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4）（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19 08:17:22

第二卷 三、西安事变的转折
　　西安事变，是中共党员们，包括周恩来直接出面长期包围和影响张学良、杨虎城，是中共长期在政治上影响东北将士的结果，虽然没有参与具体地策划扣 留蒋介石的行动。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以后，延安一片喊杀之声，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都主张立即进行“人民公审”，杀掉蒋介石。但是，苏联认为只有中国的抗 日战争才能够拖住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和日本对抗，张学良不足以代替。经过权衡，为了苏联东部的安全，斯大林命令释放 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实际的鼓动者，被“同舟共济”的盟友出卖。
　　在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以后，中共应该如何办？这样的大政方略只能够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的回电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料之外。张国焘 回忆道：“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一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 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学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 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渔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领导抗战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 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一年以后，1937年12 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 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中共也一时 没有领导抗战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恶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还说：“周恩来于14日 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 腿，不兑现了。”
　　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在事变发生以后，因为苏联和中共的和平解决的意图最初没有告诉他，他已经在解决过程中退居为次要角色；好冲动的张学 良本来就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和修养，他因为不同政治意见而扣留最高统帅的做法，在任何国家中已经严重违法；可是违法之后，鼓动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 决，把他实际上出卖，使得他立即成为一个犯罪的人。张学良在此状况之下，已经不可能成为进一步做出决策的中枢人物。这个人物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只能够 是中共的周恩来。红军的十五位将领在西安事变以后第三天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电报中的一开头就是：“西安事变，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这是立即向国民政 府表明这事件发生与自己无关，出卖张、杨，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决此事的更多的主动权。（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 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辑两书者，将不再【注释】标明）
　　《周恩来选集》中有《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是周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电报是在1936年12月23日发送，主要是中共与宋子文 谈判时提出的六项条件，大意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全国的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第二 个电报是12月25日周报告谈判的五项结果，这一天，蒋介石被张学良释放。第三个电报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 们的方针”，周的第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注2）苏联和中共是事变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于西安事变按照苏联的意图的和平解决，再经过实际上的主导者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谈判，在日本军队加紧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 的中共获得了存在发展的大好机会，从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国民政府，失败连连，已经到了被完全消灭的前 夕；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仅仅是番号改变，其基本宗旨一点也没有变更，却迅速壮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西安事变以后，表面取消了苏维埃名义，却 在抗战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据地”的名义，星罗棋布地建立于大江南北，从而为中共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是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转折意 义。
　　现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关西安事变以后的若干电报，这些历史文件将向我们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变以后的形势，在高喊抗日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军 队，使其党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再图谋进一步的发展。这发号司令者是毛泽东，执行者是周恩来。周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交涉时，巧妙地坚持了“无产阶 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夕，究竟是怎么盘算的？张国焘回忆道：“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 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了一个延安县长，迳来延安就职，国民党的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 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 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听任国民党的将领们的指挥，那末，红军可能会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 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 日政策的出发点。”张国焘还说道：“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 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意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 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注3）
　　毛泽东的这套打算，通过周恩来与国民政府谈判，即张国焘所谓的“买空卖空”（中共只有三万作战军队）手段，来达到抗战中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中 央现在公布的文件，显示了中共坚持的是什么条件；当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然后在实际的抗战中，如何一条一条地撕毁。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刚刚两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要他发动民众，支持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平津学生为先导的所谓“民众要求”的背后，实际是中共为了一党之利的运作。
　　1937年元月，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周恩来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编中共军 队事宜，蒋介石则指示行营主任顾祝同，先每月供给二、三十万元的经费，其它事情另作商量。这时侯，国民政府开始豢养一个改变形式推翻它的军队。
　　获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提出与南京谈判的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中共利用这极为有利的形 势进一步全面地获得利益：“（一）关于和宁方交涉之政治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 长，组织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如广东），朱正彭副…（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 （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即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 中组织领导不变。”这电报中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最后一条，即中共合法化以后，仍然是中共对于红军得绝对领导。第二天，毛、张再致电周：“我们参加者：（一） 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这指令是要才三万军队的中共以 抗战的名义得到更多权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求五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 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 民的生活。”在获得执政党保证以后，中共愿意实行四点：“（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 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中央所愿意实行的四点，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条的所谓停止武装暴动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苏维埃化的举动，只是一项政策，这 政策虽然停止了，可以随时恢复；第二条的军队改名仅仅是形式上的，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很有趣的是第三条，共产党要求实行民主。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中 共成功夺取政权，毛泽东～中共几乎不停地以民主为口号来将国民政府的军。其实，西方国家的任何反对党都没有统率军队，军队属于国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国 家军队以外，单独掌握着军队，却竟然以民主的名义，要求更多的权力。后来的“解放区”内的知识份子王实味稍稍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斧头砍死，即有名的“野 百合花事件”。掌握着军队，随时准备以暴力夺取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2月12日在西安的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代表为顾祝同、贺寒衷、张冲，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中 共的谈判原则，包括陕甘的防地、经费的问题，但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给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点，不可再退让。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只占 据着延安以东七十公里处的保安等四个极为贫穷的小县，但事变发生以后几天，在12月20日立即占据包括延安在内的十八个县城，那时候事变双方的军队都无暇 顾及。核心问题是红军问题。中共提出红军保留三个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国民政府代表的方案规定人数为三个师，三万人，红军必须听从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国 民政府并且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中共代表断然拒绝，谈判中断，周于2月16日返回延安。显然双方的焦点仍然在军队，中共丝毫不愿意让步。
　　谈判虽然中断，但是红军从此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物资接济，延安也派出代表正式驻西安。以后无论如何谈判，其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军队的“独立性” 问题，蒋介石对中共非常清楚，在谈判之前四天，蒋介石指令顾祝同：“最要注意之一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实质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 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作赤化宣传工作。若在此点同意，则其它当易商量。如彼（周恩来）与兄（顾祝同）面谈，可以此言切实直告。盖 以总理与越飞宣言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施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蒋介石的原则是中共要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 特别是同一个国家的军队内部不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中国共产党同意了又会如何？蒋介石举出的越飞虽然做了保证，但是他的继任者鲍罗廷恰恰在斯大林的直 接指挥下，大搞共产主义；抗战中的毛泽东～中共声称要为三民主义奋斗，而具体做法完全两样。历史血淋淋的经验是：共产党的任何保证都不能够相信。因为毛泽 东从来就认为谈判和战争一样都是取得胜利的手段，
　　即后来指出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使重视谈判的国民政府上了大当。国民党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头破血流。
　　国民政府针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在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强调国中不可有国，不可有两军，肯定三民主义，批判阶级斗争 理论。在回顾了中共十几年以来造成的极为惨痛的教训以后，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 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义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救国救民为职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安全亦相违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这四条意见，是根据任何一个国家的常理，是根据中共成立以来依附于苏联而造成的血的历史。
　　随之由周恩来与顾祝同等继续开始谈判，焦点继续是军队问题。蒋介石曾经密电顾：“西安事变前，本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 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以此为 标准，与之切商。”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不主张杀掉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知道那是苏联斯大林根据自己利益权衡的结果，这对蒋介石而言，就包含了 “情”，这造成了中共合法并且与之谈判的局面，这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时移情迁”，允许中共军队的人数已经由五千人增加到一万五千人。
　　但是中共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这点。3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关于谈判的方针致电周恩来等“（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
　　（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各军（按：均为四方面军的军队）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根据张闻 天、博古、毛泽东3月5日致周恩来的电报，那时候，中共的党员人数：“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即五万人。但是中共所提出的苏区武装部队总人 数，是五万加上地方部队，再加上四方面军的四个军，这数目大大超过党员人数。
　　在周恩来3月8日报告中共中央，说谈判可能会有结果的时候，3月12日，中央书记处立即指令周，实际上向国民政府提高要价，其要点如下：“甲、 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在整个谈判中，必须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政治立场。乙、……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 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己、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破裂。”中共非常清楚，在中国国民党 三中全会以后，大政方针已经定下，国共之间不可能再公开武装冲突，因此提出的条件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共，即“政治上采取进攻的姿势”，反正谈判“不会根本破 裂”，打不起来。这哪里是为了抗战？所以这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西安的谈判在3月16日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
　　而这时候，中共的内部文件中，却一再强调其“独立性”，这时独立于全国抗战之外，就是为下一步打江山做准备。1937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 雪枫最为清楚说道：“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 方已大体承认。”4月4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在丙项说：“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是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运用策略与艰苦 的实际工作中去取得。”中共的确做到了。
　　而国民政府的条件在中共的坚持下，作为面对日本强大军队的执政党，不得不一再退让：关于人数，由最初的三千人，加到五千人，再到一万五千人，最 后同意四万五千人；派到红军中任副职的监督人数，则完全放弃。例如蒋介石最初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说：“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 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贺寒衷在3月11日提出的谈判方案中，第三条中规定：“（2）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3）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 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因为中共的拒绝（其实毛泽东那时候并不敢断然拒绝，张闻天、毛泽东在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指令 道：“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在谈判中周恩来寸步不让，国民政府代表节节让步。周恩来还绕过谈判人员，直接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没有进展时，回到延安，在3月24日至月底，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谈，红军突然被允许增加至四万五千人，这时在杭州的成果；4月2日，周返回延安汇报。
　　4月5日，中共中央将会谈经过和策略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商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中，核心的军队问题是：“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 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第四 方面军的部队都作为地方部队，中共这时得到的实际人数，已经增加为五万五千人，而且绝对地独立。其中透露出中共的条件之一是“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 遣”。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谈话大意有六条，第五条中蒋介石说：“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的部队。”国民政府在人数和派遣人 员进行政训以监督军队的措施，完全失败，这支只是变更了名号的红军，得到国民政府全面的粮饷和军备的接济。
　　在5月23日，周再次在洛阳会见蒋介石，约定到庐山谈判。6月初，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周恩来离开庐山，于6月16日返回延安以后，次日 给第三国际发出的电报，可以证实这次会谈中的问题。这汇报电文的（甲）部份，是汇报蒋介石的关于“两党合作部份”，集中在所谓共同参加所谓“国民革命同盟 会”上面。这种共同组织，是1920年代约束中共的所谓国际联络部的翻版，毫无价值可言；“目前有关部份”证实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中共正规军队的数目在四万 五千。最后周恩来汇报“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蒋介石虽然同意四万五千的人数，但是坚持的是指挥与人 事的根本问题，不然这吃国民政府饭的军队会无法控制的，而中共在这根本点上也寸步不让。虽然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可是拥有军队的中共已经合法化了，并且接受 着国民政府的供给，中共一拖，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指挥与人事问题上，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控制。这局面是西安事变给中共带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七七事变
　　1937年，日军在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由周恩来执笔（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主动提出看来近乎于投降的四项条件，这是一篇好像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极为动人的文件：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 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获得国民党的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 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创设了；中共 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销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 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早已获得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执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 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份，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急矣，同胞们起来，让全国四万 万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罢。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的第一条，等于取消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第二条是取消苏维埃化运动；第三条是取消国中之国；第四条是取消红军的独 立性质。其实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问题，可以随时改变的。比如第一条，中共党员的入党宣誓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然就不可能是中共党员，这 一点就从来没有变化；至于苏维埃运动，今天不搞，留到以后时机成熟再搞；第四条只是欺骗全国普通百姓，因为这个军队属于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华民国。而且 经过好几次谈判中共都不容许国民政府派员到其中。很清楚，在中共合法化以后，坚持保留独立领导的军队，就是为以后夺取政权，推翻国民政府之用。
　　可是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维持一个表面的合作，总比公开内战好，西安事变所带来的局面只能够如此，只有首先打 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蒋介石为此发表的谈话：“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其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 区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今日中国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 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现其宣言所举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 使命。”
　　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保持了红军绝对独立，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获得了公开活动和发展，而又得到国民政府的接 济。中共再次公开表现出为了全民族的抗战而精诚拥护蒋介石的诚意，全文如下：“蒋委员长介石先生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先生勋鉴：先生于国家危急之 际，坚决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并获得了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给了日寇以巨大打击，增强了最终战胜敌人复兴民族之基础。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仅以至诚向我 英明领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于会中得聆先生告全国国民书，对于汉口、广州撤退后之抗战形势及我国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之方针，昭示无遗，给 了悲观妥协论者以严重打击，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敝党同人完全同意并表示热烈之拥护。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 主义；并在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政治基础上，责成全体共产党员，本互助互让、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办法，亲密两党间的关系，巩固两党 的长期合作，团结全民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之实现。”中共得到了供给，得到了合法存在，在指挥和人事问题上又保证了中共对军队的 绝对领导，于是对外宣传说尽了拥护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好话。
　　与中共中央的公开文件相对照的是其秘密文件，该文件完全保留红军进行暴力革命的一切组织特点，以便在换上了抗日的军装以后，在实质上继续进行推 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以前的1937年6月或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 的组织的决定》，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到来，关于改编以后的红军中，党的工作和组织系统与指挥员的关系，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办法，有详细的规定。 在1937年8月1日，中共对党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做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发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分十个部 份，要点如下：（一）……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二）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 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 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四）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九）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一 致，比任何一个时期还更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中共来说，是绝对的真理。这里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并不因为抗战爆发而有丝毫的 改变；要保持这点，就必须如（二）所说，要从组织上加强，如（四）所说，选择干部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如（九）所说，加强思想工作。这项政治工作的决定，表 明“共赴国难宣言”中的所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等四点，全部都是欺骗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谎言，但是处于那一心一意对外的广大中国人，谁也没有料到中共 的另外一面。
　　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已经不可能再和中共无休无止就未达成的军队方面进行任何新的谈判；中共所坚持的军队的独立指 挥和领导问题，也就成为国民政府顾及不了的既成事实，中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以上中国共产党的无懈可击的冠冕堂皇的公开谈话和声明，正好掩护其全面夺取政 权的准备工作。关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抗日御侮”一书在几十年后总结道：“西安事变为中国国民革命一大转折点。按民国25年冬，国军已对陕北中共残部完成 包围之势，若无西安事变，即可肃清。事变之后，政府鉴于国难日益严重，西北局势动荡不安，考虑容纳中共，一致对外。于是中共于民国26年2月15日致电中 国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从此国民政府改变了‘安内攘外’政策，中共获得长期滋漫机会，成为战后扩大叛乱的根源。”（注4）
　　西安事变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转折，在日本军队隆隆炮声之中，在中共宣传上极力呐喊全民抗日的时候，迅速地展开了。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2、周恩来著：《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0-7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1980年。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90-1292页。
　　4、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一卷第74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七年（1978年）初版。
第二卷 四、洛川会议
　　因为西安事变，垂亡的中共，意外获得了生机。于是，志在夺取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立即制订周密的策略，开始了扩张势力和建立根据地的工 作。而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旋风般地进攻，担负国家存亡重责而又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来顾及这背上的“芒刺”之痛，原来蒋介石一致坚持的对于红 军的监督问题，在“七七事变”以后，也顾不得了，实际上经过周恩来的拖延，一一按照中共的主张行事。
　　洛川会议，就是中共以“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带来的有利条件，制订扩张势力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会议。
