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尘封的往事
1
遮蔽？是的，就是这个词：遮蔽。不是一点，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几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说的是那段历史，发生在整个西藏大地上，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几乎都被遮蔽了。
每当如此言说，眼前总有挥之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形象的，就像是隐约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巴掌悬浮于头顶，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即一手遮天。那么，是谁的手呢？为什么，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于是又想起一个成语：遮天蔽地。——这里面“遮”和“蔽”都有了，但显然不再被动，似有一种主动的因素驱使着。
是不是，所谓的“被动”和“主动”其实都为一体？施与者与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乱棒，却都纷纷打在了我自己的头上；我站在风中吐出去的唾沫，却都溅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不过这比喻还是不确切。这比喻太明显了，毫无“遮蔽”一词所具有的那种隐密、蒙昧甚至几分阴谋的意味。而且，“遮蔽”还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谁要“遮蔽”？是谁在“遮蔽”？又是谁被“遮蔽”了？
2
见过一张有关西藏文革的照片，是一张在内容上具有震撼力、在形式上具有冲击力的照片。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为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分不清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比较内地的同一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如出一辙。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
当时在“破四旧”的号召下，寺院里所有的一切更是首当其冲，都在“四旧”的范围以内，理当扫除得一干二净。因此，能砸的就砸，能烧的就烧。然而，“四旧”实在是太多了，砸不完、烧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厕所里。我母亲曾对我说：“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泽仁叔叔家送东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后第一次出门。从军区后门的尧西朗顿家到帕廓街东边的鲁布汽车站，一直到摄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抄大昭寺还是抄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真不明白，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
住在帕廓的姑姑心有余悸地回忆：“……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刻的有经文和佛画。天哪，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
许多信教的老年人是那样地难过，悄悄地叹息，人活这么大年纪有什么意思？活的年纪太大了，连菩萨的死都看见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吗？我小时候的保姆阿佳益西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菩萨也被整死了……”
3
还见过两张照片给我的印象极深。在大昭寺过去的讲经场而此时批斗“牛鬼蛇神”的现场——“松却绕瓦”，一个干部模样的汉人满面笑容，他显然是批斗会的主持者。两张照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他的动作却是连续性的：微微后仰着身子，笑容不变，那不屑地指点着胸前挂着一摞经书正在低头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这两张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它人——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一种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甚至那个押着挨斗喇嘛的年轻藏人，那个居民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好似带点不自觉的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占领者的笑容。是一个权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个新主人的笑容。所以尽管我们已无从得知他的简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
而那位头戴高帽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他面前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归为“四旧”的木板车。有人指认他有可能是大昭寺的一位高僧，也有人说是色拉或哲蚌或甘丹这三个寺院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木活佛，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大领主”。
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事实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地解放过。
“松却绕瓦”在这个时刻丧失了它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讲经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却绕瓦”从此成为1966年开始的那场革命的见证。
4
帕廓街，不，被解放西藏的“金珠玛米”叫成“八角街”的那条著名的老街，在那个群情激奋的“红八月”，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那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劲儿浓缩在一块曾经矗立在旧式石墙旁边的新牌子上。“八角街”从此改名为“立新大街”。尽管时光流转，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条转经的街和做买卖的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曾经在1987和1989年，在这条街上都发生过“骚乱”。
不过要把这“立新”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说成藏语中的“猪肉”、“路线性”说成藏语中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这本书里写到：“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当时改名是风尚，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可不改。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拉，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又好气。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
5
记得有一次，一位总是沉默寡言的年轻活佛突然对我说起了他前世的遭遇——当然他是听曾经亲历其境的老人们讲的。那是1958年的时候，康区已经在进行“民主改革”，他的前世是当地寺院的主持，也是宁玛教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大活佛。那之前，寺院里已有不少活佛和喇嘛逃走了，许多人都劝他的前世一起跑，但已经60多岁的老活佛不愿意。他说我不走，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结果，灾难的那一天降临了。那天，“翻身农奴”在干部们的带领下，把这位活佛和寺院中剩下的大喇嘛赶到一个粪坑旁批斗，又是打，又是骂，没完没了。还跳出一个男人，是藏人，竟用木棍挑着粪坑里的粪便硬是塞入活佛和喇嘛的嘴里，逼着他们咽下去。又跳出一个女人，也是藏人，不仅如法炮制不说，还骑在老活佛的脖子上，用她肮脏、恶臭的裙子下摆罩住老活佛的头。
