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十四之2）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
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万人左右，少出生65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 。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
曹树基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虽然我对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灾情严重程度还是可供参考的。但是，我认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应当在安徽之上。因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而安徽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缩短了饥饿时间。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他计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湖北 67.5 2.20 11
福建 31.3 2.02 12
辽宁 33.0 1.71 13
广东 65.7 1.71 14
黑龙江 19.0 1.21 15
河北 61.0 1.10 16
江西 18.1 1.06 17
陕西 18.7 1.02 18
吉林 12.0 0.94 19
浙江 14.1 0.55 20
山西 6.0 0.37 21
合计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页。
用以上数据划一个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不同的死亡率地区。此图放在此处。
（插图）可借用曹树基《大饥荒》一书中的图并据本书资料加以修订。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
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我认为，李若建、曹树基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视。不过，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对造成地区死亡率的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
饥荒程度的轻重主要是以各省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强弱不同而异。总的来说，各省的省委书记对北京，特别是对毛泽东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离心力的干部早被视为异端而受打击。没政治向心力的干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强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强的省份，饥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较弱的省份，饥荒程度就相对轻一些。通俗地说，在“大跃进”中紧跟毛泽东、并且“创造性地发挥”的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灾情就重。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认为这些政策从根本上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的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执行。到了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2年，毛泽东果然批评1959年春的让步政策，说明这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和毛泽东心有灵犀，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陕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龙江10.5‰，辽宁11.5‰，江苏18.41‰，浙江11.88‰，广东15.12‰，福建15.34‰。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到1957年死亡率均为14‰以上)、内蒙古自治区(9.4‰)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29.46‰）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26.26‰）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59年，山东省昌潍地委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到昌乐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鬃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划少小队的户数。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哪个地方粮食征购多、返销少，哪个地方的饥荒就重
1962年8月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表，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各省的粮食产量（表14-2）、征购数（表14-3）和销售数（表14-4），利用这个资料，再利用《中国人口》一书中各省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各省人均拥有粮食数。
表14-2 大饥荒年代粮食（原粮）产量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全国 3639 3980 3400 2881 2677
华北区 532.1 409.3 362.4 269.91 284.27
北京 15.7 17.7 11.6 11.04 12.16
河北 182 201 181 146.5 131.97
天津 4.2 3.1 3.5 1.96 2.35
山西 71.1 92.5 81.3 67.41 69.79
内蒙 59.1 95 85 70 68
东北区 338.4 421 394 259.8 289.4
辽宁 117.4 140 126 69.8 81.4
吉林 86 105 108 80 88
黑龙江 133 176 160 110 100
华东区 1052.2 1111.4 973.7 867.99 806.87
上海 20.4 23.2 21.9 23.2 21.97
江苏 220 230 201.8 195 180
浙江 145 157 155 129 125
安徽 204 184 147 150.48 121.75
江西 132 135 125 122.08 118.15
福建 88.7 95.2 80 65.8 60
山东 242.1 287 243 182.34 180
中南区 1002.4 1068.1 887.7 785.9 721.2
广东 229 235 193 190 195
广西 105 106 101 92 88
湖北 196 200 154 158 134
湖南 226 245 221.7 160 160
河南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西南区 693.8 720.3 555.5 488.9 423.83
四川 465.1 495 368.3 323.9 260
云南 121.6 110.8 102.4 97.23 100.33
贵州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西北区 222.3 249.9 226.7 182.13 171.9
陕西 88.8 107.5 97.8 83.1 74.5
甘肃 74.5 76.6 64.9 41.39 45
青海 11.7 11.3 9.9 8.2 7.3
新疆 36.3 40.6 41.4 40.34 36
