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刘先生十几年刑，结果把他成全为世界第一大奖获得者。不让他去领奖，甚至不许人代表他领，把他成全为史上第一个自己不能去也无人代表去的获奖者。共娼裆全是白痴混蛋一堆。
中国某地某管因提高属下家属福利待遇亲自带团公费旅游，为创建和谐社会而辛劳，被属下评为优秀领导，在下次选举中得满票。
不会吧，这点小事都要辞职啊，那中国的公务员和当官的不全部都要被枪毙几千次了。想不通啊，公款旅游而已算什么嘛，这在我们国内连最底层的公务员都能享受的待遇，为什么一个部长都不能享受啊，想不通，唉，这个社会全乱了。
是的，大家都不高尚。所以，最根本的是制度的问题。另外，不能用别人的不高尚，当作自己无耻的理由！
大概知道一些了，为什么那边7级的地震却没有死人
这个是革命传统，不能改。想当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为了保命，跑的匆忙，没有带多少钱粮。只好向沿途杀富豪抢地主凑集钱粮。 可是还是不够用的，只好向群众打白条了。
这个国家再烂，也是我的国家。 即使我没能力把它建设得更好，也不会再它身上撒盐。 7000万的蛀虫已经够多了，再不清理，它真的会死的。 国人还是努力吧。
看看街上跑的大排量豪华公车，大部分时间是私用的。
对比下，在中国官员是全家人都吃国家的
还是我们这好呀，全是公款吃喝旅游
中国的公务员们，情何以堪啊！不觉得脸红么？领导们
这就是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派出所所长陈建华、副所长涂建强、胡翔（西湖区政府主任）和行凶人串通敲诈的结果。这两个派出所所长只会办人情案，这样的公安还有良知吗？!我投诉公安督查，只得到的口头答复是谁伤重，对方要多就给多少，不管谁是过错方，书面答复就是没有。司法不公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源头
凶手跑到我家抢财物，我报打110，对方两人持铁棍殴打我，我被打受伤后找刀自卫，结果我倒被刑拘68天，治安处罚500元，我在刑拘时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派出所所长陈建华、副所长涂建强帮助凶手敲诈我家人十万元给对方医药费，对方行凶两人却逍遥法外，没受到任何处罚。
老百姓的儿子博士研究生，说明老百姓还是有指望的！！1楼3楼良心狗吃了，没看新闻吗？拆迁费赔偿才1500元/平米啊，能做什么啊？总不能不让人住吧?????15000？那么多的，我们那直接给四十平的房子，多出来的直接高价购买，这就是把人往死里逼啊
新西兰首位华人内阁部长、新西兰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和妇女事务部长黄徐毓芳，因涉嫌使用公款报销其丈夫海外旅行费用而于12日宣布主动辞去内阁部长职务。评：这么小的事情，能让尊贵的部长辞职，在独裁专制国家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
评：本来就法律是儿戏，权力大无边。再完全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国已不国！！！
商家在蜂蜜添加果糖浆降低成本 成行业公开秘密。评：这个国家在共娼裆治理下，已经要成为世界最道德败坏的地方。
评：今天你屈服于强拆，不仅仅对不起你，同时你也在助长他们的气焰，你也是为恶。今天你选择抵抗，不仅仅为你自己，同时你也在帮助别人。假如人人都强烈反对，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你不仅仅为自己，也是为了正义，看看巴勒斯坦人吧。
我这次就被拆迁户，威逼我签字后，现在又株连我，非得把我亲戚并入我的补偿、安置里！我亲戚是70几的老人了！一直未婚，我一直在照顾他，这倒成为了并户的理由了！我亲戚有他自己的户口啊！而且，房产很少，只要补偿3万多，而并入我户，就只需补偿几千元！根本就是在讹诈老百姓啊！
说得是复旦博士生他爸爸吧，确实死得好惨看看他们的房屋就知道底层可怜人家。记得好好读书飞远点，有成就回来再搞死那帮孙子，父仇要报，十年不晚。去天涯网看看他的日记吧。
死个人，才停职，这个罚的也太重了吧！ 人口多的好处，显现出来了。
P民的命没了，狗官只没了乌纱帽，这就是当今？评：其实乌纱帽没丢，不过是换一顶而已。小党的小伎俩谁不知道啊，这王八小裆。
11月13日晚，中共太原市委对10月30日晋源区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的5名责任人作出处理。晋源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计建中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决定免去其晋源区委常委职务，提请免去其晋源区政府副区长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同时给予其余四名责任免职、停职等处理。评：免职不该代替法律责任。
评：我是县长的第四批签署者，没有坐牢、没有喝茶。所以不必顾忌、不必犹疑，签署吧。刘先生获得世界第一大奖，这是全世界对我们的支持。
北京时间13日18：50分左右，缅甸政治人士昂山素季被释放，大批支持者涌入到其住所周围。昂山素季走出被软禁的住所，与在门口等待的媒体和支持者挥手并进行了简短的讲话。14日，昂山素季将前往民盟党部进行讲演。评：我们的老邻居老战友民主化了，这是一种激励，刘先生该被释放了吧？
审计收预交违反财经罚款， 检察收预交经济犯罪罚款， 纪委收预交贪污腐败罚款， 医院收预交病患赖账罚款， 税务收预交偷逃纳税罚款， 银行收预交逃费债务罚款， 法院收预交执行死刑罚款
城管收预交违章摆摊罚款， 计生收预交超生孩子罚款， 交警收预交交通违章罚款， 工商收预交市场管理罚款， 民警收预交治安违章罚款， 法官收预交违法犯罪罚款，
将这个城管头“预判刑”以防后期贪污受贿叛逃。中国国家的官员视法律为街头小广告，权才是真正的法!!!! 预判刑倒不必，可以采用预取保候审的办法，官员每人预交500~5000万美金，以防携款潜逃。
我们这摆摊的很多，去年的时候好奇问过一对摆摊的老夫妻城管不管他们的吗？他们说一般不太好的地方每月交城管一百就行了
别看天天骂人家日本和韩国,在日本和韩国公务员公务员犯罪要比一般百姓重判的,而且会剥夺退休后大部分退休金,看看中国这个比资本主义先进几万倍的制度, 公务员违法执法,暴力执法和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和家常便饭一样简单普遍,而且很多时候开除公职和党籍就能代替司法判决.
现在政府真是穷疯了，挖空心思的从P民包里掏钱啊。
江苏镇江城管预收摊贩3000元罚款经报道后引发热议。目前，该行动已被叫停，摊贩上缴的预交款无法讨回。镇江城管副局长成收取“预交罚款”是不对的，初衷是为考虑违章人逃避处罚而定的，提醒摊主们不要占道经营，哪知道反而被他们误解了。
江苏盐城个体户鲍长宏接到民警吴开岭的电话后携酒赴宴，并“主动”买单，回家途中因为醉酒跌倒致脑损伤死亡。其家属认为公务员吃喝逼人买单，劝其喝酒过量导致死亡；而涉事公务员则认为纯属正常聚会，不存在逼迫买单的情况。
山西的水泥价格一个月内每吨上涨100多元，涨幅达到甚至超过 30%，这样的涨幅在山西市场20年未有，目前山西多地的水泥市场已出现断货现象。除因受需求因素外，地区节能限电、水泥企业减产限产致产品供应相对减少。
央行副行长马德伦12日表示，近日周小川行长针对热钱发表的“池子” 比喻，指的是一系列货币政策组合，并表示央行是否加息将根据形势变化决定，而对于近期热议的“货币超发”问题，马德伦称，超发货币是中央银行成立以后所长期累积的。
只是为了让少数人看着舒服城管们就断绝了底层人挣扎求生的权利，还美其名日惩处没素质刁钻没教养的小商贩？但凡有条生路，如此大的年纪，谁会赶着马车走上 100里去卖红薯？你们理直气壮的这么做，为了五毛钱，就置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于不顾，说尽丧尽天良的话做尽丧尽天良的事，你们真不怕断子绝孙吗
派出所里有穿着警服，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看着警车道路上收取费用的临时工民警，关系硬，临时工很流行！！
76岁菜农卖红薯为儿子治病遭到城管掌掴，官方在媒体报道后进行调查。12日，该名城管临时工被辞退，当地警方决定行政拘留 10日，并处以500元罚款。评：网络正义再次得到伸张，可喜的事情。
晕才长2毛钱。。 沈阳一下涨了9毛。。 听证会主持人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让“代表”们表决：你们是愿意涨啊？还是愿意涨啊？还是愿意涨啊？ 现在开始表决。
方案1：涨0.23元/立方米，涨至2.28元/立方米，涨幅11% 方案2：涨0.27元/立方米，涨至2.32元/立方米，涨幅13% 怎么就没有方案三：保持目前水平，不涨价; 方案四：降0.23元/立方米方案，降幅11%； 方案五：降0.27元/立方米，降幅13%
中午，在外吃了一碗鸡块罐罐面，几年前是6元，后来涨到8元，去年涨到10元，今年涨到12元。几年翻了一翻，明年还不知道涨到多少钱呢？问一问：你的工资这几年也翻一翻吗？
你们丫的都知足吧，南宁的管道气5块多一立方，你们才2块多钱。
哎，我们安庆这个小城市天然气居然比北京都贵3.3元每立方！叫老百姓怎么活？市长实在是垃圾！
请把这92%听证者的身份背景给大伙亮一下行吗？
12日，北京举行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25名听证会参加人中，23人同意调价，其中20人同意涨0.23元，1人同意涨0.27元，2人提出调整幅度稍低的方案，两名人大代表不赞同涨价。评：又是骗人的鬼话！北京人那么贱？93%的人支持涨价？有病，演戏。
“据免费代理河北大学飙车案受害学生陈晓风家属的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知名维权律师张凯透露，张凯11月5日下午接到多时联系不上的陈晓风的父” ——我参与评论 ，在《浙江温岭一民警强奸卖淫女获刑六年半》的网易跟贴 http://163.fm/4H8W7uM
11月1日，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因一句话，遭到网民人肉搜索。此前，《人民论坛》杂志社杂志调查300名官员和民众，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 干部最怕网络监督，洛阳市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少宇表示，高级别官员不惧网络，因受网络舆论影响仕途较少。评：有怕的就好。
当月居民户新增存款为-7003亿元，创单月存款增加额的历史新低。今年3月和6月份，居民户新增存款也曾出现过负增长，分别为-419亿元和-425亿元。而十月上指数涨幅超过15%，评：通货膨胀，指出增多，存款少了。
这两天央视主持人的工资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据悉主持人参加客串主持、剪彩、庆典、讲座等等活动，按照主持人的名气会获得“市场定价”约定俗成的收入，比如一家省级卫视知名综艺主持商业主持的费用在6-8万，更有名气的央视主持人超过10万，甚至更高.评：别装穷了
11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称中国当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王国刚认为，CPI中农产品比重大，自然灾害造成农产品减产，继而推高CPI。水电气等政府调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CPI上涨，只能叫做物价上涨而非通胀。评：孙子专家玩技术骗人，下流。
11月12日，浙江温岭一派出所民警强奸卖淫女案件开庭审理，被告陈昌涛因强奸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据悉陈昌涛已赔偿受害人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3万元。评：在派出所强奸幼女判六年半？这么轻？我觉得应该判二十年。
差旅费用、公车支出以及众多的公务接待，到了年底，结余很少。评：孙子没钱还吃？吃的时候就想赖帐了，无耻的家伙。
纪波承认，濮阳市委办确实欠了桃园酒店13万元饭钱，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刘文明等人接手饭店前就已欠下的，只不过债权转移给了他们。对于欠账，市委办也一直正确对待，积极偿还，但市委办一年的公务经费只有83万元，包括了办公费用、
河南日报9月29日刊登了一封题为《俺的饭钱啥时能要回来》的群众来信，信中反映了濮阳市委办公室欠桃园酒店13万元饭钱没有支付。濮阳市委办公室于10 月9日致函河南日报，“强烈要求从河南日报电子版上删去该文章”。评：你孙子吃的时候没想过舆论导向问题，吃够了就想了？
今日有传言称，有关部委正着手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根据办法，价格主管部门将可以对房价进行直接行政调控。多轮调控后，房价上涨的预期仍然强烈。有质疑者认为，价格干预政策意味着房地产调控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按照现行 《价格法》，价格干预可做到有法可依。
南京市物价局相关人士说，对开发商报上来的备案价格，将和上期开盘价格及周边楼盘比较，重新进行土地清算等，严格控制开发商高价备案的行为。南京市住房局相关人士也表示，没有物价部门的备案，“别想拿到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强拆持续至凌晨3点,致多人头破血流后拨110报案中心、120急救中心均笑而不语。媒体听到冼村立即挂断。 8.13.事件使二人死亡，30多名老人重伤，14人仍遭非法禁锢。
对保卫家园的数百名赤身空拳的冼村人，扔下30颗催泪弹、辣椒水，继而推土机把围墙推到，使多位村民陷于瓦砾中。惹怒的村民抽出了推土机司机，警察随即射水炮阻止，并放出100只狼狗追咬村民，接着每三十个警察围殴一个村民，用警棍、钢叉击村民头部、腰部要害，打至其昏迷，再拖上警车。
请观看视频这个繁华广州市中轴线上的冼村恐怖的一晚: 2010.8.13凌时，宵禁。卢穗耕以￥300天找来2000名戴着头盔，手持钢叉、盾牌的防爆警、特警、城管及8000名穿着警服，手持警棍的涉黑成员血洗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冼村
没权没势，就是弱势，你有房子又怎样，只要你不接受拆迁办提出的价钱，你就会被强拆，你想卖点东西又怎样，你倒霉碰见城管，人伤货损，这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平民百姓没有话语权，没有伸张权利的地方，你只能忍气吞声。但有一条你可以做到，就是有女儿别嫁城管，有儿子别进动迁办。
统计的数据肯定不正确，我去买鞋材，一天一个价，这两天有的化工材料几乎涨了30%，这外贸生意怎么做？上游材料几乎全是国有企业，那些贪官为了年终业绩不顾人民、大量小企业的生死，大幅提高原材料价格，所以引起物价飞涨，只有严厉惩办贪官污吏，才能使物价平稳。
2：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上班170多年，从鸦片战争至今（双休日不能休）3：白领：年薪6万工作50年（取消法定假日） 4：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 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一天接两次客，需备战5000天，还不能来例假。
最近，国家某部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真 正 的 和 谐： 物 价 低 点，贪 官 少 点， 看 得 起 病，买 得 起 房，上 得 起 学， 生 得 起，活 得 起，死 得 起， 社 会 公 平 点，法 律 不 是 摆 设， 油 价 降 一 半 。
中央发布第2012号国务院令 统计局正式更名为【数字艺术中心】
国家统计局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不能乱统计，乱放屁。我感觉身边物价比去年上涨40%多。
统计局说的完全正确，虽然商品全部上涨，但老百姓的工资还没涨，所以算不上全面膨胀！！！！
统计局数据称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4.4%，年内首次突破4%，创25个月新高。1至10月CPI同比涨幅达到了3.0%，触及年初提出的3%左右的“警戒线”。另外，央行称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5877亿元，远超4000亿左右的调控目标。统计局发言人否认中国全面通胀。
一句话唤起了万人的愤怒，也阵痛了官僚阶层的神经，我们看到省长发话、央视专访、施压律师、解聘律师、和谐 新闻、受害人失声。当我们拍案痛骂官僚阶层的时候，我们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曾与他们合作、勾结、迎合。在他们作 恶的时候，我不曾沉默。’岂不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儿子李启铭撞死人案件受到中//宣//部高度重视，中//宣//部为此举行一次舆论导向研讨会，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结论导致对所有报道“我//爸是李//刚”事件的新闻全面封杀，河北省长发话，对司法调查发出指令性命令，调查戛然而止。
针对河北大学“封口门”，张凯律师在11月5日被解聘前，发布了“请求保定市公安局对河北大学相关人立案侦查建议书”，要求保定市公安局核查该情况 的真实性。张凯律师认为，如此事属实，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公民作证的权利，应当依照涉嫌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律师张凯曾为了查清河大飙车案真相，于10月26日向河北大学师生发出公开信，请求目击证人作证。张凯又亲自将此信交给河北大学 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请求转交广大师生。张凯表示，令人不解的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与他联系作证之事。张凯在网络上发现大量关 于河北大学“封口令”的说法。
他说：“这个案件和其他公共事件的处理模式基本是一样的，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会有很多网民、记者、媒体关注，会有律师。但很快， 现在国内的媒体已经基本被和谐掉了，没有声音了。律师也被解聘，然后私下里来解决。中国的许多这样的案件都是这样处理的，象邓玉娇案。它不是一种法治模式。”
身为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张凯表示，据他了解，陈家受到了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而他本人不久前也被承受高压的律所约谈，要求他终止代理这起 “官二代飙车案”。张凯说，此案处理的模式不是依循法治，而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据免费代理河北大学飙车案受害学生陈晓风家属的知名维权律师张凯透露，张凯11月5日下午接到多时联系不上的陈晓风的父亲、河北石家庄 农民陈广干的电话，称他们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张凯询问是如何解决的，陈父说不方便说。半个小时以后，张凯收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称陈家到事务所解除了合 同。
再看GDP，到去年为止我们是大幅上升，但储蓄上升很缓慢，什么拉动 GDP，GDP又增长了多少，到后来才发觉跟老百姓没啥关系，老百姓财富反而跟GDP 差距越拉越大。之前瑞信投行的报告，说2004年后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了50%，我说都是胡说八道
再看一个数据，人均工资第一名德国，30美元一小时，第二名 美国，22美元，泰国是2美元，我们是8毛钱，全世界最后。而且我们的人均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要2200小时，多么勤劳的民族。
做一个算术题，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国家的GDP，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洲平均38%,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是28%，中东大概是 25%，非洲都在20%以下，而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太熟悉社会的潜规则了！说是要查李刚的家产，查了吗？河大校长明显的抄袭，却没有人来查，正常吗？“孔方兄”是能办了一切事情的，不要说我的思想偏激，事实就在眼前！
抛开那些威胁不说，正常的去取证，保定方面也不配合！ 简单的案件，事情太简单了，只因为他爸爸不简单，所以就让它不简单！想想我们的李局，能收买CCTV，能让众多媒体闭嘴，确实不简单，大家没有发现吗？各大网站上关于李刚门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吗？
他想到了撤诉，对方太强大了，大到出乎大家的想像。所以，陈父已经受不了这么强大的压力，要屈服了。 而代理律师，也收到了威胁，声称如果他再管闲事，让他在律师行业没有法混下去！律师也动摇了！律师从来到保定那天起，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挡，抛开那些威胁不说，正常的去取证，保定方面也不配合！
真是一个悲剧！女儿死了，却不能为她讨回公道，原因就是对方有个能量非凡的好爸爸－李刚。 同样是父亲，一个女儿死了，却不敢讨回公道！而另一个，儿子撞死了人，却要替儿子洗脱罪名。同样是父亲，要面对不一样的经历，我理解陈晓凤的父亲，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因为讨公道再失去另一个孩子
听到保定一位同学说，“李刚门”事件的死者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拨人又一拨人的威胁，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不想再失去 另一个孩子，对方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不懂事，要不，他会失去另一亲人！所以，对方搞尸检来推翻结论，他也无奈的答应了！
2010年11月15日星期一
关于李刚门的三则文摘
我知道，一定有某个人或者某群人会质问我，你这篇博文不是跟你上次发的博文矛盾吗？你想”造谣“吗？没有确证的消息就不可以发，否则你是在毁掉你的“公信力”。类似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回答也基本类似的。“你不会这点常识都没有吧？你以为我喜欢发些没有确证的消息？你去找找看，有吗？中共把持国内一切媒体，然后完全封锁了消息，你来要求我有准确性？你们在唱双簧吧？你们不就是想封住我的嘴巴吗？抱歉，我不合作。指责我造谣？那我就造谣好了，中国人不都是傻瓜，不都是你们想怎么骗就怎么骗的。
第一摘
据免费代理河北大学飙车案受害学生陈晓风家属的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知名维权律师张凯透露，张凯11月5日下午接到多时联系不上的陈晓风的父亲、河北石家庄 农民陈广干的电话，称他们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张凯询问是如何解决的，陈父说不方便说。半个小时以后，张凯收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称陈家到事务所解除了合 同。
身为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张凯表示，据他了解，陈家受到了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而他本人不久前也被承受高压的律所约谈，要求他终止代理这起 “官二代飙车案”。张凯说，此案处理的模式不是依循法治，而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他说：“事实上，这个案件和其他公共事件的处理模式基本是一样的，就是说，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会有很多网民、记者、媒体关注，会有律师。但很快， 现在国内的媒体已经基本被和谐掉了，没有声音了。律师也被解聘，然后私下里来解决。中国的许多这样的案件都是这样处理的，象邓玉娇案。我认为这种模式是一 种恶性循环，它不是一种法治模式。”
另外，对河大飙车案从开始有详尽跟踪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亦表示，他目前遭受巨大压力，不便与记者谈论李刚 案。
他说：“我很不好说话，我被谈话。所以，我现在接受你采访会给我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我想，作为一个新闻业同仁，你理解国内的处境。所以，我不能跟你 说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比张凯来讲，我受管制的程度要比他高得多，他相对来说比我要自由。”
维权律师张凯曾为了查清河大飙车案真相，于10月26日向河北大学师生发出公开信，请求目击证人作证。10月29日，张凯又亲自将此信交给河北大学 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请求转交广大师生。张凯表示，令人不解的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与他联系作证之事。出于对此事的困惑，张凯在网络上发现大量关 于河北大学“封口令”的说法。
打电话给河北大学校长办公室、党委、党委宣传部，都无法联系上任何人核实。
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儿子李启铭撞死人案件受到中//宣//部高度重视，中//宣//部为此举行一次舆论导向研讨会，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结论导致对所有报道“我//爸是李//刚”事件的新闻全面封杀，河北省长发话，对司法调查发出指令性命令，调查戛然而止。不过目前没有其他 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有关报道的内容。
针对河北大学“封口门”，张凯律师在11月5日被解聘前，发布了“请求保定市公安局对河北大学相关人立案侦查建议书”，要求保定市公安局核查该情况 的真实性。张凯律师认为，如此事属实，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公民作证的权利，应当依照涉嫌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张凯律师11月7日在博客上发表“陈晓凤案的终结随想”，称“李刚案是一个需要我们全民反思甚至忏悔的起点”。
张凯说，“因为一句话唤起了万人的愤怒，显然也阵痛了官僚阶层的神经，而面对着这样的阵痛。我们看到省长发话、央视专访、施压律师、解聘律师、和谐 新闻、受害人失声。而这一切岂能真的消减内心的伤与痛呢？当我们拍案痛骂官僚阶层的时候，我们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曾与他们合作、勾结、迎合。在他们作 恶的时候，我不曾沉默。’岂不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目前公安局对河北大学飙车案肇事者李启铭的立案调查已经结束，案件以“交通肇事案”被移交给检察院。
第二摘
前教育部发言人:河北大学对李刚事件极不负责
北京晨报11月12日讯 “发生撞人事件后河北大学的态度，肖传国雇人袭击方舟子后，肖传国的校方华中科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前天，在某网举行的 2010年教育年度总评榜的启动仪式上，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再次语出惊人。
王旭明表示，在如今的教育界，主动的争取和调整太少，“被”字现象流行，什么“被先进”、“被当选”、“被发言”等。他表示，期待教育界能增强主动 创新意识，面对问题和需要解决的矛盾应勇于站起来。王旭明还表示，河北大学和华中科大已经做了坏榜样，应该被整个教育界批评，并且已作为2010年教育界 的大事件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据悉，在下月中旬的教育年度总评榜的发布仪式上，王旭明还将有“猛语”抛出。
第三摘
李刚门新消息：李刚发警告后 陈晓风家里顶不住了
李刚门新消息：李刚发警告后 陈晓风家里顶不住了
——河北大学死者父亲被警告会失去另一亲人
刚刚上网，听到保定一位同学说，“李刚门”事件的死者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拨人又一拨人的威胁，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不想再失去 另一个孩子，对方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不懂事，要不，他会失去另一亲人！所以，对方搞尸检来推翻结论，他也无奈的答应了！真是一个悲剧！女儿死了，却不能 为她讨回公道，原因就是对方有个能量非凡的好爸爸－李刚。
同样是父亲，一个女儿死了，却不敢讨回公道！而另一个，儿子撞死了人，却要替儿子洗脱罪名。同样是父亲，要面对不一样的经历，我理解陈晓凤的父亲，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因为讨公道再失去另一个孩子，所以，他想到了撤诉，因为对方太强大了，大到出乎大家的想像！ 所以，陈父已经受不了这么强大的压力，要屈服了。
而代理律师，也收到了威胁，声称如果他再管闲事，让他在律师行业没有法混下去！所以，律师也动摇了！而律师从来到保定那天起，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阻 挡，抛开那些威胁不说，正常的去取证，保定方面也不配合！
简单的案件，事情太简单了，只因为他爸爸不简单，所以就让它不简单！想想我们的李局，能收买CCTV，能让众多媒体闭嘴，确实不简单，大家没有发现 吗？各大网站上关于李刚门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吗？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太熟悉社会的潜规则了！说是要查李刚的家产，查了吗？河大校长明显的抄袭，却没有人来查，正常吗？“孔方兄”是能办了一切事 情的，不要说我的思想偏激，事实就在眼前！
第一摘
据免费代理河北大学飙车案受害学生陈晓风家属的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知名维权律师张凯透露，张凯11月5日下午接到多时联系不上的陈晓风的父亲、河北石家庄 农民陈广干的电话，称他们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张凯询问是如何解决的，陈父说不方便说。半个小时以后，张凯收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称陈家到事务所解除了合 同。
身为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张凯表示，据他了解，陈家受到了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而他本人不久前也被承受高压的律所约谈，要求他终止代理这起 “官二代飙车案”。张凯说，此案处理的模式不是依循法治，而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他说：“事实上，这个案件和其他公共事件的处理模式基本是一样的，就是说，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会有很多网民、记者、媒体关注，会有律师。但很快， 现在国内的媒体已经基本被和谐掉了，没有声音了。律师也被解聘，然后私下里来解决。中国的许多这样的案件都是这样处理的，象邓玉娇案。我认为这种模式是一 种恶性循环，它不是一种法治模式。”
另外，对河大飙车案从开始有详尽跟踪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王克勤亦表示，他目前遭受巨大压力，不便与记者谈论李刚 案。
他说：“我很不好说话，我被谈话。所以，我现在接受你采访会给我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我想，作为一个新闻业同仁，你理解国内的处境。所以，我不能跟你 说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比张凯来讲，我受管制的程度要比他高得多，他相对来说比我要自由。”
维权律师张凯曾为了查清河大飙车案真相，于10月26日向河北大学师生发出公开信，请求目击证人作证。10月29日，张凯又亲自将此信交给河北大学 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请求转交广大师生。张凯表示，令人不解的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与他联系作证之事。出于对此事的困惑，张凯在网络上发现大量关 于河北大学“封口令”的说法。
打电话给河北大学校长办公室、党委、党委宣传部，都无法联系上任何人核实。
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儿子李启铭撞死人案件受到中//宣//部高度重视，中//宣//部为此举行一次舆论导向研讨会，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结论导致对所有报道“我//爸是李//刚”事件的新闻全面封杀，河北省长发话，对司法调查发出指令性命令，调查戛然而止。不过目前没有其他 独立消息来源证实有关报道的内容。
针对河北大学“封口门”，张凯律师在11月5日被解聘前，发布了“请求保定市公安局对河北大学相关人立案侦查建议书”，要求保定市公安局核查该情况 的真实性。张凯律师认为，如此事属实，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伤害到公民作证的权利，应当依照涉嫌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张凯律师11月7日在博客上发表“陈晓凤案的终结随想”，称“李刚案是一个需要我们全民反思甚至忏悔的起点”。
张凯说，“因为一句话唤起了万人的愤怒，显然也阵痛了官僚阶层的神经，而面对着这样的阵痛。我们看到省长发话、央视专访、施压律师、解聘律师、和谐 新闻、受害人失声。而这一切岂能真的消减内心的伤与痛呢？当我们拍案痛骂官僚阶层的时候，我们谁敢拍着胸口说：‘我不曾与他们合作、勾结、迎合。在他们作 恶的时候，我不曾沉默。’岂不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目前公安局对河北大学飙车案肇事者李启铭的立案调查已经结束，案件以“交通肇事案”被移交给检察院。
第二摘
前教育部发言人:河北大学对李刚事件极不负责
北京晨报11月12日讯 “发生撞人事件后河北大学的态度，肖传国雇人袭击方舟子后，肖传国的校方华中科大的态度，都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前天，在某网举行的 2010年教育年度总评榜的启动仪式上，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再次语出惊人。
王旭明表示，在如今的教育界，主动的争取和调整太少，“被”字现象流行，什么“被先进”、“被当选”、“被发言”等。他表示，期待教育界能增强主动 创新意识，面对问题和需要解决的矛盾应勇于站起来。王旭明还表示，河北大学和华中科大已经做了坏榜样，应该被整个教育界批评，并且已作为2010年教育界 的大事件遭到全社会的谴责。据悉，在下月中旬的教育年度总评榜的发布仪式上，王旭明还将有“猛语”抛出。
第三摘
李刚门新消息：李刚发警告后 陈晓风家里顶不住了
李刚门新消息：李刚发警告后 陈晓风家里顶不住了
——河北大学死者父亲被警告会失去另一亲人
刚刚上网，听到保定一位同学说，“李刚门”事件的死者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拨人又一拨人的威胁，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不想再失去 另一个孩子，对方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不懂事，要不，他会失去另一亲人！所以，对方搞尸检来推翻结论，他也无奈的答应了！真是一个悲剧！女儿死了，却不能 为她讨回公道，原因就是对方有个能量非凡的好爸爸－李刚。
同样是父亲，一个女儿死了，却不敢讨回公道！而另一个，儿子撞死了人，却要替儿子洗脱罪名。同样是父亲，要面对不一样的经历，我理解陈晓凤的父亲，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不能再因为讨公道再失去另一个孩子，所以，他想到了撤诉，因为对方太强大了，大到出乎大家的想像！ 所以，陈父已经受不了这么强大的压力，要屈服了。
而代理律师，也收到了威胁，声称如果他再管闲事，让他在律师行业没有法混下去！所以，律师也动摇了！而律师从来到保定那天起，就收到了各种各样的阻 挡，抛开那些威胁不说，正常的去取证，保定方面也不配合！
简单的案件，事情太简单了，只因为他爸爸不简单，所以就让它不简单！想想我们的李局，能收买CCTV，能让众多媒体闭嘴，确实不简单，大家没有发现 吗？各大网站上关于李刚门的消息越来越少了吗？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太熟悉社会的潜规则了！说是要查李刚的家产，查了吗？河大校长明显的抄袭，却没有人来查，正常吗？“孔方兄”是能办了一切事 情的，不要说我的思想偏激，事实就在眼前！
胡锦涛传（六）
35：团中央书记处摆开新阵容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政坛上，“共青团派”之所以声势看涨，最重要的因素有两条：一是这一派的首领胡耀邦和胡启立，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圈，掌握实权，非常引人注目。二是这段时间中共又一次进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权力交接时
期，共青团干部由于年龄优势，呈现出全谩颉蛴班的态势。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团中央机关在胡锦涛上任那段时期，调整为在书记处下设有七部一厅一委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工农青年部，学校部，办公厅，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室。
前四个部门和办公厅、研究室，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研究室不仅名称上完全一样，其工作内容也上下对应衔接。而与中共中央相类似的还有，党有党报党刊，团也有团报团刊——《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此外还有面对少年儿童的许多报刊杂志）；党有党校，团也有团校——中央团校后来改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有出啊颉蝥构，团也有出啊颉蝥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团中央下属的机构中，有一个中国青年旅行社，为别的党政机关之所无。
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书记处共由八人组成：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炜，以及候补书记张宝顺。
刚选出的书记处很快作出分工：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一度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炜，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宝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班子就开始变动。首先离任的是李海峰，这位前大庆团委书记，团十大就调来担任团中央书记，已达六年，团十一大上当选连任没多久，就被调到河北省任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地委书记，几年后又提拔为河北省副省长。一年以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被调到北京市任丰台区副区长，一九八四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巴吾东一九八五年也调走，到新疆担任区委常委，后来他升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虽然这几位离任的团中央书记，职务直到一九八五年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后才正式撤销，不过，他们不仅不参加团中央书记处会议，连团中央常委会也不来了——当然，团中央的正式文件、简报，还会每期照发、照寄给他们。
36：三头六臂一肩挑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工作担子越压越多，除了国际联络之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他主管
有走的就得有来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由党中央提名，团中央委员们举手走个过场，增选了书记处班子成员：从上海调来了三十三岁的李源潮，成为团中央第四把手，主管宣传；调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的三十七岁的宋德福，在书记处分管组织；又调来刚到“而立”之年的李克强作候补书记，主管学校部。
数一数走的、来的，如果再列入一九八四年上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当主任的王兆国，那么这个班子在两年之内，其成员就更换了整整百分之五十。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
他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
他分工抓宣传口——不仅是要管团中央宣传部，还有团报、团刊、出版社也都要管；
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后来，按照团中央的惯例，胡锦涛以团中央二把手的身份就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又以此身份，代表青年这一块，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胡锦涛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主要是挂名，但是要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面。
到后来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胡锦涛身上的工作担子竟越压越多：
李海峰调走了，组织大权移交给了王兆国，但没多久王兆国患腹膜炎住院，胡锦涛得分出一部分精力过问王兆国原来分管的组织部和研究室——当然，重要的政策研究课题，重要的人事任免，胡锦涛不会擅自作主；
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兼管学校部；
克尤木?巴吾东调走了，作为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接过对统战部的主管……
算起来，除了国际联络部仍由刘延东负责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胡锦涛任主管！——起码是名义上的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在团中央机关的全体大会上，新的团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亮了相，会后马上就有人对新来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做了归纳：“王兆国嗓门亮，胡锦涛模样帅。”前者，是说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都不禁点头微笑；而胡锦涛作起报告来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与党中央又一点相同的是，团中央也是一个权力角斗场。
话要从胡锦涛来团中央之前说起。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这届班子中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的政治明星如胡启立、李瑞环，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呆的时间不长，就挂著团中央书记的名衔调任别的岗位。像胡启立，虽然一九七八年就从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回到了团中央（他在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担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但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
37：前任班子的前车之鉴
●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尖锐的质疑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抵挡一阵，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团中央班子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通过了审查，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主持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冲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
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党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党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发表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
我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38：空降“太子党”的风波
●胡耀邦将党中央“掺沙子”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的《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也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当年情况，介绍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胡耀邦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叫到他家中谈话，拿出有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给他们传阅。这份报告称：十一月十五日，《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请求把他们要求释放刘青的信转给中央，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邓小平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王若水写道：
在胡耀邦面前，韩英叫屈说，“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中共建政以后到“文革”这）十七年也不是（社会主义）。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说还找了王军涛的父亲，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软的，没有效果；硬的，胡耀邦又不同意。韩英他们对付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运青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党中央要将韩英等人搬掉的直接导火索，是前一年即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调来四名干部，安插进团中央书记处班子。这四个人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及何光炜。其中后两人是“太子党”。
这种由中共任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早是中共的惯例；共青团既然是完全跟随中共的政治组织，就更不在话下。以前一直是这么做，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胡耀邦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从四川调来；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调来；在他们眼里，团中央哪里是一个独立的群众组织？分明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而已。
胡耀邦这次也就轻车熟路，将党中央的这一“掺沙子”的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当然，毕竟团中央在名义上并不是党中央一个下属部门，为了取得合法性，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要在团中央全会上让所有委员们举一举手。
但是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酝酿班子增添新人的名单时，大家牢骚冲天，质问他们除了是高干子弟（其实并不全是），有何德何能，对青年工作又毫无经验，今后怎么领导全团？为什么不从多年团干部中提拔？而从级别上看，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岗位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说是乘坐了“直升飞机”，这难道不是“突击提拔”？
39：王兆国是被邓小平亲自选中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再次对由党中央“空降”干部产生反弹，于是在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慎重其事地把王兆国推荐给全体团中央委员，履行追认手续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潮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启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著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
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失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胡锦涛在团中央的主要合作者，是王兆国。