听到这里，我不禁落泪。我问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文弱的活佛：“仁波切，那么你的前世他怎么办呢？”活佛淡淡地说，“那有什么，吃就吃吧。”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虽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活佛那样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领域中早已超越了这些劫难，可以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最后被飞驰的马活活拖死的时候也面带微笑，而且，那恶魔似的女人，据说不久就吐血而亡，那恶魔似的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然而，我还是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6
无一例外，每每在回忆那被尘封的往事时，很多人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他们会说，那时候，人都跟疯了一样。或者干脆就说，“人都疯了”。
“疯狂”肯定是一种生理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种种暴烈，具有骇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却相当不易。因为单是几个人的疯狂尚能按照病理学去诊断和治疗，偏偏是那么多人都疯狂，且前所未有地集体发作，这是为什么呢？
人若疯狂总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素质不必说，诱发疯狂的契机显然来自于外界。而在那外界弥漫着的或激荡着的，究竟是什么，竟使人陷于非人的状态之中？
难道是“权力”吗？确切地说，是“绝对权力”吗？在“文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绝对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等关系，即使两个人相处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说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集体之中。
傅柯说：“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
于是，人即使有对权力淡漠的，甚至无视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惧的因素。恐惧正是基于千千万万种权力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权力，招惹权力，但无所不在的权力却偏偏要来理睬和招惹你，怎么躲避也是躲避不过的。
为什么会疯狂？为什么要疯狂？为什么不疯狂？——这就是问题和答案吗？
7
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当年的参与者们（其实个个都是参与者）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
尤其是藏人。我说的是当年的那些藏人们，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他们，说实话，我还没有从我访问过的哪一个当年的藏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鉴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员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
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员，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这句话出现在黄仁宇所著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本书里，其中写到：“……我们习写历史，警惕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这种趋向极难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内。有时纵不加评论，在材料取舍之间已使读者思潮起伏。……这也就是说：如果被当时人的情绪牵制，我们极易将一个范围庞大的技术问题，视作多数规模狭小的道德问题。或否或臧，我们对当时人之褒贬是否公正不说，总之，就使我们因着大时代所产生之历史观失去了应有之纵深。流弊所及，使我们对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点惶惑。”他还写到：“……以道德名义作最后结语所写之历史，常以小评大，有如法国历史家勒费尔所述，‘（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暴，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2001年－2002年于拉萨
藏传佛教是鸦片吗？
——与一位网友的讨论
最近，由一张关于西方儿童被确认为藏传佛教的一位转世活佛的图片，在“新西藏论坛”上引发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一位叫夏洛的汉人网友针对藏传佛教及其信众进行了他的“力争站在文化的本质高度衡量文化本身的价值”的发言。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作为一个藏人，在此我也作一发言（与夏洛不同，我的发言与立场有关，但可能并不具备高度），以示响应，也以示质疑。
在此，之所以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并非蓄意刻划某种界线，而是事实本身即如此。当然，如果要细加说明，还可以附加上许多。但一个人内心的事实即如此。或许并不重要，不值一提；或许实际上很重要，因为这与立场相关，并非一种“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就像萨义德所说：
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虚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更重要的是，意识到属于地球上的某个特殊区域，这一区域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与东方有着明确的联系。
当然，在他的这段话里，那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显然不是我，如果可以置换的话。比如东方之于西藏，比如那个研究者之于你。
1、布什的儿子与藏传佛教有关吗？
夏洛说：“即便布什的儿子当了『转世灵童』，我也不会觉得藏传佛教就因此更伟大或更愚昧。”
——我不认为布什的儿子与藏传佛教有关。虽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人或许都与藏传佛教或者说佛教的基本理论有关。
对于视众生平等为教义基础的佛教来说，不要说是布什的儿子，即使是萨达姆的儿子，即使是你，即使是我，从根本上来说，在生命的缘起上都是一样的，无二无别（当然你我父母不同，也可以说缘起不同，这叫共中有别）。尽管布什并没有儿子，尽管萨达姆的儿子业已暴毙，尽管你是汉人，尽管我是藏人，我们都在六道轮回中具有同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那就是人。——当然，这是佛教的观点，可谓一家之说。
但是佛教并不因为我们的个体差异而为之所变。确切地说，因为追究生命本质的佛法而构建的佛教并不因为生命的外在形式之不同而不同。哪怕布什本人，哪怕萨达姆本人。哪怕毛泽东本人。哪怕达赖喇嘛本人。
哪怕鬼怪或神灵。
哪怕天空中飞翔的鹰鹫，哪怕过街的老鼠。等等。等等。
但若是非要因此而一步跨入类似于道德范畴的境遇之中加以评判——很遗憾，那只能是一种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眼界。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孔之见。
2、鸦片是什么？
夏洛说：“即便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是鸦片，我仍然觉得藏传佛教的客观效果基本上就是鸦片。”
——鸦片是什么？“金山词霸”告诉我们：鸦片“通称大烟。得自罂粟乳汁干燥物的一种药物，乳汁由罂粟未成熟蒴果而得，味苦且辣，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
那么，在我们的夏洛朋友看来，藏传佛教就是“一种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了。不，不，他说的是“客观效果”，而且还说的是“基本上”。这似乎表示他多少照顾了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信徒的感情，没有劈头一个闷棍打下来（不过，禅宗有“当头棒喝”一说，或许我们需要闷棍一击）。
记得当年达赖喇嘛在北京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诲时，毛主席无比关心年轻的达赖喇嘛，在谆谆教导了一番之后，突然俯首对达赖喇嘛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资进步”。达赖喇嘛闻言十分恐惧，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达赖喇嘛在他的传记中继续写到：“他怎么会这么误解我？他怎么会以为我不是衷心信佛？”