宁夏 11 13.9 12.7 9.1 9.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表14-3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征购数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58年 1958－59年 1959－60年 1960－61年 1961－62年
全国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华北区 80.48 124.4 137.82 72.71 75.33
北京 4.31 4.22 2.9 1.21 2.09
河北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天津 2.43 1.75 2.09 1.18 1.35
山西 14.4 26.39 29.33 15.32 17.95
内蒙 16.23 27.68 31.96 23.49 21.43
东北区 116.11 174.55 193.36 131.66 109.83
辽宁 26.13 39.71 44.4 25.09 25.77
吉林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黑龙江 60.4 85.23 97.19 62.02 45.45
华东区 286.4 304.72 336.72 215.93 198.84
上海 8.26 8.78 10.08 6.96 7.69
江苏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浙江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安徽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江西 30.74 33.21 41.28 35.25 30.97
福建 19.94 20.23 26.06 17.34 14.53
山东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中南区 229.26 281.36 273.81 176.56 147.31
广东 50.81 48.97 61.09 47.76 42.09
广西 18.89 22.8 29.81 21.5 17.85
湖北 49.97 56.64 55.43 45.71 33.74
湖南 45.7 53.18 59.83 35.01 31.01
河南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西南区 153.12 171.58 189.58 138.48 101.47
四川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云南 20.15 22.22 26.8 19.56 20.04
贵州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西北区 54.74 68.83 83 45.52 46.36
陕西 21.98 24.27 30.78 13.72 22.32
甘肃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青海 3.1 4.47 5.2 3.59 1.64
新疆 9.19 13.33 16.59 13.13 10.17
宁夏 3.56 4.56 5.34 2.74 2.58
资料来源：同表14-2。
表14-4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销售情况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58年 1958－59年 1959－60年 1960－61年 1961－62年
全国 842.09 1052.01 1119.13 836.97 736.32
华北区 123.24 150.62 166.05 128.87 109.85
北京 19.99 24.93 29.53 23.96 22.75
河北 52.8 64.01 66.06 43.62 36.98
天津 15.32 19.32 19.8 17.21 16.38
山西 20.17 23.6 27.85 21.47 17.33
内蒙 14.96 18.76 22.81 22.61 16.41
东北区 120.31 136.23 156.59 153.13 128.98
辽宁 55.28 58.13 67.75 62.38 54.27
吉林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黑龙江 38.76 45.76 55.48 55.43 44.1
华东区 267.57 326.85 326.61 237.23 203.71
上海 32.63 36.65 40.14 34.55 34.09
江苏 63.82 70.56 73.14 49.41 40.7
浙江 34.48 42.23 43.81 31.66 26.9
安徽 40.95 59.1 50.67 32.44 23.16
江西 22.61 25.77 28.48 26.42 21.7
福建 17.42 21.12 23.64 17.31 16.23
山东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中南区 193.44 234.62 249.37 175.32 145.05
广东 47.3 49.28 54.15 45.04 37.52
广西 20.88 22.38 23.76 18.1 15.93
湖北 44.95 51.68 53.17 39.77 32.66
湖南 34.04 37.79 45.09 32.13 27.61
河南 46.27 73.49 73.2 40.28 31.27
西南区 92.08 143.05 152.85 133.55 100.15
四川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云南 17.85 24.82 24.2 19.79 16.22
贵州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西北区 45.45 60.64 67.86 58.87 44.02
陕西 18.03 20.53 22.8 19.77 17.83
甘肃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青海 3.48 5.08 5.96 4.97 3.27
新疆 8.72 11.19 16.07 13.5 9.87
宁夏 2.14 3.46 3.76 2.69 2.3
资料来源：同表14-2。
农民生产出粮食以后，除了上交农业税（征收粮食）以外，农民留足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以后就是余粮。统购统销以后，国家规定，余粮必须全部卖给国家（即收购）。征收和收购两项加在一起，称为“征购”。但实际上，收购的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按国家的需要分摊到各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也当作“余粮”收购了。最后还不得不返销给农民一部分。
国家每年通过征购把粮食集中到国库，再从国库向外销售。从粮食部的角度看，前者为收入，后者为支出，收入减支出就是库存。从各省的角度来看，征购是支出，销售是收入，产量减去征购加上销售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我们用表14-2、表14-3和表14-4中的数据，计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粮食。为了使于省际比较，我们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粮食。
计算有两点说明：其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比较，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其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某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安徽省粮食是量184.00（原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某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
表14-5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这个人均口粮是全省城乡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1962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很多地方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表14-5 大饥荒年代各省人均可以支配的粮食（贸易粮） 单位：斤