王兆国比胡锦涛早到团中央。早在会前三个月，他就从位于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调到这里。一九八二年九月上旬，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作出让胡锦涛到团中央任职的决定。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十二大期间的九月四日晚，召见了包括韩英在内的团中央常委和王兆国，正式通知韩英卸任，王兆国接替，令王兆国马上就到团中央上班，而韩英则等候另行分配工作。后来，他被调任正在组建的北方煤炭公司副总经理，第四把手。这个公司是个部级单位，那么他就算是副部级了，比他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级别略有降低，但也总算差强人意。自然，韩英的中共中央委员是无法再连任了，王兆国则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胡锦涛开完党代会，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就重返兰州，当他的团省委书记去了。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对再次由党中央“空降”干部可能产生反弹，同时也要让王兆国有个合法的身份，于是在当年十一月初举行的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也就是在团的十一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上，与全体团中央委员见面，并履行增补为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的追认手续。
有了前一年掉以轻心差点“阴沟翻船”的经验教训，这次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专门到会，对全体团中央委员介绍党中央对王兆国的审查经过和审查意见。
据他所公布的情况，王兆国确实是邓小平一九八○年七月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的。当时二汽的党委书记黄振亚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工作时介绍，二汽车厢分厂副厂长王兆国在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决顶住，不搞批邓，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邓随即召见了王兆国，这个抵制批邓的青年干部就铭刻在邓小平脑海里了。
●王兆国的三条缺点
不过这次王照华在全会上对团中央委员们反复强调，王兆国的越级提拔，并不是邓小平一言堂的结果。邓小平在向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推荐了王兆国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做了多次考察。湖北省委也证明：王兆国已经列入了省的后备干部名单。后来，胡耀邦到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了王兆国，印象也很不错。王兆国于一九八一年调中央党校受训。中央是这样经过慎重考察和斟酌之后，才决定将王兆国挑选来担任全国青年的头号带头人的。
王兆国有没有缺点？王照华这次在介绍中，倒也没有“为宠者讳”。在用大量篇幅赞扬了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性强”、“坚持原则”、“有魄力”，等等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四化要求之后，比较少见地提出他有三条不足：第一，他对“老同志过于尊重”；第二，他长期在基层从事技术工作和企业管理，缺乏从事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第三，他的知识结构有所欠缺，对文史哲经少有涉猎，文学书籍中“只读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王照华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低声议论：这三条，对于企业主管，或许无关宏旨，对于一个担当全国团的领导重任的官员来讲不是致命伤吗？爲什麽一定要把经验和知识有这些缺陷的干部放到显然并不适合他的岗位上？中央提拔和使用干部，到底是个啥标准？
但是由于当时在任的团中央书记们分头软硬兼施，团中央委员们这次没有人公开发难，王兆国顺利当上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当时虽不是团中央委员，但以团省委书记的身份，率甘肃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全会。
两个多月后，在团的十一大又经全体代表投票，新班子正式当选，实现了团中央的改朝换代。
胡耀邦对团中央新一任班子寄予厚望。前一任班子在组成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左右，后来再想“掺沙子”，也还是不理想。这次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应该最能推行党中央的意图了。
在组建新班子时，党中央开始有一个考虑：王兆国、胡锦涛和刘延东等人过去都没有从事过团的领导工作，为了新老交替搞点传帮带，同时也体现不要对旧班子全部赶走，那么留下一两个老的团中央书记是否更适宜呢？原来团中央书记处的核心人物韩英、刘维明、周鹏程和王建功等人要调走，是确定无疑了。上届团中央书记中唯一一位女性李海峰，虽然在新一届书记处中留任，但是事先就有考虑，有合适去处就安排，团代会后没有多久果然调走了。不过，党中央当时决定留下在前一届班子中分管宣传的高占祥。
胡耀邦、万里和胡启立等人，早在“文革”前就认识北京印刷工劳动模范、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高占祥——他的经历与李瑞环和张百发颇为类似——认为高为人正派、刻苦、稳重。
40：最后一刻中央才决定高占祥离开
●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
大陆由团中央主办的一家杂志《中华儿女》，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铁匠出身的部长高占祥》，其中写道：
在一九八五年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主持会议，耀邦提出能否选拔四十岁左右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万里说，怎么不行，我们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嘛！于是会上作出决定由高占祥出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值高占祥正在团十一大上任秘书长，准备继任团中央书记，选票都印好了。王兆国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团中央需要占祥同志留下，而且闭幕词还要由他作呢。耀邦说：闭幕词还由他作，然后去河北，这叫做“题诗一首，扬长而去”。在致完闭幕词后，高占祥赶赴河北就任省委书记……
这番话，写得生动，但错误百出。
首先年代错了，团十一大是一九八二年底召开的，而不可能是一九八五年；其时王兆国还没有资格参加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而且据信恰恰是他向中央提出最好高占祥不必留任。团十一大开完正是除夕，高占祥也没有致完闭幕词就跑到河北去——那时，只是决定他要调任，去向何方，中央还在大费周章呢。
不过有一条说对了：党中央确实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高占祥离开的。
且说在团十一大举行时，高占祥担任主席团秘书长，在印好的团中央委员候选人、团中央常委候选人和团中央书记候选人这三种选票上，都列有他的大名。十来天会议，高占祥忙前忙后，废寝忘食。但是到投票前一夜，突然传来指示：党中央改变了主意，决定高占祥不进新的团中央领导班子。
这一变故来得十分突然，出乎上上下下意料之外。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选举在即，重新再印委员和常委选票已经来不及了，中央发话：“（尽管不当书记了，）占祥同志可以进（团）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嘛”。
高占祥的去向后来一度十分困难。他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属于副部级干部，如何安排？中央征询刚接替王任重的中宣部长邓力群的意见，是否可以调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邓力群一口回绝：我这里副部长已经摆不平；中央又问国务院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是否可以接受高占祥担任副部长？朱穆之也婉言拒绝。几经波折，最后还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说，到我这里来吧。于是高占祥才走马上任去当了河北省委书记，名列第四把手。几年以后，他被调回北京，终于当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是后话了。
高占祥并不一定很想留在团中央与新的一届班子共事，但是这么仓促地走，也未见得愉快。胡锦涛其时尚未正式参加团的领导班子的工作，静观其变。不过，他大概会从这件事中品味出，新班子人事复杂，要多加小心。
41：撤销少工委之争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在团中央新班子眼中也属于要裁撤的对象，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但是没有想到不少干部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胡锦涛上任之初，书记处各成员坐定席位了，按照惯例是要从上而下地确定各层干部是升，是降；对于团中央这么个年龄限制更严、过渡性质更强的机构，许多人还面临抉择：是去，是留。与人事更迭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机构部门的裁撤合并问题。
中共治下有一个常见的规律：每隔一段时间人们惊觉机构重迭，精兵简政的呼声日益强烈；动一次手术，合并一些部门，减少一些人员；过一段时间，又慢慢恢复一些机构，或者再重新建立一些部门。王兆国在团代会举行之前，由于上任之前中央的指示，已有了裁撤团中央部门的腹案，新的班子建立之后，再斟酌一番就要付诸实施。原来的青工部、青农部，并成了工农青年部；原来的文体部，并入了宣传部成为一个处。原来的少工委也属于要裁撤的目标，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
团中央是个比较特殊的机关，其特殊，缘于前面提到的团组织的两重性，对外要维持共青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的形象，在内部则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青年工作部门。于是便出现这样奇特的机构设置方式：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
对外是与团中央并列的机构，内部只是团中央学校部之下的大学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对外，在名义上凌驾于团中央之上——按其章程，是共青团“加入”青联，成为其“团体会员”；内部来看，它只是归团中央管辖的统战部，
统战部的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的秘书长，负责实际操作。
所以，在理论上，少工委的机构设置问题，也可以比照上述两个机构来办理，即：对外名义上是“独立的机构”，内部归并到团中央学校部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处。
但是没有想到少工委和下面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干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少年儿童工作与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性质、任务非常不一样，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反对，或许有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但是其理由摆在桌面上，也还是相当有理有据。在团的十一大上，少工委副主任李启民不仅找到王兆国、高占祥，以及说得上话的前团中央诸多同事、上司，而且找到会议简报处的工作人员，要求将这一要求写进内参，送到党中央有关部门重新考虑。
甫上任的胡锦涛，也接待了并倾听了李副主任的几次申诉。后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儿童工作会议上，他又听取很多老儿童工作者的意见。几经研究，四面八方要求团中央慎重处理撤销少工委之事的大有人在，最后团中央书记处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将少工委还是作为团中央一个相当于部的部门保留了下来。
42：团中央机关的四部分力量
●团中央机关人员相当复杂，根据来源大体上分为四部份：胡耀邦时期就来这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党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
不论胡锦涛当时想到没有，少工委保留下来这件事对他大有助益：因为他多了这项分管工作，接触面也就更广，尤其是接触到了许多中共元老们的夫人们。这些夫人，丈夫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多有很强烈的干政企图和能量，甚至比起丈夫来更少顾忌：“老大姐”怕什么！包括康克清、邓颖超在内的许多元老夫人，是在各种关心培养少年儿童的基金会、委员会工作。胡锦涛在团中央旗下少工委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挂帅，无疑就与这些夫人们有了很多打交道的机会。而她们一定会对丈夫们讲起对胡锦涛的好印象，在未来元老们有机会推荐安排提拔什么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也会想起夫人们所赞扬过的那个“小胡”。
团中央机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人员也相当复杂，大体上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胡耀邦时期就来到团中央机关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多年来，从事团的工作的干部中，一拨又一拨，能提拔的都提拔了，剩下这些人，都文化不高，能力不强，难以提拔调任到别的更显赫岗位上。但是他们对党忠诚，对团也忠诚，为人正派纯朴，与被重用的大批“共青团派”（包括胡耀邦、胡启立本人）有密切的私人情谊，能直通天庭。
第二类，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这些人多半是从工矿、县城调京的政工干部，官场打滚的经验极为丰富，很多人互相呼应，盘根错节，多半占据团中央机关的部、处长中层岗位，执掌了不容小觑的实际权力。但多数没有文凭，又失了靠山，一时势头受挫。他们中许多人赶快进入各种函授、刊授学院或者夜大电大，设法弄个文凭；同时在团中央新的负责人面前尽力表现自己。
第三类，是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团中央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些人，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最初几届毕业生，年龄偏大，与前述第二类不相上下，但是他们有文凭、没经验，正好与有经验、没文凭的前一类人相反。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雄心勃勃，打算在政界好好施展一番，不过，他们在团中央毕竟一时没有来得及形成势力。
麻烦的是第四类：前一两年党中央给团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陈昊苏、何光炜等人，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是由于是空降来的，所以占据重要地位；而又由于他们知道，到团中央工作时间不会太长，这只是一个通向别的更高职务的跳板，用不著在这里有什么长期打算，这样他们除了对权力要实实在在把握之外，别的并不那么看重。他们瞧不起玩小把戏显示卖弄的工农干部，又与后来居上的王兆国、胡锦涛扦格不入，常常到“伯伯叔叔”那里打小报告。不过他们拿不出打开“新时期”青年工作局面的妙策，调到别处也无甚建树。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政坛上，“共青团派”之所以声势看涨，最重要的因素有两条：一是这一派的首领胡耀邦和胡启立，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圈，掌握实权，非常引人注目。二是这段时间中共又一次进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权力交接时
期，共青团干部由于年龄优势，呈现出全谩颉蛴班的态势。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团中央机关在胡锦涛上任那段时期，调整为在书记处下设有七部一厅一委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工农青年部，学校部，办公厅，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室。
前四个部门和办公厅、研究室，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研究室不仅名称上完全一样，其工作内容也上下对应衔接。而与中共中央相类似的还有，党有党报党刊，团也有团报团刊——《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此外还有面对少年儿童的许多报刊杂志）；党有党校，团也有团校——中央团校后来改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有出啊颉蝥构，团也有出啊颉蝥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团中央下属的机构中，有一个中国青年旅行社，为别的党政机关之所无。
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书记处共由八人组成：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炜，以及候补书记张宝顺。
刚选出的书记处很快作出分工：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一度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炜，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宝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班子就开始变动。首先离任的是李海峰，这位前大庆团委书记，团十大就调来担任团中央书记，已达六年，团十一大上当选连任没多久，就被调到河北省任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地委书记，几年后又提拔为河北省副省长。一年以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被调到北京市任丰台区副区长，一九八四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巴吾东一九八五年也调走，到新疆担任区委常委，后来他升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虽然这几位离任的团中央书记，职务直到一九八五年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后才正式撤销，不过，他们不仅不参加团中央书记处会议，连团中央常委会也不来了——当然，团中央的正式文件、简报，还会每期照发、照寄给他们。
36：三头六臂一肩挑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工作担子越压越多，除了国际联络之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他主管
有走的就得有来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由党中央提名，团中央委员们举手走个过场，增选了书记处班子成员：从上海调来了三十三岁的李源潮，成为团中央第四把手，主管宣传；调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的三十七岁的宋德福，在书记处分管组织；又调来刚到“而立”之年的李克强作候补书记，主管学校部。
数一数走的、来的，如果再列入一九八四年上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当主任的王兆国，那么这个班子在两年之内，其成员就更换了整整百分之五十。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
他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
他分工抓宣传口——不仅是要管团中央宣传部，还有团报、团刊、出版社也都要管；
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后来，按照团中央的惯例，胡锦涛以团中央二把手的身份就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又以此身份，代表青年这一块，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胡锦涛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主要是挂名，但是要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面。
到后来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胡锦涛身上的工作担子竟越压越多：
李海峰调走了，组织大权移交给了王兆国，但没多久王兆国患腹膜炎住院，胡锦涛得分出一部分精力过问王兆国原来分管的组织部和研究室——当然，重要的政策研究课题，重要的人事任免，胡锦涛不会擅自作主；
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兼管学校部；
克尤木?巴吾东调走了，作为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接过对统战部的主管……
算起来，除了国际联络部仍由刘延东负责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胡锦涛任主管！——起码是名义上的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在团中央机关的全体大会上，新的团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亮了相，会后马上就有人对新来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做了归纳：“王兆国嗓门亮，胡锦涛模样帅。”前者，是说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都不禁点头微笑；而胡锦涛作起报告来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与党中央又一点相同的是，团中央也是一个权力角斗场。
话要从胡锦涛来团中央之前说起。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这届班子中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的政治明星如胡启立、李瑞环，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呆的时间不长，就挂著团中央书记的名衔调任别的岗位。像胡启立，虽然一九七八年就从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回到了团中央（他在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担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但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
37：前任班子的前车之鉴
●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尖锐的质疑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抵挡一阵，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团中央班子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通过了审查，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主持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冲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
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党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党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发表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
我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38：空降“太子党”的风波
●胡耀邦将党中央“掺沙子”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的《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也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当年情况，介绍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胡耀邦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叫到他家中谈话，拿出有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给他们传阅。这份报告称：十一月十五日，《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请求把他们要求释放刘青的信转给中央，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邓小平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王若水写道：
在胡耀邦面前，韩英叫屈说，“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中共建政以后到“文革”这）十七年也不是（社会主义）。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说还找了王军涛的父亲，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软的，没有效果；硬的，胡耀邦又不同意。韩英他们对付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运青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党中央要将韩英等人搬掉的直接导火索，是前一年即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调来四名干部，安插进团中央书记处班子。这四个人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及何光炜。其中后两人是“太子党”。
这种由中共任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早是中共的惯例；共青团既然是完全跟随中共的政治组织，就更不在话下。以前一直是这么做，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胡耀邦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从四川调来；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调来；在他们眼里，团中央哪里是一个独立的群众组织？分明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而已。
胡耀邦这次也就轻车熟路，将党中央的这一“掺沙子”的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当然，毕竟团中央在名义上并不是党中央一个下属部门，为了取得合法性，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要在团中央全会上让所有委员们举一举手。
但是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酝酿班子增添新人的名单时，大家牢骚冲天，质问他们除了是高干子弟（其实并不全是），有何德何能，对青年工作又毫无经验，今后怎么领导全团？为什么不从多年团干部中提拔？而从级别上看，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岗位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说是乘坐了“直升飞机”，这难道不是“突击提拔”？
39：王兆国是被邓小平亲自选中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再次对由党中央“空降”干部产生反弹，于是在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慎重其事地把王兆国推荐给全体团中央委员，履行追认手续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潮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启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著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
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失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胡锦涛在团中央的主要合作者，是王兆国。
王兆国比胡锦涛早到团中央。早在会前三个月，他就从位于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调到这里。一九八二年九月上旬，他们两人都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当时党中央并没有作出让胡锦涛到团中央任职的决定。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十二大期间的九月四日晚，召见了包括韩英在内的团中央常委和王兆国，正式通知韩英卸任，王兆国接替，令王兆国马上就到团中央上班，而韩英则等候另行分配工作。后来，他被调任正在组建的北方煤炭公司副总经理，第四把手。这个公司是个部级单位，那么他就算是副部级了，比他在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级别略有降低，但也总算差强人意。自然，韩英的中共中央委员是无法再连任了，王兆国则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胡锦涛开完党代会，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就重返兰州，当他的团省委书记去了。
胡耀邦等人担心共青团系统中对再次由党中央“空降”干部可能产生反弹，同时也要让王兆国有个合法的身份，于是在当年十一月初举行的共青团十届四中全会上，也就是在团的十一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全会上，与全体团中央委员见面，并履行增补为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的追认手续。
有了前一年掉以轻心差点“阴沟翻船”的经验教训，这次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专门到会，对全体团中央委员介绍党中央对王兆国的审查经过和审查意见。
据他所公布的情况，王兆国确实是邓小平一九八○年七月到湖北二汽视察时发现的。当时二汽的党委书记黄振亚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工作时介绍，二汽车厢分厂副厂长王兆国在一九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坚决顶住，不搞批邓，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兴趣。邓随即召见了王兆国，这个抵制批邓的青年干部就铭刻在邓小平脑海里了。
●王兆国的三条缺点
不过这次王照华在全会上对团中央委员们反复强调，王兆国的越级提拔，并不是邓小平一言堂的结果。邓小平在向中央人事安排小组推荐了王兆国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做了多次考察。湖北省委也证明：王兆国已经列入了省的后备干部名单。后来，胡耀邦到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了王兆国，印象也很不错。王兆国于一九八一年调中央党校受训。中央是这样经过慎重考察和斟酌之后，才决定将王兆国挑选来担任全国青年的头号带头人的。
王兆国有没有缺点？王照华这次在介绍中，倒也没有“为宠者讳”。在用大量篇幅赞扬了他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性强”、“坚持原则”、“有魄力”，等等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四化要求之后，比较少见地提出他有三条不足：第一，他对“老同志过于尊重”；第二，他长期在基层从事技术工作和企业管理，缺乏从事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第三，他的知识结构有所欠缺，对文史哲经少有涉猎，文学书籍中“只读过中国古代四大名著”。
王照华讲到这里，台下响起一片嗡嗡的低声议论：这三条，对于企业主管，或许无关宏旨，对于一个担当全国团的领导重任的官员来讲不是致命伤吗？爲什麽一定要把经验和知识有这些缺陷的干部放到显然并不适合他的岗位上？中央提拔和使用干部，到底是个啥标准？
但是由于当时在任的团中央书记们分头软硬兼施，团中央委员们这次没有人公开发难，王兆国顺利当上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当时虽不是团中央委员，但以团省委书记的身份，率甘肃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全会。
两个多月后，在团的十一大又经全体代表投票，新班子正式当选，实现了团中央的改朝换代。
胡耀邦对团中央新一任班子寄予厚望。前一任班子在组成时受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左右，后来再想“掺沙子”，也还是不理想。这次全部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应该最能推行党中央的意图了。
在组建新班子时，党中央开始有一个考虑：王兆国、胡锦涛和刘延东等人过去都没有从事过团的领导工作，为了新老交替搞点传帮带，同时也体现不要对旧班子全部赶走，那么留下一两个老的团中央书记是否更适宜呢？原来团中央书记处的核心人物韩英、刘维明、周鹏程和王建功等人要调走，是确定无疑了。上届团中央书记中唯一一位女性李海峰，虽然在新一届书记处中留任，但是事先就有考虑，有合适去处就安排，团代会后没有多久果然调走了。不过，党中央当时决定留下在前一届班子中分管宣传的高占祥。
胡耀邦、万里和胡启立等人，早在“文革”前就认识北京印刷工劳动模范、担任过北京团市委副书记的高占祥——他的经历与李瑞环和张百发颇为类似——认为高为人正派、刻苦、稳重。
40：最后一刻中央才决定高占祥离开
●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
大陆由团中央主办的一家杂志《中华儿女》，一九九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铁匠出身的部长高占祥》，其中写道：
在一九八五年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主持会议，耀邦提出能否选拔四十岁左右的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万里说，怎么不行，我们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嘛！于是会上作出决定由高占祥出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值高占祥正在团十一大上任秘书长，准备继任团中央书记，选票都印好了。王兆国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团中央需要占祥同志留下，而且闭幕词还要由他作呢。耀邦说：闭幕词还由他作，然后去河北，这叫做“题诗一首，扬长而去”。在致完闭幕词后，高占祥赶赴河北就任省委书记……
这番话，写得生动，但错误百出。
首先年代错了，团十一大是一九八二年底召开的，而不可能是一九八五年；其时王兆国还没有资格参加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而且据信恰恰是他向中央提出最好高占祥不必留任。团十一大开完正是除夕，高占祥也没有致完闭幕词就跑到河北去——那时，只是决定他要调任，去向何方，中央还在大费周章呢。
不过有一条说对了：党中央确实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高占祥离开的。
且说在团十一大举行时，高占祥担任主席团秘书长，在印好的团中央委员候选人、团中央常委候选人和团中央书记候选人这三种选票上，都列有他的大名。十来天会议，高占祥忙前忙后，废寝忘食。但是到投票前一夜，突然传来指示：党中央改变了主意，决定高占祥不进新的团中央领导班子。
这一变故来得十分突然，出乎上上下下意料之外。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投票选举团中央委员前夕，党中央书记处例会，有人提出，“新的团中央主要负责人”要求高占祥不必留任——他们不希望有人在旁边指点、掣肘。选举在即，重新再印委员和常委选票已经来不及了，中央发话：“（尽管不当书记了，）占祥同志可以进（团）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嘛”。
高占祥的去向后来一度十分困难。他作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属于副部级干部，如何安排？中央征询刚接替王任重的中宣部长邓力群的意见，是否可以调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邓力群一口回绝：我这里副部长已经摆不平；中央又问国务院文化部部长朱穆之，是否可以接受高占祥担任副部长？朱穆之也婉言拒绝。几经波折，最后还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说，到我这里来吧。于是高占祥才走马上任去当了河北省委书记，名列第四把手。几年以后，他被调回北京，终于当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这是后话了。
高占祥并不一定很想留在团中央与新的一届班子共事，但是这么仓促地走，也未见得愉快。胡锦涛其时尚未正式参加团的领导班子的工作，静观其变。不过，他大概会从这件事中品味出，新班子人事复杂，要多加小心。
41：撤销少工委之争
●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在团中央新班子眼中也属于要裁撤的对象，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但是没有想到不少干部提出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胡锦涛上任之初，书记处各成员坐定席位了，按照惯例是要从上而下地确定各层干部是升，是降；对于团中央这么个年龄限制更严、过渡性质更强的机构，许多人还面临抉择：是去，是留。与人事更迭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机构部门的裁撤合并问题。
中共治下有一个常见的规律：每隔一段时间人们惊觉机构重迭，精兵简政的呼声日益强烈；动一次手术，合并一些部门，减少一些人员；过一段时间，又慢慢恢复一些机构，或者再重新建立一些部门。王兆国在团代会举行之前，由于上任之前中央的指示，已有了裁撤团中央部门的腹案，新的班子建立之后，再斟酌一番就要付诸实施。原来的青工部、青农部，并成了工农青年部；原来的文体部，并入了宣传部成为一个处。原来的少工委也属于要裁撤的目标，打算将这一部分业务并入学校部。
团中央是个比较特殊的机关，其特殊，缘于前面提到的团组织的两重性，对外要维持共青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的形象，在内部则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青年工作部门。于是便出现这样奇特的机构设置方式：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
对外是与团中央并列的机构，内部只是团中央学校部之下的大学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对外，在名义上凌驾于团中央之上——按其章程，是共青团“加入”青联，成为其“团体会员”；内部来看，它只是归团中央管辖的统战部，
统战部的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的秘书长，负责实际操作。
所以，在理论上，少工委的机构设置问题，也可以比照上述两个机构来办理，即：对外名义上是“独立的机构”，内部归并到团中央学校部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处。
但是没有想到少工委和下面从事少先队工作的干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少年儿童工作与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性质、任务非常不一样，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反对，或许有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但是其理由摆在桌面上，也还是相当有理有据。在团的十一大上，少工委副主任李启民不仅找到王兆国、高占祥，以及说得上话的前团中央诸多同事、上司，而且找到会议简报处的工作人员，要求将这一要求写进内参，送到党中央有关部门重新考虑。
甫上任的胡锦涛，也接待了并倾听了李副主任的几次申诉。后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儿童工作会议上，他又听取很多老儿童工作者的意见。几经研究，四面八方要求团中央慎重处理撤销少工委之事的大有人在，最后团中央书记处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将少工委还是作为团中央一个相当于部的部门保留了下来。
42：团中央机关的四部分力量
●团中央机关人员相当复杂，根据来源大体上分为四部份：胡耀邦时期就来这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党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
不论胡锦涛当时想到没有，少工委保留下来这件事对他大有助益：因为他多了这项分管工作，接触面也就更广，尤其是接触到了许多中共元老们的夫人们。这些夫人，丈夫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多有很强烈的干政企图和能量，甚至比起丈夫来更少顾忌：“老大姐”怕什么！包括康克清、邓颖超在内的许多元老夫人，是在各种关心培养少年儿童的基金会、委员会工作。胡锦涛在团中央旗下少工委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挂帅，无疑就与这些夫人们有了很多打交道的机会。而她们一定会对丈夫们讲起对胡锦涛的好印象，在未来元老们有机会推荐安排提拔什么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也会想起夫人们所赞扬过的那个“小胡”。
团中央机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人员也相当复杂，大体上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胡耀邦时期就来到团中央机关里工作至今的一些老人。多年来，从事团的工作的干部中，一拨又一拨，能提拔的都提拔了，剩下这些人，都文化不高，能力不强，难以提拔调任到别的更显赫岗位上。但是他们对党忠诚，对团也忠诚，为人正派纯朴，与被重用的大批“共青团派”（包括胡耀邦、胡启立本人）有密切的私人情谊，能直通天庭。
第二类，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时期调来的干部，这些人多半是从工矿、县城调京的政工干部，官场打滚的经验极为丰富，很多人互相呼应，盘根错节，多半占据团中央机关的部、处长中层岗位，执掌了不容小觑的实际权力。但多数没有文凭，又失了靠山，一时势头受挫。他们中许多人赶快进入各种函授、刊授学院或者夜大电大，设法弄个文凭；同时在团中央新的负责人面前尽力表现自己。
第三类，是一九八二年以后新进团中央机关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这些人，尤其是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最初几届毕业生，年龄偏大，与前述第二类不相上下，但是他们有文凭、没经验，正好与有经验、没文凭的前一类人相反。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雄心勃勃，打算在政界好好施展一番，不过，他们在团中央毕竟一时没有来得及形成势力。
麻烦的是第四类：前一两年党中央给团中央掺沙子陆续调来的太子党陈昊苏、何光炜等人，他们人数并不多，但是由于是空降来的，所以占据重要地位；而又由于他们知道，到团中央工作时间不会太长，这只是一个通向别的更高职务的跳板，用不著在这里有什么长期打算，这样他们除了对权力要实实在在把握之外，别的并不那么看重。他们瞧不起玩小把戏显示卖弄的工农干部，又与后来居上的王兆国、胡锦涛扦格不入，常常到“伯伯叔叔”那里打小报告。不过他们拿不出打开“新时期”青年工作局面的妙策，调到别处也无甚建树。
拈花一周推
北京市朝阳区人才表彰大会前日举行，360杀毒软件开发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获得今年首设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奖”，其首席执行官周鸿祎获得“突出贡献人才奖”。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称，国对外开放30多年来，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10600亿美元，利用贷款 3400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跨国投资大幅度下降近40%，但中国仍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94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
总之你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在纳税的，所以人家叫你“纳税人”你不用不好意思。
一般为13%或17%(小商店也有6%的)。还有您的文体娱乐活动比如体育门票、电影票、音乐会票都包含有纳税成分，那个叫“营业税”。还有什么车船税（最早自行车还要纳税的，后来取了）、印花税、筵席税、契税...... 好多名目哦
“我从没有缴纳税 收，所以我很惭愧，我不敢以纳税人自居” ——晕死！您真的明白什么是“纳税人”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流转税”制，你在消费的时候就已经纳税了，只不过多数小票上并不给你标示出来罢了。您记住，您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消费行为都同时包含有纳税成分，这个属于“间接税种”
缅甸20年来首次大选于当地时间7日早上6点展开投票，选举联邦议会和省邦议会。共选举产生1000多名联邦议会议员和省邦议会议员。大选后90 天内将召开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总统、副总统，组成新政府，届时现军政府将向新政府移交权力。评：缅甸终于“变天”了，快轮到他们的金主了吧？
7日凌晨左右，360副总裁谭晓生连发两条微博否认 360拦截金山游戏启动的行为，谭晓生称“游戏是比IM黏性还强的应用，如果360拦金山游戏，会被游戏玩家毫不犹豫卸载，pony(马化腾)只要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金山公司通过金山毒霸微博称，“11月5日18时，金山接到用户投诉，称无法启动金山《剑网》游戏，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这次拦截是 360“云暗杀”体系的又一次实践，也是360针对金山揭露其谎言连篇的又一次赤裸裸的报复行为！截止到目前为止，360依然在强制用户卸载金山网盾。”
腾讯CEO马化腾6日夜发布微博更新称“雷军昨晚告诉我金山全部游戏惨遭360拦截启动”。该消息还没有金山方面提供的消息予以证实。这是11月1日以来马化腾的微博首度更新。此前，包括QQ不兼容360使战况升级等关键时刻，马化腾都没有通过微博发言。
某人05年为了包二奶，在外地买了一套房子给二奶住，每个月给二奶5000块钱， 买房子花了30万左右。今年跟2奶分开了，他把房子卖了，得钱80万。算下来他白玩女人5年，最后还赚了20万块钱！
各地都一样，只不过是票价的高低而已。浙江嘉善的北大金城，据说是几个好像是银行的还有当官的，在开盘前几天随手一点，几套房就是他的了，然后再每套几万，把票转了，钱就来了。当官真好！！！
我是浙江人，比狗官浙江全世界第一，谁敢争风。
现在才知道房票?我就是台州黄岩三年前做过售楼的. 我没有房票但是有求房的人会求我们帮忙找房票. 五千块是小费.我联系过一张.这还是私下的要被老板知道会炒的. 老板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不正当的.
