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十二之2）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数达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月上旬，涿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报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三、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四、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年，实际亩产只有100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年10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万人，就有21.4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张家口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梁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亿3千多万斤。26400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这3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年1－10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载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４－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４－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９－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６－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６－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６－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