接着他这样分析道：“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误解了我对科学、物资进步的高度兴趣。我的确是想使西藏和中国一样现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学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对佛法的无知，他忽略了佛陀曾开示说，任何修习佛法的人应该要亲自检择它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所以我一向对现代科学的真理、发现持开放的态度。也许这样也使毛认为：对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种依靠或习俗罢了。不管他怎样想，现在我知道他完全误解我了。”（《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误解？是的，误解。就像庄周所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而庄周之所以知道鱼的快乐，是因为他在游水之时已形同于鱼。可是，如果非要认为游在水中的鱼并无快乐，甚至从无快乐，它只是被麻醉了，昏昏然、痴痴然地游来游去，却毫不自知，徒然令站在岸上的人（他似乎是比鱼更高级的生命）为之叹息——唉，这芸芸众生在大千世界的隔阂之深也莫过于此了。
3、谁是我们的代言者？
夏洛说：“很多藏族知识分子不去立场鲜明剖析藏传佛教，主要是出于民族凝聚力的考虑，他们并非支持藏传佛教，而是爱自己的民族，即便这是个病弱不堪、讳疾忌医的民族；其实对于藏传佛教的负面作用他们是心知肚明的。”
——厚颜的我可否将自己放在这“很多藏族知识分子”的队伍之中？毕竟我还算得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如果允许的话，那么，我要问，谁在代替我们说出我们的心里话？谁是我们的代言者？——你？还是你们？
看来这世界确实存在具有大神通的高人（虽然他们常常谦虚地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们的法眼如电光火闪，能够穿透青藏高原那一座座相连的山川（难怪一位汉族同胞挥笔写下了《青藏高原》这支歌，且发出询问：“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还是那仿佛不能改变的庄严？”而这个“庄严”，与佛教的“庄严”似乎同义），直指我们的内心，看穿我们的内心——原来我们实际上是讳疾忌医啊！
原来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地不了解自己！仅仅出于把一个已经病弱不堪的民族紧紧地抱成一团的狭隘用心，不得不继续像瘾君子一样吞吸“鸦片”，至少是自己不吸（据说我们其实“心知肚明”），却纵容我们的亲人们吸下去。——看看，原来这些民族的精英们就是这样，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却无视在如同鸦片的宗教那可怕的麻醉下奄奄一息的广大民众。
这么说来，倘若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只有束手待毙了。除非是你或者你们给我们带来新的光明，或者干脆就驾着耀眼夺目的光芒，降临到我们这个万马齐喑、水深火热的土地上，来拯救我们吧。再不济也得当一当起死回生的神医，给我们开出一个新的药方，祛除痼疾，重新作人。——你们可千万不能见死不救啊。
张承志这个曾经在蒙古大草原上当过多年知识青年，因此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之一的作家，在一篇回忆插队所住的蒙古人家的老阿妈的文章（《二十八年的额吉》）中提到了“发言者资格的问题”。他说：“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份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毫不隐瞒地说，对此我深以为然。同时，我还赞同他的这句话：“血统就是发言权么？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所以每当我想要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总是踌躇再三，犹豫不决。比如此时此刻，当我询问——谁是我们的代言者？而心底里多少有点儿不安。“我”能够代表“我们”吗？
又得老话重提了。我曾经说过：“无论如何，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必须要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述西藏。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立场而这至关重要。并不因为你是西藏人，你就拥有真实和准确地表述西藏的权利。你是一个西藏人，这个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时有了一种可靠，但你若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样是依附于某种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那么，你表述还不如不表述！”
然而，有趣的是，在我们的夏洛朋友看来，他的表述似乎才是传达了真实。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他像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冒犯，冒犯。
4、神权至上是藏传佛教的本质吗？
夏洛说：“藏传佛教本质上的神权至上，将继续剥夺人的深入质疑的权力，使懒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弃思考；使思考者备受心灵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仁人志士仍将继续夭折于萌芽状态。”
——藏传佛教的本质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终于要谈到这个宏大的主题了。是的，很宏大，尽管对于许许多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西藏人来说，它只是一句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而你可以说他们其实并不解其意，那每一个神秘的发音构成了“鸦片”在点燃时缭绕不绝的烟雾。但是，无论藏传，还是汉传，还是南传；无论小乘，还是大乘，还是金刚乘——归根结底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应该说这才是佛教的本质，它以人为本，以众生为本。
何谓神权至上？佛教不同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强调：这里没有比较高下之意）。佛教并不是有神论或唯神论。当然藏传佛教也就不是有神论或唯神论。虽然佛教承认神通，也给予神灵和魔怪一席之地。但是。“大小神通皆小术，惟有空空是大道。”此乃佛陀所言。而佛陀本人也不是神。佛陀也是人啊，是觉悟的人，得到大自在的人，当然也就成为人上之人，所以就有奇迹了，至少是让一种宗教在世界上传播了2800多年。神算什么？只不过是一种比人稍微厉害（神的厉害在于具有更强的力量）的生命罢了，它的地位并不太高。神也有生老病死，神也有脾气，而神如果变坏了，就是魔了。藏传佛教本身并不也从未将神以及魔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说到“神权”，最简单的有两种解释（为图方便，还是摘自于“金山词霸”）：1、古代统治者宣扬自己统治权力是神赋予的，所以把这种权力叫神权；2、迷信的人认为神所具有的支配人们命运的权力。那么，藏传佛教中是否有这两种现象呢？——应该说，这句话不能这么说，因为就藏传佛教本身而言，如果这么说便是错，这属于常识。所以换句话说，在政教合一的传统西藏社会是否有这两种现象呢？比如达赖喇嘛有没有说过他的权力是神赋予的？
这一世达赖喇嘛这样讲过：“‘达赖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认为我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人视我为‘法王’。然而在1950年代末期，我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随后我从西藏出走，展开流亡生涯，即遭诟诋为反革命分子与寄生虫。无论上述称谓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示现个人职务所系的头衔。在下仅是一介凡夫，一个不经意间走上僧途的藏人。”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更严重的误解源自中国人把‘喇嘛’解为‘活佛’，意喻‘活着的佛’。这是不对的，西藏佛教里没有这回事。只有这种说法：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转生，例如达赖喇嘛，这种人称为‘化身’。”（《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不过迷信的人们确实多如牦牛身上的毛。这得承认。世世代代生活在具有绝对高度（有人比喻为“天堂高度”）地带的广大藏族人民，日日夜夜面临着并经受着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反复无常。生命中的许多时刻既有濒于极限考验的危急之时，也有融于天人合一的惬意之时，神与魔似乎无处不在，与人们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如何叫他们不迷信呢？
