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三）
十
工人出身的盖莱克曾经给波兰带来过巨大的希望他曾经勇敢的为12月悲剧承担责任，并且有过与工人的真诚对话。 波兰的危机明明已经到了政府诺不付出代价就难以解决的地步，当局居然还用佩卡式的解决方式去胡弄工人阶级，这不能不说是盖莱克政权的可悲之处。 但如果我们因此就下结论，说盖莱克是完全站在工人对立面的领导，说他从来就是一个不愿体察民情的官僚，则有失公允。 要是有可能将波兰统治者当局的个别人作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造成过许多社会灾难的波共领导人，并不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暴君那样专权：暴戾、残酷；恰恰相反，波兰近几十年出过好几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身上有许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民主倾向。 从贝鲁特、奥哈布、哥穆尔卡到盖莱克，全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 57岁的现任第一书记盖莱克，出身于一个矿工家庭。童年时，父亲因事故死于矿井。他与母亲流落法国，13岁开始下井挖煤。这个流落异邦的小矿工，下井干活时因个子矮小，手提的矿灯拖在地上，他只好把矿灯提手弄得短些。 盖莱克了解工人的悲惨处境，而且确实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投身革命的。 盖莱克还是共产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欧侨居了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领导人。那就是说，他是在比东方民主得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人们评价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民族的行为时，常常夸大文化心理的因素，盖莱克的全部经历证明，政治或制度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70年底，黑暗的12月大屠杀刚刚过去，巨大的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使盖莱克取代了哥穆尔卡，成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盖莱克的上台执政，曾经使波兰人感到巨大希望就如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在1956年被人民拥戴上台时，曾给人民带来过振奋一样。 我们不能说盖莱克只是扮演了哥穆尔卡在1956年扮演过的角色，不能说他只是把哥穆尔卡演过的戏又演了一遍；更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在演戏、欺骗人民。 不，无论1956年的哥穆尔卡，还是1970年的盖莱克都曾经是真诚的。 1970年12月20日，盖莱克接任波共第一书记的当天晚上就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说最近一周发生的悲剧深深地震惊了整个社会，说这次事件“沉痛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党必须始终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密切联系，而不能失去同劳动人民的共同语言。”为了找回已经失去的同人民的联系和共同语言，盖莱克作出了七十年代共产世界的一个重大决定。 1971年1月24日，也就是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仅仅一个月，一架专机从华沙飞往沿海工业城什切青市。飞机上有盖莱克，有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 飞机起飞时，这些几乎包括了全部政府班子的乘客们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方针政策，他们到工厂去，是为了解实际情况，为了听听刚刚在动乱中流过血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找到导致这场流血悲剧的根源之所在。 在什切青市，他们同造船工人会见，讨论持续了九个钟头。 领袖和工人诚恳地交谈，倾诉自己的疑问和希望，相互寻找支持和信任。厂里的广播站转播了会见的全部过程，成万名造船工人和城市居民拥在扩音喇叭前，倾听他们的代表和领袖的对话。 这是一次心对心的对话没有演说，没有官腔，没有决议，没有秘密，没有躲躲闪闪、虚虚实实的政客辞令。 盖莱克一行又从什切青直接到了格坦斯克。这次会谈继续了8个小时。 瓦文萨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二十多位工人在对话中讲了话。这些发言对盖莱克的震动很大。 瓦文萨也讲了话。 盖莱克不认识瓦文萨，也没有通过这次对话与瓦文萨相识，但这位工入的讲话内容曾经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瓦文萨说：“二十五年来，我们原本指望干得越快，我们获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越早，结果我们失望了。如果有必要的活，即使每天只有一碗菜汤喝，我们也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劳动；但我们希望得到保证，那就是这碗菜汤的分配将是公平合理的。”盖莱克的讲话很简单，一点没有领袖人物所有的威严和无所不知的自信。他请求大家原谅，他来这里只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处境有多困难。他说：“你们把我也当作人吧也要象帮助人那样来带助我吧！……怎么样你们肯帮助吗？”盖莱克发的话音刚落，他面前就响起了一片整齐的回答“我们帮忙！”这个回答很快就成为1971年波兰最流行的口号。 在会谈中，工人们曾当着政府领导的面，用一分钟默哀悼念一个月前死于政府镇压的死难工人，盖莱克和他的同志们以沉默向工人们的悲痛来示了深深的理解、羞耻和自责；或许，双方在这一分钟沉默里所有的沟通，超过了八、九个小时的语言交流。 当盖莱克离开造船厂时，工人用掌声欢送他。当时，工人充满了新的希望；盖莱克也怀着巨大的决心决不再无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意志，一定要象对待成熟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那样对待工人阶级！ 这次沿海之行，对盖莱克来说，是一次痛苦而苦涩的公民教育课。 正是这次坦诚的对话，缓和了波兰的紧张局势，并开始了人民和领袖之间的蜜月。 十一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革。 从沿海地区返回几天之后，波关召开了八中全会，对十二月事件进行评价并追究责任。 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纲领性讲话，他认为十二月事件的起因是党的领导没有与工人进行诚挚的对话，悲剧首先在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政治措施来消除紧张。 盖莱克首先谴责了在12月悲剧中使用暴力镇压人民。 他说：“用武力来解决与工人阶级的冲突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这只能造成流血、造成人民政权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全会公布了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于12月15日指示格坦斯克实行紧急状态、并命令民警有权在自卫和反击进攻者的情况下使用武器的经过。 这次全会作出决定：哥穆尔卡“在领导党的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削弱了党和社会的联系，使经济发展中的差错增加，最终引起公开的政治危机，而在危机的过程中又采用了不正确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决定暂停哥穆尔卡同志的中央委员权利。”同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中央书记雅什楚克、克利什科等人。他们是领导国民经济、内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盖莱克对这些经常受到人民信任和尊敬的政治家不得不带着个人悲剧离开政治舞台，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这不仅仅是为了对过去的清算，而是对未来的考虑，以“保证领导方法不出偏差，保证不出现独断专横的倾向。”盖莱克的愿望是符合人民心愿的，而他采取的行动也是积极的、及时的、有魄力的。 然而，盖莱克与人民的蜜月是短暂的。我们从十年后的波兰社会现实已经看到了，那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经给波兰代来过巨大痛苦的政治、经济危机又在盖莱克时代明显地显露出来。 盖莱克和他的前任一样失败了。因为他在经济上仅仅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而且把生产力低下仅仅当成纯经济问题。 盖莱克提出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三高政策，而没有全面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将中央控制的经济权归还给社会，使劳动者能因经济上的自立而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人。 盖莱克的盲目的高速度经济政策引起了投资过热、外债骤增、比例失调、物价上涨等一系列危机。 政治上的改革更被忽视，盖莱克仍然采用了那种苍白无力的惩罚人、撤换人的老一套方式。这种短期有效的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政治手段，丝毫没有触及造成波兰危机的根源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 盖莱克不可能靠个人权力、靠制度自我更新的幻想去改变这个制度的内部结构；相反，倒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很快就被这个制度所改造了。 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位很具民主作风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仅仅三、四年之后，就变得“拒谏饰非、个人专断，听不进批评意见”了。（[波]米。弗。拉科夫斯基《十二月转折》。） 制度比领袖更有力量，那些妄图靠个人权力进行改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倒是他们自己先被制度所改造。算上盖荣克，这个斯大林模式的政权已经糟蹋了四位出类拔苹的领袖人物了而且越往后来，完成这种改变的时间越短。仅凭能把好人变坏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说，这种政权形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彻底改革。 