在台州，选一个村长，拉票多能砸几十万，明显说明水有多深。不过一张房票就回来了。
晚上去看看椒江的小区，几盏灯亮着，还不排除出租房，就知道房子的空置率有多高了
台州是座变态的城市.....鸭梨真的好大啊，估计没有比台州更黑的城市了，额 也不算城市 城市不算城市 乡下不像乡下， 乡下环绕城市 城市环绕乡下 一个区到一个区就10几公里 好比 我们路桥区到黄岩区要17公里，，，， 都是暴发户的，，，，，
而且我还规定要首付必须 50%，结果买房的跟我说，我全款付清。”再采访有关部门，那位仁兄说：“目前我们台州的房价总体是健康的，稳定的！！！”
前些天台州新闻有有段内容很搞笑，记者去采访某个新开楼盘，2万多一平方米采访购房者，问他们台州房价高不高，他们都说：“不高不高，台州的房价总体还算便宜的。”然后采访开发商，开发商很牛的说：“房价高？如果高的话，就没人买了。你们看看，这么多人抢着买，说明一点都不高。
严重同意，这个狗官，从一把手到下面那些小罗罗，就只会贪，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环境污染严重，每年那么多的癌症患者，为了政绩，在金清还引进高污染的 PX石化项目，台州百姓无法再生存下去了，强烈希望全国媒体关注曝光，彻查那些个狗官
台州哪个领导手中没有几张房票？哪个领导不知道房票的事啊？这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吗。现在这年头老百姓谁还管你死活。大家想想台州这样的三线城市，房价全国排名第十六位，如果没有这些贪官污吏在炒作，房价会这么高吗？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人拥有权力，都有可能把手中权力用到极致。因而，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会被滥用的可能，一旦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一个踢足球的协会要那么多官员干什么？我干我们这一个土地局就300多号人有一百多号是吃空垧的。
真是蛇鼠一窝，这下窝里反啦！！！尸臭熏天的天朝官场！！！
浙江台州最近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房票”。有许多楼盘须凭“票”才买得到，“房票”的价格便宜的要五六万元，最贵的要几十万元。当地一工商系统干部被举报倒卖“房票”，一次就赚了20万元。当地一工商副局长称涉事的干部已被停职。评：执政创新？乱政创新？土包子执政，无奇不有。
日前，媒体报道称近百名被南勇、杨一民等人交代出的足协官员进入警方视线，多人被告知限制出境。评：拔出萝卜带出泥呀，足协要玩空城计了？
河南焦作武陟北郭武装部真鸡巴黑呀！北郭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农民收入全靠粮食，但北郭乡武装部张海刘对2010年准备入伍的农村孩子一个人体检费就要收 200元大洋呀！这钱国家真的要交吗？大家看看、说说、评价评价！就是不知道上级部门管不管呀！难道现在有心当兵保卫国家也要被和谐吗？
美国军控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特别的“成绩单”，它评估的内容是涉核国家履行核不扩散承诺所付出的努力。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综合分数均为“B”，中国和俄罗斯“B-”，在5个核大国中，只有中国由于被认为“仍在继续扩大核实力”而在一个单项中得了“F”。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南部已有2000多家民营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在浙江、江苏、湖南等地，不少加油站实行限量加油。主要原因为柴油减产以及突击减排造成的需求上升。
当地农民：「政府要拆我们的房子，一个月之内就要拆掉，拆掉了又不给房子（安置）又没有房子。恐怕有2千多户啊！到什么地方去租房子？还有一个是一亩田规定（赔偿）3万零800，他（政府）只给一万，我们又要买房子又要吃喝，那不是叫我们出去死嘛。」
当地农民：「那个市长讲大话，他说要把梅龙在两个月内要拆掉，好像两个人斗起来了，斗起来以后群众们就把他的车子推翻掉。特警来了，特警把他搞走了，好几个村民被打伤了住院。」 市长方西屏的轿车玻璃被砸烂，并掀个四脚朝天；事发后，梅龙镇的网路全部被掐断，進出村子的交通要道也被封锁。
安徽池州市梅龙镇，星期三中午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由于前来协商的市长态度恶劣，当场与村民爆发冲突，特警打伤多人，市长的轿车则被愤怒的民众掀翻。 方西屏带着特警等两百人，前往梅龙镇進行拆迁协商，方西屏当场声称：“不干市长也要铲平梅龙镇”；此话激怒在场上千村民，双方因而爆发冲突。
联合国：挪威生活品质全球第一，中国今年位居第89名。评：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不代表人民能够受益的，受益最多的是贪官污吏。
富藏石油的挪威因国民平均寿命达到81岁、人均收入5万8810美元以及平均受教育时间12.6年，而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再次排名第1；且自2001年以来，只有两年例外。
听到保定一位同学说，“李刚门”事件的死者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拨人又一拨人的威胁，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不想再失去另一个孩子，对方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不懂事，要不，他会失去另一亲人！所以，对方搞尸检来推翻结论，他也无奈的答应了！
在大战硝烟弥漫中，昨日腾讯控股股价大跌3.1%，市值跌去上百亿港元。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日前才刚接受大陆中央电视台专访，为旗下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13起员工坠楼事件感到自责，节目播出不到6天，5日清晨在深圳厂区又有一名员工跳楼，经过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张晓沛贪官一个，他老婆开个宏扬劳务，专门扒皮，吉化公司几万名买断人员再就业必须和他们签老动合同，这个宏扬劳务什么业务都没有，每个月从每个买断工龄人员身上扣掉最少50元，每个人每月50，好几万人，张晓沛的老婆每个月白白捞上百万。这些贪官在，着火很正常。
商业大厦里有苏宁电器、大富豪鞋业、家俱城、舞蹈学校等，互相之间相隔，原本的规划全部打乱，上哪里去找逃生通道啊，出了事去找责任人，负了责任又能怎么样，死者能复活吗？只知道全市又开始新的一轮消防检查了，生产消防器材的和消防支队的领导们又发财了。。。
截至11月6日8时30分，吉林市商业大厦的大火已造成19人死亡24人住院，大火基本被控制，起火原因不明。遇难者家属开始进行DNA比对确认死者身份。
2010年11月3日安徽省池州市市长方西平（原六安市长）带武警、城管、公安等参与梅龙镇拆迁谈判。声称20天内不干市长也要铲平该镇，村民愤怒将起市长暴打。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进行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显示，华北平原有50.71%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直接利用(Ⅴ类水)和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原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陶校兴在任职期间，涉嫌利用土地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现金、房产等财物，数额巨大。 陶校兴的行为已涉嫌受贿犯罪，于近日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醒醒吧!!! 看看我们的水源污染, 土地污染, 沙漠侵蚀, 土地大规模被乱开发, 资源浪费,,,, 最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这些最后又回落到百姓的身上!!!
快速的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地的快速减少。在土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率提高较快时期，英国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减少，日本还略有增加，法国耕地面积以0.324%的速率减少，但其草地和森林面积有显著提高。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党国英说，我们可以和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从1965年到1984年，日本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只有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是日本的8倍左右”。
商业地产的“开发热”，常常造成土地资源和商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据专家研究，1980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 1%会占用2万公顷农地，是日本的8倍左右。评：饭桶执政，就会铺张。
一张“沪杭高铁一节车厢只坐了一名乘客”的照片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贴。对此，上海铁路局在承认“1人独享1节车厢”情况的同时，回应“1班车并不代表整条线路的上座率”。据介绍，沪杭高铁自开通至今，保持着80%以上的上座率。
近日，新华社连续发文，对29日发布的车船税草案提出质疑，称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对草案规定的对警车、公车及部队车辆免税提出了批评，质疑税务部门把私家车当唐僧肉。
我们万载县去年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一个人被关到牢里面去了。关进去一两天就死了。还有就是我们万载县搞计划生育直接到银行里面扣人家的钱。还有早几年陈晓平的一个什么人吧。开车撞死了人。还叫了一伙武警去把死者家人打了。打的人家半死不活。万载人都知道这事
三次公款吃喝应该枪毙
你口口声声说尊重我们用户，你尊重过我们么！你以为你是谁，你就是GD的一条狗，扫描我们的资料去与魔鬼作交易求得生存。你就是一条狗
广电总局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发现用户下载美剧，将自动转化成新闻联播 公安局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检测到某人他爸是李刚,将自动免罪
麦当劳做了个艰难的决定,监测到客人曾经食用过KFC将自动释放致癌物质 蒙牛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监测到用户胃里有伊利牛奶将自动释放三聚氰胺 中石化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监测到用户汽车油箱里有中石油将自动引爆加油站 杰士邦做了个艰难的决定，监测到用户有使用杜蕾斯将自动释放艾滋病毒
吉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辉村水田队村民庞海宾家被强拆，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原土地局副局长）王洪义（对采访的记者说"你应该报道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评：知道什么是狗官的嘴脸吗？王洪义表演给大家看了。
央行昨天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将根据形势发展要求，继续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宽松货币政策及较高货币投放量致通胀隐患较高，另据媒体分析，人民币汇率弹性将增强。评：还适当宽松？孙子，通涨了不知道？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已陆续出炉。目前，在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以232比172领先；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51比46领先。参议院共有100席，此次中期选举改选其中37席位，目前民主党所占的40席与共和党所占的23席不变。目前共和党已获得37个待选席位中的23席，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
文章把当时苏联的所谓“舆论失控”总结为三个方面：脱离党的领导、负面报道剧增、停止干扰BBC等西方广播。评：人民网说中国人拥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自打嘴巴。
最新一期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这篇题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在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中，新闻改革“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一名官员近日警告维基解密网站，称如果该网站披露俄机密将会永远消失。评：老毛子就是野蛮没人性。
我来告诉你，市长“马吉灵”带领一百多城管还有三四百的打手在工地上见人就打，有几个老百姓下地干和被打死两个十多人受伤，我就是那里的人
又被利用的不明真相的一小撮？
11月2日中午13时30分，昭通市昭阳区一道路施工工地发生骚乱，据现场目击者称，今日中午当昭鲁公路施工队伍正在作业时，有两、三百群众蜂拥而至阻止施工，双方随后发生冲突。导致三辆车被烧毁，10多辆车被推翻。群众与警察总共10多人受伤。评：又是建筑工地骚乱。
同时河北大学已经将死者和伤者的同一宿舍室友女生（现大一）全部保研。转发你所有的群，让人都看看天理何在！！！
李刚儿子一案判决结果，天理何在！ 李一帆案判决结果：李一帆因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十万伤者五万。李一帆被实习单位开除，李刚被调往其它分局做副局长。张晶晶已经给河北大学及保定公安局北市区分局软禁在医院，禁止媒体记者采访。
山东新农村建设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了，以后庄稼收了，往哪里放呢！前几年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掏一部分钱修的村村通，又毁了。每平方补助400左右，好多人出去打工回家刚盖的新房子又没了。 大家要知道，你要另外掏钱才能住上楼房的。另外听说 六十岁以上的，直接送养老院，不参与新建楼房的分配。
"昨天看了一个法制节目，河南封丘一家几口被打了，令人发指的是那些人猖狂到被打的一家几口住在医院奄奄一息再次冲进去打，打了两次，而且两个月了，当地警方居然迟迟不抓人，那些人还逍遥法外，采访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他居然说是被打方有一个人的伤情鉴定结果没出来，所以不能抓人"
"哈哈，北棒当然好了。它邻居的某国对上几十年提供给它的援助已经超过7000亿RMB了，一分都没还过哦。换来了什么呢？起码我看得见的就只有KIM3左手上的限量版百达翡丽，8W美刀、倍儿给力。"
"贷款拿回扣!造成的呆坏帐却由纳税买单.工行上市不是通过造血上市,而是靠国家救济,喝国家血牺牲下岗职工上市的,上市后工行的大大小小官狂拿高薪"
"国外商业银行缴存准备金到央行是没有利息的,而国内银行就有.此外,国内银行的息差平均达4个多点是全世界最高的,存款利率那么低,而贷款利率那么高,银行是只赚.垄断赚的钱哪去?看看工行高管的工资奖金吧,动辄几十万几百万..."
"米国15万亿的GDP，全部流通货币才8.37万亿，拆哪5万亿的经济体，流通货币到九月末 69.64万亿，换算成美元是不是超过十万亿美元，假使是强制结汇2.6万亿，不也就18万亿左右吗？剩下的哪来的？"
奇怪的是货币如此超发，地方财政赤字居然还增加这么多，钱都哪去了？
超发的43W亿 ，大部分进了贪官和公务员的口袋。可怜老百姓却要承受高房价，高物价，不敢说话 水深火热的美国3/4不满现状，我们可是说好要幸福呐
据央行数据显示，中国超发
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对此谢国忠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过量货币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巨大通胀风险。评：一场对国民财产的掠夺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凭：新土改？这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吗？"
"重庆高校官员称“上级”有“农转城”任务指标，完不成将面临处罚。重庆户籍改革官员表示将敦促教委取消“农转城”奖惩体系，不再将“农转城”纳入区县教委和大中专院校的年终考核。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停止了“强转”的做法，但“劝转”的工作并未停止。评：小薄老孙子，别装了，你也是个抢钱的贪官。"
"把公车撤掉九成，为全国所有适龄人员买社保，医保的支出就全来了。"
经济学家魏杰日前在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时表示，《建议》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针对如何调整国家财政和居民收入的关系，魏杰称，可以通过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方式调整，在社保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估计是逛窑子走错路了吧，真实活该！！！！！！！高兴啊...................,中国万岁！"
"今天城管来通知了，通知单上还贴了个子弹，明天就要搬走，而拆迁费却只够在这座城市里买个卫生间。想到这一起，他几近抓狂，愤然打开了熟悉的网页，对着评论，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狗不嫌家贫”，看着帖子成功发出，他得意的笑了，用笔在笔记本上，又画上一道。至少，他的5 毛是有着落了."
"杭州某地，一男子在旧屋内，面前是一台二手的电脑，隔壁屋内妻子正和领导写日记，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他心乱如麻，点燃了一根重金属超标的香烟，看到桌上的合照，想起此刻因毒奶粉正在医院里救治的儿子，更平添了几分烦恼"
"本想去“视察”一下，看看一年能分脏多少的，不想给煤气毒杀了！活该。"
没有比这个案子再残忍再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了，而且是警察带领一帮恶狼，迷奸，轮奸，抛尸，毁证，千古奇冤！这种恶行伟大郭嘉的法官却不对恶魔处以极刑，那以后就不会有判死刑的案子了，因为再有想突破该案影响范围，影响恶劣程度的案子，需要有更为凶恶残暴的警察和更加大的胆子。
10月31日上午，"凤凰少女跳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认定5名嫌犯均为主犯。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林义、龚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外三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及有期徒刑。评：为什么要拒绝家属观审？里面一定有猫腻。
"四川达州开江县3名官员驾警车进入当地一座被封堵的非法煤窑，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当地政府通报称，此3人属于非公行动，与该煤矿没有关系。评：三个警察进煤窑？想重开非法煤窑？财没发命没了，万事皆有前定啊。"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称，国对外开放30多年来，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10600亿美元，利用贷款 3400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跨国投资大幅度下降近40%，但中国仍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94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
总之你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在纳税的，所以人家叫你“纳税人”你不用不好意思。
一般为13%或17%(小商店也有6%的)。还有您的文体娱乐活动比如体育门票、电影票、音乐会票都包含有纳税成分，那个叫“营业税”。还有什么车船税（最早自行车还要纳税的，后来取了）、印花税、筵席税、契税...... 好多名目哦
“我从没有缴纳税 收，所以我很惭愧，我不敢以纳税人自居” ——晕死！您真的明白什么是“纳税人”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流转税”制，你在消费的时候就已经纳税了，只不过多数小票上并不给你标示出来罢了。您记住，您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消费行为都同时包含有纳税成分，这个属于“间接税种”
缅甸20年来首次大选于当地时间7日早上6点展开投票，选举联邦议会和省邦议会。共选举产生1000多名联邦议会议员和省邦议会议员。大选后90 天内将召开联邦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总统、副总统，组成新政府，届时现军政府将向新政府移交权力。评：缅甸终于“变天”了，快轮到他们的金主了吧？
7日凌晨左右，360副总裁谭晓生连发两条微博否认 360拦截金山游戏启动的行为，谭晓生称“游戏是比IM黏性还强的应用，如果360拦金山游戏，会被游戏玩家毫不犹豫卸载，pony(马化腾)只要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金山公司通过金山毒霸微博称，“11月5日18时，金山接到用户投诉，称无法启动金山《剑网》游戏，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这次拦截是 360“云暗杀”体系的又一次实践，也是360针对金山揭露其谎言连篇的又一次赤裸裸的报复行为！截止到目前为止，360依然在强制用户卸载金山网盾。”
腾讯CEO马化腾6日夜发布微博更新称“雷军昨晚告诉我金山全部游戏惨遭360拦截启动”。该消息还没有金山方面提供的消息予以证实。这是11月1日以来马化腾的微博首度更新。此前，包括QQ不兼容360使战况升级等关键时刻，马化腾都没有通过微博发言。
某人05年为了包二奶，在外地买了一套房子给二奶住，每个月给二奶5000块钱， 买房子花了30万左右。今年跟2奶分开了，他把房子卖了，得钱80万。算下来他白玩女人5年，最后还赚了20万块钱！
各地都一样，只不过是票价的高低而已。浙江嘉善的北大金城，据说是几个好像是银行的还有当官的，在开盘前几天随手一点，几套房就是他的了，然后再每套几万，把票转了，钱就来了。当官真好！！！
我是浙江人，比狗官浙江全世界第一，谁敢争风。
现在才知道房票?我就是台州黄岩三年前做过售楼的. 我没有房票但是有求房的人会求我们帮忙找房票. 五千块是小费.我联系过一张.这还是私下的要被老板知道会炒的. 老板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不正当的.
在台州，选一个村长，拉票多能砸几十万，明显说明水有多深。不过一张房票就回来了。
晚上去看看椒江的小区，几盏灯亮着，还不排除出租房，就知道房子的空置率有多高了
台州是座变态的城市.....鸭梨真的好大啊，估计没有比台州更黑的城市了，额 也不算城市 城市不算城市 乡下不像乡下， 乡下环绕城市 城市环绕乡下 一个区到一个区就10几公里 好比 我们路桥区到黄岩区要17公里，，，， 都是暴发户的，，，，，
而且我还规定要首付必须 50%，结果买房的跟我说，我全款付清。”再采访有关部门，那位仁兄说：“目前我们台州的房价总体是健康的，稳定的！！！”
前些天台州新闻有有段内容很搞笑，记者去采访某个新开楼盘，2万多一平方米采访购房者，问他们台州房价高不高，他们都说：“不高不高，台州的房价总体还算便宜的。”然后采访开发商，开发商很牛的说：“房价高？如果高的话，就没人买了。你们看看，这么多人抢着买，说明一点都不高。
严重同意，这个狗官，从一把手到下面那些小罗罗，就只会贪，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环境污染严重，每年那么多的癌症患者，为了政绩，在金清还引进高污染的 PX石化项目，台州百姓无法再生存下去了，强烈希望全国媒体关注曝光，彻查那些个狗官
台州哪个领导手中没有几张房票？哪个领导不知道房票的事啊？这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吗。现在这年头老百姓谁还管你死活。大家想想台州这样的三线城市，房价全国排名第十六位，如果没有这些贪官污吏在炒作，房价会这么高吗？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人拥有权力，都有可能把手中权力用到极致。因而，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会被滥用的可能，一旦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一个踢足球的协会要那么多官员干什么？我干我们这一个土地局就300多号人有一百多号是吃空垧的。
真是蛇鼠一窝，这下窝里反啦！！！尸臭熏天的天朝官场！！！
浙江台州最近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房票”。有许多楼盘须凭“票”才买得到，“房票”的价格便宜的要五六万元，最贵的要几十万元。当地一工商系统干部被举报倒卖“房票”，一次就赚了20万元。当地一工商副局长称涉事的干部已被停职。评：执政创新？乱政创新？土包子执政，无奇不有。
日前，媒体报道称近百名被南勇、杨一民等人交代出的足协官员进入警方视线，多人被告知限制出境。评：拔出萝卜带出泥呀，足协要玩空城计了？
河南焦作武陟北郭武装部真鸡巴黑呀！北郭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农民收入全靠粮食，但北郭乡武装部张海刘对2010年准备入伍的农村孩子一个人体检费就要收 200元大洋呀！这钱国家真的要交吗？大家看看、说说、评价评价！就是不知道上级部门管不管呀！难道现在有心当兵保卫国家也要被和谐吗？
美国军控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特别的“成绩单”，它评估的内容是涉核国家履行核不扩散承诺所付出的努力。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综合分数均为“B”，中国和俄罗斯“B-”，在5个核大国中，只有中国由于被认为“仍在继续扩大核实力”而在一个单项中得了“F”。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南部已有2000多家民营加油站因缺油而停业，在浙江、江苏、湖南等地，不少加油站实行限量加油。主要原因为柴油减产以及突击减排造成的需求上升。
当地农民：「政府要拆我们的房子，一个月之内就要拆掉，拆掉了又不给房子（安置）又没有房子。恐怕有2千多户啊！到什么地方去租房子？还有一个是一亩田规定（赔偿）3万零800，他（政府）只给一万，我们又要买房子又要吃喝，那不是叫我们出去死嘛。」
当地农民：「那个市长讲大话，他说要把梅龙在两个月内要拆掉，好像两个人斗起来了，斗起来以后群众们就把他的车子推翻掉。特警来了，特警把他搞走了，好几个村民被打伤了住院。」 市长方西屏的轿车玻璃被砸烂，并掀个四脚朝天；事发后，梅龙镇的网路全部被掐断，進出村子的交通要道也被封锁。
安徽池州市梅龙镇，星期三中午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由于前来协商的市长态度恶劣，当场与村民爆发冲突，特警打伤多人，市长的轿车则被愤怒的民众掀翻。 方西屏带着特警等两百人，前往梅龙镇進行拆迁协商，方西屏当场声称：“不干市长也要铲平梅龙镇”；此话激怒在场上千村民，双方因而爆发冲突。
联合国：挪威生活品质全球第一，中国今年位居第89名。评：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不代表人民能够受益的，受益最多的是贪官污吏。
富藏石油的挪威因国民平均寿命达到81岁、人均收入5万8810美元以及平均受教育时间12.6年，而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再次排名第1；且自2001年以来，只有两年例外。
听到保定一位同学说，“李刚门”事件的死者的父亲，因为不堪忍受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拨人又一拨人的威胁，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不想再失去另一个孩子，对方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要不懂事，要不，他会失去另一亲人！所以，对方搞尸检来推翻结论，他也无奈的答应了！
在大战硝烟弥漫中，昨日腾讯控股股价大跌3.1%，市值跌去上百亿港元。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日前才刚接受大陆中央电视台专访，为旗下富士康公司接连发生13起员工坠楼事件感到自责，节目播出不到6天，5日清晨在深圳厂区又有一名员工跳楼，经过抢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张晓沛贪官一个，他老婆开个宏扬劳务，专门扒皮，吉化公司几万名买断人员再就业必须和他们签老动合同，这个宏扬劳务什么业务都没有，每个月从每个买断工龄人员身上扣掉最少50元，每个人每月50，好几万人，张晓沛的老婆每个月白白捞上百万。这些贪官在，着火很正常。
商业大厦里有苏宁电器、大富豪鞋业、家俱城、舞蹈学校等，互相之间相隔，原本的规划全部打乱，上哪里去找逃生通道啊，出了事去找责任人，负了责任又能怎么样，死者能复活吗？只知道全市又开始新的一轮消防检查了，生产消防器材的和消防支队的领导们又发财了。。。
截至11月6日8时30分，吉林市商业大厦的大火已造成19人死亡24人住院，大火基本被控制，起火原因不明。遇难者家属开始进行DNA比对确认死者身份。
2010年11月3日安徽省池州市市长方西平（原六安市长）带武警、城管、公安等参与梅龙镇拆迁谈判。声称20天内不干市长也要铲平该镇，村民愤怒将起市长暴打。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进行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显示，华北平原有50.71%的地下水资源不能直接利用(Ⅴ类水)和需经专门处理后才可利用。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原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陶校兴在任职期间，涉嫌利用土地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现金、房产等财物，数额巨大。 陶校兴的行为已涉嫌受贿犯罪，于近日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醒醒吧!!! 看看我们的水源污染, 土地污染, 沙漠侵蚀, 土地大规模被乱开发, 资源浪费,,,, 最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这些最后又回落到百姓的身上!!!