　　首先是随意篡改“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这一点。“七七”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7月15日“为国共合作宣言”的第一条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注1）这放弃共产主义而举起三民主义的决心，很能够赢得人心。查稍早4月 5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关于策略方针的报告，第一条就是“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但这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运用，与公开宣言的“愿为三民主 义奋斗”的提法不一样；对于中共在公开的宣言中所举诸项，蒋介石在1937年9月16日的谈话中赞扬道：“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 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暗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方向。……今 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以下凡是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和“第二 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两书者皆不另外加【注释】）全中国如果能够照中共的保证，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当然是国家民族之福。
　　但是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中，却另外加以解释。题目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迫切任务”的文章，未收入中共官方发行的《毛泽 东选集》的任何一卷。毛泽东说：“说道三民主义的实行，共产党还在十年前两党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并且在一 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及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之手，在全国实行过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产生了十年来停止实行三民主义的局 面。然而在共产党一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 彻底的民族主义，人民代表会议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更无疑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不信 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反而是国民党信不信仰实不实行三民主义的问题。”（注2）所谓“三大政策”不见于孙中山先生的所有演讲和著作之中，也不见于孙中山 先生活着时的所有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广州政府的所有文件之中，此名词最早出现于中共基本掌握权力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是寻求 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和发展，而中共却依附于苏联，为了苏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北伐，破坏国民革命，这是破坏民族主义；孙中山 先生吸取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华，结合中国政治制度的长处而创造性的提出民权主义，还提出了创造性的五权宪法，这与中共从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学到的专制集权主义 完全相反；孙中山先生认为从理想境界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共同之处，但是认为实现的方法根本不同。孙中山指出人类历史是在合作中取得成就，而不是 搞阶级斗争，更不是搞打家劫舍的土地革命，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标榜中共从来执行的是“三民主义”，今后自然就要继续执行下 去了。这篇南辕北辙的讲话预示着抗日前途中的隐忧。
　　西安事变刚发生一个星期时，中共中央立即就组织发展做出指令，第一句话是：“在目前极有利于我们发展工作的形势下”，说明中共从七七事变得利的 情形在“恢复区域独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七点是：“普遍恢复兴建党的组织，在边区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在老区除公开的外，还应有秘密组织，慎重地审查过去的 老党员，并吸收在过去斗争中表现坚定的份子入党。特别在基干的武装力量中应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在“撤退区域内地方工作”部份的第十一点是：“普遍建立共 产党的半公开与秘密的组织，加强政权机关中及各种抗日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中党的领导作用；”中共的组织仍然只是公开一部分，而在明处的国民党的组织一切都公 开。在“红军在友军区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三条是：“在友军指挥下的旧政权采取尊重联络的态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毁的办法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逐渐改组旧 政府，在加强抗日救国会的作用的过程中，使之逐渐成为该区域的实际政权机关。”这是不声不响的准备夺权。第十一条是：“不论在地方上，武装部队中，到处应 该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教育党员如何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注意挑选可靠的有能力的优秀份子入党。”那时候，蒋介石还被拘留在西安，一切是未知数 之，可是中共在公开高喊抗日的同时，已经在做夺取政权的长远的准备工作了。
　　中共的统战工作真是一环扣一环，在1937年1月3日，蒋介石才刚刚脱离西安险境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 基本原则”的长篇详细指令。一开始就指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对与国民党的所 谓“合作”，第三条规定：“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在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 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展开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一切公开的宣言中，都是如何为了抗日救 国取消番号，在内部文件中却只是利用抗日而一切不变。第十一条是：“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 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 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第十二条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 用。应指定一定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内部的规定所暴露的，是中共从成立以来，就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 所制定的，没有丝毫地改变的基本目标，这就是要夺取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共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公开保证，完全两样。而且随 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共的加强一党而损害国家的措施更具体和系统了。下面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进一步证明。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向党内解释“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相，这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话：“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 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解放中华民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并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本党给国民党的四项保 证，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而是一种让步。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党各派的让步与妥协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和降低共 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影响与组织力量；不承认过去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努力是白费 或错误；……要把马列主义的原则具体化，作为行动的指南。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内部文件说明：中共的“四项保证”，是为了“千 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便“领导”“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过去“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就应该继续，但是改变形 式下去。以下的文件，更清楚地证明了中共的真正打算。
　　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 而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 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 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 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是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力量现在已经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是 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他不能担负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 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 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 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张闻天的总书记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销 了，这是仍然主管党务，名字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是“毛张联盟”。张闻天的报告透露出：第一、国民党的本质仍然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坏的 “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当然应该在打倒之列，“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当然只有按照苏共中央指令行动的中共才能领导；第二、从 联俄容共时代开始，中共始终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并且成功地加以分化而建立了苏共～中共控制的武汉半赤色政权，从西安事变开始的中共关于国民党的各种文件 中，立即继续把国民党分为三派，打算继续分化利用之；第三、直接打入国民党的内部。不仅仅如此，张还指出：“应该立即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 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我党 目前第一等任务。”张做报告的时候，周恩来正在庐山直接向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证。蒋介石虽然了解中共的历史和本质，继续提出共产党 的军队虽然可以保持四万五千人，但是提出毛泽东、朱德等军队领导人出洋的要求（按：被周拒绝）。任何一个稍微对民族有一点责任的正派人物，绝对想象不到， 中共中央在这时第一的任务是打入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且加以控制，夺取政权的规定是那样周密。这时离抗战正式爆发的“七七事变”只有一个月。
　　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显示，“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两个”：一个中共是极为爱国，为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立即开赴前线，全心全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一个中共是只顾及一党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发展壮大势力。
　　先看第一种形象：“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呼喊“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最后的口号也激动人 心：“……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 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辞，不甚屏营待命。”同一天，毛泽 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合致电前线的宋哲元，表示“愿为后盾”的决心；七月九日“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 日前躯的通电”，希望“与日寇决一死战”；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八条应该做的事情中，每条开始都用“立 刻”，“立即”的字眼，以显示急切抗战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共表现出相反的第二种现象：张闻天、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作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依 当前敌我的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 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 而易受敌人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以上引人注目的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就不是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堂堂四万五千人 的队伍“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在对日本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不接受指挥，意味着什么？其次，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上前线，正是后来新闻界所揭露的“七分 发展，三分抵抗”，实际上连三分之一也不到。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其他的重要指令：在《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第（三）的第一句话是：“武装问题。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 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提出了六点意见：在第（六）的开始是“关于党的组织与工作。（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游击区，党的组织 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
　　在八月一日还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主张“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还发出了《中 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组织的决定》。根据国共双方的协定，中共在军队中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可是这决定显示，军队的政治工作反而加强了。第一部份 是“党的组织”：“（一）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 中央负责，由该部队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及中央指定批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不向下 级宣布。……”有了超越任何人权力的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党对军队的控制就更严格；并且文件对军队的各级政治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便保证中共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第二部份是“政治机关”，规定了师级以下各级政治机关的详细职能。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八月十二日，发出了《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一共十五条，第六是：“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份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意图，不用再评论。
　　在八月十八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按：周、叶在八月九日到达南京，并且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八月十四日召 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一共十条谈判原则，其中唯一打了着重号的是第四条，表示这时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 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的特长。”这原则是中共提出参加抗战以来的“一以贯之”的。
　　华北抗战已经于“七七”开始，紧接着国军主力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之下，有六个集团军，七十多万人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国军队伤亡十八万人以上；日军参战达二十二万人，也伤亡了五万多人。
　　这样，公开的和秘密的面貌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和基本精神也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公开的，给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看的；另一种是秘密的，从后来的各种回忆录中可以找出。先看一看第一种面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洛川会议在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正式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一共八条。前四条是谈形势，后四条是谈 任务。第五条主张“全民抗战”，第六条批评国民政府：“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 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胜利，然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 失败的可能，”当中国共产党谈论民主的时候，一定是想取得权力的独占。
　　按照苏联共党的教导，中共从成立起就始终在发动所谓的“群众”，即以各种利诱取得许多人的支持，而根本打乱了中国历来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破坏一切 文化传统。早在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彭湃、毛泽东等发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把农村搞的天翻地覆，实际以苏维埃式的 共产主义代替三民主义。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发展的余地。如今在全民抗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共又批评国民政府，即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 中，企图再次故技重施，争取人心。中共中央对执政党的批评，显示了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潜藏着危机。
　　同一天发出的有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毛泽东起草。这十个部份的十个标题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 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文件是公开做宣传用的。
　　第二种面目，是以出卖民族来换取共产党的私利，这类文件难以公开发表，只能在有关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去寻找。
　　由曾经担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贺龙传》中，这样记载洛川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八路军出师抗日在政 治上、军事上面临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 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 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我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 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独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注一即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 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在推翻国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拼命的运动战，如今抗日，要求转变为保存实力 的游击战。上述（洛川）会议基本精神的透露，在同一会议的“论十大关系”等公开文件中根本没有。
　　另外两位中共元帅的直接回忆也与《贺龙传》的记载一致。因为夺取政权成功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在几十年以后提起这次会议的时候，已经是表示功劳的机会，所以都很坦白。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是会议的参加者，他的回忆录说，洛川会议的原件记录仍然保存于中共档案錧，邓拓曾经去查阅过。聂说：“毛泽东同志在发 言中说……我们必须展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准备坚持持久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时 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注2）聂只提到了林彪反对，没有提到周恩来反对。若不是林彪后来叛逃未遂，决不会透露这一小点消息。他说毛泽东那 时考虑的，的确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后，“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的确把民族的利益放到党的利益后面，处处为了夺取政权，对 于中共来说，这是功劳；对于民族来说，是罪过。
　　曾任国防部长的另一位元帅徐向前的回忆录，也记载了他参加会议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党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 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没有独立自 主，就会失去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这些 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注3）作为中共政权的巨大受益阶层，当然应当赞扬毛贪图一党私利的行为，是“非凡战 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与会的张国焘回忆，洛川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中共在抗战中夺取政权的具体策略。他记载了会议的两个发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 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已经成为事实，就应该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 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的。国民党独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进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发动民众反而多方压抑，也并未放弃消灭 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可能随时与日本妥协，掉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基本任务，既有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述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
　　张国焘记载了毛泽东的发言：“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为害，将远过于 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为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当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道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势力，并 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 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侯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藉口，予以推托。红军虽改 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任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中来。中共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 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 众的目的。”（注4）张国焘的记载符合中共一系列内部有关文件精神，也与《贺龙传》和两位元帅回忆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这主意出自毛泽东的最权威的证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注5）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下旬。
　　过去没有这些史料，中华民国的史学家就只有从事实中推测，仅有的根据是中共下层叛逃者的叙述，即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成武任团 长的独立团赴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将出发时，毛泽东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 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注6）虽然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基本精神也与中共领袖们的回忆一致。这指示由一位骑兵连的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在逃离八 路军后公布于世，被广为引用。
　　在今天，对于取得政权的中共来说，洛川会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策略的表现。所以，最近大陆出版的书中，已经公开谈到 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在会上确定了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会议确定红军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 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注7）
　　日本人根据若干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写的“蒋总统密闻录”中，这样描写洛川会议：
　　‘周恩来与朱德认为：“应该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薪饷补给，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军的编制和制度加以改编；并应有限度地接受军事委员会派遣的参谋人员。”
　　而毛泽东和任弼时则主张：“名称虽然改变为第八路军，但一切组织仍维持红军原有制度；并拒绝军事委员会派人前来，以保障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权。”
　　争论的结果，作了一个妥协的决定──形式上照政府军制度，但红军政治部组织与职权仍旧维持原状，执行对军队的监督指导。至于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参谋，可使常驻延安，担任联络，但不接受其进入部队。这就是说政府的经费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注8）
　　以上根据不同年代和地点，以及不同政治背景的关于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引述，几乎完全一致。
　　既然毛泽东和张闻天所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大政方针会议以后立即加以贯彻。如今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命令。当然，仍然存在着对外公开的和内部秘密独两个中共，这里主要让原始文件显示秘密的中共的作为。
　　其实就在洛川会议开幕的八月二十二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就职通电。一开头的几句话就相当激动人心：“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 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这通电不仅仅发给国民政府主席、蒋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副委员长、各国院部长，还发给全国将近三十个军队的高级长官。这为了全民 族的激昂慷慨的爱国热忱，与几十年以后才揭露出来的洛川会议的秘密精神，是多么地不一样！中国善良的广大民众所能够经常听到、读到的，是中共的这些激昂慷 慨的宣传品，他们很难想象既然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怎么会如此两面三刀？
　　日本人侵略中国，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好比童话中的在玻璃瓶子中的巨人被释放出来了。一旦如此，再也没有任何力量或方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把这巨人吸收回玻璃瓶子中去。
　　洛川会议闭幕以后十几天，毛泽东命令彭德怀与周恩来一道去南京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解释“独立自主地游击战争”的原则，一共五项：第一项是坚持 “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第二项是“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 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有了这三项“自由”和一个“原则”，还存在什 么两党的“精诚合作”，还存在什么“统一军队”于抗战！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怎么在“统一”的军队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强大的日本军队步步 前进，都不打硬仗，谁来正面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战争就不要打吗？这原则的核心有两点：一在保留了红军的势力；二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即变相地 组织昔日的苏维埃政权而取得穷人的拥护，而且这样做任何人不得干涉，即获得了建立苏维埃式的国中之国的自由。这文件显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陈词都是假话，中共 从成立以来就尽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行动，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决定变本加厉地进行。
　　由于日寇的进攻，山西告急，阎锡山希望八路军的一一五师参加作战，被断然而巧妙地拒绝。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指示林彪，并且转告朱德、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即将这指令发送到八路军的所有高级将领，指令道：“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此方针在京与蒋如何决 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既定方针就是刚刚闭幕的洛川会议的方针，而不管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太原，山西的军民如何动员起来抗 日，蒋介石和阎锡山如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就是完全不顾山西抗战的现实需要，任其自由行事。这是中共中央文件显示的对于洛川会议方针的贯彻。