现在，尽管盖莱克还没有把哥穆尔卡曾经走过的道路重复完，但我们已经看到他正面临着哥穆尔卡执政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对危机完全相同的评价。 我们难以判断的只是，盖莱克会不会无视历史的进步，而在最后时刻采取哥穆尔的方式，用暴力去对付工人阶级？ 1976年，盖莱克曾经在这个历史进步的分界线上犹豫过…… 1976年6月24日，盖莱政权的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肉食、黄油、食糖涨价；同时还宣布，给予劳动人民以全部等价的现金补偿。 总理的电视讲话之后，首先在拉多姆地区，工人离开工厂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动乱发生了。 这是盖莱克执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危机，但与1970年事件的起因却完全一样。一个政治家应该有这样的记忆！ 抗议和罢工在十多个省蔓延、局部地区还发生了街头冲突。 这次，盖莱克发表了强硬的、哥穆尔卡式的讲话。 他宣布：“我们不允许国内落后人物、冒险分子和教唆分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人……”盖莱克将华沙和什切青的警察部队紧急调到出事地点。 波兰面临着继1956年，1970年的大规模流血之后的又一次严峻时刻。 这次事件最终没有能避免流血。但要说明的是，只有两位工人死亡；而且是由于某些部门的粗暴行为造成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正是盖莱克的努力，才避免了1970年悲剧的重演。 他用警察驱逐游行队伍，却决不允许开枪，并且很快就撤销了涨价的决定。这可以算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 在宣布涨价24小时之后，总理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灰溜溜地、垂头丧气地向整个波兰宣布“撤回关于改变价格的政府草案。”盖莱克成功地将问题压了下去，而不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他甚至已经没有五年前那种解决危机的耐心和诚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他在五年前所有过的誓言，用诚挚的对话解决与工人的矛盾和冲突。 政治家对什么事能保持记忆？ 看来，对领袖人物的选择，应该把记忆力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盖莱克采取了对专制者说，最省力、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严厉的制裁。 拉多姆事件之后，六百六十名工人遭到拘捕和审判，九百三十名工人被解雇。 仅用了五年时间，制度就完成了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塑造。 现在，1980年8月，人民波兰出现的危机是它历史上几次危机的重复，而处理危机的政治家又是由制度从同一个模子里组造出来的，那么，盖莱克会不会又一次采用他在1976年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手段；甚至更退一步，去采用哥穆尔卡在1970年所用过的极端手段？ 我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因为1980年的盖莱克与1970年的盖莱克已判若两人；我们倒是从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卡身上找到了眼前的盖莱克…… 十二 工人等待着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政府等待着工人放弃联合行动；知识分子说，谁试图采用暴力，历史是不会原谅他的…… 三百多家工厂的工人联合成一个整体，有组织的、秩序井然地占领着工厂，政府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十多万工人实行有效的镇压。 罢工工人不上街游行，不感情用事，甚至也不急于实现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只要求政府首先承认他们。 工人已经等待了八天人夜，这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 处理格担斯克工潮危机的政府委员会新主席雅盖尔斯基副总理已经接替了佩卡副总理，但他仍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 新任政府委员会仍然无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不承认它是全权的谈判对手。政府委员会只是试图让一些小厂厂长、书记和厂工会代表组成“三人小组”直接与政府谈判。 如果当局连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且仅仅是一个临时的罢工领导机构厂际罢工委员会都不愿承认，那么更不可能接受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而这是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条。 随着事态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一条要求的重要意义。他们决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犹豫让步。 为了重申这一点，304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发表了联合声明：“没有独立工会，其它各条将来都会成为泡影。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短暂的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官方工会过去和现在不仅没有保卫我们的权力和利益，而且在对待罢工的正义行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比党政机关有过之而无不及。”罢工工人对官方工会的评价并不过份。波兰工人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官方的工会对此毫无承担责任的检讨精神；相反，它的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居然跑到格坦斯克召集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议，宣布工会中央理事会“不交出权力”，也不跟厂际罢工委员会“分享权力”。 在官僚看来，工会的职位只是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 当然，什德拉克的幼稚做法失败了，因为厂际罢工委员会对他进行了轻而易举地反击数百名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团仅有的两部电话机前排成队，轮流使用电话向本厂职工吩咐：“不跟什德拉克进行任何谈判。这是破坏罢工的行为。”结果，这位官方工会的最高领导人只召集到14名工厂工会代表，来参加他的格坦斯克省工会积极分子会议。 这位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又赶到什切青，尽管他把目标盯在一些小厂的工会理事会，他的分裂企图也未能得逞。 罢工工人等待着，他们必须保持团结有共同的更求并以一个整体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总算作到了；另一方面，罢工工人要坚持下去，还得保持秩序，避免因急躁和愤怒而感情用事。 现在，害怕产生社会动乱的反而是工人方面。 罢工工人保持了秩序和平静。在这方面，瓦文萨坚定、果断和自信的个性起了作用，罢工纠察队的严明纪律也起了作用。 三联城是平静的，没有破坏，没有动乱，甚至没有醉鬼；连以往滋事很多的咖啡馆、舞厅、剧场也平安无事，因为去的人寥寥无几。民警只记录了偶尔出现的流氓行为和偷窃。但连民警都承认，这类事件比平时少多了。 罢工工人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组织城市生活。在全面罢工的状态下，这是很困难的。这他们也作到了。可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可以使工人阶级学会一切。 这些工作是由瓦文萨直接负责的。他既要使罢工坚持下去，又要让三联城人民的生活不受到影响。他必须决定哪些行业应该罢工，哪些部门却必须承受更多的工作任务。 瓦文萨的工作方式是极其干脆的，有的问题他当即作出决定；有的当场由主席团集体决定商业运输罢工了，但食品送货照常：面包运；糕点不运。 火柴厂请示该不该罢工？ “不，这是人民需要的，应该生产火柴！”“谢谢，我们将生产火柴。”农业合作社代表团来了。 “现在是秋收，我们该不该工作？”“当然应该！！”瓦文萨还组织罢工工人去带助秋收。 警察阻拦了给居民分送食品和煤的汽车，怎么办？ “让司机在汽车前窗玻璃上写上”居民生活必需品：肉、粮食、煤！“”要是警察还是不让怎么办？“”避免冲突。警察要取下罢工标志，就让他们取下来，往前开一百米再挂上！“”没有汽油了！“”用广播向社会呼吁捐献汽油！向省长告急，告诉他，居民总得吃饭！给我们燃料！“水果加工厂代表团来问：”我们要不要继续工作？如果不工作水果要烂了，如果工作，我们需要煤、糖、酒精。“”你们工作吧，不能造成损失。问题我们马上解决。“托伦发生了火车事故，急需血液！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呼吁献血。炼油厂，造船厂有一百名工人去了献血站…… 工人以难以置信的效率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难题。看来对社会的管理并不是政治家的专利。 谁说工人阶级不会运用民主权利、不能充当社会的主人？ 当然，工人阶级能在这种非常时期使三联城的人民过上正常生活，是因为罢工工人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1980年夏天，格坦斯克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孤独无助的。 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不能没有经费。这很快就解决了。仅列宁造船厂三号大门一处，五天里就从本市居民处得到16万兹罗提捐款。一个退伍军人组织，还派了代表团来到格坦斯克，要把给罢工工人的捐款亲手交给瓦文萨。 除了钱，还有许多饱含情感色彩的礼品：一位农民送来40公斤西红柿和10公斤苹果；一位年轻的姑娘送来了一束鲜花。姑娘直接走进主席团会议宣讲台，说：“这是教师们送给造船工人的花，祝大家坚持下去。”三联城联合医院的护士小姐们送来一封信，说她们全体护士和卫生员的心是同罢工工人在一起的。但她们不能参加罢工，因为病人的利益是最高目标，她们这样宣过誓。但她们在信里鼓励说：“祝你们坚持下去！”两位非常害羞的女士走进造船厂，站到麦克风前说，她们是从西里西亚来的。西里西亚可是出好样儿的矿工的地方，那里的工人最富有斗争精神。造船工人欢呼起来。 两位女士羞得满腔通红，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俩是来格坦斯克度假的，她们只能代表自己。但她们一定要把格坦斯克造船工人英勇斗争的真实情况带回西里西亚去！ “工人的西里西亚万岁！”大厅里响起了口号声。 “西里西亚人同你们在一起，”两位西里西亚女士流下泪来，“全世界都在谈论你们，你们不要屈服！”