快速的城市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地的快速减少。在土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发达国家，其城镇化率提高较快时期，英国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减少，日本还略有增加，法国耕地面积以0.324%的速率减少，但其草地和森林面积有显著提高。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党国英说，我们可以和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从1965年到1984年，日本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只有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是日本的8倍左右”。
商业地产的“开发热”，常常造成土地资源和商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据专家研究，1980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 1%会占用2万公顷农地，是日本的8倍左右。评：饭桶执政，就会铺张。
一张“沪杭高铁一节车厢只坐了一名乘客”的照片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贴。对此，上海铁路局在承认“1人独享1节车厢”情况的同时，回应“1班车并不代表整条线路的上座率”。据介绍，沪杭高铁自开通至今，保持着80%以上的上座率。
近日，新华社连续发文，对29日发布的车船税草案提出质疑，称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对草案规定的对警车、公车及部队车辆免税提出了批评，质疑税务部门把私家车当唐僧肉。
我们万载县去年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一个人被关到牢里面去了。关进去一两天就死了。还有就是我们万载县搞计划生育直接到银行里面扣人家的钱。还有早几年陈晓平的一个什么人吧。开车撞死了人。还叫了一伙武警去把死者家人打了。打的人家半死不活。万载人都知道这事
三次公款吃喝应该枪毙
你口口声声说尊重我们用户，你尊重过我们么！你以为你是谁，你就是GD的一条狗，扫描我们的资料去与魔鬼作交易求得生存。你就是一条狗
广电总局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发现用户下载美剧，将自动转化成新闻联播 公安局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检测到某人他爸是李刚,将自动免罪
麦当劳做了个艰难的决定,监测到客人曾经食用过KFC将自动释放致癌物质 蒙牛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监测到用户胃里有伊利牛奶将自动释放三聚氰胺 中石化做了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监测到用户汽车油箱里有中石油将自动引爆加油站 杰士邦做了个艰难的决定，监测到用户有使用杜蕾斯将自动释放艾滋病毒
吉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辉村水田队村民庞海宾家被强拆，高新区拆迁办调研员（原土地局副局长）王洪义（对采访的记者说"你应该报道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评：知道什么是狗官的嘴脸吗？王洪义表演给大家看了。
央行昨天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称，将根据形势发展要求，继续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水平。宽松货币政策及较高货币投放量致通胀隐患较高，另据媒体分析，人民币汇率弹性将增强。评：还适当宽松？孙子，通涨了不知道？
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已陆续出炉。目前，在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以232比172领先；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以51比46领先。参议院共有100席，此次中期选举改选其中37席位，目前民主党所占的40席与共和党所占的23席不变。目前共和党已获得37个待选席位中的23席，民主党保住了参议院。
文章把当时苏联的所谓“舆论失控”总结为三个方面：脱离党的领导、负面报道剧增、停止干扰BBC等西方广播。评：人民网说中国人拥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自打嘴巴。
最新一期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这篇题为“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的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在苏联演变和解体的过程中，新闻改革“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一名官员近日警告维基解密网站，称如果该网站披露俄机密将会永远消失。评：老毛子就是野蛮没人性。
我来告诉你，市长“马吉灵”带领一百多城管还有三四百的打手在工地上见人就打，有几个老百姓下地干和被打死两个十多人受伤，我就是那里的人
又被利用的不明真相的一小撮？
11月2日中午13时30分，昭通市昭阳区一道路施工工地发生骚乱，据现场目击者称，今日中午当昭鲁公路施工队伍正在作业时，有两、三百群众蜂拥而至阻止施工，双方随后发生冲突。导致三辆车被烧毁，10多辆车被推翻。群众与警察总共10多人受伤。评：又是建筑工地骚乱。
同时河北大学已经将死者和伤者的同一宿舍室友女生（现大一）全部保研。转发你所有的群，让人都看看天理何在！！！
李刚儿子一案判决结果，天理何在！ 李一帆案判决结果：李一帆因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赔偿被害人家属三十万伤者五万。李一帆被实习单位开除，李刚被调往其它分局做副局长。张晶晶已经给河北大学及保定公安局北市区分局软禁在医院，禁止媒体记者采访。
山东新农村建设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了，以后庄稼收了，往哪里放呢！前几年响应国家号召自己掏一部分钱修的村村通，又毁了。每平方补助400左右，好多人出去打工回家刚盖的新房子又没了。 大家要知道，你要另外掏钱才能住上楼房的。另外听说 六十岁以上的，直接送养老院，不参与新建楼房的分配。
"昨天看了一个法制节目，河南封丘一家几口被打了，令人发指的是那些人猖狂到被打的一家几口住在医院奄奄一息再次冲进去打，打了两次，而且两个月了，当地警方居然迟迟不抓人，那些人还逍遥法外，采访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他居然说是被打方有一个人的伤情鉴定结果没出来，所以不能抓人"
"哈哈，北棒当然好了。它邻居的某国对上几十年提供给它的援助已经超过7000亿RMB了，一分都没还过哦。换来了什么呢？起码我看得见的就只有KIM3左手上的限量版百达翡丽，8W美刀、倍儿给力。"
"贷款拿回扣!造成的呆坏帐却由纳税买单.工行上市不是通过造血上市,而是靠国家救济,喝国家血牺牲下岗职工上市的,上市后工行的大大小小官狂拿高薪"
"国外商业银行缴存准备金到央行是没有利息的,而国内银行就有.此外,国内银行的息差平均达4个多点是全世界最高的,存款利率那么低,而贷款利率那么高,银行是只赚.垄断赚的钱哪去?看看工行高管的工资奖金吧,动辄几十万几百万..."
"米国15万亿的GDP，全部流通货币才8.37万亿，拆哪5万亿的经济体，流通货币到九月末 69.64万亿，换算成美元是不是超过十万亿美元，假使是强制结汇2.6万亿，不也就18万亿左右吗？剩下的哪来的？"
奇怪的是货币如此超发，地方财政赤字居然还增加这么多，钱都哪去了？
超发的43W亿 ，大部分进了贪官和公务员的口袋。可怜老百姓却要承受高房价，高物价，不敢说话 水深火热的美国3/4不满现状，我们可是说好要幸福呐
据央行数据显示，中国超发
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对此谢国忠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过量货币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巨大通胀风险。评：一场对国民财产的掠夺进行得如火如荼。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凭：新土改？这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吗？"
"重庆高校官员称“上级”有“农转城”任务指标，完不成将面临处罚。重庆户籍改革官员表示将敦促教委取消“农转城”奖惩体系，不再将“农转城”纳入区县教委和大中专院校的年终考核。目前部分高校已经停止了“强转”的做法，但“劝转”的工作并未停止。评：小薄老孙子，别装了，你也是个抢钱的贪官。"
"把公车撤掉九成，为全国所有适龄人员买社保，医保的支出就全来了。"
经济学家魏杰日前在解读十二五规划建议时表示，《建议》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针对如何调整国家财政和居民收入的关系，魏杰称，可以通过减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方式调整，在社保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
"估计是逛窑子走错路了吧，真实活该！！！！！！！高兴啊...................,中国万岁！"
"今天城管来通知了，通知单上还贴了个子弹，明天就要搬走，而拆迁费却只够在这座城市里买个卫生间。想到这一起，他几近抓狂，愤然打开了熟悉的网页，对着评论，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狗不嫌家贫”，看着帖子成功发出，他得意的笑了，用笔在笔记本上，又画上一道。至少，他的5 毛是有着落了."
"杭州某地，一男子在旧屋内，面前是一台二手的电脑，隔壁屋内妻子正和领导写日记，传来了奇怪的声音，他心乱如麻，点燃了一根重金属超标的香烟，看到桌上的合照，想起此刻因毒奶粉正在医院里救治的儿子，更平添了几分烦恼"
"本想去“视察”一下，看看一年能分脏多少的，不想给煤气毒杀了！活该。"
没有比这个案子再残忍再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了，而且是警察带领一帮恶狼，迷奸，轮奸，抛尸，毁证，千古奇冤！这种恶行伟大郭嘉的法官却不对恶魔处以极刑，那以后就不会有判死刑的案子了，因为再有想突破该案影响范围，影响恶劣程度的案子，需要有更为凶恶残暴的警察和更加大的胆子。
10月31日上午，"凤凰少女跳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认定5名嫌犯均为主犯。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林义、龚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外三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及有期徒刑。评：为什么要拒绝家属观审？里面一定有猫腻。
"四川达州开江县3名官员驾警车进入当地一座被封堵的非法煤窑，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当地政府通报称，此3人属于非公行动，与该煤矿没有关系。评：三个警察进煤窑？想重开非法煤窑？财没发命没了，万事皆有前定啊。"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到一个这样的奇怪现象，中共是一个不惮于借助一切合适的不合适的机会，表扬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的。至少可以说建政以后都一直这样，建政之前我不太清楚。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相当“厚颜无耻”的程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但他们自己这样干，还逼迫全中国的人都跟着这么干，否则就是反革命、右派等等，要“打翻在地，在踏上一只脚”。以前说的是“阶级斗争”“三面红旗”“大跃进”等等，79年以后，中共可以说自我政变以后，开始改弦更张，歌颂自己的“经济成就了”。
最近一年多，最值得自我表扬的成就，当然是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了，逮到这么好的机会，免不了是要大肆地吹嘘一番的。于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自我吹嘘一番之后，总是要带上几句：我国的平均GDP仍然排在若干名之后，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以前也经常听他们这样说，我以前也一直认为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捞一点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点点好处，这样说大概能将国际谈判中得到一点点优势。以前这样想是有有道理的，现在就不同了。因为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仍然把中国视作“发展中国家”而给予中国照顾了，其实早就是这样了，尤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
那就奇怪了，中共绝对不是一个很有廉耻的政党，他们不会觉得在吹嘘自己“经济成就”的时候，不忘中国的“谦虚谨慎”的道德传统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经常带上这么几句话呢？如果联系上一些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推论。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整整三十年了，不是一两天了，为什么贫穷现象依然处处可见？即便广东这个全中国经济发展最早最快的省份，在北部山区、西部山区依然存在相当普遍的中国最贫苦的民众。更不要说西部、西南那些深山大川里的贫困山民了。即便是在广州市区，还有上海、北京这种一线城市，实际上饱受生活艰辛的民众。
他们偿受了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在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么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都到哪里去了呢？很简单，都被共产党掠夺贷尽了。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了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这个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5年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而排名第一却是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
据专家公布的数据：
－－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最低是1996年的10.18％，2004年达到19％。目前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持平，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2004年达到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税收增长了6倍多。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2004年，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 2.5倍。
这些还是公开的、合法的税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地、在一切领域都有灰色地带，这里的灰色地带就是政府非法收入。比如说我多年前在广州的从化地区就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司机说最近有很多车辆都不出来营运了，原因是从化的交通中队刚刚建立，大楼建到一半没钱了，于是整个交通中队全体出动见车就罚，他们要把一座大楼从司机的口袋中罚出来。
类似的土匪行经基本上在全中国都时有发生，据专家统计，中国的政府部门非法收费至少相当于合法税赋收入，那么中国人的税赋痛苦指数应该增加一倍，远远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据国际统计，中国的社会福利一直都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钱收上去了，却没有花费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上，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共挥霍光了。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在吃喝旅游公款消费的支出超过一万亿，才能动辄吃顿饭能消费人均过万，才能公款桑拿、叫小姐。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处在若干名之后呢？因为这样才能解释中国社会福利水平世界最低水平的现象，并且降低国民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期望值。人均GDP数字只有统计意义的，因为合法收税和非法收费不是按人均来承担的，更不是按人均来支出的。少数公务员和官员挥霍、贪腐了大部分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处在世界最低水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而懦弱的中国人，连真话都没有机会说。
最近一年多，最值得自我表扬的成就，当然是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了，逮到这么好的机会，免不了是要大肆地吹嘘一番的。于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自我吹嘘一番之后，总是要带上几句：我国的平均GDP仍然排在若干名之后，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以前也经常听他们这样说，我以前也一直认为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捞一点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点点好处，这样说大概能将国际谈判中得到一点点优势。以前这样想是有有道理的，现在就不同了。因为在国际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仍然把中国视作“发展中国家”而给予中国照顾了，其实早就是这样了，尤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
那就奇怪了，中共绝对不是一个很有廉耻的政党，他们不会觉得在吹嘘自己“经济成就”的时候，不忘中国的“谦虚谨慎”的道德传统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经常带上这么几句话呢？如果联系上一些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推论。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整整三十年了，不是一两天了，为什么贫穷现象依然处处可见？即便广东这个全中国经济发展最早最快的省份，在北部山区、西部山区依然存在相当普遍的中国最贫苦的民众。更不要说西部、西南那些深山大川里的贫困山民了。即便是在广州市区，还有上海、北京这种一线城市，实际上饱受生活艰辛的民众。
他们偿受了生活的艰辛，却没有在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么那么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都到哪里去了呢？很简单，都被共产党掠夺贷尽了。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了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这个用来度量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的调查报告称，2005年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而排名第一却是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
据专家公布的数据：
－－我国内地宏观税负最低是1996年的10.18％，2004年达到19％。目前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国家持平，再考虑到大量非税负担，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则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1993年全国税收总额仅为4255亿元，2004年达到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税收增长了6倍多。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7年GDP增速均在8％－9％左右，而同期税收增幅年均为19.3％，2004年，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 2.5倍。
这些还是公开的、合法的税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地、在一切领域都有灰色地带，这里的灰色地带就是政府非法收入。比如说我多年前在广州的从化地区就听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司机说最近有很多车辆都不出来营运了，原因是从化的交通中队刚刚建立，大楼建到一半没钱了，于是整个交通中队全体出动见车就罚，他们要把一座大楼从司机的口袋中罚出来。
类似的土匪行经基本上在全中国都时有发生，据专家统计，中国的政府部门非法收费至少相当于合法税赋收入，那么中国人的税赋痛苦指数应该增加一倍，远远高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而据国际统计，中国的社会福利一直都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钱收上去了，却没有花费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上，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共挥霍光了。所以他们才能一年在吃喝旅游公款消费的支出超过一万亿，才能动辄吃顿饭能消费人均过万，才能公款桑拿、叫小姐。
所以，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处在若干名之后呢？因为这样才能解释中国社会福利水平世界最低水平的现象，并且降低国民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期望值。人均GDP数字只有统计意义的，因为合法收税和非法收费不是按人均来承担的，更不是按人均来支出的。少数公务员和官员挥霍、贪腐了大部分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福利水平处在世界最低水平，所以有那么多的人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而懦弱的中国人，连真话都没有机会说。
胡锦涛传（五）
27：温家宝与胡锦涛仕途你追我赶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但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的温家宝
曾任江苏省长、化工部长、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顾秀莲，也曾经在甘肃呆过不少时间，曾经有人推测她被擢升高位，也有宋平的功劳。但是细查一下，却并非如此。
顾秀莲在甘肃呆的时间比较早，她一九三六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比胡锦涛要大六岁。一九五八年进沈阳冶金机械专业学校学习，一九六一年毕业之后到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修械厂当工人。一九六四年，她离开了甘肃，调任机械工业部技术员，一九七三年十月，即宋平正在甘肃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之时，顾秀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正巧是宋平曾在国家计委所担任过的职务。她后来于一九七七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第二年当省长，是中国第一位女省长；一九八九年，调回北京担任化工部长。一九九八年，调到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从她的经历看，与宋平总是交臂而过，并非宋平所提拔的人。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陈光毅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机电系，一九五九年被派往甘肃白银市有色金属公司任技术员，“文革”前夕调往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担任过甘肃省重工业厅副处长等职。宋平主政甘肃时，将陈光毅调到自己最熟悉的省计委，提拔为副主任，列为重点考察、培养的干部。后来宋平离开，陈光毅继续上升，一九八三年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省长。一九八六年他从西北到了东南，成了“福建王”，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先后兼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八年后陈光毅到北京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一九九八年当选为九届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
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推荐的温家宝。
温家宝在仕途上前进的轨迹，简直与胡锦涛像是两滴秋水般相似。
温家宝是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九月出生——比胡锦涛要大三个月。但他上大学要比胡锦涛晚一年，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与胡锦涛相同的又一点是，他也是在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共。但他比胡锦涛的学历要高：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读了三年研究生——从“文革”风暴卷起之后，他的研究生课程一定也就只剩下了“学毛著”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门了。一九六八年，他与胡锦涛前后脚到了甘肃，不过，他往西走得更远，被分配到了张掖地质力学队任技术员。与胡锦涛又一次异曲同工的是，后来他也转向了政工，先后担任了政治干事、政治处负责人。一九七八年，他接任地质力学队副队长，该队是依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唯一从事地质地学勘察研究的专业队。
温家宝沿著这条道路走下去，说不定也能成为不错的地质学家。但是仅仅一年，他就又步上了胡锦涛的后尘，到省里地质局担任了副处长。提到副处级这一层，他落在了胡锦涛后面；但是第二年，他赶上了胡锦涛的步伐：同时被提为副局级，被擢升为省地质局副局长。一九八二年，又与胡锦涛同时被调到了北京，他出任国务院地质矿产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第二年，晋升为副部长兼全国矿产调查委员会副主任。
28：重返京华感受思想解放之风
●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中央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锦涛重返京华，来到这里培训，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
一九八五年，温家宝调到了党中央系统，任办公厅副主任，这时的办公厅主任，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兼任——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段时间竟都分别给王兆国当副手。但一九八六年，四十四岁的温家宝就接替了王兆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
温家宝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传说他懂英、俄、法三门外语（有的资料上说“精通三门外语”，可能有所夸大），不仅头脑清晰，文笔敏捷，而且会开摩托，能驾坦克，还可以双手同时使枪，百发百中——说得有点神！
宋平并不仅仅将胡锦涛放在一个省建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就算完了。不，他要负责到底。宋平看好胡锦涛是可堪造就，担当党国重任的“栋梁之材”，他要为胡锦涛的晋升创造更多的条件。
胡锦涛在建委副主任位置还没坐定，一九八一年一月，宋平应他的老同学姚依林之召，上调北京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行前他不忘叮嘱省委继任者安排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中央党校这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厅局级官员，有一百四十二名学员，为期一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改革派刚刚取得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保守派的胜利，中共党内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举办，具有非常的意义。进入这个培训班，就意味著进入了中共立即考察、拔擢的对象的行列。
胡锦涛重新回到了京华。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都与十三年前离京迥然不同，满心兴奋中夹有期待，回忆起当年离京思绪茫然和心情沉重，恍若昨日，又恍若隔世。
中央党校毗邻颐和园，林木扶疏，景色清幽。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耀邦亲自部署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办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对上报给中央，对外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委负责人，对内，党校学员人手一册。这个内部刊物，由深受胡耀邦信任的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主持，基本上每星期一期，堪称当时党内思想最解放、视野最开阔的理论园地之一。胡锦涛从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从《理论动态》这些题目，便可以想见当时中央党校思想讨论和政策探索的广度：《略论我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第二九一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九九期），《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第三三○期），《关于国际领域的人权问题》（第三三九期）……
我们也必须指出：在胡锦涛当中央党校学员的这一年间，党内政治对垒、思想交锋极为复杂，《理论动态》在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创刊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锐气收敛了不少，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讨论经济体制的文章中，也时见“坚持计划经济”等等论述。
胡锦涛这个班有二十多人，除了在老师的指导下钻研马列基本理论、钻研中央文件政策精神，批判“四人帮”的思想路线，同学们也为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从早上争论到深夜。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后来当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当时是黑龙江省计委副主任；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六八届毕业生，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也成了胡锦涛的同班同学，据说他曾将胡锦涛请到自己父亲家里，胡锦涛切身感受到中共总书记的爽朗坦直，嫉恶如仇。
29：胡锦涛进党校天时地利人不和
●胡锦涛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胡锦涛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
说“天时”，此时正是中共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十二大之时，中央为了加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规定了与会党代表年轻人的比例。于是，胡锦涛沾了年龄的光：因为年仅三十九岁，还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期间，就被告知当选为甘肃省出席十二大的代表。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在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韩英，早就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不入眼，内定要换下去，党中央正在天南海北地物色接任人选。他们选拔团中央领导候选人的标准有四条：一，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二，有过青年工作经验；三，既有学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四，政治思想过硬。这四条，可不正像是为胡锦涛量身打造的！
说“地利”，中央党校的学员近在中央眼皮底下，成了被中共改革派就近盯住的栽培对象，他们常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给学员上课，吹风加压，开一点政治思想“小灶”。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培训班毕业，要求党主席胡耀邦来讲话，他没有来党校，却专门把学员接到中南海去作了一次讲话，提出了对中青年干部的六条要求。另一方面，培训班学员又是送上门来被中央人事领导小组盯住的考察目标。试想，如果胡锦涛还在兰州当他的省建委副主任，考察起来就要费事多了！
说“人不和”，是指胡锦涛在参加培训班期间，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后，党的主席华国锋挂名当校长，汪东兴为第一副校长，中央决定起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并遭到审查、批判的胡耀邦，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在这里实际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接替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为止。按照中共惯例，党校校长由党的主席兼任，胡耀邦接任了党主席，应该也接任党校校长。但是他不仅拒绝了，而且不再过问党校内部事务——上述对培训班学员的讲话是个例外。到中共十二大前夕，他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也正式辞去。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任命党校新领导班子，王震当上了校长。
按照吴江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的说法，由于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触动了党内若干政治派别，“王震出任党校校长原本就是某种势力针对胡耀邦的策划”。
当时，原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文革”前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家安子文去世后无人代替，胡耀邦调来的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因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大半精力花在中办那边；教育长宋振庭因癌症动手术住院。王震到任，立即动手清除他心目中的异己力量：吴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执笔者之一孙长江，《理论动态》编辑、研究室副主任阮铭。胡乔木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将此时已经退居顾问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请出来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吴江认为：蒋南翔过去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是冯文彬的助手，调他来“其目的不必说是为了挤走冯文彬”。
30蒋南翔是否在党校提携胡锦涛？
●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但这是出于想当然而已：胡锦涛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十二大之后才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央党校这场短兵相接，最后以王震保守势力获胜而告一段落：阮铭被开除党籍，冯文彬的党校副校长职务被免，吴江与孙长江离开了中央党校。蒋南翔调来，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过去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笔者之一也曾经认为：蒋南翔作为清华帮主，本来就是一有机会即到处起劲地推荐清华学子；他又当过共青团中央首届副书记，有这双重历史渊源，就算宋平根本没给他打招呼，若团中央要干部，他能不加倍卖力地推荐胡锦涛吗！
但是，仔细考察蒋南翔与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是出于想当然：胡锦涛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开过十二大之后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中央党校的这场生死搏斗，暂时也并没有波及胡锦涛。
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拉开视野，看看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时的大背景。
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党内邓小平和陈云两派的多年缠斗，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主要矛盾还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在中共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不仅他们并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且，陈云的功劳十分显著。那时他与邓小平在改革路向上的分歧没有后来那么大，在组织人事上的争夺也没有那么激烈。他为文革后中共干部制度的重新建构，干部标准的重新设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过去就与陈云有过一段渊源的宋平，后来能主管中共组织大权，看来对于陈云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有较深领会；他慧眼识胡锦涛，正是落实陈云的有关呼吁和设想的一个成果。
一九八一年五月陈云来到杭州，名义上是休养，但他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以前他到杭州在住地院子散步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这次他很少说话，大多是沉默不语，人们看出他在思考问题，晚上在办公桌前给中央写报告，题目是《提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当务之急》。
曾任陈云秘书、后来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十二条建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就留下了省市委书记们，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书。小平同志在那个会上也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我当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对于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举双脚赞成。’还做这么一个动作，引起全场大笑。”
在陈云和其他人推动下，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
“革命化”，即做到一九七九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的十一讲话中，在政治层面要求领导干部要符合的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当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这三条列为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
年轻化，是指提拔五十五岁以下的接班人，各级形成梯级结构。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共关于组织人事的规定越来越严密、系统：省部级由六十岁以下、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者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四十岁左右；省委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在五十五岁以下；部属司局长、省属厅局长、地区和地级市党政领导人，由五十五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者组成，至少有一人在四十岁以下；地市领导人中的五十岁以下者，分别要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县级由五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者组成。
31：年轻是年轻者的通行证
●胡耀邦说：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
知识化，指的是学历、文化水平。一九八二年十月之后（即中共十二大之后），新进中央党政机关干部，至少要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中专文化程度；在五年之内，中央党政机关干部都要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凡是新提升为中央部级的领导干部，省级和地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通常要有大专程度；在省一级的全部领导班子中，具大专程度者要占三分之一。一九八四年七月，中组部长乔石说，在两年内，一半以上司局级领导干部要具大专程度。主管科技、经济的司局级干部，更要占三分之二。
专业化，主要是主管业务的专业知识、能力或经验、资格。
邓小平、陈云如果精通中国历史典故，就会想起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名言。几年下来，干部的年龄、知识和专业层次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就拿文化程度来说，提高甚大：
一九五四年，干部四八三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点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
一九七八年，干部一七四○万，大专占百分之十八点○，初中以下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五；
一九八八年，干部三○○○万，大专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初中以下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胡耀邦三年后说起，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这两年在培植中共接班人的历程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八五年那一次，我们在以后章节中再说，这里只讲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这是中共废除职务终身制的开始。同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失势之后首次党代会。
为了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在中共体制史上写下颇为奇特的一笔：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让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并使一些老同志在体面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作用。
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个安抚老人的权宜之计，后来却在中共几次重大关头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一个“怪胎”，不仅阵容庞大，而且被赋予特权：中顾委全体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中顾委常委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岂不是制约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独立行使的决策权力？某种特殊情况下，更可以说它简直就成了中共的“集体太上皇”。
在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下达了这样一个指示：要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个要求不算苛刻。”“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党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一个标志之一”。
干部“四化”中有“三化”伸缩性很大，唯有“年轻化”，可以定出死杠杠，中共官场上，掀起了第二次关注、重视年龄的热潮――前一次热潮，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借用当时声誉鹊起的北岛《回答》中的两句诗，可以说：“年轻是年轻人的通行证，年老是年老者的墓志铭。”邓小平这个指示从技术上讲是不难实现的，也果然在十二大上实现了。
32：乌纱帽不由分説扣上头来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人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地落到他的头上
一大批比较年轻、具备较高学历的官员在十二大上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三百四十八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二百一十一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人，五十五岁以下者接近三分之一，达到一百一十二位——不过其中多是候补中委；次年召开人大，国务院换届，副总理由十多人减至四人，另设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国务委员。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他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地落到他的头上：
甘肃省委内定他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他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参加省团代会，正式走马上任；因为有了这个内定，并且进入了团中央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年龄难能可贵地符合标准，所以当上了党的十二大代表，九月份在党代会上又进而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党校结业回甘肃就任新职三个月后又率团到京，在十二月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大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且说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胡耀邦带领三十九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怀著兴奋的心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报章上冠以老同志会见“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的标题。
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些五十五岁以下的中青年接班人，是在党中央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的。发掘和拔擢了这么多“德才兼备”的后起之秀，在胡耀邦是一件不小的成绩呢。这些将要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胡耀邦等人决定，让他们同老一辈见一次面。
当年轻人进门时，老一辈革命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让那些年轻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既兴奋又紧张。按照事先排好的座次，老一辈革命家颤颤巍巍地在前排就座，“年轻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由中组部负责人—一唱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站起来。位高权重的元老们一边听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侧过脸来仔细地端详。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五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李淑铮。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也同前面几位一样赶快站了起来。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
33：中央委员会最年轻成员亮相
●十四年在大西北的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胡锦涛期望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苍穹和地平线，以前的一切都只是序幕而已
陈云问王兆国：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官员答：四十一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泛起红光。元老们仔细地打量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新贵都照办，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上前走到每位老前辈面前和他们握手。
这三十九人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四十六岁的郝建秀，五十五岁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四十七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五十二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五十三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五十三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四十七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五十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五十二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五十二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五十一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四十二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李慧芬……
当中央候补委员胡锦涛出场亮相时，中组部负责人特别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三十九岁，职务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一百一十二位五十五岁以下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后来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回顾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门接见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被誉为“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中一次饱含重托的历史性握手，一场充满希望的精神对接”。
胡锦涛后来一直被视作“共青团派”一员，到目前为止，在政坛一步步前进、上升、发迹，都是靠的“马列主义正统派”这一帮势力，这与“清华帮友”、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何东昌、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都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并不是被胡耀邦选中，至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胡锦涛与他们连线还没有牵上呢。
论模样、论性情，胡锦涛都不像一个西北汉子。但是，大西北十来年的磨砺熔铸，使他的心魂、胸臆里，有了比江南少年岁月、京华青春年华更丰富的内涵。一位西北的诗人写过：
大西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
这是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的组合
这是烽火台、古长城、奔马、绿洲与开拓者的合成
这是一重历史空闲
（章德益《大西北，金色的史话》）
今天的读者读这样的诗句，难免好笑那个时代的声调过于高亢；而胡锦涛当时与诗中的激情是合拍的。他以前的全部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他预料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了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与未来相比，以前的一切都只能说是序幕而已。
第四章 最佳第二小提琴手（1982—1985）
进入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团中央的十二层淡黄色大楼，就进入权力的角斗场，就意味着接受被派定的角色──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34：胡锦涛当上团中央第二把手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附近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率领甘肃代表团前来的胡锦涛，经党中央提名，全体代表投票选举，进入了团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团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成为团中央的第二把手。
众所周知，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团章上堂而皇之地写作是全团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构，但不如说是个名誉机构，或者说只是标明某种资格的机构：几百人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年最多开上一次两次，用三五天时间讨论一些最原则的议题，委员们只是举举手而已，不可能对团的重大事务真正有什么决定权；而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人数少得多，开会也要频繁得多，但也只是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真正掌握权柄的人是书记处书记。可以说，胡锦涛从这时起，才算进入了国内外所关注的中国政坛后起之秀、上升明星的行列。在这以后，关于他的资料就急剧增多了。
在胡锦涛进入团中央之后，人们风传说他是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之一，此说不确。
查“三胡一王”，是指“文革”之前，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在团的九大上当选的团中央书记处十三个书记、候补书记中，几个最活跃的青年领袖：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伟（一说王照华），和候补书记胡启立。胡锦涛比起他们来，差了辈份，在“三胡一王”意气风发之时，胡锦涛还在清华校园找学生促膝谈心呢。
还有一种带有恶意讥讽攻击的说法，说胡锦涛是八十年代初的“五胡乱华”的“五胡”之一，这也不确。