　　过了几天，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发出《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观虎斗，而且要乘此“创造根据地发动群 众”，创立国中之国。毛泽东解释什么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 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能分散做群众工 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这 样做。”过去的战争是与国民政府军队作战，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或为了红军的生存而战斗，当然要不惜牺牲；如今呢？为了民族，为了所有的中国人，毛泽东就指 令，首要的任务不是抵抗敌人，而是到敌人的侧翼（按：正面抵抗日寇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创造根据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为主，就不能发动群众，而发动 群众，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变相的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基本方针。
　　过了四天，华北形势进一步危急，八路军完全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已经不可能，于是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发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指示》，对 象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七点之中有两点令人注意：一点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攻击点”攻击国民政府军队主力以前，红军不要暴露目 标，而要“养精蓄锐”，但是在向蒋介石和阎锡山解释的时候，“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显然是保存了势力，又说好话；另外一点是：“如出击 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这里继续采取过去苏维埃政权部份政策，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获得农民的特殊好感和拥 护，这完全是破坏全民族的抗战，为了中共一党的私利需要而实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按照这一精神，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同一天训令八路军各军的首长，要他 们“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要在敌占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和日帝财产，分给抗日人 民”等一系列取悦百姓的政策，为其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
　　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接受国民政府整编的时候，为了全国统一抗战，中共正式同意取消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根据现在发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完全破坏不遵 守：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二、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正式发出的指令中，就恢复了军 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告周：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注9）前后取消政 治委员制度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且内部秘密成立军委会；三、好几个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指令，对于国民政府派到八路军、新四军检查中共保证的执行情况的人员， 一定不能让他们与军队有任何实质接触。耍阴谋方面，很少有政治力量比得过中国共产党。
　　洛川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战略和策略方针，一直按照这次会议的内部决议执行；这决议和执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 力量不断加强，国中之国不断扩大，这却是以牺牲抗战中的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共在胜利以后夺取全中国的政权创造了条件。
　　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部份的时候，曾经批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认为把人类历史当做阶级斗争史是根本错误的，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不是靠斗争，而是合作，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本末倒置。因此在北伐前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苏联的直接指挥，使得两个政党分道扬镳。如今抗 战爆发，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全中国，是要中华民族当亡国奴，而不是要消灭中华民族中某一个阶级。所以按照常理说，这时候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的联合，就应该 为了全体中华民族，一切政党的利益就只能够在全体民族之中。而洛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以此指引的行动，就是以 损害全体民族的利益，而获得一党的私利。负责党务的刘少奇的名着“论共产党员修养”，也将中国传统的道德修养换成党员忠于党的个人修养，要求每一个共产党 员讲党性，以此衡量党员的觉悟高低。共产党员个人从来没有过对于民族性的要求。相反，中共从来对于民族文化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过非常有名的指令：“一些阶 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理论上，洛川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与共产党的理论相通的，中共这样做──把党的利益置于 民族利益之上，一贯如此。
　　另外，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而且自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远东的第一号敌人一直是俄国，是苏联。所以日本在国家的战略利益 上，只想在获得中国的利益以后，好对付苏联和它的利益争夺；苏联在东方的头号敌人也同样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们并不想扩大在华的战争以损害对苏联的战 争准备，好几次就企图结束战争，主要因为狂热的军国主义份子不顾日本总的战略需要而一再挑衅，使得战争越发不可收拾。并且日本可以调用的师团只有三十个， 分配到中国的师团，最多只能有十一个。因此日本希望速战速决，以免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
　　日本的速战速决，就要求军队以优良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人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主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因此如果不从正面战场阻挡日军， 日本真的就会“三个月灭亡中国”，一切就不堪设想。只有正面阻挡日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可以粉碎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而变成持久战。但是洛川会议决定红 军必须避开一切正面战场的战斗，就是完全逃避民族的责任，逃避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一再向国民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保证；而在宣传上，则拼命高喊抗日，欺骗民 众，谋取政治利益，中共对真实历史的系统地、长期地歪曲和篡改，至今并没有结束。
　　按照洛川会议的规定，在民族危亡加剧的时候，中共的红军帽子变成了八路军帽子，吃着中国老百姓供给的粮饷，扛着国民政府提供的枪炮弹药，用训练 有素的干部和军队，展开录夺取一党私利的战略策略行动。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党内的讲话，来作为中共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桥梁。” （注10）也就是说，在抗日期间联合“资产阶级”国民党，正是为了在抗日胜利以后再消灭之，抗日时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桥梁。毛泽东这一过河拆桥 的策略还运用在抗战胜利以后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所谓“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联合了有些不满意现实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齐来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 是在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成功以后，再打倒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那些不肯听话的人士，大多数被打倒以后冠之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帽子，成为阶下囚。
　　把明天将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敌人”骗到身边，以“亲密朋友”待之，借其力量消灭今天的敌人，并且不断蓄积自己的力量，以便到了明天再消灭之。这就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实质。
　　【注释】：
　　一、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小组编写：《贺龙传》第二一四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二、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三四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三、徐向前著：《历史的回忆》第五七一～五七二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四、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页。
　　五、朱德著：《朱德选集》第一七二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一九八三年。
　　六、转引自《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战策略之研究》，梅良眉著，裕台企业公司印刷，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台北。
　　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一六八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王秀鑫、郭德宏主编。
　　八、古屋奎二著《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一一四页，中央日报译印，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第三六八页、三七七页。
　　十、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五九～二七七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二年。

拈花一周微2011-07-18 07: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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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1 @财经网：【《南阳日报》原总编辑葛宏被起诉“卖头条”】检方指控葛宏从1997年担任报社一把手直至2010年期间，因有批准头条新闻的权力，南阳市共 13个县区中有11个向其行贿买党报头条，每次行贿几百元到千元不等，共计受贿近90次，涉及金额约15万元。直接、间接参与行贿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宣传口 负责人。(南…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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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时评1 前国家队体操选手、北京大学生运动会男子吊环金牌得主张尚武在王府井地铁口乞讨，在被驱赶之后离开。随后奥运冠军邢傲伟在微博上证实乞讨男子正是张尚武， 并且呼吁相关保障组织关注他。评：拿金牌就一定要感谢“国家”，没利用价值就一脚踢开让他讨饭？狼心狗肺的政 权！http://url.ifeng.com/xkHP…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周天勇 ：现在许多部门的管理是不出事，而不是有活力，是收钱，而不是服务，是收权，而不是改革，部门自己改革，越改革，权力越集中，收费罚款越多，事越难办
拈花时评1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科协主席黄细花：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 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要贵，中国的运输成本如此之高，你叫老百姓如何生存？你叫老百姓如何不超载？如何不逃费？转
拈花时评1 李健GG:【民主是什么】龙应台：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 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
拈花时评1 于无声处听惊雷:【又被代表。】“张见远”这个听证代表，先后参加了出租车调价、地铁票价、水价、占道停车收费等听证会。自称是华西医院工作人员，但经查实，该院没有名为“张见远”的医生或工作人员。——邓宇
拈花时评1 严少雄起:【他们不仅是在说谎，更是在抢劫】没吃肉也见猪走路，毛与他的一帮人大多数农民出身，一亩地多大，36000斤粮食有多少，他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不仅是在说谎，更是在抢劫：如数交公粮！拈花：以至饿死数千万人！
拈花时评1 腾讯新闻:【业内人士称红十字会号称千万超声刀仅值12万】“温暖中国”是4年前由医疗器械商齐中祥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贫困人群肿瘤治疗项目，约 100台报价近千万元的超声刀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进入医院。近日业内人士报料，号称价值千万元的超声刀实际价值仅12万。 http://url.ifeng.com/x979…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而邻村报平村，也因征地遭到镇压。2009年4月27日，曾有村民抬着棺材以死抗争，敲锣打鼓地声称“誓死保卫农田”。同年的6月12日，开发商黄振团、当地官员及警察等600多人，对捍卫农田的村民大打出手，当场打伤20多人，重伤者11人之多。
拈花时评1 看到林党一家被打，围观的村民拿起木棍和这伙人展开大战。警方、国土执法大队部门到场后，黑社会不准他们进入现场，并把执法车砸烂。在现场的政府各部门官 员及警察（并带有枪）几十人没有一个敢开声上前制止。开发商又叫来几批打手，四处追斩村民，高喊：铲平这条村，打死一个村民奖20万元，冲啊、打啊
拈花时评1 悉，该村共有村民1300人，水田1300亩。据村民反映，近两年来，当地政府以开发为由，农民只获得低额补偿，土地全部被抢光，农民未来的生活根本无法保障。为了保护土地，村民多次遭到暴力袭击。
拈花时评1 早上7点，黄振东带了几百个黑社会，手持钢管、勾镰(勾刀焊接在铁管一端，约3米多长），动用30辆泥头车强行抢地填塘，村民上前阻止，遭到打手暴打，林 党、其妻邓霞及86岁的老母亲冯绍妪当场被打致重伤，血流满地。林党：“我打110报警，一个小时都没来，我的头被铁棍打破，全身都是血，多处受伤。”
拈花时评1 村民周先生说：“6月5日，来了两百多人，用铁棍、帘刀，冲入村里见人就打、就砍，房屋被砸烂，黄振东(开发商)还喊‘打死一个村民奖20万元’，有9人 受伤，林党夫妇和一个残疾村民被铁棍打砸成重伤。当时村民都在哭，政府无能没办法‘解救’，纵容开发商打村民，有一辆国土局执法车被打烂。”
拈花时评1 因征地问题，近期，广东阳江市阳东县东城镇英村发生暴力流血事件，开发商雇用的数百黑社会拿着凶器四处追斩当地村民，并砸屋砍狗，现场血腥一片，村民哭天喊地，导致9位村民受伤。
拈花时评1 今天（13日），几百上海市的被强拆难民陪同因为非法拆迁而自杀的李家妮家属到市政府讨说法。一路上警察试图阻止和骚扰，但愤怒的老百姓已经不吃那一套了，勇敢地保护李佳妮的家人在人民公园门口控诉当局的残暴和腐败。
拈花时评1 李佳妮的家原在上海市虹口区宝安路31号，2008年4月10日，房屋被政府无任何手续拆除。因为受到政府不法行为的打击太大，李佳妮肚子里的孩子掉了。 当局为了达到抢劫合法化，还违法召开听证会，终结其依法信访维权的权利。 走投无路的李佳妮于6月29日在广州用一氧化碳自杀，并留下了留恋家人和希望当局弃…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据说东方红一辈子最不喜欢摸钱，也最不喜欢摸枪。这有什么奇怪的？他有的是钱，也有的是人替他摸钱。他身边、前线有的是炮灰，他干嘛要摸枪？不过美女的丰乳肥臀他是喜欢摸的，一辈子也不知道摸了多少个了。
拈花时评1 东方红清廉吗？文革后全中国人在任何地方发表文章出书都是没有稿费的，除了他一个人。他手上有六百万稿费，实际上就是找个理由把钱给他而已。那时候六百万 少说也等于现在的六亿了吧？遍及全中国的给他修的行宫花了多少钱？他身边养那么多美女要花多少钱？还有他的专列。他可曾为那几千万冤魂流过泪？
拈花时评1 中国农民可怜啊，傻呀！被人几乎连内裤都剥削光了，还在唱什么“东方红”，还去斗什么地主。你们唱颂的那个恩人就是用你们的血汗钱修建的“滴水洞”皇宫 的，当时有四、五千万人饿死，而当时几乎全国各地都在为“东方红”造别墅（行宫）。他剥削你们的时候，比刘文彩、周扒皮狠一万倍。居然有人说他清廉
拈花时评1 我们上初中时候讲过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实际上是刻意造成的，目的就是从农民手上掠夺”建设国家-包括发展弹、星所需的和上层高消费的资金。 五、六十年代的两千亿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我的经济学老师告诉我这是林毅夫的研究成果，林现在是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拈花时评1 整天听人说两弹一星元勋，你们知道有被“遗忘”元勋吗？那就是中国农民。那些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农民手中剥削来的。当时政权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转手 卖给城市人。同时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卖出，其中差价就是当时“建设国家”和“弹、星“的资金来源了。据统计这样从农民手中掠夺的资金有两千亿。
拈花时评1 湖南“邵氏弃儿”案已过去两个多月，官方调查结论迟迟未出台。7月14日，该案调查组负责人称此前媒体报道的部分情况失实，“买卖婴儿”情况根本不存在。 此外，该名官员证实了两个维权的孩子家长被拘留之事，指其是在公安部门抓“嫖娼”时被拘。评：能掩盖就多掩盖点吧，看以后有谁还会相信你们。 http://url.ifeng.com/x8bi…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严少雄 ： 【中国发布人权报告：被征地农民权益获维护】 国务院新闻办14日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评估报告》说，中国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维护。http://url.ifeng.com/x759
拈花时评1 继7月10日和12日的电网故障之后，京沪高铁13日再因列车故障停运，至今仍未确定具体故障部位。针对频发的事故，铁道部称京沪高铁有非常高的安全系 数，发生一点故障列车就会自动停车，以避免事故保障乘客安全。评：你确认这不是一条豆腐渣铁路？我都有点不敢坐的感觉了。 http://url.ifeng.com/x6Zt…查看全文
律师刘卫国 @南方都市报：【21岁青年被刑拘18天后死在江门看守所】21岁的杨晓因涉嫌抢劫被送看守所，18天后死在江门看守所狱床上。保安出身的他生前身体并无 异样，亲属们查看尸体时震惊：杨晓的腹部、双足脚踝等处有明显的青紫，脖颈右侧处有一条长约20厘米的块状伤痕，耳窝、指甲部位有明显青紫特征…… http://url.ifeng.com/x15e // 虽然涉嫌抢劫，但死在看守所，还是非常不应该的。独立调查江门看守所！
律师刘卫国 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在案件上寻求突破，他们只需准备一盆脏水然后用铺天盖地的民意来把我淹死就可以了。但我不怕，我是佛教徒！我相信自己即便失踪了、神经了、犯罪了。我还是清白的！“我是我灵魂的主宰！我是我命运的统帅！”我不会屈服……
律师刘卫国 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在案件上寻求突破，他们只需准备一盆脏水然后用铺天盖地的民意来把我淹死就可以了。但我不怕，我是佛教徒！我相信自己即便失踪了、神经了、犯罪了。我还是清白的！“我是我灵魂的主宰！我是我命运的统帅！”我不会屈服……
律师刘卫国 我知道，我在北京的一位律师同行曾经因为揭露蒸制饭器官被盗问题遭受酷刑和失踪，时至今日仍无下落；我知道，我的儿子尚小、母亲年迈，一家人全靠我来维 系；我知道，我和当事人素昧平生他与我毫无关系；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强权、一个黑帮；我知道我随时会被莫须有罪名投入牢狱；我知道我可能会失踪。
律师刘卫国 以前总是听闻有死刑犯器官被盗割，又曾听闻有有蒸制犯器官被刀割了。我都坚决不去相信！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类”组成的国家里。我相信无论压力多大， 诱惑多强，大家都不会放弃做人的底线！但是现在，活生生的现实就摆在面前：一个人活生生的在一家大型医院或者说很有背景的医院里被盗割了肾脏！
律师刘卫国律师刘卫国 @律师刘卫国：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医院盗取患者肾脏！证据披露 http://url.ifeng.com/x4ru
律师刘卫国律师刘卫国 灭绝人性！！！医院盗取肾脏证据纰漏 证据三：新近检查左肾切除术后
律师刘卫国 灭绝人性！！！医院盗取肾脏证据纰漏 证据三：腹部前后仅此一个刀口
一点就着的面条 @一期一会的狗：三年前她在天津滨江道给人称重 现在麦购对面麦当劳沦落成 乞丐 她82岁 秤被城管抢走没办法才要饭 她风湿走路很让人揪心 她有小药瓶 药04年过期了 麦当劳几乎没人给钱 她也不求人在厕所喝生水 她是一辈子都很苦的人 真心希望大家把吃麦当劳的钱分一点给她让她晚年能好过点。。@姚晨 @何韵诗HOCC @杨幂
闭目塞听 【张曙光】铁道部原总工程师，此公在国外存款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2亿，全部换成100元面值的人民币，重量有27300吨。如果用10吨卡车拉运，需要2700辆卡车
律师刘卫国 关于医院盗取肾脏一事，可以想见手术室内医生、护士必定不止一人，正常估计当在5-6人以上。不但如此，旁边应当还有一台手术，还有一波医生护士等着对该 肾脏进行移入！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此次犯罪！有是哪个领导下的指示！患者的肾脏现在又移植到了哪位领导体内！上述真相不明誓不罢休！
拈花时评1 会猎于吴: 【红十字会违规出租救灾仓库】1993年,武汉市红十字会以“救灾备灾仓库”名义,通过国家划拨取得一块19.35亩土地使用权.1998年将该地块以每 年十万元的价格出租给湖北芝友公司50年.2005年,该地块被芝友公司对外转租。按规定，划拨土地不得出租。当地国土规划局已立案调查 http://url.ifeng.com/wX4W…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赵丽华：从铁道部长刘志军临幸[新红楼梦]多位女演员开始，我就觉得这高铁会出事。12钗加上漂亮点的丫鬟仆妇，逐一幸过来要占不少时间。丁书苗拉这么大 的皮条，那1。8万亿高铁投资自然要分羹。审这么久，也不通报细节，也不知哪段好钢改用废铁。高铁13天出事3次算好的，哪天整个翻了都不是没可能。
拈花时评1 俺是SUPERMEN: 【浮世绘】欺软怕硬的真实写照。欺负手无寸铁的、只是讨口饭吃的贫民。他在夜市摆个小摊，是为了全家人糊口，为了父母看病，为了孩子上学。城管难道不懂，即使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老百姓也是有尊严的！！！
拈花时评1 葉先生: 重慶城管粗暴執法，把一名女小販推落樓梯，致對方重傷，網民激憤。官方雖急開記者會澄清，指城管並未野蠻執法，小販是不慎摔倒。但「中國網事」記者採訪傷者後得悉，城管當時原本緊抓小販的竹筐，但於梯間突然鬆手，女小販才滾落樓梯。
拈花时评1 @潜龙冲天2011：刚才有博友揭发图右一为证监会谢主任太太温敏伊，请查证!@潜龙冲天2011：如果温敏伊真是证监会某主任太太，我看到这温敏伊在郭 美美生日上殷勤亲热捧场多张图片，就足以说明郭女背后有大台柱。望大家比较深挖.把庆生那几个女人都人肉出来可能更清楚.有请@1姜朋勇@资讯挖掘机
拈花时评1 @蒋子刚与发明： [围观] 本溪钉子户张剑，杀死强拆入侵者，被判#防卫过当～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此判为中国首例，极具震撼性。法律也保护公民私权！当然！这是重点！须 知，#现代法治文明之第一旨要，就是制约强悍公权#！//被拆迁人的好消息：中国首例杀死强拆者而获得公正判决的案例（中青报文）h…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邬宏威律师：中国的司法体系是在为人民服务么？江西抚州法院逼的拆迁户实施连环爆炸，湖南常德法院检察院逼的18口的家族集体公开自杀，“带套不算强 奸”，奸杀少女掐死婴儿的凶手不判死刑，还有黑龙江17位警察集体含冤等等。结果是，江西、湖南、河北等地的当事人，用炸药、子弹、匕首实施斩首、杀死 法…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罗志渊：【激情落马】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青峰玩女人嫌一个不过瘾，玩双飞。他与两名美女（都是律师）上床时，激情尖叫，被另一个女律师嫉妒偷 拍。该女律师直接向省纪委和省高检越级举报，由此引发刘青锋落马。（铁血网）【微评：又是二奶革命！二奶学历越高，风险越大！特别是女律师，风险…查看全 文
拈花时评1 mz李天天的围脖：这些年我都做了什么？5.2008年初因为帮杨丽娟维权招至全国网民咒骂，同行也没有给个好脸，我在上海的第一家律师所因此把我赶了出 去（当然做的比较含蓄）。2009年，因为写大量博文关注杨佳案，上海司法局给律师所加压，我在上海的第二家律师所把我赶了出去。
石子谭 @中国经营报晏耀斌：[信访掮客3000元卖一上访人]今晚和一派出所所长吃饭获悉，国家信访局接待上访人后，出函给地方相关部门要求处理，同时将上访信 息录入电脑并移交信访分检中心，中心统计数据关系地方领导升迁。利益链条产生：地方接访除接人外，需掏3000到5000元给工作人员消除上访记录
拈花时评1 十一人推荐候选人(雷死你)： 张灵甫（1903.08.20～1947.05.16）男，汉族，陕西长安县人。骁勇善战的抗日英雄，肄业于北大、多才多艺的才子。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书法 更是一绝。曾从一本“武陵藏珍”的书中，见到过张灵甫将军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题赠部下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字体“雄豪婉丽，冲淡清奇”。
拈花时评1 明日出： 蒋经国在年逾六旬接班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这种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 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 慰问
拈花时评1 S大哥佬(黄建平)： 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刘志华的情妇席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24岁为刘志华情妇，五次流产，手术时感染被诊断终生不育。
拈花时评1 聞波：中國之最:中國是賦稅最重的國家，中國是房子最貴的國家，中國是內銷比出口還貴的國家，中國是執圝政黨圝員佔全國16分之1的國家，中國是奢侈品消 費最大的國家，中國是腐圝敗最嚴重的國家，中國是貪圝官攜款外逃最多的國家，中國是福利最少的國家。中國是教育金費最少的國家。中國是汽油最貴的國家…查 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江西赣县一农民阻止企业强行征地施工时被挖掘机碾死。死者谢绍椿的儿子称，谢绍椿与征地方发生争执后，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强行按倒在地上，挖掘机则从他身上 碾过。赣州市委宣传部称，目前肇事企业老板和当事司机已经被刑拘，政府在拟定赔偿和处理方案。评：强拆又添新血债。 http://url.ifeng.com/wVZR…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10年7月2日，河北王强连捅秦皇岛法院4名法官，致使两人重伤，两人轻伤，11年6月27日他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缓。王强父亲被警察枪击误伤致使截 瘫，获17万赔偿，该警察免予刑事处罚。王家认为不公四处申诉一直被拒，王强愤而刺伤法官。评：一个都没死？尼玛太可惜鸟。 http://url.ifeng.com/wVkM…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周述恒: 转：5月8日下午总理到四川省绵竹市玄郎村考察遇一女拆迁户当着总理面跪下大呼冤情，原话如下：总理，地震后都是当官的整肥了老百姓还是苦得很，我家被政 府拆迁后现在还没有住房。绵竹市领导当时脸都白了，总理只是说按政策办就离开，女拆迁户当即被扣留至遵道派出所24小时未给她吃一滴水东西
拈花时评1 长平 ：#长平独报# 去年某机构搞公益慈善评选活动，我受邀参与筹划并出任评委，我们着重奖励具有公民意识的民间NGO。颁奖活动结束之后，该机构领导被有关部门叫去，看了一 份名单之后，他们吓得直冒冷汗——原来该活动的评委和获奖者一半以上都在该部门的监控名单上。
拈花时评1 @李健GG：【你们真的好可怜】一位台湾教授在大陆跑一圈之后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学者为什么出不来成绩：你们收入微薄，必须到处拼命捞外快才能让家人勉强 安身立命，但也整体赶不上台湾和香港学者的固定薪酬，所剩时间和精力极有限，加上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受限，加上垃圾一样学术期刊和出版规则。你们真的…查看 全文
拈花时评1 @疯子言论：『有红包，就有新闻！』重庆某新闻发布会，记者的劳务费明细一览表。原来我们看的新闻都是红包给包出来的。
拈花时评1 军牌肯定是真的。这个是必须的。 想造假军牌就不用找武警！！！！！找武警搞假军牌这种说法非常非常可笑！ 难道武警造假比大街上到处贴的刻章办证的还专业？？ 军牌肯定是真的。只是这事警察可能处理不了呀！
拈花时评1 媒体获得消息，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公安局日前将“天价过路费案”移送鲁山县人民检察院。据公安局起诉意见书，武警某支队的张新田、李金良与犯罪嫌疑人时建 锋、时军锋合作伪造武警部队车牌，以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评：那个没学过法律的法官呢？不提了？http://url.ifeng.com/wU2S…查 看全文
拈花时评1 云南男子李昌奎强奸杀人，一审获死刑，二审改判获死缓。昨日，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称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 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他表示，这个案子10年后会是一个标杆。评：难道中国还有没被你们玷污贷尽的法律吗？http://url.ifeng.com /wTRS…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陆菲: 转威武【中组部考察奥巴马的结论】 1、资历不行。从参议员到总统，相当于政协委员到总书记，跨度太大; 2、年龄不行。47岁做主官，太嫩，我们常委最年轻的都54岁; 3、形象不行。上台演讲一路小跑，不稳重，没喊“同志们好”; 4、财力不行。为省钱辞掉保姆，为竞选借过钱，不如我们的村长。
拈花时评1 侏罗纪美妞: @郭洪钧-大文化：昨天偶然听一个学生讲：他父亲（高铁的施工建设人员）曾很认真的告诉他，高铁修建的问题隐患很多，其中工程材料短斤缺两非常普遍，比如 桥墩里面的钢筋比例问题，常常是检测人员在场比例是正常的，当检测人员走后钢筋便会被抽掉约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该情况未核实）
拈花时评1 至少在舆论范围内，正腐和裆已经成为一个笑柄，大众对正腐和裆毫无尊重、毫无信任。那些高高在上于庙堂之中的衮衮猪公是否意识到其政权的安稳其实只是系于 军队、警察、特务和城管之类的工具上，假如不能拥有这些力量，早已不存在了。执政者政权存在的合法合理性应该源于大众的信任、信托，还有吗？
拈花时评1 假若正腐官员不是习惯性地撒谎，欺骗大众，正腐公信力怎么会空前低落？甚至丧失贷尽？假如大家都认为正腐发布的信息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谣言”怎么能 流传起来并深得人心？所以“谣言”满天飞的责任在谁？当然是正腐，是裆。现在大众对正腐的辟谣行为是反向理解的，只要正腐辟谣了，事情就是真的。
拈花时评1 为什么微博会“谣言”满天飞？因为执政党知道自己太烂了，一切事件真相都必须掩盖，基本上是黑箱操作，完全不透明，于是产生了“谣言”的空间。于是大众对 执政党发布的信息本能地抱不信任态度，所谓“谣言”无非是信息不足的补充。如果有足够的透明化，就没有“谣言”流传的空间。
拈花时评1 律师刘卫国 惊爆！！！今天受理的一起案件：济南某市民1996年在某医院曾做脾脏切除手术，近日竟发现一侧肾脏也被切除。而出院病历记载：两侧肾脏完好。我让他到某省级医院复诊，结论为手术性切除！今后将逐步披露案情细节！请帮助转载！揭露！
经典微博语录 【郑州这位奔驰车主够爷们儿！】7月9日下午，郑州市农业路丰庆路口。一个蹬三轮老头拉东西刮了一辆奔驰，前侧掉漆。路人都说“大爷你麻烦了”，老头惊慌 不已。奔驰车主下车，说“我的车有保险，这点小钱不用你赔，我就是让交警过来划一下责任，你别急中不中？” ——评论：少见少见，本来正常的处理方式，在我们眼里看起来那么不正常，奔驰车主没见过这么通情达理的。
兲兲向后 地球365 ：一个被称做混乱的时代，却容得下鲁迅在呐喊。一个被说成和平的年代，却容不下屁民说个话。一个被说成是黑暗的年代，却能允许民间办报纸。一个被称和谐的 的时代，却不允许屁民散个步。一个被骂成万恶的国家，却能够有不满就罢工。一个高叫民站起的国家，却只能用下跪下来求公正究竟谁不幸？
经典微博语录 说句心里话：中国红十字会还是干过很多好事的！设立了很多医院，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无数！又设立上海虹口平民时疫医院，穷人和重病住院， 医治手术医药住院费用一概全免！他们还投身教育，创办很多学校，向学校捐款……哦！对不起！这说的是1931年，当时红十字会副会长，名叫杜月笙。
草根屁民 “重庆红歌网”已经被黑，黑客将标题擅改“耗资30万的网站尼玛伤不起啊!”，并留言—— 尼玛耗资30w你就弄出这么个鸟东西来坑爹啊..尼玛你说你是不是在炒作. 唱红歌可以治病但是不能防止你的网站被黑.30万做出个满是漏洞的网站. 尼玛堂堂大学生你不学好啊你学炒作..你们就是一帮新时代不争气的饭桶.
