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7.3 日军在上海踢到铁板
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立刻惊动国际社会，外国舆论开始对于中国守军的反击，充满了佩服与惊讶。而日军当然是丢不起这个颜面，立刻下令撤换盐泽幸一，改由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出任指挥官，继续向上海发动军事攻击。
但是野村仍然低估了十九路军的战力，与中国人民热情支持华军的士气效用，二月十一日，大批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与舰炮的掩护下，猛攻蕴藻滨、曹家桥，以包抄据守吴淞口的华军，但是在彻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几乎是有死无退，在华军大胆地运用逆袭之后，几处重要的阵地是失而复得得，日军根本无法在上海的作战中，取得胜利。
这时日军连续在上海作战失利，使得东京的军部为之震动。军部必须要立刻挽回皇军无敌的颜面，因此马上决定由陆军接管上海的作战，以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领陆军精锐，与增援的海、空军到达上海，更增派有名的“久留米”旅团参战。植田到了上海，先设法安抚一下国际社会的不安，表示日军的作战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商业利益，日军的目的只是要中国军队撤退，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利益”，但其实植田只是为日本陆军部队的攻击行动，增加一时准备时间而已。
粤派主掌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更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力运作的地步，当然更无法挑起抗日的责任，最后只有宣布总辞。国民党高层在紧急会商之后决定，重新启用蒋介石指挥军队，汪精卫负责政务，胡汉民返回广州，国民政府先迁洛阳办公，以避免日军从上海沿江而上，长驱直入防务空虚的首都。当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之时，蒋介石也立刻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央警卫师，编成八十七与八十八师，加上中央军校的教导团与特种部队，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将军率领，投入上海的战斗序列，接防左翼防线，以支持十九路军作战。
植田谦吉的任务就是在上海狠狠地“教训”一下中国的军队，因此在布署大军完毕之后，于二月二十日，在海空军强大炮火掩护之下，在江湾与朝行之间，由坦克支持步兵，发动中央突破的猛烈攻击。这场作战对中国军队而言，是前所未见的三军立体攻坚战，但是十九路军的豪气干云，第五军更 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两支部队立刻联手反击日军的攻势，多处的阵地是浴血的反复冲杀，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力，在激烈的争夺战中，日军并没有突破中国守军的阵地而达成任务，特别是在朝行争夺战中，日军被八十八师逆袭，而遭到惨败。此时中、外的舆论兴奋与哗然，中国的人民更是狂喜已极，国人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
这下子日本政府可是陷入困境之中了，日本全国陆军只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四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两个师团派到朝鲜，一个半师团在上海，再要调兵就要影响到日本整体的防务了，所以日本现在只想赶快在上海做个军事的了结。日军的参谋本部，不顾阵前易帅的兵家大忌，在二月二十四日，日皇特别派遣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新组成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增派第十一与十四师团，以及飞行团加入上海战斗序列（这时候几乎多达一半的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这时重掌兵权的蒋介石，原本打算在必要时与日本大打一仗，因此立刻开会商定，将全国划分五个防卫区，分别要求割据各路的将帅，团结抗日为国效命。但是各方反应却是非常的复杂，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将帅们，仍在计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因为参加这场战争而有所损失，更不愿自己的军队调离自己的地盘，也担心别股势力的部队会乘机袭击，因此反应冷淡，更无出兵响应的实际行动与计划。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7.4 顾全大局之下中日停战
这种缺乏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迫使蒋介石真实的了解到冷酷的现实，假如中国要想真的进行对日长期抗战，现在只能就要见好就收，以图凝聚共识与发展实力。因为假如真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把上海事变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那么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是既无兵、又无钱与日本作战（当时中国连征兵的制度都没有建立，当然也没有现代化的货币与税制），而没有国家观念的各路诸侯，也可能会见风转舵，加入日本操控的傀儡组织之中，中国最后只有面临亡国一途。
在上海抗敌的中国守军，面对日军的大举增援，一再的电请国民政府增加援军，但是蒋介石也到了无兵可调的困境，因为各路诸侯根本拥兵不救，原本由蒋介石所主控的部队不过六十多个师而已，主力则是用在对刚刚在江西建国的共军作战。在与共军对峙的国民政府部队，在奉命抗日而调动之后，就会立刻就受到共军的尾随追击，因此根本很难抽调援军布阵。
