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拉萨危机
1959年3月1日,我在拉萨主寺大昭寺庆祝祈祷节。正是在这节日期间,我参加了最终的格西考试。我的宗教教育,历经种种政治灾难,还是一直继续着。那依然是我最大的兴趣。假如可能,我的一切意愿只是在和平里进行宗教学习。我已经写到,在众多的僧认与喇嘛们面前进行辩论测试,对我,事实上,对于整个西藏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我那时完全为宗教问题所占据。
在我的最后测试的所有仪式与筹备之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护戏剧日期。我已听说过这项计划,并答应去,但我其时确乎无法集中到别的事上。因此,我告诉那官员们,一当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催迫我马上定下日期。我重复说只能在仪式结束后才能定日期;最后,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将军。
这次来访很稀奇。通常,除非将军亲自来见我,他的信息都是通过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员送来的。社会仪式的邀请通常经过我的首席侍从官冬约泽木拨拉,或者总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厦里我的代表的。
所以,这反常的派送两名低级官员亲自来见我,并来佛寺的行为,在得知此事的拉萨人民中间引起了嫌疑。除了这引起我的官员们在理解的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将军企图在达赖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国政权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经历: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去拒绝一项社会邀请,即使那不适合于我,除非是冒险忤逆中国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的怒火总是可以在别的方面找到发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我宁可默忍这些无关紧张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险去激化中国之把我的政府贬到从属地位的总政策。
我在离开佛寺前往罗布尔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没有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奇怪的邀请。我的走进罗布尔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国人也加入游行队列,但今年,谁都注意到没有中国人参加。
两天后,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将军的另一通通信。他让李翻译给我的总堪布打电话,要我决定参观中国军营表演的日期。总堪布来跟我商议;我让他给李打电话说三月十日比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对他说,他们派来把他带到中国总部和拥有军事参谋衔头的传旅长见面。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对他们说十点钟才去。他们走了;但一小时后又回来说,他必须马上去,因为旅长已等得不耐烦。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罗布尔卡,十分苦闷。他跟我的总堪布和首席侍从官说,他们把他带来见我,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当他到达办公室,旅长看上去很生气。他气冲冲的道:「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戏剧表演。有些事得定下来。这是我们叫你来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问他:「日期定好了？」
旅长怒喊道:「难道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将军的邀请,他十号来。现在,我得向你表明:将没有任何你们通常举行的仪式。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筹备委员会一样跟他一起来。西藏士兵不得走过石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可以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但已明确规定,他们不得武装。」
这些反常的命令,对我的司令员是极不愉快的震惊。那座石桥是中国司令部大本营的界线。这在罗布尔卡两英里之内的军营一直是爱国的西 藏志士们的眼中钉。只要中国人用以自持,拉萨人尚可容忍。但达赖喇嘛以任何目的进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们会不喜欢这个。如果我不带任何警卫前往,那更令人意外。习俗上,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跟随,武装部队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这一习俗,得向群众作点解释。因此,他问旅长为何这样做。那是无恶意的询问,但更激怒了旅长。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开枪弦,你负责任吗？」「我们不想发生麻烦。当达赖喇嘛到达时,我们会令自己的部队解除武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排在路上,不过不得越过石桥,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一切得严守机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来告诉我们这些命令时,我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别无他择,我的前往计划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整个中国邀请都有嫌疑,他们要使这次来访保持秘密,只会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罗布尔卡之行要严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强迫戒严。我准备出去的一刻,消息便会四传;整个拉萨就会列队来看我。而那时,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来拉萨。多数前来参加祈祷节的僧侣们都离去了,但尚有几千个留了下来,也有几千个难民。粗略统计,那时拉萨约有十万人,那在拉萨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为维护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员们决定照样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桥为止,他们也订出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三月九日下午,他们让藏人一路站岗,告诉人们第三天将有特别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桥。
他们真诚地听取这一警戒。因为过桥通常并非禁止。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天真地想来看我,而中国士兵试图强迫他们退回,那可能会有悲剧的 结尾。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传,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兴奋与议论在不断增长。凌晨之前,拉萨大多数人自动决定以任何代价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一个事实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国设下圈套以诱骗我。下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 京召开,中国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绪,努力避免接受这一邀请,并没有给中国政府肯定的回复。尽管如此,一个多星期前,他们在北京宣布我将前往。这一未经我同意的宣告,颇使拉萨人民愤怒,他们很自然地作出结论,这一奇怪的邀请,只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带往中国的阴谋。
那时,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个更阴森的猜疑。已在西藏闻名的是,在东部地区的四个地方,高级喇嘛为中国军队司令邀请赴会,而再没有回来。结果三个被杀,一个被监禁。看来,把人们从可能保护他的人之中诱走的方法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
另一个中国当局的反常行为,也使拉萨一般人民的疑虑传散在我的政府官员们之间。通常,当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会场合,他们都同时邀请最高级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但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外,别的官员都没有受到邀请。那天深夜,两名中国官员带着请帖,来到罗布尔卡,但也只邀请了我的噶厦的六名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反常的要求,说噶厦成员不得带有一个以上的仆人。习俗上,不管我在哪里,我的首席侍从官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和别的官员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有嫌疑,我的官员们并没有劝我不要去;但噶厦决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至少可以不把我单独留下来。
第二天注定是拉萨自古以来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没有随同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当我早晨醒来,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带来什么。我因为担忧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宁。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到我的经堂去。一切井井有条、平静而熟悉。酥油灯在佛龛前点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液一样香喷喷的蕃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颂经和静坐,然后下到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
开始,我充满了担忧,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丽里把这些遗忘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触摸到远处哲蚌寺后的山峰,并开始照耀着我的宝石花园内矗立着的宫殿和经堂。一切在春光里都是那是么新鲜及快乐:新生的绿草的嫩芽,白桦树和杨树上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占星家说绿色是我幸运的色彩。事实上,我的祈祷旗也是绿色,这些旗帜从我的屋顶上飘起,开始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刻短暂的思想上的安宁。这安宁为花园墙外突如其来的嘈杂的呼叫声所打破。我听着,却辨不出什么。我跑进屋里,找到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拉萨人民纷纷涌出城,包围了罗布尔卡,他们呼喊前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
不久,整个宫殿为急切的人群所搔动。传信的人不断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喊出对中国人的愤怒。骚动在一个接一个小时地增长。我自己来到一间小经堂祷告,这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所建,并用以奉观音菩萨的忿怒相化身马哈迦拉。八个僧人已在那里持续祈祷了多天。
我的噶厦的两名成员柳夏和沙索,依惯常乘中国司机驾驶的军用吉普车在九点钟驶往宫殿。当人们看到中国司机时,群情更加激昂。但噶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
但过了一会,另一位噶伦珊达波强坐他自己的轿车,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过了一会,人群失去控制。珊达波强是最近才指派进入噶厦的,拉萨只有几个认得出他,他穿着一件黄色丝绸的藏式长袍,假如他是独自一人,他也许能毫不费劲地进入大门。但人们想这骄车是中国的,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官员要把我带走。有人向他投掷石块,惊恐的反应散扩开去,那辆骄车受到石块的攻击。一块石头击中了珊达波强的太阳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丧失神智时,人们还是认不出他;还认为他们只是错伤了我的一位官员,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领事馆医院里去。
又过了一会,另一位噶厦成员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车前来宫殿,但他的吉普车开不到门口,因为人群那时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后一段距离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时执勤的西藏官员的协助之下,走过人群,进入了大门。
这三位穿过人群的噶伦们都意识到,必须立即作出动,以避免一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司令部,他们等了也是噶厦成员的阿沛一会,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中国军营,明显地相信我将在那里,然后以为再回来并不安全,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中国人会给他派一名随从,而他们也会像珊达波强的陪同们一样遭到石头的袭击。
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他们三人连同也等职与噶伦的总堪布召开会议。他们会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已决定我不应去中国军营,害怕我会被诱骗而带到中国。人们已选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领导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宣誓,如中国人坚持要我去,他们将设防宫殿,使我不可能被带出去。噶厦告诉我,人们是如此警惕和坚定,我去准会不安全。
噶厦成员前来见之前,我可以听出人民的呼喊:「中国人滚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他们所有的口号都是要求中国人停止占领和干涉达赖喇 嘛的统治。我从这些呼喊里感到人们精神上的紧张。我是从他们中来的,理解他们的感情,也明白他们已处于不可控制的思想状态。这一推测得到确定。午后,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萨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他还参加了称之「春切」仪式的日常僧官集会。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约十一点钟穿着半中国式服装,戴着墨镜和骑摩托车时用的灰罩,腰间毫无隐蔽地别着一支手枪,骑着自行车朝罗布尔卡而来。一些人误以为他是伪装的中国人,有人则以为他是给中国司令部带信的。他们反中国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骤然上升,至于狂暴,而杀害便成了悲剧的结局。
这一暴力的爆发,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参观表演。而且当前,任何人从他的司令部来到罗布尔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更加激怒人们。我的首席侍从官打电话给将军的翻译,把这一口信告诉他,并表达我的抱歉与遗憾。那翻译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说他将把这一口信带给将军。
与此同时,我让噶厦告诉包围宫殿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厦索康与人们选出的领导人接触,并告之我已取消参观。约正午,广播向人群作了类似的宣告。门外传来一片欢呼声。
那天下午,思想的紧张是我在短暂的作为西藏人民统治者之前所不曾体验过的。我感到犹如站在两座火山之间,每座都会随时爆发。一边是我的人民一致对中国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强烈的抗议;另一边是强大的来势汹汹的占领军的武装力量。如果两者之间发生衡突,后果即可端倪。拉萨人民就会成千地被屠杀,拉萨和西藏各地立刻就会完全实行迫害与独裁的军管。这一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有关我是否去中国军营的问题。但同时,我是唯一的和平维持者。我明白,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应当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愤怒,并抚慰更为愤怒的中国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国军营的宣言会结束这一示威,人们会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并不够。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直到我确保不单取消那一天的参观,也拒绝以后任何去中国军营的要求,才肯离开去。为避免一次灾难,似乎并没有高得付不出的代价。我给予了他们所要求的保证。跟着多数领导人都离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宫外,不肯走。
约一点钟,我让三位噶论去见谭冠三将军,解释整个情况。门外依然有大批人群,决意不让任何人离开,噶伦们在门口的出现使人们猜疑,我也许跟着他们。噶伦们不无艰难地解释说,我指示他们去中国司令部,告知将军我之不能视看他的戏剧表演。在这保证之下,人群坚持要搜噶伦们的气车,确保我不会藏身其中。当他们满意于此,才让噶伦们离开。在门口讨论期间,人们的发言人说他们决定选出一支护卫队,环宫布防,以防止中国人进人把我带走。噶伦们试图劝阻他们,但他们拒绝这忠告。