微风吹过 矮油，这个配图太强大了！【画外音】越南副总参谋长叫嚣：如果中国武力夺取西沙群岛，越军将从广西陆路直捣北京！【网友评论】MD穷鬼，交的起广西到北京的高速费吗？
拈花时评1 S大哥佬(黄建平)：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大约在1000万人以上，加上吃财政的其它人员，据说超过了6000万人。这在一 个13亿人口的国家，等于22个人就要“供养”1个人！面对这么臃肿的政府机构，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如何进行改革呢？即使勉强改了，那么裁下来的人又如何安 排？ 光宏
拈花时评1 严少雄：1948年6月5日，经毛泽东同意，东野林罗谭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创造了近代战争史上惨无人性的围城惨剧；张正隆《雪白血红》里引用时 任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录称“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战犯段克文在《战犯回忆》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这也是郑洞国将军打不下去的真 正…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公民许志永 ：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以来从没有详细公布过收支，近六十年来贪腐到何种程度难以想象。而这不过是庞大贪腐体制的冰山一角。如果是一个普通公益组织，经 过曝光痛改前非，或许还能重新站起，可它和现体制纠结太深，无可救药。中国红十字会的倒掉http://url.ifeng.com/wJJg
拈花时评1 明日出：长春围城战】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 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查看全 文
拈花时评1 公民许志永 ：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卫生部，截止2011年1月，仅我们代理的三鹿、圣元、伊利、南山等品牌的毒奶粉患儿还有123位没有列入赔偿基金，有的家庭为孩子 看病不堪重负，给你们的信，期待答复。http://url.ifeng.com/wJF4
拈花时评1 我的自由女神像：“他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把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晒干了再吃。他夏天从来不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他五个儿子都非常能 干。对几个儿媳也非常苛刻，所有孩子都穿补丁衣服。他省吃俭用去买地，…他对长工很厚道，给长工吃得很好…”他是瓦房店市黄店村的周春富，他叫周扒…查看 全文
拈花时评1 公民许志永 ： 权力面对弱势群体太傲慢了，举报安元鼎黑监狱的重庆人戴月权（18716356329）在北京上访，昨天被带到东华门派出所精神病人区，到今天早上24小时不给吃的，连水都不让喝。
拈花时评1 【新华社：天灾不是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一条二级公路在试通车的第二天就发生坍塌，造成2死2伤的惨剧。面对如此荒唐的“短命”工程和两 条生命，云南省国土和交通部门派出的专家组却将其归于“强降雨诱发的自然灾害”。将责任简单推给老天，并不能遮蔽真相，更无法回答公众的质疑。
拈花时评1 @天佑中华A：【关于抗日】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 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摘自毛主席给彭德怀… 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黎畅22th-lli归来：朝鲜战争时，美国曾考虑必要时以原子弹对付中共，但蒋介石反对，他不愿屠杀人民。1954年大陆严重水患，有人主张反攻大 陆，但蒋介石认为不应该趁机打仗，否则不是仁义之师。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苏联遣人联系，但蒋不做吴三桂。2011.6.7参考消息——《蒋介石日 记——》
拈花时评1 媒体披露，5月底全国保障房整体开工量仅约今年计划的三成，而6月底各地发布的最新数据陡然增加，多省开工过半，辽宁、山西等地的开工率已达九成左右。有 业内人士称，在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商业地产下滑，土地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开工进度令人难以置信。评：又在造假。 http://url.ifeng.com/wJ9y…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贵州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称，酒醉后的她，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竟然 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劝其私了。检察院亦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评：这是警察吗？这是警 狗！”http://url.ifeng.com/wJ3O…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江西赣县一企业在未与当地村民达成协议的工地上强行施工，前来阻止施工的一名村民被挖掘机碾压致死。事件引起当地部分村民不满，家属情绪激动，百余村民聚 集在323国道，造成交通受阻。目前，企业负责人和挖掘机司机已被刑拘，聚集群众已疏散。评：苛政猛于虎！！http://url.ifeng.com /wJ1B…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邯郸网友来告诉朋友们真相：区长系他人雇凶杀害死亡，被杀原因目前不明（极有可能是拆迁问题）。区长被杀后公安部门在现场没有调取到办公楼的监控，已经被 凶手全部封停监控，在办公室也没查找到任何指纹和有价值的线索，破案难度极大。最主要的是市里为了避免把问题转移到拆迁上来，已经与家人达成协议
拈花时评1 12日，河北邯郸警方公布邯山区区长张海忠死因，称其系自杀身亡。警方称死者患有抑郁症，在死亡当日曾发生多次自杀行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张海忠系被人砍 杀身亡，并指其死亡现场有搏斗痕迹。知情人士称其死疑与其身前负责的拆迁工作有关。评：哈哈，又是抑郁症，就不会编新词 了？http://url.ifeng.com/wIVD…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美参联会主席：美国遏制中国并非事实。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在抵达北京后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美国“遏制中国并非事实。我们 希望中国是美国的坚强伙伴。”他呼吁中国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而负起更大责任；敦促中国成为全球安全伙伴。http://url.ifeng.com /wIT9…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该知情人士称，邯郸市现在拆迁“特别厉害”，“有这么一个口号，三年大变样，河北看邯郸，邯郸看邯山，各个区竞相比赛拆迁。”。。。。。。 你让我有人没房住，我让你有房没人住。
拈花时评1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海忠之死疑与拆迁有关。据了解，张海忠一直具体负责邯山区重点片区的拆迁工作。该知情人士称，邯郸市现在拆迁“特别厉害”，“有这么一 个口号，三年大变样，河北看邯郸，邯郸看邯山，各个区竞相比赛拆迁。”张海忠要求“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办法，强力推进拆迁。”
拈花时评1 彭老总亲自指挥的。用的是当年贺龙同志用过的两把菜刀，用过后要归还贺龙纪念馆。贺龙纪念馆证明手续完整，但是归还时只看见菜刀飞回来，难不成是贺老总自 己动手？你们居然在调侃?还有没有天理了？真是冷血啊，咳咳。那个，去买两瓶好酒，炒几个菜，晚上好好喝一点，庆祝一下！好歹死一个少一个吧？
拈花时评1 一楼的五毛我告诉你为什么？当你的房子值二百万有关方面给你二十万就给强拆了，你也会想它死的！
拈花时评1 新闻评论：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死，会给这么多人带来快感，人家毕竟是一个家庭的主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妻子的丈夫。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要骂大家就骂，该说的我也要说。答：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啊，是個畜生。
拈花时评1 7月10日晚，河北邯郸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内身亡。媒体从邯郸市邯山区公安分局知情人处了解到，张海忠系被人砍断脖子上大动脉及咽喉死亡，办公室现 场有搏斗痕迹。知情人士透露，张海忠之死疑与拆迁有关，他负责邯山区重点片区拆迁工作。评：你拆别人房子，人家拆你的命，正常。 http://url.ifeng.com/wIBE…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审计署公布“三公经费”，审计署2010年“三公”决算数为2488.79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近617万元、公务接待费865万元、公车购置及运行费 1229.65万元(平均每辆车5.41万元)，公车费用占“三公”支出49%。评：这么少？真清廉呀。我知道预算内肯定是小头，预算外的才是大头。 http://url.ifeng.com/wIyb…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广东增城聚众事件6名滋事者获刑。7月11日，增城市法院对“6.11”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5起刑事案件进行一审宣判，6名被告分别以妨害公务罪、寻衅滋 事罪获刑九个月到三年六个月不等。评：典型的秋后算帐。http://url.ifeng.com/wFBx
不明真真相 【愤怒的力量就是强大！】为李昌奎百般狡辩的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赵建生的老底被挖出来了！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发现不可思议之处？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 丫15岁就上班拉？！童工还是造假？1955年2月生-1970年5月参加工作-，是为了多拿退休工资做的手脚吧？
不明真真相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毕惜茜研究近年发生的25起刑事错案后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的占80%，存在鉴定方面问题的占64%，存在辨认错误和现场勘查问题的各 占32%，同时还存在着非法讯问、非法搜查等问题。侦查阶段极易成为错案的根源。http://url.ifeng.com/wyLn
不明真真相 “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胡耀邦
不明真真相 @袁裕来律师: 我先后研读了5、6本台湾学者宪法学专著，那些追随老蒋到台湾的宪法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当年，中华民国宪法制订时，X党不“捣蛋”的话，中华民族将 由此走入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国民党终将光复大陆。不知道他们凭什么保持着这份自信？
凤凰是个小鸟 市委副书记和市长通奸，市委副书记老公自杀。原凉山州州委书记吴靖平，利用职务和权利提拔自己的秘书李俊任西昌市市长，李俊之后与有夫之妇西昌市委副书记 贺雪梅勾搭成奸。贺雪梅老公马小宁在家中将李俊和妻子贺雪梅两人捉奸在床，马小宁羞愤难当，迫不得已割腕自杀，现在凉山医院抢救
拈花时评1 山东临沂市政法委书记李洪海跨省追查网民 “朱老枪”。PS：大家记住那个叫李洪海的人渣，他手上沾满了几十条无辜生命的鲜血。
拈花时评1 爆料周刊：【上面一个简体‘党’字，下边一个简体‘国’字，合起来是个什么字】在北京昌平，当艺术家郭盖以手比划出这个生造字“”时，记者被他“考”一头 雾水，最后他解释，该字念“Duo”，普通话发音与夺权的“夺”同音，他笑称，曾有一个村妇看明白了：“这个字的意思，是党骑在国家的头上拉屎！”
义薄云天678义薄云天678 【安徽望江党员干部带头吃低保】望江乱象：党员干部就是好，可以带头吃低保，平头百姓可苦了，再穷不能吃低保。党庆期间老百姓到县委门前表达愤怒与诉求。联系人叶道满，电话：15375195383，求媒体关注。
拈花时评1 有人天天叫你爱国，国家对你如何如何恩情大，养育了你。可他抢劫你的时候，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说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数月内物价一定会降下来的人，他把 你们当做傻b了。超量发行的货币有二十万亿，物价怎么可能降下来？他明知道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无非是玩大忽悠。认真你就输了，傻b屁民。
拈花时评1 货币实际上是商品交易的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必须是得到大众认可的，信任的，于是本身也成了一种商品。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求大于供就涨价，供 大于求就降价。所以货币的发行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币值就稳定了，超量发行就贬值。你从货币贬值中失去的财物并没有消失，而是进了国家的腰包。
拈花时评1 同样是五千元，你老板没给你加薪也没有减薪，你能换取的财物却少了。其实你是被降薪了，被谁？央行、政府、国家。或者你卖商品，价格不变，换回来的财物却少了，谁拿去了？央行、政府、国家。于是你就被掠夺的财物，实际上等同与你少换回的劳力、商品。
拈花时评1 为什么说超量发行货币是掠夺国民财富呢？因为当代发行货币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不象金本位印本位那样有同等价值的贵金属，而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央行发 行的货币国民用什么换取呢？一是劳力（包括脑力），二是实际财富。比如你每月工资五千，能买同等价值的商品。现在同样是五千，购买的商品就少了。
拈花时评1 对于周行长的讲话，网易上的评论留言是“无耻”，“无耻”，“无耻”——无计其数的“无耻”。 这跟红十字会官方微博后的留言有得一拼。
拈花时评1 央行的职责就是当好看门狗，在发行货币和确定利率的时候以币值的稳定为唯一目标。但周小川行长显然不这样认为，周行长上述讲话的意思是中国央行可以不将抑 制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而且告知国人今后还得准备承受更大规模和更长时期的通胀。以猖狂掠夺民众财富为目标的中国通胀看来还得持续下去。
拈花时评1 中国人行长周小川同日还表示：“中国能够容忍经济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定程度的通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会放开特定价格，引发额外的通胀，中国央行已 准备好容纳这部分通胀”。所有的通胀归根结蒂都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大的人为因素造成的。为防止通胀，正常国家设立央行并赋予央行独立的职权和责任
拈花时评1 国家统计局发布6月CPI同比涨6.4％，创三年来新高。 其实民众对通胀的实际感受还要远远高过6.4％。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历来只能做个参考，但就是这个参考数据也做过手脚：前期国家统计局调低了食品价格在 CPI构成中的权重，正如同网民所说的：政府不能改变温度，就改变温度计。
拈花时评1 話還要說回來，中央機關一年「三公」經費九十五億元也不是一筆小數目，十三億同胞人均負擔七元，這是人民的血汗錢，如果將這筆錢投入民生，能使多少貧窮孩 子走進學校，又能讓多少重病患者擺脫病魔折磨？難怪有人說，世界上最大的大款是中國的公款，世界上最大的浪費是中國的「三公」消費。「三公」消費…查看全 文
拈花时评1 「三公」消費是腐敗的重災區，也是民怨的焦點之一，公開帳目是為了讓社會監督，但當局只講籠統總數，不講具體內容，甚至連個解釋也沒有，至於有多少單位、 多少人使用經費，平均每個單位有多少車輛、考察經費多少、消費標準是否合理，一律秘而不宣，顯然是以糊塗帳忽悠百姓，最終讓監督成為一句空話。
拈花时评1 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門在六月公示「三公」經費，然而除個別單位外，近百個中央單位至今按兵不動。既然「三公」總帳都公開了，下屬單位為甚麼還要吞吞 吐吐，莫非心中有鬼？其實，少數單位公開的帳單已暴露出不少蛛絲馬迹，譬如，國家文物局去年的「公務接待費」不減反增，預決算相差逾一百萬元。
拈花时评1 今次公布的中央機關「三公」消費所佔全國比例竟不到百分之一，京官真有那麼清廉嗎？上樑不正下樑歪，各地「三公」消費爭相攀比的源頭就在中央機關。君不 見，京官坐甚麼車，地方官就換甚麼車；京官去哪裏訪問考察，地方官就去哪裏公費旅遊；中央機關接待排場有多大，地方政府決不甘落後，上行而下效.
