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
中共抢占西藏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先后在西藏领土上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自治乡”等。并列入中共《宪法》以便在国内外进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构给予自治权利”。1、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等自治机构，按宪法第三条第十五款规定，行使地方的国家机构之职权”。2、然而在中共统治下，所谓的国家宪法只是作为宣传工具而已，主宰国家的是“党的政策”而已。实际上，“党的政策”就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法律。所谓的“党的政策”由中共中央制定。确切地讲，当时就是由毛泽东一人决定，毛泽东的一切言论都作为“最高指示”而凌驾于宪法之上。
以“自治州”为例，中共虽宣称其最高权利机构为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事实上，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先要由自治州中共党委通过，然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而凡是由党委通过批准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只有服从而没有否决权。然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党委都可以随意否决，这久做“共产党的无限领导权利”。
以所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地区和卓尼地区等为例，从1949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内，中共党委书记有朱夏福、谢占儒、张建刚、孙德生、冯伊、贾树德（均为音译）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藏人问津此职。当时中共党委的常委中仅有一两个藏人来装饰门面，该州中共党委书记直接由上级甘肃省委任命，“自治州”党委没有任何权利，其党委机构的重要职能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的部长都是中国人。不仅如此，所谓自治州的州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任，形式上虽投票选举；实质上，在选举前其“人选”已由中共党委做出决定；选举时代表门只能按中共党委列出的州长或人大主任的名单进行投票，如投票者非中共 决定的人选是无效的。
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该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情况，有自行制定自治法规和执行法规的权利”。③ 其实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谁也没有这个权利，既是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文件，也是经中共党委审议，修改至符合他们意愿之后，才通过“人民代表”讨论的形式公布于众。
中共所提的“民主”不过是欺世谎言。例如：不管开什么会议，其会议内容除了如何执行党委决定而外，不允许发表修改或不同意见，对按照中共意愿行事的人，则称赞其为“党的话的人”、“先进分子”等等，假若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有不同于中共的言论，或稍有反对言论，则会扣上“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予以打击，这是中共一贯使用的伎俩，现在依然如故。中共称发表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谎言。中共对各种意见的内容以统一整理为名，从中挑出符合他们观点的言论。东拼西凑，予以修改成册，然后称之为“人民的意愿”通过中共自己控制着的广博电视、报纸等“党的喉舌”广为宣传欺骗世人。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的一律置之不理，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民主”的实质。
虽然中共的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要使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所规定该地区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或几种语言。”4、但是，事实上在所谓“甘南州”的各级单位则使用中文而非藏文。从1990年开始，稍微使用藏文的仅有各“民族学校”、卫生学校的藏医学班、藏医学研究所、“甘南报”藏文编辑部、甘南州编译局等五六个单位；除此之外的所有单位一律单位一律使用中文。各商店、旅社、饭店、以及到处都有中国移民。本地区的藏族农牧民如来所谓甘南州首府所在地“羧”（合作镇）则好像来到中国的一个一个城市。作为名义上的“自治州”，其唯一的标语是各单位门牌是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这也由于藏人的强烈要求下实行的。现在依然如故，自治州所属各单位、各县级机关、文教单位、企事业单位、至医院、车站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单位仍然使用中文，不懂中文和中国话的几乎无法办事。在西藏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不懂一句藏语和藏文，对于他不会带来任何不便，而一个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懂中文则很难挤身于其主流社会。一个藏人，不管他的藏文程度有多高，在中共的机关中很难得到工作。中共在开会时，哪怕与会者中有一个中国人，亦要用中国话或者专门为他设一个翻译。而中国人讲话时，哪怕大部分藏人不懂中国话，从来就没有设立一个翻译的习惯。现今在西藏，中国话已成为占绝对地位的语言，从这一点亦清楚地表明了作为统治者的中国人和被统治的藏人的差别。也可以看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什么！
1979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声称要“拨乱反正，落实民族政策”做出一些规定要在各自治州各单位推广和使用藏文，到八十年代，还制定了各州县《自治条例》，将上述各项以法律形式颁布，中共虽除了上述欺骗外人的把戏外，从未实质上改变对藏语言和文化的歧视与谴责。例如，1989年5月，甘南民族学校的旦正昂德、才旦朋措、达白、东智才让、才让旺秀等二百多名藏族学生在几位有志之士的领导下，在“羧”（合作镇）的大街小巷张贴数百张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标语，其主要内容如下：
1.在本自治州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
2.在全州范围内要重视和学习藏语文。
3.在本州岛内必须使用藏语文。
4.不许歧视和污辱西藏人。
5.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
6.外来异族不许在本州岛惹事生非。
7.不应对藏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8.要尊重和重视藏族知识分子。
9.大中小学要重视藏语文教学。
10.必须停止对藏区的大规模移民。
11.坚决反对称西藏人为“阿佬”。
12.坚决反对屠杀藏族同胞。
13.深切怀念为正义和民族而献身的民族英雄。
14.禁止对本州岛内的森林进行滥砍滥伐。
上述标语出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羧”（合作）镇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提醒了西藏人民，同时震动了中共政府官员。中共政府于1989年5月19日由自治州党委副书记旦正加的主持下，召集自治州教育、公安、财政、计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各方面做应付准备的同时，决定继续注视学生的行动，公安人员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动向，并制定应急措施等等。学生方面则团结一致，异口同声地坚持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共当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否则要上街游行示威。这时，中共官员只好同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5月23日，学生和中共代表共50余人在自治州教育局三楼会议室内进行对话。当时学生方面的代表有旦正昂德和华旦扎西、洛巴才让、达贝、南庆加、巴桑、东智加、华旦加、旺庆才让、厦吾吉、周巴东智、索南多杰等26人。中共代表有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旦正加、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毛兰木嘉措、教育局局长罗桑、韩永财以及、财政等单位的领导20多人，对话会上学生门提出的要求和愿望如下：
