十几辆车在太平间堵，她的妈妈哥哥又已经被囚禁了，下一个目标她和嫂嫂，求转发。 【不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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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丢官的55岁的谷俊山是河南濮阳人，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长， 2003年升少将，去年升中将。如果消息属实，他是继王守业之后，第二位落马的军方高级将领。中将军衔的前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也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长， 因涉贪 1.6亿元人民币及包二奶，2006年被军事法庭判死刑，缓期二年。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问刘大使：“为什么投反对票？”刘大师无言以对，不敢正视苏珊赖斯。微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敢悍然否决这个决议，这不仅仅 是跟西方作对，而是跟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作对。为了一个独裁的镇压人民的政府，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这种愚蠢简直无法用语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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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消息指，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致函总养zheng法委枢机州永抗，以2009年从轻哨兵被杀及抢走步枪案及系列重大命案无进展为理由，要求将汪李君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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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份大陆网友在互联网张贴中共高官李一氓200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回忆文章《文人饮食谭》中透露，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 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拈花：他们为什么没有吃草根、树皮呢？跟我小时候学的长征故事太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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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村民们一直上访无果。11年10月在围垦工程施工现场，忍无可忍的村民与入驻企业发生了剧烈冲突。村民们将企业围墙推倒，将设备破坏。官方出动员警镇压， 多人被打伤打残，十多人被抓，至今仍有6人未被释放。村民们表示只想问政府一句话，“几千人的活路被生生切断，政府应该不应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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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去年6月，当“江南海涂围垦工程”启动区土地被依法招标拍卖、中标开发商开始对村里养殖水塘进行填埋、开工建厂之际，村民们才得知，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竟 在06年就被村委会私底下“卖”掉了，所有的耕地、水田、自留地早已被收归国有。政府说的“到位了”的补偿，村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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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村民们打出写有“声讨当地政府忽悠泮河民众”、“倒卖土地毁坏良田罪大恶极”等内容的横幅，手持旗帜，秩序井然，高呼“打倒贪官”“卖我土地”，一直游行 至村委会。沿途没有出现员警监视或干涉，亦没有官员回应群众的诉求。泮河东、西两村五千余村民中大部分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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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农民# 2月1日，浙江爆发数千农民仿“乌坎模式”游行示威事件，强烈抗议当地官员私卖土地、农民没有补偿的枉法行径。示威农民敲锣呼口号秩序井然：2月1号，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巴曹镇泮河东、西两村约三千村民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贪官私卖土地，村民没有任何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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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江青曾先后５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的遗产，并提出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说她没有资格和权利。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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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张 玉凤，给护士吴某2.5万元。毛曾先后两次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建房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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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毛泽东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从稿酬中提取22万元，给七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按：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 万银元给困境中的毛泽东。毛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又提取了10万元给了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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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另外，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拈花：我记得七六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四口每月只有四十多块生活费，也没饿死。你想想八九十万是多少钱吧！我们家一千五百年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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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 组”的名义开户的。据汪东兴所述：毛泽东稿酬累计多少，以什么名义存放，当时只有周恩来、汪东兴、张玉凤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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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按国务院拟订的标准，并允许各省、地区可以不同。《毛泽东诗词》的稿酬，统一提升到每本五分（当时毛泽东诗词每本售价为一角五分至三角）。67年毛曾查阅 稿酬情况，当时有570多万元。拈花：一本书售价的三分之一是他的稿酬？何况很多根本不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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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截至1965年年底，毛泽东累计的稿酬和海外版权费共121.3万元，其中17.5万元是海外版权费外汇折成人民币，包括苏联卢布、日本日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东欧国家货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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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文苑.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毛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１．３１２１亿元人民币。80年代初，对毛的稿酬遗产问题中央有个意见：毛泽东著作是 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留下的稿酬不是留给江青和亲属的。拈花：全中国独一份的稿酬，等于现在一百亿了！言下之意他的著作不全是他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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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晚报李俊：【新华社给力报道：红十字会捐款箱抽成30%管理费】青海红会副会长自杀或涉省府采购t.cn/a0ObKx评论：看了这个后，很后悔之前的善举，作为一介屁民挣钱难，行善更难呀！支持的转！拈花：红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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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祥林嫂丈夫: 09年12月18日，吴英被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浙江高院院长齐奇顶住金华中院、官员联名写信、地方政府和银监局、人民银行施 压等重重压力，依法办案，才使该案拖延一年多后于本月7日开庭二审。吴英有望借此捡回一命。请大家转发为吴英争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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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 我曾问同监室犯人（经挑选监督我的），大多称遭打，很普遍。紧挨我铺位的一个，撩开上衣，让我看其左肩上被烟头烫的多起伤疤。经他们介绍，什么蹄花汤（用 木棍敲脚踝骨）、穿心莲（双拳同时击打心窝后背）、地震（平趴地面，审讯者跳起，双脚跺后背）、老头看瓜（双手反翘、低头），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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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聊老编：吴英写“黑天鹅”政府多人联名要求判其死刑。 一官员对另一官说：我捞的不少但吴英给你的更多，现在她写书万一她把咱哥俩供出来咋办？另一官员说：那咱就主持正义，联合上书让法律替咱杀人灭口。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多人联名要求判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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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09年3月，湖北省检察院反贪局曾出具一份说明书，根据吴英的检举线索，在查处李天贵、周亮案中，挖出窝案、串案，并查处21人，厅级2人、处级5人。此 外，吴英还检举了7人，有些时机不成熟，作为线索保存。，说明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能带出大萝卜。官员们希望吴英速死，没有别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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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李庄:吴英案之所以引起（存在）重大争议，舆情如潮，民众甚至不是在探讨杀不杀的问题，而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这正符合最高检“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存在较 大争议，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等刑事申诉案件”的四公开要件，其实自吴英案二审终审,吴英亲属、辩护人即可提起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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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仅从证据和刑法的角度，吴英肯定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是有罪无罪的问题，而不是判刑过重的问题。背后的某些势力根本就是借公检法这把刀来杀人。司法谋杀。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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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吴英有罪、但罪不至死”、“吴英应判死缓”等，言下之意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而且数额极大，只不过属于经济犯罪而且有制度因素，所以应该免死。此说法全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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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 ：中国国安把美国公民葛洵打了，在遣送回美国之前又强迫他签署保密协定，说整个过程是国家机密。俺只想闹明白，是谁把中国的国家秘密泄露给美国公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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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06年10月决定自07年元旦由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规避最高院复核，一批有疑点的案件被速审速判、速核准、速执行。如邱兴华案，06年10月 19日一审判死刑，陕西高院12月28日一并作出二审裁定和死刑复核裁定，宣判后17分钟邱兴华被枪决。距死刑复核权被收回只有两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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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盛世恐龙 ： 吴英亲述绑架案！快扩散！吴英绑架案申诉。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但不立案，不去拘捕绑匪，却拘捕了吴英。有网友称这是惊人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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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滕彪 ：【反对吴英死刑】在我看来，吴英案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法律和程序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如何面对官权抢劫和司法谋杀的问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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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的父亲 @吴永正 贴出这份文件，为便于阅读，转入博客，图片可下载放大。吴英无诈骗故意，无肆意挥霍，无欺诈行为，无虚假宣传，无针对公众集资…. 她在经营中有行贿、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的行为，但不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绝对罪不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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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2006年吴英遭遇绑架，为何东阳公安局没有立案？为何吴英本色概念酒店被公安局拍卖，而且明显属于贱卖？吴英另检举了7人左右，他们 是谁？为何吴英之父吴永正又透露出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法官判处吴英死刑？这背后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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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显然，吴英当初本是一起绑架案的受害者，最终却让吴英反过来面临死刑。其主要罪名有两条：一是非法集资；二是诈骗。就前者来说，如果民间借贷属于非法集资，那么温州市政府正在救的那些老板，一个都不该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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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石家庄乐仁茗酒坊：在吴英案中，当年那些高利贷放债的，很多都是当地公务员，他们非但没因放高利贷而犯罪，反而升官了，因此有报道解读为“这就是为什么有 人要吴英死的原因”；今年高利贷风波中的温州老板，“犯罪情节”几乎跟吴英没有区别，但吴英面临死刑，他们却在被政府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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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玩家: 对陕西丹凤县竹林关镇、商南县梁家湾镇和四川凉山甘洛县乌史大桥乡多名小学生来说，念书是很需要体力和胆量的。因为，每天上、放学，他们都将要经历一场艰 苦的攀爬天梯和陡峭绝壁，迈错一步就会有生命危险发生。拈花：狗官们，当你们吃万元大菜的时候，当你们并校的时候，想过这些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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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在2月1日通过非正规渠道“百度”站出来表态说：“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 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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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几年前的许霆案吗？ATM自动吐出来的钱，你拿就超过一个金额就要判死刑，而银行如果算少了你的钱，偷偷收了你的钱，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制定“法 律”的是特殊利益集团，表决“法律”的是尸位素餐申素兰、倪萍和其他官员！这不是法律，这是用来剥夺国民应有权力的紧窟咒和刑具！是司法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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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权称中国为“法治国家”的根据之一就是近年来中国制定了过两百项法律制度。可是他们没有说的是，立法权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垄断了。如许霆拿了取款机自 动吐出来的二十万元，按律当斩。吴英犯了非法集资罪，按律当斩。这是法律吗？这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制造的保护伞！恶法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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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就吴英集资诈骗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 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是法律要求……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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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吴英最初向义乌林卫平借500万办企业,被拒绝后转向东阳杨志昂等借款(背后是楼氏家族资金),打开局面后林卫平向吴英贷款,并要求她清理其他 资金,所以案发时吴英欠款3.7亿,其中林的借款佔3.2亿以上,也就是说楼氏被抛弃了,所以他们要报复,要整垮吴英和林卫平.绑架案就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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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窦娥冤。先由杨志昂绑架控制了吴英的资产。促使其资金链断裂，再扣上非法集资诈骗的名义逮捕。加看守所中安挿假犯进行逼诱供。更恐怖的是法院竟然依据 吴英在被绑架时被逼签署的空白文件为依据，强行裁定！另绑架主犯杨志昂，据说后台是义乌楼姓官员！亦是广厦集团楼家族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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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究竟检举了多少官员？姓甚名谁？多少金额？有无查处？哪些官员联名要求处死吴英？他们从吴英资产中获利多少？这些官员不正是做贼心虚吗？按图索骥有何 困难？成功检举贪官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为何法院量刑时不予考虑？在这么多问题没有说法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判吴英死刑，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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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家微博 新浪机构认证： 【易中天：救吴英】她是卡扎菲吗？她是萨达姆吗？她是本拉登吗？不立马杀了她，我们就“国将不国”吗？恐怕恰恰相反！今天我们救下吴英，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包括诸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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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震惊浙江高级法院院长齐奇揭露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真相：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 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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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案#绑架吴英的竟然是”律师”杨志昂！杨志昂的背景是义乌领导楼林盛！楼林盛亦是浙江广厦集团楼家族骨干！”吊诡是”杨志昂绑架吴英9天是明显的犯 罪！警方竟然不立案！绑架者竟然取保候审无罪释放！【最吊诡是】法院竟然依据吴英在被绑架时被逼无奈签署的空白文件为依据，强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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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浙江高级法院院长齐奇揭露维持吴英死刑判决真相：有人逼迫我们假司法之手，行“司法谋杀”之实！吴英一案有浙江以外权势更大的人干预司法，我们浙江高院拖了几年都没判，这次顶不住了。全国网友们，发出你们的声音，用强大的舆论挽救被“司法谋杀”，“杀人灭口”的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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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选部最新三禁令》：“关于浙江亿万女富豪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原判一事，媒体不评论不炒作。外地媒体一律不派记者到当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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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伟1983: 代父投票 猝死村代表女洒泪。乌坎村昨洋溢在热烈的选举气氛中，但被官府扣查期间猝死的村代表薛锦波，其灵堂内仍高挂“沉冤待雪”横匾。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薛锦波女儿薛 @健婉 昨现身票站“代父投票”，面对媒体时未开声已哭成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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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事 ： 【为何领导们和公务员不献血？】《献血法》《管理办法》中明确“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但此次北京卫生部门出台的举措 主要是针对高校和团体无偿献血，并把无偿献血情况将与师生评优挂钩 ，但没有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为什么不可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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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