拈花时评1 要取信於民，關鍵是統計數據必須準確可靠，否則，公開了也沒有意義。官方統計年鑑證實，一九九九年全國公費出國支出達三千億元；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也曾透 露，二○○四年全國公車消費及公款吃喝逾六千億元，這就是說，「三公」消費幾年前已突破萬億，現在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拈花时评1 《太陽報》中央機關「三公」消費數額不到九十五億元，其真實性備受質疑，尤其沒有明細可查。人大常委會日前批准中央決算，經財政部匯總，一○年中央行政單 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九十四億七千萬元，出國經費近十八億元，車輛購置及營運費近六十二億元，公務接待費逾十五億元。
拈花时评1 云南喝稀饭那些小学生说：我们愿意吃茅草，省出钱来让教育部的叔叔阿姨们喝茅台，别亏着！
拈花时评1 物价这么高，教育部够花不。不够就让云南喝稀饭那些小学生改吃野菜，还能再省出钱来给你们多买两包烟。
拈花时评1 教育部公布其“三公经费”预算后遭到媒体质疑“不降反涨”。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教育部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近年来三公实际开支是逐年递减的。他还表 示，与上年的2513.6万元相比，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了4万元。评：狗屁淡话，有谁会信？http://url.ifeng.com /wuJ9
拈花时评1 中国将向利比亚人民提供5000万元人道援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答记者问时表示，为缓解利比亚人民面临的人道主义灾难，中方决定向利人民提供价值5000 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评：那中国自己还有那么多需要援助的人呢？狗东西是眼睛瞎了看不见还是心瞎了装看不 见？http://url.ifeng.com/wusv…查看全文
拈花时评1 据媒体称，雀巢公司今天宣布，已与徐福记创始家族签署协议，以17亿美元收购徐福记60%股份，徐氏家族持有剩余的40%。由于双方在中国糖果业市场占有 率均位于前五位，收购将对糖果行业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因此，该收购案须通过商务部反垄断调查。http://url.ifeng.com/wuqA

中共壮大之谜（3）（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16 12:48:02

第二卷 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共的战略策略，在1936年初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 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已经从合乎阶级路线的下层，增加了本来一直在推翻的上层，但这其中的蒋介石仍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的，是 统一战线需要战胜的对象。按照这方针，到了1936年4月5日发表的有关宣言中，继续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可是到了4月25日，短短半个多 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中，其对象首要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没有了打倒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口 号，第一次有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而且要和“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抗日：“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 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 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亡国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情绪达到 沸腾的时候，这公开宣言显得诚恳动人。不仅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内部文件中，也有与此一致的指令: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第一 条就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以上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十、十一集，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另外加【注释】）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突然的转变呢？民族存亡问题早就存在着，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应 用。这策略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促成了中共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合法”的国中之国在抗日的 名义下建立。
　　这一次转变为中共日后夺取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因为苏联仅仅认为这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所以受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若无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 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要首先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才能“武装保卫苏联”，抗日只是做宣传之用，并且在实质上和日本侵 略军队夹击国军。从中共这时的作为和文件看，根本没有顾及到民族的危亡。
　　但是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在苏联的东西两头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在欧洲，德国和俄国在东欧的波兰等地区，从来就有着领土等等的利益冲突；在远东，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区，从十九世纪以来，日俄一直是宿敌，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使苏联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团员有康生等。中共领袖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 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会根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 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关于殖民地渡决议说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员底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立反 帝人民阵线。”特别提到中共的任务：“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在1935年8月7日，王 明在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按：单独发行和收入《王明选集》的时候，改名为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报告说：“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这种国防政府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 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党内问题上 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停止 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这成为“八一”宣言的蓝本。
　　紧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体政策，题为《新形势与新政策》，除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外，在对内的政策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苏维埃化的阶级 斗争政策：“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份小资产阶级、 甚至各别劳动者的土地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不耕种而将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 （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绝不没收他们的土地……。第二、……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 没收……。第三、……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第四、……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 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后来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这些转变，集中在王明在会议期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份文件最早发表于吴玉章在巴黎办的《救国报》，由于 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专人带至陕北。其中仍然骂蒋介石，但是已经没有推翻国民政府的措词，还明确地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 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 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救国。”还提出愿意成立联合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 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 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注1）
　　按照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 议》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还会以为中共已经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即将狭隘的“工农”，改变为含义更广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权，富农的财产可以保留，甚至欢迎民 族资本家和华侨到苏区投资。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 反日同盟者。”（注2）
　　但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才是反映中共没有丝毫改变的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变更的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即利用全国全民的普遍高涨 的抗日热情，以抗日为名扩张力量和影响，但是把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语言掩盖起来，这是中共从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不可能变更的目标，如 果变更了，就不叫共产党人。这领导权问题，出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而在一切公开的宣言和声明之中则是空前的抗日高潮，其中表现的民族热情，足 以获取中国的民心。而当时代表全体中国人、具体领导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日本人妥 协、退让，这正给予中共宣传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
　　所谓争取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利用特殊时期的共同利益而变相地夺取政权。这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王明，也出自这一策略的真正执行者、后来从内部去搞垮中国国民党的周恩来，也出自继承王明而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的统战问题指令道：“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 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注3）这个保加利亚人已经把苏联当成是他的祖国，对待日本侵略者，他当然没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国人的民 族感情，所以他给中共规定的任务首先就是“扩大苏维埃”和“巩固红军”，以夺取国家政权任务为核心，再联结反日运动，因此“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 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根据这指令，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在 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 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争取这种领导权。”王明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份领土上建立了苏 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最早 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 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 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的理论。王明的“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在与其他阶级“合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夺取领导权，从 局部到“斗争的国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国苏维埃中的绝对领导一样。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当作手段，以便把全国都变成苏维埃。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所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 可以说是右倾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注4）这是说不搞统一战线，是关门主义的左倾；搞的时候，要争取领导权，不然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要联合抗日，就不是所谓左倾了，但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担任领导，中共当然就要不 断地夺取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不然就是所谓右倾。所以后来中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的时候，立即面临毛泽东领导中共，具体则由周恩来执行的无 休止地夺取政权的局面。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以后不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表 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夺取政权放在核心的层次，虽然这时候民族抗战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实际上这只是中共对此加以利用，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毛 泽东后来解释领导权问题说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资 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注5）中共这场农民暴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暴 动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这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做出解释，然后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 策略披上理论外衣以证明其正确。统一战线本来是按照苏联利益的需求的一时政策，却置入其阶级论之中，把国民党规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中，就必须打倒；在统一战线之中，也就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就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 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 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的长篇决议之中阐述道：“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 战，为了保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 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 国主义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字眼去掉，把“卖国贼”换成“蒋介石国民党”，与过去江 西苏维埃运动中的各种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是以上仍然有点含糊其辞。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4月4日给刘少奇的秘密指示， 其中关于领导权问题说的相当透彻：“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 得。”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 夺国家权力的计划。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 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 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 “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 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 “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 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总书记一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 是“毛张联盟”。张的报告透漏出中共最高层利用抗日，有计划地夺取国家领导权计划。
　　所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安排指挥下，从成立就要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根本方针，在全国上下 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势下，披上爱国抗日外衣的变种。这就把国民政府置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国民政府如果实际上打击的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中 共，表面上却好像打击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实际上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行为，却表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永远把 “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高唱的却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谓“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 的高明的手段，从中共最初参加抗战到抗战结束的全部行动中，都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夺取政权──在民族处于危亡时期。要认识中共在 抗战时期的真正作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令，对照其行为，不能光是参考其公开发表的动听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势力基础就在抗日时期奠定。
　　第三国际的改变初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给了处境极为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希望。当张国焘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区接到第三国际打算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时，回忆到：“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 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地向左转， 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得讽刺，也是我们得悲哀。”（注6）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说明两点：第一，穷途末路的苏维埃 政策，由此找到新的生存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决定，都出自第三国际的决定。前面的决定，都造成中共“头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够逃避被歼灭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成，他们给中共制造了千载难逢的生存发展的良机。
　　【注释】：
　　1、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日本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33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
　　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第二卷 二、绝境逢生
　　“绝境”是指中共即将全军覆没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极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创造条件踏上生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是执政的、但是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
　　东北人丧失了故土，流浪关内，他们对于亡国失去家乡更有切肤之痛，他们的内心对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对于抗日更为急切；张学良的父亲死于日本人 的炸弹，他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对于失去家园耿耿于怀。这类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但是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却可能被错误地诱导和利用。
　　这时候，蒋介石必须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领袖的毅力，领导国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时，以妥协、推让、谈判换 取时间，以便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如果他也是凭一时激愤，没有准备就和世界一流强国开战，那将立即亡国。可是一般的民众，是不容易理解国民政府的战略和策 略的。
　　这民众的高昂的情绪和政府的理想差别很大的形势，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难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国有一个受外国指使，随时准备打倒国民政府的政治力 量，这就成为煽动反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大好时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中共煽起学生情绪而加以利用的尝试。学生运动最初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中共 北方局立即加以领导，矛头被引导直指国民政府，前台总指挥就是中共党员、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宋黎。这次运动席卷全国，其立即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全国深有影 响。宋黎晚年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必然结果。”（注1）
　　西安事变，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和民众的被鼓动起来的偏激情绪，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阀习性、任性横蛮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从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煽动立即抗战，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而成功者则编造和扭曲历史，把他们破坏抗战、图一党私利的作为说成是天经地义。
　　在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个红军将领署名致函张学良等东北军各位军长和师团级以上将士，文字极为动人，在那特殊的流离失所的气氛 之下，很难不打动将领们的心。该信函先动之以情，再达到挑拨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关系的目的，中共的企图心，在爱国的词藻之下深藏不露。现在详细摘录这信 函，以便进一步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兹将头两段抄录如下：“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四年之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 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 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蹂 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一个从成立起就为苏联效劳的政党，坚决主张把中国的外蒙古大片土地送给苏联的政党，在日本军队发动侵略 战争以后，仍然在中国大后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政党，却在这里表现得比谁都爱国。
　　然后该信函控诉蒋介石派东北军打红军而不打日本人，又控诉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 肯给东北军的……，东北军的生活真是苦的很，瞻家养子更说不上。”这些细小的具体问题，是很能够动摇军心的。然后说道：“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 北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叫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不危险呢？”后面的段落说道：“东北军的 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磨拳擦掌、挺身而 出，愿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团 结军心，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经过巧妙地煽动以后，在这里终于提出要东北军参与造反的主题，并且用一千多字加以阐述。最后说 道：“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抗日的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 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注2）
　　这是封煽动军队造反的文件，写于1935年共产国际的建立所谓国际统一战线之后，在中共所谓全国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之后，在11月28日中 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的著名的“十大纲领”之后，在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的中共中央所谓团结抗日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也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 几条渠道都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共的领袖们，如果真正有一点民族责任感，会这样做吗？这份煽动军队叛乱、破坏抗日的文件现在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錧。以下以 近年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看中共如何全面拉拢东北军，以致于出现西安事变的经过。
　　在1935年9月，张学良就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总司令。张学良之所以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他从 背后袭击阎锡山、冯玉祥军队，蒋介石从那时候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他个人的公子哥儿经历、他个人浮躁轻狂的个性，与他的重任是不能够相符合的，这就是被中 共成功地加以利用的条件之一。
　　张学良在1936年2月，就命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谈判，达成局部的互不侵犯协定；
　　3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派遣这支军队东渡黄河，自行“抗日”。明眼人一 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共别有用心。因为真正想要抗日，就只会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军事容许有多重指挥吗？当然受到国民政府军队的阻止，实际上扰乱了全面 抗日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朱德却在4月5日以抗日受到阻挡发表宣言，声言“抗日受阻”，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 河西岸，并且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这自行开赴山西的军事行动以及一系列宣传，都正 好证明了中共只是考虑夺权而不顾民族存亡，是抗日的心腹大患。
　　在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及此事：“彭已电王以哲，许高福源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情形；”（注3）这个月，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秘密在洛川会晤，张同意加强进一步的联系。
　　在4月中共领袖中以文质彬彬风格行事的周恩来，亲自与张在延安会面。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会面是在4月8 日，中共提出的五条意见如下：“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 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注4）
　　这次会见在《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如下：
　　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会谈情形大致如左：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又据“反省录”，张、周两人在会谈中为谋实现“共同抗日”，协议有关共产党的条件为：“（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政府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四）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五）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 活动。（六）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等十项。张学良并且表示：“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两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约。
　　于是，张学良便想到：“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为之甚感得意。（注5）。查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这时候对外虽然高唱 抗日，仍然对内把打倒蒋介石作为抵抗日本军队的前提，并且中共从来没有、至今也不可能放弃对武装红军的绝对领导，张学良那里会想到“诚恳”的周恩来对他的 欺骗呢？如果放弃了夺取政权第一，就不叫共产党了。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触，他轻易就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之后就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所编织的计划行事了。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致电全国几十个团体，提出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文字十分真切，但是却不提红军在抗战中的统一作战的问题。
　　现在的“中共中央文件选”公布了1936年6月20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十条，将近一万字，详细地制定了各种方针步骤，日 后的“西安事变”正是这一策略的成功。第一条第一段是：“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 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所谓东北军“转变”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第二是中共的工作。中共除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影响东北军 的上层以外，已经被中共迷惑的张学良，将在北京煽动学生运动的中共党员，都收罗庇护在自己的军队之中，容许他们对军官士兵加以影响，并且中共放回了东北军 被俘的团长万毅，由他对军队的高中级军官施加影响。中共准备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的“革命”标准是什么？就是同意在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之外， 中共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失去家园的特殊背景下，东北军中的将士们，包括张学良，当然难以知道中共在抗战中的真正的企图和作为，而只顾抗日。中共则乘此进 一步骗取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战争，以便扩张力量，而把抗战胜利以后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完全隐藏起来。
　　第二条的名称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高明的中共规定不要去瓦解东北军：“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依靠我们耐心说 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但“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 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政训处。……”详细地提出了将政训处与东北军将士对立和孤立起来的策 略。
　　（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分为上层和下层的不同策略：“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 他们军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旨，便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里的“逆”仍然指蒋介石。“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 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力量。这样，各别上层官长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
　　以下数条，是中共直接控制东北军，但是又不露痕迹的计划；“（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还是 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联欢，慰劳，演剧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也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式才能在东北军的 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正是在观剧、联欢、接受慰劳的时候，顺应着失去家园者的感情，不知不觉地被拉过去，中共的手就伸 进了东北军。
　　“（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份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 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宜发生横的关系。……”那时候接受中共影响的张学良，如果知道了中共在他的部队中建立秘密组织， 企图控制他的军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七）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凡是东北军注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 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 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总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被抗日的热情燃烧的东北军各级将士，哪里知道中共在如此细致地 计算而准备加以利用他们呢？
　　最后的三条是关于对东北军的工作机关、对苏区群众的解释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注6）张的东北王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固有地盘又 被日本人占据；不抵抗失去东北后，张包庇汤玉麟丢失热河，使平津门户打开，被全国上下所指责；进攻陕北，军队损失，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觉得蒋介石别有用 心；抗日浪潮在全国此起彼伏，尤其是失去家园的东北人和张统率的东北军的反日情绪高涨，给予张的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所部团长万毅被中共俘虏后倍受优待，再 释放回西安，遂成为了张与中共联络的桥梁。
　　中共的真正的企图心，只有再现在才逐步地揭示出来。彭德怀、毛泽东在1936年4月9日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表告人民 书与通电。”并且解释道：“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下 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注7） 这核心层次的电报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这中共中央文件暴露，中共是在抗日旗帜下“讨 蒋”，继续进行新的形势下的国内战争，在抗日旗帜下实行扩张力量，准备夺取政权。抗战中的中共自始至终都如此，不然就不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共的作为。
　　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已经大量渗透到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有精辟的揭露：“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 （按：即杨虎城）部担任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柄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 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1936年6月，杨的鄜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 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两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 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关于中共渗透到东北军方面：“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 左倾份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注8）
　　不仅仅组织方面，在思想方面的渗透，也是变本加厉。如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而办的西安南郊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就完全由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掌 握，反而灌输的是系统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张学良手下的所谓学生队，都是逃往内地的东北学生，更成为中共党员的集合与宣传之所；西安的所谓抗日救国的群众组 织，也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按照“继续进行国内战争”的战略意图，中共一方面从东北军入手制造叛乱，另一方面发表大量公开文字，呼吁团结抗战，以“爱国”的姿态去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丑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
　　所以中共在军队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的情形下，在抗日中坚持“领导权”问题时，在“便于实行国内战争”的策略下，抗日的宣传如火如荼，抗日的旗帜举 得比谁都高1936年4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得抗日人民战线宣言”；1935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南京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1936年6月20 日，致书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以极为恳切的语言，再次提出：“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 同奋斗！”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一万多字的篇幅呼吁道：“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 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在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公开致书蒋介石和西北 军各将领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二十二人，呼吁联合抗日。这些所有抗日的呼号，暗藏的实质都是针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都悄悄掩盖中共所统率的军队问 题。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军，一方面加强抗日宣传，造成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图将中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蒋介石对于中共的企图非常清楚，所以一面和中共接触谈判，争取中共顾及民族大义，放弃独立的武装，接受改编；另一面仍然为消灭中共的武装部队开 展积极的部署。蒋介石很明白，如果不除去有国际背景而又拥有军队的心腹之患，必将会有明朝末年的下场，被武力推翻。所以他准备抗战除了物质方面的以外，最 重要的，是解决中共的问题。试设想，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大敌的时候，能够不顾内部存在着一个拥有军队、受到外国支持的国中之国吗？当然要先除之。这就是他 所制定的“攘外先安内”的方针。