1.自治州成立至今，未曾普及使用藏语文的原因何在？“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政府的民族教育方面实施了什么规划，在这方面所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应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
2.旦正加先生是否是藏人？是否懂藏语？你认为实行藏语文能否从事行政工作？你是否认为念经颂佛是宗教迷信？
3.在藏区工作的干部，如不懂藏语、藏文，如何为藏族人民服务？
4. ，但是你们是否认同，对藏族实行大汉民族一样强制进行人口控制的政策？从十七世纪到现在，藏族人口（不算自然死亡）是否得到了发展？
5.今年计划生育方面“甘南州”获甘肃省的表彰奖励一事是否属实？
6.甘南州未成立之前，本州岛有多少外来异族人口？现在又有多少？如果不让这么多汉族移民到本地的话，是否本地藏人不能养活自己？7.近三年来，本州岛的牧业生产方面有多少收入？这些收入中有多少百分比投资到牧民身上？
8.在牧区只准生两个孩子，如果其中一个小孩上学校念书则劳动力是否够用？马牛羊是否可以一块放牧？
9.十余年来，本州岛为了普及藏语文方面，既然基层的及所中小学和本校成绩令人瞩目，但为何这些学校的条件得不到改善？政府首脑们买一辆豪华轿车和把资金投入到学校建设方面相比较那一个更为重要？
10.藏族文化的中心以及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寺院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被摧毁，现在修复亦非常难。但是在本州岛的一些地区，却为何修建了许多1958年以前根本没有的伊斯兰教堂？这是否符合国家政策？
11.在本州岛首府“羧”（合作）镇有成千上万个没有户口的外来族，这些外来族对我州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等方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如何实施？
12.几十年来，迭部等地的原始森林不分昼夜地遭到砍伐后运到兰州等地。这对本州岛的林业资源和生态平衡有无危害？本州岛的全年林业收入有多少？又为何本州岛不能自给自足，还要靠省上的支援？为何农业、牧业、林业、商业、交通业、工业等的收入不能养活本州岛人民，其原因何在？
13.如果重视民族干部，尊重藏人传统风俗习惯的说法属实，为何汉人称藏人为“阿佬”？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14.本州岛的拉卜楞寺，“羧”（合作）等的围墙范围内修建的工厂、商店、单位、干部宿舍、特别是大量屠杀牛羊的屠宰厂及冷库等是否按人民的意愿迁出。
15.如在本州岛内普及藏语文，则要明文规定现有的政府干部必须学习藏语文，把学习藏语文的成绩必须作为干部升级加薪的依据。
对学生们提出的意见和质疑，自治州的首脑们对上述问题除了讲述一些无关重要的话题外，对某些问题口头承诺，但不表明实施办法只是拖延时间。在此情况下，民族学校的三百余名学生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在教育局楼下展开绝食。中共政府方面虽采取了各种手段企图使学生们停止抗争。但全体学生众志成城，表明如不对他们的要求做出明确的答复则坚决不停止绝食。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西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当夜十二点时自治州首脑们对学生们的意见和要求，宣布接受，并承认立即执行，他们的答复如下：
1.全州范围内中小学（包括汉族学校）全部要开设藏语文授课，藏语文的考试成绩将作为升学、升级的依据；
2.自治州民族学校改名为藏族中等专业学校，将修建大型食堂一座，为每个班配备电视教学设备一套；
3.汉族师范学校改名为民族专业师范学校 ；
4.全州干部（汉族等不懂藏语者）必须学习藏语文，学习藏语文的成绩作为升级加薪的依据；
5.政府的主要文件一律想法译成藏文散发；
6.三年后，在本州岛全面使用藏语文；
7.全州的汽车、门牌、商店的价格表一律要藏文书写；
8.计划生育方面对藏人给予特殊考虑等等；
另外几条要求规定以后再处理解决；由此，学生们的绝食活动亦宣告结束。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中共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以及在中共统治下大量移民涌入西藏后，对西藏文化和资源带来的影响，以及以西藏文化被赶出一切文化领域而濒临灭绝的现状；同时也表明了西藏人民，特别是各级学校的藏族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争取本民族利益的赤诚之心和献身精神。与此同时，极少数攀上中共高座的藏人干部在中共面前奴颜婢膝，出卖民族利益和尊严以换取自身飞黄腾达的丑恶行经。我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为本民族做些有益的事，现在还为时不会太迟！
注：
1、见1982年2月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P13；
2、同上P60；
3、同上P60;
4、同上P62；
以“自治州”为例，中共虽宣称其最高权利机构为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务委员会。事实上，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先要由自治州中共党委通过，然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而凡是由党委通过批准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只有服从而没有否决权。然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党委都可以随意否决，这久做“共产党的无限领导权利”。
以所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地区和卓尼地区等为例，从1949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内，中共党委书记有朱夏福、谢占儒、张建刚、孙德生、冯伊、贾树德（均为音译）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藏人问津此职。当时中共党委的常委中仅有一两个藏人来装饰门面，该州中共党委书记直接由上级甘肃省委任命，“自治州”党委没有任何权利，其党委机构的重要职能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的部长都是中国人。不仅如此，所谓自治州的州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任，形式上虽投票选举；实质上，在选举前其“人选”已由中共党委做出决定；选举时代表门只能按中共党委列出的州长或人大主任的名单进行投票，如投票者非中共 决定的人选是无效的。
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该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情况，有自行制定自治法规和执行法规的权利”。③ 其实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谁也没有这个权利，既是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文件，也是经中共党委审议，修改至符合他们意愿之后，才通过“人民代表”讨论的形式公布于众。
中共所提的“民主”不过是欺世谎言。例如：不管开什么会议，其会议内容除了如何执行党委决定而外，不允许发表修改或不同意见，对按照中共意愿行事的人，则称赞其为“党的话的人”、“先进分子”等等，假若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有不同于中共的言论，或稍有反对言论，则会扣上“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予以打击，这是中共一贯使用的伎俩，现在依然如故。中共称发表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听者足戒”说起来好听，但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谎言。中共对各种意见的内容以统一整理为名，从中挑出符合他们观点的言论。东拼西凑，予以修改成册，然后称之为“人民的意愿”通过中共自己控制着的广博电视、报纸等“党的喉舌”广为宣传欺骗世人。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的一律置之不理，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民主”的实质。
虽然中共的宪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要使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法规所规定该地区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或几种语言。”4、但是，事实上在所谓“甘南州”的各级单位则使用中文而非藏文。从1990年开始，稍微使用藏文的仅有各“民族学校”、卫生学校的藏医学班、藏医学研究所、“甘南报”藏文编辑部、甘南州编译局等五六个单位；除此之外的所有单位一律单位一律使用中文。各商店、旅社、饭店、以及到处都有中国移民。本地区的藏族农牧民如来所谓甘南州首府所在地“羧”（合作镇）则好像来到中国的一个一个城市。作为名义上的“自治州”，其唯一的标语是各单位门牌是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这也由于藏人的强烈要求下实行的。现在依然如故，自治州所属各单位、各县级机关、文教单位、企事业单位、至医院、车站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单位仍然使用中文，不懂中文和中国话的几乎无法办事。在西藏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不懂一句藏语和藏文，对于他不会带来任何不便，而一个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懂中文则很难挤身于其主流社会。一个藏人，不管他的藏文程度有多高，在中共的机关中很难得到工作。中共在开会时，哪怕与会者中有一个中国人，亦要用中国话或者专门为他设一个翻译。而中国人讲话时，哪怕大部分藏人不懂中国话，从来就没有设立一个翻译的习惯。现今在西藏，中国话已成为占绝对地位的语言，从这一点亦清楚地表明了作为统治者的中国人和被统治的藏人的差别。也可以看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什么！