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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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消息人士：汪李君为了不厚两肋插刀，在重庆“打黑”并清除“异己”，大难临头，却被无情抛弃。在组织部长宣布对他免职并做调查时，汪李君愤 怒的拔枪以对，并向蒸发委书记摔茶杯，公开宣布与不厚决裂！ 汪李君发还以“在从轻生命将有危险”为由，要求调回辽宁或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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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在从轻，汪李君要求所有警察穿西装，成本200元，支付4000元。 3、汪李君在褡裢、从轻接受朋友的房地产等好处。 消息人士称，汪李君在从轻标新立异，将gong安局改为“警察署”，警服、警车独成一体，引起高层不满，但对他进行调查是因为他黑白两道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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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zhongji委已掌握，汪李君主要涉嫌以下犯罪： 1、在辽宁锦州和铁岭，对黑社会（主要是矿产业）进行保护，捞取好处。 2、在两地任职期间，通过控制公安设备、服装采购，拿取回扣。仅在从轻3年，警务设备采购涉及金额几百亿元，由他的朋友控制，回扣进入海外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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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关于汪李君的滥用酷刑，网络上流传很多从轻警方如何搞刑讯逼供的血泪控诉，如《陈有西在上海律师协会的演讲：李庄案的前前后后》录音风靡海 内外网络媒体，引发舆论轰动，北京朱明勇律师又公布了“从轻打黑第一案”主要被告之一樊奇杭被残酷刑讯逼供的多媒体视频数据等，再次震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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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温强被杀后，汪李君全面接管从轻司法系统，成立270个专案组，抓捕近600个涉黑涉黄的“黑社会”，“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黑老 大”，如彭志民、黎强、李俊、李修武、马当、周祖云等近千人，罚款、追缴、没收了上千亿资产。是从轻的民营企业家，得罪了不厚，被扣上黑社会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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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有人质疑，汪李君只是一个在职研究生的工商管理硕士，他凭什么写出法医学与刑侦学领域高深的论文？现在对任职资格有严格的要求，汪李君又凭什么出任那么多的跨学科的教授研究员？民众普遍认为，这些都是花纳税人钱财给自己镀金的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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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消息人士还透露，汪李君已经实名向zhongji委揭发不厚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
以及不厚的儿子的问题。 据称，汪李君周围的铁杆都已经被捕，包括他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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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某新闻网2月3日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称，不厚知道汪李君被zhongji委调查的消息后，为免于引火烧身，提前和汪李君划清界限。汪李君在组织部长宣布对他免职局长并做调查时，汪李君愤怒的拔枪以对，并向zhengfa委书记摔茶杯，公开宣布与不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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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有民众点评说：汪局长本来就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所以这次不是升职，连明升暗降都不是，就是免了局长的职。也有民众分析，搞掉汪李君的第一 步已经实施。只有把他调离公安政法系统，让他失去实权，中ji委才好进入从轻，展开调查。而作为副市长分管联系经济方面的工作，不过是把他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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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李君发飙#2月2日，坊间盛传原局长汪李君因腐败、刑讯逼供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并已揭发不厚家人腐败问题。传闻汪李君曾掏出手枪表示抗议，但后来他由揭发不厚的妻子谷开来的违法行径，目前局势正在变动之中，下面是相关进展的一个详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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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江西省委史料——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亲自审核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五百七十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亿多），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一九七六年毛的存款更高达七千六百多万元（《党史文苑》二○○四年第五期《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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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B,5万2000人需要公交车1300台，每台500元，则需65万元（交通费只算奥体大合唱一天，包含驾驶员的工资），小计65万元C,食宿费（只算一顿便当），平均每人10元，小计52万;来自重庆各地的5万2000人在唱红歌中花费为27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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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第三，据重庆华龙网报导，当日有10万人唱红歌，减去上述以计算过演员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人数4万8千人，还有5万2千人。A, 按平均每个普通人100元/天，总计5天，包括工资、误工费、补助费、夏天清凉医疗补助费、排练场租费、排练交通费等，小计2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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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C，在重庆的食宿费（只算两天），平均每人100元，小计80万；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8000人在唱红歌中花费为208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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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C，食宿费（只算两天。包含涪陵、万州、黔江、城口等外地演员），平均每人100元，则共需要400万元，小计400万元人民币。40000多演员在唱红歌中花费为44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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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重庆华龙网报导，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90支合唱队8000人参加，A,8000人工资、误工费、补助费300元/天，共计5天（4天排练，1天奥 体大合唱），小计1200万。B,包括港台地区的交通差旅费（往返费和重庆市内交通费用等）平均每人1000元，小计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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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草军书表示，重庆的思维总是让人惊奇，王立军去年因打黑而红得发紫，为什么突然免去他份量最重的警方职务？是出于领导政治考量还是其因个人问题而不适应再担任此职？这事让全国人都摸不着头脑，18大前官场布局风起云涌。蒙古的“明见”说，看来狗咬狗已经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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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秋博弈：真会用人啊，公安战线的一级英模竟然让分管经济领域，还仅仅是“以副市长身份”！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警界传奇，我的偶像，就这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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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B，交通费40000人，所需公交车每辆车可坐40人，则共需1000辆车，公交车每天（租金、油气费、各项费税、驾驶员工资等）500元，6月29日公交车需要花费50万元（交通费只算大合唱一天，排练交通费不计） ，小计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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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歌帐#新华网2011年报导，重庆搞了一场红歌会，地点是在重庆市奥体中心，报导称，演员共多达40000多人。我把此次红歌会的费用测算如下： 第一： A，演员工资、误工补贴费、医疗补助费、化妆费200元/天，共计5天（4天排练，一天奥体大合唱），小计：4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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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剑-大熊猫:现在官员们过的生活奢华得让你根本就不敢想像！我到湖南一个县去考查，住在书记家里，让我震惊！1200平方米的别墅，家里佣8个人，全套意大利家具，古董、名画、名烟、名酒，堆积如山现在县级以上官员平均财产为一个亿，百分之九十家属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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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局长本来就是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所以这次不是升职，连明升暗降都不是，就是免了局长的职。2、“联系经济领域工作“，说白了就是不让他分管政法了，也不管别的了。3、联系谣言来看，王局长的前途可知了。4、拾捌大长委名单应该已经定好了，大家猜某都督进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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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飙鍀蜗牛: @河南南阳同城会：#南阳随手拍# 南阳市社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下图是南阳市社旗县房产局局长儿子的婚礼现场，整个南阳都少有保时捷，豪宅，县长、书记等各类人物云集，名车云集。真特么霸气外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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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消息，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因腐败、刑讯逼供被免去公安局长的职务，中纪委已经立案调查。 据悉，王立军的腐败从辽宁就开始，而刑讯逼供多和重庆任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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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友兰，山西兴县人，晋西北首富，曾出现于《毛选》，毛泽东说他是抗日爱国绅士，因声望甚高，曾是共笼络对象。抗战时他把房产工厂土地金钱全部捐献，土改 前已身无分文，但仍遭斗争，被人用铁丝穿过鼻子，其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污辱，绝食三天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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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列入10大黑领的还有：中国电力董事长李小琳；电讯巨头——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原中石化总经理、现任福建省长苏树林；前〝一汽集团〞总经理、现任吉林省委常委竺延风；中国商用飞机原董事长、现任河北省长张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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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曝光的电文显示，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zhou永kang和同伙瓜分着中国的石油利益。他曾经为石油交易而14次前往非洲产油国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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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分析，在中共十八大前夕，胡德平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公开向社会大众发布政改主张，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影响中共十八大的政治走向及人事布局，期望自由派要求接受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获得民意认可，进而“逼”现在掌权的政要们倒向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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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主持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批评党的决议“自我批评不够”，对毛泽东的错误讲得不够不透；还批评重庆唱红 打黑是仿效文革的“一种倒退”。胡德平发起召开庆祝“四人帮”倒台35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人抛出《政改十三点》，公开呼吁中国走前苏联解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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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8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北京召开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座谈会，有人在会场上公开呼吁中国实行多党制、全民普选、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自由派人士利用邓小平当年主张改革开放，影射当局僵化顽固，要求全面启动政改，接受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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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被抓的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说：打个招呼人家送几百万，提个官送几百万，我自己也要升，当然也要送，这是良性循环，我不收，哪来的钱孝敬上面？我们的公 安局长娱乐场所参股，抓人放人收钱，帮开发商拆迁收钱，酒店长期有炮房有人提供性贿赂，我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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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据知情人透露，嫌犯在行凶时异常嚣张，一边高喊“杀死你，就象杀死只鸡”一边拔刀猛刺。网友“小荷”在“猫眼看人”论坛发帖曝料称，政府之所以天天拖，是 因为凶手家关系特别好，县委，州上都有关系。据悉，死者家里父亲早亡,仅剩一个年事已高的母亲,下有一个一两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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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网友亲眼看见员警在现场拘捕了4个死者亲属，一位女性亲属被释放，说另外三个男性亲属在警局遭到威胁与殴打。群众与武警发生冲突，很多 人遭殴打。员警撕毁死者照片并强行将受害者尸体抢走，医院接到指令不给冷气也不让冰冻。死者亲属到县上商店买冰柜，商家惧怕得罪政府竟无一家敢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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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当地政府力图大事化小，一方面不准采访不准报导，企图封锁消息以阻止扩散。另一方面与受害者家属接触，要求家属尽快火化尸体。政府提出的条件竟然是每个死 者仅补偿5000元人民币，而且还宣称这是补偿金的最高档。引发民众愤怒，31日数千名当地群众到县政府大门口聚集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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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当天凌晨有5名男女到盐源风云龙虾烧烤店，拒不付账要吃霸王餐，与店主许某某兄弟发生争执后强行离去。许氏兄弟追出讨债，嫌犯随即打电话叫来帮手，十余人 围攻。弟弟被捅翻在地，哥哥遂趴在弟弟身上遮护并求饶。嫌犯继续猛刺致兄弟俩死亡。受害人身中二十多刀，腹破肠流，情状极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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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抛开钱财不说，仅以住房来讲，谷俊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市朝阳区CBD商务区繁华地段耗资上亿元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销金窟，名曰“将军府”。这个占地二十余亩 的将军官邸，里面竟然有三座别墅群，铺金盖银，“白玉为堂金作马”，奢侈胜过皇家，院子里种植的几棵树，每一棵树的价值都在四十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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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不在脚下: 湖南运输局原副局长家中搜出炮弹壳 内藏一百万;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原副局长陈京元 在被查处时，警方从陈京元的家中搜出了500多万元的现金，其中有100万元是存放在两个炮弹壳中。除了100多万元受贿金额外，经法院审理查明，还有 400多万元，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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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灿，你原来傍上了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毛上月21日被中纪委带走，传毛一次受贿达5000万，情妇一大帮….汤灿太不值了，演艺圈历来乱可理解，你本名利双收却傍个贪官这叫自毁！————-拈花：可惜了汤美人啦，我原来还蛮喜欢她的。她又不缺钱，何必如此自甘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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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大侠: 部队腐败太可怕了：刘源智囊张木生早前披露，谷俊山中将把上海市中心一块军用土地估价为两千万元一亩卖给地方老板二十亿元一亩，差价落入个人荷包。这样的 事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外出都坐专机，把全军拆迁办解散由三名亲信主管，还把给退休老干部盖的四百栋高级楼房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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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民众在网络发消息指，杀人者是官二代，是县长和某局长之亲属，受当局包庇，试图赔几千元了事等。对此，盐源县公安局一名警员称，作案嫌疑人已被抓获。他们 ４人中有汉族人、也有彝族人。“网上说的不能信。我们会开新闻发布会的。”对方承认遇难的兄弟二人身上有多处刀伤，死状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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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看到那些照片，才知道凶手多么残忍。堵县政府讨公道，最后还是被警察强行拉上警车带走了。现在死者遗体还在殡仪馆，不知道怎么处理后事。盐源县平川镇金河 乡一名村民表示，距离县政府近百公里也听闻了这桩命案，并得知犯罪嫌疑人有背景。“年龄不大就犯下杀人罪，受害人令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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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在润盐西街一家汽车修理店的员工告诉记者，该事件在当地反响极大。听说被捅死的兄弟俩一个是大学生。他们的父亲已去世了，两个儿子又被杀死了，就剩下寡母 了。大家都很同情死者和家属。31日也不让我们去政府街去围观。老百姓两条人命没了，政府包庇凶手，所以有人把照片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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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盐源县润盐西街一家鞭炮批发店的店员对记者说，被杀的兄弟俩开的烧烤店离润盐西街不远，和政府街相隔几条街。死者是普通老百姓，而杀人者年龄不大，因为家 里有当官的，所以非常嚣张。“这个事我们也不敢说什么，他们是团伙作案。出了命案，警察把烧烤店看起来了，不让老百姓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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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盐源县县政府在政府街86号。政府街上一家酒店的老板说，31日，包括死者家属和周围群众有近千人，围堵县政府。街上警察也很多，把街道戒严了。听说杀人 的几个人是高中生，吃了饭不付钱。家里有当官的，很有钱有势。有恃无恐。过年期间出了人命案，大家都感到很恐怖，民愤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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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 1月29日（正月初七）凌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对开烧烤店亲兄弟被几人捅死。此案在当地反响颇大。当地人表示，杀人者有家庭背景——当官也有钱，而被杀 死的两兄弟家只剩下寡母，遭遇不公。31日，死者家属抬尸到县政府门前抗议，近千名同情的群众围观。众多警察现场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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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官二代杀人#1月29日（正月初七）凌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一对开烧烤店亲兄弟被几人捅死。31日，死者家属抬尸到县政府门前抗议，近千名同情的群众围观。众多警察现场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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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贼】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带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然后又做英国公使的翻译，代表英国和恭亲王谈判，百般刁难。恭王怒道：“你等世受国恩，却为 虎作伥甘做汉奸！”龚半伦回曰：“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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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新闻》报导，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中国决定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粮食和原油援助，并以此支持困难时期的北朝鲜新接班的过渡政府。 联合早报30日也引述韩联社消息，透露此次粮援规模为50万吨，原油援助规模为25万吨。这是金正日去世后中国向朝鲜进行的援助第一次被详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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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国家？@坏人虫子：4月18日，鞍山市的王淼带着3岁病重的孩子来到沈阳盛京医院治病，临出门，他借了一万元钱，但是医生告诉他孩子必须进重症监 护室，而每天的费用竟然高达8000块！！他的孩子只能住一天！他绝望地抱着孩子痛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立医院还有如此天价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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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粮食和能源援助，粮食50万吨，原油为25万吨。金正日死第二天，胡锦涛亲自主持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北京并大动作力挺金正恩，并称一 旦有变，2小时内可进入平壤。但日前金正恩感谢几十个国家，却不包括北京。拈花：纳税人的钱大把地花，连个好都捞不到，你们特喜欢做傻b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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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什么吴英的官司没有最后判决之前，当地法院有权拍卖吴英的资产？假如最高院否决死刑判决，假如又出现新证据证明吴英没有犯罪的话，法院拿什么东西还 给吴英？吴英的官司证明了中国司法界的黑暗、贪狠，而这一切都是在阳光下的罪恶，打着的都是合法招牌，司法行政勾结杀人灭口！这国家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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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之父吴永正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个人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人又到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试问，为什么对陈绍基，张春江等人不这样呢？原来，政治制度决定了官员的本色。年轻的弱女子永远地闭了眼睛，贪官们才能睡得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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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中国民间资本的规模远远超出业界预计，温州民间资本5000多亿元，山西有10000亿元，鄂尔多斯是2000多亿元，经 济学家辜胜阻调研表明，中小企业大概只有10%，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浙江有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达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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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每亩31700元的补偿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大队干部拿着卖地的钱胡作非为，现在群众不签字，挡着不让他们强占。他表示，现在村民的房屋也被拆了，那些村民像难民一样，没有安置，每平方米只补偿480至500元人民币，连宅基地也没有补偿，这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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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在没有拆迁证及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村委公告声称不搬迁者将被断水、断电。村里土地被卖光，荒废将近两年也没有动工。司马街村的常先生说： “没有召开群众大会，没有看到征地批文，老百姓不知情下，小麦地被毁掉圈占，几千亩土地全部被征用，政府想占哪块就哪块，还连续抓讨土地款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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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还有外村的人，那几条街有三四千人，现场谁也控制不了。这两天村里的老百姓情绪很不稳定，干部扬言要来抓七位村民。土地被当地政府低价征光！ 司马村总面积4200亩，耕地面积3920亩，人口5500人，是当地粮食主产区之一。政府以城市建设征地为由，将诸葛、李村实施撤村并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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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一位大学生拍照被警察打伤。警车玻璃被砸坏后，被困在车内的警察就跑了，当天晚上十一二点，砸坏的车辆被拖走了。听说洛阳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带人来，没有走到现场就回去了。常先生说：“当局没有手续强占