除了物质的、情感的、更有力的支持还来自知识阶层的精神支持许多知识分子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罢工工人。 波兰作家协会格坦斯克分会发表声明，呼吁“平静、秩序、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作家们在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的同时，呼吁当局尽快同厂际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说这是“尊重罢工工人团结的道义价值”的表现。 8月21日，由64名知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呼吁书传到格坦斯克，这些知识分子敦促政府尽快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 他们旗帜鲜明地宣称：“……今天，波兰工人以其政治上的成熟和果敢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为我们大家争取更美好、更相称的生活在进行斗争。全体进步知识分子是站在工人一边的。”这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精英一开始就点明了当前这场危机的性质。这等于警告当局别以流氓滋事或反革命动乱为借口镇压工人。 呼吁书写道：“……我们呼吁政府和罢工工人能选择一条谈判的道路，妥协的道路。任何人都不能采取任何不法行为或暴力，也不能尝试动用武力。十年前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求新建立的政府委员会立即同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知识分子诚恳而公正地对双方进行了审慎地劝告：“要摆脱今天的危机，就要求抛弃动辄把一切要求政治改革的行动看成是违背国家利益、威胁国家制度的那一套呆板公式；同样也要求公众在争取自己权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持温和态度。”最后，这64名知名人士以历史的名义，严厉地警告那些胆敢在波兰民族生死悠关的严峻时刻采用非理智、非民主手段的人。 呼吁书警告道：“如果有人试图不通过协商的道路而采用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历史是不会原谅他们。我们呼吁审慎和多思……”这份呼吁书的内容立即就被政府方面知道了，并且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为了表明对罢工工人的支持，呼吁书的64名签名人委派《联系》月刊主编，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盖雷梅克教授亲临列宁造船厂，向厂际罢工委员会递交这份呼吁书。 瓦文萨接见了两位知识分子。 瓦文萨问：“你们还能给我们什么具体帮助呢？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需要带助。”是的，从战斗的罢工阶段到谈判的准备、再到即将来临的谈判阶段，工人会面临一个新的战场，这将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知识。这些仅仅靠勇气和纪律是无法完成的。 理解了瓦文萨的困难，盖雷梅克教授提出了成立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瓦文萨采纳了，并委托马佐维耶茨基主编组建专家委员会的班子。在以后的斗争中，这个由18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使波兰工人有了更加深思熟虑的斗争策略。 现在，艰难的占领性罢工已经进行到第九天，罢工工人已经不再为能否坚持下去表示怀疑了。他们保持了团结、纪律；他们不仅有了政治上的成熟，还丰富了政治上的智慧。 在前两天，当瓦文萨被记者问到“如果你这次输了呢？”时，他还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说：“那也会留下觉悟和组织。”而现在，瓦文萨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说：“1970年我输了；1976年，我输了百分之五十，当时，倘若拉多姆再坚持一天，我们就赢了；现在，我有百分之百赢的希望！”带着这样的信心，厂际罢工委员会从容不迫地向政府当局提出了最后一份敦促谈判的通报“……厂际罢工委员会代表所有的罢工工厂再一次呼吁当局举行谈判只有诚心诚意的、民主的对话才能结束罢工……罢工是不会破坏波兰民族的团结，不会有损于波兰国家。如果当局希望证实这一点，那就请他们到罢工人员这里来。”在这里，工人阶级反而比政治家显得成熟、大度。 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一个掀起了动乱的、还未被官方承认的工人组织，居然比一个肩负着社会秩序的政权更迫切地呼吁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表现出更多的理智和责任感。 政治上的较量还没有开始，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世界上有哪一个政权有眼前的盖莱克政府的处境窘迫？ 盖莱克是一个不走运的政治家他遇上了不呼喊口号，不挥动拳头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盖莱克政权终于度过了难以选择的困境它的前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与工人举行判，并且承担责任。 无论这场即将开始的历史谈判判结局如何，波兰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十三 谁也不指望靠几个小时的会谈去消除半个世纪形成的隔阂和怨恨，意义只在于政府终于和工人坐到一起了。 罢工斗争的僵持阶段在8月22日结束的。 白天，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用电话跟政府委员会主席雅盖尔斯基取得联系。政府方面提出先派三名代表进行一次非正式的秘密接触。工人一方接受了这个建议。 副总理接见了三位代表，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书。 双方商定：于8月23日下午2时，由格坦斯克省省长来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举行初步谈判，制定谈判方案。正式谈判于23日晚八时举行。 尽管工人领袖们已经断定，政府除了妥协、谈判已别无选择，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禁不住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为期待这一天，他们绷紧神经度过了九天九夜；而这是波兰工人阶级整整30年的期盼！ 工人并不是为可以松弛一下而欢呼，相反，他们都感到就要来临的这个时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从这一刻起，他们将负起更重大的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感在第二天出版的第一期《团结报》上充分表达出来了这份报纸刊登了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姓名和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结社和罢工权利的公约。 23日下午二点的预备会议按时举行了。 格坦斯克省长耶日。科沃杰伊斯基教授是第一个走进列宁造船厂跟厂际罢工委员会接触的官方人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被迫的、晚了许久的，但在整个东欧，仍是率先走出的一步政府对一个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承认，并被迫与他们进行一次平等伙伴式的对话。 罢工工人兴高采烈地在谈判大厅为晚上的谈判作准备：摆桌子、放椅子。这是他们的节日。为了铭记住这一历史时刻，工人们在谈判桌上放满了各种廉价的磁带录音机。 人们早早地就等待着，对此，他们的首领既高兴又担心。于是，瓦文萨象宣布纪律似地作出警告：“谁的神经不健全，就别参加。我们必须表示出我们的坚决态度，但得有礼貌！”其实瓦文萨自己就不是一位绅士。前天，他跟记者谈到斗争性时，他说自己喜欢激烈的斗争，而且如果需要，他会“变成一个缺乏教养的、蛮横无礼的人。”工人没有为瓦文萨的训诫生气。对的，他们要当主人，首先就应该学会一个主人所有的自尊自重。 大伙用欢快的掌声表示了他们的理解。 “鼓掌为时尚早！”瓦文萨继续说，“只有主席团成员参加谈判。谈判内容由广播站转播。过后，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作得不好，什么做得好。你们将做出决定，我们只是谈判。”掌声更热烈了。 政府委员会于八点整乘坐一辆大轿车到达列宁造船厂。 进了厂门，他们受到了礼貌却又十分冷淡的迎接。 沉静是由随后跟来的喧闹的、抢镜头的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师打破的。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副总理便表示了对谈判对手的充分尊重和自己的谈判诚意。 应该说，这位副总理是诚恳的。他的个性和谈判方式都与前任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副总理形成强烈反差。 然而雅盖尔斯基的诚恳并未表现在他能诚恳地解决问题，而是诚恳地表示他无力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谈到21点要求的第一条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时，他承认“这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国家的今天、明天和将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又说，“我作为政府的代表触及到了一个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政府“不能给工会规定章程，也不能规定它的活动方式……”关于21条要求的第二条中的罢工权利，副总理表示，这很难在当前的条件下作出决定。他说这个问题不仅对波兰，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难题。因此现在不宜就这个问题公开讨论并征求公众意见…… 副总理的谈话立刻被厂际经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维希涅克斯基打断了。 维希涅克斯基说：“用不着去寻求什么'公众意见'，我们这儿代表着382家工厂的职工。我们就是公众意见！”雅盖尔斯基无法再谈下去，否则，他要么激怒舆论，要么就得牺牲他的诚意。 不过他表示：“罢工者和罢工支持者的安全是可以保证的，只要他们不触犯波兰法律诸如盗窃、破坏财产，使用暴力……”副总理的话立刻在整个造船厂引起了一片口哨声和不满的喧嚷声。 尽管如此，谈判还是有礼貌和有秩序地继续下去。这次谈判原本就没有要达成全面协议的目标。要先确定的只是双方各自介绍一下对21项要求的观点，所以会谈时间只限定为两个小时。 谁能指望用二个小时去解决半个世纪的问题？ 谈判继续进行，当双方谈到第五条，“通过群众性传播工具发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其要求”时，会谈陷入僵局。原因是到目前为止，格坦斯克同全国的电话联系仍被封锁，罢工工人的真实情况无法向全社会报告；相反，官方的宣传工具一直没有停止对罢工进行歪曲报道。 