1979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声称要“拨乱反正，落实民族政策”做出一些规定要在各自治州各单位推广和使用藏文，到八十年代，还制定了各州县《自治条例》，将上述各项以法律形式颁布，中共虽除了上述欺骗外人的把戏外，从未实质上改变对藏语言和文化的歧视与谴责。例如，1989年5月，甘南民族学校的旦正昂德、才旦朋措、达白、东智才让、才让旺秀等二百多名藏族学生在几位有志之士的领导下，在“羧”（合作镇）的大街小巷张贴数百张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标语，其主要内容如下：
1.在本自治州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
2.在全州范围内要重视和学习藏语文。
3.在本州岛内必须使用藏语文。
4.不许歧视和污辱西藏人。
5.各民族权利一律平等。
6.外来异族不许在本州岛惹事生非。
7.不应对藏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8.要尊重和重视藏族知识分子。
9.大中小学要重视藏语文教学。
10.必须停止对藏区的大规模移民。
11.坚决反对称西藏人为“阿佬”。
12.坚决反对屠杀藏族同胞。
13.深切怀念为正义和民族而献身的民族英雄。
14.禁止对本州岛内的森林进行滥砍滥伐。
上述标语出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羧”（合作）镇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提醒了西藏人民，同时震动了中共政府官员。中共政府于1989年5月19日由自治州党委副书记旦正加的主持下，召集自治州教育、公安、财政、计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各方面做应付准备的同时，决定继续注视学生的行动，公安人员要提高警惕，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动向，并制定应急措施等等。学生方面则团结一致，异口同声地坚持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共当局要给予明确的答复，否则要上街游行示威。这时，中共官员只好同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5月23日，学生和中共代表共50余人在自治州教育局三楼会议室内进行对话。当时学生方面的代表有旦正昂德和华旦扎西、洛巴才让、达贝、南庆加、巴桑、东智加、华旦加、旺庆才让、厦吾吉、周巴东智、索南多杰等26人。中共代表有中共甘南州委副书记旦正加、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毛兰木嘉措、教育局局长罗桑、韩永财以及、财政等单位的领导20多人，对话会上学生门提出的要求和愿望如下：
1.自治州成立至今，未曾普及使用藏语文的原因何在？“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政府的民族教育方面实施了什么规划，在这方面所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应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
2.旦正加先生是否是藏人？是否懂藏语？你认为实行藏语文能否从事行政工作？你是否认为念经颂佛是宗教迷信？
3.在藏区工作的干部，如不懂藏语、藏文，如何为藏族人民服务？
4. ，但是你们是否认同，对藏族实行大汉民族一样强制进行人口控制的政策？从十七世纪到现在，藏族人口（不算自然死亡）是否得到了发展？
5.今年计划生育方面“甘南州”获甘肃省的表彰奖励一事是否属实？
6.甘南州未成立之前，本州岛有多少外来异族人口？现在又有多少？如果不让这么多汉族移民到本地的话，是否本地藏人不能养活自己？7.近三年来，本州岛的牧业生产方面有多少收入？这些收入中有多少百分比投资到牧民身上？
8.在牧区只准生两个孩子，如果其中一个小孩上学校念书则劳动力是否够用？马牛羊是否可以一块放牧？
9.十余年来，本州岛为了普及藏语文方面，既然基层的及所中小学和本校成绩令人瞩目，但为何这些学校的条件得不到改善？政府首脑们买一辆豪华轿车和把资金投入到学校建设方面相比较那一个更为重要？
10.藏族文化的中心以及具有数百年悠久历史的寺院在1958年和“文革”期间被摧毁，现在修复亦非常难。但是在本州岛的一些地区，却为何修建了许多1958年以前根本没有的伊斯兰教堂？这是否符合国家政策？
11.在本州岛首府“羧”（合作）镇有成千上万个没有户口的外来族，这些外来族对我州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等方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如何实施？
12.几十年来，迭部等地的原始森林不分昼夜地遭到砍伐后运到兰州等地。这对本州岛的林业资源和生态平衡有无危害？本州岛的全年林业收入有多少？又为何本州岛不能自给自足，还要靠省上的支援？为何农业、牧业、林业、商业、交通业、工业等的收入不能养活本州岛人民，其原因何在？
13.如果重视民族干部，尊重藏人传统风俗习惯的说法属实，为何汉人称藏人为“阿佬”？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14.本州岛的拉卜楞寺，“羧”（合作）等的围墙范围内修建的工厂、商店、单位、干部宿舍、特别是大量屠杀牛羊的屠宰厂及冷库等是否按人民的意愿迁出。
15.如在本州岛内普及藏语文，则要明文规定现有的政府干部必须学习藏语文，把学习藏语文的成绩必须作为干部升级加薪的依据。
对学生们提出的意见和质疑，自治州的首脑们对上述问题除了讲述一些无关重要的话题外，对某些问题口头承诺，但不表明实施办法只是拖延时间。在此情况下，民族学校的三百余名学生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在教育局楼下展开绝食。中共政府方面虽采取了各种手段企图使学生们停止抗争。但全体学生众志成城，表明如不对他们的要求做出明确的答复则坚决不停止绝食。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广大西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当夜十二点时自治州首脑们对学生们的意见和要求，宣布接受，并承认立即执行，他们的答复如下：
1.全州范围内中小学（包括汉族学校）全部要开设藏语文授课，藏语文的考试成绩将作为升学、升级的依据；
2.自治州民族学校改名为藏族中等专业学校，将修建大型食堂一座，为每个班配备电视教学设备一套；
3.汉族师范学校改名为民族专业师范学校 ；
4.全州干部（汉族等不懂藏语者）必须学习藏语文，学习藏语文的成绩作为升级加薪的依据；
5.政府的主要文件一律想法译成藏文散发；
6.三年后，在本州岛全面使用藏语文；
7.全州的汽车、门牌、商店的价格表一律要藏文书写；
8.计划生育方面对藏人给予特殊考虑等等；
另外几条要求规定以后再处理解决；由此，学生们的绝食活动亦宣告结束。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中共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以及在中共统治下大量移民涌入西藏后，对西藏文化和资源带来的影响，以及以西藏文化被赶出一切文化领域而濒临灭绝的现状；同时也表明了西藏人民，特别是各级学校的藏族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争取本民族利益的赤诚之心和献身精神。与此同时，极少数攀上中共高座的藏人干部在中共面前奴颜婢膝，出卖民族利益和尊严以换取自身飞黄腾达的丑恶行经。我希望这些人，悬崖勒马为本民族做些有益的事，现在还为时不会太迟！
注：
1、见1982年2月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P13；
2、同上P60；
3、同上P60;
4、同上P62；
第九章 中共统治下西藏人的教育与医疗卫生
自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武力侵占西藏三区后，出于欺骗世人的需要，大肆宣传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并建立了部分以汉、藏双语教学的学校。以多麦为例，在青海和拉卜楞一些县新建了部分学校，不论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但对培养知识分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是自1958年开始的“平叛”、“反封建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各种政治迫害运动接踵而来，此后，康和安多地区的学校被禁止使用藏文授课，汉语文成了唯一的教学语言。
