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远离利润与效率
有人曾这样假设
: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 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止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12］。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 -----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 ，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一九九零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乘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五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活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在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的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反扑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
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座“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收税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缴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喝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喝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13］。”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已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后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体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么，今天就必须用白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么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14］
而贝尔讲的另一见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后带着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15］？”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后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16］
一七七四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您们凭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 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17］。
假使西藏大高原的河谷平原极广，气候又温和多雨，货物的运输亦不十分困难，则喇嘛的统治决不能持久，喇嘛教亦难狂热地被人拥护而能持久不衰，喇嘛僧侣决不会有如此众多，因为求财是人类最普遍的欲望，假使西藏人-广义人-求财的状况并不瘠薄困苦，可以活动的部门亦不少，状况之可以生活，不说可与欧洲比较，只须与平均人类可住之地比较，假使西藏大高原的生活状况有如此优胜，而其居民之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 又极合理，则任何宗教的教义不能禁止大量的居民从事各种求财的活动，而多被吸引到以解脱业缘为终身从之的职业［12］。
这和我们的结论差不多 -----西藏的“天”决定了西藏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制约了生活方式 ，而后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西藏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
一个日本投资者考察西藏后，得出的结论是藏民族是一个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民族。拉萨一九九零年投产了一座啤酒厂，据说每次出酒时，全厂从藏族厂长到车间的藏族工人必定全部醉倒，只乘一个从兰州啤酒厂聘来汉人技术员上窜下跳地对付所有设备和阀门。那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我经历过的事有点类似，那年我去黄河源头，给我的两个向导买了一桶五斤装的白酒，本是为他们一路准备的，我希望他们每天晚上喝点酒解乏去寒。结果第一天宿营，酒就被他们喝个精光，让我一个人在草原上逛了两天等他们醒酒。虽然那时我也上火，可是仔细想一想，生活为什么不可以散漫一些，随心所欲，不让具体的事务和日程表破坏生活的感觉？在藏人眼里，让人绝望且无可救药的也许正是从早忙到晚的日本民族或者我这样的人。
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是不可互换，也不可相互作为标准的。在一个文化体系中是不好的，在另一个文化体系却可能是好的，只要当事人自己觉得好，局外人是否有相反的观点并不重要。拉萨某单位买了一辆日本造的豪华越野吉普车。主管的藏族处长爱上了那辆车，便死活不在当处长，而要任命自己当司机。汉人把这件事当作笑话讲。但是那处长的选择岂不正是反映了藏人热爱自由和驰骋的天性。作为马背民族的后代，在马背和草原上长大，他的血管里流的血本是和办公室的狭小与拘谨不相容的，他选择了类似马又比马更强大有力的汽车，虽然汉文化的官本位观念难以理解，对他而言，那种反扑归真却远远比当一个永远失去了草原梦想的处长更幸福。
在很多方面，西藏人与现代社会的观念规则格格不入。查尔斯、贝尔记录了一个西藏人与他的谈话。那个西藏人在当时被英国统治的大吉岭抬“滑竿”。在大吉岭街上，座“滑竿”的是富有的欧洲人和印度人。
“我不理解你们的收税法”，他对我说，“我听说酒店都要向政府纳税，而且喝酒越多，缴税就越多。一天，我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坐在路边唱歌。我肯定喝醉了，不过唱歌并不犯罪，我并不比别人喝的差。但是，你们的一位廓尔喀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喝醉了』。不错，我是喝醉了，但喝酒并不犯法。『你必须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下星期六你将被带去见名誉法官，罚款五盾卢比。但是，你如果现在给我一盾卢比，我马上就放你走。』我为啥要给他一盾卢比？我不过就是唱唱歌罢了。于是第二个星期六我确实被带去见了名誉法官，确实被罚了五盾卢比。我现在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并没有犯罪，我是在为你们政府增加收入。此外，我还花了两个安娜（二便士）才喝醉，这笔钱在拉萨可供三个人喝得酩酊大醉［13］。”