老百姓的土地，要求放人不放，引起群众的愤怒，把车推翻、砸了，去了二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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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司马街村的常先生说：“当天，大队干部领着警察到各家去抓人，村民常社仓(音)被抓走，群众把车拦下要求放人，他们不放，激怒几千民众，之后 来了四车警察，他们一下车看到人这么多，吓的把车放着就跑了，最后5辆车被掀翻、用砖头砸烂。那天现场很乱，民众怒吼声夹杂着放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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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1月25日（初三），当地开发商运来钢管准备搭架子进行开工典礼，遭到司马街村村民阻拦，并将钢管丢弃。26日晚，数十名警察、协警开始进村抓人，村民要求放人遭到拒绝，引起民愤。当时，愤怒的村民拿起石头砖块击退警察，并将四辆警车及一辆政府车推翻并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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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强征#中国新年期间，河南洛阳市洛龙区诸葛镇司马街村发生征地冲突。当地警察因抓走护地村民拒绝释放，引发数千村民包围并愤而掀翻和砸烂5辆车。事发后，当局定出黑名单，扬言要抓捕该村至少7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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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咏麟 ：大陆的《红十字会》很黑、很霸道，强势的叫我向他们捐款50万元人民币，说是叫我起个带头作用（曾志伟也接到同样的电话）如果不照办，他们说：他们跟有关部门说一下，以后大陆的演出和艺人活动我们还想参加，那是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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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镉浓度超标倍数趋势图显示，从龙江山脚村到糯米滩监测点，长达100公里河水镉浓度在国标临界值5倍以上。专家预计，按目前流速，未来10至15天 柳江镉浓度将达峰值。称污染水体经洛东、三岔、糯米滩电站三次削峰后，镉浓度可控在超10倍以内，须从融江调11倍清水才能实现稀释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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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爱看小乔流水: 紧急通知：开发商把行贿员官名单泄露了，在陕西官场引发政治大地震！不知道有多少位“人大代表”在里面？ 礼金的单位应该是万元吧？终于知道房价降不了的根源吧！那么全国是不是都一样呢？ 正义的人民们，大家一起转发吧！至少让1000000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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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李先生表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搜刮民财的政府部门与民众积怨太深造成的。现在各种收费太多、太高。过年前各种部门都下来找运输承包人和司机的碴儿，然后进行各种形式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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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现场民众网上发贴表示，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大年初七9点多，惨发命案，政府机关（于都县运管所）雇凶杀人，当地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不进行最起 码的手铐处置，关在泡茶会客厅，望各界高度关注！政府及公安用扩音器对示威者强行洗脑3小时无果，晚11点，愤民仍然围堵在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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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于都县委、县政府官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带来大量武装警察，并向示威群众喊话。李先生说，群众非常反感这些套话，现场一度发生混乱， 群众掀翻了协管员的小车，晚上又掀翻了一辆警车，也有多名示威群众被抓。官方答应将两名协管员刑事拘留，人群才逐渐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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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个体司机李先生：运管收费人员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协管人员持刀砍伤对方二人，当地群众认为是故意杀人，要求警方严惩，警方却反而包庇肇事 人，引起围观群众的愤慨。下午前来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约有上千人，要求严惩凶手，并聚集在派出所和319国道进行抗议示威，使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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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领导们和公务员不献血？】《献血法》《管理办法》中明确“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但此次北京卫生部门出台的举措 主要是针对高校和团体无偿献血，并把无偿献血情况将与师生评优挂钩 ，但没有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为什么不可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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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抗暴#29日江西赣州于都县4名长途运输汽车站协管员到桥头乡收取运管费，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致使对方两人受伤。上千群众围观和抗议，要求严惩 凶手。政府官员和大量武装警察来到现场，民众掀翻了协管员的车和一辆警车。李先生表示，几名运管收费人员与运输承包人发生纠纷，协管持刀砍伤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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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价真不高】市公务员集资房，刘家窑桥均4000；铁道部集资房，西直门均2000；公安部集资房，广渠门外均4500；外交部，禧福会国际社区团 购6000；中石油，太阳星城团购8800；区政府，京投快线阳光花园，团购6000…那些说北京房价高的，全是被境外势力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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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国家垄断、国家主导、权力干预，大量国家补贴等方式，成了中国发展的障碍，导致庞大垄断的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分配不公平，腐败猖獗。都与我们权 力主导的模式密切相关。不能改革权力市场经济，不能把权力与市场分开，未来中国会陷入更多的特权，更多的腐败，更大的贫富差距，更多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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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江天勇因为发布有关贝贝遭遇的消息，遭到警告。江律师说：“1月27日，正月初五，国保即打来电话，要我“不要再说倪（倪玉兰）的事了，有些情况你不 了解”。倪案辩护词是公开的，倪的女儿贝贝机场被警察非法扣留是事实，今早4、5点，贝贝遭警察两次破门而入的骚扰，也是事实。说事实犯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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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维权律师，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护。她过去已经被抓捕两次。在被抓捕期间作为一名维权律师，倪玉兰给那些强行拆迁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辩 护。她过去已经被抓捕两次。在被抓捕期间受到酷刑折磨而残疾。出来之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家的房子也被强拆，成为无家可归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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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主: 【孩子们想要一间教室】瓦土小学位于四川省木里县麦日乡，学校陈旧，现需要新建和修缮教室、厕所。当地政府官员们，请发起“少喝一瓶茅台，少吸一盒中华” 爱心活动，请帮帮这些孩子们。拈花：各位尊敬的狗官们，请睁开你们的狗眼瞧瞧这些苦难的孩子，省下你们一顿酒钱就够起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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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局长要红了】近日网传—广西都安民政局长黄某一个人吃着509份低保，九套房子，6个老婆。三老婆刘茹跟人偷情被局长打，不服，网上曝光。并曝出其 他5名后宫手机号码。都安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已就此事向公安报案。帖子中提到的黄局长已50多岁，于09年退居二线，目前系局里的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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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钉子户”敢打女总理? 】26日，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说了句有关拆迁的话，居然使正在首都堪培拉参加国庆庆典的女总理杰拉德遭到了200多名“钉子户”的围攻。面对情况不妙险情， 在保镖的劝说下，杰拉德不得不中断会议，在当地警察增援、防爆警察开道、保镖连拖带拥的呵护下，狼狈逃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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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运管所干部雇凶杀人案，数千民众因抗议警方执法不公，包围派出所。一名官方运输公司职员，与运输承包人收费发生纠纷，混乱间承包 人员被刀砍伤。村民怀疑到场的派出所人员包庇疑犯（不手铐处置）后围堵国道、包围派出所，并砸烂办公室及警车。午夜散去。最下图为民警漠视笑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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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笨猫: 来酒店宾客都有同样的动作，掏出一叠人民币装进红包、签上名字、递给门口迎宾的主人。南方日报记者向罗二酒店宴会部证实,在此摆酒席的主宾是廉江公安局的 副局长陈锡照,当日是他乔迁新居的日子。陈局长包下酒店宴会部4层和5层90多桌。该酒店正申报四星酒店,也是目前廉江市最好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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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举杯：4月27日，甘肃徽县七名妇女进京揭露贪污、挪用5•12大地震救灾款的腐败问题，遭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侮辱和殴打，失去自由近30个小时，四 名妇女的上衣被他们脱掉，一人小腿骨折，多人软组织受伤，三名妇女尿在裤子里…望关注。手机15825876259 1323939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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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羊朋小学的代课教师吉伍里体，今年33岁，代课六年，月工资195元。这个收入大家能够相信吗？很不幸，这是事实。我们一出手就是六个亿。拈花：tmd狗官，没选票你们就爱怎么得瑟怎得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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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邱永峥 烽火叙利亚：俄罗斯官员刚才透露，叙利亚政府已经同意与反对派代表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谈–看来，巴沙尔政权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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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歌pmz: 【学者呼吁中共摆脱暴力革命思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撰文呼吁中共推进宪政民主，并称推进宪政民主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使命之一。她呼吁中共“完成从革命向民主的思维转换”、“走出暴力革命的思维窠臼”、“努力建设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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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派出所在大年初三半小时内就把刘霞的爸爸在小黑屋打死…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最后对路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作证，帮我申冤”，在门口死，眼睛都没 有闭~求你们帮帮她，警察现在三十几辆车在太平间堵，她的妈妈哥哥又已经被囚禁了，下一个目标她和嫂嫂，求转发。 【不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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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丢官的55岁的谷俊山是河南濮阳人，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长， 2003年升少将，去年升中将。如果消息属实，他是继王守业之后，第二位落马的军方高级将领。中将军衔的前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也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长， 因涉贪 1.6亿元人民币及包二奶，2006年被军事法庭判死刑，缓期二年。
延安日记十一（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3 06:37:41
１９４４年５月—６月
１９４４年５月３日
四月份国共开始谈判。目前谈判陷入僵局，停了下来。
谭政，湖南人，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二十年代后期）的私人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不愧为主席，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迟早总会在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谭政现任特区联防军政治部主任，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看来毛泽东有意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军队中，他认为军队才是他的主要支柱。所有以前当过毛主席私人秘书的人都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这并非偶然。看来，他们在各地方掌握着军队干部，使他们忠于毛。
张经武是特区联防军参谋长。他也是湖南人，是个职业军官，贺龙的亲信之一。
蔡畅是从事党的工作的少数妇女之一，她参加了当年在法国留学的后来成了中共领导的一些人所成立的小组。１９２３年她与李富春结婚。她到苏联去过几次，参加过长征。她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
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
第一次逮捕高潮可追溯到１９４２年秋天。当时，镇压是伴随“洗脑筋”运动而来的。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季大力进行了“审干”运动。
１９４３年春第二次逮捕浪潮席卷全特区。这与蒋介石的代表可能来延安有关。
１９４３年６月，中共由于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掀起了第三次逮捕高潮。这就是大家知道的“揭发特区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运动。
这些运动一个都还没结束，它们和整风运动掺和在一起，成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各种小范围的镇压运动正在不断加强整风运动的声势。康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于１９４１年就开始了，这就是说，进行镇压的时间实际上比反映出来的要长。
可怕的暴力浪潮把毛泽东的对手都卷了进去，并使他们受到摧残。整风的任务就是确保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取得无可争议的胜利。没有胜利的把握，毛是不会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５日
毛泽东正加紧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认为任何耽搁都是危险的。
他通过驻重庆的代表团尽一切努力要使美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中国惟一有前途的力量。盟国似乎上了他的圈套。
康生待我像朋友一样，我们会面时他一个劲地向我保证他对我友好。
我被痢疾拖垮了，胃痛，还发高烧，但是没有时间躺下休息。
１９４４年５月３０日
在湖北，日军正沿粤汉铁路和公路线推进。在湖南，国民党军队正在进攻粟裕将军。（原文如此）
日军司令部利用在衡阳取得的大胜利，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条从印度支那一直延伸到华北的交通线。
在云南西部，中国军队正在向马缅关移动。
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一次会见记者时说，他的中国之行并不是出于竞选的狭隘目的，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步骤。副总统强调说，中国的军事形势是严重的，可是，他接着又说，美国人民不应因此而失望。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４日
盟国成功地扩大着在法国的滩头阵地。盟军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
日军几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控制整个贯穿中国的铁路线。国民党军队无力击退日军的猛攻。中国面临着战败的威胁。
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都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９日
苏联部队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了进攻。他们突破了第三条芬兰防线，著名的曼纳林防线。
盟军在科唐坦半岛登陆。他们在法国损失了１６０００人，其中伤了１２６００人。俘虏德军８５００人。
塞班岛已激战了三昼夜。盟国越来越多的部队正在强行登陆。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着。
盟国把目前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空运路线称为喜马拉雅山航线。每月由这条航线运送几百吨货物。
日本人正在进攻株洲铁路枢纽（长沙和零陵以南），显然，他们的目的在于打桂林——美国设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战斗正在离这些城市很远的通道上进行。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大大地补偿了他们在太平洋群岛和印度洋群岛上所受的损失。它占领了贯穿中国的铁路线，就可以从亚洲大陆畅通无阻地运出许多最贵重的工业原料和食物了。
满载着掠夺物资的火车能够横穿整个中国、满洲，驶抵朝鲜。从朝鲜釜山港到日本大约只有二三百公里。日本人的海空军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足以保护这条海上通道。由于占领了贯穿中国的铁路线，中国又在军事上失利，日本就能得到继续战争所必要的一切物资。
日本的战争潜力主要有赖于这些交通线的正常通行。
六月的黄昏是如此之长，山鹰在暮色苍茫中，轻轻掠过村外的草场。由于夏季多雨，人们尚未开始割草，因此我所站之处是一片高及膝盖的草丛。黄昏时分看不见花朵，但白天可以看到草地上到处点缀着野花。
不管我走到哪儿，伴随我的总是这朦胧的黄昏，我总是看到山鹰在天际飞旋，听到从过去地主的果园里传来的小鸟高亢清脆的歌声和夜出的飞虫振翅的嗡嗡声。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２日
三年的战争！莫斯科电台报道了这些年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在苏德前线德国纳粹军队死伤几百万人，损失了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
６月２０日华莱士到达重庆。
周恩来总是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非常熟悉。他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并与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军界、资产阶级和华侨）有着 广泛的联系。他会讲英语和日语，还能讲一点法语。他往往引用法国的警句和谚语，这使他的讲话生色不少。周工作勤奋、效率高，他作决定既快又准确，但他总是 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他博览群书，并尽可能经常跟上世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消息很灵通。他的性格很开朗，脾气有点急。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７日
中央政府军事上的失利是上天赐给中共领导的最好礼物。在与美国进行的政治赌博中毛泽东赢的机会出乎意料地增加了——美国人正狂热地在亚洲寻求军事支援。双方现正相互试探着，随时可能进入实质性谈判。
冈野最积极的助手之一原是一名日军战俘，他把缴获的一些照片拿给我看。这些纪录日本人暴行的照片看了使人毛骨悚然。我向他要了几张。
竟会有这种事情，真是难以想像！
照片照的是农民的尸体，一丝不挂，钉在他们房子的墙上。
这是一张被挖掉肠子的尸体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一张接一张，越来越多。
冈野的这位工作人员向我解释说，挖受害者的肠子是日本兵的习惯。对绝大多数中国战俘和几乎每一个男人他们都这么干。但是，这还不算。按照中世纪的信 条，肝是勇敢和英武的象征，所以在许多场合日本兵不仅挖出受害者的肠子，而且割下肝来吃。要不是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我会把这种说法当成疯子的胡言 乱语。
有几张是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那些受害者的样子极端可怕。日本人不枪毙受害者，绝不是因为要节省子弹，他们把老弱妇孺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当作活靶子练刺杀。这里就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上面是一群戴着日本军帽的矮个子士兵，正用刺刀和马刀在痛苦而狂乱的人群中猛劈猛刺。
张张照片上都有血肉模糊的尸体，每张照片都有摆好拍照姿势的官兵。
有张照片拍的是几十个撩起裙子和把短裤褪到膝盖上的妇女，她们面前蹲着一个个日本兵。这种类型的照片但愿是惟一的一张！
大多数照片拍的都是强奸和侮辱妇女的场面。张张都有日本兵和被蹂躏的妇女。
另外还有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拍的是用传统的方式将受害者斩首。甚至从照片上都可以看出，日本兵把砍头当作一种娱乐、一种竞技。士兵的一张张面孔却显得惊人地平静、无动于衷，甚至困倦。
１９４４年６月３０日
上次我与毛泽东谈话时他说：“领导中国不需要懂马列主义！主要的是要懂中国，懂得中国的需要和风俗习惯……”
中共中央主席把所有去过苏联的人，甚至他不认识的人，都叫做“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和江青有个五岁的女儿，我只见过她三两次。他们难得把她从幼儿园接回家去。
１９４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
美国代表团要来延安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这件事情交涉来交涉去，现在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起初，蒋介石反对美国人来延安。在华的盟军领导方面曾三次要求蒋介石同意这次旅行，但都遭到拒绝。这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了重庆，美国官员便请求副 总统给予帮助。他立即与白宫联系，白宫立即作出反应。四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他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中央政府允许美国全权代表团去 延安。蒋介石出于无奈，批准了这次旅行。
代表团将由美国大使馆的武官率领，到达的日期尚未确定。这个重要的代表团将由十人组成。
枣园忙乱起来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日
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主席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只有几个人参加）讨论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访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对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及伪军和战地日军的所有资料加以修改（现在正肆无忌惮地对数字进行普遍的篡改）。