自1980年开始，中共又将一切罪责全推在“四人帮”身上，并开始在部分学校恢复藏文教学。从此，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显着的成绩。虽然如此，在西藏各地只有一些学校和部分出版社在专业领域使用藏文而外，在政治、经济领域或司法、科研领域根本就未使用藏文。不仅如此，在各藏人学校除开设藏文课程以外，数学、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等课程一律使用汉语教学。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的殖民统治下，在西藏地区，藏文完全没有地位而使用范围狭小，而且高考和中考招生时，完全是以汉语文为唯一的考试语言。即使某些学校、学院在高考中，进行藏文和汉文两种考试，但藏文不作为一门单独课程积分，因此，与其学藏、汉两文，还不如专攻汉文，可以得到高分。类似现象普遍存在安多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共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考试的录取标准降低百分之二十，可是，这一“优惠”大部分被当地中共官员的子女和以伪造户口，伪称藏人的中国人所占有西藏人，特别是农牧区的藏人要上大学非常困难的。以中共官方文件所例，安多“甘南州”地区的现象状况为例：据1984年统计，全州有676所小学，29所中学，有学生68486人。其中藏人学生有11025人，占学生总数的16.9％，占甘南藏人总人口的4.78％。1、
再以流亡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藏人社会为例：十二年级（相当于高中）以下的学生有22855人，占流亡藏人总数十万余人的22.86％。在这样居住分散，经济条件落后的藏人社会中的儿童入学率即高出中共统治下的藏人社会的四倍多。
对教育方针，根据毛泽东：“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结合劳动生产”以及“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最高指示”精神下，从1958年开始，在各级学校任教的藏人僧侣和藏人知识分子被赶出校门。
特别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甚至连藏文语法，正字法都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而被毛泽东“语录”所取代。对学生的教学不仅不按照世界通用的教学规程，从基础知识开始，而且为了侵略者自身的利益不遗余力的宣传：佛教是迷信的、反动的。藏人的风俗习惯和藏人传统的文雅礼貌被视为是“封建主义的习俗”，是“对无产阶级的轻视”的行动。西藏的文化“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是中共从苦海中把西藏人被解放出来”等等。而且凡是对中共言听计从者称为“革命者”，“先进分子”，凡是为民族利益着想者是“反动派”，“反革命分子”如此等等。这完全是中共的政治观点和他们实行殖民利益为基本点，试图使西藏学生成为对本民族特殊文化、历史、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此而使他们成为对中共俯首贴耳的奴隶。
通过教育，对西藏人民的本质进行“和平演化”，此政策始于五十年代到至今仍在实施。的此，按照毛泽东的“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要使反动派孤立无助，必须有大量出生于贫下中农的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否则是办不到的”的最高指示精神.1951年至1952年开始中共在西藏各地区的大批青年被送到所谓的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洗脑教育，然后送回故乡。其中的少数人在对1958年的屠杀和“反封建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残酷镇压西藏人的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虐杀、毒打藏人之心狠手辣和对破坏西藏文化的无情甚至连中国人都望尘莫及。他们的种种行经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建立”学校和“培养”民族干部的真实目的。
下面我将举一些家乡的例子，加以说明：
安多扎益地方有3500余人，其中有学龄儿童680人，在该地中共建立了三个学校，1980年前学生最多时达170余人，其中乡政府所在地的学校有学生70名，下扎益有50名学生，加格塘学校有50名学生，平均每个学校有教师四名，原来中共对贫下中农出生的学生还不定期地给伍元人民币的助学金，现在这一政策已被取消，由于一些学生的家与学校太远而乡上没有一所寄宿制学校，带来许多不便，如扎益协卓拉德村离学校有13公里远，没有汽车，甚至连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八、九岁的学生每天都要步行上学。边萨勤村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距学校有九公里，这个村的小学生们每天都要不管刮风下雨，攀山越岭地去学校。从1980年开始，中共撤消了所谓的人民公社，将土地和牲畜“包产到户”，由此，农牧区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并影响到学生的学率，学生的在校数目突然下降。例如，我来印度之前该地所有的三所学校中，中心学校剩下50名学生，下扎益剩下24名学生，加格塘剩下40名学生。究其原因：根据当地群众的说法，其一，随着包产到户的普及，劳动力需求增加，在没有能力雇用劳力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孩子退学助家。现在扎益地区平均每户人家有牛13头，羊24只左右，马一匹，猪四头，土地15亩。其二，由于物价上涨，相对教师的工资又太低，特别是各乡村学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尤其低下（该地区教师每月工资平均为15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 24-42左右，而民办教师的工资则更为低下，每月仅有5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才5.76美元，造成教师对工作无信心，教学质量日趋下降。其三，毋须说改善教学环境，连起码的教学用具都不具备。加上学校与村庄距离太远，中间又要经过原始森林和荒沟，被野兽所害的或被洪水冲走的每年都时有发生。综上述，我们不难看出扎益地区儿童入学率只占16.8％ 的原因之所在。
中共在所谓的“甘南州”建立的各学校，相对于其它学校，我愿意表示认同，但因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子女，仅有的少数藏人学生也是在中共机关工作的干部子弟和商人的孩子。大多数农牧区的孩子能到这种学校学习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些农牧民的后代何时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能否与社会同步？对他们的未来和前途，本人甚表担忧。而社会对此所保持的沉默，也感到无比的遗憾。
医疗方面根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甘南州”至1984年，有医务人员1546名。在1980年通过考试评定职称时，其中有520名获职：包括副主任医师5名，主治医师89名，医生206人，护士272人，2以此为据，在1546名医务人员中，合格的医务人员仅有520人，其余1026人均是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闲扎人员。按“甘南州”的人口比例计算，平均每1718人有一名医生，然而，这些合格的大部分医生都在交通便利，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而在，广大农牧区和山区，因没有医院和医生，更谈不上医疗设备，如得急病需治疗的病人，只能用牛马驮运到离驻地几十公里的医疗院去，然而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中途的比比皆是。实际上，中共的这些医院除了给住在城镇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高层藏人服务而外，广大的农牧民群众是很难享受的到。现中共统治地区，医疗费用暴涨，除了被免费的干部和家属以外，广大农牧民只能望医兴叹。因广大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突出，毛泽东亦曾称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要“医疗卫生的重点工作下放到农村去”，从各大城市把一些医院和医生直接搬迁到偏僻的地方。1969年，将中国北京市的“结核病专科医院”直接搬迁到安多夏河县的皖尕滩。约60余名医护人员在当地定居后，并大力为各乡村人民进行医疗服务，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和赞颂。然而，从1980年开始，这些政策逐渐被取消后，各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又开始陷入困境。与中国各地的差距日趋增大。1992年，在中国北京学习过的西藏青年诗人霍藏 久美亲眼目睹到北京的繁华后，想起家乡的贫穷与落后，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禁不住为自己的民族流下眼泪。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品尝着丰美的山珍海味，
躺在舒适的床上飘飘欲仙，
猛然想起遥远故乡的生活，
禁不住泪水浸湿了枕头。
居住在失色的穷乡野林，
过着没有繁华的清淡生活，
经过多少时代岁月的风尘，
却未改变依旧贫寒的命运。
父母常吁着贫涩的故事，
儿女依旧经历着寒酸日月，
风雨兼程四季奔波的生活，
几度夕阳家乡依然的贫困。
在万峰峥嵘的群山野岭，
犹如远离人群的野兽之子，
抛售壮志一切托付给上天，
祸福由天仍旧固执的生活。