瓦文萨问到：“副总理是否看过《人民论坛报》对我们都写了些什么？”雅盖尔斯基：“我没来用及看。”瓦文萨：“可我来得及看。他们污蔑我们！”工人要求，在提供群众性的传播工具之前，首先修复格坦斯克与全国各地的电话联系。 省长科沃杰伊斯基回答说：“同什切青可以恢复通话，但跟华沙的联系得由中央决定。”“如果在这里不能谈论中央决定的事，”瓦文萨质问道，“那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在同政府委员会谈判，还是在同地方委员会谈判？”副总理只得承认，这个问担应该由他来解决。 瓦文萨继续说：“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全社会，让整个波兰都知道我们这儿发生的事。”这是让工人方面产生怨恨的话题。 主席团激进的成员格维亚兹达说：“我们把取消电话封锁着成是诚意的表现。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局至今没有解决这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形式下，我们不能进行谈判！”雅盖尔斯基；“我们得中断谈判吗？我想，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我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一个机会……”瓦文萨；“什么期限？”“明天。”“好，一整天。”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都不愿作过多地接触而使矛盾深化。经过了几十年的隔阂和怨恨，要坐到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双方一致同意暂时取消原订于第二天进行的第二次谈判；正好，副总理已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华沙参加波共的四中全会。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以非常稳妥而成功的一次行动，给波兰带来带来巨大的希望当天夜里，什切青市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团赶到格但斯克，它带来什切青地区82家工厂职工的委托。两个厂际罢工委员会将采取联合行动。 这次会晤的第一条决议是：只有实现独立自治工会的要求，才能在整个沿海地区终止罢工。 从格坦斯克到什切青，只有六、六百公里的距离，但对波兰这个仅有31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说，这七百公里构成了她的生命线这是她的全部海岸线，最发达的工业区都集中在沿海地区。 波兰工人的阵地扩大了。 当双方进行试探性地交锋之后，工人没有为初战告捷而盲目欢呼，他们得利用休战的时机，坚固前沿阵地。 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邀请专家组的成员来列宁造船厂会晤，就许多重大问题请专家们进行历史的比较和理论的验证。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报刊主编；甚至还有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主任。 这些硕土、博士、科学院院士风尘仆仆地从华沙赶来。 工人阶级将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专家们也毫无保留地、负责任的谈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团作重大决定时参考；当工人作出决定后，专家们又帮助使这些决议的思路更清楚，最后还要对某些条文格式和谈判词令进行语言加工。 主席团要作出的决定很多有的并不紧迫却具有深远意义：为1970年牺牲的造船工人修建纪念碑。主席团批准了造船厂设计师皮涅特鲁什卡工程师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并决定纪念碑在三个月内建造好，以在今年12月16日的周年纪念时揭幕；他们得保持着与副总理雅盖尔斯基的联系，他仍在华沙。这也是很艰难的事，因为通讯联系的封锁还没有解除；每个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员都得时时与各自的工厂保持联系，随时将主席团的决定告诉那些因谈判停顿而焦急、困惑的罢工工人；主席团还决定主席团成员包括主席瓦文萨必须睡觉，至少连续睡够五小时…… 十四 全世界的媒体都走进造船厂后，终于促成了波兰的新闻工作者不愿继续当喉舌的反叛波兰终于知道了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和21条要求的存在…… 最让主席团忙于应付的是记者们。 在列宁造船厂的波兰记者有五十多位，而外国记者超过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三家最大的电视公司ABC ，CBC 和NBC 都派来了记者；还有合众社，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德新社。新华社的记者也到了格坦斯克，但只在造船厂大门外呆了几天。他们谢绝了进入造船厂的邀请，说：“谢谢，就这样也已经一切都知道了，我不想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全世界的大报，《纽约时报》、《明星周刊》、《世界周报》、《新闻周刊》、《人道报》、《费加罗报》、《巴西日报》等也都有采访记者进人造船厂。 可以想象，这一百多名记者多日聚在一起会有怎洋一番热闹景象！现在，双方的休战、沉默又加倍地刺激了记者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每个记者都力图从寂静中挖出些能震撼世界的消息，他们在全体会议大厅和主席团会议室之间来回游逛，有机会就拉住主席团成员发问：“还恢复谈判吗？”、“什么时候恢复？”瓦文萨更是记者们紧追不舍的对象；当然，他总是撵走他们。他最忙，确实抽不出时间。有时候记者们也能在瓦文萨走路或吃饭的时候有所收获。尽管瓦文萨以他特有的干脆，回答得非常简短，甚至对问题本身进行了否定，但瓦文萨的活仍然被电波传送到全世界。 通过这些答记者问，这位十天前还没有工作的失业工人终于被世界所了解了问：“成立独立工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后果？”瓦文萨：“历史与我有何相干！我感兴趣的是我的21项要求。现在要实现的只是第一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建立我们的工会。我斗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人！”问：“有人在谈到目前的事件时，想用欧州共产主义去解释……”瓦文萨：“胡说八道。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问：“您认为独立工会是什么？”瓦文萨：“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我们希望劳动者能干预那些同他们有关的决定。 问：“您知道西方国家的工会是怎样进行斗争的？”瓦文萨：“我们的条件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西方的工会，还是波兰以前的工会对我们都不合适。”问：“你们如此为之奋斗的是不是活生生的政治？”瓦文萨：“不，不是政治，这是21项要求。”问：“您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工作经验？”瓦文萨：“1970年流的鲜血教会了我。”问：“您读过工会方面的书吗？”瓦文萨；“读过一些意大利和法国的有关著作，但最好的老师是生活。”问：“您对波兰的前途有何理想？”瓦文萨：“日本的经济，瑞典的政治。”问：“您是天主教徒，信教对你意味着什么？”瓦文萨：“作天主教徒就是作人。”问：“假如您有机会同西方劳动者交谈，您首先向他们谈些什么？”瓦文萨：“我说，应该真心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工人团结起来要达到的目的也不过就是这个。”问：“您觉得从8月份以来，您有变化吗？”瓦文萨：“我从前是人，现在仍然是人。我还是我，我没有变，我很容易冲动，这使人嫌恶，但我充满继续斗争，永不退让的决心。”………… 瓦文萨走了，去处理那许多未来的和眼前的问题；还得执行主席团的规定，睡够五个小时。于是记者们游逛起来，争吵起来，并且互相交换一些“绝对可靠”的消息：“政府方面并没有排除在最后时刻采取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苏联方面已经向第一书记盖莱克发出了警告”；“盖莱克将提出辞职”………… 或许，这些新闻的布散布是一种烟幕，是同行间进行新闻争夺时发出的干挠波。记者们真正关心的是事件的内幕和事态发展的预测。 除了瓦文萨这个目标，让记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造船厂一间陈设船只模型的房间，主席团在那儿设了一个新闻处。越来越多的记者集中到那里，将主席团成员邦德科夫斯基团团围住。 邦德科夫斯基是主席团的新闻发言人。 这位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公报非常简单：与政府委员会的谈判日期仍未确定，因为格坦斯克与全国的电讯联系仍然不通。 记者们的怨恨具体化了，尤其是波兰记者，他们不象外国记者，即使在通讯封锁的情况下也总能千方百计地把搞到的新闻传递出去。 波兰记者对官方封锁通讯使他们的消息不能及时发出表示焦虑，而对许多虚假的、歪曲的报道却大量充斥报刊表示愤慨。于是，波兰记者聚在新闻处，召开国内记者会议，对上述两个问题表示抗议。 这次会议有点儿象乱糟糟的群众大会，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太多的方案；连这份抗议交给谁，都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是交给波兰记者协会，还是党中央新闻部，还是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 在签名问题上的犹豫就更多了，该不该签？敢不敢签？一位记者签上了名又划掉了，然后又签上，并表示了歉意。 这场良心与忠诚的喜剧演了很久，直到他们被工人撵出新闻处，因为那里要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波兰记者们只好搬到室外一棵大树下继续签名。 这份抗议声明终于有了36名记者的签名。声明被送到波共中央新闻部、波兰记协、政府委员会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并在当天晚上就被“自由欧州”电台报道了。 抗议声明的全文是：“我们，此时正在格坦斯克地区的波兰新闻记者，我们声明，迄今为止发表的许多消息，不符合这里发生的事件的实际。 目前的电讯封锁以及缺乏公布介绍真实情况的材料，使我们感到痛心，并使我们不能忠实地履行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我们认为，充分地向社会报道有关国内发生的一切，只能有助于冲突性局势的解决，并在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记者们的行动是迟迟疑疑的，但意义重大。。继学者、教授们的积极介人之后，新闻工作者的反叛使格坦斯克的政治氛围更加炽热了。 这些记者大多来自首都新闻部门，人们一直怀着敬畏心理把他们称为官方的喉舌。 这次小小的、异乎寻常的造反给了当地新闻极大的勇气：当地电台一次又一次地播送着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第一次谈判的实况；格坦斯克《海岸晚报》第一个发表了格坦斯克存在着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以及它所提出的21项要求的消息。 面对这样的政治气氛，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人难道还可以不把格坦斯克危机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件大事，而不作最高层的表态吗？ 全波兰、乃至全世界都注视着、等待着波兰共产党的进一步表态……