噶伦们下午回来,告知我司令部里的事。他们去的时候,谭冠三将军不在那里,但别的十位军官在等他们,显然在进行重大的会谈。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伦阿沛,穿着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当他去中国司令部时所被要求穿的中国将军服。阿沛与军官们坐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参与讨论。当噶伦们进入时,亦没有离席加入他们。
有一阵子,双方却没有提及当前发生的事。中国官员们似乎漠不关心,他们只里礼貌地问及噶伦们的建康。但当谭冠三将军进来主持会议时,气氛骤然改变。
噶伦们告诉我,谭进来时,似乎很生气。他的面容很威严,噶伦们紧张地起立,以示对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几分钟之内,愤怒得讲不出话来。他并没有招呼噶伦们。索康打开话题,说我派他们来解释阻止我前来观看戏剧表演的事。他说,我意欲前来,但人民坚决反对,以致我不得不放弃。另两位噶伦也作了同样的解释。翻译译完时,将军脸色发红。他离席,并在房子里踱步,显然愤怒到了极点。经过一番显着的努力之后,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再坐下来。然后,以斟酌和缓慢的语气,他开始对噶伦们和西藏反动份子们,进行漫骂。尽管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的嗓子却时常拉得刺耳,他沸腾的怒火也以粗鲁和诅骂的语言爆发出来。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养的中国社会都不曾应用的中国词语。漫骂的大致要点是说西藏政府秘密组织人民搅乱中国政府,并协助康巴人叛乱。西藏官员蔑视中国法令,拒绝解除拉萨的康巴人武装-----现在得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反对中国统治的势力。
另外两位将军也作了类似的长篇大论。其中一人宣告「摧毁所有这些反动份子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们政府容忍至今。但这是叛乱。这是爆发点。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一切准备就绪！」
不知所措的噶伦们视这些漫骂为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人群骚乱不即刻停止的话。他们相信下一步将是危险的,会涉及到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他们感到,如果我有甚么意外,西藏也就一无所有。他们试图奉劝他们容忍。索沙对中国将军说,中国人理应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宽容。他们不应以报复来恶化这严重的情况。他向他们保证,噶厦将竭力劝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动,或者劝阻别的愚勇到竭力煽动与中国占领军发生武装衡突的西藏人。但中国将军们并不接受这一保证,也不听取他的劝告。
噶厦们在下午五时,忑忐不安地回到罗布尔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部份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进城去召开大会,组织反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再次要求他们撤退。当晚六时,约七十位政府官员(多是下级官员)以及为群众选出的领导人和格松队(达赖喇嘛的卫队)成员去罗布尔卡之内开会,赞成城中大会作出的声明。他们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认中国当局的权加不久之后,格松卫队亦宣告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而穿回藏服。
当我听说这些决定后,我指示领导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缓解已有的紧张,而不是加剧。应以忍耐,镇定和克制来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对中国人的嫌恶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也是耳边风。
当天深夜,我收到一封来自谭冠三将军的书信。那是他在几天内写给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对此一一作覆。
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变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以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目的。他们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为他们称呼的「反动集团」软禁在罗布尔卡,最终违背我的愿望,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这则故事也在一些倾向于中共的外国报界重复,我在一年多后也听说,这也为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贵族所摘引,十分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想描述这些书信写时的条件和我写这些信的理由。我只说这一次,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愿。这决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绝望与苦闷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我并非在任何压力下出走。除了是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我的官室,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还呆在那里。
将军的书信措词友好,假使我的噶伦们没有说过他的怒火冲天,这些会看上去更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去避难。
我回复了他的所有来信,以赢得时间,包括使双方怒火冷却的时间,和我催促拉萨人民调和的时间。为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与将军争执,或者指出,我极其愿意接受中国人的保护以与人民分开,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决定以一种我希望能使他镇定的方式作答。而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欢迎他的建议来做到。我在第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是多么难堪于我的人民制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为。我在第二封信里告诉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围罗布尔卡的人们。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籍口,而暗中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在第三封信里补充说,在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须把支持新意见和反对它的人分开。
我在那时即使想到这些书信将会被摘引来反对我,我依然书写了这些信,因为我在此刻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和中国军队之间完全的灾难性的冲突。
也许我应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赞许拉萨人民所表现出的暴力态度。我能够,而正确地珍惜对我作的西藏标志的爱护,这是他们在那致命的一天里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我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着他们所生活与工作的目的。但我敢于肯定,他们的所为只能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而作为一国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制他们的意气,制止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暴力之下,带来自我毁灭。因此,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至为真诚的,尽管我写信给中国将军以掩饰我的真正意愿,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这些是正当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显拉萨人民已变得越来难以控制。他们当天在罗布尔卡内噶厦办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卫兵,并警告噶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推测出怀疑噶厦会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群众要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噶厦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的只有六位噶伦中的四位,因为珊达波强伤势过重,不能前来,而阿沛拒绝走出中国军营。四位噶伦决定再作一次努力,劝告人们解散示威游行,他召来群众领导人。
在这次会议上,那些领导人似乎很驯服。他们对噶厦说将会解散人群。他们也说负疚于珊达波强的受伤,并让噶厦把他们的一些里物送给他以示道歉。
在此种更为和好的情绪中,人们也许不久会解散,我和噶厦所作出的和平结束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许会成功。但其后,中国将军写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那封给噶厦的信彻底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者」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噶厦下令把他们移开。他还警告噶厦,如果办不到而到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摄切木将要担负全责。
噶厦再次召来人民领导人,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反面效果。领导人绝对拒绝拆毁障碍物。他们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尔卡;如果中国人要搬走这些,结论很明显是他们想要进攻官殿来捉捕我。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寺前设置障碍物,并采取类似的警备,以保护他们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们责问,如果中国人使用障碍物来保护阿沛,为什么他们反对拉萨人民保护官殿。这是不幸的逻辑,但领导人却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国命令看在眼里,不幸的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于我的安全而拒绝解散群众。人们变得愈发不能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六名指挥以加强官殿的防卫。并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官殿没有防备。
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苦闷。我感到这是走向灾难的又一步。我决定亲自跟人民领导人讲话。我召集他们,七十人都来了,我在噶厦和别的高级官员面前,竭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中国将军并没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在请帖制发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征询和同意。我说,我不害怕于任何来自中国人的人生危险,而他们不应当制造事端,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明白,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我得告诉他们我真 挚的希望,即拉萨的和平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
领导人对我的忠告并没有责问,也没有反驳。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并在官门外附近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违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保护撤出,我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却有过很长的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我的意愿,决定不再在罗布尔卡举行会议。他们把 集会改在布达拉宫脚下的索村举行,并在每次会议后,把决定报告给噶厦和我。这些报告不过是他们以前宣言的重复,包括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允许西藏人自理事务。
两天过去了。情况似乎凝止,问题几乎不可解决,但情况显然不可照此进行。必须迅速作出点什么,为了好转,或是恶化。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于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作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两封信。但他们没有说明,还有另一封阿沛写给我的信,跟将军的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自从危险机开始,就没有参加任何噶厦会议。现在,他写信来警告我,他不认为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我努力摧毁反动份子敌对的阴谋,并断绝我与人民领导者的一切联系。他说,他推测人民有着「罪恶的阴谋」,要把我从罗布尔卡转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对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脱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您佛爷几个可信任的卫队官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将占据的准确的房屋,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屋不被摧毁。
所以,阿沛已经知道,仅仅是为我们所推测的:中国人企图摧毁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们依然想这样做,同时不强杀我。
他也给噶厦写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东西,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官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让他们呆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举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官殿,进入中国营地。同时,他们应送出一份标示我们占据的房屋的官 殿略图。
我以答复以前的来信相类似的方式回复了这一封信。在我看来,唯一的机会劝阻他不要进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我没有告诉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国人不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他们就有可能不动用大炮;假使我告诉了他们,罗布尔卡其它地方将会成为废墟。我再次告诉他,我将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营地。虽然我无意前往,但希望这一诺言将使他推迟发出进攻令,从而使我得以把人们及时转移。那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时正十分紧张。内墙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动与愤怒的人群。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或任何别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些战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如果用拳头和剑来短兵相接,一个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国人----近期东部省份的经历,证实了这一古老的信念。但,显然以他们的力量去反抗拥有足以歼灭他们的重型装备的中国人是无谓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有保护我的决心外,别无可以作战的装备。