耕耘着山川的贫脊农田，
随声播撒祝祷的粒粒种子，
如若逢上没有雨水的旱季，
所受颗粒不抵汗水的流失。
每一家门前的寥寥牛羊，
得不偿失放牧的一人一只，
包产到户人均沉重的赋税，
不知所措痛苦磨难的生活。
每一块田地有众伙守护，
每一处草坪有众兵看守，
为一口绿草甚至要动用枪械，
每一次争战须用人命来结束。
可以召集百名强悍的小伙，
却很难找到一位具识群首，
识资明了时代年轻的娇子，
于心何忍步入岁月的黑暗。
为官者逢酒席不惜性命，
为民者无远见实为盲人，
内外矛盾就像风中的残烛，
视知识为魔鬼旋起的风浪。
破土掘石是父母的意愿，
游历暗世是青年的命运，
门口闲聊那方特有的本色，
世世被汗煎熬共有的特性。
无学院实乃黑暗之洲，
不知学识价值的在世文盲，
所见所闻只是眼前的几步，
甚怜此群没有知识的青年。
世袭承传的先辈传统，
邪见一切虽然是一种恶兆，
固执持守苦难依旧的习俗，
抛向远方尚不必感到羞耻。
持锹握（金 +间）祖先留下的遗业，
山川野沟回响着毛驴长鸣，
丢弃恶习步入学校的大门，
依然不会丢失先人的尊严。
勤奋努力十年寒窗之所学，
不劳辛汗而能创丰功伟绩，
虽然手指没有裂缝的痕迹，
却也不会耻笑无为的人生。
被疾病煎熬的满腔肺腑，
痛苦难忍就好像烈马奔腾，
无处就医乡间旷野的山村，
为一粒药丸甚至要奔波几日。
若有铁打钢铸的生命群体，
求医请诊虽可缓慢医治，
而身患疾病的血肉之躯，
有何理由在无奈中等待？
高官去世眷属自然很痛苦，
佣人死去也会是伴侣的损失，
高官贫民对生命一样的爱惜，
为何难觅双方均等的药方。
不懂佛法却信巫师的邪术，
不思处世却依赖鬼怪魔力，
难听真言被人歪曲的理论，
宁可信誓欺世谎言的魔索。
今天在世界的 每个角落 ，
不分老少掌握着现代知识，
利用科技建设自己的家园，
在影幕上你们是否曾看到？
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技。
舍家攀登娇洁的月宫探索，
无忧无虑享受大自然的奥秘，
君曾可闻超越时代的奇迹？
东方沿海城市居住的人们，
依靠从小积累的现代知识，
坐福享受内外透明的琼楼，
可曾看见一生享福的时光？
在那洒我胎血的故乡，
非富翁之子则被人无视，
非世官后裔则人微言轻，
非喇嘛之侄则难信众服。
因此众相虽似常驻之空，
无须兔子则去杞人忧天，
无奈天生所具长尖厉耳，
心痛淤积却也无济于事。
只是游览外边繁华世界，
再去回顾溺若贫穷故乡，
不料满腔热血沸腾之极，
禁不住的吐出淤血几滴。
注：
1、《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文版P217；
2、同上P228；
自1980年开始，中共又将一切罪责全推在“四人帮”身上，并开始在部分学校恢复藏文教学。从此，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显着的成绩。虽然如此，在西藏各地只有一些学校和部分出版社在专业领域使用藏文而外，在政治、经济领域或司法、科研领域根本就未使用藏文。不仅如此，在各藏人学校除开设藏文课程以外，数学、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等课程一律使用汉语教学。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由于在中共的殖民统治下，在西藏地区，藏文完全没有地位而使用范围狭小，而且高考和中考招生时，完全是以汉语文为唯一的考试语言。即使某些学校、学院在高考中，进行藏文和汉文两种考试，但藏文不作为一门单独课程积分，因此，与其学藏、汉两文，还不如专攻汉文，可以得到高分。类似现象普遍存在安多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共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考试的录取标准降低百分之二十，可是，这一“优惠”大部分被当地中共官员的子女和以伪造户口，伪称藏人的中国人所占有西藏人，特别是农牧区的藏人要上大学非常困难的。以中共官方文件所例，安多“甘南州”地区的现象状况为例：据1984年统计，全州有676所小学，29所中学，有学生68486人。其中藏人学生有11025人，占学生总数的16.9％，占甘南藏人总人口的4.78％。1、
再以流亡到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藏人社会为例：十二年级（相当于高中）以下的学生有22855人，占流亡藏人总数十万余人的22.86％。在这样居住分散，经济条件落后的藏人社会中的儿童入学率即高出中共统治下的藏人社会的四倍多。
对教育方针，根据毛泽东：“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结合劳动生产”以及“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最高指示”精神下，从1958年开始，在各级学校任教的藏人僧侣和藏人知识分子被赶出校门。
特别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甚至连藏文语法，正字法都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而被毛泽东“语录”所取代。对学生的教学不仅不按照世界通用的教学规程，从基础知识开始，而且为了侵略者自身的利益不遗余力的宣传：佛教是迷信的、反动的。藏人的风俗习惯和藏人传统的文雅礼貌被视为是“封建主义的习俗”，是“对无产阶级的轻视”的行动。西藏的文化“是落后无用的”，旧“西藏”是“最黑暗、最落后、最野蛮”，“是中共从苦海中把西藏人被解放出来”等等。而且凡是对中共言听计从者称为“革命者”，“先进分子”，凡是为民族利益着想者是“反动派”，“反革命分子”如此等等。这完全是中共的政治观点和他们实行殖民利益为基本点，试图使西藏学生成为对本民族特殊文化、历史、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一无所知，此而使他们成为对中共俯首贴耳的奴隶。
通过教育，对西藏人民的本质进行“和平演化”，此政策始于五十年代到至今仍在实施。的此，按照毛泽东的“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要使反动派孤立无助，必须有大量出生于贫下中农的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否则是办不到的”的最高指示精神.1951年至1952年开始中共在西藏各地区的大批青年被送到所谓的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洗脑教育，然后送回故乡。其中的少数人在对1958年的屠杀和“反封建斗争”，“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残酷镇压西藏人的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虐杀、毒打藏人之心狠手辣和对破坏西藏文化的无情甚至连中国人都望尘莫及。他们的种种行经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建立”学校和“培养”民族干部的真实目的。
下面我将举一些家乡的例子，加以说明：
安多扎益地方有3500余人，其中有学龄儿童680人，在该地中共建立了三个学校，1980年前学生最多时达170余人，其中乡政府所在地的学校有学生70名，下扎益有50名学生，加格塘学校有50名学生，平均每个学校有教师四名，原来中共对贫下中农出生的学生还不定期地给伍元人民币的助学金，现在这一政策已被取消，由于一些学生的家与学校太远而乡上没有一所寄宿制学校，带来许多不便，如扎益协卓拉德村离学校有13公里远，没有汽车，甚至连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八、九岁的学生每天都要步行上学。边萨勤村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距学校有九公里，这个村的小学生们每天都要不管刮风下雨，攀山越岭地去学校。从1980年开始，中共撤消了所谓的人民公社，将土地和牲畜“包产到户”，由此，农牧区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并影响到学生的学率，学生的在校数目突然下降。例如，我来印度之前该地所有的三所学校中，中心学校剩下50名学生，下扎益剩下24名学生，加格塘剩下40名学生。究其原因：根据当地群众的说法，其一，随着包产到户的普及，劳动力需求增加，在没有能力雇用劳力的情况下，不得不让孩子退学助家。现在扎益地区平均每户人家有牛13头，羊24只左右，马一匹，猪四头，土地15亩。其二，由于物价上涨，相对教师的工资又太低，特别是各乡村学校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尤其低下（该地区教师每月工资平均为15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 24-42左右，而民办教师的工资则更为低下，每月仅有5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才5.76美元，造成教师对工作无信心，教学质量日趋下降。其三，毋须说改善教学环境，连起码的教学用具都不具备。加上学校与村庄距离太远，中间又要经过原始森林和荒沟，被野兽所害的或被洪水冲走的每年都时有发生。综上述，我们不难看出扎益地区儿童入学率只占16.8％ 的原因之所在。
中共在所谓的“甘南州”建立的各学校，相对于其它学校，我愿意表示认同，但因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子女，仅有的少数藏人学生也是在中共机关工作的干部子弟和商人的孩子。大多数农牧区的孩子能到这种学校学习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些农牧民的后代何时才能摆脱文盲的桎梏，能否与社会同步？对他们的未来和前途，本人甚表担忧。而社会对此所保持的沉默，也感到无比的遗憾。