来自底层的改革浪潮——瓦文萨与波兰团结工会（四）
十五工人阶级的成熟阻止了盖莱克来一次彻底的、哥穆尔卡式的堕落，这段重复的历史才避免了那个悲剧性的结尾。 政府在十天的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了最高层次的表态。 8月24日晚上，波兰国家电视台播出专题新闻：党内第二号人物、现任总理52岁的爱德华。巴比乌赫辞职；同时宣布，将巴比乌赫和另外三名负责宣传和经济的政府领导人开除出政治局。 1970年，在把哥移尔卡搞下台的斗争中，巴比乌赫是盖莱克的坚定盟友，可见，盖莱克为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电视台公布了中央全会的决定后，盖莱克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 这次讲话是十分温和的，盖莱克首先承认，人民不满是因为党的“工作方法存在着毛病和缺点，”他保证政府将“对经济实行重大改革”，并“削减巨大的投资计划”，以缓和因野心勃勃的高速度计划带来的物价上涨。 对于当前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承认工人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答应“要仔细地倾听公众的呼声。”并保证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尽力通过讨论和对话，通过妥协和协商来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应该承认，这次讲话是温和而诚恳的。然而比起我们所了解的盖莱克，比起我们在前面所听到过的他在1970年底的讲话，这次讲话温和却过于空洞，有一点自责，却又不痒不疼。 盖莱克的倒退是历史的重复，但他毕竟没有堕落到哥穆尔卡的地步用暴力对待示威群众。这算是历史的进步吧。 然而，如果历史的进步仅仅表现在统治者的一点无可奈何的自责上，那这个进步是可怜的。下面的比较使我们看到，历史的进步远非这一点儿。 这个进步来自波兰人民的政治觉悟：1956年，波兰人民对哥穆尔卡的许诺抱着绝对的信任，把他当成救世主和万能主宰，而将一切都交给了他。 1970年底，尽管盖莱克做得不比1956年的哥穆尔卡少，但他只得到了人民的一半信任。波兰工人带着一半希望，一半怀疑质问他：“有什么把握十年后不再谈论改革的需要呢？”在1970年的格坦斯克对话时，一位钢铁工人的精彩发言，表明了波兰工人在这14年中的进步。 这是那位工人的讲话：“信任中断了，今后任何一位波兰领导人也不会有哥穆尔卡1956年享有的那种信任了。新领导目前只在一点上得了分，即它拯救人民免于内战，免于兄弟间的相互屠杀。但在其他问题上，人们还在等待。改善物质条件虽然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终究不是最迫切的。主要的问题是，要重视社会，倾听群众的呼声，遵守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无情地根除那些身居委职而好耍手腕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暴虐无羁的人。”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工人阶级跨越了对政治家的盲目信任，不再将一切都交给政治家去办，而是开始了对政治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的结论还只是要求政治家能永远倾听人民的呼声。 现在，1980年8月，尽管盖莱克这位仍然控制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这位仍然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政治家面对着反叛的工人，准备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危机，这在整个人民东欧的历史上，已经是了不起的让步了，但波兰工人却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妥协和信任。 波兰工人终于从诉诸统治者善意的幻想和寄希望于好政治家的希望中醒悟过来。 在这种不妥协、不信任中，工人的民主意识觉醒了，他们终于找到了用自己的阶级意志和力量去取代对政治家的依赖。 波兰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盖莱克对十多万罢工工人作出广泛让步的当天晚上，美联社记者找到了瓦文萨，向他提出问题：既然政府已经作了重大改组、并同意工人以民主投票方式选举工会领导人，主席团是否将接受政府的妥协？ 尽管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团的许多成员表示，应该研究一下盖莱克的讲话，然后再表态，心直口快的瓦文萨还是对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做出作出回答：“不，只有建立自由工会，我们才能得到幸福，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政府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决不给它欺骗我们的机会。”这种脱口而出的、似乎很不成熟的表态，表明了波兰工人阶级的成熟这是用近三十年的苦难和两次大规模流血换来的。 瓦文萨说：“工人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决定用罢工来争取这一点。所以，就是解决了其他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自从1944年波兰工人阶级将他们的权力交给波共之后，他们使死守住一个信条好的当权者是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几十年来，他们始终在反对坏的当权人和寻求好的政治家的斗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到了1980车，波兰工人才第一次理解建立和保持自己力量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盖莱克政权被迫牺牲了它的总理，波兰工人也拒绝接受这种老一套的、替罪羊式的解决方式。他们冷静而顽强地坚持他们已经寻得的目标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中心。 十六 罢工工人拒绝以改进了的旧工会来取代建立工会，让副总理无可奈何；而工人对国家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则让这位政治家深感震动！ 政府与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第二次谈判于8月26日举行。 政府方面仍由第一副总理雅盖尔斯基负责，谈判地点仍在列宁造船厂。 有了政府的改组，有了盖莱克的妥协性讲话，政府委员会希望它与工人的谈判要容易一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它的让步能换得工人的让步。 瓦文萨的首次发言就使政府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在最重要、最难达成协议的自治工会问题上，工人方面没有丝毫的退让。 瓦文萨说：“从第一次谈判以来，已经过去了很重要的三天。我们希望在这期间发生的新情况，能使我们的讨论变得容易些。罢工要求中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问题。我们要一个自由、独立、真正自治的工会。”瓦文萨还非常有礼貌的重申了工人方面的谈判诚意。 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应该相信，我们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把工厂看作是波兰人民的财产，但我们要求成为工厂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现在我们决定用罢工来要求这一点。我们的谈判将很困难，我们大家都必须有极大的耐心和良好的愿望。”只有坚定的内心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才能使工人方面具有如此的沉着、理智和礼貌。 就个人素质论，对方的首席代表雅盖尔斯基有瓦文萨无法比拟的优势；：雅盖尔斯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知识、教养、思想水平方面，他都是出类拔苹的；他的外交、谈判才能则更是瓦文萨这样一个工人出身的人所无法相比。雅盖尔斯基在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谈判厅进行过许多次极其困难的经济、政治谈判；而他的谈判对手也是一些世界级的政治家总理、部长、党的领导人。 但此刻，这位政治家却没有瓦文萨所有的自信。 谈判一开始，雅盖尔斯基就向瓦文萨提出一个个人要求：“主席先生，我提一个建议，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整个时间被电视摄像机拍摄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将它关了，它是不需要的。”副总理的请求得到了一半满足，决定对谈判的开头20分钟作电视报道，然后就请电视记者退场。 副总理要求回避电视记者，倒不是他要躲避新闻监督而在谈判桌上耍弄手腕。 这一次，雅盖尔斯基是拿出了比跟外国政治家谈判时更多的诚意和严肃态度的。但他毕竟是一位东欧政治家，他的国内政治生活从来就是跟密室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他首先声明，最近几天曾经流传的一些指责罢工工人的传单，但他对这些传单一无所知。 接着，副总理对双方能又一次严肃地讨论波兰的重大问题表示满意，他重申了他的谈判诚意。 雅盖尔斯基说：“三天前，我们开始谈判，现在我又来到这里，就象我三天前说的那样，为的是和你们一起解决令人焦急的问题。”副总理本着先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的精神，宣布了政府为改善市场供应，进口肉食的决定，并对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抚恤金数目，增加托儿所，幼儿园以及缩短等待住房时间等问题作了详细解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 瓦文萨却要求从第一项要求开始讨论。 瓦文萨说：“我们不能放弃第一项要求。所以如果解决其它二十项，而第一项不解决，那就解决不了问题！”雅盖尔斯基回答：“提出这些能够解决的问题，并规定解决的日期和办法，是为了表明政府对工人关心问题的态度。这是我的责任。 假如我不表态，你们会问我，您来干什么？现在请允许我谈谈第一项，也就是您当作最基本的那一项。“”不仅是我，是全体工人阶级。“瓦文萨强调说。 雅盖尔斯基就罢工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向对方传达了刚刚开过的四中全会的精神。