但在内墙里,官殿贴近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与平和。没有任何不幸的事发生的迹象。花园如往常一样安宁。孔雀高高地疾走,无视人迹的动荡,鸟儿歌唱着,在树间飞来飞去,把它们的乐音与附近石园里的喷泉之声相交乡,那驯鹿,鱼、鸭和白鹤一如既往地平静不惊。我的一支卫队,不着军装,给草地和花园浇水。气氛依旧是典型的西藏风格,人们在那里,几世纪以来寻找精神的安宁,而且通过他们的宗教,把自己献身于寻求由悲哀和痛苦到达解脱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国准备摧毁这和平之地的消息传了进来。人们报告给噶厦,进而报告给我。据说这地区的所有大炮都搬进了城市的范围,特 别是校正罗布尔卡射程之内。一位在拉萨东八英里的水电厂工作的人报告,平常放在那里的四门过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机枪,在十四号晚上,为 坐乘八陈旧的中国军车的士兵们秘密取走。拉萨东十八英里处的班它地区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二十门重炮被送到城里。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发现两辆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军车靠近官殿的北门,带有机械仪器,显然在测量。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们,便匆匆忙忙地开走了。看见他 们的人民守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轰击宫殿作测量。夜间看见一百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官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十天上午,看见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射击目标标数。我们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他们也许错了,但那是他们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这些观察之外,还有流言说有从中国空运来的新部队。到十六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官殿,危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会随时到来。群情到了惊慌的地步,但他们不会离开官殿,弃置它和我。官员们试图安抚他们,但他们对中国人愤怒已不可控制。那夜对人群,对我的噶伦们和我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来了,谣言依然在兴起并扩散,毁灭似乎已迫在眉睫。处境对我和噶厦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毁和团绕官殿的几千人的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中国将军申诉,不要使用武力来驱散群众,而应等噶厦再一次努力劝他们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厦匆匆给阿沛写了一封信解释这点。他们说,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愚昧地行动,但依然有一线希望劝他们离开。他们还建议阿沛协助他们把我带到中国营地。他们指出,这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围绕官殿的整个地区都被人民所控制,但他们说会尽力而为。他们随信送去特别代号,并让阿沛以代号答复,因为到官殿的群众卫队开始检查传到他们手里的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抚慰一下中国将军。事实上,我去中国军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愿言将自己投放于中国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样会制止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的话,但人民永远也不会让我这样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官殿。但索沙噶论的一个随从却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装进城买东西,他终于把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里,并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以封简短而礼貌的答谢信。他说,他高兴于噶厦的提议,即把我转移到中国军营,并承诺之后送来详细的答复,但那答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
当天下午四点,当我与噶论们讨论阿沛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杖迫击炮弹的巨大的声音。我们也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外沼泽发出的巨大声响。
这两次各别的射击,使人民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没有任何解释为何射击。但听到射击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宫殿就是目标。宫殿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得毫不犹疑地作出强硬的行动,但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决定。但我对世俗事缺乏经验,那样做并不容易。我不惮于死。我不惮于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并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框架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的后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员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对于他们,达赖喇嘛的人生是极为宝贵的。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而言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为亲切。他们信服,如果我的身体消灭在中国人的手里,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
一当中国枪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后,宫殿里的每一位官员和围绕宫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谦卑的成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宫殿,离开城市。这项决定决非小事,固然危险性很大,而且整个西藏的未来依赖着它。能否逃脱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们确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萨,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摧毁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吗？或者,当人们听说我逃出宫殿,会撤离,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吗？我们让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开始之前想把我转移出去的焦虑。这是我在作出决定时唯一明确的方向。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苦恼。我决定出走。我几乎不用祈求指导便接受了。
我们不知道走向何处,旅程又如何结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场的四位噶厦成员、我的经师们、我的私人随员、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我母亲在动乱伊始,便来到罗布尔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那位两岁时死去但后来再转生的弟弟。与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另一个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里,在大吉岭上学。
这里有一大帮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协助。但我们得使之保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怀疑人群里可能有中国特务。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几千人会跟来保护我,而中国人一定会看出来,屠杀也就会立即开始。
我和我的噶伦们与群众领导商议,他们立即明白,这得在不告诉选出他们的人民群众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放在罗布尔卡,并指示到第二天才能发出去。我在信里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开火,除非受到进攻,并答应他们,一当我离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现在处境的约束,我便会给予更详细的指令。
没有时间些携带不是十分必要的东西,我们得在黎明之前远远地离开拉萨。噶伦们携带了我的办公室的印鉴、噶厦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罗布尔卡的文件。大多国家文件都放在噶厦办公室,或是布达拉宫,而这些得放弃。我的私人财物也一并放弃。我所能拿的是两、三件用以换洗的喇嘛法袍。我们无法去财务部要些钱,或到布达拉宫拿些我所承袭下来的无数的珍珠财宝。
我决定分小组离开。首先必须渡河。罗布尔卡和中国营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们只有从南岸才有走脱的机会。
一个寺院的管家随我们一起,他被派出,先渡过河去,在那边安排马匹和伴随人员。西藏军队第二营指挥多杰达度约带一百名士兵,警卫罗布尔卡东北部一个河道狭窄、相对容易横渡的地点。早期的整个计划几乎都在灾难中结束。这批人马刚走出半英里,就看见了一支中国巡逻队,显然为了同样的地方点而来。他们立即架好轻机枪,连开了五枪。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处境。中国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装的康巴人,他们在黑暗中也看不出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们撤退到不远处的营房,保全性命。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马哈迦拉经堂。每逢我出远门,我一直是来这经堂道别的。僧人们尚在那里,不断祷告,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在佛龛前呈上哈达以示再见。我知道他们会疑惑我何以这样做;但我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表达惊讶。
我离开经堂时,碰见了我的高级官员、总堪布和格松代本。侍从官和总堪布都穿着普通平民衣饰。他们出外几天常是这般衣着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见过他们如此装扮。我们同意十点锺在内墙门口见面。我们对好表。我之后到别的几个经堂去加持它们,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房问。我在那里独自等候。
正当等候时间到来的时候,知道我母亲、姐姐和小弟弟都将离去。我同意让他们先走。他们比我们中的其它人离开宫殿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住在黄色的内官墙外。我母亲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们给我预备了一套士兵服装和一顶皮帽。在大约九点钟,我脱下僧服,穿上这些服饰。我穿着套陌生的衣服,最后一次来到我的经堂。我在宝座上坐下,翻开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导的书,揭到释迦佛让弟子们要勇敢的一例。然后,我阖上书,加持这间房屋,关上了电灯。我一走出去,我的头脑一洗所有的思虑。我意识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锐的脚步声和在寂静中闹钟的嘀嘀答答声。
一位土兵在我的屋子的内门口等着我,另外一个在外门口等候。我从其中一人手里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完成了伪装。士兵们跟着我,我走过了那座有着我许多生活中幸福的记忆的漆黑的花园。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园门口和内墙门口的士兵们散开。他在第一道门口碰见我,我的另两位随从在第二道门与我相见。当我们穿过靠近马哈迦拉寺的神圣图书馆时,我们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别。我们所有人穿过花园,走向外墙,总堪布、侍从官和警卫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两位士兵跟在后面。我摘下眼镜,想没有眼镜人们会认不出我来。
大门关闭着。我的侍从官走上前,对警卫说他要出巡查一阵子。他们向他敬礼,并打开了沉重的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正式的游行仪式,便走出罗布尔卡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亚东时那一次。当我们到达大门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的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谦卑的士兵,我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迈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在我的最后测试的所有仪式与筹备之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护戏剧日期。我已听说过这项计划,并答应去,但我其时确乎无法集中到别的事上。因此,我告诉那官员们,一当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催迫我马上定下日期。我重复说只能在仪式结束后才能定日期;最后,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将军。
这次来访很稀奇。通常,除非将军亲自来见我,他的信息都是通过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员送来的。社会仪式的邀请通常经过我的首席侍从官冬约泽木拨拉,或者总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厦里我的代表的。
所以,这反常的派送两名低级官员亲自来见我,并来佛寺的行为,在得知此事的拉萨人民中间引起了嫌疑。除了这引起我的官员们在理解的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将军企图在达赖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国政权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经历: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去拒绝一项社会邀请,即使那不适合于我,除非是冒险忤逆中国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的怒火总是可以在别的方面找到发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我宁可默忍这些无关紧张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险去激化中国之把我的政府贬到从属地位的总政策。
我在离开佛寺前往罗布尔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没有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奇怪的邀请。我的走进罗布尔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国人也加入游行队列,但今年,谁都注意到没有中国人参加。
两天后,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将军的另一通通信。他让李翻译给我的总堪布打电话,要我决定参观中国军营表演的日期。总堪布来跟我商议;我让他给李打电话说三月十日比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对他说,他们派来把他带到中国总部和拥有军事参谋衔头的传旅长见面。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对他们说十点钟才去。他们走了;但一小时后又回来说,他必须马上去,因为旅长已等得不耐烦。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罗布尔卡,十分苦闷。他跟我的总堪布和首席侍从官说,他们把他带来见我,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当他到达办公室,旅长看上去很生气。他气冲冲的道:「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戏剧表演。有些事得定下来。这是我们叫你来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问他:「日期定好了？」
旅长怒喊道:「难道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将军的邀请,他十号来。现在,我得向你表明:将没有任何你们通常举行的仪式。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筹备委员会一样跟他一起来。西藏士兵不得走过石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可以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但已明确规定,他们不得武装。」