医疗方面根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甘南州”至1984年，有医务人员1546名。在1980年通过考试评定职称时，其中有520名获职：包括副主任医师5名，主治医师89名，医生206人，护士272人，2以此为据，在1546名医务人员中，合格的医务人员仅有520人，其余1026人均是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闲扎人员。按“甘南州”的人口比例计算，平均每1718人有一名医生，然而，这些合格的大部分医生都在交通便利，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而在，广大农牧区和山区，因没有医院和医生，更谈不上医疗设备，如得急病需治疗的病人，只能用牛马驮运到离驻地几十公里的医疗院去，然而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于中途的比比皆是。实际上，中共的这些医院除了给住在城镇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高层藏人服务而外，广大的农牧民群众是很难享受的到。现中共统治地区，医疗费用暴涨，除了被免费的干部和家属以外，广大农牧民只能望医兴叹。因广大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极为突出，毛泽东亦曾称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要“医疗卫生的重点工作下放到农村去”，从各大城市把一些医院和医生直接搬迁到偏僻的地方。1969年，将中国北京市的“结核病专科医院”直接搬迁到安多夏河县的皖尕滩。约60余名医护人员在当地定居后，并大力为各乡村人民进行医疗服务，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和赞颂。然而，从1980年开始，这些政策逐渐被取消后，各乡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又开始陷入困境。与中国各地的差距日趋增大。1992年，在中国北京学习过的西藏青年诗人霍藏 久美亲眼目睹到北京的繁华后，想起家乡的贫穷与落后，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禁不住为自己的民族流下眼泪。他在一首诗中写到：
品尝着丰美的山珍海味，
躺在舒适的床上飘飘欲仙，
猛然想起遥远故乡的生活，
禁不住泪水浸湿了枕头。
居住在失色的穷乡野林，
过着没有繁华的清淡生活，
经过多少时代岁月的风尘，
却未改变依旧贫寒的命运。
父母常吁着贫涩的故事，
儿女依旧经历着寒酸日月，
风雨兼程四季奔波的生活，
几度夕阳家乡依然的贫困。
在万峰峥嵘的群山野岭，
犹如远离人群的野兽之子，
抛售壮志一切托付给上天，
祸福由天仍旧固执的生活。
耕耘着山川的贫脊农田，
随声播撒祝祷的粒粒种子，
如若逢上没有雨水的旱季，
所受颗粒不抵汗水的流失。
每一家门前的寥寥牛羊，
得不偿失放牧的一人一只，
包产到户人均沉重的赋税，
不知所措痛苦磨难的生活。
每一块田地有众伙守护，
每一处草坪有众兵看守，
为一口绿草甚至要动用枪械，
每一次争战须用人命来结束。
可以召集百名强悍的小伙，
却很难找到一位具识群首，
识资明了时代年轻的娇子，
于心何忍步入岁月的黑暗。
为官者逢酒席不惜性命，
为民者无远见实为盲人，
内外矛盾就像风中的残烛，
视知识为魔鬼旋起的风浪。
破土掘石是父母的意愿，
游历暗世是青年的命运，
门口闲聊那方特有的本色，
世世被汗煎熬共有的特性。
无学院实乃黑暗之洲，
不知学识价值的在世文盲，
所见所闻只是眼前的几步，
甚怜此群没有知识的青年。
世袭承传的先辈传统，
邪见一切虽然是一种恶兆，
固执持守苦难依旧的习俗，
抛向远方尚不必感到羞耻。
持锹握（金 +间）祖先留下的遗业，
山川野沟回响着毛驴长鸣，
丢弃恶习步入学校的大门，
依然不会丢失先人的尊严。
勤奋努力十年寒窗之所学，
不劳辛汗而能创丰功伟绩，
虽然手指没有裂缝的痕迹，
却也不会耻笑无为的人生。
被疾病煎熬的满腔肺腑，
痛苦难忍就好像烈马奔腾，
无处就医乡间旷野的山村，
为一粒药丸甚至要奔波几日。
若有铁打钢铸的生命群体，
求医请诊虽可缓慢医治，
而身患疾病的血肉之躯，
有何理由在无奈中等待？
高官去世眷属自然很痛苦，
佣人死去也会是伴侣的损失，
高官贫民对生命一样的爱惜，
为何难觅双方均等的药方。
不懂佛法却信巫师的邪术，
不思处世却依赖鬼怪魔力，
难听真言被人歪曲的理论，
宁可信誓欺世谎言的魔索。
今天在世界的 每个角落 ，
不分老少掌握着现代知识，
利用科技建设自己的家园，
在影幕上你们是否曾看到？
西方国家利用现代科技。
舍家攀登娇洁的月宫探索，
无忧无虑享受大自然的奥秘，
君曾可闻超越时代的奇迹？
东方沿海城市居住的人们，
依靠从小积累的现代知识，
坐福享受内外透明的琼楼，
可曾看见一生享福的时光？
在那洒我胎血的故乡，
非富翁之子则被人无视，
非世官后裔则人微言轻，
非喇嘛之侄则难信众服。
因此众相虽似常驻之空，
无须兔子则去杞人忧天，
无奈天生所具长尖厉耳，
心痛淤积却也无济于事。
只是游览外边繁华世界，
再去回顾溺若贫穷故乡，
不料满腔热血沸腾之极，
禁不住的吐出淤血几滴。
注：
1、《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文版P217；
2、同上P228；
第十章 目前西藏的经济形势
中共自侵吞西藏以来，仍喋喋不休地唠叨：“旧西藏的经济是如何的落后，生活是何等的贫穷，而共产党解放西藏以后经济建设如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诚然，在许多地区中修建了许多公路、铁路和高楼大厦。据中共出版的《青海省情》记载，截止1983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为15692公里，新建桥梁1179座，有铁路1103公里。
另外，在各个工矿企业也建有短程铁路，总长约77.7公里。1
在所谓“甘南”地区，公路通过里程为3480公里。2“阿霸”和“天祝”等地亦有一定规模的公路和铁路。为了修建这些公路和铁路，中共政府无疑进行了投资。然而，绝大部分劳动力是强迫几万当地的囚犯进行无偿劳役而成。这些建设对当地的交通和经济发展无疑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和进步，但其主要的受益者是中共当局而非当地居民。因为四十年来，中共从西藏大地上掠夺的一切自然资源和从“阿霸州”、“甘南州”等地采伐的原始森林，以及从全藏丰富的畜产品等无一不是通过这些公路、铁路运往中国本土的。不仅如此，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救国以及独立运动的中共数量庞大的军队，各种现代化武器，特别是制造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定的核子武器的材料等等亦是通过这些公路、铁路进入西藏的。因此，对中共而言，这些公路、铁路的建设对他们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维持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其意义却非同寻常。
据所谓《海南州概况》记载：从1958年到1983年期间，中共投资二千二百万新建的钾肥厂，在收回投资成本后，上缴利润达七千九百多万元，实现利税一千二百多万元，仅1982年就上缴利润达四百六十多元，实现利税八十九万多。按照计划，到1986年，该厂产值要达到七千多万元，年上缴利润、利税达三千二百一十万元。3
从1950年到1982年期间，茶卡盐湖上缴给中共利润达一千四百七十七万元，上缴利税达二亿四千余万元。月中共投资额的20倍。
从1961年到1982年期间，芒崖石棉矿累积生产石棉二十万吨，其中出口额达九万吨，创造外汇额达三千五百多万美元，上缴利润五千九百多万元，实现利税一千七百多万元。4
离格尔木市约140公里的锡铁山矿厂，仅1957年到1974年期间，就开采铅矿达八万五千八百吨，黄金达八百七十公斤，银四万多公斤，实现利润达四千一百多万元。1986年全部工程竣工后，每年的产值将达到八千万元人民币。5
同时，经过多年的勘测，在 达木的嘎斯库勒一地的石油储存量和芒崖发现大油田，仅嘎斯库勒一地的石油储存量就达一亿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天然气储存量达八十九亿一千万立方米，中共称之为国家（中共）生产原油三百二十七万吨，天然气七亿四千万立方米。6
在以畜产品为例，据《甘南州概况》记载：从1953年到1984年的31年期间，先后上缴国家（中共）牛七十一万八千头，羊二百六十七万四千只，耕牛二十万八千头，牛奶一亿零七百斤（五千三百五十万公斤），奶制品九千吨，牛皮八十七万七千张，羊皮三百二十八万张，牛羊毛二千零七十四万公斤。 7
据《果洛州概况》介绍：二十九年中，“果洛州”上缴国家（中共）牛羊三百零八万头（只），酥油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公斤，各类皮革三百二十四万张，羊毛三千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公斤。8
上面引述的数字，仅仅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中共从这些地区掠夺的财富就不得而知了。从上述几个地区的资料中不难看出西藏其它各州县的情况。
上述被中共掠夺的资源中，矿产品和采伐的森林资源，均是以“国家所有”为名，无偿地运往中国内地。对部分畜产品进行无偿掠取，部分则象征性的支付一点现金。对此，以下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是如何巧取豪夺西藏地区的畜产品。