他说，中央认为，“工会活动的革新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中央已批准“在凡是职工们要求改造工会领导机构的工厂里，立即进行新的选举。”谈到格坦斯克，副总理的个人意见是，“在最近几天或最近几周里，在三联城地区进行选举。选举应该是民主的、秘密进行的。如果最近工厂中自发产生的代表的威信是持久的，那么他们一定会被选进工会的领导机构。”发言中，副总理多次提到：为了让工会起到它本来就应该起到的作用，必须革新工会。 瓦文萨对雅盖尔斯基的讲话，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副总理先生还是在谈健全或是改进工会，而我们指的不是改进，而是要成立新的工会。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雅盖尔斯基：“主席先生，这是符合谈判情况的。我们介绍自己的观点，你们也介绍自己的观点。”瓦文萨：“副总理先生，我们仍然要求明确回答，到底是自由工会还是改进旧工会。我们必须得到明确的答复：自由的，还是旧的？”雅盖尔斯基终于明白他的困难出自什么地方了工人对自己的目的明确而果断，他们面对面地跟你交锋，不让步，没有政治家的外交辞令，没有知识分子的权衡、妥协和患得患失的犹豫。 雅盖尔斯基只好后退一步：“主席先生，我不事先决定任何问题。但我希望先生们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样有利于双方更详细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因此我建议双方各推出三个人，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副总理的建议立即被工人方面否决了。那是主席团成员莱赫。索别谢克不留情面的驳斥索别谢克：“我不想使任何人生气，可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我们要求自由工会，而副总理先生却要求革新旧工会。这是在耍花枪！我很抱歉用了这么一个字眼。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三人小组，对这些要求我们不会让步！”雅盖尔斯基再一次退让：“先生，我想告诉您，我根本没有坚持什么旧工会，我只说，一定要革新工会活动。”一位厂际罢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说，如果把革新旧工会和建立新工会分别作为两件事来讨论，那么工人方面会“高兴地欢迎在旧工会中进行变革的设想。当我们建立起我们的工会时，我们还得和原来的工会系密合作。我们不能想象，有两个或更多工会并存而可以不彼此合作，因为这是违背劳动人民利益的。如果我们成立的工会得到社会的信任，那我们就相信旧工会将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任何工会都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会员可以自由流动。”这位工人的发言与官方工会主席什德拉克“决不放弃权力”、“不与任何人分享权力”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工会组织对那些工会官员只意味着权力、利益，而不是履行保障工人利益的责任。 在成立新工会还是革新旧工会的辩论之后，瓦文萨提出，为了彼此的了解，工人方面将推出三位代表重点发言，详细地谈出工人的观点和要求。他建议政府方面耐心地听一听。 三位代表的发言对波兰的危机和国家的命运作了总体的透视。 第一位讲话的是安杰伊。格维亚兹达。 他说：“我们是处在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会见的。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多少年来，评价地方当局和各个部门是看他们生产了多少吨钢，多少吨煤，多少米电线。从来没有人从工人生活怎样，教师生活怎样这方面来评价他们的工作。工会的基本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但工会根本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帮厂领导的忙，他们吃惊地听着各个车间的悄悄话，随时准备和行政领导一起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 “从1956年的重大危机之后，波兰又发生了1970年，1976年和现在1980年的三次危机，而每次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危机的发生都是因为劳动人民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影响。现在，我们在解决危机，希望能从根本上讨论问题，希望我们不致于过两个礼拜又被迫罢工；”沿海地区的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明智、平静和成熟的，所以单单用经济让步，提高工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副总理先生，不久以前50格罗兹一个的小面包比拳头还大，现在90格罗兹一个的面包可以捏在手心…… “应该建立新工会，但我个人反对解散旧工会，因为这不符合宪法；”新工会要活动，要接近自己的会员就得有自己的出版社，就得出版自己的刊物，就得让这些刊物写真话，不管这些真话让领导听起来是否舒服。利用报纸耍手腕当然也能成功，但只能成功一时，然后就是愤慨、骚动不断增涨起来，又爆发另一次事件。我们想在这些错误还没有酿成几乎要搞国内革命的时候就指出来。只有让人讲话，而且不去事先肯定它是否正确的时候，才有讨论可言。我们期等着政府的宣言和诺言，保证新成立的工会在登记方面将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主席团成员、建筑工人代表维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作经济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在作分配问题的决定时，没有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目前波兰生产的财富中，只有76％是供人民消费用的产品，其它的财富几乎全被工业吞吃了。工业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在那里自己为自己进行生产。不切实际的、由上面抛出来的计划指标订得太高太大，然后在每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就往下调整。已经开工的基建项目还没有完成就停在工地上。最近6个月中因为能源缺乏而造成的停工，据统计局的报告增长了56％…… “天天在干活的人的意见必须确实受到认真对待……经营管理不善比罢工的损失多得多。”维希涅夫还谈到了新旧工会问题。他说：“我们单位的四百名工人在得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的讲话内容之后，作出了慎重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退出了现在的工会。我们不想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所以我们退出。 我们要建立自由工会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义务，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都是波兰人，劳动人民有这个权力。“最后发言的正是刚才毫不客气地驳斥过副总理、说他在耍花枪的那位索别谢克。 索别谢克是一位钳工。他针对着副总理在发言中宣称他仅仅是作为沿海地区问题委员会到这里来的，因此他不能对全国的问题表态的说法，表示了抗议。 索别谢克说：“我对副总理先生的讲话表示不安，似乎工会问题只涉到三联城。 你发表这样的意见可能导致全波兰的罢工。必须向全社会解释我们的要求，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要让全波兰都对这些要求诚实地发表意见……我还想解释一下，每一个波兰人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或那位先生在工会里担任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想争权夺利，只是希望很好地履行职责，成为一个健康的机体。要允许批评，尽管批评有时正确，有时也许不正确……“三位工人代表的发言对副总理的震动很大，使他从被迫让步到自愿地接受这些全新的生活感受。 事后，雅盖尔斯基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承认，工人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波兰，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课，一堂真理之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痛苦的一课。”这种痛苦是由铭心的自责和被剥光了的羞耻组成的。 重要的第二轮谈判结束了，工人以坚定和果敢赢得了第二个回合；同时，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也因为丢弃了第一次谈判时所采用的僵硬的、不让步态度而赢得了工人方面的赞赏。 然而正因为如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雅盖尔斯基匆匆接替了前政府委员会主席佩卡的工作赶到沿海地区来时，对沿海形势的评价与中央是一致的。他当时认为，建立自由工会的要求并不是工人阶级真实愿望的反映，而是企图动摇波兰国家制度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强加给工人阶级的；行前，他还得到情报说，一些持不同政见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近来一直在对罢工事件施加影响。 近几天事态的发展，尤其是第二轮谈判，使副总理对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央的认识的正确性动摇了。他的工人对手在谈判中所流露出来的强烈信念不建立工人的真正的代表机构独立工会，政治、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成功！有力地冲击着他的信念，使他隐隐感到工人阶级要求新工会，可能对国家、对党都有好处。 然而问题是，雅盖尔斯基毕竟是政府的代言人，他只能说中央许可他说的话。 他的手脚是被捆住的，王牌在华沙。 这就是他的痛苦、矛盾之所在。他是党的干部，党的原则是他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迄今为止，中央对成立自治工会的态度是：革新工会行；在官方工会之外建立新工会不行！ 雅盖斯基凭着一位老练的政治家的直觉就可以断定：如果说行这个共产党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全新事物，很可能会导致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震荡；如果说不行那就有面临一场全民性灾难的危险。而且，更让雅盖尔斯基心惊胆战的是，他已经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意志中感觉到了，他和他的政府最终必须对波兰工人阶级说行或者不行，除此，别无选择…… 雅盖尔斯基在第二次谈判之后，将连夜飞回华沙，在政治局，他必须心平气和地说出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愿意说出的这种个人感受。 