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在即将同美国全权代表进行的谈判中共产党的领导所要采取的既定立场。首要的是要得到美国的武器，第一步，先得到四个正规的步兵师所需的武器。作为交换，毛泽东准备答应在战争期间和胜利后同美国人进行合作，并允许他们使用特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七周年纪念日。实际上，从满洲沦陷算起，战争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这场屠杀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呵！
现在我已学了半年日语了。要学会用日语讲话恐怕很难，但阅读能力现在已相当不错了。日本的象形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因而我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３日
华莱士副总统曾作出很大努力来为消除中国的分裂状态创造必要的条件。从新闻报道判断，这是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
５月，林祖涵从特区去西安恢复国共两党的会谈。这几年来，会谈实际上一直没有进行。国内舆论对重开谈判一事寄予很大希望。
外国广播电台强调这次会谈非常重要，因为由于七年来的战争，国共之间不断加剧的分裂状态恶化了中国的形势。确实，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整个经济陷于崩溃状态，大多数工业企业遭到破坏或处在沦陷区内。
５月份会谈恢复，这也使人们在消除国共分裂的问题上产生了乐观情绪，而这种分裂是日军攻势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５日
毛与我作了一次深夜长谈。
他显得疲倦，背比往常更驼了，烟灰掉在膝盖和报纸上。他不时地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毛的所有上衣袖子都有点长，这是他的独特的式样。他所有的上衣都缝有大口袋。
毛的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此后共产党将奉行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反对国民党的总路线。从他的话里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内最近形势的发展对共产 党领导来说是格外的喜人，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处于危机的边缘，濒临崩溃，因此，与国民党进行会谈的方式过时了。不再需要会谈了，会谈阶段已经过去。
“美国的立场对我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主席说。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相信，美英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友好关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白宫所需要的力量。此外，盟国势必为延安当局的团结和力量所吸引。盟国别无选择，只好承认特区（中国特区以及其他苏区）是中国惟一真正的力量。
虽然苏联远东边界曾不止一次地成为军事上紧张和流血的地区，但毛仍只字不提苏联，不提它对解决远东问题的关切。
在１９４０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写道（至少对他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没有苏联，中国是不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现在，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且打算主要同美英联合了。
我想，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些中共中央主席不愿说的其他东西。他指望美英对苏联心存疑惧。据他看，这种疑惧会促使这两个国家慢慢地但是必然地与特区建立友好关系。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显然想用一些鬼话来讹诈盟国，说什么苏联有侵略野心，它想吞并中国（特别是满洲）。他们认为，在将来与盟国的关系上，苏联这种可怕的威胁就会成为促成美英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论据。
事情并不就到此为止了。中共中央主席不仅想得到武器并推翻蒋介石，他还想利用美英对特区的承认来阻挠苏联有效地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总之，他想使苏联所有的外交努力都落空。
毛指望美英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得以控制全中国，并能推行适合他自己利益的政策。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把这告诉我，但是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会谈的准备工作正是朝这方面进行的。同时，他加强了同莫斯科的通信联系，企图以此掩盖即将进行的谈判的真正动机。
同我谈话是为了消除我的怀疑。
这与毛就在最近告诉莫斯科的情况完全相反。他继续拍发“友好的电报”，可是他把苏联领导人的意见看作是累赘。毛泽东相信中央军吃了败仗，美国势必会同意他的主要建议。表面上一切都是冠冕堂皇的：需要武器，是为了把日本人从中国的神圣领土上赶出去嘛。
我们的谈话有点怪。大都是由毛一个人讲。有时，他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我只好洗耳恭听。我如有异议他就很不高兴。当我想表示自己的不同意 见时，他立即转换话题（换个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毛就会用侮辱的态度来对他了），或者就闷着使劲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在这种时候我感到，对他来说，要容忍 我是多么困难，在他眼里我又是多么讨厌。实际上他跟我们的距离又是多大啊。可是，有时他又表示诚挚，请我们去吃饭，开开粗俗的玩笑。这两种态度轮流着出 现。
今天我们分手时，毛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本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书上盖有中共中央主席私人藏书的印戳。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
苏联是反希特勒联盟中最主要的力量，毛泽东仅仅在写文章时和给莫斯科发贺电时才承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种承认也表现了他缺乏与蒋介石相抗衡的信 心。万一明天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呢？过去是谁帮了他的忙？现在会帮他的又是谁？所以，莫斯科不断收到经过选择的口号、保证和许多表示“良好愿望”的声明， 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
夜，万籁俱寂。我浏览着文件，烛光闪烁不定。报导，报纸和译不完的稿件。我刚译完的这一篇的结束语是：“毛泽东是我党和人民的最有战斗力的领袖。”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真是毫无办法。
与毛有过一些接触之后，我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利益时他才说真话。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
列宁说过，制定政策不是为了去适应某个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利益。但是，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 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 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 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己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影无踪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又让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个电报。电报详细叙述了蒋介石军队失败的原因。在湖南衡阳战役中，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是避而不战，就是一触即溃。军官萎靡不振，人民不支持军队。虽然中共领导的方针是慎重的，国共谈判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谈将继续进行。
在敌后进行抗战的中共部队与在前线打仗的国民党部队有很大差别，而且差别越来越大。中共部队向前推进，实力不断加强，而国民党军队正越来越陷入危机。蒋介石部队仓皇撤退，面临崩溃。如果敌人继续进攻，国共两党部队之间的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在敌后一直打胜仗。一些大的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经不是以前报道的７０００万人，而是将近８６００万人了。在中国的一 些战场上，中共部队消灭了大量的伪军和敌官兵。在南线、中线和北线收复了几个地区，还收复了许多城镇，其中包括２４个地区的中心市镇。
我在毛泽东的电报上加了下面两段话：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参加抗战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
——电报中列举的数字是毛泽东从专为一批外国记者来延安而准备的、带倾向性的材料中取来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
同盟社报道：东条内阁已辞职。
塔斯社记者普罗先科现在延安，他是随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来的。他是驻重庆的特派记者，告诉我许多关于中国陪都的政情内幕，很有趣。
中共领导人同美国人谈判期间想撇开重庆与美英建立外交联系。他们建议盟国在特区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跟我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与美国人建立关系，我们的革命最后还是要转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
美国代表团首批九名官员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了机场。毛泽东和朱德穿着新制服。他们两人的出场是有意要表示党和军队的团结。
毛的神情令人难忘。
奏军乐。雄赳赳的士兵们，显示出中共武装部队士气高昂。群众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鄙人带着照相机，在场的还有普罗先科等人。
道格拉斯飞机在降落时滑出了跑道，扬起一片尘土，螺旋桨咔嚓一声掉了下来，驾驶舱瘪进去了，幸亏没有伤亡。飞机是由罗伯特·钱皮恩上尉驾驶的。
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纵容侵略，听任国家被日本占领，背叛为了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利益而正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苏联——这一切都是毛的惯用策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用绳子把道格拉斯飞机拉回跑道。
根据来访者的谈话判断，代表团将在这里呆四个月左右。
美国人都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衣领上佩带着军衔领章。与中国人一比，他们显得很高，谈话无拘无束，喜欢开玩笑。
他们许多人都像巴雷特上校一样左肩上都有美国在华陆军军事顾问的徽章——一面小旗，旗的上半部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和美国星徽，下半部是蓝白相间的竖条。
巴雷特上校是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个矮个子，略显肥胖，戴一顶外国的软木太阳盔。
巴雷特曾在缅甸的丛林里打过仗，这次是从昆明来的。
戴宽边草帽的农民和城里人把一群美国军事专家围在中间，卫兵们挡住人群，小心保卫着这些美国人。这真是个有趣的场面。卫兵们照应着，不让人们挤着或踩了美国人。带着照相机的我被推到了一边。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３日
蒋介石规定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的最后数字为１８人。昨天来了９个，其余的人将在必要时来延安。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将常驻此地。
美国人显得很自信。他们都穿着很旧的军服，经常用柯达或莱卡相机照相。他们之中有一个军医。
江青向我诉苦道，她丈夫这段时间一直失眠，吃安眠药。
毛泽东容易感冒。他喜欢穿棉衣，但不住暖和的屋子。
我对他越了解，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心胸是多么狭小。按当地标准衡量，他是颇有知识的人，但不是按我们的标准。
毛泽东很喜欢人家把军事上的胜利都记在他的名下，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这些胜利归功于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领导。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
７月２２日到达延安的有：陆军上校戴维．Ｄ．巴雷特，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和梅尔文．Ａ．卡斯伯格，陆军上尉约翰．Ｃ．科林，查尔斯．Ｇ．斯特尔和 保罗．Ｃ．多姆凯，陆军中尉亨利．Ｓ．惠特尔赛和陆军上士安东．Ｈ．雷孟尼。陪同他们前来的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９日
朱德非常熟悉军中事务，但是不让他管军队。军事领导权完全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可是，朱德一直坚持设法了解中国前线的所有事情，他经常同前线官兵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不管怎样“洗脑筋”，朱德还是始终与我们友好。
１９４４年５月３日
四月份国共开始谈判。目前谈判陷入僵局，停了下来。
谭政，湖南人，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二十年代后期）的私人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不愧为主席，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迟早总会在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谭政现任特区联防军政治部主任，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看来毛泽东有意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军队中，他认为军队才是他的主要支柱。所有以前当过毛主席私人秘书的人都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这并非偶然。看来，他们在各地方掌握着军队干部，使他们忠于毛。
张经武是特区联防军参谋长。他也是湖南人，是个职业军官，贺龙的亲信之一。
蔡畅是从事党的工作的少数妇女之一，她参加了当年在法国留学的后来成了中共领导的一些人所成立的小组。１９２３年她与李富春结婚。她到苏联去过几次，参加过长征。她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
１９４４年５月５日
第一次逮捕高潮可追溯到１９４２年秋天。当时，镇压是伴随“洗脑筋”运动而来的。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季大力进行了“审干”运动。
１９４３年春第二次逮捕浪潮席卷全特区。这与蒋介石的代表可能来延安有关。
１９４３年６月，中共由于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掀起了第三次逮捕高潮。这就是大家知道的“揭发特区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运动。
这些运动一个都还没结束，它们和整风运动掺和在一起，成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各种小范围的镇压运动正在不断加强整风运动的声势。康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于１９４１年就开始了，这就是说，进行镇压的时间实际上比反映出来的要长。
可怕的暴力浪潮把毛泽东的对手都卷了进去，并使他们受到摧残。整风的任务就是确保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取得无可争议的胜利。没有胜利的把握，毛是不会召开这个代表大会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５日
毛泽东正加紧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认为任何耽搁都是危险的。
他通过驻重庆的代表团尽一切努力要使美国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中国惟一有前途的力量。盟国似乎上了他的圈套。
康生待我像朋友一样，我们会面时他一个劲地向我保证他对我友好。
我被痢疾拖垮了，胃痛，还发高烧，但是没有时间躺下休息。
１９４４年５月３０日
在湖北，日军正沿粤汉铁路和公路线推进。在湖南，国民党军队正在进攻粟裕将军。（原文如此）
日军司令部利用在衡阳取得的大胜利，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条从印度支那一直延伸到华北的交通线。
在云南西部，中国军队正在向马缅关移动。
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一次会见记者时说，他的中国之行并不是出于竞选的狭隘目的，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步骤。副总统强调说，中国的军事形势是严重的，可是，他接着又说，美国人民不应因此而失望。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４日
盟国成功地扩大着在法国的滩头阵地。盟军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
日军几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控制整个贯穿中国的铁路线。国民党军队无力击退日军的猛攻。中国面临着战败的威胁。
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都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９日
苏联部队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了进攻。他们突破了第三条芬兰防线，著名的曼纳林防线。
盟军在科唐坦半岛登陆。他们在法国损失了１６０００人，其中伤了１２６００人。俘虏德军８５００人。
塞班岛已激战了三昼夜。盟国越来越多的部队正在强行登陆。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着。
盟国把目前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空运路线称为喜马拉雅山航线。每月由这条航线运送几百吨货物。
日本人正在进攻株洲铁路枢纽（长沙和零陵以南），显然，他们的目的在于打桂林——美国设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战斗正在离这些城市很远的通道上进行。
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大大地补偿了他们在太平洋群岛和印度洋群岛上所受的损失。它占领了贯穿中国的铁路线，就可以从亚洲大陆畅通无阻地运出许多最贵重的工业原料和食物了。
满载着掠夺物资的火车能够横穿整个中国、满洲，驶抵朝鲜。从朝鲜釜山港到日本大约只有二三百公里。日本人的海空军力量虽已削弱，但仍足以保护这条海上通道。由于占领了贯穿中国的铁路线，中国又在军事上失利，日本就能得到继续战争所必要的一切物资。
日本的战争潜力主要有赖于这些交通线的正常通行。
六月的黄昏是如此之长，山鹰在暮色苍茫中，轻轻掠过村外的草场。由于夏季多雨，人们尚未开始割草，因此我所站之处是一片高及膝盖的草丛。黄昏时分看不见花朵，但白天可以看到草地上到处点缀着野花。
不管我走到哪儿，伴随我的总是这朦胧的黄昏，我总是看到山鹰在天际飞旋，听到从过去地主的果园里传来的小鸟高亢清脆的歌声和夜出的飞虫振翅的嗡嗡声。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２日
三年的战争！莫斯科电台报道了这些年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成果：在苏德前线德国纳粹军队死伤几百万人，损失了数以万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
６月２０日华莱士到达重庆。
周恩来总是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非常熟悉。他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并与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军界、资产阶级和华侨）有着 广泛的联系。他会讲英语和日语，还能讲一点法语。他往往引用法国的警句和谚语，这使他的讲话生色不少。周工作勤奋、效率高，他作决定既快又准确，但他总是 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他博览群书，并尽可能经常跟上世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消息很灵通。他的性格很开朗，脾气有点急。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７日
中央政府军事上的失利是上天赐给中共领导的最好礼物。在与美国进行的政治赌博中毛泽东赢的机会出乎意料地增加了——美国人正狂热地在亚洲寻求军事支援。双方现正相互试探着，随时可能进入实质性谈判。
冈野最积极的助手之一原是一名日军战俘，他把缴获的一些照片拿给我看。这些纪录日本人暴行的照片看了使人毛骨悚然。我向他要了几张。
竟会有这种事情，真是难以想像！
照片照的是农民的尸体，一丝不挂，钉在他们房子的墙上。
这是一张被挖掉肠子的尸体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一张接一张，越来越多。
冈野的这位工作人员向我解释说，挖受害者的肠子是日本兵的习惯。对绝大多数中国战俘和几乎每一个男人他们都这么干。但是，这还不算。按照中世纪的信 条，肝是勇敢和英武的象征，所以在许多场合日本兵不仅挖出受害者的肠子，而且割下肝来吃。要不是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我会把这种说法当成疯子的胡言 乱语。
有几张是大屠杀的照片。照片上那些受害者的样子极端可怕。日本人不枪毙受害者，绝不是因为要节省子弹，他们把老弱妇孺赶到一起，然后把他们当作活靶子练刺杀。这里就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上面是一群戴着日本军帽的矮个子士兵，正用刺刀和马刀在痛苦而狂乱的人群中猛劈猛刺。
张张照片上都有血肉模糊的尸体，每张照片都有摆好拍照姿势的官兵。
有张照片拍的是几十个撩起裙子和把短裤褪到膝盖上的妇女，她们面前蹲着一个个日本兵。这种类型的照片但愿是惟一的一张！
大多数照片拍的都是强奸和侮辱妇女的场面。张张都有日本兵和被蹂躏的妇女。
另外还有一张有代表性的照片，拍的是用传统的方式将受害者斩首。甚至从照片上都可以看出，日本兵把砍头当作一种娱乐、一种竞技。士兵的一张张面孔却显得惊人地平静、无动于衷，甚至困倦。
１９４４年６月３０日
上次我与毛泽东谈话时他说：“领导中国不需要懂马列主义！主要的是要懂中国，懂得中国的需要和风俗习惯……”
中共中央主席把所有去过苏联的人，甚至他不认识的人，都叫做“教条主义者”。
毛泽东和江青有个五岁的女儿，我只见过她三两次。他们难得把她从幼儿园接回家去。
１９４４年７月—８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日
美国代表团要来延安的问题终于定下来了。这件事情交涉来交涉去，现在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起初，蒋介石反对美国人来延安。在华的盟军领导方面曾三次要求蒋介石同意这次旅行，但都遭到拒绝。这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了重庆，美国官员便请求副 总统给予帮助。他立即与白宫联系，白宫立即作出反应。四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他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中央政府允许美国全权代表团去 延安。蒋介石出于无奈，批准了这次旅行。
代表团将由美国大使馆的武官率领，到达的日期尚未确定。这个重要的代表团将由十人组成。
枣园忙乱起来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日
６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主席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只有几个人参加）讨论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即将来访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对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及伪军和战地日军的所有资料加以修改（现在正肆无忌惮地对数字进行普遍的篡改）。
毛泽东详细地说明了在即将同美国全权代表进行的谈判中共产党的领导所要采取的既定立场。首要的是要得到美国的武器，第一步，先得到四个正规的步兵师所需的武器。作为交换，毛泽东准备答应在战争期间和胜利后同美国人进行合作，并允许他们使用特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
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七周年纪念日。实际上，从满洲沦陷算起，战争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这场屠杀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多大的苦难呵！
现在我已学了半年日语了。要学会用日语讲话恐怕很难，但阅读能力现在已相当不错了。日本的象形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因而我学起来就容易多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３日
华莱士副总统曾作出很大努力来为消除中国的分裂状态创造必要的条件。从新闻报道判断，这是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
５月，林祖涵从特区去西安恢复国共两党的会谈。这几年来，会谈实际上一直没有进行。国内舆论对重开谈判一事寄予很大希望。
外国广播电台强调这次会谈非常重要，因为由于七年来的战争，国共之间不断加剧的分裂状态恶化了中国的形势。确实，国家的财政经济困难重重，整个经济陷于崩溃状态，大多数工业企业遭到破坏或处在沦陷区内。
５月份会谈恢复，这也使人们在消除国共分裂的问题上产生了乐观情绪，而这种分裂是日军攻势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５日
毛与我作了一次深夜长谈。
他显得疲倦，背比往常更驼了，烟灰掉在膝盖和报纸上。他不时地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毛的所有上衣袖子都有点长，这是他的独特的式样。他所有的上衣都缝有大口袋。
毛的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此后共产党将奉行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反对国民党的总路线。从他的话里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国内最近形势的发展对共产 党领导来说是格外的喜人，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处于危机的边缘，濒临崩溃，因此，与国民党进行会谈的方式过时了。不再需要会谈了，会谈阶段已经过去。
“美国的立场对我们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主席说。
他和他的支持者们相信，美英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友好关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白宫所需要的力量。此外，盟国势必为延安当局的团结和力量所吸引。盟国别无选择，只好承认特区（中国特区以及其他苏区）是中国惟一真正的力量。
虽然苏联远东边界曾不止一次地成为军事上紧张和流血的地区，但毛仍只字不提苏联，不提它对解决远东问题的关切。
在１９４０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写道（至少对他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没有苏联，中国是不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现在，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且打算主要同美英联合了。
我想，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些中共中央主席不愿说的其他东西。他指望美英对苏联心存疑惧。据他看，这种疑惧会促使这两个国家慢慢地但是必然地与特区建立友好关系。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显然想用一些鬼话来讹诈盟国，说什么苏联有侵略野心，它想吞并中国（特别是满洲）。他们认为，在将来与盟国的关系上，苏联这种可怕的威胁就会成为促成美英与延安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论据。
事情并不就到此为止了。中共中央主席不仅想得到武器并推翻蒋介石，他还想利用美英对特区的承认来阻挠苏联有效地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总之，他想使苏联所有的外交努力都落空。
毛指望美英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得以控制全中国，并能推行适合他自己利益的政策。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把这告诉我，但是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会谈的准备工作正是朝这方面进行的。同时，他加强了同莫斯科的通信联系，企图以此掩盖即将进行的谈判的真正动机。
同我谈话是为了消除我的怀疑。
这与毛就在最近告诉莫斯科的情况完全相反。他继续拍发“友好的电报”，可是他把苏联领导人的意见看作是累赘。毛泽东相信中央军吃了败仗，美国势必会同意他的主要建议。表面上一切都是冠冕堂皇的：需要武器，是为了把日本人从中国的神圣领土上赶出去嘛。