“五胡”是指胡耀邦，胡启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任政治局常委），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厥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陆花瓶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把胡厥文放在“五胡”中显然有点凑数，其他“四胡”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厮杀方酣，卷起一场又一场风波。当时刚从塞外进京的胡锦涛，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能量，无法与他们并列。
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政坛上，有这么多姓胡的风云人物，也算巧合了。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不论他本人怎么想，他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人们后来常说中共政坛上有几大板块：“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太子党”在八十年代后期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八九学潮，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中共高干权力世袭现象愈演愈烈而起。而在八十年代前期，“太子党”问题尚未到那么抢眼的程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共青团派”。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但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的温家宝
曾任江苏省长、化工部长、现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顾秀莲，也曾经在甘肃呆过不少时间，曾经有人推测她被擢升高位，也有宋平的功劳。但是细查一下，却并非如此。
顾秀莲在甘肃呆的时间比较早，她一九三六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比胡锦涛要大六岁。一九五八年进沈阳冶金机械专业学校学习，一九六一年毕业之后到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修械厂当工人。一九六四年，她离开了甘肃，调任机械工业部技术员，一九七三年十月，即宋平正在甘肃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之时，顾秀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正巧是宋平曾在国家计委所担任过的职务。她后来于一九七七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第二年当省长，是中国第一位女省长；一九八九年，调回北京担任化工部长。一九九八年，调到全国妇联担任领导职务。从她的经历看，与宋平总是交臂而过，并非宋平所提拔的人。
被宋平所发现、提拔的人，陈光毅可以算得一个。陈光毅毕业于东北工学院机电系，一九五九年被派往甘肃白银市有色金属公司任技术员，“文革”前夕调往兰州有色冶金设计院。担任过甘肃省重工业厅副处长等职。宋平主政甘肃时，将陈光毅调到自己最熟悉的省计委，提拔为副主任，列为重点考察、培养的干部。后来宋平离开，陈光毅继续上升，一九八三年担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甘肃省省长。一九八六年他从西北到了东南，成了“福建王”，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并先后兼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八年后陈光毅到北京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一九九八年当选为九届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毅为官多年，政绩平平，宋平是否会多少感到失望？
迄今没有令宋平感到失望，甚至可能还会唤起更大期望的，是他极力提携推荐的温家宝。
温家宝在仕途上前进的轨迹，简直与胡锦涛像是两滴秋水般相似。
温家宝是天津人，一九四二年九月出生——比胡锦涛要大三个月。但他上大学要比胡锦涛晚一年，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与胡锦涛相同的又一点是，他也是在大学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共。但他比胡锦涛的学历要高：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读了三年研究生——从“文革”风暴卷起之后，他的研究生课程一定也就只剩下了“学毛著”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两门了。一九六八年，他与胡锦涛前后脚到了甘肃，不过，他往西走得更远，被分配到了张掖地质力学队任技术员。与胡锦涛又一次异曲同工的是，后来他也转向了政工，先后担任了政治干事、政治处负责人。一九七八年，他接任地质力学队副队长，该队是依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唯一从事地质地学勘察研究的专业队。
温家宝沿著这条道路走下去，说不定也能成为不错的地质学家。但是仅仅一年，他就又步上了胡锦涛的后尘，到省里地质局担任了副处长。提到副处级这一层，他落在了胡锦涛后面；但是第二年，他赶上了胡锦涛的步伐：同时被提为副局级，被擢升为省地质局副局长。一九八二年，又与胡锦涛同时被调到了北京，他出任国务院地质矿产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第二年，晋升为副部长兼全国矿产调查委员会副主任。
28：重返京华感受思想解放之风
●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中央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锦涛重返京华，来到这里培训，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
一九八五年，温家宝调到了党中央系统，任办公厅副主任，这时的办公厅主任，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兼任——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段时间竟都分别给王兆国当副手。但一九八六年，四十四岁的温家宝就接替了王兆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要职。
温家宝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传说他懂英、俄、法三门外语（有的资料上说“精通三门外语”，可能有所夸大），不仅头脑清晰，文笔敏捷，而且会开摩托，能驾坦克，还可以双手同时使枪，百发百中——说得有点神！
宋平并不仅仅将胡锦涛放在一个省建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就算完了。不，他要负责到底。宋平看好胡锦涛是可堪造就，担当党国重任的“栋梁之材”，他要为胡锦涛的晋升创造更多的条件。
胡锦涛在建委副主任位置还没坐定，一九八一年一月，宋平应他的老同学姚依林之召，上调北京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行前他不忘叮嘱省委继任者安排胡锦涛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中央党校这一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培训对象是厅局级官员，有一百四十二名学员，为期一年。在邓小平、胡耀邦等改革派刚刚取得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保守派的胜利，中共党内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举办，具有非常的意义。进入这个培训班，就意味著进入了中共立即考察、拔擢的对象的行列。
胡锦涛重新回到了京华。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都与十三年前离京迥然不同，满心兴奋中夹有期待，回忆起当年离京思绪茫然和心情沉重，恍若昨日，又恍若隔世。
中央党校毗邻颐和园，林木扶疏，景色清幽。刚刚打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战役，党校是当时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之一。胡耀邦亲自部署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办的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对上报给中央，对外发给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委负责人，对内，党校学员人手一册。这个内部刊物，由深受胡耀邦信任的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主持，基本上每星期一期，堪称当时党内思想最解放、视野最开阔的理论园地之一。胡锦涛从这里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空气，从《理论动态》这些题目，便可以想见当时中央党校思想讨论和政策探索的广度：《略论我国国营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方向》（第二九一期），《农业生产责任制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九九期），《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第三三○期），《关于国际领域的人权问题》（第三三九期）……
我们也必须指出：在胡锦涛当中央党校学员的这一年间，党内政治对垒、思想交锋极为复杂，《理论动态》在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创刊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锐气收敛了不少，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在讨论经济体制的文章中，也时见“坚持计划经济”等等论述。
胡锦涛这个班有二十多人，除了在老师的指导下钻研马列基本理论、钻研中央文件政策精神，批判“四人帮”的思想路线，同学们也为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从早上争论到深夜。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后来当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当时是黑龙江省计委副主任；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六八届毕业生，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也成了胡锦涛的同班同学，据说他曾将胡锦涛请到自己父亲家里，胡锦涛切身感受到中共总书记的爽朗坦直，嫉恶如仇。
29：胡锦涛进党校天时地利人不和
●胡锦涛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胡锦涛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二年进中央党校学习，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天时，地利，也赶上了格外激烈的“人不和”。
说“天时”，此时正是中共紧锣密鼓筹备召开十二大之时，中央为了加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规定了与会党代表年轻人的比例。于是，胡锦涛沾了年龄的光：因为年仅三十九岁，还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期间，就被告知当选为甘肃省出席十二大的代表。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七八年在团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韩英，早就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不入眼，内定要换下去，党中央正在天南海北地物色接任人选。他们选拔团中央领导候选人的标准有四条：一，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二，有过青年工作经验；三，既有学历又有基层工作经历；四，政治思想过硬。这四条，可不正像是为胡锦涛量身打造的！
说“地利”，中央党校的学员近在中央眼皮底下，成了被中共改革派就近盯住的栽培对象，他们常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给学员上课，吹风加压，开一点政治思想“小灶”。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培训班毕业，要求党主席胡耀邦来讲话，他没有来党校，却专门把学员接到中南海去作了一次讲话，提出了对中青年干部的六条要求。另一方面，培训班学员又是送上门来被中央人事领导小组盯住的考察目标。试想，如果胡锦涛还在兰州当他的省建委副主任，考察起来就要费事多了！
说“人不和”，是指胡锦涛在参加培训班期间，中央党校正处于政治斗争和人事纠葛非常复杂尖锐的阶段。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后，党的主席华国锋挂名当校长，汪东兴为第一副校长，中央决定起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并遭到审查、批判的胡耀邦，来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在这里实际工作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接替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为止。按照中共惯例，党校校长由党的主席兼任，胡耀邦接任了党主席，应该也接任党校校长。但是他不仅拒绝了，而且不再过问党校内部事务——上述对培训班学员的讲话是个例外。到中共十二大前夕，他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也正式辞去。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任命党校新领导班子，王震当上了校长。
按照吴江在其《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五年）的说法，由于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触动了党内若干政治派别，“王震出任党校校长原本就是某种势力针对胡耀邦的策划”。
当时，原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文革”前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的亲家安子文去世后无人代替，胡耀邦调来的常务副校长冯文彬因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大半精力花在中办那边；教育长宋振庭因癌症动手术住院。王震到任，立即动手清除他心目中的异己力量：吴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执笔者之一孙长江，《理论动态》编辑、研究室副主任阮铭。胡乔木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将此时已经退居顾问的清华大学老校长、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请出来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吴江认为：蒋南翔过去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是冯文彬的助手，调他来“其目的不必说是为了挤走冯文彬”。
30蒋南翔是否在党校提携胡锦涛？
●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但这是出于想当然而已：胡锦涛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十二大之后才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央党校这场短兵相接，最后以王震保守势力获胜而告一段落：阮铭被开除党籍，冯文彬的党校副校长职务被免，吴江与孙长江离开了中央党校。蒋南翔调来，担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过去不少学者谈论过蒋南翔在主政中央党校期间对胡锦涛的提携，笔者之一也曾经认为：蒋南翔作为清华帮主，本来就是一有机会即到处起劲地推荐清华学子；他又当过共青团中央首届副书记，有这双重历史渊源，就算宋平根本没给他打招呼，若团中央要干部，他能不加倍卖力地推荐胡锦涛吗！
但是，仔细考察蒋南翔与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是出于想当然：胡锦涛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从党校毕业，蒋南翔是同年九月间中共开过十二大之后到任，他不可能对胡锦涛的突然发迹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中央党校的这场生死搏斗，暂时也并没有波及胡锦涛。
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拉开视野，看看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时的大背景。
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党内邓小平和陈云两派的多年缠斗，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主要矛盾还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在中共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不仅他们并没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且，陈云的功劳十分显著。那时他与邓小平在改革路向上的分歧没有后来那么大，在组织人事上的争夺也没有那么激烈。他为文革后中共干部制度的重新建构，干部标准的重新设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过去就与陈云有过一段渊源的宋平，后来能主管中共组织大权，看来对于陈云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有较深领会；他慧眼识胡锦涛，正是落实陈云的有关呼吁和设想的一个成果。
一九八一年五月陈云来到杭州，名义上是休养，但他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以前他到杭州在住地院子散步时，常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这次他很少说话，大多是沉默不语，人们看出他在思考问题，晚上在办公桌前给中央写报告，题目是《提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当务之急》。
曾任陈云秘书、后来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十二条建议。（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就留下了省市委书记们，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书。小平同志在那个会上也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我当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对于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举双脚赞成。’还做这么一个动作，引起全场大笑。”
在陈云和其他人推动下，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
“革命化”，即做到一九七九年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的十一讲话中，在政治层面要求领导干部要符合的三条：“一是坚决拥护当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这三条列为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
年轻化，是指提拔五十五岁以下的接班人，各级形成梯级结构。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共关于组织人事的规定越来越严密、系统：省部级由六十岁以下、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者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四十岁左右；省委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在五十五岁以下；部属司局长、省属厅局长、地区和地级市党政领导人，由五十五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下者组成，至少有一人在四十岁以下；地市领导人中的五十岁以下者，分别要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县级由五十岁以下、四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者组成。
31：年轻是年轻者的通行证
●胡耀邦说：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
知识化，指的是学历、文化水平。一九八二年十月之后（即中共十二大之后），新进中央党政机关干部，至少要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的中专文化程度；在五年之内，中央党政机关干部都要有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凡是新提升为中央部级的领导干部，省级和地市级领导班子成员，通常要有大专程度；在省一级的全部领导班子中，具大专程度者要占三分之一。一九八四年七月，中组部长乔石说，在两年内，一半以上司局级领导干部要具大专程度。主管科技、经济的司局级干部，更要占三分之二。
专业化，主要是主管业务的专业知识、能力或经验、资格。
邓小平、陈云如果精通中国历史典故，就会想起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句名言。几年下来，干部的年龄、知识和专业层次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就拿文化程度来说，提高甚大：
一九五四年，干部四八三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点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
一九七八年，干部一七四○万，大专占百分之十八点○，初中以下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五；
一九八八年，干部三○○○万，大专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初中以下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三。
胡耀邦三年后说起，一九七九年后领导机关有两次较大的调整，第一次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次在一九八五年。这两年在培植中共接班人的历程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胡锦涛在这两次大调整中都是受惠者。八五年那一次，我们在以后章节中再说，这里只讲八二年。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这是中共废除职务终身制的开始。同年九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是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失势之后首次党代会。
为了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在中共体制史上写下颇为奇特的一笔：成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让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并使一些老同志在体面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作用。
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个安抚老人的权宜之计，后来却在中共几次重大关头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一个“怪胎”，不仅阵容庞大，而且被赋予特权：中顾委全体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中顾委常委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岂不是制约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独立行使的决策权力？某种特殊情况下，更可以说它简直就成了中共的“集体太上皇”。
在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下达了这样一个指示：要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说：“这个要求不算苛刻。”“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党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一个标志之一”。
干部“四化”中有“三化”伸缩性很大，唯有“年轻化”，可以定出死杠杠，中共官场上，掀起了第二次关注、重视年龄的热潮――前一次热潮，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借用当时声誉鹊起的北岛《回答》中的两句诗，可以说：“年轻是年轻人的通行证，年老是年老者的墓志铭。”邓小平这个指示从技术上讲是不难实现的，也果然在十二大上实现了。
32：乌纱帽不由分説扣上头来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人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地落到他的头上
一大批比较年轻、具备较高学历的官员在十二大上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三百四十八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有二百一十一人，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有一百二十人，五十五岁以下者接近三分之一，达到一百一十二位——不过其中多是候补中委；次年召开人大，国务院换届，副总理由十多人减至四人，另设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国务委员。
一九八二年，是胡锦涛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喜报连翩而至，让他眼花缭乱。一顶又一顶乌纱帽不由分说、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地落到他的头上：
甘肃省委内定他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他从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回来参加省团代会，正式走马上任；因为有了这个内定，并且进入了团中央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年龄难能可贵地符合标准，所以当上了党的十二大代表，九月份在党代会上又进而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党校结业回甘肃就任新职三个月后又率团到京，在十二月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大上，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
且说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胡耀邦带领三十九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怀著兴奋的心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报章上冠以老同志会见“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的标题。
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这些五十五岁以下的中青年接班人，是在党中央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的。发掘和拔擢了这么多“德才兼备”的后起之秀，在胡耀邦是一件不小的成绩呢。这些将要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胡耀邦等人决定，让他们同老一辈见一次面。
当年轻人进门时，老一辈革命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让那些年轻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既兴奋又紧张。按照事先排好的座次，老一辈革命家颤颤巍巍地在前排就座，“年轻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由中组部负责人—一唱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站起来。位高权重的元老们一边听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侧过脸来仔细地端详。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五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李淑铮。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也同前面几位一样赶快站了起来。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
33：中央委员会最年轻成员亮相
●十四年在大西北的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胡锦涛期望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苍穹和地平线，以前的一切都只是序幕而已
陈云问王兆国：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官员答：四十一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泛起红光。元老们仔细地打量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新贵都照办，在回到自己座位之前，上前走到每位老前辈面前和他们握手。
这三十九人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四十六岁的郝建秀，五十五岁的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四十七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五十二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五十三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五十三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四十七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五十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五十二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五十二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五十一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四十二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李慧芬……
当中央候补委员胡锦涛出场亮相时，中组部负责人特别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三十九岁，职务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一百一十二位五十五岁以下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后来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回顾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门接见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被誉为“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中一次饱含重托的历史性握手，一场充满希望的精神对接”。
胡锦涛后来一直被视作“共青团派”一员，到目前为止，在政坛一步步前进、上升、发迹，都是靠的“马列主义正统派”这一帮势力，这与“清华帮友”、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何东昌、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都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并不是被胡耀邦选中，至于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胡锦涛与他们连线还没有牵上呢。
论模样、论性情，胡锦涛都不像一个西北汉子。但是，大西北十来年的磨砺熔铸，使他的心魂、胸臆里，有了比江南少年岁月、京华青春年华更丰富的内涵。一位西北的诗人写过：
大西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
这是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的组合
这是烽火台、古长城、奔马、绿洲与开拓者的合成
这是一重历史空闲
（章德益《大西北，金色的史话》）
今天的读者读这样的诗句，难免好笑那个时代的声调过于高亢；而胡锦涛当时与诗中的激情是合拍的。他以前的全部奋斗、拼搏，有了丰硕得超出他预料好几倍的成果。一九八二年底，他的手放到了新的大门的把手上——推开这扇门，是一片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地、云海、苍穹、地平线和群山”。与未来相比，以前的一切都只能说是序幕而已。
第四章 最佳第二小提琴手（1982—1985）
进入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团中央的十二层淡黄色大楼，就进入权力的角斗场，就意味着接受被派定的角色──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34：胡锦涛当上团中央第二把手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附近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率领甘肃代表团前来的胡锦涛，经党中央提名，全体代表投票选举，进入了团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团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成为团中央的第二把手。
众所周知，与中国共产党一样，“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团章上堂而皇之地写作是全团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构，但不如说是个名誉机构，或者说只是标明某种资格的机构：几百人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一年最多开上一次两次，用三五天时间讨论一些最原则的议题，委员们只是举举手而已，不可能对团的重大事务真正有什么决定权；而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人数少得多，开会也要频繁得多，但也只是讨论决定重大问题；真正掌握权柄的人是书记处书记。可以说，胡锦涛从这时起，才算进入了国内外所关注的中国政坛后起之秀、上升明星的行列。在这以后，关于他的资料就急剧增多了。
在胡锦涛进入团中央之后，人们风传说他是共青团中央“三胡一王”之一，此说不确。
查“三胡一王”，是指“文革”之前，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在团的九大上当选的团中央书记处十三个书记、候补书记中，几个最活跃的青年领袖：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王伟（一说王照华），和候补书记胡启立。胡锦涛比起他们来，差了辈份，在“三胡一王”意气风发之时，胡锦涛还在清华校园找学生促膝谈心呢。
还有一种带有恶意讥讽攻击的说法，说胡锦涛是八十年代初的“五胡乱华”的“五胡”之一，这也不确。
“五胡”是指胡耀邦，胡启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来任政治局常委），胡乔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厥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陆花瓶民主党派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把胡厥文放在“五胡”中显然有点凑数，其他“四胡”明争暗斗，你来我往，厮杀方酣，卷起一场又一场风波。当时刚从塞外进京的胡锦涛，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能量，无法与他们并列。
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政坛上，有这么多姓胡的风云人物，也算巧合了。
自打胡锦涛当上甘肃省团省委书记起，不论他本人怎么想，他就算踏入了共青团派系的行列。而当他跨进北京前门东大街十号那座十二层淡黄色的团中央大楼，他就迈上了“共青团派”的旋转阶梯——命运就是一个最难把握的词了。
人们后来常说中共政坛上有几大板块：“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太子党”在八十年代后期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八九学潮，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中共高干权力世袭现象愈演愈烈而起。而在八十年代前期，“太子党”问题尚未到那么抢眼的程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共青团派”。
胡锦涛传（四）
17：从“接班人”变成“保皇派”
●在短短几个月内，“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等人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胡锦涛也由“革命骨干”变为“革命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的旁观者
清华水利工程系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论官衔，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当时已经被革命激情烧红了眼的学生看来，有权管他们的统统都是“当权派”，也要轰一轰。更何况文革初期，他作为中共党员和政治辅导员，秉承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提高觉悟，批判“三家村”；当蒋南翔和校、系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之时，他很自然地站在党组织一边，引导学生“排除干扰”。这当然就成了他忠实执行校党委旨意，“抵制革命运动”的“保皇派”罪状。于是他与所有中
共基层干部一样，也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学生给他贴了大字报，还勒令他写出检查。
从来都是“革命动力”的二十四岁的胡锦涛，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刚开始真有点发蒙。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一直都是信任自己、栽培自己，一朝要向他们反戈一击，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他还真开不了口，下不了手。更何况，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讲过“秋后算帐”，现在群众运动这么乱，过去心目中的“好生”、“差生”，在文革中全都乱了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知道最后校里、系里鹿死谁手？贸然揭发批判，日后后果谁能料定？
常芝青也难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点，因为这次的运动实在太反常规了，所有的老皇历都统统作废，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这些在政治运动中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摸不清路数。胡锦涛只能肯定一条：政治旋涡凶险，不要贸然下水。
好在运动迅猛向前推进，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这些“走资派”没有几天就成为没有人感兴趣的“死老虎”——造反派有的是更大、更有刺激性的目标要攻击，纷纷杀到校外，杀到中央，杀到各省市……更分不出精力来管胡锦涛这种“保皇派”了。他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月内由“骨干”变为“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无人理睬的旁观者，而胡锦涛也再无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此成了“逍遥派”。后来中国大陆官方报刊曾用他“文革”中没有参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为例，证明他性格之“稳健”。
这种生活过了近两年。蒯大富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拥兵自重，在校内打派仗占据建筑物实行割据，自制武器打了个不亦乐乎，终于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再不压服，他的重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法推进，还会让国内外帝修反看笑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调派了工人和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竟遭到蒯大富的武装抵抗，宣传队多人被打死。毛泽东当晚召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强令再不罢手，他要统统消灭。这才算将他自己亲自召唤出来的孙悟空重新压到了五行山下。
胡锦涛文革前所憧憬的辉煌前途算是一风吹了。他也不想留在清华了。“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留校，自己将永远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写而已，是思想改造的永久性对象。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要让工农兵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自己作为文革前旧党委的红人，留校，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不会有什么前途。索性走出去，走得远远，到最艰苦的地方脱胎换骨！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胡锦涛在清华前后整整生活了九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京城，奔赴万里之遥的大西北——恋人刘永清附近的甘肃刘家峡。
第三章 西北望长安（1968—1982）
一名房建工，一个小秘书，一位副处长……如果他没有遇到宋平，他是会终老于塞外的漫漫黄沙之中，还是终将磨砺生光，脱颖而出？
18：挖土砌墙的清华高材生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19：技术干部改吃政治饭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
一年后，胡锦涛带着队领导作的“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评价甚高的鉴定，告别了房建队，当上了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他的“红色水利专家梦”好象又可以续下去，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好象又能找到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就在这一年，胡锦涛的命运也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次转折不像考进清华和分配到刘家峡那么被人注意，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调动而已：二十七岁的胡锦涛，当了技术员没有几天，又调为八一三分局办公室秘书。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由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他“吃上了政治饭”。
这时正是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结盟，彻底整垮了刘少奇集团，但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的蜜月期也随即告终，党章上载明的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很快显出了裂隙。一九七○年庐山会议召开了，“称天才”和设不
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导致了陈伯达垮台，也动摇了林彪集团；第二年爆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被其妻子、儿子等人簇拥着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举世震动。
很快，中央斗争的冲击波一圈圈扩大到了全国基层。胡锦涛在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时，得连篇累牍地用上“批修整风”（后来改成“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批天才论”、“批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八股词句；任何建设成就，都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
不过，这场“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对基层的冲击，虽然富有戏剧性，却没有像“第九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发动全国群众斗倒刘少奇那么具有摧毁力。基层的政权组织和企业机构没有再次被冲得稀烂，而是上面斗上面的，下面干下面的。唯一的变化，只是军代表没有那么神气活现了，一度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使命的军队，气焰随着林彪完蛋而收敛，水电建设队伍曾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中，被一刀切地改成连、排、班之类充满火药味的军队建制名称，现在，又逐渐恢复成大队和班组名称。
胡锦涛在批林整风中没有受到什么波及。他以其忠诚、勤勉、细心，得到上级青睐，顺顺当当地在仕途上前进。就在一九七一年这一年，胡锦涛不仅升了官，还离开了八一三分局，到了上级机关──他被提拔成为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胡锦涛首次成了一个党务脱产干部。
20：告别单身汉生涯
●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
要说政绩，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当然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胡锦涛虽无甚建树和惊人之举，但他默默地积累著、吸取著、努力著，尽力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从本职日常工作中熟悉了共产党的那一套话语系统，那一套思维习惯，那一套不由人不服从的党文化——浸润既深，用之则熟。作为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他要和机关各个部门打交道，从最高负责人到行政勤杂工，从自己命运的主管——党委政治部，到命运被自己主管的技术、设计、供销人员，上上下下都要接触。他知道了对上级该如何，对同事该如何，对下级该如何；对政工人员该如何，对技术人员该如何，对后勤人员又该如何。文件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审批，怎么收发……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胡锦涛和刘永清结了婚，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工馀时间，他有时和全家，有时和机关干部，出外旅游。
我们没有查到胡锦涛是否去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卜楞寺的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离刘家峡有约五个小时的车程。不论他去没去过，胡锦涛绝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与藏族和藏传佛教打什么更深的交道。
他当时倒是时常坐车两个多小时，到最近的“大都市”兰州游览。兰州位于黄河边上，是一座南北短、东西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四周环山，这座工业城市的污染相当厉害，九十年代末甚至名列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兰州毕竟是一座大城市，在西北各省中，繁华程度仅次于西安。对于刘家峡、八盘峡的建设者，兰州算得上是文化中心，能依稀唤起他们对文明世界的感觉。
胡锦涛也去过咫尺之遥的炳灵寺石窟参观——在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建成后，乘小轮船在湖面上行驶两小时可达。炳灵寺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这座开凿于北朝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年）至明代的石窟，坐落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山中，有窟龛一百八十三个，大小石雕像六百九十四座，泥塑八十二座，最大的唐代摩崖大佛高三十米，上石雕下泥塑，别具一格。比起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炳灵寺石窟虽然名气稍逊一筹，但是构思奇巧，雕镌精美。高峡平湖，奇峰古窟，众多的佛像，超然物外，俯视众生在忽起忽落的历史浪涛里浮沉。他们不屑理会，凝视著他们的千百双眼睛里，有没有一双眼睛与众不同。
一九七四年，胡锦涛来甘肃的第六个年头，《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刘家峡水电站竣工并网发电的喜讯。多少个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终于盼来了成功的一刻，胡锦涛与所有同事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在刘家峡水电站接近完工之际，整个第四工程局上上下下也慢慢漫溢出一股惶惑不安的气氛。水电建设大军，有人戏称为“现代吉普赛人”、“工业游牧民族”，在高山峡谷四处转战，历来是走向荒凉——一旦用汗水和心血建成了宏伟的工程，除了留下少数管理和维修人员，多数人“打起背包又出发”，要奔赴新的更荒凉的地方。
谁留谁走？何去何从？水电建设者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生活的流动这一点而起。因为流动，生活不可能有安定感，无法建设家庭，夫妻分居，孩子入托、上学等等也都成为难题。能够定居在某一个地方，当然成了绝大多数职工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能进入留下者的名单，许多人不仅找门路托人情，甚至宁可降职降薪。
胡锦涛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调到了位于省会兰州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21：咬定青山任尔东西南北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大搞整顿最起劲的一年。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好景不长，年底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有关
是胡锦涛自己申请调动的，还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安排的？我们目前尚不能得到确切资料，只能作些推测。第四工程局属于国务院水利电力部，建委则是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机构，二者在业务上要打不少交道，然而，干部、人事方面的任免调动，是各自独立的，第四工程局的基层干部，甚至不可能被省建委的组织部门知晓。而由胡锦涛原来担任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调到省建委之后降格任普通秘书这一情况，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一次调动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他个人的要求——宁愿在官职的阶梯之上往下降几格，毕竟争取到从水电队伍转到省会定居下来。权衡一下利弊，这样对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教育，更有好处。
不过，另一个迹象又显示，似乎这次调动也得到调入机关的欢迎。调到省建委的第二年（一九七五年），胡锦涛就被任命为设计管理处副处长，不仅重新得到提升，而且身处更为重要的岗位——省建委的设计管理处副处长，属于发挥其所学专业特长的业务干部，而原来他担任的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则属于“万金油”。
或许可以作这种解释：甘肃省建委在同意调入胡锦涛之时，就对他的学历背景有所考虑，打算发挥其专长，不过人刚调来，总要考察一下其品德能力，同时等待适当的岗位有空缺，所以先安排他当秘书。
甘肃省建委当时确实是要人之际。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都强调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进度大大加快，各种“大会战”“小型会战”接连不断。不仅有大批企业新建、扩建、改建，还从沿海和东北大量内迁大中型工厂，一时间，冶金、机械、化工企业相继投产，“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更是遍地开花。省建委业务极其繁忙。虽说刚调入的这一年因为全国“批林批孔”的大气候，生产建设一度受到干扰，但次年又刮起了顺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大搞整顿最为起劲的一年。邓小平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要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全面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年底风云突变，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而且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大学有关。
这段公案，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文革岁月”一章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她说：“一九七五年的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刘冰在“文革”前，就是清华大学地位仅次于蒋南翔的党委副书记，根据不少历史资料记载，他专管党务，思想也相当“左”，整过不少人。“文革”中作为“ 革命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了党委。他这两次上书，令时刻提防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心中不快，在他心目中，迟群、“小谢”都是“文革功臣”。而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是支持刘冰的。经过一番斟酌，他通过毛远新将“圣旨”传达给政治局。
一九七六年初春，胡锦涛听了逐级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发出了最新指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说：“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还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刘冰在清华被批斗了半年多，最后也被发配到甘肃。
22：赶上了中共新老交替第一波
●当局从全国各地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胡锦涛率一支工程队，赶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调回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