十七 格坦斯克被焦急的等等熬煎村，华沙被痛苦的选择煎熬着。波兰在等特作出决定的一刻…… 如果说历史正经历着分娩的阵痛，那么政府却被哈姆雷特式的难题折磨着行，还是不行？这是与“生存，还是死亡？”同样艰难的选择。 8月最后几天的波兰是在异乎痛苦和焦虑中度过的。这种情绪从华沙传到格坦斯克，使政府委员会陷入十分难堪和茫然失措之中。 雅盖尔斯基26日会谈后的当晚便飞回华沙，但他未能将王牌带回来。 28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三轮会谈，终因未能在建立独立工会问题上达成协议。 于是瓦文萨宣布：“既然政府委员会不能讨论第一项要求，谈判不用举行了。”29日，因为同样的原因，政府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简单的公报，说因“还没有准备好对第一项的讨论，取消原定在今天的会谈。”华沙被选择的痛苦熬煎着，格担斯克被焦急的等待熬煎着。 政府委员会的专家组被工人的谈判搞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儿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意义，而他们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一些颇有成就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突然感到必须重新学习。 重新学习并不太难，难于适应的是来自上面的痉挛式的摇摆。 一位专家说：“我都要发疯了，每隔半个小时换一个决定。”雅盖尔斯基和格坦斯克省的领导人，已经开始理解局势，理解了解决这种局势的条件。但他们无法让华沙理解，于是他们频频地往返于华沙和格坦斯克之间。 这不是美差。他们在华沙有过许多很不愉快的谈话和政治局、尤其是和盖莱克。 混乱还来自工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者、第四者波兰大主教，维辛斯基红衣主教发表电视讲话，呼吁工人要理智、克制和勤勉的劳动。他说：“旷日持久的罢工以及可能引起的动乱或自相残杀都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他强调，“工厂必须开工。” 这位波兰教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人民精神上的父亲倾刻之间便在人民中失去了威信，电视讲话还没有完，工人便对他发出劾簿的挖苦；罢工工人甚至在造船厂大门上的圣母像下贴上标语：“圣母玛丽亚罢工了！”一位神父故意用崇敬的口吻说：“主教是一位伟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反对人民的利益。主要是盖莱克向大主教下跪，要他发表他现在发表这种讲话。”神父巧妙地暗示主教的讲话是出自政府授意。 也有从下层发出来的干扰那是一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自由职业者，其中最多是外汇套购者。他们经曾联合敦促港口工人停止罢工，“因为没有船来就没有买卖。” 当然，这些混乱并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对整个局势的控制。 1980年8月的波兰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局面，除了工人自身的成熟，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此时，大学生正在放暑假。 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如果大学生加入到这事件中来，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工人阶级；尽管我们也承认，在以前、甚至以后的任何动乱中，大学生总能站在进步力量一方，总能在正义与邪恶的挑战中走在战斗队伍的最前列。但这一次，在工人与政府坚定而又艰难的漫长对峙中，大学生没有介入，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 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明显地与许多此刻正在格担斯克与工人并肩战斗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这些年老的或年轻的知识分子自愿来支持工人阶级，或许他们的长远目标与工人阶级不尽相同，但眼前的目标是一致的以理智和秩序，使罢工取得胜利。 开始，许多知识分子是带着智慧上的优越感到工人中来的。他们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也带来各式各样的政治模式美国式的，日本式的，瑞典式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充满自信，自以他们的理论是工人阶级所必需而又欠缺的。 然而当他们在罢工者中间呆了一段时间后，便惊讶地发现，仅仅几天的政治生活，就使工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变化，工人不仅有令人敬佩的勇气他们为全民的利益冒着很大的危险，一步不小心、一次不理智的决定都会使这种冒险变成毁灭性的灾难还有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冷静和决心，以及拯救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从来以民族灵魂自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理解了那句陈旧的、但已被糟踏了的口号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力量。 一位从华沙来的学者谈到到造船厂后的感觉时说：“好象被猛击了一掌。”一些善于演说的思想家，野心勃勃地赶到造船厂，想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去宣传、鼓动工人，但他们很快就沉默下来，更多地只是倾听和思考。 著名的讽刺作家杨。格沃瓦茨基，到造船厂后，突然一改他那诙谐和尖刻的语气，而开始用严肃、认真的口吻说话，甚至还有点儿慷慨激昂。 波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合作，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有一次，在工人们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庆贺他们的胜时，已经退出了会议大厅的瓦文萨又返回来。他重新站到扩音器前，对向他欢呼的工人说：“我失礼了，我还没有感谢我们的专家。他们为我们出的主意很好，请他们继续帮助我们。”说完，他念了专家组的名单。然后，又请专家组组长马佐维耶茨基主编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马佐维耶茨基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谢你们，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对对方的感谢是由衷之言。知识分子感谢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懂得了尊严、真理、公正、自由对工人阶级和对于知识分子同样重要；懂得了“如果不同代表真正社会力量的工人团结起来，要解决知识分子生活中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向知识分子致谢，是因为专家们帮助他们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比起过去仅仅从一个工厂的观察范围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全面；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工人阶级已能考虑到整个波兰。 现在，厂际罢工委员会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因此成立了许多下设机构：外语翻译、新闻发布、内部治安，还有运输、联络、财务、供应、宣传印刷等部门。 厂际罢工委员会必须安排城市人民的生活，必须同各地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必须给好几百名记者提供新闻，让全世界都铭记住1980年8月的波兰工人阶级；同时，也得让罢工工人知道，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 宣传部门在造船厂二号大门不远处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几十张世界各国的报刊剪报，并用波兰文注明标题和出处。格坦斯克工人在全世界各种报纸上，都被登在第一版。 这种支持还来自国外的各种代表团。他们带来物资，带来捐款，还带来亲吻、拥抱和火辣辣的演说。 在全体会议大厅，每天都有许多演说、宣言一类的活动挪威的青年工会代表团来了，这些波罗的海彼岸的年轻人无比激动，说在这儿、在格坦斯克学到了许多东西，说回去以后一定要说服老工人领袖支持波兰工人阶级；法国劳工大会中央的代表带来了11000法朗的捐款。并用火热的语有传达了塞纳河畔工人的支持。 瓦文萨表示了感谢之后，在热情的冲动之下，邀请这位法国工人代表为主席团荣誉成员。全体工人都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激动人心的场面。 瓦文萨本来就是满怀激情的人，而且毕竟才三十多岁。此刻他激动地说：“不久之后，格坦斯克将成为战斗的工会运动的世界中心。”这句话显然是过头了，于是大厅里响起了开心的、善意的嘲笑。有人喊着瓦文萨的爱称说，“莱谢克，盐搁多了！”这就是格坦斯克工人阶级的普遍情绪。 现在，担惊受怕的情绪没有了，不能坚持下去而妥协的可能也没有了；相反，过于激进和好斗的情绪在厂际罢委员会代表和全体罢工工人中是比较强烈的。 已经有800多名代表的全体会议，不断地向18人的主席团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向政府作那怕是最小的让步。 这种激进情绪的蔓延有可能使波兰泛滥许多由不切实际的、或完全是地方性的要求引起的罢工。这类罢工可能有背于工人阶级提出的21项要求，有背于波兰的整体利益。 有人在利用这种情绪，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以破坏工人与政府的谈判有人在散发旅美波兰侨民联合会的传单，说谈判是骗局、是叛卖，并呼吁全体会议抵制协商；还有人溜进造船厂，偷偷组织小型的抗议集会，说瓦文萨作风不民主，说主席团向政府妥协、让步……当然，这些煽风点火的人被纠察队的小伙子们撵走了。 瓦文萨确实有把盐搁多了的时候，但他毕竟是经过血的洗礼的工人斗士，毕竟是一位能考虑到工人阶级和波兰的整体利益的工人领袖。他懂得，在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必须使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使罢工有秩序、有目标地进行。 8月28日，当第三次谈判中断之后，瓦文萨站在二号大门顶上，向急于要对政府采取更激烈对抗的工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使波兰陷入恐怖是不应该的，因为最终是人民流血；使波兰陷入瘫痪也不好，人民必须有食品吃。如果三、四天之后还没有结果，我们那时再让罢工扩大！”这位37岁的工人受到了“斯托拉特，斯托拉特！”的欢呼声。这是《祝您长命百岁》中的歌词，是向亲人和长者祝福时唱的。1956年，人民对哥穆尔卡唱过这首歌，现在他们终于将这种祝福用在他们自己人身上了。 瓦文萨就是工人阶级。