何况蒋介石发现日军已经决定准备见好就收，因此决定给日军一个下台阶，而没有必要立刻以大军增援上海守军，只调动江西的蒋鼎文师、在河南的胡宗南师，长途赶赴战场[3]，以及要杭州的上官云相师在纵深阵地集结待命。
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以及调兵的困难，当然没有得到十九路军的同情。十九路军眼见日军大举增兵，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得到更多战力的补充，因此为激动，强烈批评蒋介石拥兵不救。中国军队的将帅失和，增加了上海作战的困难。蒋介石原本指示十九路军注意浏河的侧翼防守，但是十九路军根本已经不把他的命令当成一回事了，十九路军忘了参战的第五军，其火力与兵力都比自己要强，而在第二线的中央军也奉命抽调兵员，秘密补充十九路军的阵亡缺额，一场十九路军与军委会之间的“误会战”，增加了整体协调作战的困难。
日本的白川义则临危受命，负有“不能失败”的任务，白川大将对于迂回作战有着高度的掌握，他的作战名言是，“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因此他决定在表面上，仍然采取中央突破攻击，引诱中国军队投入预备队，然后采取主力大迂回包围的战术，白川下令日军在海空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从二月二十八日起猛攻江湾与朝行，然后在中国守军入预备队反击之时，就展现他迂回作战的本事，下令日军十一师团由崇明岛直接在浏河附近登陆，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背后。结果华军在兵力没有得到补充，火力又远远不及日军的状况下，无法兼顾浏河的侧背防线。十九路军也没有与第五军做好紧密的联系，就抽调走防守浏河的部队，等到日军从浏河进行侧翼登陆，迅速地发动迂回攻击，威胁到上海守军补给线的安全，第五军再想紧急的调动八十七师的预备队袭击登陆的日军，已经迟了一步。因此在三月二日，华军全线被迫进行撤退。
这时候，国际强权国家担心战事扩大会妨碍到他们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因此纷纷地介入调停，日本眼见满洲国已经炮制成功，也不想与国际社会完全的决裂，而在上海的作战又不顺利，因此愿意接受停战。而国民政府知道自己的实力仍然无法进行抗战，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也就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当然日本在这个停战协议中，必须退回原来的阵地，但是日本仍然讨到一个便宜，就是中国的部队不得直接进入上海市近郊[4]。
在上海签订停战协议之前，日本上海派遣军与上海日本的领事、侨民，在四月二十九日，庆祝日皇裕仁生日（日本人叫天长节）的阅兵群众集会中，遭到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的炸弹攻击，白川大将当场重伤致死，驻华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被炸断，植田师团长的一双眼睛炸瞎，多名日本高级将校与官员负伤，使整个日军的骄气为之震慑。
第七章、一二八事变的奋战迎敌 7.5 事变的分析与检讨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浴血抗战，虽然中国方面以低姿态的和局收场，但是中国军队在上海作战时的英勇表现，足以洗刷中国军队在东北不战而退的屈辱，而一般的中国平民百姓，自动自发的热烈支持军队抗日的各种表现，开始凝聚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对于后来中国的政局与历史，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场浴血抵抗，不但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与兴奋，也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军队抵抗侵略的决心与能力，出现刮目相看的正面看法。
不过其中也有不利的结果，就是舆论过于同情十九路军的“孤军”抗敌，因此强烈批评蒋介石的“拥兵不救”，更反对就此见好就收，而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这些可以说是见木不见林的看法，最终为十九路军发动“闽变”而背叛国民政府留下伏笔。而广州方面的政府，甚至认为这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卖国行为，有意打击与抹杀“粤军”的威信与表现，因此再一次酝酿发动与南京政府分裂的行动。
若从事实的真相来分析，十九路军坚持不待命就自动地奋勇抗敌，当然表现出中国军人守土有责的英勇士气，否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陷入低迷与绝望的中国人心，在中国军队继续不敢抵抗的之后挫折，真的有可能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状况。但是若是跟着当时的舆论，认为国民政府只要学十九路军的“跟日本人拼了”的战法，就可以在上海击败日军，或是进一步收复东北失地，甚至还有可以“远征东瀛”的高调，那就不但是天真，甚至是激情与过于幼稚了。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而初步战绩令人振奋，但这只能够暂时挡住过度自大与“轻敌”的日军攻势而已。真正的要和日军一决高下，以当时中国的军队以及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差得太远了[5]。
但是当时政客与所谓舆论的批评下，蒋介石成为不肯支持十九路军“打败”日军的“亲日”份子，只差点没有宣布他就是汉奸。事实上是，当时蒋介石才刚刚在政府陷入危亡震撼之际复出，这时已经支离破碎的国民政府，又在慌乱之中，刚迁到洛阳，蒋介石实在是既无充足的兵力可以调动，更无足够的粮饷可发，一点维持政府运作的经费，以及安抚军队不要哗变的粮饷，还是靠其舅子宋子文的关系，在上海的银行团中，软硬兼施地勉强给凑出来的。假如蒋介石没有派遣精锐的第五军（那时蒋介石当时唯一能立刻调动的中央军看家部队），及时地支持十九路军对抗日本的陆军攻势（第五军兵力为五万，十九路军为三万，装备又以第五军为佳），那么上海的战局，根本不待白川义则增援的大部队到达，十九路军就很可能会以惨败收场。