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秋，中国进入最复杂多变的时节：周恩来巨星殒落，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朱德寿终正寝，唐山大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华国锋继任于危难……最后是十月六日叶剑英、华国锋与汪东兴等人联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一连串的大事当中，与胡锦涛个人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是唐山大地震。这场大惨剧，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整个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为了抢修重建，当局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甘肃省建委也派出了一支工程队，胡锦涛是这支工程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组织人员、设备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胡锦涛调到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了。据在甘肃与胡锦涛共过事的人介绍，前几年，他就活动著调离甘肃北京，这一次他带队到唐山，又托人设法将他调回京城。“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词）以前是关山万重，难以飞渡；这次可是近在咫尺呀！
中共治下，愿意调进干部的单位总是不难找的，反正干部是国家的，国家的人国家养，工资指标一齐调进，即使编制有限额，死限额赶不上活变化，臃肿超编的机构有的是，国家发薪水，机关多一个人干活，何乐不为？不过，进北京要难得多——北京是大城市，更是首都，按照当局的思路，对于外来人口若不严加控制，就会像气球一样急速膨胀。而更大更难的一关，是原单位：有哪个单位肯痛痛快快放人调走呢！
胡锦涛具有政治、文化和工作经验等等各种优势，在京城也还有师长同学等各种关系，不过他还是被卡在原机构动弹不得——甘肃省建委不放人。到这一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局势有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结束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渐渐改变，中共各领导层选拔干部时，逐渐开始纠正“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行为，不论哪儿都在伸手要知识分子干部。胡锦涛这样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打算“重用”，动员他要“安心工作”。
时光在继续推移。一九七八年，是胡锦涛生命中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放在处级不算出格，放在科级不算埋没，放在局级也不算重用。不过胡锦涛的能力显然比同僚们要高出一截，他再韬晦再谦虚，也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经历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激烈的交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战胜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胡锦涛赶上了中共中央加快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的意见：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邓小平对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起因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当著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面，他旧事重提，说道：“（七五年）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
斗不过怎么办？邓小平们要培养接班人来跟他们斗。
23：政坛伯乐到科技专家中挑人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培养和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
邓小平说：“今天恐怕讲的是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只会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转过年来，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修改党章，增加废除职务终身制条文，并强调“大胆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三月，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到党政、经济、科教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培养接班人政策的一大突破。五月，中组部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选拔中青年干部。胡耀邦到会大谈选拔“理想领导班子”，认为：这个班子应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又是年富力强，具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对班子要求如此，对班子里的成员当然也要求如此，这就是后来报刊宣传提到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
胡耀邦还指出一个令人骇异的事实：中央书记处十一个书记加起来七百一十八岁，年龄太大了！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这篇讲话后来被称做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同年夏，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谈干部政策，说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不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今后选拔干部，不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改为在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选。
以上讲话和规定显示，中共的组织路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随著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共的干部政策向偏重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方面倾斜。
宋平主政的甘肃省委，这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决定，选拔优秀中青年专业科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紧锣密鼓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注定要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
不过，是谁伸出了手来拉拔、擢升他呢？
且说在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以黑马之姿跃居政治局常委之后，各方对他身世、资历议论纷纷。其中香港《信报》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胡锦涛之所以在政坛发迹，是因为邓小平要“报恩”。
●“老邓向小胡报恩”子虚乌有
香港《信报》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去年四月我游杭州，火车上邂逅一位来自甘肃的高干，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赵紫阳总理到甘肃视察，见到省委一班领导时，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耀邦同志让我问李子奇、马涛好。……令人错愕不止的是胡锦涛，省委无人知道他是谁，名都没听说过，但邓皇帝通过赵宰相问好，此何等重要之人，何等“经国”大事？于是省委立刻遍查人事档案，终于发现胡锦涛者，乃甘肃某地区一小水电站之技术员也。再查之下，方知文革时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邓朴方受父之累，被造反派迫害跳楼，伤重，为胡锦涛救起，照顾有加。后各奔东西。文革后老邓权倾天下……知恩报恩，托赵紫阳问候；官场上下各个眉精眼企，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位甘肃高干说，胡锦涛发迹的往事，甘肃官场人人皆知，因为当时省委有文件，将赵紫阳代老邓和耀邦的问候之语，原原本本写了进去，传达至基层。
查这段记载，还有更早的版本，如香港《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周自横专栏”《胡锦涛为何升得那么快》，来了点模糊语言，如说胡锦涛是“某单位的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倒少漏破绽；这种故事后来又被别的报刊转载，以讹传讹，加油添醋。
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完全不可置信。火车上邂逅之“高干”，萍水相逢，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否确有此“高干”，也只有作者心里明白。说赵紫阳到甘肃见到省委一干人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云云，显然对中共官场上的上下人际应酬隔膜得很，难以相信此为“高干”所述。查赵紫阳一九八○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而胡锦涛一九七四年即离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调到甘肃省建委；次年提为副处长；一九八○年被提为建委副主任，哪里是什么“小水电站技术员”？省委一干人又怎么会对他一无所闻？文中所说“文革中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也失实，文革前胡锦涛已大学毕业。
最“穿帮”的还是：邓朴方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被看守情况下跳楼，跳楼之后他被送到医院。而胡锦涛这一年秋天离开清华大学到刘家峡，按常理判断，以前既不认识，又不在一所大学，人生轨迹无缘相交，邓朴方怎么能“为胡锦涛救起”？
此段故事，或许是有人表达对中共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讲章法的黑箱作业讥讽不满，但其本身之不可信，随后已有香港专栏作家齐心如撰文辨正。
一九八○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这一年年底由省人大副主任出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二九干部”，即曾投身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在“一二九”时已经是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七年才加入中共。
24：当面汇报赢得宋平爱才之心
●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宋平看在清华份上”、“听了夫人吹风”提拔小学弟，这些说法与宋平的思想性格不合。他看中胡锦涛，秉持了党性和公心
宋平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后的革命生涯，使他与中共各个派系的众多元老相识相熟：他曾任周恩来掌管的中共南方局的助理秘书，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后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更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这对于宋平日后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得益良多。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在东北形势大好，急需大批干部，宋平也受命出关从事工会工作，与陈云有了密切接触。中共建政以后，宋平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任职，担任过国家计委的劳动工资局局长，后又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段时间他的妻子陈舜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
“文革”前夕，中共鉴于与苏联关系紧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宋平被委以西北区计委主任的重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文革”就爆发了，计委被砸烂，宋平当然也免不了吃点苦头。好在他到西北时间不长，原单位对他鞭长莫及，在当地又没有太多辫子被抓，也未来得及在当地官场上树敌结怨，所以还算幸运，仅仅被打入冷宫，没被斗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使林彪集团受到重挫，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布局谋篇，宋平被启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当上了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这年秋天林彪出逃并摔死事件之后，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宋平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香港《广角镜》杂志刊发的文章披露，当时任甘肃一把手的是冼恒汉。那段岁月，明明甘肃农村连续几年旱灾，粮食失收，农民生活很苦，但是冼恒汉仍然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大好”。宋平忍不住，“当著周恩来的面”，汇报了许多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裤子穿”的真相，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派人调查赈灾，才挽救了许多饥民的生命。“四人帮”被粉碎，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旬，冼恒汉也随之垮台，宋平升任甘肃省第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大军区第二政委，三顶桂冠连翩而至，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奉召调回北京，重回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关于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宋平看在清华校友的份上，对“小学弟”伸以援手。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宋平在中共党内素有清廉正派、“出以公心”的名声，难以相信他会仅仅因某人与自己是校友便下令提拔；也有一种说法称胡锦涛崭露头角，应该感谢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吹了“枕头风”，这种说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六十年代初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期间，不排除陈舜瑶当时就与学生中“又红又专”的这个新党员骨干有过接触，对之留下一点印象；即使全无印象，她一旦知道谁是清华大学学生干部出身，有一种亲近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会向宋平提起。但是如果宋平只凭夫人的好恶来决定提拔与否，那也就不是宋平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九七九年宋平与胡锦涛有过直接接触，对这个三十七岁的“青年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搞新的“大跃进”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投资、清理项目、缩短战线。宋平亲自参加甘肃建委召开的会议，亲自听取各处负责人汇报，其中也包括听取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的汇报。宋平有多年经济计划工作经验，不是个能被人随意糊弄的外行。而胡锦涛脑子非常清楚，有过人的记忆力，在这个处工作了四五年，经常实地考察，情况早已滚瓜烂熟，汇报中不仅对大串数据、事例，如数家珍，而且看法、对策头头是道，简明扼要，宋平一听不由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25：李登瀛是否有权破格提升胡锦涛？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权势是否大到不仅能“力荐”，而且能“破格提拔”胡锦涛？
香港《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初“追踪胡锦涛轨迹”系列报导中说：
“据指出，当年力荐胡锦涛的是时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李登瀛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叔叔战争年代在山西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李登瀛曾任中共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农工部部长、陕西省农业办公室主任。七八年后，李登瀛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长。”该报导只字未提宋平，而说：“李登瀛可以说是胡锦涛政治上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恩师，指将胡锦涛从水电四局调到甘肃省建委的张延青）。他不仅将胡锦涛破格提升为省建委副主任，还将他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为他的仕途打开了通向北京之路。”
这种说法大有可议之处。
自从“文革”结束、甘肃省由“冼恒汉时代”进入“宋平时代”，到一九八○年，中共先后任命了冯纪新、李超伯、赵处琪、李登瀛、马继孔、杨植霖等省委书记和肖剑光、葛士英等省委副书记（前面提到的被毛泽东贬谪来的刘冰，也于一九八一年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李登瀛是一九七八年三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他的行政职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被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当选为副主任的共十四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登瀛当选为甘肃省省长，接替了冯纪新，不再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对甘肃省通盘人事调动的一部分，一个月后公开了更重要的变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调到北京，由冯纪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他的权势是否大到能够不仅“力荐”，而且“破格提拔”胡锦涛？
李登瀛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农业口主管，除了一九五一年在四川担任过一段中共川北区委常委、川北区总工会主席——他的顶头上司，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是胡耀邦。顺便提一下，李登瀛与胡耀邦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山西左云县县史资料中可以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二十八日，绥蒙前线总指挥许光达向（左云）守城警察发出最后投降通谍，遭到再次拒绝。是月二十九日，绥蒙野战军三十二团的一个营集结左云城下，当晚向拒不投降的警察队发起总攻，县城解放。是月三十一日，左云县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李登瀛”。虽然他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到九月上旬时“晋绥五地委、五专署、五军分区机关进驻县城……军管会撤销”，但“是月，胡耀邦率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北上，经左云，住一宿”。
李登瀛的职务，多半是与农业有关。在历届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他往往编在“农民”组。在担任甘肃省长之前，他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班子中分管的也是农业。如果说他作为政协的“农民委员”相当可笑，但是他无疑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有相当深切的了解。
26：甘肃出来的官员清廉实干
●共高官中与甘肃有渊源的真不少，宋平、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吴仪……有人不无惊讶地指出他们两个特点：一是清廉正派，二是低调踏实。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这到底应归功于塞外风沙砥砺，还是应归功于宋平言传身教？
关于李登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讲述过这样一段往事。
《光明日报》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首沧桑巨变”征文，曾经发表陆学艺口述，张义德整理的一篇文章《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陆学艺回忆他一九七九年搞农村调查，去合肥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他说，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著这三篇文章向宋一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陆学艺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这期《未定稿》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最早的文章。陆学艺介绍说：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看了这期《未定稿》后，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向宋平等省委领导同志推荐。李登瀛的批语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材料，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一篇（指陆学艺写的那篇），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应引起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宋平等都划了圈表示同意。甘肃省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发展得也很快。（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日报》）
这里陆学艺的回忆有一点失误：当时李登瀛并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刚当上省人大副主任才两个多月。从陆的回忆可以证实，李登瀛当时与赵紫阳、万里等人“英雄所见略同”，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不过，他当时所掌管的权柄，恐怕难以对当年战友的侄女婿、在省建委当副处长的胡锦涛，直接予以拔擢。
不过，李登瀛在甘肃省，是除了宋平之外，对胡锦涛最为欣赏器重的人。在省委和省人大、省政府，多次推荐胡锦涛是符合“四化”条件的接班人。
虽然没有被冠以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但是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还真是挺多，高级干部中就可以数出不少。除了宋平、胡锦涛，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五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吴仪，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人事部部长张学忠，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张庆黎，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副行长阎海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吾乐……等等。
有人在观察了甘肃出来的这些官员（包括下谩颉蚬要提到的几位）之后，不无惊讶地评价说：与别的地方出来的高官相比，他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人比较清廉正派，二是执政比较低调踏实。
换一个说法，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尽管这都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这到底应归功于甘肃的风沙砥砺、水土养育呢，还是应归功于宋平等人言传身教、鞭策校正？
●在短短几个月内，“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等人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胡锦涛也由“革命骨干”变为“革命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的旁观者
清华水利工程系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论官衔，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当时已经被革命激情烧红了眼的学生看来，有权管他们的统统都是“当权派”，也要轰一轰。更何况文革初期，他作为中共党员和政治辅导员，秉承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提高觉悟，批判“三家村”；当蒋南翔和校、系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之时，他很自然地站在党组织一边，引导学生“排除干扰”。这当然就成了他忠实执行校党委旨意，“抵制革命运动”的“保皇派”罪状。于是他与所有中
共基层干部一样，也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学生给他贴了大字报，还勒令他写出检查。
从来都是“革命动力”的二十四岁的胡锦涛，一下成了“革命的对象”，刚开始真有点发蒙。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一直都是信任自己、栽培自己，一朝要向他们反戈一击，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他还真开不了口，下不了手。更何况，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讲过“秋后算帐”，现在群众运动这么乱，过去心目中的“好生”、“差生”，在文革中全都乱了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知道最后校里、系里鹿死谁手？贸然揭发批判，日后后果谁能料定？
常芝青也难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点，因为这次的运动实在太反常规了，所有的老皇历都统统作废，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这些在政治运动中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摸不清路数。胡锦涛只能肯定一条：政治旋涡凶险，不要贸然下水。
好在运动迅猛向前推进，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这些“走资派”没有几天就成为没有人感兴趣的“死老虎”——造反派有的是更大、更有刺激性的目标要攻击，纷纷杀到校外，杀到中央，杀到各省市……更分不出精力来管胡锦涛这种“保皇派”了。他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月内由“骨干”变为“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无人理睬的旁观者，而胡锦涛也再无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此成了“逍遥派”。后来中国大陆官方报刊曾用他“文革”中没有参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为例，证明他性格之“稳健”。
这种生活过了近两年。蒯大富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拥兵自重，在校内打派仗占据建筑物实行割据，自制武器打了个不亦乐乎，终于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再不压服，他的重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法推进，还会让国内外帝修反看笑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调派了工人和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竟遭到蒯大富的武装抵抗，宣传队多人被打死。毛泽东当晚召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训话，强令再不罢手，他要统统消灭。这才算将他自己亲自召唤出来的孙悟空重新压到了五行山下。
胡锦涛文革前所憧憬的辉煌前途算是一风吹了。他也不想留在清华了。“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留校，自己将永远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写而已，是思想改造的永久性对象。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要让工农兵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自己作为文革前旧党委的红人，留校，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不会有什么前途。索性走出去，走得远远，到最艰苦的地方脱胎换骨！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胡锦涛在清华前后整整生活了九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京城，奔赴万里之遥的大西北——恋人刘永清附近的甘肃刘家峡。
第三章 西北望长安（1968—1982）
一名房建工，一个小秘书，一位副处长……如果他没有遇到宋平，他是会终老于塞外的漫漫黄沙之中，还是终将磨砺生光，脱颖而出？
18：挖土砌墙的清华高材生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19：技术干部改吃政治饭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
一年后，胡锦涛带着队领导作的“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评价甚高的鉴定，告别了房建队，当上了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他的“红色水利专家梦”好象又可以续下去，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好象又能找到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就在这一年，胡锦涛的命运也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次转折不像考进清华和分配到刘家峡那么被人注意，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调动而已：二十七岁的胡锦涛，当了技术员没有几天，又调为八一三分局办公室秘书。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由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他“吃上了政治饭”。
这时正是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结盟，彻底整垮了刘少奇集团，但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的蜜月期也随即告终，党章上载明的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很快显出了裂隙。一九七○年庐山会议召开了，“称天才”和设不
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导致了陈伯达垮台，也动摇了林彪集团；第二年爆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被其妻子、儿子等人簇拥着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举世震动。
很快，中央斗争的冲击波一圈圈扩大到了全国基层。胡锦涛在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时，得连篇累牍地用上“批修整风”（后来改成“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批天才论”、“批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八股词句；任何建设成就，都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
不过，这场“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对基层的冲击，虽然富有戏剧性，却没有像“第九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发动全国群众斗倒刘少奇那么具有摧毁力。基层的政权组织和企业机构没有再次被冲得稀烂，而是上面斗上面的，下面干下面的。唯一的变化，只是军代表没有那么神气活现了，一度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使命的军队，气焰随着林彪完蛋而收敛，水电建设队伍曾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中，被一刀切地改成连、排、班之类充满火药味的军队建制名称，现在，又逐渐恢复成大队和班组名称。
胡锦涛在批林整风中没有受到什么波及。他以其忠诚、勤勉、细心，得到上级青睐，顺顺当当地在仕途上前进。就在一九七一年这一年，胡锦涛不仅升了官，还离开了八一三分局，到了上级机关──他被提拔成为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胡锦涛首次成了一个党务脱产干部。
20：告别单身汉生涯
●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
要说政绩，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当然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胡锦涛虽无甚建树和惊人之举，但他默默地积累著、吸取著、努力著，尽力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从本职日常工作中熟悉了共产党的那一套话语系统，那一套思维习惯，那一套不由人不服从的党文化——浸润既深，用之则熟。作为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他要和机关各个部门打交道，从最高负责人到行政勤杂工，从自己命运的主管——党委政治部，到命运被自己主管的技术、设计、供销人员，上上下下都要接触。他知道了对上级该如何，对同事该如何，对下级该如何；对政工人员该如何，对技术人员该如何，对后勤人员又该如何。文件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审批，怎么收发……都了然于胸，游刃有余。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著。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政治风云越来越隔膜，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别的涟漪。要说涟漪他的个人生活倒是发生了变化，与单身汉生涯告别：胡锦涛和刘永清结了婚，然后又添了孩子——似乎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工馀时间，他有时和全家，有时和机关干部，出外旅游。
我们没有查到胡锦涛是否去过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卜楞寺的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离刘家峡有约五个小时的车程。不论他去没去过，胡锦涛绝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与藏族和藏传佛教打什么更深的交道。
他当时倒是时常坐车两个多小时，到最近的“大都市”兰州游览。兰州位于黄河边上，是一座南北短、东西长的带状城市，由于四周环山，这座工业城市的污染相当厉害，九十年代末甚至名列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兰州毕竟是一座大城市，在西北各省中，繁华程度仅次于西安。对于刘家峡、八盘峡的建设者，兰州算得上是文化中心，能依稀唤起他们对文明世界的感觉。
胡锦涛也去过咫尺之遥的炳灵寺石窟参观——在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建成后，乘小轮船在湖面上行驶两小时可达。炳灵寺是国务院一九六一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炳灵”是藏语“十万佛”的意思。这座开凿于北朝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年）至明代的石窟，坐落在黄河北岸的积石山中，有窟龛一百八十三个，大小石雕像六百九十四座，泥塑八十二座，最大的唐代摩崖大佛高三十米，上石雕下泥塑，别具一格。比起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岗石窟，炳灵寺石窟虽然名气稍逊一筹，但是构思奇巧，雕镌精美。高峡平湖，奇峰古窟，众多的佛像，超然物外，俯视众生在忽起忽落的历史浪涛里浮沉。他们不屑理会，凝视著他们的千百双眼睛里，有没有一双眼睛与众不同。
一九七四年，胡锦涛来甘肃的第六个年头，《人民日报》刊登了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刘家峡水电站竣工并网发电的喜讯。多少个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终于盼来了成功的一刻，胡锦涛与所有同事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但是在刘家峡水电站接近完工之际，整个第四工程局上上下下也慢慢漫溢出一股惶惑不安的气氛。水电建设大军，有人戏称为“现代吉普赛人”、“工业游牧民族”，在高山峡谷四处转战，历来是走向荒凉——一旦用汗水和心血建成了宏伟的工程，除了留下少数管理和维修人员，多数人“打起背包又出发”，要奔赴新的更荒凉的地方。
谁留谁走？何去何从？水电建设者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了生活的流动这一点而起。因为流动，生活不可能有安定感，无法建设家庭，夫妻分居，孩子入托、上学等等也都成为难题。能够定居在某一个地方，当然成了绝大多数职工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能进入留下者的名单，许多人不仅找门路托人情，甚至宁可降职降薪。
胡锦涛就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调到了位于省会兰州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
21：咬定青山任尔东西南北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大搞整顿最起劲的一年。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可以有一番作为。但好景不长，年底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有关
是胡锦涛自己申请调动的，还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安排的？我们目前尚不能得到确切资料，只能作些推测。第四工程局属于国务院水利电力部，建委则是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机构，二者在业务上要打不少交道，然而，干部、人事方面的任免调动，是各自独立的，第四工程局的基层干部，甚至不可能被省建委的组织部门知晓。而由胡锦涛原来担任第四工程局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调到省建委之后降格任普通秘书这一情况，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一次调动似乎更多地是出于他个人的要求——宁愿在官职的阶梯之上往下降几格，毕竟争取到从水电队伍转到省会定居下来。权衡一下利弊，这样对家庭的安定和孩子的教育，更有好处。
不过，另一个迹象又显示，似乎这次调动也得到调入机关的欢迎。调到省建委的第二年（一九七五年），胡锦涛就被任命为设计管理处副处长，不仅重新得到提升，而且身处更为重要的岗位——省建委的设计管理处副处长，属于发挥其所学专业特长的业务干部，而原来他担任的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则属于“万金油”。
或许可以作这种解释：甘肃省建委在同意调入胡锦涛之时，就对他的学历背景有所考虑，打算发挥其专长，不过人刚调来，总要考察一下其品德能力，同时等待适当的岗位有空缺，所以先安排他当秘书。
甘肃省建委当时确实是要人之际。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都强调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进度大大加快，各种“大会战”“小型会战”接连不断。不仅有大批企业新建、扩建、改建，还从沿海和东北大量内迁大中型工厂，一时间，冶金、机械、化工企业相继投产，“五小”（小钢铁、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更是遍地开花。省建委业务极其繁忙。虽说刚调入的这一年因为全国“批林批孔”的大气候，生产建设一度受到干扰，但次年又刮起了顺风。
胡锦涛升任副处长这一年，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大搞整顿最为起劲的一年。邓小平一口气说了九个方面要整顿，要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全面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胡锦涛所处的岗位，应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年底风云突变，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运动，而且这一次浪潮的导火索，竟又与母校清华大学有关。
这段公案，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文革岁月”一章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她说：“一九七五年的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刘冰在“文革”前，就是清华大学地位仅次于蒋南翔的党委副书记，根据不少历史资料记载，他专管党务，思想也相当“左”，整过不少人。“文革”中作为“ 革命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了党委。他这两次上书，令时刻提防有人否定“文革”的毛泽东心中不快，在他心目中，迟群、“小谢”都是“文革功臣”。而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他是支持刘冰的。经过一番斟酌，他通过毛远新将“圣旨”传达给政治局。
一九七六年初春，胡锦涛听了逐级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毛泽东发出了最新指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著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说：“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还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刘冰在清华被批斗了半年多，最后也被发配到甘肃。
22：赶上了中共新老交替第一波
●当局从全国各地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胡锦涛率一支工程队，赶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调回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
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六年秋，中国进入最复杂多变的时节：周恩来巨星殒落，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朱德寿终正寝，唐山大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华国锋继任于危难……最后是十月六日叶剑英、华国锋与汪东兴等人联手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一连串的大事当中，与胡锦涛个人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是唐山大地震。这场大惨剧，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整个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为了抢修重建，当局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调集基建兵马，星夜驰援唐山地震灾区。甘肃省建委也派出了一支工程队，胡锦涛是这支工程队的负责人之一。他回到了京畿近侧满目疮痍、屋塌路断的劫后灾区，在组织人员、设备完成重建任务的同时，胡锦涛调到京华的念头又一次被勾起了。据在甘肃与胡锦涛共过事的人介绍，前几年，他就活动著调离甘肃北京，这一次他带队到唐山，又托人设法将他调回京城。“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词）以前是关山万重，难以飞渡；这次可是近在咫尺呀！
中共治下，愿意调进干部的单位总是不难找的，反正干部是国家的，国家的人国家养，工资指标一齐调进，即使编制有限额，死限额赶不上活变化，臃肿超编的机构有的是，国家发薪水，机关多一个人干活，何乐不为？不过，进北京要难得多——北京是大城市，更是首都，按照当局的思路，对于外来人口若不严加控制，就会像气球一样急速膨胀。而更大更难的一关，是原单位：有哪个单位肯痛痛快快放人调走呢！
胡锦涛具有政治、文化和工作经验等等各种优势，在京城也还有师长同学等各种关系，不过他还是被卡在原机构动弹不得——甘肃省建委不放人。到这一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局势有了重大变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结束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渐渐改变，中共各领导层选拔干部时，逐渐开始纠正“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行为，不论哪儿都在伸手要知识分子干部。胡锦涛这样的干部，原单位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打算“重用”，动员他要“安心工作”。
时光在继续推移。一九七八年，是胡锦涛生命中第三个本命年。这个年龄，放在处级不算出格，放在科级不算埋没，放在局级也不算重用。不过胡锦涛的能力显然比同僚们要高出一截，他再韬晦再谦虚，也要“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了。经历过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激烈的交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战胜了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胡锦涛赶上了中共中央加快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召开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传达了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的意见：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邓小平对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起因于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当著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的面，他旧事重提，说道：“（七五年）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
斗不过怎么办？邓小平们要培养接班人来跟他们斗。
23：政坛伯乐到科技专家中挑人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培养和提拔中青年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
邓小平说：“今天恐怕讲的是对我们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很愉快的一些话。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危机，真正的危机，就是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清醒地估计到，否则，我们搞四化只会变成喊口号的。老同志要让啊！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这是个百年大计，是我们的一个战略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转过年来，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修改党章，增加废除职务终身制条文，并强调“大胆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三月，总书记胡耀邦发表演讲，明确提出要把有组织能力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到党政、经济、科教系统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培养接班人政策的一大突破。五月，中组部专门举行座谈会，讨论选拔中青年干部。胡耀邦到会大谈选拔“理想领导班子”，认为：这个班子应该“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又是年富力强，具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对班子要求如此，对班子里的成员当然也要求如此，这就是后来报刊宣传提到的选拔干部“三条标准”。
胡耀邦还指出一个令人骇异的事实：中央书记处十一个书记加起来七百一十八岁，年龄太大了！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次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制度。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这篇讲话后来被称做新时期干部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收入《邓小平文选》，题目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同年夏，宋任穷代表中共中央谈干部政策，说既然“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拔知识分子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不违背“党的阶级路线”。今后选拔干部，不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改为在大专、中专、高中毕业生选。
以上讲话和规定显示，中共的组织路线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随著全党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共的干部政策向偏重专业知识、文化水平方面倾斜。
宋平主政的甘肃省委，这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决定，选拔优秀中青年专业科技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
在中央和省里三令五申、紧锣密鼓要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科技人才进入领导层的大气候下，当“伯乐”一时成了最时髦的称誉，发现挖掘人才成为一方大员政绩的一部分。像胡锦涛这样的干部自然行情看涨，注定要进入上级领导的视野。
不过，是谁伸出了手来拉拔、擢升他呢？
且说在胡锦涛在中共十四大上以黑马之姿跃居政治局常委之后，各方对他身世、资历议论纷纷。其中香港《信报》一九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胡锦涛之所以在政坛发迹，是因为邓小平要“报恩”。
●“老邓向小胡报恩”子虚乌有
香港《信报》九四年元月三十日的“柳扶风专栏”上，登出《邓家恩人胡锦涛》一文，说：……去年四月我游杭州，火车上邂逅一位来自甘肃的高干，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赵紫阳总理到甘肃视察，见到省委一班领导时，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耀邦同志让我问李子奇、马涛好。……令人错愕不止的是胡锦涛，省委无人知道他是谁，名都没听说过，但邓皇帝通过赵宰相问好，此何等重要之人，何等“经国”大事？于是省委立刻遍查人事档案，终于发现胡锦涛者，乃甘肃某地区一小水电站之技术员也。再查之下，方知文革时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邓朴方受父之累，被造反派迫害跳楼，伤重，为胡锦涛救起，照顾有加。后各奔东西。文革后老邓权倾天下……知恩报恩，托赵紫阳问候；官场上下各个眉精眼企，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位甘肃高干说，胡锦涛发迹的往事，甘肃官场人人皆知，因为当时省委有文件，将赵紫阳代老邓和耀邦的问候之语，原原本本写了进去，传达至基层。
查这段记载，还有更早的版本，如香港《经济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日“周自横专栏”《胡锦涛为何升得那么快》，来了点模糊语言，如说胡锦涛是“某单位的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倒少漏破绽；这种故事后来又被别的报刊转载，以讹传讹，加油添醋。
这个故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虚构，完全不可置信。火车上邂逅之“高干”，萍水相逢，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否确有此“高干”，也只有作者心里明白。说赵紫阳到甘肃见到省委一干人劈头“第一句话便是小平同志让我问胡锦涛好”云云，显然对中共官场上的上下人际应酬隔膜得很，难以相信此为“高干”所述。查赵紫阳一九八○年九月取代华国锋成为总理，而胡锦涛一九七四年即离开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调到甘肃省建委；次年提为副处长；一九八○年被提为建委副主任，哪里是什么“小水电站技术员”？省委一干人又怎么会对他一无所闻？文中所说“文革中胡锦涛在北京读大学”，也失实，文革前胡锦涛已大学毕业。
最“穿帮”的还是：邓朴方一九六二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一九六八年春天在被看守情况下跳楼，跳楼之后他被送到医院。而胡锦涛这一年秋天离开清华大学到刘家峡，按常理判断，以前既不认识，又不在一所大学，人生轨迹无缘相交，邓朴方怎么能“为胡锦涛救起”？
此段故事，或许是有人表达对中共提拔干部任人唯亲、不讲章法的黑箱作业讥讽不满，但其本身之不可信，随后已有香港专栏作家齐心如撰文辨正。
一九八○年，是胡锦涛仕途上福星高照的一年，福星是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和这一年年底由省人大副主任出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起过宋平。他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以及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一样，可以算是中共的“一二九干部”，即曾投身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爆发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不过蒋南翔、姚依林入党早在“一二九”时已经是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而宋平当时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七年才加入中共。
24：当面汇报赢得宋平爱才之心
●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宋平看在清华份上”、“听了夫人吹风”提拔小学弟，这些说法与宋平的思想性格不合。他看中胡锦涛，秉持了党性和公心
宋平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后的革命生涯，使他与中共各个派系的众多元老相识相熟：他曾任周恩来掌管的中共南方局的助理秘书，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后来在南京梅园新村更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以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发言人，这对于宋平日后在权力场上纵横捭阖得益良多。四十年代后期，中共在东北形势大好，急需大批干部，宋平也受命出关从事工会工作，与陈云有了密切接触。中共建政以后，宋平长期在经济领导部门任职，担任过国家计委的劳动工资局局长，后又当过劳动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段时间他的妻子陈舜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