不仅是抬滑竿的普通藏人如此，即使是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现代社会的观念也常常不以为然。在西藏历来有各种版本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是木刻版，年代已久很多已不清楚。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向后代广为传播佛教，主持重新出版拉萨版的大藏经，这是他的一件重要功绩。当时在色拉寺学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曾建议改变西藏传统的木刻印制方法，改为活字印刷，因为那样可以体高效率，印出的书也方便携带和阅读。
谁知达赖喇嘛一听就发了怒。他说；“要把佛像传至未世，必须倾注全部精力，用方便的办法不可能留下神圣的宗教。如果在古代用了十倍的努力，那么，今天就必须用白倍的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来。佛教不是什么方便主义，方便主义就是邪道。”［14］
而贝尔讲的另一见事情就更有意思了。
威尔夫人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英国妇女…威尔夫人曾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交谈。为了使他了解女性的成就，她告诉他阿米、约翰逊是以多快的速度驾机从英国飞到澳大利亚、从而保持了男女飞行员的飞行速度的，达赖沉思片刻，然后带着几分惊异的神情说道；“她干吗要这样匆匆忙忙呢［15］？”
在根本没有时间观念的西藏，理解此类“纪录”的价值是有困难的。有一个故事说拉萨大昭寺所设的大钟，历来按时敲钟报点，有一次午后一点，大钟敲的却是十二响。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此找来司钟者询问，司钟者回答是，因为十二点时忘了敲钟，所以在一点时补上。［16］
一七七四年进入西藏的波格尔（Bogle），作为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在他离开拉萨之前，他为西藏做了如下颇为感伤的祈祷： 告别了，你们这些高尚、纯朴的人民！祝愿你能永享其它诸国人民不能享受的快乐。当敌人无止境地追逐贪婪与野心之时，愿您们凭藉高山屏障，永久生息在和平满足之处， 除自然条件外不知需求［17］。
注释
［1］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页276。
［2］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 26。
［3］土登晋美诺布，《西藏---历史·宗教·人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47。
［4］叶祖容，《川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踏勘片段》，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二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页 18。
［5］《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0。
［6］《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
［7］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的数据计算。
［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3。
［9］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表21-1的数据计算。
［10］文胡风，《自然经济怎样向商品经济过度？》，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3-44。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5。
［12］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见《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8。
［1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2。
［14］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8-39。
［1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选编辑室，1985年，页369。
［1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79。
［17］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15。
1、贺觉非在他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有一段描写西康藏人的藏袍；“康人纯以羊皮为衣，贵族富商则以绸缎或布为面。一般牛厂娃，仅 无面羊裘一件，一年四季，日夜晴雨皆着之。果亲王所为『四季长穿不肯丢』也。人多讥其简陋，妙用亦复不少。关外旅行，晴雨风雪不定，笠伞既不适用，雨衣非力所能备，且易碎裂，惟此无面羊裘，无论晴雨风雪，均视之蔑如，露宿蒙头而卧，尤非袱被所能及，出外旅行，所需各项，一一纳之怀中，余见有送官家鸡者 ，亦自怀中取出，有售马鞍者，亦置之怀中，其容量概可想见。”
2、西藏现有耕地 333、 93万亩，占西藏地表总面积 18·43亿亩的 0·18％。（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
3、手工打制酥油的方法为；将鲜牛奶倒入桶中发酵，略有酸味后在特制桶中搅打，搅打次数往往需要数百以上，酥油遂从奶汁中折出来浮 于表面。捞出后挤去水分，放入凉水中降温，使之凝结得更结实。提取酥油后，奶水称作达拉，倒入锅中烧开，即有块状物质分离出来，滤出晒干即成奶渣。乘下的水变清，称作达曲。可以喂牲畜，贫苦人家也有当饮料喝的。洗衣机打酥油，每次打的量大，省了人的搅打，速度又快得多。
［2］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 26。
［3］土登晋美诺布，《西藏---历史·宗教·人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页47。
［4］叶祖容，《川藏公路昌都至拉萨段踏勘片段》，见《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二卷》，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年，页 18。
［5］《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0。
［6］《西藏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2。
［7］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第47页的数据计算。
［8］孙勇等，《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简明史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3。
［9］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94年》表21-1的数据计算。
［10］文胡风，《自然经济怎样向商品经济过度？》，载《西藏社科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3-44。
［11］《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页205。
［12］胡翼成，《论康藏喇嘛制度》，见《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418。
［13］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页102。
［14］多田等观，《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38-39。
［15］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选编辑室，1985年，页369。