这些反常的命令,对我的司令员是极不愉快的震惊。那座石桥是中国司令部大本营的界线。这在罗布尔卡两英里之内的军营一直是爱国的西 藏志士们的眼中钉。只要中国人用以自持,拉萨人尚可容忍。但达赖喇嘛以任何目的进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们会不喜欢这个。如果我不带任何警卫前往,那更令人意外。习俗上,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跟随,武装部队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这一习俗,得向群众作点解释。因此,他问旅长为何这样做。那是无恶意的询问,但更激怒了旅长。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开枪弦,你负责任吗？」「我们不想发生麻烦。当达赖喇嘛到达时,我们会令自己的部队解除武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排在路上,不过不得越过石桥,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一切得严守机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来告诉我们这些命令时,我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别无他择,我的前往计划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整个中国邀请都有嫌疑,他们要使这次来访保持秘密,只会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罗布尔卡之行要严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强迫戒严。我准备出去的一刻,消息便会四传;整个拉萨就会列队来看我。而那时,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来拉萨。多数前来参加祈祷节的僧侣们都离去了,但尚有几千个留了下来,也有几千个难民。粗略统计,那时拉萨约有十万人,那在拉萨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为维护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员们决定照样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桥为止,他们也订出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三月九日下午,他们让藏人一路站岗,告诉人们第三天将有特别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桥。
他们真诚地听取这一警戒。因为过桥通常并非禁止。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天真地想来看我,而中国士兵试图强迫他们退回,那可能会有悲剧的 结尾。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传,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兴奋与议论在不断增长。凌晨之前,拉萨大多数人自动决定以任何代价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一个事实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国设下圈套以诱骗我。下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 京召开,中国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绪,努力避免接受这一邀请,并没有给中国政府肯定的回复。尽管如此,一个多星期前,他们在北京宣布我将前往。这一未经我同意的宣告,颇使拉萨人民愤怒,他们很自然地作出结论,这一奇怪的邀请,只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带往中国的阴谋。
那时,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个更阴森的猜疑。已在西藏闻名的是,在东部地区的四个地方,高级喇嘛为中国军队司令邀请赴会,而再没有回来。结果三个被杀,一个被监禁。看来,把人们从可能保护他的人之中诱走的方法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
另一个中国当局的反常行为,也使拉萨一般人民的疑虑传散在我的政府官员们之间。通常,当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会场合,他们都同时邀请最高级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但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外,别的官员都没有受到邀请。那天深夜,两名中国官员带着请帖,来到罗布尔卡,但也只邀请了我的噶厦的六名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反常的要求,说噶厦成员不得带有一个以上的仆人。习俗上,不管我在哪里,我的首席侍从官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和别的官员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有嫌疑,我的官员们并没有劝我不要去;但噶厦决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至少可以不把我单独留下来。
第二天注定是拉萨自古以来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没有随同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当我早晨醒来,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带来什么。我因为担忧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宁。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到我的经堂去。一切井井有条、平静而熟悉。酥油灯在佛龛前点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液一样香喷喷的蕃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颂经和静坐,然后下到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
开始,我充满了担忧,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丽里把这些遗忘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触摸到远处哲蚌寺后的山峰,并开始照耀着我的宝石花园内矗立着的宫殿和经堂。一切在春光里都是那是么新鲜及快乐:新生的绿草的嫩芽,白桦树和杨树上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占星家说绿色是我幸运的色彩。事实上,我的祈祷旗也是绿色,这些旗帜从我的屋顶上飘起,开始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刻短暂的思想上的安宁。这安宁为花园墙外突如其来的嘈杂的呼叫声所打破。我听着,却辨不出什么。我跑进屋里,找到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拉萨人民纷纷涌出城,包围了罗布尔卡,他们呼喊前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
不久,整个宫殿为急切的人群所搔动。传信的人不断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喊出对中国人的愤怒。骚动在一个接一个小时地增长。我自己来到一间小经堂祷告,这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所建,并用以奉观音菩萨的忿怒相化身马哈迦拉。八个僧人已在那里持续祈祷了多天。
我的噶厦的两名成员柳夏和沙索,依惯常乘中国司机驾驶的军用吉普车在九点钟驶往宫殿。当人们看到中国司机时,群情更加激昂。但噶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
但过了一会,另一位噶伦珊达波强坐他自己的轿车,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过了一会,人群失去控制。珊达波强是最近才指派进入噶厦的,拉萨只有几个认得出他,他穿着一件黄色丝绸的藏式长袍,假如他是独自一人,他也许能毫不费劲地进入大门。但人们想这骄车是中国的,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官员要把我带走。有人向他投掷石块,惊恐的反应散扩开去,那辆骄车受到石块的攻击。一块石头击中了珊达波强的太阳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丧失神智时,人们还是认不出他;还认为他们只是错伤了我的一位官员,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领事馆医院里去。
又过了一会,另一位噶厦成员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车前来宫殿,但他的吉普车开不到门口,因为人群那时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后一段距离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时执勤的西藏官员的协助之下,走过人群,进入了大门。
这三位穿过人群的噶伦们都意识到,必须立即作出动,以避免一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司令部,他们等了也是噶厦成员的阿沛一会,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中国军营,明显地相信我将在那里,然后以为再回来并不安全,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中国人会给他派一名随从,而他们也会像珊达波强的陪同们一样遭到石头的袭击。
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他们三人连同也等职与噶伦的总堪布召开会议。他们会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已决定我不应去中国军营,害怕我会被诱骗而带到中国。人们已选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领导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宣誓,如中国人坚持要我去,他们将设防宫殿,使我不可能被带出去。噶厦告诉我,人们是如此警惕和坚定,我去准会不安全。
噶厦成员前来见之前,我可以听出人民的呼喊:「中国人滚开,把西藏留给西藏人」。他们所有的口号都是要求中国人停止占领和干涉达赖喇 嘛的统治。我从这些呼喊里感到人们精神上的紧张。我是从他们中来的,理解他们的感情,也明白他们已处于不可控制的思想状态。这一推测得到确定。午后,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位叫巴拉肯春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牛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在拉萨著名。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他还参加了称之「春切」仪式的日常僧官集会。而且原因不明,他在打约十一点钟穿着半中国式服装,戴着墨镜和骑摩托车时用的灰罩,腰间毫无隐蔽地别着一支手枪,骑着自行车朝罗布尔卡而来。一些人误以为他是伪装的中国人,有人则以为他是给中国司令部带信的。他们反中国一切的怒火和憎恨骤然上升,至于狂暴,而杀害便成了悲剧的结局。
这一暴力的爆发,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参观表演。而且当前,任何人从他的司令部来到罗布尔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更加激怒人们。我的首席侍从官打电话给将军的翻译,把这一口信告诉他,并表达我的抱歉与遗憾。那翻译说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说他将把这一口信带给将军。
与此同时,我让噶厦告诉包围宫殿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愿望我去,我就不去。噶厦索康与人们选出的领导人接触,并告之我已取消参观。约正午,广播向人群作了类似的宣告。门外传来一片欢呼声。
那天下午,思想的紧张是我在短暂的作为西藏人民统治者之前所不曾体验过的。我感到犹如站在两座火山之间,每座都会随时爆发。一边是我的人民一致对中国政府的毫不含糊的强烈的抗议;另一边是强大的来势汹汹的占领军的武装力量。如果两者之间发生衡突,后果即可端倪。拉萨人民就会成千地被屠杀,拉萨和西藏各地立刻就会完全实行迫害与独裁的军管。这一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有关我是否去中国军营的问题。但同时,我是唯一的和平维持者。我明白,为了我自己的人民,我应当付出一切努力去平息人民的愤怒,并抚慰更为愤怒的中国人。
我希望我之不去中国军营的宣言会结束这一示威,人们会平平安安地回家去。但那并不够。他们的领导人说,他们直到我确保不单取消那一天的参观,也拒绝以后任何去中国军营的要求,才肯离开去。为避免一次灾难,似乎并没有高得付不出的代价。我给予了他们所要求的保证。跟着多数领导人都离去了,但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宫外,不肯走。
约一点钟,我让三位噶论去见谭冠三将军,解释整个情况。门外依然有大批人群,决意不让任何人离开,噶伦们在门口的出现使人们猜疑,我也许跟着他们。噶伦们不无艰难地解释说,我指示他们去中国司令部,告知将军我之不能视看他的戏剧表演。在这保证之下,人群坚持要搜噶伦们的气车,确保我不会藏身其中。当他们满意于此,才让噶伦们离开。在门口讨论期间,人们的发言人说他们决定选出一支护卫队,环宫布防,以防止中国人进人把我带走。噶伦们试图劝阻他们,但他们拒绝这忠告。
噶伦们下午回来,告知我司令部里的事。他们去的时候,谭冠三将军不在那里,但别的十位军官在等他们,显然在进行重大的会谈。跟他们在一起的有我的另一位噶伦阿沛,穿着西藏衣服,而不是最近,当他去中国司令部时所被要求穿的中国将军服。阿沛与军官们坐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参与讨论。当噶伦们进入时,亦没有离席加入他们。
有一阵子,双方却没有提及当前发生的事。中国官员们似乎漠不关心,他们只里礼貌地问及噶伦们的建康。但当谭冠三将军进来主持会议时,气氛骤然改变。
噶伦们告诉我,谭进来时,似乎很生气。他的面容很威严,噶伦们紧张地起立,以示对他的尊敬。他似乎在几分钟之内,愤怒得讲不出话来。他并没有招呼噶伦们。索康打开话题,说我派他们来解释阻止我前来观看戏剧表演的事。他说,我意欲前来,但人民坚决反对,以致我不得不放弃。另两位噶伦也作了同样的解释。翻译译完时,将军脸色发红。他离席,并在房子里踱步,显然愤怒到了极点。经过一番显着的努力之后,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再坐下来。然后,以斟酌和缓慢的语气,他开始对噶伦们和西藏反动份子们,进行漫骂。尽管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的嗓子却时常拉得刺耳,他沸腾的怒火也以粗鲁和诅骂的语言爆发出来。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养的中国社会都不曾应用的中国词语。漫骂的大致要点是说西藏政府秘密组织人民搅乱中国政府,并协助康巴人叛乱。西藏官员蔑视中国法令,拒绝解除拉萨的康巴人武装-----现在得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反对中国统治的势力。
另外两位将军也作了类似的长篇大论。其中一人宣告「摧毁所有这些反动份子的时候已经到了------」他说:「我们政府容忍至今。但这是叛乱。这是爆发点。我们应该现在就行动,一切准备就绪！」
不知所措的噶伦们视这些漫骂为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人群骚乱不即刻停止的话。他们相信下一步将是危险的,会涉及到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他们感到,如果我有甚么意外,西藏也就一无所有。他们试图奉劝他们容忍。索沙对中国将军说,中国人理应努力理解西藏的普通百姓,耐心和宽容。他们不应以报复来恶化这严重的情况。他向他们保证,噶厦将竭力劝阻康巴人不法的暴动,或者劝阻别的愚勇到竭力煽动与中国占领军发生武装衡突的西藏人。但中国将军们并不接受这一保证,也不听取他的劝告。
噶厦们在下午五时,忑忐不安地回到罗布尔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部份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进城去召开大会,组织反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再次要求他们撤退。当晚六时,约七十位政府官员(多是下级官员)以及为群众选出的领导人和格松队(达赖喇嘛的卫队)成员去罗布尔卡之内开会,赞成城中大会作出的声明。他们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认中国当局的权加不久之后,格松卫队亦宣告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而穿回藏服。
当我听说这些决定后,我指示领导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缓解已有的紧张,而不是加剧。应以忍耐,镇定和克制来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对中国人的嫌恶事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也是耳边风。
当天深夜,我收到一封来自谭冠三将军的书信。那是他在几天内写给我的三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对此一一作覆。
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变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以达到他们自己宣传的目的。他们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为他们称呼的「反动集团」软禁在罗布尔卡,最终违背我的愿望,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这则故事也在一些倾向于中共的外国报界重复,我在一年多后也听说,这也为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贵族所摘引,十分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想描述这些书信写时的条件和我写这些信的理由。我只说这一次,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愿。这决定是自己作的,是在绝望与苦闷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我并非在任何压力下出走。除了是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我的官室,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还呆在那里。
将军的书信措词友好,假使我的噶伦们没有说过他的怒火冲天,这些会看上去更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去避难。
我回复了他的所有来信,以赢得时间,包括使双方怒火冷却的时间,和我催促拉萨人民调和的时间。为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与将军争执,或者指出,我极其愿意接受中国人的保护以与人民分开,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决定以一种我希望能使他镇定的方式作答。而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欢迎他的建议来做到。我在第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是多么难堪于我的人民制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为。我在第二封信里告诉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围罗布尔卡的人们。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籍口,而暗中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在第三封信里补充说,在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须把支持新意见和反对它的人分开。