我们的谈话有点怪。大都是由毛一个人讲。有时，他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我只好洗耳恭听。我如有异议他就很不高兴。当我想表示自己的不同意 见时，他立即转换话题（换个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毛就会用侮辱的态度来对他了），或者就闷着使劲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在这种时候我感到，对他来说，要容忍 我是多么困难，在他眼里我又是多么讨厌。实际上他跟我们的距离又是多大啊。可是，有时他又表示诚挚，请我们去吃饭，开开粗俗的玩笑。这两种态度轮流着出 现。
今天我们分手时，毛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本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书上盖有中共中央主席私人藏书的印戳。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６日
苏联是反希特勒联盟中最主要的力量，毛泽东仅仅在写文章时和给莫斯科发贺电时才承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这种承认也表现了他缺乏与蒋介石相抗衡的信 心。万一明天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呢？过去是谁帮了他的忙？现在会帮他的又是谁？所以，莫斯科不断收到经过选择的口号、保证和许多表示“良好愿望”的声明， 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也没有人提王明了。对毛泽东来说，反对“莫斯科派”的斗争已是过去的事了——这个阶段虽然不很顺利，但总是过去了。
我现在已深知毛泽东的为人了。我认为，他与王明的冲突还有另一个原因（当然不像主要原因那么重要和有影响）：王明在战前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之一，毛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但是这是毛的性格。
夜，万籁俱寂。我浏览着文件，烛光闪烁不定。报导，报纸和译不完的稿件。我刚译完的这一篇的结束语是：“毛泽东是我党和人民的最有战斗力的领袖。”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真是毫无办法。
与毛有过一些接触之后，我认为只有符合他的利益时他才说真话。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道德标准，如果有本事或者有机会捞点什么（即使用最不体面的手段）就干！理由嘛，过后总会找得着的！
列宁说过，制定政策不是为了去适应某个个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利益。但是，毛对任何个人或千百万人都不感兴趣。重要的是抓权。至于说 抓权究竟要付出多大牺牲，这个或那个步骤是不是冒险主义的，是不是可以用较小的损失取得较大的胜利，他是很少关心的。确切地说，他对这一切根本就不关心。 对他来说人民只是完成他的计划的工具而已。有时，我觉得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个救世主。他凌驾于人类、法律、道德和苦难之上。有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腔调说话， 说得忘乎所以。他极端无情。对他来说善恶随一己之私利而定。他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时他平常那种无生气的样子就无影无踪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又让我给莫斯科拍了一个电报。电报详细叙述了蒋介石军队失败的原因。在湖南衡阳战役中，中央政府的军队不是避而不战，就是一触即溃。军官萎靡不振，人民不支持军队。虽然中共领导的方针是慎重的，国共谈判仍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会谈将继续进行。
在敌后进行抗战的中共部队与在前线打仗的国民党部队有很大差别，而且差别越来越大。中共部队向前推进，实力不断加强，而国民党军队正越来越陷入危机。蒋介石部队仓皇撤退，面临崩溃。如果敌人继续进攻，国共两党部队之间的差别就会更加明显。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在敌后一直打胜仗。一些大的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经不是以前报道的７０００万人，而是将近８６００万人了。在中国的一 些战场上，中共部队消灭了大量的伪军和敌官兵。在南线、中线和北线收复了几个地区，还收复了许多城镇，其中包括２４个地区的中心市镇。
我在毛泽东的电报上加了下面两段话：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参加抗战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
——电报中列举的数字是毛泽东从专为一批外国记者来延安而准备的、带倾向性的材料中取来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
同盟社报道：东条内阁已辞职。
塔斯社记者普罗先科现在延安，他是随同其他外国记者一起来的。他是驻重庆的特派记者，告诉我许多关于中国陪都的政情内幕，很有趣。
中共领导人同美国人谈判期间想撇开重庆与美英建立外交联系。他们建议盟国在特区设立领事馆。
毛泽东跟我说：“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与美国人建立关系，我们的革命最后还是要转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
美国代表团首批九名官员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最高兴的一天！
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来到了机场。毛泽东和朱德穿着新制服。他们两人的出场是有意要表示党和军队的团结。
毛的神情令人难忘。
奏军乐。雄赳赳的士兵们，显示出中共武装部队士气高昂。群众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鄙人带着照相机，在场的还有普罗先科等人。
道格拉斯飞机在降落时滑出了跑道，扬起一片尘土，螺旋桨咔嚓一声掉了下来，驾驶舱瘪进去了，幸亏没有伤亡。飞机是由罗伯特·钱皮恩上尉驾驶的。
毛泽东万分激动。美国人是否承认中共是中国的领导力量问题（这是美国人到达前毛的思想）毕竟关系不大，主要的问题是得到武器，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说到掌握武器，那么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很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纵容侵略，听任国家被日本占领，背叛为了世界一切革命力量的利益而正与法西斯作斗争的苏联——这一切都是毛的惯用策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用绳子把道格拉斯飞机拉回跑道。
根据来访者的谈话判断，代表团将在这里呆四个月左右。
美国人都穿着皱皱巴巴的军服，衣领上佩带着军衔领章。与中国人一比，他们显得很高，谈话无拘无束，喜欢开玩笑。
他们许多人都像巴雷特上校一样左肩上都有美国在华陆军军事顾问的徽章——一面小旗，旗的上半部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和美国星徽，下半部是蓝白相间的竖条。
巴雷特上校是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个矮个子，略显肥胖，戴一顶外国的软木太阳盔。
巴雷特曾在缅甸的丛林里打过仗，这次是从昆明来的。
戴宽边草帽的农民和城里人把一群美国军事专家围在中间，卫兵们挡住人群，小心保卫着这些美国人。这真是个有趣的场面。卫兵们照应着，不让人们挤着或踩了美国人。带着照相机的我被推到了一边。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３日
蒋介石规定美国军事观察组人员的最后数字为１８人。昨天来了９个，其余的人将在必要时来延安。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将常驻此地。
美国人显得很自信。他们都穿着很旧的军服，经常用柯达或莱卡相机照相。他们之中有一个军医。
江青向我诉苦道，她丈夫这段时间一直失眠，吃安眠药。
毛泽东容易感冒。他喜欢穿棉衣，但不住暖和的屋子。
我对他越了解，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心胸是多么狭小。按当地标准衡量，他是颇有知识的人，但不是按我们的标准。
毛泽东很喜欢人家把军事上的胜利都记在他的名下，他甚至没有想到要把这些胜利归功于中央委员会和军队的领导。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
７月２２日到达延安的有：陆军上校戴维．Ｄ．巴雷特，陆军少校雷．克罗姆利和梅尔文．Ａ．卡斯伯格，陆军上尉约翰．Ｃ．科林，查尔斯．Ｇ．斯特尔和 保罗．Ｃ．多姆凯，陆军中尉亨利．Ｓ．惠特尔赛和陆军上士安东．Ｈ．雷孟尼。陪同他们前来的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９日
朱德非常熟悉军中事务，但是不让他管军队。军事领导权完全集中在毛泽东手中。可是，朱德一直坚持设法了解中国前线的所有事情，他经常同前线官兵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不管怎样“洗脑筋”，朱德还是始终与我们友好。
延安日记十（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2 07:02:59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月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
康生的资料：
八路军的兵力：３８７２４５人。
武器：步枪１９万支；机枪３１８７挺；重机枪３６０挺；大炮２３２门。
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３５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的４０％，有３４５０万人。
这地区共分以下四个军事行政区：
１．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最牢固的基地）。肖克、钟期光（？）和聂荣臻在这个地区活动。作战部队归聂荣臻指挥。
２．晋西北边区。土地面积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７５万，军队有６万５千人，由贺龙指挥。他的两个副手是续范亭和政委关向应。
３．晋冀豫边区。土地面积２２万５千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５０万。这是军事上最不重要的地区，刘伯承的第１２９步兵师等部队总共９万５千人在该区活动。
４．山东边区。人口４千万，主要的作战部队是林彪的第１１５步兵师，该师同张经武的为数达８万５千人的山东纵队配合作战。
按照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所签署的协议，只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师）。每个师都达到了军的规模，其原因在此。
显然，毛泽东接到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枣园谁都不接待。
１９４４年１月３日
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
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
谈到特区的整风问题，博古苦笑着说：“谁在这儿呆过，他就知道滋味。谁要来这儿，他也就会尝到滋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京剧。
我提早去了，因为我们还得到杨家岭去。毛和江青已经在等我了。我们相互问了好，就往杨家岭出发。
毛表现随和，他懂得在必要时怎么表现得随和，使人对他不加防范。他懂得怎么装得和蔼可亲。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即就开始讲他尊敬苏联，尊敬苏联共产党，尊敬约·维·斯大林。
江青默默地在一边走着。
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独白，只有毛一个人讲话。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作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
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他需要我。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
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月６日
一月份注定是个意外之事层出不穷的月份：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科利亚和我自己都出乎意外地接到了请柬，请我们同中共中央主席一道吃饭。
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共领导人。什么都客客气气，友好……，一味奉承。
这次宴请的目的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相信整风跟反对“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无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抓特务，抓的只是特务而已。
我们应该使莫斯科相信，延安一切正常——这就是毛的目的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他迎合毛，转变得很快，现在他是毛泽东的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康生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个个变得判若两人了。他们除了吹捧我之外，还出乎意料地讨好他们只略为认识的科利亚。这场戏是毛泽东导演的。
中共中央主席一接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电报就急忙分配角色，指出谁应该说些什么话，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以及要通过我们达到什么目的。
毛再次表现出他深知待人接物之道。他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争取人，怎么随随便便地和人交谈最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周和刘都显得不自在了，而毛则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显然，他是在演戏。演这场戏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们看到毛丰满的唇边挂着微笑，看到他眯着的眼睛中露出一位好客的主人的亲切神情。他只是比往常抽烟抽得多了一点。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刘和周积极地在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身上“下功夫”。康则对我们三个都献殷勤。
周的外表和其他人都不同，他干干净净，穿的衣服合身。
１９４４年１月８日
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他没有带警卫，我们谈话时通常都在场的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也没有跟来。
中共中央主席的来访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从不这样随随便便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因为通常这个时候他还在梦乡。
我把他引到会客室。科利亚急急忙忙地沏茶，斟酒，上点心，但是毛泽东挥挥手，叫把吃的放到一边，开门见山就谈公事。他开始起劲地解释中共领导在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的实质。我知道科利亚在场使他为难，就让报务员回避一下。毛很高兴。
中共中央主席说，他把抗日统一战线看成是能够抵挡日本侵略的一支巨大力量，他是真诚支持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他竭尽全力来加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坚决制止国民党的挑衅，这样做才能遏制特区的敌人。
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
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毛抽完了一包烟，又开始抽第二包。看起来他心里很烦，眼睛都熬红了。他不时缓慢地站起身来，踏着一双毡鞋在房间里轻轻地踱来踱去。他的长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往往把它往后一甩，然后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毛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动作暴露了他的紧张和不安。
告别时中共中央主席说，他和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不够，他答应对此要加以弥补。
他看起来极其疲倦，似乎是彻夜未眠。
我把他送走了。
在给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请他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因为他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心情，并深为感动。他和季米特洛夫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写道，除了１月２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之外，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那些基本原则问题。１月２日的电报已经阐明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有必要再次明确说清这些任务和政策的实质。
毛泽东感谢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帮助，感谢他的提醒，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和推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表示了真挚的敬意。
他写道，从１９４３年７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对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没有变。必须要有抗日统一战线，这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中共领导始终严格遵循这一政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必要进行这种合作，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今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望有所改进。毛泽东强调他指望能实现这一点。
很好，他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毛显然摸到了我对特区政局的态度，他来访的目的不只是要使莫斯科相信中共领导的友谊，而且还指点我应该如何理解他毛泽东 的政策。他这是想，即使不能把我引入歧途，也要让我的看法产生动摇。这意味着毛不会改弦易辙，意味着他企图事先为他自己获得行动自由，获得实质上是反苏的 行动自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１月６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明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 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 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
第四军是根据中央政府和中共于１９３７年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它包括华中和东南各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予第四军以重创。同年１月１７日，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军，但是中共中央的１月２０日决议命令恢复该军，它包括七个师，被命名为新四军。
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是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
新四军在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南段作战。
该军约有９万９千人。
约４万人的警卫部队屯驻在特区。贺龙的１２０步兵师正在转移到特区来。
毛的愿望是只让党员学一些口号和少量的文章。
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人们或真或假地相信，“求荣誉必将先受屈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
中共领导对我们这些人现在态度特别“亲切”，我一提要求他们就接待我，而且很乐意谈。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知道，莫斯科对中共党内的事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就改变做法。他们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是混不下去的。他们收起了厚颜无耻的做法，现在特别注意掩饰他们的宗派主义政策了。
我向莫斯科汇报的结论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已经定了型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的电报无非是客套话。他们对我表示亲切，向我讨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我在看一场连续演出的悲喜剧。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１日
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
谈话中不寻常之处是毛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说来，美国的政策是个首要问题。”这句话尽管他是顺便提到的，听起来可耐人寻味。
毛泽东再次向我“解释”国共关系的实质。毛说：“国民党不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但是，到一定时候我们要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就骂起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来。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也不可能不反动。但是，假如处理同重庆的关系从这点出发，抗日统一战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想到，帝国主义利用过中国政治上的弱点，而且目前日本法西斯也在利用这一点。
拿毛来说，他认为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许多许多年”）。但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抗日的军事行动。由谁去同侵略者作战呢？让蒋介石反动派去打？让盟国去打？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胸部凹陷。他说话粗俗，甚至说一些下流话。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真正的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弥漫空间。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３日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 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 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
延安还是进行整风的架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和整风的标语。岩石上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标语。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再次召见了我。还是老一套：烛光、勤务兵、哨兵的口令和毛的劝导性讲话。
这一切无非是想争取我，使我确信延安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样也好安抚莫斯科。
毛轻轻地在房间里踱步，没完没了地讲着，还不时坐到我的旁边来。他喝着滚烫的茶，开着玩笑。他用开玩笑和假装诚恳的做法来掩盖他在脑子里盘算着的主意，这是毫无问题的。
毛力图说服我，蒋介石必须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以席位，又说特区需要大量武器来抗日。但是，他只字不提他收缩了抗日的作战行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毛只是口头上承认抗日统一战线，他一心在打重庆的主意，要把重庆的人搬掉、压垮，要把他们的权力剥夺掉——这才是要紧的事情。
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的表演绝非偶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之日为期不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莫斯科已经知道了特区反苏和压制国际主义者的情况。
这份电报使毛感到震惊。他原来既想依靠苏联的支持，又想能败坏苏联的名誉，危害苏联的利益！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想不到的电报来了之后，他和康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继续表演着不屑一看的闹剧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７日
日本人用于打八路军的兵力为五个步兵师，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总共官兵十四万人，大炮６５０门。
在交战地区，日本人控制了交通线路和江河渡口。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被侵略者狡猾地分割成小块地区。
日军用于打新四军的有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共有官兵６万人，大炮２４０门。这是康生说的。
１９４４年２月３日
苏军正在朝纳尔瓦进击。
美国人在马绍尔群岛登陆了。
现在，在通往特区的远近通道上国民党已驻有４０多个步兵师了（康生说是４２个），就是说大约有４４万官兵。
同时，重庆用大量的兵力封锁各地军阀。
蒋介石不得不在西藏和新疆方面驻扎１０万武装，另用１２万武装来对付四川军阀。此外，还有相当的兵力对付遍布全国的小军阀。中央政府的所有这些兵力都不参加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中没有一个能够正确阐明苏联政策的人，他们主要是根据英美的报导来判断我国的情况。
图书馆里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几乎没有），特别是苏联出版的或者论述苏联的。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少得可怜。
最近毛泽东对我说，叫朱德干实际工作有点嫌年纪大了。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天要做难度大的手术。他工作勤奋，技术精湛。他多半在重病号的病床前度过夜晚。在延安，他实际上是惟一的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毛泽东是经常光顾的病号。去年夏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江青动了手术。
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奥尔洛夫，我就会感到寂寞。
人们观看中国旧戏演出很可能会感到锣鼓声震耳欲聋，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从中听出来一种旋律，同柔软的身体动作与面部表情紧密联系着的旋律。
演出时人们在场子里走来走去，说说笑笑，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２日
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
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的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如今，由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这几百万人正在打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据说，这是为祖国而战！
对克虏伯、沙赫特之流来说当然是为“祖国而战”！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呢？
人们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来到延安。虽然他们无知，并受到诽谤，但是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人人都热爱祖国，毛泽东正是利用祖国的观念作为反对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绝妙武器。中共正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做法用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
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摄取权利的手段。
延安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忠实的，但深受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之害。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仅与整个世界隔绝，而且同自己的祖国隔绝，因而容易接受“洗脑筋”。那些不接受“洗脑筋”的人则由情报局头子来对付。