［16］黄慕松，《使藏纪程》，载《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页379。
［17］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15。
1、贺觉非在他的《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有一段描写西康藏人的藏袍；“康人纯以羊皮为衣，贵族富商则以绸缎或布为面。一般牛厂娃，仅 无面羊裘一件，一年四季，日夜晴雨皆着之。果亲王所为『四季长穿不肯丢』也。人多讥其简陋，妙用亦复不少。关外旅行，晴雨风雪不定，笠伞既不适用，雨衣非力所能备，且易碎裂，惟此无面羊裘，无论晴雨风雪，均视之蔑如，露宿蒙头而卧，尤非袱被所能及，出外旅行，所需各项，一一纳之怀中，余见有送官家鸡者 ，亦自怀中取出，有售马鞍者，亦置之怀中，其容量概可想见。”
2、西藏现有耕地 333、 93万亩，占西藏地表总面积 18·43亿亩的 0·18％。（见《西藏统计年鉴·1995》表1-3）。
3、手工打制酥油的方法为；将鲜牛奶倒入桶中发酵，略有酸味后在特制桶中搅打，搅打次数往往需要数百以上，酥油遂从奶汁中折出来浮 于表面。捞出后挤去水分，放入凉水中降温，使之凝结得更结实。提取酥油后，奶水称作达拉，倒入锅中烧开，即有块状物质分离出来，滤出晒干即成奶渣。乘下的水变清，称作达曲。可以喂牲畜，贫苦人家也有当饮料喝的。洗衣机打酥油，每次打的量大，省了人的搅打，速度又快得多。
1、“嵌入”现代化
作为西藏早期的两次现代化尝试，张荫棠、联豫推行的新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改革，大部分只针对于政府机构，影响局
限于拉萨，大部分改革尝试半途而废或人去政息，对西藏社会没有太本质的触动
。
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其所以它与以前两次现代化尝试不同，是因为它的势力强大，分布广阔，足以抗衡甚至压倒西藏传统社会，因此西藏社会从整体上无法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冲击。
从一九五一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浩浩荡荡的中央大军兵分数路开进西藏，进驻各个城镇、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漫长的边境地区。一整套维持那个军事力量有效运转的庞大体系也随之进入。仅为保证军事供应修筑进藏公路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十几万人力，占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大批的中共党政官员也随之来到西藏。尽管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落后国家，但对当时的西藏来讲尚为先进。中共进入西藏的力量，带进了对西藏而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分。
中共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西藏主权。但是它深知那主权决非到手就能一劳永逸。两个民族太不一样，历史上的关联毕竟太少，它在西藏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各种条件又十分薄弱，不稳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因此稳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长期任务。为此它必须在西藏当地建立一个长期扎根，担负巩固主权之使命的集团。那个集团开始是以进藏军队和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大部分是汉人，也包括维持其运转的各种补助系统人员。可以根据那个集团的使命，将其称为“稳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藏人在其中占的比例也逐步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中共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有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2。在当时，那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种必要措施，而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
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 ---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装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通讯网络、现代医院……然而那些现代化事物的基本目标和绝大部分功能都是服务于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以及“稳定集团”的成员与家属们在西藏的生活。
如西藏的现代化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部卖给当地驻军。这一点，在巨额耗资的进藏公 路工程上表现的最清楚。虽然中共一直称公路对西藏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有没有那些公路，对城市以外的绝大多数藏人都不重要。看一下公路上跑的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为西藏的城市---“稳定集团”的基地---运送物资。当然军队的调遣和后勤供应是进藏公路另一个主要用途所在。至于普通藏人百姓，公路上跑的汽车很少与他们有关，对他们最有实际作用的，可能只是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比较方便地去拉萨朝拜。
再以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为例，那是它经常炫耀的一大成就。办教育固然在哪都会被当成好事，但对中共来讲，其中却有相当成分的政治目的。尤其在与西藏保持“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代，因为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它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动群众”，它就是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藏人中间培养效忠者的。它通过建立世俗学校，把西藏的教育权从寺庙夺到自己手中。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的世俗学校仅有二十余座。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有小学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一万六千三百名；中学二所，学生三百四十二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 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族干部（一九五九年建校时即有三千六白多名藏人入学（2）），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 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 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3。