地区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河北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山西 426.03 478.76 415.34 379.93 351.28
内蒙 535.47 747.29 609.51 503.65 465.22
辽宁 547.86 573.25 531.30 382.85 394.08
吉林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黑龙江 635.63 726.15 579.19 492.86 473.24
江苏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浙江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安徽 446.72 468.76 352.37 414.21 345.92
江西 576.03 574.78 485.33 486.26 466.73
福建 513.67 560.27 435.19 363.67 337.15
山东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广东 544.51 557.38 430.28 429.25 432.24
广西 434.59 419.69 370.84 352.66 345.50
湖北 539.71 536.91 433.79 417.01 362.68
湖南 513.19 539.14 482.24 379.91 386.92
河南 405.56 441.13 391.18 363.69 277.52
四川 507.75 567.08 413.05 396.84 356.12
云南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贵州 512.70 569.12 386.00 375.72 330.20
陕西 406.38 489.14 409.68 402.83 306.20
甘肃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青海 515.54 464.00 360.40 342.25 377.40
资料来源：表14-2、表14-3、表14-4和《中国人口》一书各省人口数据计算。
我将表14-5中1959－1960粮食年度和1960－1961粮食年度，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即人均口粮大约294斤以下）用黑体字标了出来（1961－1962年度，由于有了自留地、小开荒和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国家掌握的粮食数字可能低于农民实际拥有粮食数字，所以不作为依据）。
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省份是：河北省（400.6斤；369.13斤）、山西省（415.34斤；379.93斤）、江苏省（406.41斤；377.34斤）、安徽省（352.37斤；414.21斤）、山东省（378.45斤；366.22斤）、河南省（391.18斤；363.69斤）、四川省（413.05斤；396.84斤）、贵州省（386.00斤；375.72斤）、甘肃省（391.46斤；334.31斤）、青海省（360.40斤；342.25斤）。
从1959年和1960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和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的省份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如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另外还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仅1960年人均拥有粮食低于420斤，饥荒也较严重，但比上述10个省轻一些。饥荒严重程度与人均拥有粮食数也有不重叠的情况。如江苏、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拥有粮食也很低，当然也有饥荒，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前面几个省。这说明，人均拥有粮食是造成饥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许农民靠自己寻找食品，即对自留地、三边地的放宽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过度超过农民的体力支出；是坚持办公共食堂还是允许农民回家做饭等。这些都与对毛泽东的向心力的强弱相关。