当然，夏洛所说并非不实。在西藏千百年来以宗教为主体的历史上确曾有过“使懒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弃思考；使思考者备受心灵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仁人志士仍将继续夭折于萌芽状态”的现象。这是藏传佛教使其然？还是政教合一的传统西藏社会使其然呢？所谓政教合一，首先是政，其次是教，这当中因为人穿梭于其间并不能做到游刃有余，此乃人性使其然，故而政与教合一自然弊端多多，也就悲剧多多。但是。若要把“神权至上”的帽子戴在藏传佛教的头上，恐怕并不合适。
5、如果以藏传佛教为自身属性就是“死循环”吗？
夏洛说：“以藏传佛教确认自身属性，这是一个死循环，藏人的悲情将在自己人手里继续下去，越来越深重。”
——作为一个经常见到汉人和其它族人的藏人，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询问：糌粑是什么？酥油茶好喝吗？高山反应是不是很可怕？你磕不磕头、念不念经、信不信佛？等等。等等。
在此，且不说答案是什么，而是这一个个问号彷佛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是的，一个个与众不同（这里的“众”指的是相对于藏人的其它“众”）的标签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西藏符号。这原本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却成为需要我们面对的西藏符号，而当我们笼统解释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有意无意地将西藏符号化？
这些符号是我们的属性吗？或者，一个民族的自身属性是什么呢？比如，汉语里的“西藏”，藏语里的“博”，英语里的“TIBET”，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正如学者余英时所说：“‘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糌粑和酥油茶属于地方饮食，不必啰嗦。高山反应与地理学和病理学相关，亦可不提。况且这世间有的是相似海拔的区域，并非西藏的专利。独独这样一种宗教，即使是在佛教体系里也独树一帜，甚至被赋予专用名号的“藏传佛教”（也曾被称之为“喇嘛教”），似乎才是这个民族独具的属性。——是这样吗？
藏传佛教是佛教与西藏的原初宗教——本教在西藏大地上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常识。也是事实。为此在宗教界有不少围绕藏传佛教的议论。但当今西方世界的一位哲学学者兼藏传佛教信徒如是说：“在宗教问题上，一种纯粹是历史性的研究往往是没有意义的。清醒的理智告诉我们，如果不与其地点、时间和当地的特点相适应，那么任何一种教义都不会行之有效。一种特别严格的宗教体系很快就会变成一只空蛋壳、一种被蛀空的残余物，而只会使史学家们感兴趣。事实上，佛教徒始终都把佛陀教法作为能适应各种形势的教义。这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变化无常的和不费任何力气就能适应周围不同环境的传统。”（约翰?布洛菲尔德，《西藏佛教密宗》）
话题扯远了。对于藏民族来说，整个雪域高原恰如一块天生就应该为佛教所养育的土地，还在1300多年前，那无形的，持久的，光芒中的光芒，黄金中的黄金，粮食中的粮食，总之一切珍宝中的珍宝，恰如一份恩赐，命定一般地降临到了这块高拔而辽阔的土地上，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福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命都有福了。山还是这山，水还是这水，可这块土地的性质改变了，它最里面的，最重要的，那心脏一样的，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而这惟有藏人自己才知道。惟有他们，心领神会，心心相印，心旷神怡（不好意思，当我如此概而论之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在将西藏符号化或者诗化？）
然而，有人告诉我们，这不是光芒，不是黄金，不是粮食，而是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鸦片，呜呼哀哉，哀哉呜呼！既然他已经说这是鸦片，那么吞吸鸦片自然不会有好下场，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若是以其为自身属性，自然将沦入“死循环”之中，多么可怕啊！这是夏洛朋友为我们确立的因果关系。这是他为我们找到的答案。我们得感谢他才是。看看，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们身上的死穴；看看，我们犹如瞎子，居然死穴藏身于何处都不知道，居然身陷绝境还不知晓，假如我们非要把藏传佛教当作自身属性的话。除非我们否认这一点，我们才能脱离苦海，不为那个“死循环”所羁绊。看看，拯救我们的人果然来了。他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这是鸦片，吃不得，把鸦片抛弃了吧，这样才会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乖乖，听话。
事实上，信仰藏传佛教的不一定都是藏人，而不信仰藏传佛教也不一定就不是藏人。更何况曾经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曾经有不少藏人改变信仰，接受另一种宗教，履行另一套日常，那么，又如何来确认这时期的民族属性呢？——看来话题越扯越远，越复杂了。尽管那只是短暂的时期，在13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匆匆已逝。那么，以什么来确认这个民族的属性呢？血统吗？恐怕这是一个关键：血统。就像要知道是不是这个人的孩子，就去做DNA的测试。而DNA是什么？难道不是每个人的生命基因吗？
可是，可是，我得说，被你视作“鸦片”的藏传佛教恰如DNA一样，已经深入我们的血脉，融入我们的血统，遗传于我们的世世代代，使我们在生命的轮回或者说循环之中，获得了悟生死、离苦得乐的法宝。我得说，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福报与光荣。是我的福报与光荣。抱歉，夏洛朋友，拂了你的好意。
6、藏人的悲情仅仅是自己造成的吗？
夏洛上面一句话中，还提到“藏人的悲情”。而“藏人的悲情”，何以堪说？！至少不是我，能够在这里以一篇区区千字的短文娓娓道来的。
但是不是多少还得写一写？比如引经据典，听听这样一些言论：
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西藏人誉为“伟大的十三世”，他几乎实现了西藏历史上的独立自主，但因为人类已经进入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革乃大势所趋，自己不变别人就会让你变，即使远在“世界屋脊”也难以避免。圆寂于1933年的他曾留下一份重要的遗嘱，在论及西藏的未来时预言道：“目前正值各国五害横行的时代，最令人发指的是赤色分子的工作方式。他们不允许寻访库伦大喇嘛的新的转世灵童；他们抢走了寺庙的全部圣物；他们强迫喇嘛充当炮灰；他们毁灭宗教，甚至连宗教的名字也荡然无存。你们可曾听说过库伦发生的这一切？这些情况仍在继续发生；此类事情有可能在这里——西藏的中心发生……。”（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
于是，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成于此亦败于此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这样评说：“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是首位在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但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曾经可能拥有机会接触并接受现代化来实现自身变革的当时西藏，正如西藏历史研究学者梅?戈尔斯坦所总结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想方设法地保护西藏所崇奉和珍视的佛教教义和思想观念，使之不受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可能带来的危害，寺院集团和宗教保守势力设立了一整套条件予以限制，而噶厦政府却没有能够凭借这些条件来捍卫和维护那些真正的宗教教义和制度免遭中共的打击。”而且，“统治者内部迅速而不寻常的变化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使西藏陷入内乱之中，而当时西藏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正在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导致西藏政教合一政体的倾覆。”（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回答一位西方记者的采访时，进一步剖析巨变之前的西藏说：“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权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盲信。”（董尼德，《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