毛假社会主义之名背叛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之名损害共产党，假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统治。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２日
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代表们在延安已经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几年来，延安就特别卖劲地给他们“洗过脑筋”了。毫无疑问，不到毛泽东充分相信了对全体代表“洗脑筋”的成绩从而自信他的政策能取得彻底胜利，代表大会是不会召开的。
奥尔洛夫谈了他的同事——外国医生的情况。
马海德是在瑞士学医的（他自己对奥尔洛夫这么说）。马海德说他是个皮肤科医生，但他什么病都看。他会讲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中国话和阿拉伯语。
弗雷医生，奥尔洛夫对此人怎么学的医大有怀疑。如果说马海德是个还不错的皮肤科医生的话，弗雷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医道的人。他自称医生，但事实上不过是个差劲的助理医士。他说他在维也纳一所医学院攻读过，１９３９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他懂德语、英语和汉语，并且能说能写。
米勒医生，德国犹太人，来自迪塞尔多夫。他是个治疗学家。他说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他不善于交际，落落寡合。
贝·迈蒂斯医生是个混血儿，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柏林一所医学院毕业，在西班牙打过佛朗哥。他能讲德语、英语和中国话。
这些人是中共党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家里的座上客，同他们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依我看来，除了贝·迈蒂斯之外，这些“志愿医生”的真正活动是与医务工作 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的举动太做作，对医术一窍不通，对高干病号则死缠住不放。依我看哪，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５日
战前，中国迅速形成了进步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要求创造真正的革命的文学艺术。鲁迅就是这个知识界的先锋。这是个年轻的知识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又是朝前看的。
聂耳是我所喜爱的中国作曲家。我每次因公来中国总要把灌着他的著名音乐的唱片带回去，那是古老的民间曲调同现代旋律结合起来的音乐。聂耳是中国音乐界的崭新的杰出人材。聂耳真是风格独特！聂耳就是生活的韵律，阳光，胜利。
负责日本战俘工作的是冈野。他性情温和，但意志坚强。他的工作效果还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军方把青年培养得狂热地崇拜天皇（女神天照的后裔），同时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天皇而死。士兵要视死如归（“死轻于鸿毛”！）。
但是，战俘中有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宣传活动，反对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冈野原来在美国。他的英语很好。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８日
特区正积极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接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他们急忙把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为会前“学习”的材料。
谈话当中，毛泽东经常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他经常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再转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回到最初的话题，再突然跳到一个新题目上去，随即又回到老题目上来，好像他是跟自己谈话似的。
有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起你的意见，但是只爱听简要的回答。假如对话者要发挥自己的思想，毛先是注意听，并不反驳，可是很快就打断对方的话。他几次对我发牢骚说，他跟健谈的人尤其是不熟悉的人谈话后很累，感到身体不舒服。
我是命里注定要成为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也许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可悲事件的见证人了。
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有利于中共中央主席个人计划的条件，那他就不敢破坏苏联的作战活动，不敢反对共产国际和压制中共党内的苏联和联共(布)的朋友。
首先，特区同外界隔绝的程度加深了，他把他的政治行动和恐怖活动都掩盖起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而增加了。
其次，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由于战时环境而分裂了，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而且共产国际还宣布自行解散。
第三，苏联注定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主力。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动员起欧洲全部经济潜力来攻打我国。战争的头几年对我国来说特别危急，毛断定我们要完蛋 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这时候他才宣布整风是中共的主要政治任务。毛一方面利用假革命的词藻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不遗余力地大作表面文章来掩饰整风的 罪恶意图，另一方面迅速地把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灌输到中共党内来。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毛要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例如，不把党内的健康力量压下去，就不能偷偷摸摸地实行他的机会主义的分裂路线。可是，毛之所以敢于整 风，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极为艰苦，每个国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各国把所有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实力都投到这一仗里去了。
尽快动手，豁出来干，而且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毛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得出的结论，而到１９４２年夏季他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深信不疑了。苏 联的失败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了，因此，整风的方式方法，甚至整风的领导，都出现了鲁莽、轻率、粗暴等问题。（对毛说来这不是那么重要的。）毛泽东认为，通 过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夺取党的全部权力，形势从来也没有这么有利了：世界忙于战争，世界淹在血泊里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世界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
但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坚持下来了，而且即将赢得胜利。世界的军事和政治局势突然改观，人们得适应形势。新的形势不容许继续进行这样的 运动了。此外，整风也已完成了任务，而今以不恰当的行为来惹人注意就不合时宜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各种力量将来的纵横捭阉以及可以影 响这种纵横捭阖的力量上了。
对毛来说，一轮新的政治赌博开始了。许多事，尽管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证实了我的估计是对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４月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
“整顿三风”是一项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进行党内思想“整顿”，也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以保持党的马列主义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它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受到这种环境所固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弗·依·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政治体制，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所组成（原文如此）。
中国恰恰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原文如此）构成社会中坚。
整风以毛泽东论文艺的讲话开始，也就是说从他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讲话开始。无产阶级文化经常受到敌对文化的影响。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写道：“再说一遍，把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的财产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 起来的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里全部问题在于组织，在于劳动群众的先进阶层的纪律。在俄国，假如领导千百万闭塞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许多世 纪以来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不是为农民了解、接近、信任、当做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假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团结、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 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是没有希望实现的。……我不是抽象地而是根据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来谈这些道理的。……”
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活动范围里还没有，这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而且必须把知识界的影响加进腐蚀性影响中去。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一向知道你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不否认我们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惟一受过教育的一群。”
整风以正确的前提作基础。这的确是个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不是个次要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主张。
再说整风的事实吧。
这个运动的种种做法使我确信：在中共党内，马列主义原则正被小资产阶级革命原则所代替；长期以来，共产党是在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是通过吸收非无产阶级分子而扩大的。
表面上看来，整风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前提）符合马列主义原则，但其内在的过程表现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列宁主义观点。这种“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精神来锻炼和改造党。这甚至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布哈林式的“极端愚蠢的左倾”。这种革命观是由毛所阐明的一个颇 为高明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它反映了中国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过程迅猛发展，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了。“莫斯科反对派”的失败 说明了这一过程的方向，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原则在中共党内最终被破坏无遗了。
毛泽东一直在破坏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把爱国主义化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部落的本能。他并不是在无事找事。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３日
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
聂荣臻，１８９９年出生，四川人，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几年，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学习，参加过北伐和长征，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代表。
肖克的兵团在聂荣臻负责的边区活动。
肖克，１９０７年生，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１９２７年入党，从中国红军建立起就一直在红军中工作，参加过长征，有一段时期当贺龙的副手。
晋冀豫边区的司令员是刘伯承。
刘伯承和聂荣臻一样是四川人。他５２岁，在苏联学过军事，曾任中国红军总参谋长，在长征中率领红军的先头部队。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毛泽东。他正在房间里踱步，不时看看钉在墙上的几张纸——这是他构思文章和演讲稿的方法。他先把它写下来，再把写好的几页纸挂起来，一两天内对此加以推敲，在原稿上作修改。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４日
关于整风。
毛泽东老是翻来覆去地谈他的关于知识分子超党派和阶级意识不明确的论点。他根据这种论点对知识分子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加以摧残，以毛记的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取而代之。而且，他还在把这个政策套到那些按照原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
正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动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运动。据我看来，毛对这一事实是很不清楚的。
列宁写道：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不但不同知识分子保持事务式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还对他们采取怀疑的和粗暴的态度。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５日
下面是有关朱德生平的另一种非正式的说法。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四川人，１９２４年后参加了革命。在此之前他在云南军阀蔡锷将军的部队中服役，升任军官。有一段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小军阀。
１９２２年他去德国，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朱德在若干问题上表现出跟毛泽东意见不合，同他闹翻了。可是，他不久就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军队中的最高政治权威。他同意王明的观点，并主张对日本侵略者积极作战。尽管１９３９年以来他形式上一直都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但作为一种惩罚，实际上已被解除了兵权。
朱德主张要有严格的纪律，主张研究苏联军队的作战经验。可是，他对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
延安人对他很尊重。他们肯定知道他是中国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
这里正在用尽一切办法宣扬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哲学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名字越来越经常地与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并列。
不用对毛泽东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实际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懂得许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能读人类天才所写的原著。他们对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和美学等学科方面都是杰出的学者。
列宁指出：“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他知之不多的知识的继承者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部分著作至今还没有译成中文。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学什么欧洲国家的语言。
在这方面，列宁的一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６日
特区有许多富有经验、深受锻炼的革命战士，在内战中经受严峻考验、失去亲友和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得到磨炼，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 生活经历。有的人身上伤痕要比胎记多。对他们来说，红军（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简直没 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一切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他们准备经受任何新的考验，任何磨炼。他们和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争取一个新中国而 奋斗。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他们说来是革命的旗帜。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７日
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工作搞得特别起劲。许多人，甚至真正有才能的人，也都得向半文盲的鼓动者学习。为了培养他 们的正确的阶级意识，严厉地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从事体力劳动。当局采取这种思想教育的方法，部分地是由于它藐视科学知识和教育。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这只 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受到极其严厉的“洗脑筋”的待遇。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他们被迫进行体力劳动——常常是无用而带侮辱性的劳动（如必须织袜子）。 党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贬降到只去干干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当文书、通讯员、非熟练工人或官儿的服务员等。
毛泽东正在砍伐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的千年古树的森林。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教是歪曲马克恿主义原则的。在这里，革命干劲远远没有把文化丰 富起来。毛泽东所喜爱的旧戏到如今在延安已风行十年了，然而这里却没有创作出一部好小说来，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没有我国内战时期的名歌之类的歌曲。
在延安，人们对崇高的、多种形式的以及思想纯正的文化甚至连谈都不谈。对此他们是不理解的，也不把它认真地当一回事，尽管毛泽东就是以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分析，来发起整风的。
中共中央主席对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怀有敌意——文化的停滞由此已可预卜。说知识分子对革命重要也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正被那些脑子里填满了教条的无知的人所代替。拿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来为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作辩解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分子采取这种不合情理的粗暴态度，造成了经济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并且削弱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风的政策成了党的生活的准则，对党造成了危害。这种危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知识分子负责培训干部。这些年来，由于整风的结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被撵走了，要么本身转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就连中共中央主席的有学问的秘书所受的教育显然也与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的要求不相称。
因此，对世界过去的文化遗产和全部哲学知识的漠视造成了学识浅薄、对教学法的漠视和教学法的原始状态（在延安所谓的高等学府中，每周顶多有五、六小时进行学习）。
党的教条主义成了政治是否成熟和忠诚的试金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掩盖着全知全能、教条主义和对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的蔑视。
他们开始慢慢地把文化理解为少量的必读的历史小说和业余创作的带政治内容的剧本，以及同样是粗糙地重复政治口号的简单的诗歌，当然，还有包括在“二十二个文件”内的文章。
中共中央主席以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讲话（１９４２年毛的讲话）宣布开始整风。党为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丢掉马克思主义，而“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只不过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因此，文艺受到整风思想的束搏。凡是超出整风思想（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事情都要受到“清洗”，这已成为政 治生活的常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８日
我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替他发了个电报到莫斯科给他的儿子岸英。他告诉他的儿子说，接到了他的所有来信，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中国青年、向岸英的弟弟岸青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 好。毛泽东对他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的情况：战斗正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 ９０万人，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和特区工作的不下１０万人，其余８０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对他们的热情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两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９日
中共领导正在试探着同美国进行接触。首先，它在为一批外国记者的到来进行安排。可是，它力图把这件事情做得给人这么个印象，似乎是外国记者自己要求来访的。
同时，康生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殷勤地提供各种情报。
江青对我有点过于亲切，她找出很多借口来跟我会面。她开朗，有时又谨慎，情趣横溢，但也许是过于亲切了，这使我回避同她交往。
康生的嘴唇上部留有稀稀的一撮小胡子，他有着薄薄的、闲不住的嘴唇，高耸而好看的眉毛。
１９４４年４月３日
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
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 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 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
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
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 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 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
中共为了赢得外国报界的同情从而通过他们对美英政府施加压力，让外国记者在他们行将参观访问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有同当地人民交谈的自由。 一些模范村庄正在匆忙地进行打扫，老百姓事先练习怎么谈话。一句话，这种“交谈”自由将按预定计划进行。这里的一切应了一句老话：以谎圆谎，弄巧成拙。
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
我军突破了苏联国境线的普鲁特河，进入了罗马尼亚。朱可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把德军的战线切成两半，来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同乡，现年４６岁。他１９２１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
刘跟工人运动联系紧密——无可置疑，这就是他的资本。他从１９２２年以来一直积极做工会工作。他参加过工人阶级所有重要的罢工、示威和武装活动。１９４１年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委。
季米特洛夫发来电报之后，毛泽东不时地邀我去看平剧。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江青懂得怎样使气氛自然，当我感到有些深奥的比喻或唱词不好懂时她就立即加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
王震的３５９旅因在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打日本打得出色而有了名。这是中国红军的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那几年里，八路军和游击队予日军以重创。后来毛泽东决定削减作战行动，从而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
王震是一位有才干的指挥官。他爱穷根究底，又守纪律。他的旅是特区最好的一个旅，而且不仅是在特区而已。
王参军之前是个工人。他现年四十岁左右，很瘦，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很难相信他已打了将近十五年的仗了。他的旅是要让外国记者去参观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３日
延安报纸突然登满了大批来自前线的吹牛的报导，有虚构的关于中共军队反击日伪军的重大战役，有收复城镇和农村、捕获战俘和缴获战利品的消息。
当地政府受命准备资料说明特区制度的民主性质。一个个模范村正在按这样的方针建立起来。
描述中共军队为援救美国飞行员的英勇行动的文章行将陆续见报。内容早已选定。
这些外国记者在这里被当作是该国的非正式代表，中共领导想用上述办法使他们相信特区是中国惟一民主的军事力量。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０日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 干。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他的目标不变：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来在国民政府中夺取关键职位（集中中共的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最后发动内战。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计划中，积极抗日只不过是作为与美国达成互惠协议的一项条款而已。