墓碑（十四之1）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一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一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一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1，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以后查档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　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万到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
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952人中，有 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
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人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3000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尽力挽回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广西环江事件
在大跃进以前，广西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
195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因灾死人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中指出，广西省于1956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委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造成了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中央决定，1、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委委员陈漫远，对严重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惩事件，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人委委员的职务。2、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郝中士（代理省长），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灾工作，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3、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肖一舟，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中粮食供应工作，使灾情严重化，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4、平乐地委书记杨林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给予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等有关责任者都给予了党纪处分。
据中纪委李坚向本书作者介绍，广西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民主党派负责人反映强烈，邓小平负责处理这件事，用专机把广西的领导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处理。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吸取教训。1958年重犯了比1957年更为严重的错误。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4500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水族、汉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多种民族。环江是个产粮食的大县，县内森林资源丰富。
1957年以前在这里任县委书记的王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环江事件。本节资料取自此文。
1956年，全县初级社全部并为高级社，实行集体的生产和统一分配。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就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现很多弊端，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实际情况，1956年，这个县实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作法。1956年11月5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转给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准环江县可以搞试点。后来，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环江县委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成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后，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就放开手脚“大跃进”。他们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宣布，粮食产量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篼的办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已改属柳州地委）向县里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据地委亩产十万斤的意图，县里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等一批人，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专门会议，8月23日开始行动。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到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地县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近千人，从几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篼。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并篼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篼过程中，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风，就用喷雾器改成的鼓风机，由十个人轮流鼓风，昼夜不停。此外，还用纹帐将粪水过滤后，用喷水壶喷洒。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广西自治区党委、柳州地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织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以及有关科研院所的水稻种植的专家教授。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开镰仪式，收割时把田里收下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起排成长队，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两圈后，再挑进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上街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粮库里挑出的谷子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这样，挑谷子游行的队伍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环江县向上汇报的数字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只有1.05亿斤（这个数字也有水份）。产量高，征购也就多。1958年的征购任务是1957年的4.8倍。这么高的征购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就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仅有的口粮都搜罗尽了，但是催交征购粮的压力不减。到1959年春，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自治区党委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免强渡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紧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新一轮高浮夸、高征购的浪潮超过了1958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9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实际总产量只有0.828亿斤。上级分配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1亿斤），超过了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多万斤。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将原来报的粮食总产量由9.6亿斤调整为2.4亿斤，征购任务调整为0.385亿斤贸易粮。10月20日，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洪华报喜：已完成征购任务0.388亿斤，后来才知道实际放库只有0.1881亿斤。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年到1960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1954年环江县人口15.7万人（人口普查人数），1959年全县人口已增至17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万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人，当场斗死的有15人，开枪打死的5人。全家死绝的5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1960年3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年6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年人口只有11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年粮食产量达9000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7736万斤，完成征购任务3126万斤，占总产量的40.4％。
1959年1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1958年粮食总产已达1.8亿斤，1959年要达到3.8亿－4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2.896亿斤，征购任务为7130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7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1.1526亿斤和4300万斤。11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105亿斤的征购任务。 12月2日到29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2800万斤，让他们保证1960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12月12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1960年3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1960年1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20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年1月9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566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4973万斤，占实际产量的75.73％。
1960年3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1959年12月23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2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4人，受其它处分3人。另有20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5，福建省的灾难
相比较而言，福建的饥荒是比较轻的。我没有到这个省作专门考察。林强先生发表的《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一文，称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灾难。下面是摘录林强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跃进”的年代，福建省的“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年1月至10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平均月31.8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年负担义务工6.6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工。
“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l）劳力使用“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960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霞浦县盐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种556担，只收回224.58担。
1958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年上半年继续“大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队种麦700亩，上报1200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 12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担，种麦20亩，深翻土30亩，切地瓜25担。社员说：“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
“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人，伤病交加致死60人。
在大跃进期间，福建省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l）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年1月至3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会议266次，累计1519天、28359人；现场会议145次，累计819天、 16015人；电话会议107次，广播大会25次。
（2）临时机构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件，县里发出文件784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可有可无。