但回顾在西藏度过的时光，他充满怀念地说：“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然而，实不相瞒，当时藏人的生活方式确是独树一格，有很多的确值得保留，如今却是永远失传了。”1956年，在一次去西藏某地的出游中，他遇见了一位牧人——“‘你是谁？’他问道。他长得又高又壮。头发既长且粗，就像牦牛一般。‘我是达赖喇嘛的仆人。’我回答道。……因为他非常纯朴，我很高兴发现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这偏远的地区，佛法也如此兴盛。他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适应自然和环境；但是对他眼前地平线以外的世界却不太有兴趣。……对这次谈话，我非常高兴；因为这给我许多有用的见识。尤其我还学到：虽然这个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知足；虽然他没有最起码的物资舒适，但是他安全、无虑，因为他所过的生活就像以往无数代祖先所过的一般，无疑地，他的孩子、孙子也会同样生活下去。同时，我了解到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合适了，不管共产党搞得怎样，西藏人无法再活在刻意选择的宁静隔绝中。”（《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研究“西藏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力雄则以如此诗意却怅然的笔触写到：“那里的天湛蓝，雪峰耀眼，寺庙金顶辉煌，那里有青稞、牦牛、酥油茶和糌粑，几百万人民与神灵鬼怪共度了千年宁静，现在正被碾轧进那片高原的历史巨轮所震荡。”（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
然而，然而……他们说：“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雪山啊闪银光／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驱散乌云见太阳／革命道路多宽广／／毛主席啊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可为什么，当我此刻在酷热的首都北京听着这首多么新西藏的歌儿时，泪水竟悄然滑落？
7、藏传佛教没有能力成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吗？
夏洛说：“结论：即便藏传佛教在关于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某些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恒性，但藏传佛教仍然完全无能力作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
——看来，要领会这句话，首要的问题是，除了需要明白什么是“思想资源”，更需要明白前面的定语：“现代生活的”。如何理解“现代生活的”涵义？如何从这一时间性的限制来理解此时的生活与彼时的生活之不同？
不必废话，此时的生活当然与彼时的生活大为不同，甚至已是天上地下，换了人间。比如高楼大厦之于牛毛帐篷，比如柏油马路之于羊肠小道，比如电灯之于酥油灯，比如汽车之于马，比如E-mail之于古老驿站之间传来送去的信。——社会在发展，人民要进步，此乃天经地义。我们热烈欢迎，心存感激，高唱赞歌。
但人活着，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主席的教导中这一句可谓大实话，堪称真理（如果“真理”可以微观到这么一句真实的道理）。那么，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呢？或者说，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呢？
“思想资源”其实也是一个宏大的主题。而且应该承认，这也是言人人殊的主题。毕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连吃饭的口味都各异，更那堪头脑里的弯弯绕。实乃是萝卜白菜，各人喜爱。
前两天，见了几个朋友，有趣的是谈话间说到了宗教，竟才发现同席就餐的几个人几乎各有各的信仰。他们都是可以担当“知识分子”名义的人（什么是“知识分子”？我所敬佩的一位朋友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之所以是“知识分子”，需得符合这样两个性质：一是原创性；二是批判性，二者缺一不可），其中一人不但在写作中以基督教为资源，而且在精神上以此为信念；还有两人虽然并未具体倾向何种宗教，但对终极的追问和对永恒的追求却从来体现在他们的写作和思考之中，而那不是真正的宗教意识又是什么？还有一人，早已从一著名的学府获得了硕士的学位，却干脆削发着袈裟，走入西藏东部那为积雪覆盖的山谷中的一所佛学院。——强调：那是一所藏传佛教的佛学院。再强调：他并非藏人而是纯而又纯的汉人。
写到这里，看见一位叫azara的网友的帖子，深有感触，特摘引于此：
六月份我去外转神山卡瓦格博。在绵延的山路上，数百人的队伍里，我是唯一的“混在藏人中的汉人”。但认识藏族多年以后，我终于有一次机会，不再是作为一个调查者，旅游者或记者，而是以朝圣者的身份进入他们的队伍，因为我是随一家人步行去的。
对于藏传佛教，我既有景仰，也有像夏洛一样的怀疑，怀疑大多数朴素的藏人，不过是把信仰当安慰自己的迷信罢了。可在转山的途中，我似乎越来越被那些快乐的，迷信的村民吸引，被他们完全不同于城里人，以及我周围大多数汉人的精神面貌吸引。在翻越四千多公尺的说拉山口时，路上所有的人在空气有些稀薄，四野空旷无际的高山上，大声吟唱着六字真言。那时，同行的年轻女孩卓玛说她要哭出来了。其实，我的眼睛也已经潮湿。
那时我终于相信，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异常强大的，尽管他们每个人只穿着解放鞋，披着挡雨的塑料薄膜，拄着青竹杖。这些人信仰的宗教，有着极其坚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不依靠所谓现代的技术，而植根于几千年文明的土壤，并同周围历史更久远的山川树木融为一体。记得《魔戒》中的树胡子吗？他们才是中洲最具生命力的种族。
可能我也中了鸦片的毒了，可那样不挺好的么？
看来，藏传佛教不仅仅作为过去生活的思想资源（乃至精神资源）哺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有能力作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乃至精神资源），不但继续哺育着我们这个显然落伍的少数民族，而且还哺育或吸引了一些或者说越来越多的藏族之外的现代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8、全民的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了吗？
夏洛说：“全民的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这样的宗教负面作用肯定大于正面作用。考察现在世界宗教，全民靠一个人的宗教已经极少了，差不多都淘汰了。”
——听听，这不容分说的断言，这似是而非的指责，这满面正气的裁决。原以为，今天这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允许多元化的时代。
既然如此弊大于利，留它何用？不如将其淘汰！——“淘汰”，这个听上去包含许多可能性的词汇，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和执行？
连毛主席当年都多少心慈手软地说：“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59年4月15日，其时，他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把胆敢分裂祖国的“叛乱分子”不是就地剿灭就是赶出了西藏。
连周总理当年也语重心长地说：“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66年10月15日，其时，他专门接见臂戴红卫兵袖章的藏族学生发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新指示。
不过，毛和周是何等高瞻远瞩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要“搬走”（“淘汰”的另一种说法）这千年来沉重地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大山”（总共有三座，多么生动的比喻），并非是因为看到了“全民把希望和思想都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而这恰恰是他们一贯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难道不是吗？）的悲剧，而是另有缘故。
于是西藏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被改变形象的问题。具体地说，是如何改变在世人眼中既神秘又费解但却几乎是西藏人全部生活意义的西藏宗教的问题。于是乎它首先被定义为万恶的“三大领主”的魁首。而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中被赋予的这种形象，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被固定，被强化，被灌输，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形象处理中，由一套特定的词汇所组成的一套表达体系和话语体系被模式化和合法化。正如萨义德所说的：“被这一话语体系视为事实的东西——比如，穆罕默德乃一江湖骗子——是这一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一话语每当涉及穆罕默德的名字时迫使人们必然做出的一种陈述。”
