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 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 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 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 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 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 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 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 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 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 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 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 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 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 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 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 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 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 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 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 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 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 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 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 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 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 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 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 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 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 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 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 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 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 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 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 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 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 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 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 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 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 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 “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 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 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 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 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 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 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 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 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 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 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 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 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