我在那时即使想到这些书信将会被摘引来反对我,我依然书写了这些信,因为我在此刻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民和中国军队之间完全的灾难性的冲突。
也许我应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因此,我不能赞许拉萨人民所表现出的暴力态度。我能够,而正确地珍惜对我作的西藏标志的爱护,这是他们在那致命的一天里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我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着他们所生活与工作的目的。但我敢于肯定,他们的所为只能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而作为一国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力曷制他们的意气,制止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暴力之下,带来自我毁灭。因此,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至为真诚的,尽管我写信给中国将军以掩饰我的真正意愿,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这些是正当的。
但到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很明显拉萨人民已变得越来难以控制。他们当天在罗布尔卡内噶厦办公室附近部署了六名卫兵,并警告噶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推测出怀疑噶厦会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群众要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噶厦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的只有六位噶伦中的四位,因为珊达波强伤势过重,不能前来,而阿沛拒绝走出中国军营。四位噶伦决定再作一次努力,劝告人们解散示威游行,他召来群众领导人。
在这次会议上,那些领导人似乎很驯服。他们对噶厦说将会解散人群。他们也说负疚于珊达波强的受伤,并让噶厦把他们的一些里物送给他以示道歉。
在此种更为和好的情绪中,人们也许不久会解散,我和噶厦所作出的和平结束这一次示威游行的努力也许会成功。但其后,中国将军写来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厦。那封给噶厦的信彻底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者」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噶厦下令把他们移开。他还警告噶厦,如果办不到而到导致严重的后果,索康、都沙、索沙和冬摄切木将要担负全责。
噶厦再次召来人民领导人,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的借口。但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反面效果。领导人绝对拒绝拆毁障碍物。他们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尔卡;如果中国人要搬走这些,结论很明显是他们想要进攻官殿来捉捕我。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寺前设置障碍物,并采取类似的警备,以保护他们的西藏支持者,比如阿沛。他们责问,如果中国人使用障碍物来保护阿沛,为什么他们反对拉萨人民保护官殿。这是不幸的逻辑,但领导人却不信服,根本不把中国命令看在眼里,不幸的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于我的安全而拒绝解散群众。人们变得愈发不能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六名指挥以加强官殿的防卫。并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官殿没有防备。
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苦闷。我感到这是走向灾难的又一步。我决定亲自跟人民领导人讲话。我召集他们,七十人都来了,我在噶厦和别的高级官员面前,竭力劝阻他们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中国将军并没有迫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在请帖制发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征询和同意。我说,我不害怕于任何来自中国人的人生危险,而他们不应当制造事端,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我明白,这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我得告诉他们我真 挚的希望,即拉萨的和平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
领导人对我的忠告并没有责问,也没有反驳。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并在官门外附近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违背我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保护撤出,我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却有过很长的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我的意愿,决定不再在罗布尔卡举行会议。他们把 集会改在布达拉宫脚下的索村举行,并在每次会议后,把决定报告给噶厦和我。这些报告不过是他们以前宣言的重复,包括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允许西藏人自理事务。
两天过去了。情况似乎凝止,问题几乎不可解决,但情况显然不可照此进行。必须迅速作出点什么,为了好转,或是恶化。谭冠三将军的第三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于三月十六日正午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作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两封信。但他们没有说明,还有另一封阿沛写给我的信,跟将军的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他自从危险机开始,就没有参加任何噶厦会议。现在,他写信来警告我,他不认为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我努力摧毁反动份子敌对的阴谋,并断绝我与人民领导者的一切联系。他说,他推测人民有着「罪恶的阴谋」,要把我从罗布尔卡转移出去。如果果真如此,那对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脱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您佛爷几个可信任的卫队官员,留在内墙里面,固守一点,并告知谭冠三将军你将占据的准确的房屋,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屋不被摧毁。
所以,阿沛已经知道,仅仅是为我们所推测的:中国人企图摧毁官殿和人群,但如果可能,他们依然想这样做,同时不强杀我。
他也给噶厦写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东西,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官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让他们呆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举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官殿,进入中国营地。同时,他们应送出一份标示我们占据的房屋的官 殿略图。
我以答复以前的来信相类似的方式回复了这一封信。在我看来,唯一的机会劝阻他不要进攻人群和官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我没有告诉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想到,只要中国人不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他们就有可能不动用大炮;假使我告诉了他们,罗布尔卡其它地方将会成为废墟。我再次告诉他,我将尽可能快地赶到他的营地。虽然我无意前往,但希望这一诺言将使他推迟发出进攻令,从而使我得以把人们及时转移。那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官殿四周彼时正十分紧张。内墙之外便是浩大的激动与愤怒的人群。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或任何别的可以收集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有些战士和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如果用拳头和剑来短兵相接,一个西藏人可抵得上一打中国人----近期东部省份的经历,证实了这一古老的信念。但,显然以他们的力量去反抗拥有足以歼灭他们的重型装备的中国人是无谓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有保护我的决心外,别无可以作战的装备。
但在内墙里,官殿贴近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与平和。没有任何不幸的事发生的迹象。花园如往常一样安宁。孔雀高高地疾走,无视人迹的动荡,鸟儿歌唱着,在树间飞来飞去,把它们的乐音与附近石园里的喷泉之声相交乡,那驯鹿,鱼、鸭和白鹤一如既往地平静不惊。我的一支卫队,不着军装,给草地和花园浇水。气氛依旧是典型的西藏风格,人们在那里,几世纪以来寻找精神的安宁,而且通过他们的宗教,把自己献身于寻求由悲哀和痛苦到达解脱之道。
在三月十六日,中国准备摧毁这和平之地的消息传了进来。人们报告给噶厦,进而报告给我。据说这地区的所有大炮都搬进了城市的范围,特 别是校正罗布尔卡射程之内。一位在拉萨东八英里的水电厂工作的人报告,平常放在那里的四门过山炮和二十八挺重机枪,在十四号晚上,为 坐乘八陈旧的中国军车的士兵们秘密取走。拉萨东十八英里处的班它地区一位官员告诉我们,二十门重炮被送到城里。十三日晚上和十五日,发现两辆各有三名士兵的巨型军车靠近官殿的北门,带有机械仪器,显然在测量。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他们,便匆匆忙忙地开走了。看见他 们的人民守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轰击宫殿作测量。夜间看见一百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官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十天上午,看见十五或二十名穿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射击目标标数。我们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他们也许错了,但那是他们所新相信的。
在所有这些观察之外,还有流言说有从中国空运来的新部队。到十六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官殿,危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会随时到来。群情到了惊慌的地步,但他们不会离开官殿,弃置它和我。官员们试图安抚他们,但他们对中国人愤怒已不可控制。那夜对人群,对我的噶伦们和我都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不眠之夜。
早晨到来了,谣言依然在兴起并扩散,毁灭似乎已迫在眉睫。处境对我和噶厦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止官殿的被摧毁和团绕官殿的几千人的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中国将军申诉,不要使用武力来驱散群众,而应等噶厦再一次努力劝他们平平安安地散去。因此,噶厦匆匆给阿沛写了一封信解释这点。他们说,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愚昧地行动,但依然有一线希望劝他们离开。他们还建议阿沛协助他们把我带到中国营地。他们指出,这将会十分困难,因为围绕官殿的整个地区都被人民所控制,但他们说会尽力而为。他们随信送去特别代号,并让阿沛以代号答复,因为到官殿的群众卫队开始检查传到他们手里的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抚慰一下中国将军。事实上,我去中国军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愿言将自己投放于中国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样会制止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的话,但人民永远也不会让我这样做。
要送出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官殿。但索沙噶论的一个随从却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装进城买东西,他终于把这封信送到了阿沛的手里,并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以封简短而礼貌的答谢信。他说,他高兴于噶厦的提议,即把我转移到中国军营,并承诺之后送来详细的答复,但那答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
当天下午四点,当我与噶论们讨论阿沛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杖迫击炮弹的巨大的声音。我们也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外沼泽发出的巨大声响。
这两次各别的射击,使人民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没有任何解释为何射击。但听到射击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宫殿就是目标。宫殿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得毫不犹疑地作出强硬的行动,但谁也决定不了究竟应该如何行动。
我得找出答案,作出决定。但我对世俗事缺乏经验,那样做并不容易。我不惮于死。我不惮于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并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框架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的后果。但我知道,我的人民和政府官员不能分享我的感受。对于他们,达赖喇嘛的人生是极为宝贵的。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代表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方式,这对他们而言比任何别的东西更为亲切。他们信服,如果我的身体消灭在中国人的手里,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
一当中国枪炮放出死亡的警告后,宫殿里的每一位官员和围绕宫殿的浩大的人群中的每一谦卑的成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拯救我的生命,我必须离开宫殿,离开城市。这项决定决非小事,固然危险性很大,而且整个西藏的未来依赖着它。能否逃脱尚不可肯定----阿沛向我们确保那是不可能的。假如我逃出了拉萨,我去哪,又如何取得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摧毁我们的圣城,屠杀我们的人民吗？或者,当人们听说我逃出宫殿,会撤离,因而可以拯救一些生命吗？我们让这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是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开始之前想把我转移出去的焦虑。这是我在作出决定时唯一明确的方向。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苦恼。我决定出走。我几乎不用祈求指导便接受了。
我们不知道走向何处,旅程又如何结束,但所有最接近我的人都要求一起走;包括在场的四位噶厦成员、我的经师们、我的私人随员、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庭里最亲近的成员。我母亲在动乱伊始,便来到罗布尔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那位两岁时死去但后来再转生的弟弟。与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另一个在印度----我的妹妹也在那里,在大吉岭上学。
这里有一大帮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协助。但我们得使之保密,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外面的人群。有人怀疑人群里可能有中国特务。此外,假如人群得知我的出走,几千人会跟来保护我,而中国人一定会看出来,屠杀也就会立即开始。
我和我的噶伦们与群众领导商议,他们立即明白,这得在不告诉选出他们的人民群众的情况下进行。他们向我提供了最好的合作。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放在罗布尔卡,并指示到第二天才能发出去。我在信里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开火,除非受到进攻,并答应他们,一当我离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现在处境的约束,我便会给予更详细的指令。
没有时间些携带不是十分必要的东西,我们得在黎明之前远远地离开拉萨。噶伦们携带了我的办公室的印鉴、噶厦印章以及一些碰巧放在罗布尔卡的文件。大多国家文件都放在噶厦办公室,或是布达拉宫,而这些得放弃。我的私人财物也一并放弃。我所能拿的是两、三件用以换洗的喇嘛法袍。我们无法去财务部要些钱,或到布达拉宫拿些我所承袭下来的无数的珍珠财宝。