再贴关于陈美含和陈雪华母女的来信

lianhuaxiaofo:感谢您的转帖！也深深理解您的抗争是多么不容易！保重身体！

中国的一些官员已经禽兽不如！ 在大学、在地铁、在小区甚至在网吧，无数普通百姓睹之不忍，但禽兽不如的官员却用各种鄙薄的手段对待她，最后甚至在上海的访民中散布“她是政府派来的倒戈，不要接触她，不要管她的事件……”以达到孤立她后可以再次“失踪”她、或者打击她。
下面是2007年她在北京大学，周围的女大学生眼里的母亲，她们主动帮助她，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在乎舆论，就在人民网、猫眼论坛也断断续续发了她的遭遇后，她女儿再被神秘失踪！一边是流氓在网上攻击她是“疯子”，一边是素不相识的百姓帮助她转帖、安慰她、给她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几次在地铁上有人给她钱（都被她婉转拒绝，在北京社会保障部门口，有年轻的女孩、老人都主动给她钱，他们的录象里应该是看到的。）

中国的官员有多么无耻和残忍！

http://blog.sina.com.cn/ofhd
这个博客昭示了中国官员的强大与无耻！


下面是一些普通的市民眼里看到的情景：


http://bbs.news.163.com/bbs/photo/166314812.html
《地铁杯具见闻录》21世纪将人变成“鬼”的现实版！

http://www.baobeihuijia.com:8080/bbs/dv_rss.asp?s=xhtml&boardid=6&id=15416&page=58
标题：这个“人贩”子为什么如此强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287910.shtml
看到尋人啓示 就幫忙轉帖了（别人的转帖）

儿啊儿啊在何方，母亲片刻不能忘！
十年寒窗多少苦？今日流落在何方？
母亲心碎又心碎，流氓围堵仍不停，
青天老爷在哪里？我儿不幸有谁怜？！
半百母亲四处寻，筋疲力尽又被困……
请求善良好心人，帮助呼喊扩声音，
但愿乌云能散开，我儿得以见天日！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uninfo/1/1287910.shtml
看到尋人啓示 就幫忙轉帖了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558963/

她妈妈说---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希望！大学生们的视点

http://zengjunybw19852.blog.sohu.com/80678933.html
2008-03-02 |

《 向勇敢的母亲致敬！》（多少见过她的人敬重她又为她而鸣不平？）
前天我们结识了一位阿姨，她是我们的舍友，年前来的，就住在了地下室，50多岁的年纪，一个人带着孩子仍然为了尊严来一次次的上访，她的上访之路很艰辛！春节期间一个人孤零零的泡在网吧里整理材料，还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下一秒就被人抓住而失去自由！她和她的女儿心灵已经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和心记来时，阿姨身体上快支撑不住了，我们俩就替她跑着去送整理好的上访材料，政法，人大，清华，北大...所有能想到的北京名校的法学工作者我们都亲自送去，因为怕阿姨辛辛苦苦整理号的材料被中途截下！她很警惕，大白天走路都怕被跟踪，为什么呢？因为她曾经受到过这样的遭遇，也受到江苏的官员的恐吓！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儿科医生，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这样一位可亲的母亲，竟然受到如此的不公！我对她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尊敬,敬重！她真的很勇敢，敢于同邪恶势力做斗争，虽然力量有些单薄，但是只要用于发出抗争的声音，也好！我们会支持她!
下面是她发表在强国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孩子，今天我要去远行》，大家看看，这就是被那些官员骂为卖淫母女的母亲的文章，您信吗？

这是她（陈雪华，陈阿姨，笔名是白桦070302）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博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靳峥请求您注册一下，跟跟贴，人多力量大，希望她的上访之路早日结束，希望她早日回上海和久别的女儿重逢，谢谢您！

http://bbs.people.com.cn/corpus/index/person.jsp?UserName=%E7%99%BD%E6%A1%A6070302

在网上还可以搜索到许多老百姓眼里的母亲是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将她们母女迫害到这样的程度，仍然不罢手！孩子失踪后，小区女户籍警察让房东逼母亲三天里搬走（大概也有怕知人说话、怕他们仇行暴露的成分），2010年在各种刺激骚乱都无法阻止母亲停下出外呼唤孩子的脚步后，她的家又发生严重“水灾”，可是坚强的母亲仍然置家中的“水灾”于不顾，去各种公共场所……，他们又将现在的房东找来，让她赶陈雪华离开，房东苏兆林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们已经多次找过我，有警察、有居委，反正到了7月份我就没有权利再让你住了！
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员和警察对一对母女制造的“幸福”，比法西斯好吗？


http://news.boxun.com/news/images/2010/02/201002080331yuanqing1.jpg
两张照片展示了中共官员的耳聋眼瞎脸厚心毒
http://static8.photo.sina.com.cn/bmiddle/4d7e3bafg79e33b02fbf7&690
看中国警察和官员的水平（有能力者给放大转载）
http://blog.dzwww.com/attachments/2009/12/399334_200912242017391mtVO.jpg
上访前的母女
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155739&extra=&page=2
中国的官方论坛
http://bbs.cyol.com/attachments/day_090808/20090808_c072fc525fa6eb08b539CsMHz6ZK6gTr.jpg
被政府官员夺走女儿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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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前的女学生也是派出所教导员口中“未教育好”的学生
http://bbs.cyol.com/attachments/day_090828/20090828_f57f30b55c91550e4ddeJphnKN5awd7V.jpg
伤心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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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操场
http://bbs.cyol.com/attachments/day_090828/20090828_9cfa9081a3e303865cd5sLMZ7rExU469.jpg
孩子的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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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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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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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不给上访的母亲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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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和母亲有过短暂接触的女学生留给母亲的祝福，她们做梦都未想到现在的官场有这样黑吧？！