　　中国国民党在1935年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最后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 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这次会议，达到了国民党的新的大团结，在广州的西南非常委员会主 动撤销，长期与南京对立的军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都出席大会，并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共识。会后，南方的部队纷纷北调，陕北 苏区周围已经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根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的记载，那时包围陕北保安等六个县的 国军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个团，率领部队的将领是：“胡宗南、观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武、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达、马鸿宾、马步 芳、高桂滋、高双成、李先洲”，毛泽东已经感到覆灭将至，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毛泽东过去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本条件， 就是国民党内部不和，如今这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共产党已经高喊抗战，国共的代表开始接触谈判，以便寻找和平解决之路。
　　在1936年1月，谈判最初在莫斯科由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之间进行，国民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派代 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参战；国共重新合作。但是在莫斯科的王明认为事关重大，建议在国内谈判。于是，国民政府派出陈立 夫、曾养甫等重要人物与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等多次谈判，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在只是策略改变，推翻国民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根本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的 情况下，中共内部坚持“领导权”问题，当然不会同意。陈立夫表达的蒋介石的意见是，中共保留三千人，军队师级以上的干部一律出国。军队不统一，怎样作战 呢？事实上，国内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有一定地方势力，并且和南京的关系并不好的军人，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情况下，完全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但是中共 绝对做不到，毛泽东比以上的任何军人，都少有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他夺取天下的意志是绝对的，他只会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军队。
　　陈立夫与潘汉年在1936年的谈判失败。而国民政府统率的几十万军队，已经完成对陕北的战略包围。从对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几次围剿以来，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还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团结过，也没有这次强大。
　　西安事变却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次事变，使得即将实现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在成功的前夕忽然终止；中共一直在谈判中坚持的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事 变以后获得事实上的承认，从而使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夺取全国政权目的，终于被抗日的旗号所掩盖起来并且合法化。蒋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记” 中记述了此次事变造成的重大损失：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转引自《蒋总统秘录》）
　　中国的历史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张学良，真正促成中共策略转变的是斯大林。
　　【注释】：
　　1、宋黎文，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5-88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9页。
　　4、《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2页。
　　5、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十集第147-148页，中央日报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30-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7、《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3页。
　　8、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第291页，蓝天出版社，美国纽约，1999年。

中共壮大之谜（2）（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15 08:29:10

第一卷 五、活跃在抗日阵营的后方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的其他武装力量，也正加紧从后方攻击国民政府的军队，破坏抗日阵营的战略后方。中共的主要武装部队，除了朱德、毛泽东领导的江西中央红军以外，还有贺龙、张国焘分别指挥的两股力量。
　　在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根据新近出版的《贺龙传》，在1月底：“共歼灭第四十八师 特务团和工兵营全部，第四师十二旅大部及一部份矿警、民团，俘第十二旅长张联华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枪三千余支。”3月5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全歼第 一四四旅，旅长段昌俊以下两千余人被俘，第一四二旅赶来增援，被红七师和红九师击溃。”（注1）国民政府的军队两面受敌。
　　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当天（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该代表大会有 三百九十个代表参加，选出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 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的十二个机构。”“1931年11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 敌军果然因粮食不继，乘夜向西南逃窜。……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官兵约五千多人，缴获枪枝三千余。”“1932年初我军由黄安经金 家寨……进攻苏家埠。……苏家埠的守军被围困两个多月，殚尽援绝……。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 枝。……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有约五千余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约一万五千枝，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得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 捷。”（注2）
　　在华北吃紧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 区的压力。“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举出了四个目的：（甲）、“……最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与土地革 命，直到创立新的苏区。……”（乙）、保存和扩大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丙）、“鼓动和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 与二军区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二军团是 由贺龙所统率。后来这两个军团会合，成为红二方面军。（丁）、留下一部分军区的独立部队保卫中央苏区。该军团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开始行动，由任弼时 率领，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其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 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共有九千七百五十八人。
　　该军团转战于湖南、广西、贵州，常常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起到了牵制国军的作用。在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在10月 26日，到达四川酉阳的南腰界；10月28日，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在11月16日，贺龙指挥了成功的伏击战，将两个旅中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 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王震回忆红六军团此次任务时说道：“调动和钳制了敌人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 命。”同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区省委，由任弼时为书记，组成军区，由贺龙为司令员。江西的中央红军，原来并不打算“长征”，准备与这股 势力会合，创建川黔根据地。所谓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是为了北上抗日，是后来编造的神话，这神话现在几乎在大陆家喻户晓。
　　于此同时，即1936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该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 先任政委，还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经过湖北、河南北上到达陕西。这支军队的确北上了，但是到达的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而且到达以后，不是去到华北抗日前 线，而是西进，开赴甘肃。
　　中共的最有名的所谓“抗日”行动是中央红军的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已经写入了教科书，中国大陆连小孩都知道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最早把所 谓长征说成是抗日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合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 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935年11月28日），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 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重申：“不论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 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说明，长征经历的千辛万苦是预定 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从此以后长达几十年，上至毛泽东，下至千千万万的宣传机器，都把战败以后的逃避行动说成是为了“北上抗日”。就连叶剑英元帅 在1962年，怀念长征出发时告别的战友刘伯坚时也赋诗道：“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鄂都溅溅鸣……。”似乎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 实。其实这与抗日毫不相关。如果有关的话，那就是在战略后方打击了中国的抗日力量，而与日本侵略军的行为相呼应。
　　长征分为三路，一路是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通称红一方面军；另外一路是张国焘率领的从鄂豫皖到达川陕之间，再由川北通、 南、巴根据地到达川西的红四方面军。由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并成二方面军），从相鄂川黔苏区出发，在四川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出发北上。事实 上，这三路红军为了生存而逃往，而北上，他们作战略转移的行动只是与日本军队夹击国军。
　　从地理上讲，日本人占据着中国东北，又占据了华北，这三路红军最初却都是长程向西，并且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恰恰更远离了抗日前线。解放军出 版社出版的元帅《徐向前军事文选》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称呼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为“西征军”：“弟等意见， 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注4）可见所谓“北上抗日”之类的神话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后来的另外两路红军是 在西部建立根据地失败以后，才偶有向北的行动，这是为了与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会合，或者为了到达甘肃的会宁、静宁与先前到达的一方面军会合。以下从中国大 陆近年出版的有关中央文件、传记或回忆录证明之。
　　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长征”呢？在1987年才出版的有六十几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写道：“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人的地、 空、炮联合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他们回到瑞金后，就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向湖南西部大转移，准备同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创建湘鄂西根据地。5月，他们 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这次战略转移，开始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转移”．“长途行军”、“西征”。其目的是要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创 建新的根据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跑那么远的路，更没有想到要跑到陕北去。（注5）连这本完全是为了宣传歌颂长征的书籍，也许是不经意地道出长征不是为了 北上抗日。事实是：这只是一种打了败仗以后的逃跑和求生存的军事行动。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毛泽东接掌党的大权以后，预定渡过 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是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而飘忽不定在 云贵川一带；这支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与已经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相会。从一个偶然机会知道高岗、刘志丹在陕北，于是毛泽东自行再北上。从 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的战略北上“长征”。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 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成长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 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 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 极一时的晚期，当然脱离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 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 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 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 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 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 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 龙、萧克统帅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 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 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 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 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 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 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 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 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 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可是在红军进入贵州以后，仍然是与军事行动和高层内部决议完全相反的抗日宣传，以便利用民众的抗日热情和笼络人心，这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的。在贵州的榕江县，有两条标语保存到1949年，其中一条如下：
　　“‘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
　　（一）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二）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对日作战；
　　（三）拿一切的武器来武装中国的民众；
　　（四）从日本帝国主义商人、资本家、及一切汉奸卖国贼的身上去取得反日战费。
　　（五）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注10）
　　这标语的基本精神出自1934年7月26日的那封所谓《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但是没有强调反蒋的部份。
　　利用在湘西的失利，毛泽东乘此把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拉过来，孤立了博古和李德，在遵义变成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人。那时候，曾经打算把遵义作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而且由李富春在群众大会上已经宣布。遵义会议决定的方针是北渡长江，到川西、川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素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当 然是理想之地。
　　可是因为毛泽东对四川军队的力量估计错误，以为像贵州军队一样会不堪一击。军委为此指令红二军团在川东的秀山，酉阳一带牵制川军，以便“我野战 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指令四方面军吸引重庆的主力部队，以便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渡江地带在川南重镇泸州与宜宾之间。于是新上任的毛泽东指挥 大军向土城前进，谁知四川军队的装备比贵州军队好得多，防卫土城得兵力也雄厚，土城攻不下，红军的两位高级干部──三军团长欧阳鑫、红一军政委赵云龙都阵 亡，后来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说：“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注11）于是，毛泽东领导第一次渡过赤水逃跑。 从北渡长江到四川富裕的南部建立根据地，在战略上都是错误的，可是后来的歌功颂德者们，却违背毛泽东当时就承认的错误，一再说毛泽东渡过赤水是“用兵如 神”。
　　渡过赤水以后，继续攻取四川的叙永不克，再度战败；于是由总司令朱德在2月6日下令撤退，放弃北渡长江德计划，改变方向西向云南。这一连串错误 都是遵义会议以后，由毛泽东所指挥的。2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新情况，决定暂不北渡长江，改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荒凉地区，另外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军委为 此发出指令：“甲、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 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注12）这一段经过，中共中央军委在2月16日致电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说明了经过：“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 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全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 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同一地区 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注13）本来，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有贺龙统率的红二、六军团，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 一带有四方面军，如果中央红军能够北渡长江，在四川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那将是一次绝大的成功。可是遵义会议定下的战略失败了，就像最初在湘西打算与贺 龙会合的失败一样。可是中共的宣传家只谈在湘西会合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反而把由于失败而改变战略方向，说成是毛泽东路线的成功，忽视了毛泽东本人在当 时的扎西也承认失败。至于进入云南，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反对的，有文件可证。
　　这里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一段，是证明这时候中央红军的所有的战略方针及其改变，根本不是为了抗日战争，例如打算“赤化全川”，四川是中华民族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战略后方，民族的生存皆系于此，难道占领四川是为了抗战吗？国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顶住日本军队正面的极为强大的压力，稍一失误，就会 国破家亡，成为全民族的极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红军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成天造谣谩骂国民政府不抗日，不停地袭击国民政府的战略大后方，从历史长远的 观点来说，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已。
　　再看看另外的两路红军，是否有“北上抗日”的行动呢？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记载，鄂豫皖苏区的放弃，完全是军事失利的结果：“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 消灭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1932年8月下 旬，四方面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11月中旬达到北通江县，“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五千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击的敌军战 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和武装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下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只剩下一 半，大小炮三十余门全都抛弃了。”（注14）作为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徐向前元帅，在1980年底中期写了《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10月出版），其中以总结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为名，肯定一直被毛泽东压制下的四方面军的东战西征的功劳，主要是谈西征过程中的几次战役。这从另一方面 证明四方面军西征肯定是与抗战无关。建立川北根据地以后，四方面军到达鼎盛时期，然后到四川西部策应中央红军。总之，从鄂豫皖以来方向始终是向西，在会合 以前不存在北上。以下不必再赘述。
　　最后出发的是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包括红二、六两个军团，共有一万七千人，出发地点是湖南省桑植县，时间是1934年11月23 日。进行长征的原因，由邓力群为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写道：“因为敌人集中兵力、缓慢推进、构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 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渐不利，必须采取新的对策。……鉴于局势严峻，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经反复讨论，决定将 主力移出根据地，到黔东的石矸、镇远、黄平一带，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并报请朱、张（按：即朱德、张国焘）批准。朱、张 指示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为了加强主力，保证部队顺利转移，军委分会组建了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并将部份机关人员补入主力部队，将红十八师留 在根据地掩护主力转移，并指示该师当斗争条件不利或主力离开黔边时，可及时转移与主力会合。”当大军压境的时候，作撤退或战略转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 这不是为了抗战，抗战的挂冠是宣传需要加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红军的任何军事行动，，都故意与抗日联系起来。即在“打土豪、分田地”的传统农民暴 动的口号以外，加上了抗日的口号，这是用起来方便易行的策略。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在刚刚开始出发长征的时候，也是用这样迷惑群众的方法：“从11月23 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打击土豪劣绅、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还扩大了三千多名新 战士。”（注15）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6月在懋功会合，与红二方面军（即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7月1日在甘孜会师，三路红军的西进已经到头，再往西，就是天寒地冻的西藏高原。下一步是北上抗日吗？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6月28日就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方向决定：“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 动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这里的 “敌人”不是日本军队；要创造的根据地，也不是为了打击日本，在西北没有日本人；并且通知仍然号召争取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也不是对日本军队的胜利，而是与 日本人一起打击国民政府。这是传达到团一级以上文件，所以没有对外宣传中高言抗日。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呢？
　　张国焘记载了六个政治局委员加上参谋长刘伯承召开的关于北上的军事会议的情况：“首先毛泽东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 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覆：在我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 （约十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道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毛 泽东谈笑风生的说下去。……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然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大沙漠的阻隔了。…… 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 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隔离状况之下，对于‘抗日’ 一事确实非常渺茫。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子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注16）红军北上，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武装支持，以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 引，在中国继续进行叛乱。
　　为什么会去陕西呢？在哈达铺的时候，从报纸上知道了刘志丹、高岗在陕北与徐海东会师了，上面还有根据地的地图，聂荣臻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在 哈达铺召开的军团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单有刘志单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 据地。”（注17）《黄克诚回忆录》记载的（按：黄克诚是中共十个大将之一，与彭德怀庐山一起遭殃以前，是总参谋长），与此符合：“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 哈达铺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单、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 的大喜讯，大将高兴得都跳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 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注18）总之，三路红军一直西进的路线，在此地此时才突然改为北上，完全是出 于偶然，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从江西出发就制定了所谓“北上抗日”的战略路线，后路编出“长征”这个名词，再编出“北上抗日”的神话，以便适合政治的需 要。
　　中共北上分左右两路。右路如上所述，企图通过外蒙古接受苏联的武装援助，也便于在万一时逃往到外蒙古，右路由红一方面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少数部 队组成，由毛泽东、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领导；左路基本由四方面军的各军所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因为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党内权力斗争，左路军继续留在西 康（按：今川西），直到1935年7月1日，四方面军与贺龙统率的二方面军会合北上，在1935年10月到达甘肃的会宁，红军的三大主力在这里会合在一 起。
　　西路军后来渡过黄河继续西征，企图打通新疆而获得苏联的直接援助。因为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故意的犹豫不决一再耽误战机，被善战的马家军完全消 灭，《徐向前军事文献》中非常明确的指出失败的原因是中央的错误，但是没有指明这中央是以毛泽东为首。关于西路军的任务，张国焘记载：“林育英（按：莫斯 科派遣的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传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 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给予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 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注19）这证明无论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北上，基本任务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斯大林决定的，完全不是为了 抗日。为了莫斯科的利益，中共一直置民族危机不顾，而且在莫斯科的指挥下，在战略上，长期地扰乱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这最基本的事实，却被中共的宣传歪曲， 歪曲了大半个世纪，歪曲了千万次！
　　蒋介石对于这时侯受到日本侵略军和中共红军的夹击最有体会，他在1932年说道：“内在的敌人──共产党叛乱，和外在的敌人──日本军队的侵 略，其步调配合的非常一致。当中国政府出动军队讨伐共产党的时候，日军便乘机肇事；又当为抗日而极度紧张之际，共军则伺机蠢动。上年（1931年）第三次 围剿即将成功，就是由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中途停顿；以致濒于覆灭的共军有喘息机会，再度猖獗。未料，这一次的第四次围剿，又由于日军进攻热河的妨 碍，不得不为之中止。”（注20）讲这话的时候，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竟然遭到红军的伏击。
　　如果国民政府真的不抵抗，中国早就灭亡了，所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必须不懈地进行战争准备。抵抗和交涉。而中共没有这一层民族的责任，没有和 日本军队交锋。其行动只是维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利益，以及传统中国农民暴动的夺取江山的继续。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中共对于抗日口号在一切时候都加以运 用，例如在“长征”刚刚开始时，为了利用陈济堂的野心，由朱德写信借道通过，并且成功地做到了，朱德的信件一开头就是：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 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注21）本来向西撤退和借道通过与抗日无关，却如此高唱抗日，在电文中还以抗日为名， 指点陈济堂北上袭击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后方。可见中共是打着抗日的旗号，而进行推翻抗日政权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四年间，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在抗日后方所进行的武装夹击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的活动大概。
　　【注释】：
　　1、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传》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3年。
　　2、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013、1017页，《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3、王震《贺龙年谱·序言》：《党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4、《徐向前军事文选》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3年。
　　5、郑广瑾、方格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7-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第31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7、刘伯承等著：《刘伯承回忆录·回顾长征》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3年。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4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9、《中国红军长征记》第98-99页。
　　10、《中国红军长征记》第129页。
　　11、《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9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83页。
　　1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311页。
　　14、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025-1052页。
　　15、《贺龙传》第186页。
　　1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128-1129页。
　　17、《中国红军长征记》第641页。
　　18、黄克诚著：《黄克诚回忆录》的14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19、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201页。
　　20、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九册第1981页，《中央日报》社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三年。
　　2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第17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

中共壮大之谜（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14 09:57:27

第一卷 自序
改革开放以来，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经济生活获得了相当多的自由。现在的年青人已经很难想像，那时就是从家里拿一个鸡蛋到外面去卖，也会被扣上“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可怕罪名；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份子来说，也与地狱般的毛泽东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那时除了歌颂毛泽东和中共，任何其它的题材或说法，都会 被打上反党的罪名。邓小平所开启的时代，到底使得中国人的日子好过许多。
　　这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 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 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 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 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做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 中壮大的呢？
　　本着这疑问，我开始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我怀疑，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大概比较多；于是我改读主要 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 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
　　这里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说中华民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国或者国民政府；说中国，就代表当时的中华民国或国民政府，并非今日台湾的中华民国。
　　本书能够完成，得到了极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的赖先生及其夫人萧女士的鼎力支持，这里深表谢意。
　　斯坦福大学前胡佛所东亚图书馆戴天禾女士、胡镜宇先生、胡音因女士对写作本书提供很多帮助，特在此致谢。
　　谢幼田于斯坦福大学
第一卷 一、“九一八”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阀失去了理智，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攻击。中华民族立即面对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
　　在对待日本侵略方面，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按照深谋远虑的战略和策略坚决抵抗，还是把某一政党的私利和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政治的基本内容。
　　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自始至终担负着正面战场抵抗日本军队的任务。所以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时，首先要弄明白国民党在“九一八”发生以后的基本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发生的时候，虽然力量微不足道，只控制着江西省南部的一小部份山区，可是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却拥有将近一百万正规军和一百二十万民兵，为以后打下江山奠定了基础。所以国内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角逐。
　　日本军国主义份子争夺世界霸权的对象，是英国、美国和苏联，从来不是中国。以为中国不堪一击，打算在灭亡中国以后，利用中国的各种资源，再与其它列强争霸。
　　日本人看见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战争从来是败绩。看见了辛亥革命以来，由于武人割据而长期混乱；看见了北伐虽然统一中国，执政党内部纷争没有停止；看见了中国仍然非常的贫穷落后，谈不上任何基本的国防。以为他们眼中的东亚病夫只能够被列强宰割……。
　　日本人犯根本错误的一点是，忽视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地球上的文明古国，中国人保持了稳定的生活方式，这生活方式 根源于普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即重视以家庭为着落点，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艰难的人生享受着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追求着宇宙和社会生活的和谐。这 种生活方式形成民族的自信和自尊，自然对于步西方殖民者后尘的“倭寇”是鄙视的。所以一旦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会很深刻的引起全民的民族主义反抗情 绪。这种情绪是不需要当政者的提醒教育，是不待而然的。从历史看，这样一种文化心理，使得中华民族在与异族的冲突之中几乎不可能被战胜，哪怕在军事上失败 了，最后征服者也要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浅薄而疯狂的日本军阀怎么能够从理性上认识这一点呢？所以日本军队一开始战争，就陷入了深不可拔的泥淖，把企图与英 美争霸的“能量”消耗了许多。
