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十二之1）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月21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名民工14天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名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300个猛增到1693个，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93人，占全县人口的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4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8月11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200斤，最高为350斤，当时有耕地86万亩，按350斤算，总共可收3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7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月5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试点
8月6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月22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镑，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消灭30岁以下的文盲，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5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7年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月30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月13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月20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3000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3月到10月，全国有32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家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栋300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年，全县共捕4643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梁。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年到1952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万斤，平均年产574.78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粮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万斤，平均年产338.69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年为421斤，1959年为492斤，1960年为269斤，1961年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22万斤，国家征收1.6万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0万斤，国家征收9.3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年的370斤减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11-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次。按最后确定的450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年的195亿斤增长了1.3倍。最后确定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次。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下达600亿斤，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亿斤。1960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亿斤。表11-1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亿斤，争取800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亿斤的计划，1959－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