再登网友来信，关于陈美含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儿子今年十二岁，比美含小七岁。我知道为了孩子的痛，我能走到今天，至少一大半是为了我的儿子。他是我的精神支柱，为了他我可以牺牲一切。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陈雪华的痛。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已经堕落到了次黑社会地步，为什么他们可以如此丧尽天良地对付一个十九岁的孩子？问题不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lianhuaxiaofo:一个母亲的呐喊：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泣血求助海外媒体转国际人权组织。这个高中能够孩被中国官员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请求你们帮助保管，如果这位母亲遇意外不再出现，就请你们为她发表，感谢你们一年多对她和孩子的关注与支持！

下文她还没有完成，暂时存放在你们这里，待她将给国家主席的公开信写完发表后再发，下面的翻译如果有不妥，请求你们帮助纠正一下，万分感谢！（她担忧流氓官员将她的女儿糟蹋或者拉下水了！）
《上海闵行古美高中学生陈美含神秘失踪整两年，至今未给立案与答复》

这位56岁的母亲被剥夺一切生活来源、被扣押身份证、海爱媒体都报道了，中组部长李源朝、江苏省长都不知道吗？这就是中国的人权？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关押、将正常人送精神病院！
中国的流氓官员随心所欲的迫害老百姓，连孩子都不能够幸免！还收买大量人渣围堵发声！
中共上海公安对在高中学习阶段读书神秘失踪两年的女儿为什么有有疑不答？有案不立？
期盼良知、呼唤正义！请求海外仁人志士关注和呼吁！
陈美含，1991年出生，身高1.7米，自幼喜爱读书，16岁时钢琴几乎靠自学完成了上海音协8级……08年4月18号神秘失踪，失踪前是上海闵行古美高级中学学生，未与家人、老师、同学发生冲突。
陈美含学生失踪前，她的单亲母亲，55岁的医生陈雪华因为两年拿不到工资和养老金、身份证被无锡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官员扣押，家被无锡干部撬开物品全部被端走而在北京上访。因为2008年4月16号在国家信访办还受到政府地方官员的恐吓，女儿得知后写了《应该讲道理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够江道理》发表在网易和人民网络母亲的博客上，两天后她神秘失踪！母亲报案后非但得不到协助，上海闵行区古美派出所教导员张志华在大海里明确告知：“你的孩子没有被绑架，所以不能够立案”，从报案到彼时，派出所未有人到过现场，更未有人与母亲见过面。此后的2008年5月13号由于上海教育台《家长》栏目采访，当晚有人发了敲诈短信（唯一的一次），派出所因此将母亲带到派出所8个小时左右，前几个小时是流氓短信继续刺激恐吓她：要强奸她女儿、要撕票，夜里一点警察再做笔录，笔录上大学毕业、医生、告政府人员渎职、女儿被人下套变成：“小学、无业、与单位纠纷频繁上访，孩子是自已离家出走”坚持让她签字。从2007年上访后，流氓长期公开微弱她们，在孩子失踪后持续一年的时间丧心病狂的人身攻击。
陈雪华多次上海公安局，书面给上海公安局长邮寄挂号信，并且提供了大量孩子失踪前她们遭遇的各种恐吓、骚扰，但至今仍然未给立案亦不答复不给立案的理由。
作为含辛茹苦10多年抚养孩子的母亲，目睹和陪伴女儿多年的寒窗苦读却被蒸发在她上访归来的路上，求助无门！
7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50多岁的母亲、在无身份证无收入、被跟踪、被骚扰、被诋毁的艰难痛苦中，用血和泪上网发帖求助亦仍然被流氓破坏捣乱，政府官员和网警察对母亲的诉求流氓的污言秽语视而不见却一次次屏蔽她的博客，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
这位痛苦的母亲给中国所有有关部门、国家信访局长、中组部长、公安部长、社会保障部部长、中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主任、中纪委书记、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等都写了若干挂号信、
从要求依法纠正地方人事局恶意卡住养老金到单位非法停止她工作、拖欠工资写到孩子神秘失踪……但除了在奥运前有地方政府警察来将她强制带回无锡关押外，无一政府人员出面回答她的问题。