然而，藏传佛教怎么可能是“全民靠一个人的宗教”？！如果是，那它就绝对不是佛教。因为佛教是一种不以他人为“救世主”，却倡导个体生命以理性而非盲从的修心（也就是要修出一颗“菩提心”，其精要即利他，而不是利用“他”或为“他”所用）来获得觉悟和解脱的古老智慧，否则，它怎么可能会历经千年的风吹雨打，迄今仍然屹立不倒，难以摧毁，并成为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寻求生存意义的精神资源？！这仍然属于常识，毋庸赘言。
至于说到“希望”，当然，当然是希望。——这个民族的，这片土地的，希望！
9、发展就是硬道理吗？
夏洛说：“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现在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标准衡量，谈论宗教的价值时即便没有提到这个前提，其实也基本上是以宗教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为衡量标准的，反对宗教的人说宗教使社会落后，支持宗教的人说宗教使社会发达。这就可以看出，双方其实都没有以教义为最高衡量标准，而是以社会发展程度为最高标准。……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促进经济发展、国家民族文明富强、人性解放就是当下的最高衡量标准。”
——且慢，就算这是一句看上去不像大话的大话，但也应当回应几句。
首先要问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吗？学者王力雄在他的专门讨论藏传佛教现状的文章《末法时代》中，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即使在藏区草原，也到处矗立这样的语录牌。中共对西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地区保持稳定的冀望，都寄托在‘发展’二字上。他们相信，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就会安居乐业，民族矛盾也会越来越少。”
接着，他举例分析了“发展”与“稳定”之间似乎并不协调的关系，结论是：“即使仅仅从维持统治稳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仅靠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旧的矛盾的确会消除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继续产生，而且可能更复杂，更难解决。”
而我还要追问的是，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以他的文明为代价吗？是不是，在“发展”的前提下，一切都应该让路、退休，或者说都应该立即消失，人间蒸发？这也就推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何谓“民族文明”？也就是说，对于西藏民族来说，他的文明是什么？——难道以他的宗教传承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精神文明不在其中吗？
一个民族要发展，必须以他的传统和文化为代价吗？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如果是不断地失去他的传统和文化的过程，那么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那不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吗？在电视里看见鄂温克族人的最后一个萨满去世了，因为无人继承他的传承，他们世代所崇奉的萨满教因此成为老人口中的回忆，而且这回忆会越来越淡薄，最后只能化作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藏品。
是不是为了发展，我们就要抛弃我们的根基、记忆和家园？是不是为了发展，我们就只能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我们当然可以推倒已经破朽的旧屋，建立舒适的新屋，但我们难道就不能把旧屋里的那些珍贵的回忆带进我们的新屋？难道就不能把旧屋里曾经给予我们慰籍的那些精神寄托——比如一幅唐卡，一尊塑像，一盏酥油灯，一块嘛呢石——带进我们的新屋，继续伴随我们的生命，充实我们的生活？谁说过，连同这些全都要被现代化的“铁扫帚”（过去是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也不留？
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谁有资格来规定这进步的尺度？——政权与领导人？经济指数？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的由千年来扎根雪域大地的藏传佛教所培育的文明，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处所，是家园；不是装饰，是归宿；不是遗忘，是记忆；不是负担，是使命；——我们怎能不珍惜，不看重，不维护呢？
至于说到“人性解放”，难道宗教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吗？难道传承了2800多年的佛教所要解决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难道藏传佛教竟会是禁锢与摧残人性的宗教，只有当“毛主席呀派人来”，千年雪山才会点头笑吗？只有当“银色的神鹰来到了古老村庄”，转眼间就会改变大地的模样吗？
2003年8月11日于北京
布达拉宫的沦落
人去楼空
有必要解释布达拉宫吗？这座犹如万道光华，照亮了古城拉萨的伟大建筑，被世人视作西藏的象征。它矗立在拉萨这片河谷中心的玛波日山上，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每一个观者的眼中，都具有令人震撼的魅力。20世纪初，跟随一支携带武器的军队闯入世界屋脊的英国记者，远望“在阳光下像火舌一样闪闪发光”的布达拉宫，惟有感叹：这“不是宫殿座落在山上，而是一座也是宫殿的山。”
早在1300多年前，图伯特王松赞干布时期，布达拉宫就有了最初宛如城堡的形貌；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统一西藏，成为全藏至高无上的僧俗领袖，而他另一令人瞩目的成就，即是在佛经中授记的观世音菩萨之道场的神山上建造了布达拉宫。规模宏伟的布达拉宫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中心，其神圣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59年。
曾几何时，在西藏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深入人心的歌谣：
布达拉宫的金顶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阳；
那不是金色的太阳，是喇嘛的尊容。
布达拉宫的山腰中，响起了金制的唢呐；
那不是金制的唢呐，是喇嘛的梵音。
布达拉宫的山脚下，飘起了五彩的哈达；
那不是五彩的哈达，是喇嘛的法衣。
而歌中所赞美的喇嘛，众所周知，正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图伯特人敬奉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的达赖喇嘛。然而1959年降临了。在这年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被迫从他所居住的另一座宫殿——罗布尔卡──出逃；两天后，在圣地拉萨从未有过的猛烈炮火中，罗布尔卡和布达拉宫变成屠戮之地，成为西藏历史上翻天覆地之剧变的无言见证。一位参加过“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解放军军人回忆，驻守于拉萨河对岸、朋巴日山下的解放军308炮团，多年来，数门大炮一直瞄准着隔河相望的布达拉宫，以至在“平叛”时，发发炮弹可以极其精确地射入那一扇扇黑边环绕的红框窗户，而在里面爆炸。一位当年的“叛匪”却回忆，正是不忍那恶魔般飞来的炮弹毁了“孜布达拉”，所以不再抵抗。于是，从一些当时留下的照片或纪录片里，可以看到双手高举白色哈达的“叛匪”，走下被炮火熏黑的布达拉宫，向“解放”西藏的“金珠玛米”缴械投降（其实这是在“平叛”结束之后拍摄的，这些被带到布达拉宫跟前重现当时情景的俘虏们已入牢狱）。
布达拉宫从此人去楼空。
从此，在随后的岁月里，布达拉宫不再是中心，而被占领者设置为一个个时期、一个个境况的背景。既是意味深长的背景，又是必不可少的背景，更是广为人知的背景。历史悠久的布达拉宫从未像这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递进的时间和更换的空间，变得如此地丰富多彩，光怪陆离，又如此地无助，令人悲哀。
?革命的背景