他此刻的演说观点正是由主席团决定的。主席团还决定内瓦文萨作一次类似的电视讲话，重申21项要求，同时呼吁工人不要随意停工，扩大罢工浪潮，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工人方面的建议被政府拒绝了。政府不希望罢工工人在电视上宣传21项要求；再说，政府也不愿意让人民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瓦文萨和厂际罢工委员会决定着全国的罢工进程。于是厂际罢工委员会只好以呼吁书的形式，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工人阶级事实上正在干着本该由政府干的事情。那么现在，8月的最后两天，政府在于什么？ 不安和困惑的人民把视线转向政府的喉舌电台、电视台。希望能得到答案。 然而，喉舌已经没有以往的响亮和自信，倒象一个病人的呓语：虚弱的、前言不搭后语的。 先是波兰广播电台发表新闻公报，说政府与工人的协议已经签定，罢工已告结束，后来又作了间接的更正；更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电视新闻里。 29日19时30分，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一群哭哭啼啼的妇女，向节目主持人诉说罢工给她们的生活带来的许多苦恼。此刻，一位群众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主持人一愣，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读了。于是全波兰都听到了与上述控诉罢工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宣告：“莱盖尔斯基五金工厂宣布进行24小时警告性罢工，呼吁双方迅速在格坦斯克达成协议，如果造船工人的正当要求不能得到满足，莱盖尔斯基工厂准备再次罢工！”人们的疑惑更深了：电视台出了什么事？政治局出了什么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作出决定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果然，在这个奇怪的新闻之后仅一个小时29日20时30分，厂际罢工委员会得到了来自华沙的可靠消息：“明天一切都将圆满解决！” 十八 近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这次罢工就要结束了，罢工工人会想些什么呢？ 瓦文萨说：我们想的是家庭的共同事业，这个家庭叫波兰。 政府终于作出了痛苦的决定。 这种即使是一个正常头脑的老百性也不难作出的明智选择把自治权归还给工人，为什么竟让这些出类拔苹的政治决策人如此犹豫？ 障碍不在于判断的失误。在一个一切都靠权力维持的制度里，政治家和他们整个阶层的持权和优惠漂亮的住房、小汽车、女秘书都得靠权力维持。所以，放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决不出此下策。 格坦斯克工人阶级迫使政府当局为人民和波兰的利益，忍痛交出了他们手中相当一部分权力。 8月30日上午，在造船厂，雅盖尔斯基副总理终于代表政府对罢工工人21项要求的第一项“建立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进行了签字 在签定协议时，雅盖尔斯基发表演说：“我们象波兰人同波兰人谈话那样进行了对话，没有输家、没有赢家，没有战败者，也没有战胜者……”然而胜负却十分分明：波兰工人取得了一个历史性胜利，而政府损失惨重。 在1980年8月30日之前，这个政府、甚至这一类政府虽然也有过失败和让步，但只是经济上、人事上，最多也只是政治上的，但它从未在制度上作过那怕最微小的让步，从来没有在它对社会的全面主宰方面有丝毫退让和松动。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一条是“无所不管的国家与无所不管的党结合在一起，而无所不管的党又同无所不管的领袖结合在一起。”（托洛茨基语）它产生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专政。现在，波兰政府承认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就等于从无所不管的权限内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 在现代社会，失去对工人阶级的绝对主宰，无疑便失去了对大半个社会的控制。 可以说，仅是对第一项要求的承认，波兰政府在这次让步中就输掉了它的一大半家当。 21项要求中的第一项“成立独立工会”和第二项“保证罢工者及罢工支持者的罢工权力和安全”是8月30日草签的。 31日，谈判双方就其余19项要求继续协商。 谈判是顺利的，只是第四项，关于“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因政见问题进行的迫害”，受到了一些阻力。 问题是由瓦文萨提出来的：“我们要求停止逮捕'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帮助过我们，属于罢工支持者。”“保卫工人委员会”是华沙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于1976年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加强社会的防卫能力，“发展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共同行动”。它的领导人岸龙是原华沙大学经济学讲师。他因在一封长达九十页的《致党的公开信》中抨击“中央政治官僚集团日益腐败、官僚化和庸碌无能”而被开除出党，成为波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保卫工人委员会”在前几年，曾经帮助过因组织罢工而被解雇的瓦文萨。现在，库龙仍在监狱里。 瓦文萨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保卫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的问题，我们保护的是人，而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组织。”主席团成员安。格维亚滋达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道义上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着他们坐牢而不予过问，那永远是我们的一个耻辱。副总理先生，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为什么现在还在继续抓人，我这儿有一份名单。这些人好心好意地帮助过工人，原先把他们释放了，现在他们又被逮捕了。请谈谈这个问题。”雅盖尔斯基作了诚恳的保证：“我发表下列简短的声名：第一，我想重申在我们协议中所表明的，参加罢工或支持罢工将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触犯了刑法；第二，我想声明，检察机关将作出决定，在明天即9月1日12时以前，释放由它所扣押的人员并释放格担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提交的名单中的人员。”就要成立的独立工会已经在发挥它的威力了。这是政治史上从无有过的奇迹，工人仅仅用谈判，就迫使政府释放了它的政敌第二天，库龙和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有了这样的理智和诚意，21项要求的其余部分很快就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协议将于16时签字，并在电视新闻中宣布罢工结束。 签字仪式是在会议大厅的主席台上进行的。 主席台安放着列宁纪念像、波兰国徽、国旗；还有基督殉难的十字架和1970年殉难工人纪念碑模型。 政府委员会的4名成员和厂际罢工委员会18名主席团成员，依次在协议书上签字。 这是令人激动和庄严的时刻，为了寻得这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几十年的屈辱和愚弄，经历了可怕的和平时期的流血和死亡；为了迎得这一刻，20万罢工大军，纪律严明地抵制了威胁和利诱，坚持了整整17个昼夜这是浓缩了工人阶级几十年所有希望和绝望、狂热和沮丧、焦虑和快慰的17个日日夜夜。 这是神圣得令人压抑的一刻，是屏住呼吸唯恐失去的一刻。 会场内外一片沉寂，只有在双方交换文件后，当瓦文萨用抖抖索索的手将这份著名的格坦斯克协议小心地放人他那破旧的文件夹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才迸发出来…… 这时的时钟指在16时56分1980年8月31日16时56分…… 现代史上，战果最辉煌的一次罢工就要结束了，人们除了欢呼之外，有没有充满困惑和思考？这是难以判断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引起许多充满敬意的铭记它是值得铭记的。 最后一刻是由瓦文萨宣布的。 瓦文萨首先表示了一个胜利者对对手的敬意和期望。他对雅盖尔斯基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说：“我想再一次感谢副总理先生和一切不允许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会谈和说服的途径，结束了我们的争论。我们的行动表明，波兰人只要他们愿意，总是能够互相谅解的。我们将记住这一点。我希望，那些签定的东西，将能得到准确、完全的遵守。我相信，这对大家有好处。“接着，瓦文萨将视线转向摄像机、转向全波兰，他说：”亲爱的人们！9月1日，我们将恢复工作。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这一天会想些什么想的是祖国，想的是民族事业，想的是家庭的共同利益，这个家庭叫做波兰…… “我们的新工会从明天开始生存。让我们关心她，使她永远是独立的，永远是自治的。我们以波兰人对待波兰人的方式通过会谈和谈判这个唯一的途径达成协议，期间作过一些小小的让步，这从来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一起把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首先我们必须感觉到我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我们将怀着这样的感情来进行工作为我们大家，为国家利益，为波兰进行工作。 现在，我宣布，罢工结束！“会场里、会场外全体起立，工人们满怀激情地高唱国歌；或许，此刻全波兰都在高唱国歌。 瓦文萨流泪了，工人流泪了，几个主席团成员跑出摄像机的镜头之外，跑到小房间里把自己关起来，哭了…… 波兰工人阶级终于登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将担负更加沉重的历史重担，面临比争取独立工会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承担起波兰的命运。 问题是，执政党不可能心甘情愿与瓦文萨和他的团结工会在国家事物中平分秋色，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波兰工人阶级与波共必将在一个全新的战场上，用双方都陌生的方式继续进行较量！ 或许，这才是这部壮丽的史诗更精彩的部分……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草泥马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王八蛋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