　　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而与日本正面抗拒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和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正是由于中国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使得在“九一八”以 后的特殊时代，分裂的中国国民党几乎神奇地立即团结起来，各个领袖们抛弃了一切前嫌，一致掩护已经下台的蒋介石重新主政。而蒋介石以他的智慧、坚忍和毅 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决策，
　　领导中华民族战胜了外部的强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首先是尽力避免战争爆发，日本政界的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也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对双方不 利。在日本狂热的军人的鼓动下，军人浪人不断地在华挑衅，局面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全面准备，包括物质的准备和精神的准备，也开始 了“攘外安内”的策略，来解决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并且掌握有军队的共产党问题；同时尽量延缓战争的全面爆发，即在抵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遵守“一面交涉， 一面抵抗”的原则，忍辱负重，以换取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期间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所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是成功 的，只是“西安事变”的出现，使得“攘外安内”的策略半途而废，而有抗战胜利以后的剧变。
　　但是蒋介石的策略与苏联和中共的追求相悖。俄国在上一世纪就和日本争夺远东的利益而你死我活；苏联建立以后，其远东的头号敌人仍然是日本。因 此，特别需要用中国人的抵抗力量，来减缓日本的压力。所以，从“九一八”开始，苏联和中共鼓动立即抗日的调子最高。中国共产党的灵魂是外来的，是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指导，具有煽动阶级斗争的苏联文化特点，这与以“仁”为核心的求和谐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中共组织活动也受苏联的直接指挥，和那时候全 世界的共产党人一样，把苏联当做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与中国人的基本利益相悖。中共的党的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来是置于民族利 益之上的。
　　例如：按照苏联的指令，对于国民政府的任何阻止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做法，全部被骂为“卖国”，至今的官方所书写的历史仍然如此，这就造成中共是抗 日战争的唯一正确代表者；又如，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才两个月，在江西的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持以暴力推翻 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危其基本宗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吗？中共是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根本内部大患。这是一段被中共篡改的历史。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 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
　　抗战之中，国、共之间的一切纠葛由此而起。或者为了全体中华民族，或者为了中华民族中所谓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为了苏联的利益），两个政党或 明或暗地一直在进行着全面的较量。所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分为两个部份，即一方面直接对外的物资和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则是间接对外 的，即欲消灭内部的隐患，这就是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安内”的政策。
　　直接的战争准备分为几个方面：
　　在财政上，需要统一币制。北伐成功虽然获得了国家的统一，但是许多方面仍然是表面的。许多地方在军人主导下，财政支出不受中央政府的限制，而且 地方截留国税，甚至擅自铸造货币和滥发纸币，从曾国藩时代开始的徵收厘金，仍然使得各个地方有变相的徵收税的权利。国民政府在1930年获得了关税自主 权，为财政改革奠定了基础；肥厚的盐务税也在此时收归国民政府，在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盐务税收入高达两亿一千八百万元；甚至租界的洋人也开始缴纳统 税，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的统税收入达到一亿二千五百万元；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银元，实行法币:“法币有充 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国民政府确实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 应付公开或秘密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三千四百万法币作为秘密专款，作为1936至1937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 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注1）国民政府的财政统一和币制改革的成绩，是备战的重要部份。
　　在交通方面，加紧进行着公路、铁路和通信建设，以便于调兵遣将。“九一八”开始的时候，面积广大的国土上，只有公路四万多公里长。经过努力，到1937年，中国的公路达到十一万一千多公里，增长了一倍半；
　　武汉到广州的铁路大动脉虽然早就在南北两头修筑，但是工程最艰钜的部份，始终未完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在1937年贯通；陇海铁路原来只修 筑到河南的灵宝，也在这几年之中延长到西安和宝鸡；浙赣铁路是东南铁路的主干线，由蒋介石亲自加以督促，在1936年完工；同时，南北纵贯山西省的同蒲铁 路也完成。几年的时间，在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水准下，铁路由八千公里增筑到一万三千公里；
　　全国的邮政局在1931年不足一万所，到1936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三百多所，邮路则从四十万里增加到五十九万八千余里；并且在全国普遍设立无线电电报通讯，在全国普架电线约十五万里；（注2）
　　为了振兴中国国民的精神，在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欲将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美德在生活中具体实施，并且提出国民生活军事化，以便适应战争的需要；新生活运动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1932年，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内设国际组、军事组、教育文化 组、经济与财政组、土地与粮食组。三十九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家；并且聘请二百多名各界人士在各个小组担任专员。一大批著名的 知识份子因此投身到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国防设计”的工作中。最近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著作中说：“这些调查统计工作虽然是初步，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但是 它们在当时和抗战期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不能忽视和低估。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在中国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大规模 的国情调查。设计委员会所编列的许多计划如《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粮食存储及统制计划》，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专门人才的调查 为以后资源委员会招募技术人员提供了方便，资委会初期从事工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管理人才，很多都是据此招募的。”资源委员会制定“重工业五年计划”，拟定 兴建冶金、机械、燃料、化学等工业。这些措施对于后来的持久抗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堂堂中国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来防止外来侵略，在自 己的国土上，却不敢公开进行，怕激怒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起战争的提前爆发，因为国力非常弱小的中国，需要时间准备以便与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作战：“国防设计委 员会的地点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旧址，南京三原里二号。由于它是个‘秘密机构’，信封上不印机关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对外只称‘南京三原里二 号’，由蒋介石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秘密经费中每月拨款十万，作为活动经费。”（注3）这一件事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处境的艰难，也可以见到蒋介石秘密准备抵抗 日本侵略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陆海空三军的整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将国民政府进行的国防建设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1935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 训练。同时，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整军建军工作至‘七七事变’时虽未按计划完成，但也做了不少工作，全国陆军已整建和未整建的部队，除各种特殊部队外， 共计步兵一百八十六个师又四十六个独立旅，骑兵九个师又六个独立旅。炮兵四个独立团，共约一百七十万人，居世界各国之首。”（注4）
　　第二，在1936年底，空军几乎从无到有，总计各类飞机六百余架，飞机场二百六十二个；海军也开始建设，有大中舰艇一百余艘。整理和修建了一些江防和海防要塞，江阴、南京等要塞区，还装置了新从德国购买的重炮。
　　第三，确立战略大后方，蒋介石在1935年视察川、滇、黔三省以后，确定“四川应作为民族复兴的基地”，并开始建设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工作。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质和人力资源都极为充沛，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
　　第四，制定国防规划，确定国防区域，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线和四个大区。并且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
　　除了以上的直接战争准备以外，还有间接的准备，就是安定内部，特别是处理既有苏联背景，又有一点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问题。
　　要抵御日本人的侵略，必须有一个内部团结安定的环境，即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个阶层民众的团结。有了安定的内部，凭着中国的众多的人口和广大的国土，哪怕日本军队一时的强大，中国也一定能够获取胜利。
　　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大团结，在1931年“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立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10月，胡汉民和居正等国民党重要元老被南京释放， 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聚集起来，共同谋划国民党的团结。1931年12月5日，分裂的南京、广州两个中央分别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 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选出了包括各方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到了1935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分裂的“西南”终于取消了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大家 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真正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大团结。
　　但是国家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一整套政策和策略，从来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基本宗旨。
　　当1931年“九一八”日军开始正式侵略中国，抗战发生的时候，国军不得不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威胁 南昌；11月，正式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国家和临时中央政府；12月，当“一二八”抗战爆发，中共乘机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的七个省全面出击，威胁武汉， 控制地区达到大约二十万平方里左右。
　　内外受敌的国民政府怎么办呢？
　　蒋介石在1932年6月在庐山提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著名政策。蒋介石根据历史的教训，非常明白中共统帅武装力量的严重性。他说道，明朝 末年内有李自成叛乱，外有清朝准备入关，后来包括多尔衮在内，都承认灭亡明朝的是李自成，满清并非得天下于明朝。蒋介石认为目前的情形很像那时候，内外交 困的结果，很可能会重演明朝亡国的故事。蒋介石说道：“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 介。……我们想要攘外，必先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是赤祸的纷扰。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 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共同一致，认定目标，对外是日寇，对内是赤 匪。我以为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注5）面对一心一意以暴力推翻中华民 国的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势力，能够有其它的选择么？
　　于是，对于中共中央的江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成功了，中共不得不逃往到四川西部的极为荒凉的地区，后来毛泽东率领一部份红军到 达陕北，与刘志丹、高岗会合，得以继续生存；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失败以后，也到达川西；贺龙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也不得不到达川西与他们会合，后 来都开拔陕北。
　　1935年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军队也空前地团结起来，一致取得共识，各路的几十万大军已经三面将陕北根据地包围起来，并且准备一举歼灭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完全终止了蒋介石的即将成功的安内政策。
　　除了进行以上两方面的战争准备以外，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正面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因为战争准备才刚刚开始，中国 的国力远远不足以和日本人对抗，所以对于日本的每一次新的进攻，在抵抗之余，总是委曲求和，以便换取准备的时间，这即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这 样做，在后来常常还要忍受被中共骂为“不抵抗”、“卖国”的罪名。
　　有名的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日本军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日本人在上海制造事端，1931年1月28日在上海闸北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的指挥之下奋起抵抗。第一天就阻止了日军的进 攻，夺回了北上海车站；然后连续几天，虽然日军兵力达到一万多人，日军一无所得，而不得不更换指挥官；接着以争夺吴淞要塞为中心，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日 本军队有飞机、坦克、战舰，中国军队却以血肉之躯阻挡日本的现代化武器，使得日本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却仍然不能占领吴淞炮台，于是日本军队继续增兵，再 度撤换司令官。蒋介石则命令精锐的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开赴上海增援。日本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发动大进攻。经过激烈战斗，根据日方后来的统计，仅 仅在中路，日本军队第九师就伤亡八百余人，中国军队则伤亡一千余人，日本人发动的两次总攻击都失败。日军再次更换司令官，兵力增加至八万人，在3月1日， 日军再次发动总攻击，中国军队侧翼受到威胁，补给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为了免于被包围，全线撤退。
　　这次战争，虽然中国军队付出的生命代价要大得多，但是打击了日本军阀得嚣张气焰，破灭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中国人的 尊严和气节。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开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日益消耗着其各种战争准备的能量，而不能用在与其它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基本目的上，最终导致 失败。
　　不久之后，在1933年初，日军占领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个重要关口抵御，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
　　在长城的榆关，即山海关，在1933年1月1日，日军蓄意一再挑衅，战争随即开始。中国守军为何柱国所指挥的第九旅，竟然以一个团的不足两千 人，与日本的现代化武器所武装的三千多日军，激战了三天三夜，再次显示了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精神，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信心。
　　在占领山海关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热河全省，并且进一步南进，在热河、河北交界处的长城各隘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在1933年3月10至11日，在喜峰口，宋哲元指挥的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第十四旅展开肉搏战，双方死伤惨重。在11日凌晨，大刀队潜入敌人炮兵 和骑兵阵地，用大刀猛砍，毙伤日本鬼子六七百人，阻挡了日本的前进。虽然中国军队伤亡达五千余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震惊了全世界。
　　在罗文峪，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国军猛攻。英勇的中国军队却等日军接近时，用大刀与日军肉搏，使日军败退数公里。
　　古北口之战，关麟徵中将连挫日军的攻势；南天门之战，黄杰将军率部奋战六昼夜，阵地巍然不动；由商震统帅的三十三军，在冷口与日军第十四旅团反覆争夺，最后将日军驱逐到十几公里以外。只是由于日军改变策略，从山海关越过长城长驱西进，中国守军不得不放弃长城。
　　经过松沪抗战和长城抗战，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粉碎了，大大提高了全面抗敌的信心。
　　但是，在松沪抗战换来的，是妥协的三条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了不设防的城市；长城抗战的结果，是签订塘沽协定，同意了日本军队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这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决定，许多青年不理解是理所当然，但政客却乘机鼓噪，中共的各种书籍至今仍然在责骂蒋介石“不抵抗”、“亲日”、“投降”等。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宣战，就等于自杀。当时相当多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蒋廷黻等都理解和赞成国民政府的政策，他们的理性的见解大多发表 在《独立评论》上，胡适着文写道：“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世界的道德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送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 还要受更大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1914年时比利时全国被占领蹂躏之后，过了四年，才有光荣的复国。1871年法 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我们也许应该等侯四年，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侯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 的了什么？”（注6）
　　蒋介石在一片谩骂声中，始终坚持退让、妥协、交涉，以便准备战争，历史已经证明了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战略眼光的。当事人之 一的何应钦几十年以后，以战略观点总结道：“领袖处此内外交攻之下，而不轻言宣战者，绝非冀图苟安，或个人有所畏惧，实以内乱待平，国力未充，不容以国家 安危，作贸然之举措。其苦心孤诣，应钦知之最审。诚如本书所言，若非领袖不计个人毁誉，但求有利于国家，忍天下之所不能忍，何能换得自‘五三’至‘七七’ 九年备战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心理与军事建设！倘若无此九年国力建设，何能持久抗战？抗日胜败之关键，端视中国能否‘持久’；而‘持久’之根基，实奠于 领袖之忍辱负重，换得备战时间。”（注7）但是当时的青年人并不理解。
　　在“九一八”刚刚发生的时侯，热情的学生当然不可能理解政府秘密备战，争取时间的苦心，他们要求立即对日本宣战。“九一八”过后几十天，京沪的 请愿学生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打成重伤；北京各学校有二千学生欲南下请愿，他们占领了车站上所有的列车，使得站长不能办公，交通也随之中断；北京、上 海的学生甚至成立组织，要步行到东北参加马占山所领导的义勇军；青年学生所敬重的蔡元培，一直出面劝导学生，他也在12月15日被北平南下的学生按在地上 殴打，等等。
　　如果蒋介石没有理性而冷静的战略眼光，如果没有对全体民众的责任感，就会讨一般民众之所好，捞取政治资本。蒋介石敢于坚持自己的战略构想，哪怕 付出被辱骂的代价。其实中国的学生何民众是很识大体的，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开始以后，大家的热情就变成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抗战， 反政府的学潮也平息。
　　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几年之间，国民政府一面准备战争，加强各方面的建设，一面忍辱负重，延缓战争的爆发，同时进行“安内”，对付因为日本侵略而乘机扩大地盘，并且仍然要推翻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国共之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武装对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如此呢？必须先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宗旨。
　　我们以至今发表的史料，主要是中国大陆发表的史料，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贡献或过失。
　　【注释】：
　　1、黎东方著：《中华民国简史》第401-403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中华民国79年，台北。
　　2、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93-96页，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印行，中华民国67年。
　　3、李学通著：《书生从政──翁文灏》第109,11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发行，年。
　　4、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第1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
　　5、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1-42页。
　　6、杂志《独立评论》第44号第4页，胡适文题目《我们可以等侯五十年》。
　　7、蒋纬国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一卷第3页。
第一卷 二、第三国际中国支部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余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侯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着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着 “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藉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 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 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 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 件；在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 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注1）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 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 庚子赔款等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 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利，及其他 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 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 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注2）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 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为此感到在外交上 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们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 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 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 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为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节录。（注3）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 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则 不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而 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远东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时而与日本妥协， 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 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 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 是情报处，在中国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 和士兵建立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 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 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生运动，并且引导他们朝着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4）后来这个“上海处”被 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 二次世纪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志 （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 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陈同志在广东担 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 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 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20页、21页中，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 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 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 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 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6）
　　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 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林和吴廷 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7）成立大会在上 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了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是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 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其他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 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书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夺取了政 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 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 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 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 疑。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
　　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年12月，莫斯 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 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 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工受难的中国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4～6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招开代表大会──一千美元。所有 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7）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 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 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注8）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中共有党员一 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 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 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 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责 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陈独秀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组织之 ‘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9）对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錧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资料，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报的告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一手筹备、主导、和给经费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确定其性质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能够不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吗？现在看看在中共最早的党纲、党章里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成为其基本组成部份。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按：在本章中以下引用这同一书者不再另加【注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的第一条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本党党纲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至社会的阶级的区别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第一条中“革命军队”的提法肯定直接抄自苏共的文献，因为当时这十二个玩弄笔杆子的人，离“枪杆子”十万八千里。第一、第二条中完全是马列主义 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在一切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是没有的。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是全民的革命，而不是一个阶级的革命，民权主义更与专政的概念格格 不入。第三点主要是消灭私有制。而中国古代的自秦、汉以后，已经是私有制的天下，宋代更有张居正制定“一条鞭法”，将私有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由第三国际 代表所主持制定的党纲、决议和宣言，都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是在陈独秀等人长期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否定以后，所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 神。中共纲领表明，这个政党的灵魂是外来的。
　　最后一条是与第三国际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是比较含糊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也是如此：“六、本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中央组 织应每月向第三国际呈报告一份。如有必要，得派一正式代表前往第三国际设在依尔库茨克之远东书记处，并派代表赴远东各国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计划。”到了 1922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三共产国际之隶属关系才明确起来，专门做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全文如下，以便了解中共的性质：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 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主义利用的第 二国际，正立在对抗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这是中共一开始就听命于第三国际的铁证。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一条：“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 的原则和目的的担负者。”第十二条规定：“共产国际两次世界大会之间的指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给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以指令并监督其行动。”在这里 明文规定，共产国际是“领袖”、“组织者”、，对于各国支部要“指令”和“监督”，中共当然不可能例外。这初期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 央委员会，都反对加入国民党，提出的理由也颇有理论依据，陈在1922年4月6日，曾经专门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魏金斯基，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 入国民党，而且武汉、长沙、北京，以及张国焘、蔡和森等重要人物都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反对联合的意见主导了大会， 在有关的决议中，只是要邀请国民党“互商”。但是马林带着莫斯科的加入国民党的指令来，于是8月在杭州西湖再次召开会议，推翻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立即 加入国民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立即服从了更高的权力机关莫斯科苏共中央的命令。可见中共的隶属情况。这种情况周佛海在《寒风集》中有一 段回忆：“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仲甫（按：这是陈独秀的号）和马林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林认错，才肯见面，而马林却不认 错。”“马林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独秀只好屈服。陈 独秀是中共的教父，是党的总书记，连他也不能够丝毫的对抗第三国际，足见俄国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
　　第三国际表面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1990年，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崩溃，苏共档案得以公开，其中有许许 多多文件都显示，共产国际完全是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的。关于中国部份的文件由三个德国专家和四个俄国专家选择出版，这些专家在《编者前言》中说： “众所周知，苏维埃外交政策在各方面都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决定的。苏维埃外交机关活动的特点，在于其外交的总战略和策略和策略都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 的；通过所有国家惯常的外交机关──外交人民委员部，还通过共产国际。表面上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组织。事实上，它处于联共（布）中央委员 会政治局严密的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的控制之下，共产国际所有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和干部的任用，都预先在政治局讨论过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政治局还要协调共 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本集所收录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它档案文献充份说明这一点。”（注10）非常清楚，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为了苏维 埃政权的生存和发展，以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为名，建立了第三国际。然后以第三国际为名发号司令，推行世界赤色革命，声称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首当其 冲。
　　中国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基本动力都是民族主义，就连“五四文化运动”也是为中国寻找出路。但“五 四”的文化运动却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诉求，即为了爱国必须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精神文化，只保留空空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以后成立，由中国 人组成，灵魂却是苏联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是苏联的，经费是苏联的，指挥操纵也是苏联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了苏联利益在中国的直接代表者。在堂堂皇皇的意 识形态掩饰下，作了许多只为“无产阶级祖国”服务的事情。
　　弄清楚了这点，才能够基本弄清楚为什么中共在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国难当头的时候，采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的行动。当然，中共在抗战 期间的各种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中国的农民暴动，为了推翻旧有的政权，而只顾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根本不顾及民族的利益。例如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他 们成为了清朝入关的马前卒。而抗日战争还有更复杂的一层。
　　【注释】：
　　1、解放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264页、282页，自联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86页，大东图书公司，台北，中华民国86年（1997年）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30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9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9年。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5页。
　　8、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8页。
　　9、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33-34页，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
　　10、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页。

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最终篇）2011-07-13 08:23:13