“文革”前夕，中共鉴于与苏联关系紧张，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出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宋平被委以西北区计委主任的重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文革”就爆发了，计委被砸烂，宋平当然也免不了吃点苦头。好在他到西北时间不长，原单位对他鞭长莫及，在当地又没有太多辫子被抓，也未来得及在当地官场上树敌结怨，所以还算幸运，仅仅被打入冷宫，没被斗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使林彪集团受到重挫，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布局谋篇，宋平被启用，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共甘肃省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当上了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省委副书记）；这年秋天林彪出逃并摔死事件之后，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宋平被任命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据香港《广角镜》杂志刊发的文章披露，当时任甘肃一把手的是冼恒汉。那段岁月，明明甘肃农村连续几年旱灾，粮食失收，农民生活很苦，但是冼恒汉仍然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大好”。宋平忍不住，“当著周恩来的面”，汇报了许多农民“没有饭吃、没有裤子穿”的真相，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派人调查赈灾，才挽救了许多饥民的生命。“四人帮”被粉碎，一九七七年五月上旬，冼恒汉也随之垮台，宋平升任甘肃省第一把手——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大军区第二政委，三顶桂冠连翩而至，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奉召调回北京，重回国家计委主持工作。
关于胡锦涛怎么被省委挑中的，其说不一。有人说是宋平看在清华校友的份上，对“小学弟”伸以援手。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宋平在中共党内素有清廉正派、“出以公心”的名声，难以相信他会仅仅因某人与自己是校友便下令提拔；也有一种说法称胡锦涛崭露头角，应该感谢宋平的夫人陈舜瑶吹了“枕头风”，这种说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成分居多。六十年代初胡锦涛在清华就读期间，不排除陈舜瑶当时就与学生中“又红又专”的这个新党员骨干有过接触，对之留下一点印象；即使全无印象，她一旦知道谁是清华大学学生干部出身，有一种亲近感，也是人之常情，或许会向宋平提起。但是如果宋平只凭夫人的好恶来决定提拔与否，那也就不是宋平了！
比较可信的一种说法，是一九七九年宋平与胡锦涛有过直接接触，对这个三十七岁的“青年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批评了华国锋“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搞新的“大跃进”的错误，对经济建设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投资、清理项目、缩短战线。宋平亲自参加甘肃建委召开的会议，亲自听取各处负责人汇报，其中也包括听取设计管理处副处长胡锦涛的汇报。宋平有多年经济计划工作经验，不是个能被人随意糊弄的外行。而胡锦涛脑子非常清楚，有过人的记忆力，在这个处工作了四五年，经常实地考察，情况早已滚瓜烂熟，汇报中不仅对大串数据、事例，如数家珍，而且看法、对策头头是道，简明扼要，宋平一听不由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25：李登瀛是否有权破格提升胡锦涛？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权势是否大到不仅能“力荐”，而且能“破格提拔”胡锦涛？
香港《星岛日报》二○○二年五月初“追踪胡锦涛轨迹”系列报导中说：
“据指出，当年力荐胡锦涛的是时任甘肃省长的李登瀛。李登瀛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叔叔战争年代在山西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李登瀛曾任中共川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农工部副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西北局农工部部长、陕西省农业办公室主任。七八年后，李登瀛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长。”该报导只字未提宋平，而说：“李登瀛可以说是胡锦涛政治上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恩师，指将胡锦涛从水电四局调到甘肃省建委的张延青）。他不仅将胡锦涛破格提升为省建委副主任，还将他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为他的仕途打开了通向北京之路。”
这种说法大有可议之处。
自从“文革”结束、甘肃省由“冼恒汉时代”进入“宋平时代”，到一九八○年，中共先后任命了冯纪新、李超伯、赵处琪、李登瀛、马继孔、杨植霖等省委书记和肖剑光、葛士英等省委副书记（前面提到的被毛泽东贬谪来的刘冰，也于一九八一年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李登瀛是一九七八年三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的，他的行政职务，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被选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当选为副主任的共十四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甘肃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李登瀛当选为甘肃省省长，接替了冯纪新，不再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对甘肃省通盘人事调动的一部分，一个月后公开了更重要的变动：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调到北京，由冯纪新代理省委第一书记
胡锦涛在一九八○年秋时来运转，职务从副处级越过正处这一级，提升到了副局级：担任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在胡锦涛提升期间，李登瀛是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副主任。这个职务当然有权有势，但他的权势是否大到能够不仅“力荐”，而且“破格提拔”胡锦涛？
李登瀛长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农业口主管，除了一九五一年在四川担任过一段中共川北区委常委、川北区总工会主席——他的顶头上司，川北区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是胡耀邦。顺便提一下，李登瀛与胡耀邦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山西左云县县史资料中可以查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二十八日，绥蒙前线总指挥许光达向（左云）守城警察发出最后投降通谍，遭到再次拒绝。是月二十九日，绥蒙野战军三十二团的一个营集结左云城下，当晚向拒不投降的警察队发起总攻，县城解放。是月三十一日，左云县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李登瀛”。虽然他这个主任只当了几天，到九月上旬时“晋绥五地委、五专署、五军分区机关进驻县城……军管会撤销”，但“是月，胡耀邦率华北野战军四纵队北上，经左云，住一宿”。
李登瀛的职务，多半是与农业有关。在历届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他往往编在“农民”组。在担任甘肃省长之前，他在甘肃省委、省人大班子中分管的也是农业。如果说他作为政协的“农民委员”相当可笑，但是他无疑对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有相当深切的了解。
26：甘肃出来的官员清廉实干
●共高官中与甘肃有渊源的真不少，宋平、乔石、胡锦涛，温家宝、吴仪……有人不无惊讶地指出他们两个特点：一是清廉正派，二是低调踏实。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这到底应归功于塞外风沙砥砺，还是应归功于宋平言传身教？
关于李登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学艺讲述过这样一段往事。
《光明日报》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回首沧桑巨变”征文，曾经发表陆学艺口述，张义德整理的一篇文章《包产到户：中国改革的最早突破》，陆学艺回忆他一九七九年搞农村调查，去合肥发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他说，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安徽的同志寄来的三篇文章”，“内容都是介绍包产到户的。这三篇文章在当地发表有困难。我拿著这三篇文章向宋一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汇报，他大力支持，同意发《未定稿》（院里的内部刊物）增刊，并对我说，你也要写一篇，从理论上讲一讲”。陆学艺写的文章题目是《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其中论证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这期《未定稿》发表的四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最早的文章。陆学艺介绍说：增刊发行的范围虽然窄了些，但在上层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甘肃省省长李登瀛看了这期《未定稿》后，于一九八○年一月五日向宋平等省委领导同志推荐。李登瀛的批语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材料，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写作组一篇（指陆学艺写的那篇），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应引起我们重新考虑问题。”宋平等都划了圈表示同意。甘肃省包产到户搞得比较早，发展得也很快。（参见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五日《光明日报》）
这里陆学艺的回忆有一点失误：当时李登瀛并不是省长，而是省委书记，刚当上省人大副主任才两个多月。从陆的回忆可以证实，李登瀛当时与赵紫阳、万里等人“英雄所见略同”，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不过，他当时所掌管的权柄，恐怕难以对当年战友的侄女婿、在省建委当副处长的胡锦涛，直接予以拔擢。
不过，李登瀛在甘肃省，是除了宋平之外，对胡锦涛最为欣赏器重的人。在省委和省人大、省政府，多次推荐胡锦涛是符合“四化”条件的接班人。
虽然没有被冠以像“上海帮”“江苏帮”“广东帮”这样的名目，但是中共干部队伍中，与甘肃有某种渊源的还真是挺多，高级干部中就可以数出不少。除了宋平、胡锦涛，像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五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在甘肃酒泉钢铁公司任设计院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吴仪，六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部长、副部长级的就更多了：人事部部长张学忠，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张庆黎，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兼副行长阎海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吾乐……等等。
有人在观察了甘肃出来的这些官员（包括下谩颉蚬要提到的几位）之后，不无惊讶地评价说：与别的地方出来的高官相比，他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人比较清廉正派，二是执政比较低调踏实。
换一个说法，前者叫不谋私利，后者叫不图虚名——尽管这都是从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这到底应归功于甘肃的风沙砥砺、水土养育呢，还是应归功于宋平等人言传身教、鞭策校正？
胡锦涛传（三）
9：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
●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在游行行列中一面甩臂抬腿踏著正步，一面与左右的队友一起向右行注目礼
胡锦涛被清华水利工程系党组织“培养”了四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四月，即五四青年节之前，虚岁二十二的大学五年级学生胡锦涛，被党支部大会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发展党员，首先要看的就是此人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疑，胡锦涛在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审查中，被认为“符合党员标准”，即做到了这一条。他究竟只是人云亦云地跟随党中央的口号，还是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有了具体的创造发挥，使党支部乃至系领导另眼相看？此点，留待今后继续发掘材料。
成为中共党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要紧跟中共各级组织的部署，“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胡锦涛一九五九年夏末进入清华，没有赶上狠批白专道路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但他赶上了“反右倾”，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三年，
中共走出低谷，开始在全国城乡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赶上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震天价响，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大论战也已拉开战幕……这一切，要求入党的胡锦涛都赶上了。
他还赶上了亲眼见到毛泽东。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那天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
胡锦涛进清华没多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但他是初来乍到的新生，没有来得及参与筹备庆祝活动，除了在星期天坐车进城去瞻望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竣工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就只能满怀羡慕地听著高年级同学兴奋地讲他们游行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红旗如海，欢呼如潮。最令他神往的，当然是他们见到了心目中放射万丈光芒的红太阳。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五年后，他总算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清华大学抽调一千名学生，十月一日那天参加首都各界大游行。胡锦涛也被选上了。
在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看来，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锻炼。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他和同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列队走步：每步七十五厘米，每分钟七十三步，从早练到晚，练得腿似铅、汗如雨。
终于到了国庆节那一天。凌晨一点，胡锦涛和同伴们就披著夜色起床，人人穿上白衬衣蓝长裤，整队集合。来到天安门附近游行出发地点时，才晨光熹微，秋寒料峭。不过，他们既不觉得苦，也没感到冷，胸臆间火热的激情在奔突鼓荡，憧憬著即将到来的一瞬。
确实只是一瞬。游行开始，清华的方队按照预定的顺序行进。随著“正步—走！”一声口令，胡锦涛和同学们甩手抬腿，踏著整齐划一的正步通过了天安门。《星岛日报》报导胡锦涛当年的一个同学回忆他“偷看毛主席”说：“胡锦涛禁不
住抬眼看了一眼在遥远的城楼上挥手的毛主席……虽然只是看了一眼，胡锦涛表现得非常激动。”这位同学回忆的这个细节并不太准确，胡锦涛并不是“偷看”了一眼。当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下时，所有的人都按要求一律向右上方行注目礼，胡锦涛抓住时机紧紧凝视，要把“人民大救星”的形象牢牢地铭刻在脑海里——虽然他未必真认准了在高高的城楼上，到底哪一个是毛泽东。
这个十月，胡锦涛还有另一个难忘的经历。周恩来亲自过问，首都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国庆献礼，清华大学选派了一百名学生参加合唱队，其中又有胡锦涛。十月十六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了，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据称周恩来当场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清华校园到处是振臂欢呼的人潮，胡锦涛也兴奋地指挥同学们高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响彻星空。
胡锦涛被安排担任了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在中国大陆的高等学府，安排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可以一举三得：公家不必发工资，就得到了表现积极、听话的大批义工助手，去控制和引导低年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亦教亦学的政治辅导员，感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和培养，更加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同时得到了机会去锻炼才干、提高政治水平甚至平步青云；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与高年级学生担任的政治辅导员相处，因为彼此都是学生，处境接近，彼此更能理解沟通。
在没有大的政治风浪的年月里，担任政治辅导员，风险不大，只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作“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有心从政者来讲，固然会从这一工作中积累政治资源、增长工作经验；对于无心从政，只想在专业上发展的人来讲，则只会将之看成负担。但是话说回来，“组织上”对于学生政治辅导员也是给以回报的：那就是在其毕业分配时给以优先权：将之安插到最有利于发展的岗位——例如，他们能分到在最吃香的国家科研机关，或者留校任教，而这些岗位，本是许多更具有科研实力的同班同学觊觎的目标。
胡锦涛在学业上像一块海绵不断吸取，在政治上不断成熟，在不知不觉之间，踏上了将来在政坛飞黄腾达的第一级台阶。
10：结识了《光明日报》前总编辑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位，非刘永清莫属。周末他常常随小刘到她舅舅、《光明日报》前总编辑常芝青家去，常芝青从政治上点拨胡锦涛，他对他的首肯，是他们确定爱情关系的一颗很重的砝码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非他未来的妻子刘永清莫属。
胡锦涛何以最终赢得了刘永清的芳心？
当时清华女生不多，全体女生都住在两栋学生宿舍楼。刘永清的女生宿舍离胡锦涛的宿舍不到二十米。胡锦涛要想与刘永清交往，是有地利之便；不过，这“近水楼台想得月”者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水利工程系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达到十几比一，可想而知女生怎样被追求者包围和争夺了。
胡锦涛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男生，刘永清则是班上最年轻的女生。刘永清个子不算高，皮肤白皙，相貌秀气，性格文静，在水利工程系是男生们争相呵护的小妹妹。她为什么来到这个一贯是男人天下的水利工程系？并不太好解释。她是从北京考入清华的，父亲是副局级干部，不过，当时她父亲似乎并不在北京任职，因为她经常在她母亲的哥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家里度周末。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个副局级干部，在外地就算不低了，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到了北京往往就没人买帐——也就像后来那句笑话所说，“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还有人讥讽说：北京的“部长一会堂，局长一走廊，处长一操场”。或许，这是刘永清虽然进了这个名牌学府，却只能进冷门专业的因素之一吧。
但不管怎么说，刘永清是干部子女，胡锦涛家庭成分却是小业主，中间有一定政治等级的差距。这个等级是如何被胡锦涛跨越的？
有些港台海外媒体猜测说，因为胡锦涛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胡锦涛会跳舞也喜欢跳舞，这不假。在六十年代初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迫使中共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文化生活也有所松动，从“反右”的朔风严霜中慢慢回暖。清华到了周末也常常举行舞会，让年轻人释放青春的能量。胡锦涛是舞会上的活跃分子，快三、慢四，翩翩穿旋，他往往会邀请坐在角落里不大吭声的刘永清。
但如果认为胡锦涛是因能歌善舞打动了刘永清，就未免太看轻了他和她了。报考进了水利工程系的少男少女，怎么会仅仅被舞步吸引住呢。
胡锦涛虽是学工，却爱好阅读文艺作品，常常到图书馆去借小说看：《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看了又推荐给刘永清。借书，还书，读书，谈书……成为两颗年轻的心交流的重要内容。他们慢慢走得越来越近了，行动越来越公开。
有理由相信，刘永清的舅舅常芝青的看法，对于他们确定爱情关系，是一颗很重的砝码。外甥女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自己的妹妹、妹夫把女儿托付给自己关照，她的终身大事，他能不闻不问吗？胡锦涛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他与刘永清交往后，随著刘永清到常家去玩，后来走动越来越勤，常家简直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度过，但是校园生活毕竟还是清苦，不仅学校食堂没有油水，当学生的也囊中羞涩，于是周末两个年轻人来了，常家总要为他们特别做几个好菜端上餐桌补一补。
那时五十来岁的常芝青，在中共新闻战线上可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山西交城人。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西北《抗战日报》总编辑，《晋绥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胡锦涛随刘永清到他家度周末那段时节，他已经不当这个总编辑了，去管几家财贸报刊。
说起他不当《光明日报》总编辑，牵涉中共高层当时的一场为期甚短就夭折了的探索。他的这个职务，是被后来闻名天下的“大右派”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创刊于中共建政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最初由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题词为：“光明之路”，朱德题词是：“民主光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读者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共最高层觉得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了几年，可以放放手了，不妨推进一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舆论界作出点“民主”样子，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中国民主同盟。便要撤出担任总编辑在这里镇守的中共老革命常芝青。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曾去找过老报人徐铸成，希望他接替主持《光明日报》，徐铸成没有答应。后来几经周折权衡，储安平被选中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走马上任。不料，他刚当了两个多月总编辑，椅子都没有坐热，毛泽东“阳谋”大展，储安平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因放言“党天下”而被中共反手一掌打成了“右派”。他过去办《观察》杂志的历史也被翻出来寻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思想根源，据学者谢泳的研究，论对《观察》的详细批判，要数《“从联合政府”驳储安平》《从储安平——〈观察〉看民主的个人主义新闻观点》两篇长文，而这两篇长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的前总编辑常芝青。
常芝青无疑是党性坚强的中共新闻老兵，胡锦涛认识他的时候，他虽然不会对这个后生小子谈什么高层机密，但是从政治上加以考察和点拨，却是他乐此不疲的——毛泽东那时已经向全党提出了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并提出了五个条件了么。关于知识分子应加强思想改造，关于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经验教训，他都会对两个年轻人诲人不倦，在给他们加餐补充营养的同时，给他们精神食粮。
小业主家庭出身、亲友都是城市中底层民众的胡锦涛，对常芝青这样能直接聆听中共最高层指示的高级干部的话，充满敬畏地遵从。而常芝青对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一定也是满意的，并且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刘永清的家长。
11：中国政坛上的“理盛文衰”
●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政坛明星。而清华大学校友中，更连续不断地涌现高官，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百多人在权力结构的阶梯上攀登到副部级以上
追踪胡锦涛的人生轨迹，写到清华求学这一段，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坛上的“清华帮”现象。
清华人津津乐道几个官方发布的数字：一个是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四百零一位曾是清华的教师或学生；另一个就是五十年代以来，清华大学共为中国贡献了三百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谈到清华出政坛精英，首先要指出：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官场明星——这是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现象。统计文革中和文革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官员，会发现：科技背景的人才比人文背景的人才晋升得更快、更多。虽然近年来有了更多法律、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官员，使这一比例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在中共现任省部级以上干部中，仍然还是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占了压倒优势。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激烈战场，人文学科、意识形态领域，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被视为“重灾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人们特别容易犯“错误”，于是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惨重的摧残——其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些人因为所研究的课题或者所得出的成果，被扣上“资产阶级立场” “修正主义观点”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更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了批判和清算。其二，“杀鸡儆猴”，即使没有受到批判和清算的人，也往往胆颤心惊，于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创造能力、研究能力都遭到压抑，萎缩不振；或者尽量钻进书斋，选取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较小的、更远离人间烟火的课题来钻研。
此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翻过来倒过去地整人，差不多人人被人整，也人人整过人，都成了“老运动员”，恩恩怨怨也就积攒得更多更深。到了要确定提拔对象时，往往一个“乾净”的人、一个没有“民愤”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科技背景的人比人文背景的人在政坛上冒升得更快，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共建政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教条主义盛行，很难说是进入了真正的科学的层面，使社会工作者沦为“政治的奴仆”，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倒是科技工作者，因为离政治稍远，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且毕竟所从事的工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不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即刻报复和惩罚，于是相对而言，学理工科的人具有了更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掌握了更多一点的科学方法论——我们说的仅仅是“更多一点”——这使他们在政坛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整个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迎来“科学的春天”之后，科技背景的人就更是行情暴涨。
●“清华帮”结起关系网
即便有上述大背景，还是得承认：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中，还没有哪一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连续不断地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政坛高官。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到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岗位，清华学子纷纷出镜。在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中，就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姚依林（一九三四年历史系）和宋平（一九三五年化学系）；而在中共十四大上，他们两人年老退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新增加者也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朱镕基和胡锦涛，朱胡两人又在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当选连任。“清华帮”在最近两届政治局委员这第二层次权力核心中，也有不小实力。在中共十四届政治局中，除了朱镕基和胡锦涛，还有吴邦国（一九六七年无线电系，国务院副总理），王汉斌（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又又补进了第五名清华校友：黄菊（一九六三年电机系，上海市委书记）。而十五届政治局中，王汉斌虽然退下，又增加了吴官正（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山东省委书记），还是五名清华校友。
再往下一个层级：中央委员会，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共有二十九名清华校友，其中正式委员十八名，候补委员十一名。
十四大半年以后的八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清华校友再次大出锋头：有一人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六人出任国务院部长，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一九五八年入学），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一九五一年毕业），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七十年代担任清华副校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九五七年考入工程物理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一九五○年毕业于社会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一九四八年毕业于电机系）。
这次两会上，清华校友中还出了三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一九四九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系肄业、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李锡铭，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社会学家、民盟主席费孝通，和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主政广东多年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平，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光亚。
五年过去，到中共十五大、九届人大，清华校友的声势长盛不衰。政府领导成员中，清华校友人数或有减少，地位却更加显赫：朱镕基接过了“宰相”的大印，胡锦涛成为国家副主席；除他们之外，在比上届大为精简、总人数大为减少的内阁班子中，清华校友一人出任副总理（吴邦国），两人出任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公安部长贾春旺）。
12：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中国大陆作家李方比较说：北大人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
清华凭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二党校”？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
北京大学师生一向与清华有类似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耶鲁和哈佛那样的瑜亮情结，对炙手可热的清华人当然有话要说。先前就有北大人冷嘲热讽：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账。
有一种解释，将众多清华人执掌重权归功于清华治学务实、重视群体合作的校风。一位毕业于北大、目前在清大教书，对两校风格有切身体会的教授就认为，清华重团体，北大重个人；清华学生多务实，北大学生多浪漫；清华喜宁静，北大喜喧嚣。从政的清华人确实大抵都是从企业中脱颖而出走向官场，沿著“技术员—工程师—企业负责人—政府该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某级政府负责人”这样的轨迹升上去，从治厂，到治行业，再到治地方，最后进入治国的行列。但是对这种说法，在北大的网站上也有人反诘：这些清华人究竟有没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他们是否真是凭借其在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冒出？如果清华人真的务实，善于经营企业，为什么清华的校办企业办不过北大的校办企业？
清华办企业比北大早，八十年代中期就大张旗鼓地搞起来了，最早的就是“清华紫光”——有人讥讽说：这岂不是明显暗示自己所谓“中南海紫光阁”的“显赫背景”！不过清华紫光公司的发展并不那么出色，反倒是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偏于理论化的北京大学，搞出了全亚洲最大的校办企业、唯一进入中国电子工业十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十强、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其年产值居然占全国高校校办企业年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还多，相当于清华所有企业的产值总额的三倍多！
当然，校办企业的输赢，未必能做两所大学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优劣的判断依据，不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通过比较来把握清华人的精神特质和人生路向。中国大陆毕业于北大的散文作家李方，曾有一篇文章《北大与清华》，相当深刻地对比了两校学子的分野。他说：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著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清华人则在科学和自律的外表下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群体合作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像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
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这一段：“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以上引文均见《欲望元年——新人类的道德与出路》，李方著，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胡锦涛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上述论断中清华人的“下者”（可信赖的士兵）和“中者”（稳健的官吏），现在就看他是否能证实“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了。
●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如果说，校风熏陶与政坛明星成长的关系毕竟很抽象，看不见摸不著，那么更具体更切实的缘由，是清华的掌门人蒋南翔。
在清华先当学生后当校长的蒋南翔，对于“清华帮”的贡献，主要是两点：第一，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率先喊出“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著名口号，将一大批清华人培养、锻炼成坚定的革命者，后来担任中共高级职务。除最后升到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之外，还有曾任中共石油部长的康世恩，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棠，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等等。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著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继周恩来之后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干才，一九七二年曾以外交部长衔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大陆席位的那一次大会。
蒋南翔的第二点功劳，就是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如果说在中共开国功臣中，清华人虽然出众，人数却有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这位老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感情无比深厚，在临终弥留时，他对身旁的亲属说：“我一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我那笔小小的存款交给学校，作为学生奖学金吧。”
13：唯一能在中南海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蒋南翔用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打造“满清王朝”。胡锦涛正是这三条的受惠者。还有多少受惠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继蒋南翔之后，清华校长何东昌又出任教育部部长，后来教育部升格为国家教委之后，他担任副主任，掌握实权。他本人思想保守僵化，在“八九6.4”中更声名狼籍，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巩固“清华帮”的影响；何东昌下台后，清华又一任校长张孝文又调任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国家教委的另一位副主任滕藤，也是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年毕业生，后来也担任过清华副校长。
清华毕业的旅美学者迟延昆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何以最近二十年来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出身于清华：“我认为这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的结果。蒋南翔有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三大制度。因材施教是从分专业开始，选出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给他们加担子、创条件，使之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用蒋校长的话说：‘天才的头脑是肥沃的土壤’。可惜文革打断科研的部署，这一条没有可见的成果。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加了担子，开阔眼界，骄气无形之中消退了不少。大张旗鼓把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作为培养人才的一大渠道，我当时并不理解——清华总不是体育学院。但渐渐地明白了这些课外活动对于陶冶情操培养团队精神的重要。”
迟延昆特别强调第三条：“政治辅导员制度完全是蒋南翔的创造。即选拔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低年级的辅导员，实际上有点像中学的班主任，此外还包括团委、学生会的半脱产的主要干部。这些辅导员晚毕业一年，在作辅导员其间给一定的津贴。这一渠道明里说是‘双肩挑’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要培养懂业务的领导干部。……我所认识的政治辅导员除一人在加里福尼亚外，都从了政。”
胡锦涛正是蒋南翔这“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的受惠者。还有多少人是蒋南翔这三大法宝的受惠者？据清华校友会一位活跃人士告诉笔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目前并无资料显示胡锦涛在校期间与蒋南翔有任何直接的接触——胡锦涛听过校长的报告，蒋南翔看过校文工团的舞蹈节目，仅此而已。但是世事难料：在胡锦涛的政治生涯中，蒋南翔至少有过一次极其关键的提携，那已经是胡锦涛离开母校十四年、而蒋南翔也早已离开清华的后话了。
关于“清华帮”现象，海内外媒体都极感兴趣，有心人从省部级官员、从军队、政法、金融、外交、组织等各个领域，从“太子党”的观察角度，将清华人一一发掘出来，以说明清华帮是何等声势浩大。对于地方封疆大吏中清华校友成群占据要津，江泽民最有切身感受，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有五名是清华毕业生，除了当时的市长朱镕基和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之外，还有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副市长倪天增和蒋以任。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有一次到清华与师生座谈时脱口而出：“我们上海领导都成了‘清华帮’了。”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赶快又加上一句：“我是开玩笑。”
清华人自己对此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本书笔者在国内采访时，曾有一位清华人说：你知道“满清王朝”的说法吗？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歌，都得归功于清华人！确有其事。早年清华留美学生、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五十年代的教育部长，后改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他在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建国期间，提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为大会接受。在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时，又是由张奚若力荐，徐悲鸿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提议才获得通过。
在政坛清华帮中，有几位对于胡锦涛在政坛上的轨迹相当重要，值得多花一点篇幅来介绍。
首先是朱镕基。中共十二大时，他连代表都没当上；中共十三大时，他仅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中共十四大，他一大步跨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十五大上，他当上总理。
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朱镕基，于一九四七年即十九岁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比胡锦涛要早十二年，后担任过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几乎与中共建国同时，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成为中共员。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基层，文革中又受到冲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才算告别厄运。朱镕基与清华母校关系非常密切，自打一九八四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他就兼任该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每学期都要听取该院工作汇报，并亲自带过四名博士生，即使在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一直没有中断；到他进了中央当了总理，也仍然坚持亲自培养从事经济管理人才。朱镕基很少题词，但是该院新教学楼大理石墙上，凸嵌著六个颇具魏碑功力的大字“经济管理学院”，就是他的手迹，却并无署名。朱镕基多次扬言，“我退休后要到清华教书”。然而二○○一年六月七日，就在退休之日已经遥遥在望之时，他突然去清华发表告别演说，宣布辞去兼职十七年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演说中充满伤感：“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几乎是同时，六月下旬，他把自己重游湖南老家的诗作交给《中华诗词》杂志发表，还特意附上该诗手迹的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是写在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笺上的。是什么促使他作出了辞职、“永远也不来了”的决定，同时又毫不隐晦地宣布“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著意要通过手迹照片强调自己与清华的关系？他留下一个谜，又留下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线索让大家来猜谜。江泽民是肯定知道谜底的，而胡锦涛也知道谜底。
14：影响胡锦涛仕途的清华人
●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清华人是宋平。他担任甘肃省一把手和进入最高决策层主管组织人事的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另一位对胡锦涛青云直上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
清华人中要论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自然是宋平。他与姚依林一样，是中共老一辈中官当得最大的清华人。宋平比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的姚依林低一届。与胡锦涛夫妇的一个共同点是，宋平夫妇也双双出自清华，他夫人陈舜瑶比他更低一届。
一九三九年的清华毕业生宋平，在他得到清华大学毕业文凭的五十周年之际，成为与他的学兄姚依林一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共组织人事——这是一个最有实权的岗位。在他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和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另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胡锦涛的青云直上也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一般人看待胡启立与胡锦涛的关系，往往从共青团派系的传承关系上著眼，忽略了“清华帮”这一角度。胡启立并不是清华毕业生，他与清华的渊源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便也被列进“清华帮”的名单。胡启立虽然一度执掌重权，成为中央决策圈的五名常委之一并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在“六四”后受到贬黜，从决策圈里被赶了出来。后来又复出，担任了电子部副部长、部长。
胡锦涛的同辈校友中，在仕途上离得最近的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这位安徽同乡比胡锦涛晚了一脚进清华园，经历大同小异：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电真空器件专业，低年级时当过团支部书记、班长，三年级时加入中共，尔后也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系团委副书记。但毕业后，他没有像胡锦涛那样远离大城市，而是回到了上海，直到上调北京之前，再没有离开过上海。另一个与胡锦涛的不同点是，他在一家电子管厂先后任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和厂长，是从业务和行政这条线上晋升的，而不是从党务政工这条线。
黄菊，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算是胡锦涛的学兄。他也长期在上海市基层单位工作，在江泽民、朱镕基和吴邦国先后调升到中央之后，他任上海市委一把手，主管这个中国的最大城市。
吴官正，也是胡锦涛的学兄，清华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他长期在武汉附近的葛店化工厂从事技术、担任业务主管，一九七五年担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就此走上政坛，从武汉市长、江西省长、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进入十五届政治局。
还有一个汪恕诚，论权力级别远不能与上述几位校友相提并论，只是当今国务院水利部长，但是论与胡锦涛的关系，却比他们近得多——他是胡锦涛的同系同届的同窗。
他们因为专业不同，学业上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汪恕诚当年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作为学生干部，社会活动很多，与胡锦涛相当熟识。毕业后汪恕诚接著读研究生，与留校当政治辅导员兼搞一些科研的胡锦涛同在一个党支部，胡锦涛这时已经是正式党员，而汪恕诚则是预备党员，接触就更频繁。
汪恕诚后来被分配到第六工程局，与胡锦涛就天各一方了。他的仕途之路一度蹒跚难行，一九八二年当上第六工程局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晋升为正局级职务，工作岗位换了好几个，但是都不算提升。一九九三年八届人大国务院换届时，胡锦涛主持人事安排，汪恕诚由被撤消的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升为新的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成员。但是到九八年，国家机关进一步改革，电力工业部又被撤消，汪恕诚被安排屈居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但是那一年的“世纪洪灾”，给他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朱镕基认为“发生这么大的洪水，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水利主管部门总要对人民有个交代”，于是刚刚上任八个月的水利部长钮茂生黯然离职，去了河北，汪恕诚这才进了朱镕基内阁。
15：胡锦涛重视清华校友人脉
●胡锦涛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校友会通知活动，他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
胡锦涛在清华时，除了汪恕诚之外，认识其他这些政坛上的同辈人吗？与日后提携他的学长有过交往吗？目前无法证实。可以设想：清华大学举行团代会和学代会时，年轻的胡锦涛与吴官正、吴邦国、黄菊这些人，或许同为代表；但是很难认定他们相识，彼此提携呼应，更谈不上交情。胡锦涛并没有早早有意识地为从政而广结人脉，编织网络，为日后继承大统预作前期准备。他自己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官，年轻时作的是红色水利专家的梦”，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胡锦涛对清华这段岁月，却不可能不是刻骨铭心地牢记，因为他的生命近六分之一的“黄金时段”，他事业的蓝图，他爱情的梦，都是与清华园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六五年初夏，胡锦涛毕业了。作为又红又专、亦教亦学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被选中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同时参与一些科研工作。
他的恋人刘永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被分配到甘肃兰州附近的八盘峡，那里正在抓紧设计，筹备黄河上的又一座水电站破土动工。八盘峡水电站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工，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发电，一九八○年竣工，安装了五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十八万千瓦。
尽管胡锦涛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的政治功名心，或许更多地只是出于一种性格和习惯吧，他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由于他过人的记忆力，在交往中总能让对方感觉热诚和亲切。当他的职务不断提升之时，不难想象，他对许多细节的关注与铭记，更会让人惊喜和感动。入主团中央和成为一方诸侯了，同学打电话找他，只要他在，总是亲自接电话，为同学排忧解难；还说，有事若找不到他，“可找永清”。
有记者挖出他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的一段佳话：有一个星期天，他步行去拜访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清华老同学，不巧，这位同学不在家，只有他的岳父母在家。他便和二位老人“亲切地攀谈起来”。这位同学回家之后，根据岳父描绘来客的相貌衣著、言谈举止，断定是胡锦涛来过，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惊叹不已。