拉萨事件以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国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媒体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
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 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4。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得两次“大庆工程”。
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一九六五年九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一九八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一九九五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 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
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机场宾馆、西藏体育馆、西藏电教馆、泽当饭店、西藏大学艺术楼、机场到拉萨的道路、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图书馆、 那曲群艺馆、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拉萨街道改造、布达拉宫广场、林芝宾馆
……………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5，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 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九亿元人民币投资，七·六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
“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四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三十八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
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有北京和中国内地其它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 将建还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 ---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 ---让西藏坐享其成。
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3），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 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 进度（4），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它省市的后面。
在其它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二千八百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七千四百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钱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 说八十％ 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电站出了钱。
七千四百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八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一点伍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
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菜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七千四百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一·二六万（5），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五千八百七十三元，是一九 九三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
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它全是北京的补助）（6），如何支持得了呢？
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在想改过来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收费，大多数人家---尤其是住在县城外面的农牧民---就会拒绝用电。反正祖祖辈辈都是没有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个供神的酥油灯顺便照一下明就够了。何况，得收多少电费才够付水电站的成本开支呢？假设电站一年开支为五十万元，措美县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为此付出四十元，一个五口之家就得二百元。这还没有考虑电站的折旧，更没有敢想赚取利润。措美县人均年收入是一千零七十四元，农业商品率是二十四·七四％（一九九三年）（7），也就是说，老百 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现金，人均顶多不过二百多元，怎么能指望他们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电费呢？所以，这座电站是不可能指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费来维护运行的。
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呢？当地政府官员也有浪漫的设想，有了电不就可以开矿建厂了吗（措美全县照明用电最多仅消耗当巴电站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矿山和工厂，不就可以靠卖电养电站，那不仅可以收回运行费用，还应该能够赚取利润呢。然而，仅仅因为有电是不会自动出来矿山和工厂的，那得有比电站更多的投资。可是到那里去找那更多的投资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措美几乎是迈不过去的榄。财政没有钱，市场投资不会往措美那样的穷乡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够找到那些投资，难道它能够保证新建的矿山工厂是赚钱而不是赔本的吗？说不定会变成比电站更加沉重的财政包袱呢。
现代化表演的后果就是这样。当为表演目的上马的工程峻工时，各级官员出席典礼，电视报纸报导，各地纷纷送上一片喜庆颂扬之词。据说在电视报导中，措美县城灯火辉煌，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老百姓们载歌载舞，场面绚丽。然而表演结束之后，参加表演和观看表演的人离开措美，一去不再回头，措美从此背上一个管不好、用不起、又丢不了的大包袱。