在安多“青海省”的所谓“海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处二百一十五户人家的放牧点，约有一千二百余藏族牧民，家畜有五万二千七百五十只羊，八千六百余头牛，五百余匹马。平均每户人家拥有羊二百五十只，牛四十头，马二匹。目前，全村为应付中国的草原管理费、土地费、畜牧税、水费、工商统一税、教育税等各种繁多税收，每年每只羊须交付1.78元人民币，每头牛应交付7.12元人民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只羊和八千六百余头牛应上缴中共十五万六千九百零七（156907）元人民币，加上每年被称为“收购任务”每百只羊中必须向中共交售十四只羊，年计全村最少要向中共交售七千五百二十五只羊。每只羊不得低于三十公斤，加上羊皮，中共给每只羊支付30元人民币，同样在市场上每只羊的售价至少在140元人民币以上（在八十年代约折合20美元）。所以，七千五百二十五只羊的价值应是一百零五万三千五百（1053500）元人民币（约折合150500美元），但中共给牧民才支付二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十（225750）元人民币（约折合32250美元），仅此一项，中共每年从牧民手中就掠取了三百八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3827750）元人民币（折合118250美元），以犁牛为例，每百头犁牛中，每年必须向中共交售四头牛，则全村每年要向中共交售三百四十四头，每头牛至少净重一百五十公斤，加上牛皮中共仅给75元人民币（折合10.71美元）而同样的牛在市场上售价每头至少自75元人民币以上（约折合53.57美元）。因此，按市场价来计算三百四十四头牛的售价为十二万九千（129000）元人民币（约折合18482.57美元）。但中共支付给牧民的仅是二万五千八百（25800）元人民币（约折合3685.71美元），这样中共又从牧民身上掠走了十万三千二百（103200）元人民币（约折合14742.86美元），仅此二项，牧民就损失九百三十万九千五百（9309500）元人民币（约折合132992.87美元）。1958年到1980年的畜产品平均价格大约如下：
根据中共统一规定的收购价格，每公斤酥油为1.6元人民币，一公斤羊毛为1.6元至1.8元人民币，一张羊皮为1至3元人民币，一张牛皮为6至8元人民币，一只羊为8至13元人民币，一头牛为40至50元人民币，一公斤牛奶为0.06元人民币。以上价格表明了中共在整个西藏地区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购自然的畜产品，也充分说明了整个在对西藏人民进行掠夺和剥削的事实。
据中共统计：现甘南地区共有一百五十五万二千只羊，9因此，这里的牧民每年要向中共交售每七只羊的一只，这样便要交售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只羊，中共平均为每只羊支付30元人民币，而根据当地的市场价格，每只羊的最低售价为140元人民币，仅此，中共就从当地牧民手中掠走了整整二千四百二十八万八千五百四十（24388540）元人民币（约折合3484077美元），犁牛亦同样，被规定每十头牛中就要交售一头牛，平均每年要交售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头，按市场销售价，平均每头牛约出售865元人民币，而中共则给牧民支付360元人民币，仅此，中共又从当地手中掠走了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六千二百零五（11696305元人民币(折合1670900.70美元）。八十年代末，中共还从“甘南州”地区亦用汽车或火车载运成千上万头活犁牛到香港出售，从中谋取暴利。另据中共商业负责人士讲：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中共从安多牧区每只羊以8至20元的低价大量“收购”后，以每只羊500元价格销往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各国。另外，在“甘南”、“阿霸”和“青海”等地出产的畜产品以及鹿茸、麝香、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在中共的出口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共出版的《甘南州概况》里有这么一段说明：“在甘南州的历史上帝国主义的魔掌也曾伸向牧区。政治上，他们进行各种间谍活动。经济上，畜产品成了他们的主要掠夺对象。1900年，英商在河州设新泰兴洋行，以后在拉卜楞等地设分店，收购甘南羊毛，每百斤羊毛的收购价为白银一两八钱至二钱七两，运到天津以五十至七十两的高价出售”。10请看，中共的这种说法与他们在西藏地区的行为有何区别？
该书中还写到：“建立自治州三十多年来，国家和上级拨给自治州的财政补贴为五亿九千三百七十余万（593700000）元，为州财政收入的2.67倍。年平均财政补贴为一千八百五十五万（18550000）余元”。11而该书的另一处则写到：“三十年来，自治州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六百五十五万方的优质木材”,12以每平方米木料按280元的中等价格计算，上述中共自己承认掠运的木材价值就达十八亿三千四百（1834000000）余万人民币（约折合二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平均每年达六千一百一十三万三千（61133000）余元人民币。仅此木料一项的价值即为中共所谓“补贴”甘南款项的三倍以上。
1985年，“甘南自治州”州长金巴（藏人）在甘肃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只要把甘南的木材收入交给自治州，把当地汉族工人迁回内地，甘南不需要国家（指中共）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因此，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内，金巴被撤去一切实质性的职务，而被任命为州政协主席（谁都知道此职有名无实）。
中共在各自治州和县镇单位或商店等许多楼房建筑，在外表上表现了进步和发展，事实上，这些“发展”的受益者是来自中国的官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为中共中共服务的少数藏族官员，对广大的西藏农牧民而言，这些“发展”并未给他们带来实质利益。例如：旅社、医院的住房均分为高级、中级、低级和大通铺，农牧民只能住在低级或者大通铺；凡在商店、影院、旅社、饭店以及工厂、采矿、铁路、公路运输等行业工作所均是中共干部子女和中国本土的失业移民。
自1980年开始所谓的“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为了赚取利润，来自中国的移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移民在西藏各地开设饭馆、旅社、裁缝店、茶馆、录像室、或倒卖中国生产的粗质衣服和劣质的烟酒、调料，各种伪造或腐烂的食品，以骗取藏人的现金，并大肆播放黄色或打斗的录像带，诱惑许多青年步入歧途。随着大量中国人移居西藏，藏人的文化、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均效仿中国或国外，使西藏的传统文化日趋衰落，西藏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事实上，这也是中共大肆移民西藏以人口优势“和平”地消灭和同化西藏人的诡计。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共在西藏各地的破坏和掠夺，甚至他们所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建设”与“发展”，完全是为中国官员和移民服务，而非造福于西藏人。特别是由于中共的入侵，百余万藏人死于非命，文化传统遭到难于估量的破坏与摧残，这岂是中共补贴几亿人民币所能补偿的了。
注：
1、见《青海省情》P29、P300；
2、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96；
3、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P 88-P89；
4、 同上P92；
5、同上P81；
6、同上P 84；
7、 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3；
8、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P116；
9、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3；
10、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2；
11、同上P212;
12、同上P145；
在所谓“甘南”地区，公路通过里程为3480公里。2“阿霸”和“天祝”等地亦有一定规模的公路和铁路。为了修建这些公路和铁路，中共政府无疑进行了投资。然而，绝大部分劳动力是强迫几万当地的囚犯进行无偿劳役而成。这些建设对当地的交通和经济发展无疑带来了一定的便利和进步，但其主要的受益者是中共当局而非当地居民。因为四十年来，中共从西藏大地上掠夺的一切自然资源和从“阿霸州”、“甘南州”等地采伐的原始森林，以及从全藏丰富的畜产品等无一不是通过这些公路、铁路运往中国本土的。不仅如此，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救国以及独立运动的中共数量庞大的军队，各种现代化武器，特别是制造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定的核子武器的材料等等亦是通过这些公路、铁路进入西藏的。因此，对中共而言，这些公路、铁路的建设对他们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维持对西藏的殖民统治其意义却非同寻常。
据所谓《海南州概况》记载：从1958年到1983年期间，中共投资二千二百万新建的钾肥厂，在收回投资成本后，上缴利润达七千九百多万元，实现利税一千二百多万元，仅1982年就上缴利润达四百六十多元，实现利税八十九万多。按照计划，到1986年，该厂产值要达到七千多万元，年上缴利润、利税达三千二百一十万元。3
从1950年到1982年期间，茶卡盐湖上缴给中共利润达一千四百七十七万元，上缴利税达二亿四千余万元。月中共投资额的20倍。
从1961年到1982年期间，芒崖石棉矿累积生产石棉二十万吨，其中出口额达九万吨，创造外汇额达三千五百多万美元，上缴利润五千九百多万元，实现利税一千七百多万元。4
离格尔木市约140公里的锡铁山矿厂，仅1957年到1974年期间，就开采铅矿达八万五千八百吨，黄金达八百七十公斤，银四万多公斤，实现利润达四千一百多万元。1986年全部工程竣工后，每年的产值将达到八千万元人民币。5