起先，是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大片草地、林卡和沼泽上，修盖起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以及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礼堂。其模式与军营雷同，毫无美感。而彼时的拉萨正如革命歌手所唱，已经与北京“连起来”了。因此，千里之外的北京掀起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会在拉萨激起相应的反响，甚至同样的轰轰烈烈。“劳动人民文化宫”难以容纳被发动起来的广大“翻身农奴”了，举行万人集会的会场于是移往露天，背景总是默然无语的布达拉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飙也席卷了西藏。在毛泽东“破旧立新”的号召下，一所所寺院被砸烂了，一座座佛塔被推倒了，一尊尊佛像被夷为粉碎，一迭迭经书被烧成灰烬……而布达拉宫，被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之所以得以幸存，恰恰是因为偌大一片青藏高原，再也找不到比它更适合充当背景的背景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罗布尔卡被改名为“人民公园”，尽管确曾有人建议将布达拉宫改为“东方红宫”，而且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刻成巨大的牌子，置于布达拉宫的金顶前俯瞰众生，但布达拉宫还是沿袭旧名，而这也是背景的要素之一。革命需要目标，革命也需要背景。当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毛泽东画像高悬其间，一个“换了人间”的新西藏就此诞生，其效果显然无可比拟。
然而，被誉为“西藏真正的宝库”的布达拉宫却几乎被掳掠殆尽。据记载，布达拉宫收藏的经书和历史文献多达成千上万卷，许多都是用金粉、银粉、绿松石粉和珊瑚粉撰写的；还有不少存放贵重物品的库房，精心保存着西藏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品、绘画、挂毯、塑像以及古代的盔甲等文物，无一不是无价之宝。然而，这曾经荟萃了财富与艺术的布达拉宫却所剩无几了。那些最珍贵的，那些最精华的，那些不计其数的，那些不可估量的，能被拿走的几乎都被拿走了。留下的只是沉重的灵塔，珍藏着八代达赖喇嘛的法体却不是无神论者所需要的；留下的只是满墙的壁画，但也被涂刷上红色的油漆，再覆盖上毛泽东的语录；留下的只是实在难搬的一些佛像和坛城，权当摆设的一些唐卡和法器；留下的只是一座徒有其表的布达拉宫，它依山垒砌，群楼重迭，殿宇辉煌，却几乎是一个空架子了。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作证。1988年，中国政府第一次维修布达拉宫，拨款四千万人民币。财政部的某位官员在维修庆典上反复强调，中央财政很困难，可还是勒紧裤腰带，给西藏拨出巨款。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这位西藏旧政权中唯一为中共素来接纳的贵族高官，著名的政治花瓶，这一次却如此表态：既然国家困难，我们就不要中央拨款了，布达拉宫有一个名叫“朗色旁追”的仓库，从五世达赖喇嘛起，每年都要存入大量的黄金珠宝，三百余年从未间断，也从未取出用过，那么今天就把这个仓库打开，用里面的财宝来维修布达拉宫，想必绰绰有余。可事实上，这个仓库早已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据说阿沛其实心知肚明，他是有意这么讲的，因此当即就有人回答：仓库早就被搬空了，哪儿有什么黄金珠宝？全都被国家拿走了，被运到上海、天津、甘肃的国库里了。于是财政部的那个官员再也不作声了。
物质上的损失自不待言，仅仅只有背景功用的布达拉宫被涂抹上愈加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论是批判“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旧西藏，还是歌颂“光辉灿烂”的新西藏，都需要布达拉宫隆重出场，以至于索性就将革命的大舞台设置在布达拉宫脚下，例如曾经红极一时的“西藏革命展览馆”，为了展示“旧制度所犯下的惊心动魄的种种暴行”，戏剧化地陈列了一百多个让人惨不忍睹或者义愤填膺的雕塑，并配有音乐和解说词，1976年的《中国建设》这本专向西方人介绍新中国成就的杂志就此评论说：“推开展览馆的黑色门帘后，人们进入了人间地狱的旧西藏。”除了展览馆，还有广场。广场正是革命所需要的场地。广场愈大，被形容为“群众汪洋”的集会也就愈发热烈，由此产生的效应也非同一般。于是，广场的规模不断地被扩大；于是，原来散布在布达拉宫下面的“雪”村，有着浓郁的西藏风情和生活气息的传统民居被拆除。1995年，在耗费巨资建成的“布达拉宫广场”上举行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集会，这是一项被列入62个“援藏”项目之一的“大庆工程”，面貌一新却大而无当，缺乏比例感。在广场的正中，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前的国旗台，新建了一座日日飘舞着五星红旗的台子，此后，但凡必须举国欢庆的政治节日，都要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
因新建的广场而撤迁的还有展览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据说目前正在重新筹建之中。而于1999年成立的西藏博物馆，面对罗布尔卡，背临布达拉宫，正好座落在这两处历史古迹之间，其陈列主题是以千余件文物或艺术品来表现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却远远无法与布达拉宫相提并论。然而，没有了革命的展览馆，却又有了革命的纪念碑。2002年，一座名为“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的建筑物耸立在广场上，与布达拉宫遥遥相对，声称“是抽象化的珠穆朗玛峰”，却毫无艺术美感，反而状如一发昂首向天的炮弹，深深地刺痛了藏人的心。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说，建筑纪念碑的目的是企图“唤起人们对征服者的忠诚”，而持枪守卫的军人更如一种警示，时刻强化着布达拉宫或者西藏的现实处境。
?商机无限的名利场
当然，在今天，布达拉宫已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化的符号而被充分利用。既然与时俱进，既然西部大开发，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就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本身而言，用时下流行的广告词来形容，肯定蕴藏商机无限。曾几何时，聚集了神圣的法王和众多喇嘛的修法之地，也聚集了僧俗高官和各地显贵的权力中心，变成了如集市一般热闹的旅游胜地。昔日演示神秘而庄严的宗教舞蹈的“德央厦”，任由大呼小叫的游客汇聚并拍下“到此一游”的留影；依然梵香缭绕却不再静穆的佛殿、修法殿、灵塔殿，指手划脚的游客与举着酥油供灯的香客交臂而过；而在旅游手册上标示着“白宫”的几间屋子，可以听到导游在用汉语、英语或者其它语言介绍：“这是达赖念经的地方，这是达赖睡觉的地方，这是他吃饭的地方，这是他会见客人的地方。这是他的收音机，这是他的茶碗。”正如罗布尔卡里也被开放的“达旦明久颇章”一样，每个人只要花钱买门票就可以参观一个人个人生活中私密的部分，并且可以随意评说。“昔日的尊严全不见了。”达赖喇嘛的兄长洛桑三旦于1979年重返西藏时，目睹依旧闪闪发光却全然不复的布达拉宫，痛彻肺腑地如是感叹。
据2003年的有关报导，布达拉宫每年接待旅游者和香客50多万人次，日均1500人左右，而且还在以20％的速度增长，日接待游客最多时曾达到5000人，尽管向游客出售的门票已从数十元涨至100元。如此大的流量所产生的压力使得土木石结构的布达拉宫难以承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下垂、开裂甚至坍塌，尽管采取了新措施，如规定每天上午开放的4个小时之内，平均每20分钟限客50人，每天下午开放的两个半小时之内，平均每30分钟限客50人，但即使这样，每天接待人数也会多至850名。
布达拉宫出现在行动电话的广告里，布达拉宫出现在50元人民币的图案上，布达拉宫出现在MTV里，布达拉宫出现在T恤上……布达拉宫甚至被微型化，用各种粗陋的材料做成成批量的模型，放置在宾馆、餐厅和商店的橱窗里，点缀着如今这个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商品经济社会的恶俗风景。就这样，布达拉宫在不断被复制的过程中，从天堂般的高度被推入了滚滚红尘。
在这遮天蔽地的红尘里，写着“开放的西藏欢迎您”或“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标语，与“反对分裂，祖国统一”的政治口号轮番出现在环绕布达拉宫的高墙上。至于广场，它也被派上了更多的用场，为了展示一个日益“现代化”的新西藏，不是举行诸如房展、车展等展览，就是举行各种物资交流会。身穿西藏服装却不一定是西藏人的妖娆女子，格外热情地向围观者推销远在成都、重庆等地的公寓或款型多样的轿车和越野车，而在更多的叫卖声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日用百货被价格翻倍地兜售，其中有不少是假冒伪劣商品。甚至有着这样那样名目的彩票也在此抛售，喇叭里高声传出的种种物质或金钱的奖励使人头攒动，人心浮动。在拉萨强烈的令人眩目的阳光下，西藏人的物欲从未像今天这般被激发得如此炽盛，可又有几个西藏的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昂贵的房子和车子？那些布满宫墙两侧和广场周围的商店与饭馆，看上去个个都像是内地中小城市的复制版，与遍布拉萨城里的一幢幢瓷砖贴面并镶有铝合金和深蓝色大玻璃的“现代”楼房，无一不是由内地农民组成的民工大军创造的“包工队”文化，连同昔日古柳盘旋草地却已被砍去大半、昔日经幡垂挂水面却已被尽数拆去而改成了搓麻将、打扑克、喝盖碗茶、吃烤肉串的宗角禄康（又名龙王潭），更加使得为之簇拥的布达拉宫如同一座孤零零的岛屿被围困在世俗化的海洋之中。