因为要自已的工资，连高中的女儿也被翘首不如的官员陷害了！
2010年社会保障部一回信：你的问题找当地社会保障部
上海市政府俞正声书记回复：已经转上海公安局。
这就是三年的时间，几十封挂号、上百封平信中收到的回复。
在中国这位母亲已经无人可求，期望海外仁人志士能够关注黑呼吁，为什么上海公安有案不立？是否里面有什么隐情？是否她的孩子已经被害？
无耻的中国官员在台上表演爱民，在台下比黑社会流氓都不如果
（2010/03/18 发表）

中国的法律是常备用品？

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房地产业赚取暴利，官商勾结，强抢如劫掠的时候，三家央企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天内三创地王。厉害呀，厉害。最难得的是，他们居然是利用我们的存款赚取我们的房款，两头在民。不是吗？没有我们的巨鹅存款，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贷给他们？他们又怎么会有那么松的头寸？他们赚取的，实际上是抢夺的，难道不是我们的房钱？

于是北京市政府一天之内大赚一百四十多亿地价，简直赚翻了。中心城市房价应声而涨，房奴们，掏钱吧，信共产党者得永久沉沦。于是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声讨央企，纷纷要求禁止央企进入地产业。这时候，砖家们出来了，出来的恰是时候。他说禁止央企进入地产业于法无据，似乎还非常在理呢。

实在令人咋舌，原来中国的法制进步了那么多的？突然间人人具有法制观念了，法律没有规定能做的就不能做了？那还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吗？我们党难道不是一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吗？法律不仅仅是用来解释我们党的行为的合法性的吗？居然要事前查法律了？告诉你一个定律：凡是中共事先查法律条文的时候，这法律一定是用来做贞节牌坊的。

这一次是不是？想想？果不其然啊。中共跟央企的关系是什么？是老板跟打工仔的关系。因为央企是国有的，央企的资金是从政府居然还是中央政府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并享受中共的垄断待遇的。央企的老板是谁？是国资委，是李荣融同志。各位打工仔朋友，你们的老板每次下命令要你们干活的时候，会事先查查有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吗？除非他是傻的，否则一定不会。央企跟政府的关系难道不就是如此吗？政府对央企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不是国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老板跟下属的关系。所以不存在法律是否有条文支持的问题，他就是一个通知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砖家都没有搞明白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呢？因为他不是不懂，他是装傻，他在忽悠大众。有这么好赚的钱，又有那么宽松的头寸，央企为什么不参与抢劫？兄弟，这是合法的抢劫，利润比毒品还要大，你说他怎么能够不参加？他手上又不是没有枪，对吗？所以啊，用法律把大众都绕晕了，就没有阻力了。大家听听这是多么强的法制观念啊，只不过这次法律被砖家强奸了，被砖家卖进窑子了。可怜的法律，可怜的房奴，可怜的党奴。

法律既然进了窑子，那当然就可用可不用了。这是个不用的例子，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潭局长最近出名得很啊，一本香艳的日记弄得知名度比当年小燕子还要高。前天看新闻还说他矢口否认日记是真的，昨天听说他被开除党籍和官职了，今天听说他被批捕了。我不想替潭局长说话，假如日记是真的，他活该。