同时，经过多年的勘测，在 达木的嘎斯库勒一地的石油储存量和芒崖发现大油田，仅嘎斯库勒一地的石油储存量就达一亿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天然气储存量达八十九亿一千万立方米，中共称之为国家（中共）生产原油三百二十七万吨，天然气七亿四千万立方米。6
在以畜产品为例，据《甘南州概况》记载：从1953年到1984年的31年期间，先后上缴国家（中共）牛七十一万八千头，羊二百六十七万四千只，耕牛二十万八千头，牛奶一亿零七百斤（五千三百五十万公斤），奶制品九千吨，牛皮八十七万七千张，羊皮三百二十八万张，牛羊毛二千零七十四万公斤。 7
据《果洛州概况》介绍：二十九年中，“果洛州”上缴国家（中共）牛羊三百零八万头（只），酥油一百四十八万五千公斤，各类皮革三百二十四万张，羊毛三千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公斤。8
上面引述的数字，仅仅是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中共从这些地区掠夺的财富就不得而知了。从上述几个地区的资料中不难看出西藏其它各州县的情况。
上述被中共掠夺的资源中，矿产品和采伐的森林资源，均是以“国家所有”为名，无偿地运往中国内地。对部分畜产品进行无偿掠取，部分则象征性的支付一点现金。对此，以下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是如何巧取豪夺西藏地区的畜产品。
在安多“青海省”的所谓“海南藏族自治州”有一处二百一十五户人家的放牧点，约有一千二百余藏族牧民，家畜有五万二千七百五十只羊，八千六百余头牛，五百余匹马。平均每户人家拥有羊二百五十只，牛四十头，马二匹。目前，全村为应付中国的草原管理费、土地费、畜牧税、水费、工商统一税、教育税等各种繁多税收，每年每只羊须交付1.78元人民币，每头牛应交付7.12元人民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只羊和八千六百余头牛应上缴中共十五万六千九百零七（156907）元人民币，加上每年被称为“收购任务”每百只羊中必须向中共交售十四只羊，年计全村最少要向中共交售七千五百二十五只羊。每只羊不得低于三十公斤，加上羊皮，中共给每只羊支付30元人民币，同样在市场上每只羊的售价至少在140元人民币以上（在八十年代约折合20美元）。所以，七千五百二十五只羊的价值应是一百零五万三千五百（1053500）元人民币（约折合150500美元），但中共给牧民才支付二十二万五千七百五十（225750）元人民币（约折合32250美元），仅此一项，中共每年从牧民手中就掠取了三百八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3827750）元人民币（折合118250美元），以犁牛为例，每百头犁牛中，每年必须向中共交售四头牛，则全村每年要向中共交售三百四十四头，每头牛至少净重一百五十公斤，加上牛皮中共仅给75元人民币（折合10.71美元）而同样的牛在市场上售价每头至少自75元人民币以上（约折合53.57美元）。因此，按市场价来计算三百四十四头牛的售价为十二万九千（129000）元人民币（约折合18482.57美元）。但中共支付给牧民的仅是二万五千八百（25800）元人民币（约折合3685.71美元），这样中共又从牧民身上掠走了十万三千二百（103200）元人民币（约折合14742.86美元），仅此二项，牧民就损失九百三十万九千五百（9309500）元人民币（约折合132992.87美元）。1958年到1980年的畜产品平均价格大约如下：
根据中共统一规定的收购价格，每公斤酥油为1.6元人民币，一公斤羊毛为1.6元至1.8元人民币，一张羊皮为1至3元人民币，一张牛皮为6至8元人民币，一只羊为8至13元人民币，一头牛为40至50元人民币，一公斤牛奶为0.06元人民币。以上价格表明了中共在整个西藏地区以极低的价格强制收购自然的畜产品，也充分说明了整个在对西藏人民进行掠夺和剥削的事实。
据中共统计：现甘南地区共有一百五十五万二千只羊，9因此，这里的牧民每年要向中共交售每七只羊的一只，这样便要交售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四只羊，中共平均为每只羊支付30元人民币，而根据当地的市场价格，每只羊的最低售价为140元人民币，仅此，中共就从当地牧民手中掠走了整整二千四百二十八万八千五百四十（24388540）元人民币（约折合3484077美元），犁牛亦同样，被规定每十头牛中就要交售一头牛，平均每年要交售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一头，按市场销售价，平均每头牛约出售865元人民币，而中共则给牧民支付360元人民币，仅此，中共又从当地手中掠走了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六千二百零五（11696305元人民币(折合1670900.70美元）。八十年代末，中共还从“甘南州”地区亦用汽车或火车载运成千上万头活犁牛到香港出售，从中谋取暴利。另据中共商业负责人士讲：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中共从安多牧区每只羊以8至20元的低价大量“收购”后，以每只羊500元价格销往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各国。另外，在“甘南”、“阿霸”和“青海”等地出产的畜产品以及鹿茸、麝香、冬虫夏草等名贵药材在中共的出口产品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共出版的《甘南州概况》里有这么一段说明：“在甘南州的历史上帝国主义的魔掌也曾伸向牧区。政治上，他们进行各种间谍活动。经济上，畜产品成了他们的主要掠夺对象。1900年，英商在河州设新泰兴洋行，以后在拉卜楞等地设分店，收购甘南羊毛，每百斤羊毛的收购价为白银一两八钱至二钱七两，运到天津以五十至七十两的高价出售”。10请看，中共的这种说法与他们在西藏地区的行为有何区别？
该书中还写到：“建立自治州三十多年来，国家和上级拨给自治州的财政补贴为五亿九千三百七十余万（593700000）元，为州财政收入的2.67倍。年平均财政补贴为一千八百五十五万（18550000）余元”。11而该书的另一处则写到：“三十年来，自治州为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六百五十五万方的优质木材”,12以每平方米木料按280元的中等价格计算，上述中共自己承认掠运的木材价值就达十八亿三千四百（1834000000）余万人民币（约折合二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平均每年达六千一百一十三万三千（61133000）余元人民币。仅此木料一项的价值即为中共所谓“补贴”甘南款项的三倍以上。
1985年，“甘南自治州”州长金巴（藏人）在甘肃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只要把甘南的木材收入交给自治州，把当地汉族工人迁回内地，甘南不需要国家（指中共）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因此，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内，金巴被撤去一切实质性的职务，而被任命为州政协主席（谁都知道此职有名无实）。
中共在各自治州和县镇单位或商店等许多楼房建筑，在外表上表现了进步和发展，事实上，这些“发展”的受益者是来自中国的官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为中共中共服务的少数藏族官员，对广大的西藏农牧民而言，这些“发展”并未给他们带来实质利益。例如：旅社、医院的住房均分为高级、中级、低级和大通铺，农牧民只能住在低级或者大通铺；凡在商店、影院、旅社、饭店以及工厂、采矿、铁路、公路运输等行业工作所均是中共干部子女和中国本土的失业移民。
自1980年开始所谓的“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为了赚取利润，来自中国的移民一天比一天多，这些移民在西藏各地开设饭馆、旅社、裁缝店、茶馆、录像室、或倒卖中国生产的粗质衣服和劣质的烟酒、调料，各种伪造或腐烂的食品，以骗取藏人的现金，并大肆播放黄色或打斗的录像带，诱惑许多青年步入歧途。随着大量中国人移居西藏，藏人的文化、语言、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均效仿中国或国外，使西藏的传统文化日趋衰落，西藏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机。事实上，这也是中共大肆移民西藏以人口优势“和平”地消灭和同化西藏人的诡计。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共在西藏各地的破坏和掠夺，甚至他们所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表明了这些“建设”与“发展”，完全是为中国官员和移民服务，而非造福于西藏人。特别是由于中共的入侵，百余万藏人死于非命，文化传统遭到难于估量的破坏与摧残，这岂是中共补贴几亿人民币所能补偿的了。
注：
1、见《青海省情》P29、P300；
2、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96；
3、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P 88-P89；
4、 同上P92；
5、同上P81；
6、同上P 84；
7、 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3；
8、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P116；
9、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3；
10、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P122；
11、同上P212;
12、同上P145；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