我决定分小组离开。首先必须渡河。罗布尔卡和中国营地都接近河的北岸,我们只有从南岸才有走脱的机会。
一个寺院的管家随我们一起,他被派出,先渡过河去,在那边安排马匹和伴随人员。西藏军队第二营指挥多杰达度约带一百名士兵,警卫罗布尔卡东北部一个河道狭窄、相对容易横渡的地点。早期的整个计划几乎都在灾难中结束。这批人马刚走出半英里,就看见了一支中国巡逻队,显然为了同样的地方点而来。他们立即架好轻机枪,连开了五枪。那一急中生智挽救了处境。中国人知道河附近有武装的康巴人,他们在黑暗中也看不出这行西藏人有多少及其真相;他们撤退到不远处的营房,保全性命。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马哈迦拉经堂。每逢我出远门,我一直是来这经堂道别的。僧人们尚在那里,不断祷告,他们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在佛龛前呈上哈达以示再见。我知道他们会疑惑我何以这样做;但我也知道他们永远不会表达惊讶。
我离开经堂时,碰见了我的高级官员、总堪布和格松代本。侍从官和总堪布都穿着普通平民衣饰。他们出外几天常是这般衣着打扮,但我之前不曾见过他们如此装扮。我们同意十点锺在内墙门口见面。我们对好表。我之后到别的几个经堂去加持它们,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房问。我在那里独自等候。
正当等候时间到来的时候,知道我母亲、姐姐和小弟弟都将离去。我同意让他们先走。他们比我们中的其它人离开宫殿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住在黄色的内官墙外。我母亲和姐姐打扮成康巴族男人。我在下一批走。
他们给我预备了一套士兵服装和一顶皮帽。在大约九点钟,我脱下僧服,穿上这些服饰。我穿着套陌生的衣服,最后一次来到我的经堂。我在宝座上坐下,翻开一本放在椅前的佛陀教导的书,揭到释迦佛让弟子们要勇敢的一例。然后,我阖上书,加持这间房屋,关上了电灯。我一走出去,我的头脑一洗所有的思虑。我意识到自己落在地板上敲打大地的尖锐的脚步声和在寂静中闹钟的嘀嘀答答声。
一位土兵在我的屋子的内门口等着我,另外一个在外门口等候。我从其中一人手里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完成了伪装。士兵们跟着我,我走过了那座有着我许多生活中幸福的记忆的漆黑的花园。
格拉代本(德合拉)命令站在花园门口和内墙门口的士兵们散开。他在第一道门口碰见我,我的另两位随从在第二道门与我相见。当我们穿过靠近马哈迦拉寺的神圣图书馆时,我们摘帽以示敬意和道别。我们所有人穿过花园,走向外墙,总堪布、侍从官和警卫司令在前,我自己和另外两位士兵跟在后面。我摘下眼镜,想没有眼镜人们会认不出我来。
大门关闭着。我的侍从官走上前,对警卫说他要出巡查一阵子。他们向他敬礼,并打开了沉重的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正式的游行仪式,便走出罗布尔卡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亚东时那一次。当我们到达大门口,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的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谦卑的士兵,我昂首阔步走了出去,迈向前面漆黑的大道。
第十一章:逃亡
我们走到河边,遭遇了人群,我的侍从官停下来跟他们的领导人谈话。其中一些人得到警告,说我今晚离开,当然人群总的来说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站着等候,努力装出一个士兵的模样。夜并不漆黑,但我没有眼镜却看不分明,我也分辨不出,人们是否会怪模怪样地看着我。在谈话结束时,我很高兴。
我们来到河岸边的过渡地点,得在杂生着黑色灌木丛的白沙岸上走下去。总堪布是条大汉,他带了一把巨大的剑,我确信他会随时用来摧毁点什么。至少,他在每一丛灌木里,表现出十分威胁性的态度。但没有任何灌木丛窝藏有敌人。
我们乘皮筏横渡。在河的封岸与我的家人会合。我的噶伦们和经师们躲在一辆卡车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罗布尔卡,也在那里赶上了我们。等待我们的还有约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领导人,包括贡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个十分勇武,叫旺促泽仁的二十岁男孩。一个叫罗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儿。他是被带往北京学习的学生当中的一个,他在北京学习五年,始终抵制中国的思想教化。他死于两天后的战门之中。
我们和这些领导人交换了哈达。他们如同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样,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位寺院管家为我们所有人征集了马,但他无法拿到好马鞍。一阵匆匆的抵声问候,我们便毫不宕廷地骑马走了。前头的几英里可能是最危险的。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从河上的山边穿绕的石道。石边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我们很容易被发现,谁也看不清,在我们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带,他们布置了怎样的巡逻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岛屿,这里中国人一直甚至在夜间开卡车来石场收集石头。如果其中一辆到来,我们就会让车灯照住。我们一路走下去,几乎看不见路。马蹄踩在一石头上发出叮叮之声似乎非常亮。我们惧怕巡逻兵可能会听到,但我们得赶路。我曾迷过一次路而不得不调转马头往回走。然后,我们看见后面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好像中国人快要追上我们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导那些走错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它人。
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那一危险地带,并在河岸下游三英里处会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浅,卡车可以径直开过来。如果中国人也处在警惕之中,他们可能开车到河的对岸,把我们截断。因此,一位军官和几位士兵留在那里等候。别的人则马不停蹄,远离了城市,进入了安宁与空漠的旷野里。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路上,压根儿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大约凌晨三点,一只狗吠叫着,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一间房屋。我派侍从官去打听我们在哪和屋主是谁。他摸清这地方叫南丫岗。主人是一个十分单纯与善良的人,我们两位陪同早已通知他们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当时已精疲力尽,在那里小憩了一会。这是许多寒伧的、供我身的西藏房屋主们都置危险于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位可钦可佩的二十岁康巴族领导人旺促泽仁离开了我们,带领他的400名手下保卫我们,抵抗来自河边的攻击。他已调动两、三百别的康巴人防御我们的道路。
当我离开罗布尔卡,以及在第一个阶段狂热的旅行中,我并没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走任何一条由拉萨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问题,因为那里肯定为中国人严加戒备。我们改而从拉萨朝南和东南方直下。朝这方向,是一片没有路的广大的山地,中国军队会难于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这几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区也是康巴人和别的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游击队员的总根据地。这条山路,从这些山脉的中心,穿过喜马拉雅山主脉,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并由此到达印度。这些山路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总还有一条后路。
但在我们到达这一山脉,进入庇护之地之前,我们得横渡辽阔的普拉马普达河,这条河在西藏称为赞普河。在我们到达河边之前,我们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关溢:泽拉。目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中国人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会沿赞普河一带布置巡逻队;因此我们得推进,尽可能快地渡河。
我们在大约早晨八点到达泽拉山脚,停在那里喝茶。太阳刚刚升出山峰,给我们后面的高原镀上了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到达关隘时,我们尚在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引着我们高高地翻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骡子落在后面。但一位叫塔什罗布 的老人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他在我们爬山时加入我们,并送给我一匹纯白的骏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西藏人把这一礼物视为非常吉祥的征兆。
「泽拉」意思是沙隘。山顶之后可见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们下马而沿这一多风的河坡跑下来。但我们花掉了三、四个小时穿过这关隘。当我们下到赞普河谷的地平线时,风暴突作,卷着浓浓的灰雾,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倒是个安慰,如果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
我们在关隘脚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们知道十英里以东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们得在中国人到达之前,把握这一机会。但一切顺利进行。横渡过遥远的河的对岸,便是一个叫吉唐的小村庄。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摆渡过摇到对岸,我们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里,接待我们。我们上前去,可以从他们中间辨出康巴战士。以及戴着白色和黄色的袖章的农民们----加入康巴的志愿军战士。我们一上岸,他们便听到拉萨事件,并为之深深苦恼。当我们骑马而去时,我看见许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们路上穿过的第一座村庄;也许是事实,也许是它的名字,使我骑马而去时倍感凄凉。我想到,正是我们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里,几世纪以来生活在完美的和平与和谐之中;而现在,可怕的恐惧矗立在他们的面前,威胁着他们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们道德崇高,不屈不挠。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于他们,他们都会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有我们后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们那一刻才苟安于追击。我们来到一个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里宿夜。我们那天下午四点钟到达那里。我们已一直奔驰了将近十八个小时,只有极其短暂的少憩,我们自己连同马都己不能走得再远。我们休息时,越来越焦急于后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点钟之前,他们最后的一个也来了。
我的噶伦们当晚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阿沛,一封给珊达波强,即那两位留在拉萨的噶伦们,策励他们为西藏竭力而为,并说,我们决不怀疑,所有人都分享着同样的对我们国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时,我们人数已增到100人,还有大约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击队员伴随。一支约100人的分队从日未派往西南保护我们,以防中国从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来。其余人则连续策马五天,取道狭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进入山派中心。我们白天分成几组,晚上投宿于村庄或寺院。有时,我们没有游击队领导伴随。他们来来去去,以与生活在山脉之中的孤立的游击支队保持联系。我们明白,我们在不曾看见过的、忠诚而意志坚定的人们的保卫之下。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保卫谁。宿夜日未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逗留在一个多波曲可的大村子里,这里游击队继续着与中国侵略者决死的战门。全村子里的游击队员都出来欢迎我们。但多数人都认不出穿着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来;附近寺院的多数僧人们也认不出我来。
在这五天的行进期间,我们的计划越来越明确。我们决定在一个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争取时间来讨论未来。并向拉萨的官员们、康巴人和别的游击队传达指示。我们计划朝西走到一个叫鲁泽宗的地方。此地离边境不远。它拥有那地区最大的保垒之一,而且与别的南部西藏地区有着良好的联络。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努力与中国开展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在达成协议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
我们安全到达切尼。两天前,我让弟弟加入我们这组,使我母亲和姐姐能因不带他而走得快些。他们确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们前一大段,为另一支康巴小队护送着,我们直到很晚以后的一站才再见到他们。我得知他们相对此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携带了一部装电池的收音机,收听有可能收听到的新闻报告,以期听到有关拉萨的消息。我想,我们是在切尼第一次听到拉萨被提及。那是美国之音,但它只报道城市里的不安宁,并补充说我的下落不明。
我们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个人都建议我们再走一程----到另一个叫冲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为那是一个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与听游击队领导们接头。因此,我们再次上马,走了八个小时。但在我们结束旅程之前,我们的计划再次被迫改变,因为有关拉萨事件的消息开始赶上了我们。
我们离开切尼不久,看见一队骑马的人朝我们而来。当他们到来时,我们从他们之中认出了则本南塞林。这名官员,七个月前由噶夏派去劝康巴族放弃武装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没有回到拉萨。我们停了下来;我和他长谈。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康巴族与他们发生过的战门。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拉萨遭到轰炸。
他只是间接听到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来自我的私人秘书肯冲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里。我最后一次在拉萨见到他,但信是从拉姆寺写来的。他直到炮击开始后才离开拉萨。他本人受了伤,他在罗布尔卡为一块弹片击中。我们从他和以后几天的别的见证人那里,得以重组我所如此艰难地门争以期避免的灾祸的整个事件。
炮击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开始,也就是在我离开后的四十八小时,在他们发现我的出走之前。他们整天轰炸罗布尔卡,然后把大炮转向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生,但在罗布尔卡内外便可见到几千具尸体。罗布尔卡内的一些主建筑物事际上被摧毁,所有的其它建筑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只有马哈达拉经堂才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城里的房屋遭到毁灭,或者纵火,主寺的金顶都穿了洞,旁边的许多经堂夷为废墟。布达拉宫西侧受到严重的毁坏,我曾使用过的部分房间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正门、军队指挥部以及别的索尔村的房屋。一块炮弹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金陵灵塔的房子里。西藏医学院卓波里几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发生了同样的彻底的毁败。
在第一天的末尾,当罗布尔卡死尸遍地,成为一块被废弃的、浓烟滚滚的废墟时,中国人进入其中。一些在中国军营里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于我的命运。当晚,发现中国人在尸体之间走来走去,检验死者的面容,特别是僧人的。夜间报告带回军营,说我已失踪。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夷平罗布尔卡,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不在那里,不知死活,则继续轰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们蓄意枪杀我们几千名人民,而他们仅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来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们自己,也不会给中国军队多大创伤。我们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但并非是特别富庶的,或者统治阶级,而是我们的普通人民,终于在八年前开始的人侵以来,使中国人信服,他们永远不会乐意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的屠杀来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地屠杀来恐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这一统治。