而日军之所以会无法在上海一击而胜，当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军队反击的决心与战力，等到日本正式组成兵力强大的上海派遣军之后，情势就不同了。此刻蒋介石颁布了全国防御计划，但中国各地拥兵割据的领袖们，却无人真正的听命派兵响应，那么蒋介石就算是能够再凑出几师的部队支持上海作战，最多也只能再挺几天或是几星期而已，根本也是无济于大局，却徒然给国家增加更多的危机。
既然国际强权出面调停，日本也有意见好就收，蒋介石却仍然尽量的调兵，在纵深阵地布署以防万一，因此从蒋介石的上海战略布局看来，他绝对不是见死不救或是“不抗日”，更非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就拥兵不救（在上海血战的中央嫡系部队，要多于十九路军），而是蒋必须顾全大局，若是在上海继续的再打下去，分裂与落后的中国，必然会吃大亏。但是在当时，由于有心人是不断借着十九路军事件，来攻讦蒋介石，更多的人便误以为蒋介石不敢或是无心抗日，也更为加深了广州与南京之间分裂的心结。
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暂时的稳住了中国的民心士气，也增了国际社会同情中国的舆论，但是在战术上，却给日本增加了在城市作战的经验与准备[6]，同是日军也秘密的加强在上海租界内的防御工事，构建出中国军队火力无法破坏的要塞式据点。而在中国方面，则是误导了日后作战准备的方向，以为中国军队在都会区作战中，可以占到死守的地利，而轻忽了纵深作战的准备与布署，结果在以后的八一三淞沪会战（1937）中，中国方面派出大军在上海市区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甚至企图逆袭日军阵地，结果华军部队付出超过预期的死伤代价。
附注：
[1]日川岛是满族后裔，由日本人养大，在抗战胜利后，依法被处死。
[2]作者的先父是当时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之一，据先父说，还有当时来自东南亚的华人，不但踊跃的捐助抗日经费，也有华侨青年离开学校与工作，兼程回国共赴国难，投入抗日作战。
可见只要中国决心抗日，所有海内外的华人，都是一心一德、义无反顾，来参与抗日行动。
[3]由于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长江水路又遭到封锁，因此等到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战事已经结束了，这又充分显示中国是全方位的落后，如何能够与日军进行全面的决战？
[4]可是中国负责签订停战协定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郭泰祺，不但被舆论批评得无法做人，还被群情激动的学生围殴以致重伤住院。其实这个协定，已是自清朝以来，与日本军事冲突之后，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的协议了，中国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就能让日军退出所占领的长江出海地区。
[5]在后来的对日的长城作战中，就清楚的显示出这个事实。
[6]因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都以对苏联作战为假想敌，日军编制与战术的准备，是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会战所设计的。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参与抗命与径自采取军事行动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就忙着与前来宣达皇命、约束关东军行动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进行如何处理事变之后政治部署的讨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均少壮派军官与日本军部，对于经略中国东北，以至吞并整个中国的基本大陆政策，方向虽然一致，但是有关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仍然存在着歧见。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8.1 临时起意的满洲国
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上，关东军主张是在一九三一年，军部则是希望能在一九三二年，结果，关东军不顾军部的约束，以近乎悍然抗命的方式，在军部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关东军主张直接治理，废省置县，由日本直辖的满蒙都督府统治中国东北。而军部则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汉奸领袖，在东北出头维持局面，因此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板恒、石原、土肥原与军部特使建川，在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内，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策略研商。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已经迫不及待依照自己的占计划，派遣日本军政的人员，出任所占领地方的行政长官，例如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正式出任奉天（沈阳）市长，一群日侨也接管了市政府，分别出任市政府的各级主管。这已清楚地暴露出九一八事变的本质，就是关东军自导自演的侵略行动。因为当时日本政府还在搞不扩大方针，它也没有宣布要占领中国的东北，就连关东军本身也不过表示其军事行动，是为了护路安侨而采取自卫措施，因此如何会出现由关东军自己任命一批日本人，出任中国领土的地方行政首长？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的消息，当然引起日本军部与政府的惊讶，立刻去电要求关东军“自制”，因为日本所有掩饰侵略中国的手法，就快要被关东军“吃相难看”的侵略行动，弄成一场穿帮的闹剧了。