对此有经验的西藏官员都清楚，最后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电站废弃不用，一是由国家财政另拨一笔专款把电站养起来。前者在西藏并不少见，各个历史时期北京花钱在西藏建了不少电站，许多都这样废弃了。有时只要损坏一个零件，整个电站就报废，因为当地既没有修复的技术力量，也没有钱。此类电站的运行时间从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过两三年。而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款养起来的情况，在西藏也是常见的情况。那种情况构成了在西藏投资搞工程的一种奇观------只要为最初的工程投了资，就等于陷进了一个不得不年年都要继续投资的“套”，没完没了。关于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
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西藏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工领赏，使的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作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它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嵌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嵌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其所以它与以前两次现代化尝试不同，是因为它的势力强大，分布广阔，足以抗衡甚至压倒西藏传统社会，因此西藏社会从整体上无法不受到极大的影响与冲击。
从一九五一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浩浩荡荡的中央大军兵分数路开进西藏，进驻各个城镇、军事重地、交通要道和漫长的边境地区。一整套维持那个军事力量有效运转的庞大体系也随之进入。仅为保证军事供应修筑进藏公路一项工程，就动用了十几万人力，占当时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大批的中共党政官员也随之来到西藏。尽管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落后国家，但对当时的西藏来讲尚为先进。中共进入西藏的力量，带进了对西藏而言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分。
中共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西藏主权。但是它深知那主权决非到手就能一劳永逸。两个民族太不一样，历史上的关联毕竟太少，它在西藏的“天时地利人和”之各种条件又十分薄弱，不稳定的因素比比皆是，因此稳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长期任务。为此它必须在西藏当地建立一个长期扎根，担负巩固主权之使命的集团。那个集团开始是以进藏军队和各级党政官员为主，大部分是汉人，也包括维持其运转的各种补助系统人员。可以根据那个集团的使命，将其称为“稳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集团”的规模越来越大，藏人在其中占的比例也逐步变得越来越高。
根据《十七条协议》达成的“一国两制”原则，早期的中共“稳定集团”与西藏传统社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除了上层之间进行协调，基本是各搞各的。不仅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尽量不发生联系。因为西藏生活资源贫乏，不可能满足外来的庞大“稳定集团”的物质需要。中共军队刚进入拉萨时，就因为在当地筹粮造成市场粮价飞涨，带动拉萨全面通货膨胀，几乎酿成政治事件。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稳定集团”采取全部供养，所有物资都从中国内地调运，“稳定集团”全体成员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需要都有中国内地满足，不和当地经济发生关系2。在当时，那是落实“一国两制”的一种必要措施，而对当时以军事人员为主的体制，全面供养制也是一种理所应当的方式。西藏今天的供养型经济，可以说就是从那时种下的种子。
西藏初始的现代化事物大都是由“稳定集团”带来的，或是围绕对“稳定集团”的供养而发展的。如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工厂 ---拉萨汽车修配厂，就是为装修从内地给“稳定集团”运输物资的汽车而建造的。现代化的强行嵌入给西藏带来了公路、机场、银行、通讯网络、现代医院……然而那些现代化事物的基本目标和绝大部分功能都是服务于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以及“稳定集团”的成员与家属们在西藏的生活。
如西藏的现代化企业之一---昂仁煤矿，每年产出的所有煤，当地老百姓是从来不用的，全部卖给当地驻军。这一点，在巨额耗资的进藏公 路工程上表现的最清楚。虽然中共一直称公路对西藏的意义如何重大，但是有没有那些公路，对城市以外的绝大多数藏人都不重要。看一下公路上跑的车，绝大多数都是在为西藏的城市---“稳定集团”的基地---运送物资。当然军队的调遣和后勤供应是进藏公路另一个主要用途所在。至于普通藏人百姓，公路上跑的汽车很少与他们有关，对他们最有实际作用的，可能只是可以利用公路和汽车比较方便地去拉萨朝拜。
再以中共在西藏兴办教育为例，那是它经常炫耀的一大成就。办教育固然在哪都会被当成好事，但对中共来讲，其中却有相当成分的政治目的。尤其在与西藏保持“一国两制”的五十年代，因为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它不能明目张胆地“发动群众”，它就是以兴办教育的方式在藏人中间培养效忠者的。它通过建立世俗学校，把西藏的教育权从寺庙夺到自己手中。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的世俗学校仅有二十余座。到一九五九年，已经有小学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一万六千三百名；中学二所，学生三百四十二名；并建立了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咸 阳西藏公学，专门为中共培养藏族干部（一九五九年建校时即有三千六白多名藏人入学（2）），许多后来在中共政府任职的西藏官员都出 自那个学校。中共在西藏 兴办教育与巩固其对西藏的主权，其中的相关之处是很清楚的3。
拉萨事件以后，“一国两制”宣告破产，中共在西藏的“稳定集团”接管了西藏全部权力，变成了西藏的统治集团。行政事务的增加与对西藏旧制度进行革命的需要，使得“稳定集团”的权力、职能和人员迅速膨胀起来，大量内地汉人被调进西藏，同时也有众多效忠北京的藏人被接纳为“稳定集团”的成员。那是一个政治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考虑被放在后面，维持“稳定集团”的顺利运转和保障其生活，最简单方便的莫过于继续实行以前的全面供养方式。一方面“稳定集团”的膨胀使之更加无法以西藏的紧缺资源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以中国之大，供养西藏的“稳定集团”不是难事，于是供养就继续下来，供养的范围也随着“稳定集团”随后的扩大而不断扩大。
2、现代化表演
中国在为其统治西藏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除了在似是而非的历史文字中搬弄概念、寻找证据以外，它最为理直气壮的就是宣称旧西藏如何落后，而它的统治给西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不仅是强词夺理，它真心相信这一点。以至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敢于面对西方媒体把中共“解放”西藏比作林肯解放黑奴。