我从平静的回顾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应无可避免地离开我的国家。假使我留下来,我并不能为我的人民作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并在那一个地方,献身我自己,为我的人民保存着不灭的希望。然而,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欢迎,我依然无法使自己接受它。我们朝鲁泽宗挺进,依然怀着仅仅是逐渐消逝的希望,即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中心。
我们来到河岸边的过渡地点,得在杂生着黑色灌木丛的白沙岸上走下去。总堪布是条大汉,他带了一把巨大的剑,我确信他会随时用来摧毁点什么。至少,他在每一丛灌木里,表现出十分威胁性的态度。但没有任何灌木丛窝藏有敌人。
我们乘皮筏横渡。在河的封岸与我的家人会合。我的噶伦们和经师们躲在一辆卡车的防水布架下,出了罗布尔卡,也在那里赶上了我们。等待我们的还有约三十名康巴人及其三位领导人,包括贡噶桑添、登巴塔吉和一个十分勇武,叫旺促泽仁的二十岁男孩。一个叫罗桑伊西的青年也在那儿。他是被带往北京学习的学生当中的一个,他在北京学习五年,始终抵制中国的思想教化。他死于两天后的战门之中。
我们和这些领导人交换了哈达。他们如同在任何别的情况下一样,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位寺院管家为我们所有人征集了马,但他无法拿到好马鞍。一阵匆匆的抵声问候,我们便毫不宕廷地骑马走了。前头的几英里可能是最危险的。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一条窄窄的从河上的山边穿绕的石道。石边可以看见中国军营的灯火。我们很容易被发现,谁也看不清,在我们下面漆黑的河岸一带,他们布置了怎样的巡逻哨。在更接近的地方,我们穿过了一座岛屿,这里中国人一直甚至在夜间开卡车来石场收集石头。如果其中一辆到来,我们就会让车灯照住。我们一路走下去,几乎看不见路。马蹄踩在一石头上发出叮叮之声似乎非常亮。我们惧怕巡逻兵可能会听到,但我们得赶路。我曾迷过一次路而不得不调转马头往回走。然后,我们看见后面忽闪忽灭的手电筒光,好像中国人快要追上我们了;但那是西藏士兵在引导那些走错了路,完全迷失了的其它人。
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那一危险地带,并在河岸下游三英里处会合。以下的河道十分浅,卡车可以径直开过来。如果中国人也处在警惕之中,他们可能开车到河的对岸,把我们截断。因此,一位军官和几位士兵留在那里等候。别的人则马不停蹄,远离了城市,进入了安宁与空漠的旷野里。
我们在很长的一段路上,压根儿看不出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大约凌晨三点,一只狗吠叫着,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一间房屋。我派侍从官去打听我们在哪和屋主是谁。他摸清这地方叫南丫岗。主人是一个十分单纯与善良的人,我们两位陪同早已通知他们等待迎接一位十分重要的客人。我当时已精疲力尽,在那里小憩了一会。这是许多寒伧的、供我身的西藏房屋主们都置危险于度外,有人知道,而有人不知道我是谁。
那位可钦可佩的二十岁康巴族领导人旺促泽仁离开了我们,带领他的400名手下保卫我们,抵抗来自河边的攻击。他已调动两、三百别的康巴人防御我们的道路。
当我离开罗布尔卡,以及在第一个阶段狂热的旅行中,我并没有想到直接去印度。我依然希望能留在西藏的某个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走任何一条由拉萨西南方去印度的通道都有问题,因为那里肯定为中国人严加戒备。我们改而从拉萨朝南和东南方直下。朝这方向,是一片没有路的广大的山地,中国军队会难于以任何力量穿透其中。而这几乎是不可攻取的地区也是康巴人和别的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游击队员的总根据地。这条山路,从这些山脉的中心,穿过喜马拉雅山主脉,伸展至前沿,南下不丹,并由此到达印度。这些山路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西藏和不丹通商者所使用。因此,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总还有一条后路。
但在我们到达这一山脉,进入庇护之地之前,我们得横渡辽阔的普拉马普达河,这条河在西藏称为赞普河。在我们到达河边之前,我们先得穿越一道高高的关溢:泽拉。目前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如果中国人发现我已出走,他们会沿赞普河一带布置巡逻队;因此我们得推进,尽可能快地渡河。
我们在大约早晨八点到达泽拉山脚,停在那里喝茶。太阳刚刚升出山峰,给我们后面的高原镀上了光彩。但是当我们开始爬上这长长的令人疲惫的山道,到达关隘时,我们尚在山的阴影里。山道粗糙、陡峭,引着我们高高地翻到雪线以上。一些马和骡子落在后面。但一位叫塔什罗布 的老人振奋了我们的精神;他在我们爬山时加入我们,并送给我一匹纯白的骏马。我感激地接受了,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因为西藏人把这一礼物视为非常吉祥的征兆。
「泽拉」意思是沙隘。山顶之后可见的是一道陡峭的河坡,我们下马而沿这一多风的河坡跑下来。但我们花掉了三、四个小时穿过这关隘。当我们下到赞普河谷的地平线时,风暴突作,卷着浓浓的灰雾,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但这倒是个安慰,如果中国人在那里巡逻,他们也会一无所见。
我们在关隘脚下,看不到任何居民;但我们知道十英里以东的河下游有一只渡船。那是唯一河的工具,因此我们得在中国人到达之前,把握这一机会。但一切顺利进行。横渡过遥远的河的对岸,便是一个叫吉唐的小村庄。吉唐意思是幸福谷地。摆渡过摇到对岸,我们看到一大群人聚在那里,接待我们。我们上前去,可以从他们中间辨出康巴战士。以及戴着白色和黄色的袖章的农民们----加入康巴的志愿军战士。我们一上岸,他们便听到拉萨事件,并为之深深苦恼。当我们骑马而去时,我看见许多人都在哭泣。吉唐是我们路上穿过的第一座村庄;也许是事实,也许是它的名字,使我骑马而去时倍感凄凉。我想到,正是我们西藏人民在自己幸福的谷地里,几世纪以来生活在完美的和平与和谐之中;而现在,可怕的恐惧矗立在他们的面前,威胁着他们得以生存的一切。然而,他们道德崇高,不屈不挠。我明白,不管我是否求助于他们,他们都会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
有我们后面的河流和勇敢的人民,我们那一刻才苟安于追击。我们来到一个叫日未的寺院,快定在那里宿夜。我们那天下午四点钟到达那里。我们已一直奔驰了将近十八个小时,只有极其短暂的少憩,我们自己连同马都己不能走得再远。我们休息时,越来越焦急于后面的那行人;但到晚上九点钟之前,他们最后的一个也来了。
我的噶伦们当晚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阿沛,一封给珊达波强,即那两位留在拉萨的噶伦们,策励他们为西藏竭力而为,并说,我们决不怀疑,所有人都分享着同样的对我们国家自由的希望。
到那时,我们人数已增到100人,还有大约350名西藏士兵和至少五十名游击队员伴随。一支约100人的分队从日未派往西南保护我们,以防中国从去印度的要道方向到来。其余人则连续策马五天,取道狭窄的古代西藏典型的石道,进入山派中心。我们白天分成几组,晚上投宿于村庄或寺院。有时,我们没有游击队领导伴随。他们来来去去,以与生活在山脉之中的孤立的游击支队保持联系。我们明白,我们在不曾看见过的、忠诚而意志坚定的人们的保卫之下。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在保卫谁。宿夜日未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逗留在一个多波曲可的大村子里,这里游击队继续着与中国侵略者决死的战门。全村子里的游击队员都出来欢迎我们。但多数人都认不出穿着这身不熟悉的衣服的我来;附近寺院的多数僧人们也认不出我来。
在这五天的行进期间,我们的计划越来越明确。我们决定在一个叫切尼的地方逗留一天,争取时间来讨论未来。并向拉萨的官员们、康巴人和别的游击队传达指示。我们计划朝西走到一个叫鲁泽宗的地方。此地离边境不远。它拥有那地区最大的保垒之一,而且与别的南部西藏地区有着良好的联络。我们认为应该留在那里,努力与中国开展和平谈判。我们希望,当我逗留在西藏时,中国人也许可以看出在达成协议中所有的好处,也许会制止他们轰击拉萨。
我们安全到达切尼。两天前,我让弟弟加入我们这组,使我母亲和姐姐能因不带他而走得快些。他们确乎走得快些了,不久就走出我们前一大段,为另一支康巴小队护送着,我们直到很晚以后的一站才再见到他们。我得知他们相对此较安全,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携带了一部装电池的收音机,收听有可能收听到的新闻报告,以期听到有关拉萨的消息。我想,我们是在切尼第一次听到拉萨被提及。那是美国之音,但它只报道城市里的不安宁,并补充说我的下落不明。
我们在切尼的一所小寺宿夜,但每一个人都建议我们再走一程----到另一个叫冲吉日得成寺才歇息,因为那是一个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与听游击队领导们接头。因此,我们再次上马,走了八个小时。但在我们结束旅程之前,我们的计划再次被迫改变,因为有关拉萨事件的消息开始赶上了我们。
我们离开切尼不久,看见一队骑马的人朝我们而来。当他们到来时,我们从他们之中认出了则本南塞林。这名官员,七个月前由噶夏派去劝康巴族放弃武装抵抗,而加入了康巴人,再也没有回到拉萨。我们停了下来;我和他长谈。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国军队的战略和康巴族与他们发生过的战门。但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拉萨遭到轰炸。
他只是间接听到这一消息。但不久,一封来自我的私人秘书肯冲塔喇的信送到了我的手里。我最后一次在拉萨见到他,但信是从拉姆寺写来的。他直到炮击开始后才离开拉萨。他本人受了伤,他在罗布尔卡为一块弹片击中。我们从他和以后几天的别的见证人那里,得以重组我所如此艰难地门争以期避免的灾祸的整个事件。
炮击是在三月二十日凌晨两点开始,也就是在我离开后的四十八小时,在他们发现我的出走之前。他们整天轰炸罗布尔卡,然后把大炮转向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和附近的寺院。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拉萨人丧生,但在罗布尔卡内外便可见到几千具尸体。罗布尔卡内的一些主建筑物事际上被摧毁,所有的其它建筑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只有马哈达拉经堂才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城里的房屋遭到毁灭,或者纵火,主寺的金顶都穿了洞,旁边的许多经堂夷为废墟。布达拉宫西侧受到严重的毁坏,我曾使用过的部分房间被毁坏,被摧毁的还有政府学校、正门、军队指挥部以及别的索尔村的房屋。一块炮弹甚至落到安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黄金陵灵塔的房子里。西藏医学院卓波里几乎完全倒塌。色拉大寺也发生了同样的彻底的毁败。
在第一天的末尾,当罗布尔卡死尸遍地,成为一块被废弃的、浓烟滚滚的废墟时,中国人进入其中。一些在中国军营里的西藏人,如阿沛十分焦急于我的命运。当晚,发现中国人在尸体之间走来走去,检验死者的面容,特别是僧人的。夜间报告带回军营,说我已失踪。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夷平罗布尔卡,显然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不在那里,不知死活,则继续轰炸城市和寺院。因此他们蓄意枪杀我们几千名人民,而他们仅仅以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来抵抗大炮,不大可能防御他们自己,也不会给中国军队多大创伤。我们听到这一可怕的消息即明白,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但并非是特别富庶的,或者统治阶级,而是我们的普通人民,终于在八年前开始的人侵以来,使中国人信服,他们永远不会乐意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的屠杀来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其迥异的统治。因此,中国人试图以毫不仁慈地屠杀来恐吓他们,使之违心地接受这一统治。
我从平静的回顾中看出,在那一刻,我是应无可避免地离开我的国家。假使我留下来,我并不能为我的人民作点什么,中国人最终会捕获我。我所能作的一切是到印度去,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并在那一个地方,献身我自己,为我的人民保存着不灭的希望。然而,这一想法是如此之不受欢迎,我依然无法使自己接受它。我们朝鲁泽宗挺进,依然怀着仅仅是逐渐消逝的希望,即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政府中心。
第十二章 流亡
我们继续朝前,一路比以前更加凄凉。我尚年轻力壮,但我们伙伴中年长的人开始受到这快速旅行的影响,而最可怕的路尚在前面。
但在我们离开冲吉之前,我有了愉悦的机遇见到更多的康巴领导,并与他们坦率地交谈。尽管我反对暴力,我还是极其钦佩他们为了我们的自 由、文化和宗教所继续坚持的恐怖的战门。我感谢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我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派和土匪而愤怒,并告之中国如何之授此指令,而我们又是如何被迫颁布这个公告。我到那时已不能够真诚地奉劝他们避免暴力。为了战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和一个安宁的生活所有的安慰与利益。现在,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坚持战门,而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我告诉他们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脉里防御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们,我们来自拉萨的报告已表明中国正计划进攻他们所扎营的部分山地,因此,一当他们认为可以离开我,他们就应当回到自己的防御。
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但我们得缩短时间,因为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我们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从另条路上包抄上来,截断我们。我们在山脉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们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关隘。谷地和低处的积雪已经消融,道路常泥泞和水滑。但山路有时把我们带到19000英尺的高度,那里尚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旧时顽强的山地通商者所开辟,而路程对于常住拉萨的人们则更为艰难与漫长。
离开冲吉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宿夜于我的正经师曾为高僧的寺院。第二天,我们得翻过尤其高耸、陡峭而艰难的雅多它拉关。部份马翻不过去,我和小组里别的人得牵着马走。但是,我们在山顶之上吃惊地发现了一个肥沃的高原,旄牛在那里吃草,还有一面湖,结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十一个小时艰难的骑马攀爬之后,我们十分疲惫,坐腿疼痛,到达了一个叫伊春多扬的小地方。此地在西藏是如此著名,以致于有一首谚语谈到它:「做动物生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场好。」那是块荒凉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它一直为疾风骤雨所困扰,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粒。因此,没有任何耕地没有草或是柴火。人们一直贫穷,但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看待面前贫困。他们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而我们十分感激于分享他们寒伧的家。我的一些旅伴无法住进屋里,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蓄棚里。
到那时,我们已行走了一周。当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们会十分关心拉萨的动乱,急于了解我发生什么。但当我们门争着向前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逃亡已成为全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在兴味浓郁地等待着。听闻我是否安全的讯息。但即使我们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与任何人通讯联络。
但是,我们在路上听到中国人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 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现在这已被宣告,我们想到有这样的危险,那些孤立地区的西藏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在我的默认下作出的。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一宣告,而是创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我们快定一到违鲁泽宗就这么办。那是远在前面两站路的地方。我们早晨五点离开伊春多扬,面临了另一道高从的关隘,它拉。我们再次攀升,牵着我们的马,高涉出雪线之上。那是艰难的又一天,十小时跋涉于溜滑的石道,然后到达了一处叫索巴那的地方。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寺院,有了比前夜更舒适的食宿。
我们第二天到达鲁泽宗。宗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鲁泽宗是一座石崖上的巨大建筑,好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布达拉官。我们到来时,那地方官员和领导人在石路上接待我们。当我们接近时,一队在宗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乐的僧人乐队出来欢迎我们。一千多人站在路的两边焚烧香火。我们进入宗内,为我们的安全到达举行了一次谢恩法会。
之后,我们举行大型法会,隆重庆祝我们新创造的临时政府。僧侣、俗官、村庄头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在宗的二楼加入我们,带着经典和合适 的象征物。我从僧人们手里接过传统的权威象征物,在场的喇嘛们、包括我的经师们都在念唱着登基祷词。法会结束时,我们来到下面的一楼,我的噶伦们和本地领导人都聚结在那里。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在集会前宣读,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签名,并送往西藏各地。仪式在「卓西」,即「吉祥繁荣」舞蹈中结束。