问题就在这里了，假如是真的，他受贿几十万，当然要抓。但是假如是不够的，要有真凭实据才行的，这是执法行为。光凭几个帖子，据说是他的日记，这样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司法行为的。至少也要时间去调查清楚吧？从网络信息看，他自己就否认日记的真实性，那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怎么能双开并且批捕呢？大家都恨贪官，我也恨，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司法行为是一定要有合法的证据支持的。因为法律的尊严比区区一个小局长重要太多了。

为什么广西忙不迭地双开他，批捕他？很简单，因为影响太坏了，当然这是对中共而言的，对国民来说这影响再好不过了。中共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加快处理，然后把事情冷冻下来让大家赶快忘记这件事情，这对他们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于是谁管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把他先办了再说。谁让这小子官职这么小，事情闹那么大？这时候就不能查法律了，明知道没有足够证据做的事情，做了再说，反正媒体都是自家办的，硬把他摊凉了再说。

所以说，在中国，法律就是中共玩官场游戏的玩具。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忽悠一下国民。当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打进冷宫再说。反正大多数国民是看不明白的，还真以为法律是个玩意了。

墓碑（十三）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　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篼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墓碑（十二之2）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数达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报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年，实际亩产只有100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年10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万人，就有21.4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张家口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亿3千多万斤。26400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这3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年1－10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墓碑（十二之1）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月21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名民工14天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名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300个猛增到1693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93人，占全县人口的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4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8月11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200斤，最高为350斤，当时有耕地86万亩，按350斤算，总共可收3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7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月5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试点
8月6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月22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镑，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消灭30岁以下的文盲，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5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7年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月30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月13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月20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3000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3月到10月，全国有32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家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栋300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年，全县共捕4643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年到1952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万斤，平均年产574.78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粮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万斤，平均年产338.69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年为421斤，1959年为492斤，1960年为269斤，1961年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22万斤，国家征收1.6万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0万斤，国家征收9.3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年的370斤减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11-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次。按最后确定的450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年的195亿斤增长了1.3倍。最后确定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次。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下达600亿斤，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亿斤。1960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亿斤。表11-1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亿斤，争取800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亿斤的计划，1959－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与“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论道

爱国就必须支持共产党：

那些指望中国有一天可以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换一句话讲，中国共产党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也不会放弃政权。


博主：
小支，哪一朝的皇帝不是祈求江山万代、一统江湖的？又有哪一个做到了的？即便仅仅是一个“共产党”的名称。共产党有这样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愚蠢。夏商周秦西东汉，哪一个不是被代替了的？呵呵
其实你的话反过来说，才是真正合乎逻辑的：那些指望共产党有一天能够永久执政的人，可以结束这个梦想了。在中国，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事情。换一句话讲，即便中国共产党将国土、主权和他们自己的良知都出卖了，中国共产党都逃脱不了被推翻的现实，问题不过是迟早而已。


小支，岂不闻“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还有”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想当年赢政何等雄才大略，灭六国而一六合，然秦祚三世而斩。赢政名己“始皇帝”，意在千秋，跟当今的共产党有同样的愿望，其军队之强大控制之严格未必低于今天的共产党。然身死而天下隳者，三旬而已。


汉高祖斩白蛇而揭竿，后有“文景之治”。至献帝而遭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三分而归晋。唐高祖起兵太原，并吞天下。爰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逃不过五代而江山归宋。奴尔哈赤因六大恨而动干戈，至顺治入关，后有“康雍乾盛世”，却输给了外科医生孙文。这些朝代曾经创造的辉煌，哪个比不上今天的中共？“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考其完全和平连局部战争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我们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但是我们又毁灭了多少辉煌？当年有人警告当年的老毛子红朝太祖，中国的治乱轮回几千年不曾走出过。你们的老毛头都说“我们可以走出这个轮回，因为我们有民主”。他是虚伪的，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却不是共产党的出路。


想胡温等人，其智不过中人，循吏而已，谈何雄才大略？论政治智慧、手腕、睿智，远不能更历朝开国君主，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耐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他们就是想不明白，即便你们“不惜被外国入侵，丧失主权，国土分裂”，到最终还是保不住自己的独裁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