通过展示西藏的现代化，以向世界证实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是目前中共在西藏推动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毛泽东时代也有，但还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共将更多的合法性来源放在“推翻吃人的旧社会”、“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之上，而且那时它也不太在乎世界的看法是什么。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失去了毛时代的合法性来源，推动西藏现代化就成了最主要的替补。何况随着西藏日益被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又实行了对外开放，已经无法维持西藏的封闭，因此更促使中共要用现代化的色彩涂抹西藏--- 它需要证明它的统治使西藏变得更好，否则它就难以在国际舆论面前自圆其说，也无法平息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4。
出于这种目的推动的现代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它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为了制造一个形象，而不是为了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说明这种现代化表演，最好的例子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京在西藏搞得两次“大庆工程”。
中国有重视逢十纪念日的传统。西藏于一九六五年九月成为中国国家建制下的一个正式行政区划----西藏自治区，标志着西藏从此彻底归属中国。一九八五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和一九九五年的成立三十周年，被当作重要纪念-------称为“大庆”。北京为迎接这两个纪念 周年进行了西藏现代化建设的“突击”，二十年大庆搞了个“四十三项工程”，三十年大庆更增加为“六十二项工程”，名曰“大庆献礼”，实则是对其治藏成就的突击大表演。
今天到拉萨的人所惊叹的拉萨面貌变化，大部分都是被那两次“大庆工程”改变的。从下面列出是“大庆工程”部分具体项目，不难看出其中的表演性质：
拉萨饭店、机场宾馆、西藏体育馆、西藏电教馆、泽当饭店、西藏大学艺术楼、机场到拉萨的道路、自治区医疗大楼、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图书馆、 那曲群艺馆、 拉萨剧院、西藏博物馆、拉萨街道改造、布达拉宫广场、林芝宾馆
……………
不管这些工程多么“现代化”，它们可以使参观者惊讶（不一定是赞赏），但是西藏社会的主体与这种“现代化”之间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也不可能从这种现代化中得到益处。举例说，西藏体育馆是“二十年大庆”的产物，至今已经盖起了十多年，但总共加起来也没有举行过几场体育比赛或演出，不要说普通西藏农牧民，就连大部分拉萨市民也从来没有迈进过那座体育馆的大门；花费巨大的西藏图书馆，养着好几十名工作人员，办理借书证的不到一千人5，真正看书和借书的更是寥寥无几。那些项目的最大功能，可能就是摆在大街上让人们看。出 于这种表演目的，所谓的“大庆工程”把项目和资金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在了首府拉萨（二十年大庆的“四十三项工程”，全部九亿元人民币投资，七·六亿给了拉萨），因此拉萨以外的藏人与这些“现代化”的关系就更少了。
“大庆工程”中也有一些能源、工业等方面的项目，尤其在二十四年大庆的“六十二项工程”（投资总额达到三十八亿元）中增加了经济项目的比例，但是其中的表演性质并没有减少，甚至连增加经济项目比例也成了一种刻意表演。这方面的情况，下一节将进一步谈。
两次“大庆工程”的钱都是有北京和中国内地其它省份拿的，不仅如此，因为西藏自己没有能力进行施工，北京便以指令的方式将工程项目逐一分配给中国内地各省市，由它们包建，从设计到设备材料到施工全部包下来，最后 将建还并且已经能够正常运转的完工工程交给西藏 ---为此创造了一个专门术语：“交钥匙” ---让西藏坐享其成。
这种事关西藏的工程，北京都以“政治任务”派给各省市，因此完成得好坏便对那些省市地方官员的仕途有直接影响。“二十年大庆”时，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派他的专机去运送“大庆工程”施工队进藏（3），就是给下面做出的姿态---援助西藏，不惜一切。所以各地无不把西藏工程视为“中央工程”，全力以赴，不敢马虎。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那时是天津的市长，当天津包建的拉萨剧院出现设计问题时，他亲自调人，集中了一百四十多名设计人员，二十多天内赶了二百多张图纸，每出一张图就航运到拉萨一 张，供拉萨的天津施工队抢 进度（4），生怕天津包的工程落到其它省市的后面。
在其它事情上，只要涉及到出钱，各省市总是与北京讨价还价、搪塞和拖延，但是在西藏工程上，各地甚至不惜牺牲本地利益。如湖北援建西藏措美县的当巴水电站，西藏报的预算是二千八百万元，实际建成后花费的资金高达七千四百万元。施工当年正赶上湖北发大水，损失了几百个亿，本身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为了筹措那笔钱给西藏一个县建电站的资金，湖北决定省内每度电加价一厘收费，除了少部分贫困地区免收以外，可以 说八十％ 的湖北人都为措美的电站出了钱。
七千四百万元如果用在湖北，可以建起八万千瓦的电站，用在西藏，只能建到一点伍万千瓦。且不算这方面的投资效益比，湖北人被告知他们出的钱是用于西藏人民，然而当巴电站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解决了措美县城和县城附近八个乡的照明。
没有电站以前那里也有电灯，只不过是用菜油机发电，每天天快黑才发电，夜深时则停止发电，对于白天想看电视或者夜里睡得晚的人，会感到不方便。花了湖北的七千四百万元建了这个水电站，从早到晚都有电了，的确是方便了一些，然而代价怎么算呢？措美县全县人口只有一·二六万（5），即使全部人口都是电站的受益者（实际还有四个乡不通电），平均每人为用常明电的花费是五千八百七十三元，是一九 九三年措美县人均收入的五倍半。也就是说，那等于全县人五年半不吃不喝地劳动，只为把电灯从原来的定时照明变成常明。
当然，建电站的钱不是措美县出，不要白不要。但是湖北省建完电站，交了“钥匙”，举行一个盛大仪式热热闹闹地表演一番，就可以向北京交差了。从此湖北撒手而去，电站的运行和维护就全都是措美县自己的事了。原来用柴油机发电，那不难对付，一二个人管就够了，而这新建的当巴电站却招了四十多名工作人员，每年仅工资就得几十万元，再加上维护电站运行的几十万费用，都得措美县自己想办法。以措美每年二百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其中本地收缴的财政只有二十多万，其它全是北京的补助）（6），如何支持得了呢？
固然，按照市场的观点，只要有人用电，就可以通过收电费补偿费用，包括赚取利润。然而措美没有市场，用电全部是免费的。过去用柴油机发电时就是由财政负担费用，现在想改过来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收费，大多数人家---尤其是住在县城外面的农牧民---就会拒绝用电。反正祖祖辈辈都是没有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个供神的酥油灯顺便照一下明就够了。何况，得收多少电费才够付水电站的成本开支呢？假设电站一年开支为五十万元，措美县的全部男女老少就得平均每人为此付出四十元，一个五口之家就得二百元。这还没有考虑电站的折旧，更没有敢想赚取利润。措美县人均年收入是一千零七十四元，农业商品率是二十四·七四％（一九九三年）（7），也就是说，老百 姓每年可以到手的现金，人均顶多不过二百多元，怎么能指望他们拿出其中的五分之一去交电费呢？所以，这座电站是不可能指望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收费来维护运行的。
有什么别的办法解决呢？当地政府官员也有浪漫的设想，有了电不就可以开矿建厂了吗（措美全县照明用电最多仅消耗当巴电站发电能力的三分之一），而有了矿山和工厂，不就可以靠卖电养电站，那不仅可以收回运行费用，还应该能够赚取利润呢。然而，仅仅因为有电是不会自动出来矿山和工厂的，那得有比电站更多的投资。可是到那里去找那更多的投资呢？这样的问题对于措美几乎是迈不过去的榄。财政没有钱，市场投资不会往措美那样的穷乡僻壤走。即使退一步，假定措美能够找到那些投资，难道它能够保证新建的矿山工厂是赚钱而不是赔本的吗？说不定会变成比电站更加沉重的财政包袱呢。