我们在这些愉快的仪式中度过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忘却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难和悲剧。我们感到作了一件有益于西藏未来的事。
我们也在那里给班禅喇嘛送去一封信,给他的寺院扎什伦布送去贡品。接习俗,我应当在接受最终考试的一两个月前送去这些贡品,但我那时无法做到。
有关中国行动的传说也到来,他们似乎正准备进攻我们。因此,我们从那显眼的「宗」地方向前转移,到稍远一点的寺院。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人到那时都承认对我们而言极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们想停留在山脉中的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把我们赶出来,而我在那里最终只可能道致更多的战门,以及更多的试图来保护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牺牲。因此,我们最终作出决定,在我们前面派出官员,带着信息,去边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我们不想在得到允许之前穿越边境。我们告诉他们向印度领土挺进,并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这一资讯并往送德里的印度官员。然后,他们应等回音,并带回音,并返回边界。这队人从正午起全速向边界驰骋而去。沿直线走,我们到达那里得走上六十英里的路,而面临烈风,那也许相当于双程的距离。
我们从早晨五点跟着他们。越靠近边境,我们的路越难走,我们在几天期间,遭到连续的暴风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风雨的袭击。那一天,有三条支路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觉拉的村庄。我选择了有着高耸的关隘拉果拉的一条,但到了山顶便穿行在暴风雨里。天气严寒。我们的手掌和指头都麻木了,睫毛也冰冻了。我的弟弟尤其艰难;那些在路上长了胡子的人胡子上都结了冰。但我们没有别的衣服,唯一保暖的方法是涉行。因此,我们再次牵着马走。我们尽可能设法少用马,不仅因为西藏人一直这样做,还因为有许多的路要走,而只有如此之少的饲料。那就是我们在路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别国朋友这么久地迷惑于我们的所在的一个原因。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前,我们爬完关隘,停下歇息。我们吃面包,喝开水和瓶装牛奶,这些似乎非常可口。我的一位噶伦和两位经师走另一条路,稍长一点,但关隘稍稍低一些,而一些士兵则送往第一路。我们都期望两位经师能设法在下午三点锺,与我们一起到达觉拉。经师们来得稍晚一些;而我们终于在那里赶上了我母亲和我姐姐。他们走另一条简易得多的路,而且走得这么快,还得以在我登基时送给我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两天。
觉拉人民热烈欢迎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凌晨四点再度启程。现在是长长的队列,两、三百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们。路曾有一小段伸入谷底,但之后开始攀向卡波拉关。天气晴朗,但那里有比我们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积雪,疾风卷起雪片,扑打着我们的脸。很少人有风镜来遮挡刺眼的雪芒,保护眼睛。别的人为避免雪盲,不得不用采布条,或者许多西藏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遮盖着眼睛。
也就是在那道关隘上,我们听到了在遥远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预料到的声音,极不协调而令人警觉。那是一架飞机。飞机倏然出现,双引擎,沿着我们的道路飞行。我们几百人和马在闪烁的雪地上十分显眼。每个人都下马并分散。多数人蹲在石头后面---士兵取下步枪,一有事变,随时开火。我站在雪被吹散了的一块黑色土地上。飞机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没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地消逝,我们看不见上面的标识。
之后,我们对这飞机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如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警报安然过去后的一样的反映。我们认为那一定是中国飞机,因为没有别国会飞到这一领域。而且,我们想到,那一定是来找我们的。因为就是中国人在那里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被发现。然而,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没有被发现。我们继续向前走,带着极不愉快的感觉。中国人己知道我们在哪,以及我们走哪一条路。但是,我们只能分成更多的小组,以防止更多飞机到来,也许它们会进攻我们。这已确证,我必须流亡海外,我短留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会遭到轰炸、或是围攻。
大约正午,我们停下消息,吃饭。几乎一当我们坐下,一阵暴风横扫过来。我们极不舒服,继续向前走,不久之后来到一个广袤的厚厚的积雪的平原。大阳又出来了,没有风镜的人在刺目的雪盲里十分艰难。
又是两天艰难的驰骋,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西藏居民点,地名叫「芒芒」。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官员在等候我们,并带来了好消息,即印度政府乐意给予我们庇护,事实上,他还看见一位印度官员正在第一个据点初唐木准备接待我们。
我们在芒芒之夜颇有安全感。我们到那时为止,多是除去一件外袍便和衣而睡。现在只有一条路通向这地,而那也是戒备森严。因为我们在支路和正路交界的最后的地方留下了几百名康巴人和士兵。现在除非空袭,中国人无法龙击或截断我们。
但,那里的天气却来与我们作对。我们第一次睡在帐蓬里。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帐篷被浸透。我约在凌晨三点醒来,想把床移到稍干的地方。但这无济于事,我得坐起来,熬过余下的时间。别的多数人,在别的帐篷里也同遭此厄运。我从早晨就感到极不舒服。我们不想向前移动,我病得不能骑马,而在这一天中,病得更厉害了。
我的旅伴把我转移到一间小屋,但它十分肮脏,乌黑而带烟火。而且,整个第二天晚上,我下面屋子底层的畜牲叫着,上面棚子里的公鸡也啼叫着。我因而再度失眠,到第二天早晨几乎动弹不得。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来自印度的报导,说我跌下马来,受了重伤。除了这会使我的朋友们不快外,我却为这一报道感到兴奋---无论如何,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避免掉的不幸。
即使我感觉良好,我们也得在芒芒等上一天;因为我们得在那里决定,谁该随我来印度,谁该留在后面。前者在我离开拉萨之前便决定不管我到哪,都跟随着我,但后者仅仅是来保护我,而他们多数人要回到西藏继续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骑马;然而,我必须转移,以此解除康巴后卫队和士兵们的责任。因此,我的随从扶我上到一头(牛扁)牛宽宽的背上,这是旄牛和黄牛的混血动物,温驯,迈着轻松的步子;而我借助这原始的交通工具,离开了我的国家。
我们的穿越前线并不富于戏剧性。这个国家的两边都是同样的广袤和荒无人烟。我看着它,带着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程度的病态和不幸的茫然。
但在我们离开冲吉之前,我有了愉悦的机遇见到更多的康巴领导,并与他们坦率地交谈。尽管我反对暴力,我还是极其钦佩他们为了我们的自 由、文化和宗教所继续坚持的恐怖的战门。我感谢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而且在私人方面,感谢他们对我的保护。我请求他们不要因为政府在公告中把他们说成是反动派和土匪而愤怒,并告之中国如何之授此指令,而我们又是如何被迫颁布这个公告。我到那时已不能够真诚地奉劝他们避免暴力。为了战门,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家和一个安宁的生活所有的安慰与利益。现在,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坚持战门,而我什么也不能提供。我告诉他们不要使用暴力,除非是在山脉里防御他们自己的位置。我得以警告他们,我们来自拉萨的报告已表明中国正计划进攻他们所扎营的部分山地,因此,一当他们认为可以离开我,他们就应当回到自己的防御。
许多僧俗官员也在那里等着见我,但我们得缩短时间,因为中国人依然可以在我们接近有任何退路之前,从另条路上包抄上来,截断我们。我们在山脉中心又穿行了一周,我们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得穿越一座关隘。谷地和低处的积雪已经消融,道路常泥泞和水滑。但山路有时把我们带到19000英尺的高度,那里尚是冰雪之地。道路是由旧时顽强的山地通商者所开辟,而路程对于常住拉萨的人们则更为艰难与漫长。
离开冲吉后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宿夜于我的正经师曾为高僧的寺院。第二天,我们得翻过尤其高耸、陡峭而艰难的雅多它拉关。部份马翻不过去,我和小组里别的人得牵着马走。但是,我们在山顶之上吃惊地发现了一个肥沃的高原,旄牛在那里吃草,还有一面湖,结了薄冰,湖北是一座非常高的雪山。十一个小时艰难的骑马攀爬之后,我们十分疲惫,坐腿疼痛,到达了一个叫伊春多扬的小地方。此地在西藏是如此著名,以致于有一首谚语谈到它:「做动物生在一个有草有水的地方,也比伊春多场好。」那是块荒凉的土地,只有四、五百人。它一直为疾风骤雨所困扰,四周的土地是灰色的沙粒。因此,没有任何耕地没有草或是柴火。人们一直贫穷,但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看待面前贫困。他们张开怀抱欢迎我们,而我们十分感激于分享他们寒伧的家。我的一些旅伴无法住进屋里,也很感激能歇息在牲蓄棚里。
到那时,我们已行走了一周。当然,我知道,我的海外朋友们会十分关心拉萨的动乱,急于了解我发生什么。但当我们门争着向前时,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逃亡已成为全世界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远在欧洲与美洲的人们在兴味浓郁地等待着。听闻我是否安全的讯息。但即使我们知道,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工具与任何人通讯联络。
但是,我们在路上听到中国人宣告解散我们的政府,我们对此才可以采取一些行动。当然,他们没有权利,法定的或者别的,来解散我的政府。 事实上,他们打破了他们在十七条中所至今保持了的唯一的一条:即对不改变我的地位的承诺。现在这已被宣告,我们想到有这样的危险,那些孤立地区的西藏人可能会认为那是在我的默认下作出的。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似乎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一宣告,而是创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我们快定一到违鲁泽宗就这么办。那是远在前面两站路的地方。我们早晨五点离开伊春多扬,面临了另一道高从的关隘,它拉。我们再次攀升,牵着我们的马,高涉出雪线之上。那是艰难的又一天,十小时跋涉于溜滑的石道,然后到达了一处叫索巴那的地方。但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寺院,有了比前夜更舒适的食宿。
我们第二天到达鲁泽宗。宗是藏文要塞的意思,鲁泽宗是一座石崖上的巨大建筑,好像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布达拉官。我们到来时,那地方官员和领导人在石路上接待我们。当我们接近时,一队在宗的平台上吹奏宗教音乐的僧人乐队出来欢迎我们。一千多人站在路的两边焚烧香火。我们进入宗内,为我们的安全到达举行了一次谢恩法会。
之后,我们举行大型法会,隆重庆祝我们新创造的临时政府。僧侣、俗官、村庄头人以及许多别的人都在宗的二楼加入我们,带着经典和合适 的象征物。我从僧人们手里接过传统的权威象征物,在场的喇嘛们、包括我的经师们都在念唱着登基祷词。法会结束时,我们来到下面的一楼,我的噶伦们和本地领导人都聚结在那里。临时政府的成立宣言在集会前宣读,我在宣言本上正式签名,并送往西藏各地。仪式在「卓西」,即「吉祥繁荣」舞蹈中结束。
我们在这些愉快的仪式中度过了三个小时,所有人都忘却了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难和悲剧。我们感到作了一件有益于西藏未来的事。
我们也在那里给班禅喇嘛送去一封信,给他的寺院扎什伦布送去贡品。接习俗,我应当在接受最终考试的一两个月前送去这些贡品,但我那时无法做到。
有关中国行动的传说也到来,他们似乎正准备进攻我们。因此,我们从那显眼的「宗」地方向前转移,到稍远一点的寺院。我们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人到那时都承认对我们而言极不愉快的事,就是不管我们想停留在山脉中的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把我们赶出来,而我在那里最终只可能道致更多的战门,以及更多的试图来保护我的勇敢的人民生命的牺牲。因此,我们最终作出决定,在我们前面派出官员,带着信息,去边境,向印度政府要求庇护。我们不想在得到允许之前穿越边境。我们告诉他们向印度领土挺进,并找到最近的可以接受这一资讯并往送德里的印度官员。然后,他们应等回音,并带回音,并返回边界。这队人从正午起全速向边界驰骋而去。沿直线走,我们到达那里得走上六十英里的路,而面临烈风,那也许相当于双程的距离。
我们从早晨五点跟着他们。越靠近边境,我们的路越难走,我们在几天期间,遭到连续的暴风雪、刺眼的雪花和暴风雨的袭击。那一天,有三条支路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叫觉拉的村庄。我选择了有着高耸的关隘拉果拉的一条,但到了山顶便穿行在暴风雨里。天气严寒。我们的手掌和指头都麻木了,睫毛也冰冻了。我的弟弟尤其艰难;那些在路上长了胡子的人胡子上都结了冰。但我们没有别的衣服,唯一保暖的方法是涉行。因此,我们再次牵着马走。我们尽可能设法少用马,不仅因为西藏人一直这样做,还因为有许多的路要走,而只有如此之少的饲料。那就是我们在路上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让我们别国朋友这么久地迷惑于我们的所在的一个原因。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前,我们爬完关隘,停下歇息。我们吃面包,喝开水和瓶装牛奶,这些似乎非常可口。我的一位噶伦和两位经师走另一条路,稍长一点,但关隘稍稍低一些,而一些士兵则送往第一路。我们都期望两位经师能设法在下午三点锺,与我们一起到达觉拉。经师们来得稍晚一些;而我们终于在那里赶上了我母亲和我姐姐。他们走另一条简易得多的路,而且走得这么快,还得以在我登基时送给我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两天。
觉拉人民热烈欢迎我们。第二天,我们在凌晨四点再度启程。现在是长长的队列,两、三百人,包括士兵和康巴人们。路曾有一小段伸入谷底,但之后开始攀向卡波拉关。天气晴朗,但那里有比我们以前所见的更多的积雪,疾风卷起雪片,扑打着我们的脸。很少人有风镜来遮挡刺眼的雪芒,保护眼睛。别的人为避免雪盲,不得不用采布条,或者许多西藏人盘在头上的长辫子遮盖着眼睛。
也就是在那道关隘上,我们听到了在遥远而赤裸的地方所不曾预料到的声音,极不协调而令人警觉。那是一架飞机。飞机倏然出现,双引擎,沿着我们的道路飞行。我们几百人和马在闪烁的雪地上十分显眼。每个人都下马并分散。多数人蹲在石头后面---士兵取下步枪,一有事变,随时开火。我站在雪被吹散了的一块黑色土地上。飞机直接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没有改航,而且如此之快地消逝,我们看不见上面的标识。
之后,我们对这飞机进行了很长的讨论,如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警报安然过去后的一样的反映。我们认为那一定是中国飞机,因为没有别国会飞到这一领域。而且,我们想到,那一定是来找我们的。因为就是中国人在那里也几乎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被发现。然而,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没有被发现。我们继续向前走,带着极不愉快的感觉。中国人己知道我们在哪,以及我们走哪一条路。但是,我们只能分成更多的小组,以防止更多飞机到来,也许它们会进攻我们。这已确证,我必须流亡海外,我短留在西藏的任何地方都会遭到轰炸、或是围攻。
大约正午,我们停下消息,吃饭。几乎一当我们坐下,一阵暴风横扫过来。我们极不舒服,继续向前走,不久之后来到一个广袤的厚厚的积雪的平原。大阳又出来了,没有风镜的人在刺目的雪盲里十分艰难。
又是两天艰难的驰骋,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西藏居民点,地名叫「芒芒」。走在我们前头的一位官员在等候我们,并带来了好消息,即印度政府乐意给予我们庇护,事实上,他还看见一位印度官员正在第一个据点初唐木准备接待我们。
我们在芒芒之夜颇有安全感。我们到那时为止,多是除去一件外袍便和衣而睡。现在只有一条路通向这地,而那也是戒备森严。因为我们在支路和正路交界的最后的地方留下了几百名康巴人和士兵。现在除非空袭,中国人无法龙击或截断我们。
但,那里的天气却来与我们作对。我们第一次睡在帐蓬里。天下着倾盆大雨。我的帐篷被浸透。我约在凌晨三点醒来,想把床移到稍干的地方。但这无济于事,我得坐起来,熬过余下的时间。别的多数人,在别的帐篷里也同遭此厄运。我从早晨就感到极不舒服。我们不想向前移动,我病得不能骑马,而在这一天中,病得更厉害了。
我的旅伴把我转移到一间小屋,但它十分肮脏,乌黑而带烟火。而且,整个第二天晚上,我下面屋子底层的畜牲叫着,上面棚子里的公鸡也啼叫着。我因而再度失眠,到第二天早晨几乎动弹不得。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来自印度的报导,说我跌下马来,受了重伤。除了这会使我的朋友们不快外,我却为这一报道感到兴奋---无论如何,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所避免掉的不幸。
即使我感觉良好,我们也得在芒芒等上一天;因为我们得在那里决定,谁该随我来印度,谁该留在后面。前者在我离开拉萨之前便决定不管我到哪,都跟随着我,但后者仅仅是来保护我,而他们多数人要回到西藏继续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病得不能骑马;然而,我必须转移,以此解除康巴后卫队和士兵们的责任。因此,我的随从扶我上到一头(牛扁)牛宽宽的背上,这是旄牛和黄牛的混血动物,温驯,迈着轻松的步子;而我借助这原始的交通工具,离开了我的国家。
我们的穿越前线并不富于戏剧性。这个国家的两边都是同样的广袤和荒无人烟。我看着它,带着超出我所能表达的程度的病态和不幸的茫然。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