胡锦涛相当积极地通过校友会与校友联络，得到活动的通知，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他高升到中央，曾不无遗憾地说：“以后再想来参加大家的活动，就没这么自由了。”但是他还是在同学欢聚的不少场合露面——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是秘书、警卫、校方领导等等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地畅叙友情。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胡锦涛来到当年学习过的新水利馆三○三教室，与同年级学友共庆毕业三十周年，他们在校园内的近春楼前种下了一棵雪松。这棵象征著水利系一九五九级学子心愿的雪松葳蕤茂盛，树前的纪念石上刻有胡锦涛和全体学友的签名。在那次聚会中，著名水利专家、清华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张光斗院士来到会场，胡锦涛马上站起来，向张老鞠躬致意。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一九五九级八十多位校友又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欢庆入学四十周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多，胡锦涛和刘永清一起，在同级学友、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陪同下，也赶到八楼会议室，与大家共话同窗情谊。之所以在这里举行，是因为水科院院长高季章是清华水利系一九六九届校友，而副院长孔昭年，更是胡锦涛的同届校友。
16：清华给胡锦涛从政储备了丰富资源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胡锦涛亲切地叫著许多同学的名字，回忆当年与哪几位同学同住一间宿舍等各种往事。他还饱含感情地说：“在我们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我首先要谈到我们年级已经去世的十一位同学。他们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又说：“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长期奋斗在边远省区、在基层第一线的同学。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我永远学习。”
胡锦涛与同窗们侃侃而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后说：“我还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明后天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好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代表……”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午，他们家的“代表”刘永清又来参加了座谈、聚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胡锦涛、刘永清夫妇俩又来到清华园内新水楼，在楼前与校友合影后，参加了由当年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汪恕诚主持的座谈。
在几位校友发言后，胡锦涛也发了言。他说：我对母校建校九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借这个机会，向母校的教职员工、向所有的清华校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回顾四十二年前，我们还是处在青春年华时间，来到了美丽的清华园，在这里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正因为在清华六年的大学生活打下的基础，正因为在六年当中我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应给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我觉得，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清华校友当中既涌现出了一批治学大师，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治国兴业的人才。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为清华校友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应该为母校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
随后，他在校党委陈希副书记陪同下，与汪恕诚等一起步行走向新落成的体育中心，参加庆典，一路上与前来参加校庆的老校友和青年学生握手交谈。
胡锦涛参加类似活动不少，除了校一级活动有时见诸报端之外，系和年级的活动，媒体一般很少报导，因为胡锦涛不愿意曝光太多，他把这些活动定位在私人的范围。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毕竟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文革：清华生涯的句号
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的清华学子生涯将是十全十美：学业出众，入了党，认识了未来的妻子，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不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展现出一片绚烂辉煌的前景。
可惜，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毕业一年之后，胡锦涛赶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色龙卷风，清华大学一下成了旋涡的中心。
蒋南翔在风暴刚起时就首当其冲，被整了下去，校党委迅即瘫痪。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鉴于清华大学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之十分重视，有意将清华作为亲自抓的点，稳住被毛泽东在南方遥控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所冲乱的阵脚。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委派他在“四清”运动中活跃一时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开始是“看大字报”，两天后正式参加了派驻该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操纵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对不听部署的少数“反动学生”“枪打出头鸟”，逼出个绝食抗议的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闹得满城风雨。
毛泽东要打倒他视作“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清华园这一场斗争也就正好借题发挥。当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煽风点火，狠批刘少奇，蒯大富一下成了全国响当当的造反英雄，手眼通天的文革闯将，拉起了“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又发起创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领取了张春桥传达的旨意之后，带著队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遍全城，一时炙手可热。
●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在游行行列中一面甩臂抬腿踏著正步，一面与左右的队友一起向右行注目礼
胡锦涛被清华水利工程系党组织“培养”了四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四月，即五四青年节之前，虚岁二十二的大学五年级学生胡锦涛，被党支部大会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发展党员，首先要看的就是此人在政治“大风大浪中”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无疑，胡锦涛在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审查中，被认为“符合党员标准”，即做到了这一条。他究竟只是人云亦云地跟随党中央的口号，还是在自己的学习、工作中有了具体的创造发挥，使党支部乃至系领导另眼相看？此点，留待今后继续发掘材料。
成为中共党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要紧跟中共各级组织的部署，“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胡锦涛一九五九年夏末进入清华，没有赶上狠批白专道路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但他赶上了“反右倾”，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三年，
中共走出低谷，开始在全国城乡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赶上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震天价响，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大论战也已拉开战幕……这一切，要求入党的胡锦涛都赶上了。
他还赶上了亲眼见到毛泽东。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那天上午；地点：北京天安门广场。
胡锦涛进清华没多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但他是初来乍到的新生，没有来得及参与筹备庆祝活动，除了在星期天坐车进城去瞻望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竣工的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在内的“十大建筑”，就只能满怀羡慕地听著高年级同学兴奋地讲他们游行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红旗如海，欢呼如潮。最令他神往的，当然是他们见到了心目中放射万丈光芒的红太阳。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五年后，他总算赶上了这样的机会：清华大学抽调一千名学生，十月一日那天参加首都各界大游行。胡锦涛也被选上了。
在中共预备党员胡锦涛看来，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锻炼。为期一个月的训练中，他和同伴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列队走步：每步七十五厘米，每分钟七十三步，从早练到晚，练得腿似铅、汗如雨。
终于到了国庆节那一天。凌晨一点，胡锦涛和同伴们就披著夜色起床，人人穿上白衬衣蓝长裤，整队集合。来到天安门附近游行出发地点时，才晨光熹微，秋寒料峭。不过，他们既不觉得苦，也没感到冷，胸臆间火热的激情在奔突鼓荡，憧憬著即将到来的一瞬。
确实只是一瞬。游行开始，清华的方队按照预定的顺序行进。随著“正步—走！”一声口令，胡锦涛和同学们甩手抬腿，踏著整齐划一的正步通过了天安门。《星岛日报》报导胡锦涛当年的一个同学回忆他“偷看毛主席”说：“胡锦涛禁不
住抬眼看了一眼在遥远的城楼上挥手的毛主席……虽然只是看了一眼，胡锦涛表现得非常激动。”这位同学回忆的这个细节并不太准确，胡锦涛并不是“偷看”了一眼。当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下时，所有的人都按要求一律向右上方行注目礼，胡锦涛抓住时机紧紧凝视，要把“人民大救星”的形象牢牢地铭刻在脑海里——虽然他未必真认准了在高高的城楼上，到底哪一个是毛泽东。
这个十月，胡锦涛还有另一个难忘的经历。周恩来亲自过问，首都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国庆献礼，清华大学选派了一百名学生参加合唱队，其中又有胡锦涛。十月十六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观看了，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据称周恩来当场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晚清华校园到处是振臂欢呼的人潮，胡锦涛也兴奋地指挥同学们高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响彻星空。
胡锦涛被安排担任了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在中国大陆的高等学府，安排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可以一举三得：公家不必发工资，就得到了表现积极、听话的大批义工助手，去控制和引导低年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这些亦教亦学的政治辅导员，感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和培养，更加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同时得到了机会去锻炼才干、提高政治水平甚至平步青云；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讲，与高年级学生担任的政治辅导员相处，因为彼此都是学生，处境接近，彼此更能理解沟通。
在没有大的政治风浪的年月里，担任政治辅导员，风险不大，只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作“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有心从政者来讲，固然会从这一工作中积累政治资源、增长工作经验；对于无心从政，只想在专业上发展的人来讲，则只会将之看成负担。但是话说回来，“组织上”对于学生政治辅导员也是给以回报的：那就是在其毕业分配时给以优先权：将之安插到最有利于发展的岗位——例如，他们能分到在最吃香的国家科研机关，或者留校任教，而这些岗位，本是许多更具有科研实力的同班同学觊觎的目标。
胡锦涛在学业上像一块海绵不断吸取，在政治上不断成熟，在不知不觉之间，踏上了将来在政坛飞黄腾达的第一级台阶。
10：结识了《光明日报》前总编辑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位，非刘永清莫属。周末他常常随小刘到她舅舅、《光明日报》前总编辑常芝青家去，常芝青从政治上点拨胡锦涛，他对他的首肯，是他们确定爱情关系的一颗很重的砝码
在清华园，胡锦涛结识了很多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非他未来的妻子刘永清莫属。
胡锦涛何以最终赢得了刘永清的芳心？
当时清华女生不多，全体女生都住在两栋学生宿舍楼。刘永清的女生宿舍离胡锦涛的宿舍不到二十米。胡锦涛要想与刘永清交往，是有地利之便；不过，这“近水楼台想得月”者没有上百也有几十，水利工程系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达到十几比一，可想而知女生怎样被追求者包围和争夺了。
胡锦涛是班上年龄最小的男生，刘永清则是班上最年轻的女生。刘永清个子不算高，皮肤白皙，相貌秀气，性格文静，在水利工程系是男生们争相呵护的小妹妹。她为什么来到这个一贯是男人天下的水利工程系？并不太好解释。她是从北京考入清华的，父亲是副局级干部，不过，当时她父亲似乎并不在北京任职，因为她经常在她母亲的哥哥、前《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的家里度周末。五十年代末期的一个副局级干部，在外地就算不低了，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到了北京往往就没人买帐——也就像后来那句笑话所说，“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还有人讥讽说：北京的“部长一会堂，局长一走廊，处长一操场”。或许，这是刘永清虽然进了这个名牌学府，却只能进冷门专业的因素之一吧。
但不管怎么说，刘永清是干部子女，胡锦涛家庭成分却是小业主，中间有一定政治等级的差距。这个等级是如何被胡锦涛跨越的？
有些港台海外媒体猜测说，因为胡锦涛是舞会上的“白马王子”。胡锦涛会跳舞也喜欢跳舞，这不假。在六十年代初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迫使中共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文化生活也有所松动，从“反右”的朔风严霜中慢慢回暖。清华到了周末也常常举行舞会，让年轻人释放青春的能量。胡锦涛是舞会上的活跃分子，快三、慢四，翩翩穿旋，他往往会邀请坐在角落里不大吭声的刘永清。
但如果认为胡锦涛是因能歌善舞打动了刘永清，就未免太看轻了他和她了。报考进了水利工程系的少男少女，怎么会仅仅被舞步吸引住呢。
胡锦涛虽是学工，却爱好阅读文艺作品，常常到图书馆去借小说看：《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看了又推荐给刘永清。借书，还书，读书，谈书……成为两颗年轻的心交流的重要内容。他们慢慢走得越来越近了，行动越来越公开。
有理由相信，刘永清的舅舅常芝青的看法，对于他们确定爱情关系，是一颗很重的砝码。外甥女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自己的妹妹、妹夫把女儿托付给自己关照，她的终身大事，他能不闻不问吗？胡锦涛在北京没有别的亲戚，他与刘永清交往后，随著刘永清到常家去玩，后来走动越来越勤，常家简直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那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度过，但是校园生活毕竟还是清苦，不仅学校食堂没有油水，当学生的也囊中羞涩，于是周末两个年轻人来了，常家总要为他们特别做几个好菜端上餐桌补一补。
那时五十来岁的常芝青，在中共新闻战线上可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山西交城人。193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西北《抗战日报》总编辑，《晋绥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通讯社晋绥总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社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胡锦涛随刘永清到他家度周末那段时节，他已经不当这个总编辑了，去管几家财贸报刊。
说起他不当《光明日报》总编辑，牵涉中共高层当时的一场为期甚短就夭折了的探索。他的这个职务，是被后来闻名天下的“大右派”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创刊于中共建政前夕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最初由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题词为：“光明之路”，朱德题词是：“民主光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读者对象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但是领导权掌握在中共手里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共最高层觉得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了几年，可以放放手了，不妨推进一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舆论界作出点“民主”样子，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中国民主同盟。便要撤出担任总编辑在这里镇守的中共老革命常芝青。中宣部副部长姚溱曾去找过老报人徐铸成，希望他接替主持《光明日报》，徐铸成没有答应。后来几经周折权衡，储安平被选中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走马上任。不料，他刚当了两个多月总编辑，椅子都没有坐热，毛泽东“阳谋”大展，储安平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因放言“党天下”而被中共反手一掌打成了“右派”。他过去办《观察》杂志的历史也被翻出来寻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思想根源，据学者谢泳的研究，论对《观察》的详细批判，要数《“从联合政府”驳储安平》《从储安平——〈观察〉看民主的个人主义新闻观点》两篇长文，而这两篇长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储安平接替的《光明日报》的前总编辑常芝青。
常芝青无疑是党性坚强的中共新闻老兵，胡锦涛认识他的时候，他虽然不会对这个后生小子谈什么高层机密，但是从政治上加以考察和点拨，却是他乐此不疲的——毛泽东那时已经向全党提出了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并提出了五个条件了么。关于知识分子应加强思想改造，关于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经验教训，他都会对两个年轻人诲人不倦，在给他们加餐补充营养的同时，给他们精神食粮。
小业主家庭出身、亲友都是城市中底层民众的胡锦涛，对常芝青这样能直接聆听中共最高层指示的高级干部的话，充满敬畏地遵从。而常芝青对这个来自南方的小伙子一定也是满意的，并且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刘永清的家长。
11：中国政坛上的“理盛文衰”
●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政坛明星。而清华大学校友中，更连续不断地涌现高官，从五十年代以来，有三百多人在权力结构的阶梯上攀登到副部级以上
追踪胡锦涛的人生轨迹，写到清华求学这一段，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坛上的“清华帮”现象。
清华人津津乐道几个官方发布的数字：一个是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四百零一位曾是清华的教师或学生；另一个就是五十年代以来，清华大学共为中国贡献了三百多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谈到清华出政坛精英，首先要指出：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比文科大学出了更多的官场明星——这是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现象。统计文革中和文革后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官员，会发现：科技背景的人才比人文背景的人才晋升得更快、更多。虽然近年来有了更多法律、经济、管理专业出身的官员，使这一比例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在中共现任省部级以上干部中，仍然还是理工科背景的官员占了压倒优势。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当然还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激烈战场，人文学科、意识形态领域，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被视为“重灾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人们特别容易犯“错误”，于是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惨重的摧残——其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些人因为所研究的课题或者所得出的成果，被扣上“资产阶级立场” “修正主义观点”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更骇人听闻的帽子，受到了批判和清算。其二，“杀鸡儆猴”，即使没有受到批判和清算的人，也往往胆颤心惊，于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创造能力、研究能力都遭到压抑，萎缩不振；或者尽量钻进书斋，选取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较小的、更远离人间烟火的课题来钻研。
此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翻过来倒过去地整人，差不多人人被人整，也人人整过人，都成了“老运动员”，恩恩怨怨也就积攒得更多更深。到了要确定提拔对象时，往往一个“乾净”的人、一个没有“民愤”的人也找不出来了！
科技背景的人比人文背景的人在政坛上冒升得更快，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中共建政之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教条主义盛行，很难说是进入了真正的科学的层面，使社会工作者沦为“政治的奴仆”，在民众中威信扫地；倒是科技工作者，因为离政治稍远，受到的干扰相对较少，而且毕竟所从事的工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按照辩证法办事，不然就会遭到自然规律的即刻报复和惩罚，于是相对而言，学理工科的人具有了更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掌握了更多一点的科学方法论——我们说的仅仅是“更多一点”——这使他们在政坛上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整个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迎来“科学的春天”之后，科技背景的人就更是行情暴涨。
●“清华帮”结起关系网
即便有上述大背景，还是得承认：在中国数千所高等院校中，还没有哪一所像清华大学那样，连续不断地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政坛高官。从中央最高决策层，到各部委、各省市的领导岗位，清华学子纷纷出镜。在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六名常委中，就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姚依林（一九三四年历史系）和宋平（一九三五年化学系）；而在中共十四大上，他们两人年老退下，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新增加者也有两名是清华的毕业生：朱镕基和胡锦涛，朱胡两人又在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当选连任。“清华帮”在最近两届政治局委员这第二层次权力核心中，也有不小实力。在中共十四届政治局中，除了朱镕基和胡锦涛，还有吴邦国（一九六七年无线电系，国务院副总理），王汉斌（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又又补进了第五名清华校友：黄菊（一九六三年电机系，上海市委书记）。而十五届政治局中，王汉斌虽然退下，又增加了吴官正（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山东省委书记），还是五名清华校友。
再往下一个层级：中央委员会，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共有二十九名清华校友，其中正式委员十八名，候补委员十一名。
十四大半年以后的八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清华校友再次大出锋头：有一人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六人出任国务院部长，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长贾春旺（一九五八年入学），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一九五一年毕业），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七十年代担任清华副校长），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一九五七年考入工程物理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一九五○年毕业于社会系），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一九四八年毕业于电机系）。
这次两会上，清华校友中还出了三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是：一九四九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土木系肄业、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李锡铭，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社会学家、民盟主席费孝通，和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主政广东多年的叶剑英之子叶选平，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中国科协主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光亚。
五年过去，到中共十五大、九届人大，清华校友的声势长盛不衰。政府领导成员中，清华校友人数或有减少，地位却更加显赫：朱镕基接过了“宰相”的大印，胡锦涛成为国家副主席；除他们之外，在比上届大为精简、总人数大为减少的内阁班子中，清华校友一人出任副总理（吴邦国），两人出任部长（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公安部长贾春旺）。
12：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中国大陆作家李方比较说：北大人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
清华凭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二党校”？为什么这么多清华人能够在政治阶梯上飞黄腾达？
北京大学师生一向与清华有类似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美国的耶鲁和哈佛那样的瑜亮情结，对炙手可热的清华人当然有话要说。先前就有北大人冷嘲热讽：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账。
有一种解释，将众多清华人执掌重权归功于清华治学务实、重视群体合作的校风。一位毕业于北大、目前在清大教书，对两校风格有切身体会的教授就认为，清华重团体，北大重个人；清华学生多务实，北大学生多浪漫；清华喜宁静，北大喜喧嚣。从政的清华人确实大抵都是从企业中脱颖而出走向官场，沿著“技术员—工程师—企业负责人—政府该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某级政府负责人”这样的轨迹升上去，从治厂，到治行业，再到治地方，最后进入治国的行列。但是对这种说法，在北大的网站上也有人反诘：这些清华人究竟有没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才能？他们是否真是凭借其在企业的真实业绩而冒出？如果清华人真的务实，善于经营企业，为什么清华的校办企业办不过北大的校办企业？
清华办企业比北大早，八十年代中期就大张旗鼓地搞起来了，最早的就是“清华紫光”——有人讥讽说：这岂不是明显暗示自己所谓“中南海紫光阁”的“显赫背景”！不过清华紫光公司的发展并不那么出色，反倒是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偏于理论化的北京大学，搞出了全亚洲最大的校办企业、唯一进入中国电子工业十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十强、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其年产值居然占全国高校校办企业年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还多，相当于清华所有企业的产值总额的三倍多！
当然，校办企业的输赢，未必能做两所大学培养的人才的素质优劣的判断依据，不如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通过比较来把握清华人的精神特质和人生路向。中国大陆毕业于北大的散文作家李方，曾有一篇文章《北大与清华》，相当深刻地对比了两校学子的分野。他说：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著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清华人则在科学和自律的外表下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群体合作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像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
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这一段：“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以上引文均见《欲望元年——新人类的道德与出路》，李方著，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胡锦涛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上述论断中清华人的“下者”（可信赖的士兵）和“中者”（稳健的官吏），现在就看他是否能证实“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了。
●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如果说，校风熏陶与政坛明星成长的关系毕竟很抽象，看不见摸不著，那么更具体更切实的缘由，是清华的掌门人蒋南翔。
在清华先当学生后当校长的蒋南翔，对于“清华帮”的贡献，主要是两点：第一，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清华大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率先喊出“中国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著名口号，将一大批清华人培养、锻炼成坚定的革命者，后来担任中共高级职务。除最后升到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和宋平之外，还有曾任中共石油部长的康世恩，曾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荣高棠，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等等。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著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继周恩来之后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干才，一九七二年曾以外交部长衔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大陆席位的那一次大会。
蒋南翔的第二点功劳，就是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如果说在中共开国功臣中，清华人虽然出众，人数却有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这位老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感情无比深厚，在临终弥留时，他对身旁的亲属说：“我一生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把我那笔小小的存款交给学校，作为学生奖学金吧。”
13：唯一能在中南海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蒋南翔用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打造“满清王朝”。胡锦涛正是这三条的受惠者。还有多少受惠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继蒋南翔之后，清华校长何东昌又出任教育部部长，后来教育部升格为国家教委之后，他担任副主任，掌握实权。他本人思想保守僵化，在“八九6.4”中更声名狼籍，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巩固“清华帮”的影响；何东昌下台后，清华又一任校长张孝文又调任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国家教委的另一位副主任滕藤，也是清华大学一九五一年毕业生，后来也担任过清华副校长。
清华毕业的旅美学者迟延昆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何以最近二十年来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出身于清华：“我认为这主要是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的结果。蒋南翔有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因材施教、文体社团、政治辅导员三大制度。因材施教是从分专业开始，选出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给他们加担子、创条件，使之在学业上更上一层楼。用蒋校长的话说：‘天才的头脑是肥沃的土壤’。可惜文革打断科研的部署，这一条没有可见的成果。但至少有一个好处：加了担子，开阔眼界，骄气无形之中消退了不少。大张旗鼓把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作为培养人才的一大渠道，我当时并不理解——清华总不是体育学院。但渐渐地明白了这些课外活动对于陶冶情操培养团队精神的重要。”
迟延昆特别强调第三条：“政治辅导员制度完全是蒋南翔的创造。即选拔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低年级的辅导员，实际上有点像中学的班主任，此外还包括团委、学生会的半脱产的主要干部。这些辅导员晚毕业一年，在作辅导员其间给一定的津贴。这一渠道明里说是‘双肩挑’的集中表现，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要培养懂业务的领导干部。……我所认识的政治辅导员除一人在加里福尼亚外，都从了政。”
胡锦涛正是蒋南翔这“三个培养人才的法宝”的受惠者。还有多少人是蒋南翔这三大法宝的受惠者？据清华校友会一位活跃人士告诉笔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目前并无资料显示胡锦涛在校期间与蒋南翔有任何直接的接触——胡锦涛听过校长的报告，蒋南翔看过校文工团的舞蹈节目，仅此而已。但是世事难料：在胡锦涛的政治生涯中，蒋南翔至少有过一次极其关键的提携，那已经是胡锦涛离开母校十四年、而蒋南翔也早已离开清华的后话了。
关于“清华帮”现象，海内外媒体都极感兴趣，有心人从省部级官员、从军队、政法、金融、外交、组织等各个领域，从“太子党”的观察角度，将清华人一一发掘出来，以说明清华帮是何等声势浩大。对于地方封疆大吏中清华校友成群占据要津，江泽民最有切身感受，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党政主要领导中，至少有五名是清华毕业生，除了当时的市长朱镕基和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之外，还有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黄菊，副市长倪天增和蒋以任。江泽民当上总书记之后，有一次到清华与师生座谈时脱口而出：“我们上海领导都成了‘清华帮’了。”似乎意识到什么，他赶快又加上一句：“我是开玩笑。”
清华人自己对此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本书笔者在国内采访时，曾有一位清华人说：你知道“满清王朝”的说法吗？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歌，都得归功于清华人！确有其事。早年清华留美学生、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五十年代的教育部长，后改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他在全国政协会议筹备建国期间，提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为大会接受。在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时，又是由张奚若力荐，徐悲鸿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提议才获得通过。
在政坛清华帮中，有几位对于胡锦涛在政坛上的轨迹相当重要，值得多花一点篇幅来介绍。
首先是朱镕基。中共十二大时，他连代表都没当上；中共十三大时，他仅为候补中央委员；而中共十四大，他一大步跨入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十五大上，他当上总理。
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朱镕基，于一九四七年即十九岁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比胡锦涛要早十二年，后担任过清华学生自治会主席。几乎与中共建国同时，一九四九年十月，他成为中共员。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基层，文革中又受到冲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才算告别厄运。朱镕基与清华母校关系非常密切，自打一九八四年清华大学成立经济管理学院，他就兼任该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每学期都要听取该院工作汇报，并亲自带过四名博士生，即使在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一直没有中断；到他进了中央当了总理，也仍然坚持亲自培养从事经济管理人才。朱镕基很少题词，但是该院新教学楼大理石墙上，凸嵌著六个颇具魏碑功力的大字“经济管理学院”，就是他的手迹，却并无署名。朱镕基多次扬言，“我退休后要到清华教书”。然而二○○一年六月七日，就在退休之日已经遥遥在望之时，他突然去清华发表告别演说，宣布辞去兼职十七年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演说中充满伤感：“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几乎是同时，六月下旬，他把自己重游湖南老家的诗作交给《中华诗词》杂志发表，还特意附上该诗手迹的照片。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是写在印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信笺上的。是什么促使他作出了辞职、“永远也不来了”的决定，同时又毫不隐晦地宣布“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著意要通过手迹照片强调自己与清华的关系？他留下一个谜，又留下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线索让大家来猜谜。江泽民是肯定知道谜底的，而胡锦涛也知道谜底。
14：影响胡锦涛仕途的清华人
●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清华人是宋平。他担任甘肃省一把手和进入最高决策层主管组织人事的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另一位对胡锦涛青云直上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
清华人中要论对胡锦涛拔擢最力的，自然是宋平。他与姚依林一样，是中共老一辈中官当得最大的清华人。宋平比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的姚依林低一届。与胡锦涛夫妇的一个共同点是，宋平夫妇也双双出自清华，他夫人陈舜瑶比他更低一届。
一九三九年的清华毕业生宋平，在他得到清华大学毕业文凭的五十周年之际，成为与他的学兄姚依林一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共组织人事——这是一个最有实权的岗位。在他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和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另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胡锦涛的青云直上也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一般人看待胡启立与胡锦涛的关系，往往从共青团派系的传承关系上著眼，忽略了“清华帮”这一角度。胡启立并不是清华毕业生，他与清华的渊源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便也被列进“清华帮”的名单。胡启立虽然一度执掌重权，成为中央决策圈的五名常委之一并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在“六四”后受到贬黜，从决策圈里被赶了出来。后来又复出，担任了电子部副部长、部长。
胡锦涛的同辈校友中，在仕途上离得最近的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这位安徽同乡比胡锦涛晚了一脚进清华园，经历大同小异：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电真空器件专业，低年级时当过团支部书记、班长，三年级时加入中共，尔后也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系团委副书记。但毕业后，他没有像胡锦涛那样远离大城市，而是回到了上海，直到上调北京之前，再没有离开过上海。另一个与胡锦涛的不同点是，他在一家电子管厂先后任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和厂长，是从业务和行政这条线上晋升的，而不是从党务政工这条线。
黄菊，一九六二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算是胡锦涛的学兄。他也长期在上海市基层单位工作，在江泽民、朱镕基和吴邦国先后调升到中央之后，他任上海市委一把手，主管这个中国的最大城市。
吴官正，也是胡锦涛的学兄，清华一九六五年动力系本科，一九六八年动力系研究生。他长期在武汉附近的葛店化工厂从事技术、担任业务主管，一九七五年担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就此走上政坛，从武汉市长、江西省长、省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进入十五届政治局。
还有一个汪恕诚，论权力级别远不能与上述几位校友相提并论，只是当今国务院水利部长，但是论与胡锦涛的关系，却比他们近得多——他是胡锦涛的同系同届的同窗。
他们因为专业不同，学业上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是汪恕诚当年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作为学生干部，社会活动很多，与胡锦涛相当熟识。毕业后汪恕诚接著读研究生，与留校当政治辅导员兼搞一些科研的胡锦涛同在一个党支部，胡锦涛这时已经是正式党员，而汪恕诚则是预备党员，接触就更频繁。
汪恕诚后来被分配到第六工程局，与胡锦涛就天各一方了。他的仕途之路一度蹒跚难行，一九八二年当上第六工程局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七年晋升为正局级职务，工作岗位换了好几个，但是都不算提升。一九九三年八届人大国务院换届时，胡锦涛主持人事安排，汪恕诚由被撤消的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升为新的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成员。但是到九八年，国家机关进一步改革，电力工业部又被撤消，汪恕诚被安排屈居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但是那一年的“世纪洪灾”，给他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朱镕基认为“发生这么大的洪水，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水利主管部门总要对人民有个交代”，于是刚刚上任八个月的水利部长钮茂生黯然离职，去了河北，汪恕诚这才进了朱镕基内阁。
15：胡锦涛重视清华校友人脉
●胡锦涛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校友会通知活动，他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
胡锦涛在清华时，除了汪恕诚之外，认识其他这些政坛上的同辈人吗？与日后提携他的学长有过交往吗？目前无法证实。可以设想：清华大学举行团代会和学代会时，年轻的胡锦涛与吴官正、吴邦国、黄菊这些人，或许同为代表；但是很难认定他们相识，彼此提携呼应，更谈不上交情。胡锦涛并没有早早有意识地为从政而广结人脉，编织网络，为日后继承大统预作前期准备。他自己说“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官，年轻时作的是红色水利专家的梦”，大体上是可信的。
然而，胡锦涛对清华这段岁月，却不可能不是刻骨铭心地牢记，因为他的生命近六分之一的“黄金时段”，他事业的蓝图，他爱情的梦，都是与清华园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六五年初夏，胡锦涛毕业了。作为又红又专、亦教亦学的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被选中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同时参与一些科研工作。
他的恋人刘永清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被分配到甘肃兰州附近的八盘峡，那里正在抓紧设计，筹备黄河上的又一座水电站破土动工。八盘峡水电站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正式开工，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发电，一九八○年竣工，安装了五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十八万千瓦。
尽管胡锦涛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的政治功名心，或许更多地只是出于一种性格和习惯吧，他与师长和同窗保持联络，时常嘘寒问暖。由于他过人的记忆力，在交往中总能让对方感觉热诚和亲切。当他的职务不断提升之时，不难想象，他对许多细节的关注与铭记，更会让人惊喜和感动。入主团中央和成为一方诸侯了，同学打电话找他，只要他在，总是亲自接电话，为同学排忧解难；还说，有事若找不到他，“可找永清”。
有记者挖出他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时的一段佳话：有一个星期天，他步行去拜访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清华老同学，不巧，这位同学不在家，只有他的岳父母在家。他便和二位老人“亲切地攀谈起来”。这位同学回家之后，根据岳父描绘来客的相貌衣著、言谈举止，断定是胡锦涛来过，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惊叹不已。
胡锦涛相当积极地通过校友会与校友联络，得到活动的通知，总是尽量抽时间出席。他高升到中央，曾不无遗憾地说：“以后再想来参加大家的活动，就没这么自由了。”但是他还是在同学欢聚的不少场合露面——尽管以他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再怎么轻车简从，也必然是秘书、警卫、校方领导等等前呼后拥，难以与大家无拘无束地畅叙友情。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胡锦涛来到当年学习过的新水利馆三○三教室，与同年级学友共庆毕业三十周年，他们在校园内的近春楼前种下了一棵雪松。这棵象征著水利系一九五九级学子心愿的雪松葳蕤茂盛，树前的纪念石上刻有胡锦涛和全体学友的签名。在那次聚会中，著名水利专家、清华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张光斗院士来到会场，胡锦涛马上站起来，向张老鞠躬致意。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一九五九级八十多位校友又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欢庆入学四十周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多，胡锦涛和刘永清一起，在同级学友、水利部部长汪恕诚陪同下，也赶到八楼会议室，与大家共话同窗情谊。之所以在这里举行，是因为水科院院长高季章是清华水利系一九六九届校友，而副院长孔昭年，更是胡锦涛的同届校友。
16：清华给胡锦涛从政储备了丰富资源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胡锦涛亲切地叫著许多同学的名字，回忆当年与哪几位同学同住一间宿舍等各种往事。他还饱含感情地说：“在我们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我首先要谈到我们年级已经去世的十一位同学。他们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又说：“我还要特别提到那些长期奋斗在边远省区、在基层第一线的同学。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使我非常敬佩，值得我永远学习。”
胡锦涛与同窗们侃侃而谈了近两个小时，最后说：“我还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为明后天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好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代表……”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午，他们家的“代表”刘永清又来参加了座谈、聚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是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胡锦涛、刘永清夫妇俩又来到清华园内新水楼，在楼前与校友合影后，参加了由当年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汪恕诚主持的座谈。
在几位校友发言后，胡锦涛也发了言。他说：我对母校建校九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借这个机会，向母校的教职员工、向所有的清华校友表示衷心的问候。回顾四十二年前，我们还是处在青春年华时间，来到了美丽的清华园，在这里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正因为在清华六年的大学生活打下的基础，正因为在六年当中我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应给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我觉得，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清华校友当中既涌现出了一批治学大师，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治国兴业的人才。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为清华校友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也应该为母校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
随后，他在校党委陈希副书记陪同下，与汪恕诚等一起步行走向新落成的体育中心，参加庆典，一路上与前来参加校庆的老校友和青年学生握手交谈。
胡锦涛参加类似活动不少，除了校一级活动有时见诸报端之外，系和年级的活动，媒体一般很少报导，因为胡锦涛不愿意曝光太多，他把这些活动定位在私人的范围。
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毕竟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文革：清华生涯的句号
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的清华学子生涯将是十全十美：学业出众，入了党，认识了未来的妻子，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不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展现出一片绚烂辉煌的前景。
可惜，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毕业一年之后，胡锦涛赶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黑色龙卷风，清华大学一下成了旋涡的中心。
蒋南翔在风暴刚起时就首当其冲，被整了下去，校党委迅即瘫痪。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鉴于清华大学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之十分重视，有意将清华作为亲自抓的点，稳住被毛泽东在南方遥控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所冲乱的阵脚。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委派他在“四清”运动中活跃一时的夫人王光美到清华，开始是“看大字报”，两天后正式参加了派驻该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操纵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对不听部署的少数“反动学生”“枪打出头鸟”，逼出个绝食抗议的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闹得满城风雨。
毛泽东要打倒他视作“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清华园这一场斗争也就正好借题发挥。当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煽风点火，狠批刘少奇，蒯大富一下成了全国响当当的造反英雄，手眼通天的文革闯将，拉起了“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的造反派组织，后来又发起创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领取了张春桥传达的旨意之后，带著队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集会，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遍全城，一时炙手可热。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