第十四章　后勃列日涅夫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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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职务。自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
　　中苏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中苏每半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 题。但是，对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在大范围内维护本国安全的立场，这包括：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苏联对越 南的支持、削减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另一方面，苏联谈判代表则希望谈判应限于纯粹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
　　８０年代初，中美关系恶化（见第十章）之后，北京政府似乎要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中立。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 立场。１９８３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有了改善。中国领导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高唱反苏调子。但是，中国人的其他做法，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例如，中国发展同 东欧、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并把这些国家当作抗衡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砝码。再者，１９８４年上半年，中越又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的行动遭到了苏 联的抗议。苏联声称中国侵略了越南。
　　１９８４年２月，安德罗波夫逝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替了安德罗波夫的领导职务，他对中国采用了一条强硬路线的政策。许多重要事件表明了苏联政策的 趋向，这包括：使东西方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陷入僵局（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苏联停止进行这种谈判）；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攻 势；１９８４年７月，苏联抵制参加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述事件减弱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势头，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改善。１９８４年７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访问了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苏联已主动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这方面的内容在苏 联２月１日的照会中也曾提到过。此外，他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金融时报》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描述为，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 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勃列日涅夫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 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 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 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 骤……”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了评论。他说，“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改善关系的障碍
（１９８２年５月～９月）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３日至２１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继勃列日涅夫逝 世以后，中苏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官方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 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根据非官方报道的消息透露，１９８２年８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９月１５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１９８２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增多。４月份，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杜尚别（苏联塔吉克斯坦的首府）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６月份和９月份，苏 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７月份，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然而，双方都未能采用更为灵活多变的立场，中苏重新举行双边谈判的步骤未能实现，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中国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 碍：①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③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发言人声明，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然而，据 日本的军事信息透露，据估计，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都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其中，苏联军队有４５万人，中国军队有１５０万人。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 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到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当贾丕才访问北京时，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或其他要求。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继续举行边界谈判。但 是，文章批评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各国和阿富汗。中国单方面要求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撤走武装部队，承 认自己“有权”向苏联领土扩张。文章评论道：“中国罗列了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这表明，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并不希望找出一条走出中苏 关系在此时已进入死胡同的路子”文章署名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这是苏联发表半官方政策声明的常用笔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２日，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一职已被废除）。他在讲话中多次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 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胡耀邦为中共党的第１２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胡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在代表大会通过 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而在前一部党章里，曾包含有这些内容。
　　在此之前，即１９８２年８月８日，《北京周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在苏美两国的竞争中，因为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因此，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巴库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多次讲到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９月２７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在同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正方（当时任日本首相）的会谈中说，同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排 除威胁中国安全的障碍。这些障碍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占阿富汗。最后他又说，中国并不希望“打 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当然，“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副外长级会谈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５日，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官方报纸称会谈为“磋商”）在北京举行。１０月２１日，会谈结束。苏联代表团由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率 领。伊利切夫曾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率领苏联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见第十章）。１９７９年又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见第十一 章），中国代表团由钱其琛率领。
　　因为双方不同意公开会谈的细节，因而中苏报刊没有发表会谈的正式声明或公报。但是，１０月７日，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东京说，在会谈中，中国要求 苏联撤走在中苏边境地区的６０万军队。另一位中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只限 于讨论双方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双方同意，中苏会谈应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恢复争论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１月）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逝世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１１月 １５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黄是自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部长访问莫斯科。同 时，黄华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则是自１９６９年周恩来在北京同阿列克谢耶·柯西金会晤以来最高级别的会晤（见第十三章）。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尤里·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
　　黄会见葛罗米柯以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 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报道，黄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黄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据塔斯 社的同一个报道），“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８日，黄在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的方式。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在东京对日本记者说，“中苏两国应该同意在两国边境地区减少武装部队。”他还指出，苏联军队将最终从阿富汗撤走。
　　苏联并不打算在阿富汗建立苏联式的政权。他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与苏联保持睦邻关系。他的讲话完全与葛罗米柯提出的“排除障碍”相一致。
　　安德罗波夫接替了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安德罗波夫说，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 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１月２５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国希望看到“苏联新 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
　　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１９２２年成立）６０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６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但北京的报刊未发表此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才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组织）政治书记皮埃尔·鲍比从北京回法国后，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在巴黎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已对苏联发表了解决柬 埔寨问题的意见，即：“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将来的柬埔寨应该同不同国家和地区改善关系并在柬埔寨重建和平。”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仍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尽管这种攻击比以前要少得多。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谴责苏联有“向南推进并长久占领阿富汗 的野心。”１２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侵略阿富汗是苏联统治世界的环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英国官方月刊《观察家》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中苏边界的情况。文章指出，“大约６个月以来，中苏边界似乎比以前要平静得多。苏军经常举行的军事演习减少了，解决双方争端问题有了 更多的可能性，双方将会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６个月以前，苏联报纸首先攻击中国政府。１９８３年１月１４日，《新时代》周刊谴责了中国政府，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有要求，中 国宣称这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沙皇俄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割去的。文章宣称，“真正努力改善中苏关系并使之正常化，必须以双方抛弃领土要求为先决条 件。”文章提前在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谴责《新时代》“为沙俄主义分子侵华”作辩护。而沙俄主义分子的侵华行径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和斯大林的谴责。文章提出：“中国对苏联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的中国领土，而是主张照顾现实情况，以这 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中苏第二轮谈判
（１９８３年３月）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日至１５日，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和钱其琛率领苏中双方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会谈。根据中国提供的消息透露，苏联代表团提 出，苏中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提出了建立两国边界相互信任的建议。苏联代表团还以不讨论第三国家的事情为借口，拒绝讨论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另一方 面，中国代表团坚持这样的立场，除非排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否则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毫无意义。
　　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以后，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１日，钱其琛会见了葛罗米柯。塔斯社发表了关于这次会见的声明。说苏联方面表示，愿意寻找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方式，愿意寻找逐步扩大双边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扩大双边联系将会促进全面改善中苏关系。３月２２日，钱其琛回到北京后说，会谈没有 取得任何新的进展。但是，会谈是有益的。３月３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苏双方已同意互派留学生的原则，中苏将首先互派１０名留学生。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苏双方恢复了争论。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５日，赵紫阳在访问新西兰时指出，苏联不断增加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赵还特别提到苏联可以使 用越南港口的问题。４月１９日，苏联政府《消息报》发表文章谴责了中国领导人，说中国领导人这样将会妨碍中苏关系的正常化。５月５日，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 指出，印度支那问题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中国决心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进一步的双方接触
（１９８３年７月～９月）
　　尽管中苏互相攻击，但是两国的文化和体育交流不断增加。１９８３年７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活动。９月又参加了莫斯科书展活动。８月１１日，苏联足球队到达北京。
　　许多年来苏联没有派足球队来北京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发言人说，苏联国际旅行家组织将出席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旅游会议。自从１９８１年以来，一直有苏联旅行家到北京访问。
　　１９８３年夏末，苏联和中国的声明都用了特别温和的调子。８月２６日，安德罗波夫主席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 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李先念主席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表示欢 迎。１９８３年９月２日，李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９月１日，中国官方杂志《世界知识》发表文章指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国在１９８０年在这 个问题上犯了点小错误，见第十一章），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促进了世界和平，遏制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
　　１９８３年９月８日，米哈伊尔·贾丕才到北京访问，与钱其琛举行会谈。９月１５日会见了吴学谦（因黄华病重，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吴被任命为外交 部长）。据报道，贾丕才前一次来访是应苏联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属私人来访。新华通讯社强调指出，贾丕才这次是作为钱其琛的客人而进行访问的。
　　据苏联的消息透露，贾丕才和钱已找到了苏中对外政策的许多集中点。但据中国的消息透露，中国方面已告诉贾丕才，除非排除三大障碍，否则改善中苏关系就 没有基础，即使中国对三大障碍中的某些方面的立场有所动摇。据日本的报纸报道，双方同意进行交换留学生，进行旅游、文化和体育的联系。同意研究中国为实现 现代化恢复同苏联技术合作的可能性。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６日，贾丕才离开北京回莫斯科时说，会谈是“事务性的”。他说，“我们已经打开联系的渠道。
　　这次我们还讨论了国际问题。”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２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提案进行了表决。提案对南朝鲜民航班机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南朝鲜民航班机是在９月１日进入苏联领空后，被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击落的。对提案投票表决时，中国和另外三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苏联也投了反对票）。
中苏第三轮会谈和进一步的争论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６日，中苏第三轮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是在伊利切夫和钱其琛之间进行的。由于中国坚持要克服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会谈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三大障碍”还扩大到苏联在中国的远东边境地区部署苏联ＳＳ—２０导弹等内容。１０月５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谈判没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齐说，苏联在我国边境地区部署ＳＳ—２０导弹问题属于“三大障碍”的一个内容。中国希望苏联在中国边境 地区减少它的武装部队，包括“削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在评论苏美两国在早些时候在日内瓦就削减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时，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苏联在亚洲部分地区已经部署 了大量ＳＳ—２０导弹，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苏联如果真如它自己所说的，希望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它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导弹也应当大大削 减。我国要求苏联消除妨碍发展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之一，就是减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这当然也包括导弹在内。……”（据估计，苏联在远东地区 部署了１０８枚ＳＳ—２０核导弹。苏联官员说，在这些导弹中，有一部分是从东欧战区撤走的，现在部署在远东地区）。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伊利切夫结束对北京的访问时，中苏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指出，会谈是有益的。第四轮谈判拟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 据有关消息透露，双方已达成了增加贸易、增加低级技术交流、加强文化和体育联系的协议。苏联代表团提出，越南问题将在另一次会谈中单独讨论。中国代表团对 此没有异议。
　　中国领导人在庆祝十月革命纪念日发给苏联人民的贺电中，呼吁实现“中苏友好关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７日，《真理报》用头版头条的片幅发表了贺电的全文。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７日，吴学谦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重要政策报告中指出，因为莫斯科拒绝讨论“三大障碍”问题，所以，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会谈没有取 得任何进展。会谈出现僵局的结果，使中苏双方的宣传媒介对对方的政策进行了大肆的攻击。１９８３年下半年，即１月２３日至２６日，胡耀邦和吴学谦访问东 京，当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时，苏联对中国的批评变得特别尖锐起来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下旬，盖达尔·阿利耶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访问了越南。１１月３日，新华社攻击苏联使用了在越南的军事基地。新华社指出，苏 联“已经向亚洲和太平洋以南地区部署了２０００枚以上的巡航导弹。”苏联这种做法威胁着这一地区“各国的安全”，威胁着“国际航道的安全”。
　　吴学谦在访问日本时发表声明说，两个超级大国应对核军备竞赛负有责任。苏联报纸《消息报》发表一篇文章（署名为Ａ·彼得罗夫，苏联发表高级声明的笔 名）对吴在日本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批评。文章质问道：“吴的声明忽视了不断增加的军事危险的根源，而这种军事危险的根源源于帝国主义最反动圈子的冒险上。中 国企图在公正的幌子下，歪曲苏联爱好和平的目标，这能允许吗？”同一天，《真理报》批评了吴“吃惊”地支持了日本对苏联占领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东京认 为，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１９４５年以来，一直由苏联占领（见第九章），文章引用了１９５０年周恩来总理的拥护苏联声明的语言，并用这 些语言评论吴的声明，说吴的声明“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内政”，是“霸权主义的公开声明。”
　　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中国的攻击又重新开始了。这些攻击主要是对中美改善关系的反应。
　　同年１月，赵紫阳访问了华盛顿。１月３日，《消息报》对新华社发表的关于苏在阿富汗政策的反苏造谣文章进行了攻击。文章批评中国说，中国只找来自苏联 的军事威胁，而忽视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在赵紫阳访问日本期间，苏联宣传媒介攻击中国。说在关于核军备的争论中，中国对美国抱支持的态度。
　　１９８３年底，中美关系已开始得到改善。１９８２年８月，中美就美国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签署的联合公报（见第十章）并没有阻止在上述持续数月问题 上的争论。１９８３年初，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助于冷淡两国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４月份美国同意对中国网球队员胡娜在美国政治避难的决定。这就导致了 中国取消同美国的所有官方的文化和体育交流。然而，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北京之后，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将放松向中国出口高技术的限制。中美关 系得到了改善。美国的措施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得到了实施，它为１９８３年９月卡斯珀·温伯格（美国国防部长）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和为１９８４年１月赵紫阳对华 盛顿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安德罗波夫的逝世与中苏关系的后果
（１９８４年２月）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４日，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
　　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时指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继１９８４年２月９日安德罗波夫逝世之后，中国采取了主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这是二十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后来被任命接替安德罗波夫的职务）同万里只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后来，万里与盖达尔·阿利耶夫举行了会谈。
　　在后来的发展中，据报道，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并 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１９８４年３月９日，《中国日报》宣布：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将于１９８４年晚些时候访问苏联。
中苏第四轮谈判
（１９８４年３月）
　　１９８４年３月初，中方声明和苏方声明都反对这种推测：
　　即中苏定于１９８４年３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将有突破性进展。３月２日，万里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 世而改变”。契尔年科在当天的讲话中拒绝了中国打破僵局的要求。他指出，苏联无法达成有损于第三国的协议。１９８４年３月初，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蒙古 政府反对中国要求苏联从蒙古领土撤军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纯属蒙古内政”，这并不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任何威胁。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２日至２７日，钱其琛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列昂德·伊利切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莫斯科举行了第四轮谈判。在主要问题上，谈判没有取得明 显的进展，但是联合声明特别提到了两国在体育、贸易和文化方面进行的有益的联系。西方外交家指出，在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中国极想加强更多的接触点，以表明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见下述）。３月２７日，塔斯社报道说，谈判是在坦率、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并将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继续举行谈判。
　　在谈判期间，钱其琛于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３日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据塔斯社报道，他们讨论了国际问题和中苏之间积极对话的必要性；葛罗米柯表达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愿望。
里根总统访华
（１９８４年４月）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日，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到达一个共产党国家，也是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美国总统 第一次访华（见第十章）。里根的中国之行表明，在保证继续进行各个领域合作的基础上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中美签订了四项协议书，其中包括恢复（１９８３ 年４月中止的——见上述）文化交流的协议和防止中美公司在对方国家经营交纳双重税的税率协定。中美还草签了一项核合作协定。然而，里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之 间的会谈强调了中国独立外交政策的方向。
　　赵紫阳批评了美国的裁军政策以及美国在中美洲、中东和朝鲜（美国军队驻扎在南朝鲜）的态度。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仍然投下了阴 影。此外，中国的宣传媒介删去了里根总统在两个场合中批评苏联、颂扬资本主义的讲话。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根总统对第三国的 评论是“不合适的”。
　　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７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１９８３年苏联 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中国当局还删去了美国总统４月２８日在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期间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到苏联的威胁。里根在接受采访 时说，美国没有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５日，苏联虽然宣布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于５月份访华的计划，但是苏联还是加强了对中国在里根访华期间与美国的 “军事和经济合作”的批评。此外，据报道：当时正在东欧旅行的中国友好代表团将到莫斯科旅行——这是二十年来中国对苏联进行的第一次这样的访问。
　　在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４日的一篇长篇评论中，塔斯社评述了中美之间在“日本军国主义”、“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等问题上的一致观点，并且抱怨中国近期 的“反苏”声明没有谴责美国的“军国主义政策”。评论说，美国正在努力通过资金投入和武器技术输出来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控制；该评论还批评了中国与“帝国主 义”国家的合作。４月２９日，塔斯社斥责里根总统对苏联的“诽谤性”攻击和企图把中国拉入反苏同盟。在里根总统离开之后，塔斯社于５月３日批评中国领导人 容忍自己被美国利用，暗中甚至公开地支持美国的政策。它宣称，北京正在采取“阻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态度。
　　１９８４年６月，张爱萍将军访美，当６月１４日宣布已经达成美国向中国出售反坦克和高射炮武器的“原则协定”时，引起了中苏之间的进一步争论。 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一篇评论警告说，“如果中美军事合作对苏联及其朋友和盟国造成威胁的话，毫无疑问，莫斯科将会对任何威胁作出适当的回 报”。这篇评论还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将会利用美国，美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方面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将会对美国和苏联造成军事威胁。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推迟访华
（１９８４年５月）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十五年来即将访华的级别最高的苏联官员——预定于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０日抵达北京进行贸易会谈。然而，５ 月９日塔斯社宣布，访问经“双方同意”推迟进行。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齐怀远说，访问取消是因为“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说没有确定新的访问日期。 ５月２３日，赵紫阳在对取消访问的第一次正式评论中指出，这将不会影响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在较早些时候，即５月１８日，吴学谦说，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三 大障碍，“苏联寻找各种借口回避讨论它是毫无用处的”。
　　尽管中苏关系的发展更直接地是与最近中越之间紧张局势的增加相联系的，但是，一些西方评论家还是把这种发展看作是苏联对日益增加的中美联系的明显不 满。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９日，中国向越南边境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人们把这种进攻说成是自１９７９年２月中国教训越南以来最大的进攻。５月１日，中国的南方 舰队进行了军事演习，这种演习有一次好象威胁到了越南所占有的南沙群岛（中国与越南对这些岛屿有争执，参见第十三章）。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８日，在苏共总书 记契尔年科对中国在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进行的一次直接谴责中，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批评达到了顶峰。中国在对苏联的答复中加强了其反苏言辞，把苏联在阿富 汗的活动比作“纳粹暴行”，并谴责苏联支持越南。
　　在１９８４年５月初的相互指责中，塔斯社指责中国入侵越南领土，进行严重的“武装挑衅”；并且说这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行为和眼光短浅的“挑衅”行为。５月５日，新华社驳回了这一批评，坚持认为莫斯科以歪曲事实来掩盖越南的侵略行为，并且正在支持越南入侵中国领土。
　　然而，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０日，北京宣布，钱其琛准备作为米哈伊尔·贾丕才的正式客人访问莫斯科。后者是于１９８３年底访华期间发出这一邀请的。钱在７ 月２日开始访问期间，与葛罗米柯进行了会谈。塔斯社把这个会谈说成是中苏两国“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一部分。当时，钱其琛重申了中国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 三个先决条件。钱从莫斯科归国后说，谈判是“有益的”。
中苏经济关系
（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中苏两国外贸部副部长于莫斯科签订了１９８３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１９８２年的三亿美 元增加到八亿美元。在这项协定中，中国将出口肉产品、茶叶、食用油、纺织品和矿产品，而进口机器、卡车、有色金属、化肥和木材等。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在哈巴罗夫斯克（位于苏联远东地区）谈判之后，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０日签订了两项地方贸易——中国黑龙江省和苏联远东、中国内蒙古和 西伯利亚——的协定，在这两项协定中，中国将用食用油、猪肉、谷物、纺织品来换取木材、水泥、玻璃和消费品。１９６６年，由于付款上的争端，中苏双方停止 了边境贸易，并于１９６９年正式中止。１９８３年６月５日，中国方面的资料指出，中苏同意从１９８３年７月１日起在新缰自治区边境上开设两个边境贸易站， 以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换。
　　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从而拖延了边境贸易渡口的开设，直到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６日，作为苏联的第一批卡车才被送达中国边境的新疆省Ｋｏｒｇａｓ镇。当天，新华社报道说，新疆南部的城镇图噜噶尔特也将开放。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中苏贸易部副部长于北京签订了１９８４年贸易和技术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值预期将从八亿美元增加到十二亿美元。
　　有报道说，中国正在谋求增加进口苏联技术，这种作法部分是为了更换五十年代在苏联帮助下建成的工业厂矿的旧设备，部分是为了使外来技术资源多样化，避 免依赖于一个国家。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２日，方毅（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在访日时说，苏联主动提出“无条件地”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
　　就其他方面的发展来说，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０日，一艘苏联客船自六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在上海停泊；与此同时，苏联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了１９８４年初中国举行的医疗设备展览会。
　　１９８４年４月２０日，中国铁道部发言人说，中国计划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扩大与苏联的铁运联系。
１９８４年９月以后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访问北京与贸易合作协定的签订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
　　在１９８４年７月至８月间，中国官方人士有好几次指责苏联领导加强其反华倾向。然而，由于安德烈·葛罗米柯与中国对应职务者之间在纽约的会晤， 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的发展阶段。这种改善关系的动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被保持了下来，这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原来推迟的对北京的访问能够 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得以恢复。
　　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在纽约联合国会议上，葛罗米柯和吴学谦之间的会谈，是自１９６９年９月份以来中苏双方之间所进行的最高级接触。会谈被双方说成是坦率的和有益的。
　　随后，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向中国领导发出了一份相对热烈的贺电。在１０月后半个月，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切夫来北京同 中国领导人会谈。尽管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苏联屯兵于中国边境、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干涉柬埔寨）上仍有严重的分歧，但是中国方面还是于１１月初 宣布，阿尔希波夫将于年底访问中国。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１日，伊万·阿尔希波夫抵达北京，成为１９６９年以来苏联最高级别领导人的访华。在他停留期间，他会晤了中国总理赵紫阳，最 后，１２月２８日，阿尔希波夫与其中国对应职务的姚依林签订了三项协定：（１）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２）科学技术合作协定；（３）建立中苏促进贸易、科 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据官方报道，在阿尔希波夫访问期间，双方还同意两国的贸易额于１９８５年增加到价值大约十八亿美元，双方并且谋求缔结一项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这一时期的长期贸易协定。
　　阿尔希波夫访问北京的结果表明，中苏关系正常化发展到了比１９６９年边界冲突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的程度。与此同时，好象还没有出现完全恢复到五十年 代初友好与合作阶段的前景。甚至在阿尔希波夫访问期间，新华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就显示出了中苏关系的潜在紧张状态。这篇评论不仅详述了当前苏联和其他经互会 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还透露出中国最近在与苏联边界连接的地区加强了军事防御。
　　这就是说，中苏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相互猜疑，是因历史因素和领土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解释方面的分歧造成的，因此，中苏两国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和互相猜疑，决不会因为上述三项贸易合作协定的签订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