中共军队是毛在同美国人的赌博中的主要王牌。
是否可以说毛向我隐瞒了这一切呢？他的意图同他对我和莫斯科所作的声明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加紧准备内战，当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把国家拖到内战边缘。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２日
中共领导对于联盟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忠诚还有待证明，因此，以一名中共代表和边区政府主席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王世杰和张治中为另一方，在西安开始谈判。
林祖涵是林伯渠的别名。为了不使林伯渠这么一位著名人物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以林祖涵这个早年在党内用的化名被派去参加谈判。在所有关于会谈的正式报导中他都被称呼为林祖涵。这种慎重是徒劳的，因为人人知道他是边区政府主席。
张治中将军原是中央政府陆军政治部主任。他生于１８９１年，是国民党中亲法西斯分子的“蓝衣社”的一个领导人。他主张用武力来镇压共产党。１９３３ 年，张将军在湖南指挥第四军镇压中国红军的反抗。后来，他受蒋介石之命带领讨伐军剿共。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当蒋介石侍从室的主任。
王世杰是中央政府官员，是个法学教授。他对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８日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
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
著名的３５９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
１９１１年推翻君主制度，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对中国受封建传统程式和准则束缚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
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进步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记者。鲁迅、聂耳、张天翼、肖三、茅盾等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很有名。
我欣赏鲁迅写的动人的故事，《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还有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小说（真是举不胜举）。同时，我非常喜欢阅读用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 言写成的作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的新作家：丁玲、叶圣陶、田汉、巴金、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冰心。他们向阻碍国家进步的宗教教条、向外国的和封建的压迫 宣战。张天翼提到四书时贴切地说：“我上小学时念四书，得死记硬背课文。我想着这可怕的填鸭式的教育，经常从梦中惊醒。”他的《大铃和小铃的故事》多有意 思呀！
一个人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谈到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们就不能只了解古典作品。要是对无产阶级文艺一点也不懂，那 怎么能分析这种文艺的任务、目的和成就呢？同毛泽东谈话使我确信他不懂得新的、年轻的文学（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恐怕他只读过点鲁迅的作品。
中共中央主席只知道一些作家和记者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作品。也许他的有学问的秘书经常看这些作品，但是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成为谈这个问题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准备这个关于党对文学艺术和进步知识界的态度问题的文件，没有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作家或语言学家参加。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日
康生的资料：
八路军的兵力：３８７２４５人。
武器：步枪１９万支；机枪３１８７挺；重机枪３６０挺；大炮２３２门。
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３５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的４０％，有３４５０万人。
这地区共分以下四个军事行政区：
１．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最牢固的基地）。肖克、钟期光（？）和聂荣臻在这个地区活动。作战部队归聂荣臻指挥。
２．晋西北边区。土地面积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７５万，军队有６万５千人，由贺龙指挥。他的两个副手是续范亭和政委关向应。
３．晋冀豫边区。土地面积２２万５千平方公里，人口１３５０万。这是军事上最不重要的地区，刘伯承的第１２９步兵师等部队总共９万５千人在该区活动。
４．山东边区。人口４千万，主要的作战部队是林彪的第１１５步兵师，该师同张经武的为数达８万５千人的山东纵队配合作战。
按照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所签署的协议，只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师）。每个师都达到了军的规模，其原因在此。
显然，毛泽东接到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枣园谁都不接待。
１９４４年１月３日
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
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
谈到特区的整风问题，博古苦笑着说：“谁在这儿呆过，他就知道滋味。谁要来这儿，他也就会尝到滋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４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京剧。
我提早去了，因为我们还得到杨家岭去。毛和江青已经在等我了。我们相互问了好，就往杨家岭出发。
毛表现随和，他懂得在必要时怎么表现得随和，使人对他不加防范。他懂得怎么装得和蔼可亲。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即就开始讲他尊敬苏联，尊敬苏联共产党，尊敬约·维·斯大林。
江青默默地在一边走着。
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独白，只有毛一个人讲话。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作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
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他需要我。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
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１９４４年１月６日
一月份注定是个意外之事层出不穷的月份：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科利亚和我自己都出乎意外地接到了请柬，请我们同中共中央主席一道吃饭。
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共领导人。什么都客客气气，友好……，一味奉承。
这次宴请的目的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相信整风跟反对“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无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抓特务，抓的只是特务而已。
我们应该使莫斯科相信，延安一切正常——这就是毛的目的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他迎合毛，转变得很快，现在他是毛泽东的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康生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个个变得判若两人了。他们除了吹捧我之外，还出乎意料地讨好他们只略为认识的科利亚。这场戏是毛泽东导演的。
中共中央主席一接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电报就急忙分配角色，指出谁应该说些什么话，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以及要通过我们达到什么目的。
毛再次表现出他深知待人接物之道。他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争取人，怎么随随便便地和人交谈最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周和刘都显得不自在了，而毛则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显然，他是在演戏。演这场戏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们看到毛丰满的唇边挂着微笑，看到他眯着的眼睛中露出一位好客的主人的亲切神情。他只是比往常抽烟抽得多了一点。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刘和周积极地在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身上“下功夫”。康则对我们三个都献殷勤。
周的外表和其他人都不同，他干干净净，穿的衣服合身。
１９４４年１月８日
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他没有带警卫，我们谈话时通常都在场的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也没有跟来。
中共中央主席的来访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从不这样随随便便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因为通常这个时候他还在梦乡。
我把他引到会客室。科利亚急急忙忙地沏茶，斟酒，上点心，但是毛泽东挥挥手，叫把吃的放到一边，开门见山就谈公事。他开始起劲地解释中共领导在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的实质。我知道科利亚在场使他为难，就让报务员回避一下。毛很高兴。
中共中央主席说，他把抗日统一战线看成是能够抵挡日本侵略的一支巨大力量，他是真诚支持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他竭尽全力来加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坚决制止国民党的挑衅，这样做才能遏制特区的敌人。
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
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毛抽完了一包烟，又开始抽第二包。看起来他心里很烦，眼睛都熬红了。他不时缓慢地站起身来，踏着一双毡鞋在房间里轻轻地踱来踱去。他的长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往往把它往后一甩，然后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毛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动作暴露了他的紧张和不安。
告别时中共中央主席说，他和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不够，他答应对此要加以弥补。
他看起来极其疲倦，似乎是彻夜未眠。
我把他送走了。
在给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请他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因为他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心情，并深为感动。他和季米特洛夫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写道，除了１月２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之外，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那些基本原则问题。１月２日的电报已经阐明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有必要再次明确说清这些任务和政策的实质。
毛泽东感谢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帮助，感谢他的提醒，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和推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表示了真挚的敬意。
他写道，从１９４３年７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对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没有变。必须要有抗日统一战线，这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中共领导始终严格遵循这一政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必要进行这种合作，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今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望有所改进。毛泽东强调他指望能实现这一点。
很好，他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毛显然摸到了我对特区政局的态度，他来访的目的不只是要使莫斯科相信中共领导的友谊，而且还指点我应该如何理解他毛泽东 的政策。他这是想，即使不能把我引入歧途，也要让我的看法产生动摇。这意味着毛不会改弦易辙，意味着他企图事先为他自己获得行动自由，获得实质上是反苏的 行动自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１月６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明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 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 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
第四军是根据中央政府和中共于１９３７年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它包括华中和东南各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
１９４１年１月，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予第四军以重创。同年１月１７日，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军，但是中共中央的１月２０日决议命令恢复该军，它包括七个师，被命名为新四军。
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是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
新四军在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南段作战。
该军约有９万９千人。
约４万人的警卫部队屯驻在特区。贺龙的１２０步兵师正在转移到特区来。
毛的愿望是只让党员学一些口号和少量的文章。
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人们或真或假地相信，“求荣誉必将先受屈辱”。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
中共领导对我们这些人现在态度特别“亲切”，我一提要求他们就接待我，而且很乐意谈。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知道，莫斯科对中共党内的事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就改变做法。他们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是混不下去的。他们收起了厚颜无耻的做法，现在特别注意掩饰他们的宗派主义政策了。
我向莫斯科汇报的结论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已经定了型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的电报无非是客套话。他们对我表示亲切，向我讨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我在看一场连续演出的悲喜剧。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１日
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
谈话中不寻常之处是毛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说来，美国的政策是个首要问题。”这句话尽管他是顺便提到的，听起来可耐人寻味。
毛泽东再次向我“解释”国共关系的实质。毛说：“国民党不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但是，到一定时候我们要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就骂起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来。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也不可能不反动。但是，假如处理同重庆的关系从这点出发，抗日统一战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想到，帝国主义利用过中国政治上的弱点，而且目前日本法西斯也在利用这一点。
拿毛来说，他认为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许多许多年”）。但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抗日的军事行动。由谁去同侵略者作战呢？让蒋介石反动派去打？让盟国去打？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胸部凹陷。他说话粗俗，甚至说一些下流话。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真正的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弥漫空间。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３日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 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 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
延安还是进行整风的架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和整风的标语。岩石上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标语。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主席再次召见了我。还是老一套：烛光、勤务兵、哨兵的口令和毛的劝导性讲话。
这一切无非是想争取我，使我确信延安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样也好安抚莫斯科。
毛轻轻地在房间里踱步，没完没了地讲着，还不时坐到我的旁边来。他喝着滚烫的茶，开着玩笑。他用开玩笑和假装诚恳的做法来掩盖他在脑子里盘算着的主意，这是毫无问题的。
毛力图说服我，蒋介石必须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以席位，又说特区需要大量武器来抗日。但是，他只字不提他收缩了抗日的作战行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毛只是口头上承认抗日统一战线，他一心在打重庆的主意，要把重庆的人搬掉、压垮，要把他们的权力剥夺掉——这才是要紧的事情。
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的表演绝非偶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之日为期不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莫斯科已经知道了特区反苏和压制国际主义者的情况。
这份电报使毛感到震惊。他原来既想依靠苏联的支持，又想能败坏苏联的名誉，危害苏联的利益！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想不到的电报来了之后，他和康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继续表演着不屑一看的闹剧而已。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７日
日本人用于打八路军的兵力为五个步兵师，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总共官兵十四万人，大炮６５０门。
在交战地区，日本人控制了交通线路和江河渡口。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被侵略者狡猾地分割成小块地区。
日军用于打新四军的有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共有官兵６万人，大炮２４０门。这是康生说的。
１９４４年２月３日
苏军正在朝纳尔瓦进击。
美国人在马绍尔群岛登陆了。
现在，在通往特区的远近通道上国民党已驻有４０多个步兵师了（康生说是４２个），就是说大约有４４万官兵。
同时，重庆用大量的兵力封锁各地军阀。
蒋介石不得不在西藏和新疆方面驻扎１０万武装，另用１２万武装来对付四川军阀。此外，还有相当的兵力对付遍布全国的小军阀。中央政府的所有这些兵力都不参加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中没有一个能够正确阐明苏联政策的人，他们主要是根据英美的报导来判断我国的情况。
图书馆里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几乎没有），特别是苏联出版的或者论述苏联的。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少得可怜。
最近毛泽东对我说，叫朱德干实际工作有点嫌年纪大了。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天要做难度大的手术。他工作勤奋，技术精湛。他多半在重病号的病床前度过夜晚。在延安，他实际上是惟一的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毛泽东是经常光顾的病号。去年夏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江青动了手术。
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奥尔洛夫，我就会感到寂寞。
人们观看中国旧戏演出很可能会感到锣鼓声震耳欲聋，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从中听出来一种旋律，同柔软的身体动作与面部表情紧密联系着的旋律。
演出时人们在场子里走来走去，说说笑笑，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２日
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
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的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如今，由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这几百万人正在打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据说，这是为祖国而战！
对克虏伯、沙赫特之流来说当然是为“祖国而战”！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呢？
人们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来到延安。虽然他们无知，并受到诽谤，但是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人人都热爱祖国，毛泽东正是利用祖国的观念作为反对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绝妙武器。中共正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做法用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
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摄取权利的手段。
延安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忠实的，但深受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之害。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仅与整个世界隔绝，而且同自己的祖国隔绝，因而容易接受“洗脑筋”。那些不接受“洗脑筋”的人则由情报局头子来对付。
毛假社会主义之名背叛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之名损害共产党，假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统治。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２日
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代表们在延安已经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几年来，延安就特别卖劲地给他们“洗过脑筋”了。毫无疑问，不到毛泽东充分相信了对全体代表“洗脑筋”的成绩从而自信他的政策能取得彻底胜利，代表大会是不会召开的。
奥尔洛夫谈了他的同事——外国医生的情况。
马海德是在瑞士学医的（他自己对奥尔洛夫这么说）。马海德说他是个皮肤科医生，但他什么病都看。他会讲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中国话和阿拉伯语。
弗雷医生，奥尔洛夫对此人怎么学的医大有怀疑。如果说马海德是个还不错的皮肤科医生的话，弗雷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医道的人。他自称医生，但事实上不过是个差劲的助理医士。他说他在维也纳一所医学院攻读过，１９３９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他懂德语、英语和汉语，并且能说能写。
米勒医生，德国犹太人，来自迪塞尔多夫。他是个治疗学家。他说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他不善于交际，落落寡合。
贝·迈蒂斯医生是个混血儿，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柏林一所医学院毕业，在西班牙打过佛朗哥。他能讲德语、英语和中国话。
这些人是中共党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家里的座上客，同他们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依我看来，除了贝·迈蒂斯之外，这些“志愿医生”的真正活动是与医务工作 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的举动太做作，对医术一窍不通，对高干病号则死缠住不放。依我看哪，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５日
战前，中国迅速形成了进步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要求创造真正的革命的文学艺术。鲁迅就是这个知识界的先锋。这是个年轻的知识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又是朝前看的。
聂耳是我所喜爱的中国作曲家。我每次因公来中国总要把灌着他的著名音乐的唱片带回去，那是古老的民间曲调同现代旋律结合起来的音乐。聂耳是中国音乐界的崭新的杰出人材。聂耳真是风格独特！聂耳就是生活的韵律，阳光，胜利。
负责日本战俘工作的是冈野。他性情温和，但意志坚强。他的工作效果还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军方把青年培养得狂热地崇拜天皇（女神天照的后裔），同时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天皇而死。士兵要视死如归（“死轻于鸿毛”！）。
但是，战俘中有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宣传活动，反对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冈野原来在美国。他的英语很好。
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８日
特区正积极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接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他们急忙把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为会前“学习”的材料。
谈话当中，毛泽东经常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他经常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再转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回到最初的话题，再突然跳到一个新题目上去，随即又回到老题目上来，好像他是跟自己谈话似的。
有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起你的意见，但是只爱听简要的回答。假如对话者要发挥自己的思想，毛先是注意听，并不反驳，可是很快就打断对方的话。他几次对我发牢骚说，他跟健谈的人尤其是不熟悉的人谈话后很累，感到身体不舒服。