而在建川与关东军少壮派军官长经过彻夜的政策辩论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东北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汉奸帮忙等因素下，石原莞尔终于卖建川学长一个面子（因为建川根本没有达成原先压制关东军行动的特使任务），愿意放弃日本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而建川也做出妥协，不坚持指派一名汉奸领袖出头维持一个在形式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是亲日的傀儡政权。最后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折衷的建议，决定推出一个由日本政府幕后操纵，但是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架构，而由满清逊帝溥仪所领导的独立政府，并为它取了个名字，叫“满洲国”（Manchukuo）。
这个决定日本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性大计，就由这几名日本少壮派军人私下讨论而决定了。根据这个计划的原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立刻[1]召开参谋会议，通过了更为详细的计划细节，然后呈请司令官本庄繁认可。这时候司令官本庄繁，已是整个满洲事变的主导人物了，他立刻与朝鲜总督宇恒一成，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协商，决定了所谓收拾满、蒙问题的三原则：一、满蒙与中国分离。二、扶植中国亲日人士组织傀儡政府。三、日本实际控制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与经济大权。
这个计划由宇恒一成等人先带回日本进行沟通，日本新任犬养政府，就遣前陆相南次郎，到中国东北，了解关东军的政治安排。此时在关东军“宣扬皇威”的大胜威势之下，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已经得到多数日本民意的支持，日本军部与政府也就完全照章的接受了关东军的“满洲国”计划，日皇裕仁因此还特别破例召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恒征四郎，听取关东军所导演的满洲国计划；在日皇的指示下，日本政府只有完全支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提的“满、蒙三原则”。因此这个三原则完全主导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政策立场，也成为建立满洲国这个“子虚乌有”国家的政策根据。
第八章、无中生有的满洲国 8.2 日本全力炮制的傀儡王朝
甚至在日本政府还没有接受建立满洲国的政策之前，关东军就已经自己动手推动这个政策，由土肥原与板恒分头开始行动。土肥原在十月二十七日回到天津，进行“劫持”溥仪的计划。虽然在当时，日本外相币原曾经急电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要求总领事桑岛设法阻止土肥原的计划，以免影响到日本正与国联交涉的立场，但是当时单是以币原外相的力量，是不可能牵制得住关东军的决定了。土肥原在十一月二日与溥仪进行接触，使用所有威胁利 诱的手法，以及欺骗耍赖的伎俩，要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立国，溥仪在贪 恋权位的野心支配下，于十一月十一日，化妆成为日本军人，在日本制造天津动乱的掩护下，与日本特务潜离天津，乘船经营口在转赴旅顺，从此溥仪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沦为日本人操纵的政治傀儡。而板恒则立刻在关东军内设立“自治部”，开始在各方面招纳汉奸，在中国的东北，大搞各种无奇不有的独立自治运动，当然所有的独立与自治，其实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机构，而所有自治的组织机构，都开始大力地推动满洲国立国运动。
虽然溥仪到了旅顺之后，就已经发现日本人的野心所在，根本不是诚心帮助他重建满清王朝，而是把他当成“满奸傀儡”，但是他既然人已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中，要想不答应关东军的条件，也是到了身不由己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别说溥仪无力反抗关东军的意志，就连日皇、日本政府与军部，也都要附和着关东军的意见行事，去无中生有地搞出个满洲国来，而关东军当时甚至准备推出溥仪的弟弟溥伟，当作以防万一的“备胎”。
于是溥仪、汉奸群，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在关东军的主导之下，配合历史荒唐闹剧满洲国的上演。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一日，满洲国正式成立，三月九日，溥仪先当满洲国的执政，一年后再继任皇帝，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年号康德。当时满洲国的汉奸领袖们，包括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臧式毅（原辽宁省长），熙洽（原吉林代省长），张景惠（原哈尔滨特区首长）等。在满洲国成立的同时，溥仪也与关东军签下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这些条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内，控制一切的军政、外交、交通与经济资源开发的特权，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就此由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无中生有的“独立”了。满洲国也就成为日本未来占领中国的政治统治模板，日本即将要陆续在中国成立一系列的分裂傀儡国家。关东军绝对没有想到自己这种政治创作的“天才”产品，后来会成为日本无法摆脱中国战略泥沼的致命因素，最后日本除了走上亡国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