西藏的官员们却颇为自得地向世人宣称：“世界屋脊”迎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时期。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放声歌唱，手舞足蹈，全民大联欢？那么，这半个世纪以来，如遭凌迟一般，已被政治化、商业化的布达拉宫，是不是应该再添加这样一个功能：娱乐，或者杂耍？具体地说，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那个广场，总有那么一些时候，变成了一个供八方来客作秀、出名、捞钱的娱乐场，甚嚣尘上，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于是，名为“心连心”的艺术团带着党中央的关怀从北京来到这里，一群电视晚会明星脖子上挂着西藏人民献上的哈达，上气不接下气地表演着歌颂民族团结的节目，有的明星据说因高原反应很厉害，须得抱着氧气袋登场，这十足矫情的场面最后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声中换得雷鸣般的掌声，而热烈鼓掌的群众往往是从拉萨的各单位、各学校、各军营挑选来的。于是，时装模特大赛的赛场也搬到了这里，据报导：“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模特儿以辉煌的布达拉宫为背景，踩着西藏音乐的独特节奏，用摩登的装束和‘一’字型的步伐，在宽大的T型台上演绎着令人惊叹的现代时尚”，“数千名拉萨人如潮水般涌在T型台周围”，更有意思的是，西藏的最高官员们连同军队首脑皆“到场祝贺”，并向获奖的模特“披上了西藏人民的至高荣誉——圣洁的‘哈达’”。
号称“亚洲第一飞人”的柯受良，这个在不久前突然暴亡的台湾艺人，在2002年10月1日这一天，“以驾驶国产吉利轿车在布达拉宫广场进行‘飞车’表演的方式，向国庆、向欢度国庆的人们呈献了一份特殊的贺礼”，报导上还说：“尽管这不是柯受良飞车的最远纪录，但飞越成功后的柯受良对自己能在布达拉宫广场——特别是在国庆节这天做表演——感到特别荣幸。‘海峡两岸是一家，各民族团结在一起，中国一定更强大。’柯受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遗憾的是流行歌手韩红，这个有着一半藏族血统的女子，也把布达拉宫当作了炒作自己的布景，准备于2004年夏天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个人演唱会。甚而至于，她还抛出“猛料”，届时要“乘直升机，空降布达拉宫”。当然，这“空降”的地点是布达拉宫广场而非高高的布达拉宫金顶，可如此具有爆炸性的标题新闻足以令人震惊。
拜托，各位先生和女士！——请尊重布达拉宫！请尊重这宗教的圣地、人间的奇迹！或者，仅仅出于布达拉宫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而不必考虑它其实是一个民族灵魂之殿堂的事实，在此再三吁请正奔着布达拉宫而来的各路人马：尊重布达拉宫！否则不难想象，或许会有那么一天，在更大、更多的利益和用心的驱动下，布达拉宫广场甚至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马戏团杂耍场，而曾经把纽约的“自由女神”雕像给“变没”了的魔术大师戴维?科波菲尔也可能光临，再次翻版这一必定会吸引全世界目光的节目：将布达拉宫就地“变没”。一旦有那样的一天，西藏的官员们又可以自豪地宣布：“世界屋脊”已经成功地与国际接轨了，已经实现了“全球化”。
?维修的背后
是的，当局确实投资了5千5百万元和黄金珠宝，历时五年维修了布达拉宫。是的，当局确实又投资了巨款，又在对布达拉宫进行维修。是的，这些是事实。然而，还有一些事实，一些被遮蔽的、被修改的、被忘却的事实更值得一提。
比如1959年，为了“平叛”而向布达拉宫发射的那些炮弹，在消灭“叛匪”的同时也不知毁坏了多少拥有佛像、壁画以及传统器具的房间，甚至对土木石结构的建筑物本身打击不轻。
比如“文革”初期“破四旧”的风潮也同样波及布达拉宫，其大致情况如前所述。
比如1969年以后，为了贯彻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备方针，拉萨也如各省市、自治区投入到名为“人防工程”的建设之中，掀起了挖防空壕、建防空洞的热潮，以至在今天仍可看见当年的防空洞，恰恰位于布达拉宫所在的玛波日山下，只不过东边的防空洞被封闭，西边的防空洞被改成了卖青稞酒的酒馆。而布达拉宫斜对面毗邻药王山的自来水公司就是当年的防空指挥部。据说药王山下面也有防空洞，之所以要在那里挖防空洞，民间的说法是因为靠近区党委政府大院，一旦有敌机进犯，官员们可以迅速地撤离到防空洞里。其实拉萨人都知道正是因为在玛波日山下大挖防空洞，且使用大量的炸药爆炸山体，导致布达拉宫从地基到建筑物均遭到极大的损害。一位当时在拉萨中学就读的藏人，至今记得上课时常常听到爆破的声音震耳欲聋，有时路过附近甚至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而近些年之所以对布达拉宫重复维修，恰是当年的一系列行径所导致的后患。
然而，即使进行维修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是更进一步的破坏。据2004年2月3日“美国之音”报导，一盘从西藏偷运出来的录音带，“指责当局把维修布达拉宫的工程交给根本不懂西藏精细复杂的建筑传统和技术的汉人建筑队，把这一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的维修工程视为儿戏”，例如，“按照西藏传统的建筑工艺，应该在墙里加入一种特定的木条，但是汉人图省事，以水泥和钢材取而代之。众所周知，水泥和钢材作为建筑材料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用这些材料来维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布达拉宫，不但是对历史的嘲弄，而且也因这些材料和其它原有的材料不相匹配，从而破坏整个宫殿的建筑结构”。诸如此类的维修方式，也破坏了布达拉宫本身具有的西藏传统建筑风格。
藏人修建的布达拉宫应该由藏人来维修，可为什么要交给那些被拉萨人称为“包工队”的汉人建筑队呢？这其中的奥妙，正如录音带所指出的在“维修工程中出现的贪污浪费和腐败现象”，表明了是由于某种交易的缘故。事实上，腐败之风盛行全中国，同样也在西藏大兴其道，贪污与贿赂比比皆是，但多年来却从未有过半点曝光，难道西藏果真是这世间最后的一块净土吗？事实上，在早已不是净土的“世界屋脊”，阳光下的罪恶从未绝迹，甚至在权力的掩护下无所顾忌，而不公诸于世是有理由的，最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因此，为了不影响西藏的“稳定”，即使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寺院的门票收入被高官的子女从中分成，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任其继续巧取豪夺；即使布达拉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被那些在幕后交易的黑手染指了。
?“失败过但没有流过泪”
如今的布达拉宫，仍然踞于山巅之上，但曾经的高度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布达拉宫，仍然仿若净土显现，却布满了沧桑巨变的创痕。对于依傍着它度过人生年华的拉萨人来说，原本固有的生活场景已被改变了，替代了，覆水难收了……而这恰恰是现实。
不过，在如此现实的另一面，仍然保持着一种深藏不露的、绵延不绝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就像如今的每一个清晨，甚至更早，正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刻，一个个藏人走出家门，为的是履行心中的信仰。这些数着念珠的藏人，转着嘛呢轮的藏人，磕着等身长头的藏人，带着糌粑、青稞和香草一路供奉的藏人，牵着小狗、大狗和放生羊一同转经的藏人，犹如一圈圈漩涡似的河流环绕着拉萨。而河流的中心，那孤岛一般默默矗立着的“孜布达拉”，闪烁着依稀可辨的几点灯火，愈发地突出了它的寂静、寥廓，但也愈发地昭示了光明那缓慢却不可阻断的历程。
就像1994年的夏天，在布达拉宫密布红框黑边窗户的白墙上，展示了两幅巨大而珍贵的唐卡。这一盛大的传统仪式已经40多年没有举行了，而在此之后也再也没有举行过。一位来自内地的汉族诗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拉萨所有可以看见布达拉宫的地点都被人们站满了。我看见许多个子矮小的山民，他们站的地方根本看不到佛像，但他们朝佛所在的方向默默地流着泪。……成千上万的人在晒佛的这一天，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布达拉宫行走。一路上都是尘土。西藏人、汉人、西方人、僧侣、百姓……扶老携幼，犹如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迁移。”
1999年即将结束之际，也正是21世纪即将来临之时，在达赖喇嘛踏上流亡之路整整40年后，不足15岁的少年活佛噶玛巴也突然出走，成为西藏又一位著名的流亡者。而印度这个接受了达赖喇嘛和许许多多流亡藏人的自由国度，也成为噶玛巴的寄居之地，在这里他写下这样一首意味深长的诗，恰恰与布达拉宫有关：
月亮似的花朵
在美丽的雪域夜空里
欢乐的波光起伏的
细雨吟唱的悲痛中
和彩虹的光环里
正义的微风吹起的白云
飘向北方
啊……
这次
盛开着千万朵希冀之花
所以，悲哀与苦难已飞逝
酷爱的南风轻轻吹拂
蔚蓝的天空中
再次
轻轻飘起
欢乐的云朵
啊！
既不富裕又不贫穷的感受
是美丽的布达拉宫──您
光芒的窗户中
花蕊似的目光
噢……
花甲的太阳
今天
在温暖的阳光中
心中流淌的鲜血
都是为了正义
说一声：
失败过但没有流过泪
2004年4月16日于北京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