我是命里注定要成为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也许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可悲事件的见证人了。
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有利于中共中央主席个人计划的条件，那他就不敢破坏苏联的作战活动，不敢反对共产国际和压制中共党内的苏联和联共(布)的朋友。
首先，特区同外界隔绝的程度加深了，他把他的政治行动和恐怖活动都掩盖起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而增加了。
其次，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由于战时环境而分裂了，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而且共产国际还宣布自行解散。
第三，苏联注定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主力。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动员起欧洲全部经济潜力来攻打我国。战争的头几年对我国来说特别危急，毛断定我们要完蛋 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这时候他才宣布整风是中共的主要政治任务。毛一方面利用假革命的词藻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不遗余力地大作表面文章来掩饰整风的 罪恶意图，另一方面迅速地把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灌输到中共党内来。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毛要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例如，不把党内的健康力量压下去，就不能偷偷摸摸地实行他的机会主义的分裂路线。可是，毛之所以敢于整 风，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极为艰苦，每个国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各国把所有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实力都投到这一仗里去了。
尽快动手，豁出来干，而且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毛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得出的结论，而到１９４２年夏季他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深信不疑了。苏 联的失败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了，因此，整风的方式方法，甚至整风的领导，都出现了鲁莽、轻率、粗暴等问题。（对毛说来这不是那么重要的。）毛泽东认为，通 过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夺取党的全部权力，形势从来也没有这么有利了：世界忙于战争，世界淹在血泊里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世界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
但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坚持下来了，而且即将赢得胜利。世界的军事和政治局势突然改观，人们得适应形势。新的形势不容许继续进行这样的 运动了。此外，整风也已完成了任务，而今以不恰当的行为来惹人注意就不合时宜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各种力量将来的纵横捭阉以及可以影 响这种纵横捭阖的力量上了。
对毛来说，一轮新的政治赌博开始了。许多事，尽管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证实了我的估计是对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４月
１９４４年３月３日
“整顿三风”是一项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进行党内思想“整顿”，也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以保持党的马列主义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它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受到这种环境所固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弗·依·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政治体制，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所组成（原文如此）。
中国恰恰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原文如此）构成社会中坚。
整风以毛泽东论文艺的讲话开始，也就是说从他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讲话开始。无产阶级文化经常受到敌对文化的影响。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写道：“再说一遍，把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的财产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 起来的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里全部问题在于组织，在于劳动群众的先进阶层的纪律。在俄国，假如领导千百万闭塞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许多世 纪以来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不是为农民了解、接近、信任、当做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假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团结、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 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是没有希望实现的。……我不是抽象地而是根据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来谈这些道理的。……”
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活动范围里还没有，这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而且必须把知识界的影响加进腐蚀性影响中去。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一向知道你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不否认我们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惟一受过教育的一群。”
整风以正确的前提作基础。这的确是个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不是个次要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主张。
再说整风的事实吧。
这个运动的种种做法使我确信：在中共党内，马列主义原则正被小资产阶级革命原则所代替；长期以来，共产党是在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是通过吸收非无产阶级分子而扩大的。
表面上看来，整风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前提）符合马列主义原则，但其内在的过程表现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列宁主义观点。这种“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精神来锻炼和改造党。这甚至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布哈林式的“极端愚蠢的左倾”。这种革命观是由毛所阐明的一个颇 为高明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它反映了中国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过程迅猛发展，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了。“莫斯科反对派”的失败 说明了这一过程的方向，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原则在中共党内最终被破坏无遗了。
毛泽东一直在破坏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把爱国主义化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部落的本能。他并不是在无事找事。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３日
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
聂荣臻，１８９９年出生，四川人，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几年，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学习，参加过北伐和长征，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代表。
肖克的兵团在聂荣臻负责的边区活动。
肖克，１９０７年生，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１９２７年入党，从中国红军建立起就一直在红军中工作，参加过长征，有一段时期当贺龙的副手。
晋冀豫边区的司令员是刘伯承。
刘伯承和聂荣臻一样是四川人。他５２岁，在苏联学过军事，曾任中国红军总参谋长，在长征中率领红军的先头部队。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毛泽东。他正在房间里踱步，不时看看钉在墙上的几张纸——这是他构思文章和演讲稿的方法。他先把它写下来，再把写好的几页纸挂起来，一两天内对此加以推敲，在原稿上作修改。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４日
关于整风。
毛泽东老是翻来覆去地谈他的关于知识分子超党派和阶级意识不明确的论点。他根据这种论点对知识分子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加以摧残，以毛记的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取而代之。而且，他还在把这个政策套到那些按照原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
正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动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运动。据我看来，毛对这一事实是很不清楚的。
列宁写道：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不但不同知识分子保持事务式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还对他们采取怀疑的和粗暴的态度。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５日
下面是有关朱德生平的另一种非正式的说法。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四川人，１９２４年后参加了革命。在此之前他在云南军阀蔡锷将军的部队中服役，升任军官。有一段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小军阀。
１９２２年他去德国，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
１９２８年，朱德在若干问题上表现出跟毛泽东意见不合，同他闹翻了。可是，他不久就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军队中的最高政治权威。他同意王明的观点，并主张对日本侵略者积极作战。尽管１９３９年以来他形式上一直都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但作为一种惩罚，实际上已被解除了兵权。
朱德主张要有严格的纪律，主张研究苏联军队的作战经验。可是，他对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
延安人对他很尊重。他们肯定知道他是中国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
这里正在用尽一切办法宣扬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哲学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名字越来越经常地与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并列。
不用对毛泽东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实际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懂得许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能读人类天才所写的原著。他们对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和美学等学科方面都是杰出的学者。
列宁指出：“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他知之不多的知识的继承者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部分著作至今还没有译成中文。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学什么欧洲国家的语言。
在这方面，列宁的一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６日
特区有许多富有经验、深受锻炼的革命战士，在内战中经受严峻考验、失去亲友和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得到磨炼，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 生活经历。有的人身上伤痕要比胎记多。对他们来说，红军（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简直没 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一切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他们准备经受任何新的考验，任何磨炼。他们和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争取一个新中国而 奋斗。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他们说来是革命的旗帜。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７日
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工作搞得特别起劲。许多人，甚至真正有才能的人，也都得向半文盲的鼓动者学习。为了培养他 们的正确的阶级意识，严厉地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从事体力劳动。当局采取这种思想教育的方法，部分地是由于它藐视科学知识和教育。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这只 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受到极其严厉的“洗脑筋”的待遇。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他们被迫进行体力劳动——常常是无用而带侮辱性的劳动（如必须织袜子）。 党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贬降到只去干干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当文书、通讯员、非熟练工人或官儿的服务员等。
毛泽东正在砍伐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的千年古树的森林。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教是歪曲马克恿主义原则的。在这里，革命干劲远远没有把文化丰 富起来。毛泽东所喜爱的旧戏到如今在延安已风行十年了，然而这里却没有创作出一部好小说来，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没有我国内战时期的名歌之类的歌曲。
在延安，人们对崇高的、多种形式的以及思想纯正的文化甚至连谈都不谈。对此他们是不理解的，也不把它认真地当一回事，尽管毛泽东就是以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分析，来发起整风的。
中共中央主席对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怀有敌意——文化的停滞由此已可预卜。说知识分子对革命重要也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正被那些脑子里填满了教条的无知的人所代替。拿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来为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作辩解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分子采取这种不合情理的粗暴态度，造成了经济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并且削弱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风的政策成了党的生活的准则，对党造成了危害。这种危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知识分子负责培训干部。这些年来，由于整风的结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被撵走了，要么本身转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就连中共中央主席的有学问的秘书所受的教育显然也与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的要求不相称。
因此，对世界过去的文化遗产和全部哲学知识的漠视造成了学识浅薄、对教学法的漠视和教学法的原始状态（在延安所谓的高等学府中，每周顶多有五、六小时进行学习）。
党的教条主义成了政治是否成熟和忠诚的试金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掩盖着全知全能、教条主义和对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的蔑视。
他们开始慢慢地把文化理解为少量的必读的历史小说和业余创作的带政治内容的剧本，以及同样是粗糙地重复政治口号的简单的诗歌，当然，还有包括在“二十二个文件”内的文章。
中共中央主席以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讲话（１９４２年毛的讲话）宣布开始整风。党为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丢掉马克思主义，而“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只不过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因此，文艺受到整风思想的束搏。凡是超出整风思想（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事情都要受到“清洗”，这已成为政 治生活的常规。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８日
我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替他发了个电报到莫斯科给他的儿子岸英。他告诉他的儿子说，接到了他的所有来信，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中国青年、向岸英的弟弟岸青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 好。毛泽东对他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的情况：战斗正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 ９０万人，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和特区工作的不下１０万人，其余８０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对他们的热情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两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９日
中共领导正在试探着同美国进行接触。首先，它在为一批外国记者的到来进行安排。可是，它力图把这件事情做得给人这么个印象，似乎是外国记者自己要求来访的。
同时，康生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殷勤地提供各种情报。
江青对我有点过于亲切，她找出很多借口来跟我会面。她开朗，有时又谨慎，情趣横溢，但也许是过于亲切了，这使我回避同她交往。
康生的嘴唇上部留有稀稀的一撮小胡子，他有着薄薄的、闲不住的嘴唇，高耸而好看的眉毛。
１９４４年４月３日
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
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 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 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
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
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 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 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
中共为了赢得外国报界的同情从而通过他们对美英政府施加压力，让外国记者在他们行将参观访问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有同当地人民交谈的自由。 一些模范村庄正在匆忙地进行打扫，老百姓事先练习怎么谈话。一句话，这种“交谈”自由将按预定计划进行。这里的一切应了一句老话：以谎圆谎，弄巧成拙。
１９４４年４月４日
我军突破了苏联国境线的普鲁特河，进入了罗马尼亚。朱可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把德军的战线切成两半，来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同乡，现年４６岁。他１９２１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
刘跟工人运动联系紧密——无可置疑，这就是他的资本。他从１９２２年以来一直积极做工会工作。他参加过工人阶级所有重要的罢工、示威和武装活动。１９４１年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委。
季米特洛夫发来电报之后，毛泽东不时地邀我去看平剧。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江青懂得怎样使气氛自然，当我感到有些深奥的比喻或唱词不好懂时她就立即加以解释。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
王震的３５９旅因在１９３８到１９３９年打日本打得出色而有了名。这是中国红军的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那几年里，八路军和游击队予日军以重创。后来毛泽东决定削减作战行动，从而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
王震是一位有才干的指挥官。他爱穷根究底，又守纪律。他的旅是特区最好的一个旅，而且不仅是在特区而已。
王参军之前是个工人。他现年四十岁左右，很瘦，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很难相信他已打了将近十五年的仗了。他的旅是要让外国记者去参观的。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３日
延安报纸突然登满了大批来自前线的吹牛的报导，有虚构的关于中共军队反击日伪军的重大战役，有收复城镇和农村、捕获战俘和缴获战利品的消息。
当地政府受命准备资料说明特区制度的民主性质。一个个模范村正在按这样的方针建立起来。
描述中共军队为援救美国飞行员的英勇行动的文章行将陆续见报。内容早已选定。
这些外国记者在这里被当作是该国的非正式代表，中共领导想用上述办法使他们相信特区是中国惟一民主的军事力量。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０日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 干。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他的目标不变：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来在国民政府中夺取关键职位（集中中共的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最后发动内战。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计划中，积极抗日只不过是作为与美国达成互惠协议的一项条款而已。
中共军队是毛在同美国人的赌博中的主要王牌。
是否可以说毛向我隐瞒了这一切呢？他的意图同他对我和莫斯科所作的声明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加紧准备内战，当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把国家拖到内战边缘。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２日
中共领导对于联盟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忠诚还有待证明，因此，以一名中共代表和边区政府主席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王世杰和张治中为另一方，在西安开始谈判。
林祖涵是林伯渠的别名。为了不使林伯渠这么一位著名人物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以林祖涵这个早年在党内用的化名被派去参加谈判。在所有关于会谈的正式报导中他都被称呼为林祖涵。这种慎重是徒劳的，因为人人知道他是边区政府主席。
张治中将军原是中央政府陆军政治部主任。他生于１８９１年，是国民党中亲法西斯分子的“蓝衣社”的一个领导人。他主张用武力来镇压共产党。１９３３ 年，张将军在湖南指挥第四军镇压中国红军的反抗。后来，他受蒋介石之命带领讨伐军剿共。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当蒋介石侍从室的主任。
王世杰是中央政府官员，是个法学教授。他对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８日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
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
著名的３５９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９日
１９１１年推翻君主制度，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对中国受封建传统程式和准则束缚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
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进步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记者。鲁迅、聂耳、张天翼、肖三、茅盾等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很有名。
我欣赏鲁迅写的动人的故事，《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还有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小说（真是举不胜举）。同时，我非常喜欢阅读用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 言写成的作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的新作家：丁玲、叶圣陶、田汉、巴金、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冰心。他们向阻碍国家进步的宗教教条、向外国的和封建的压迫 宣战。张天翼提到四书时贴切地说：“我上小学时念四书，得死记硬背课文。我想着这可怕的填鸭式的教育，经常从梦中惊醒。”他的《大铃和小铃的故事》多有意 思呀！
一个人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谈到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们就不能只了解古典作品。要是对无产阶级文艺一点也不懂，那 怎么能分析这种文艺的任务、目的和成就呢？同毛泽东谈话使我确信他不懂得新的、年轻的文学（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恐怕他只读过点鲁迅的作品。
中共中央主席只知道一些作家和记者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作品。也许他的有学问的秘书经常看这些作品，但是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成为谈这个问题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准备这个关于党对文学艺术和进步知识界的态度问题的文件，没有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作家或语言学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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