现代化表演的后果就是这样。当为表演目的上马的工程峻工时，各级官员出席典礼，电视报纸报导，各地纷纷送上一片喜庆颂扬之词。据说在电视报导中，措美县城灯火辉煌，身着节日服装的藏族老百姓们载歌载舞，场面绚丽。然而表演结束之后，参加表演和观看表演的人离开措美，一去不再回头，措美从此背上一个管不好、用不起、又丢不了的大包袱。
对此有经验的西藏官员都清楚，最后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电站废弃不用，一是由国家财政另拨一笔专款把电站养起来。前者在西藏并不少见，各个历史时期北京花钱在西藏建了不少电站，许多都这样废弃了。有时只要损坏一个零件，整个电站就报废，因为当地既没有修复的技术力量，也没有钱。此类电站的运行时间从建成那天算起一般不超过两三年。而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款养起来的情况，在西藏也是常见的情况。那种情况构成了在西藏投资搞工程的一种奇观------只要为最初的工程投了资，就等于陷进了一个不得不年年都要继续投资的“套”，没完没了。关于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
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西藏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工领赏，使的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作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它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和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
表演，获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
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藉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6，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 ”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的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 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法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
不过，那时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稳定集团”藉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
“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它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它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得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
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为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它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虽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且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的主要受益者是他们。
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藉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
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藉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码？如果我这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 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7。
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来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
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
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有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成员。
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十六万零五百一十一人（一九九四年）（8），其中干部为六万零三百六十五人（9）。这六万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一九九三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四千零九十五人（10），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11），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 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
一九九三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三十八、四八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已经达到三十二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8，“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一九九四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六十七 .八 ％ （12）。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 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的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一九八九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 就猛增二十％，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十％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建设投资竟一下增加了八十四％（13），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内蒙古人也能跟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
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畜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
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的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实的职工呢？
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处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
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痛不已的问题。
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藉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
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6，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 ”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的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 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法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
不过，那时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稳定集团”藉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
“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它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它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得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
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为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它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虽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且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的主要受益者是他们。
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藉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
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藉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码？如果我这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 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7。
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来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
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
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有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成员。
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十六万零五百一十一人（一九九四年）（8），其中干部为六万零三百六十五人（9）。这六万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一九九三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四千零九十五人（10），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11），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 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
一九九三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三十八、四八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已经达到三十二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
“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8，“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一九九四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六十七 .八 ％ （12）。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 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
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的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
“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
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一九八九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 就猛增二十％，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十％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建设投资竟一下增加了八十四％（13），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内蒙古人也能跟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
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畜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
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的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界上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实的职工呢？
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处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
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痛不已的问题。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