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首纪念鲁迅诗引起的麻烦
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们在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作者是浙江绍兴五中的教师章玉安，诗不长，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见了报。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泛泛的纪念，也没有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文化旗手”、“硬骨头精神”等等颂词，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鲁迅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给今天的读者以严肃的思考和启迪，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贵之处。郭老曾有句云：“诗多好的少”，这首诗应该属于少见的一首好诗。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动寄来，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对一首诗的议论和评价了。“矛头”、“影射”甚至“反革命”一类词语，让人引起似曾相识的记忆，就在不多几年前，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此类“大批判”用语吗？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心里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等同志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只能说是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用个人名义，因为这位领导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交往，他寄诗文稿件给副刊，也多是直接给我写信。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果然，再无下文。
二十年之后，周海婴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由此引发了多篇文章，包括黄宗英那篇亲耳听到当时对话的权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我们在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作者是浙江绍兴五中的教师章玉安，诗不长，只有二十四行：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他会把手伸向每一个流浪者，
他要静听读了很多书的待业青年的倾诉……
他也许时时在洒墨讴歌“新的生活”，
但也许——正在弹毫针砭时弊世痼。
他也许有了较多的欢愉和喜笑，
但也许——正在经历着新的不安与愤怒……
这篇普通的读者来稿，引起了当时文艺部诗歌编辑徐刚的注意。按编辑工作惯例，四十四周年不是逢五逢十的整年，副刊发不发纪念诗文都无所谓。但是徐刚从来稿中看到这首很不平常的诗，如同在泥沙里发现金粒，立即挑出来，只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就交到主编手里，并且如期见了报。我觉得这首诗不是泛泛的纪念，也没有使用多年来习惯了的“文化旗手”、“硬骨头精神”等等颂词，而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深入剖析鲁迅爱憎分明的崇高品质，给今天的读者以严肃的思考和启迪，这正是它的最大特色，最可贵之处。郭老曾有句云：“诗多好的少”，这首诗应该属于少见的一首好诗。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动寄来，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不是对一首诗的议论和评价了。“矛头”、“影射”甚至“反革命”一类词语，让人引起似曾相识的记忆，就在不多几年前，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此类“大批判”用语吗？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但我心里明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胡绩伟、秦川等同志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只能说是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用个人名义，因为这位领导同志同我有过几次交往，他寄诗文稿件给副刊，也多是直接给我写信。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果然，再无下文。
二十年之后，周海婴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由此引发了多篇文章，包括黄宗英那篇亲耳听到当时对话的权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
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引起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注意。一般说，群众团体的一次大会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本是正常的例行议程，不足为奇。但是报上公布“作协”此次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有这样一句：“按得票多少为序”，第一位是年高德劭、众望所归的巴金先生，在六百多张有效票中名列第一。以后便按得票数依次为刘宾雁、张光年（二人票数相同）、王蒙、邓友梅、秦兆阳、秦牧、艾青、李、张洁、陆文夫、韦君宜、邵燕祥、高晓声、唐达成、冯牧、杨沫、公刘、林斤澜、沙汀、张贤亮、茹志鹃、徐迟、戈宝权、白桦、李存葆、从维熙、冯至、吴祖光、陈荒煤……等二百三十五位，还给台湾和港、澳地区各保留三名。我作为一名代表和报社文艺部工作人员参加大会，拿到大会秘书处发来的由清华大学计算机中心统计结果的名单后，去问负责大会工作的作协党组负责人张光年、唐达成等同志，是否可以在报上按计算结果公布理事会名单，他们都表示同意，要我与报社领导商量，我即打电话给社长秦川，他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可以。于是我同文艺部一起去采访大会的吴培华、卢祖品、蒋荫安三位仔细核对一遍名单，请他们带回报社交给夜班，第二天连同闭幕消息、闭幕词和顾问名单一起见报。
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理事会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喜笑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来的老作家陈残云对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够完全、不够准确之处，比如学者教授、兄弟民族和边远地区作家，以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知名度”可能不及一些小说作者那样广泛，因而得票数相对比较少些，但是毕竟体现一点民主的空气。我对文学界朋友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之情，深有同感。
从1979年11月同时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时光在新时期的浪潮激荡中匆匆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中，中国作家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洪流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深受鼓舞，豪情满怀地挥笔反映、讴歌祖国的巨大变化，优秀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杂文随笔作品大量出世，受到千万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构成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文坛上空也经历着一次次“晴转多云”、“多云转晴”以及冻雨寒潮的剧变，“左”毒未除，棍棒飞舞，作家们也都有过“下笔如有绳”的惶惑，有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恐。幸而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的方针，关注文艺界，安定人心，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口号，制止某些错误的措施。胡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地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受到了多年来经常成为惊弓之鸟的作家们的衷心拥护。
“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广大会员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开幕会上，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乔石、谷牧和民主党派、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充分肯定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我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鼓舞人们开拓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前途，丰富人们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会场上一再引起雷鸣般掌声的还有这样几段话：
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是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的是：第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偏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这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包括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关系不够正常，过分敏感，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的形势。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现在我们的文艺评论还很不发达。文艺评论是为了提高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作家的文学素养，从而促进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文艺战线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使之逐步发达起来。同创作应当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说理的、高水平的评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见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正是在这样洋溢着民主自由和团结和谐的热烈气氛中，大会顺利地进行到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以及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为了历来最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团体，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大会以前，大家已经听到传闻：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由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204页）。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605页）。而这个“人事安排小组”，早在同年2月已经拟就了“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了（同上书）。中央领导人如此鲜明的态度，自然给代表们极大鼓舞，也给了代表们在候选人名单上行使正当选择权利的自由。
按理说，既是民主投票选举，即使等额的选举，只要不是走形式的“鼓掌通过”，而是让投票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画圈，就必定出现得票有多有少的结果，上自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下至基层党支部、车间工会、学生会，概莫能外。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与否和当选人排列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连小学生也懂得的。可怪就怪在这里，本是天经地义，人们反而觉得陌生；那些不正常的东西，久而久之，倒不觉其异，一旦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人们反而感到新鲜了。因为，多年以来，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按得票多少为序”相对立、并且一直施行的不成文法，叫做“按姓氏笔划为序”。
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历来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载入皇皇文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五十六人名单，也是按得票多少排列，见之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郑重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成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成员，也无一不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名单。在当时，人们也都习惯了，似乎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方式。直到全国解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似乎从未听到有“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一说。
可是自从1954年9月28日报上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六十五人名单起，开始了按姓氏笔划排列。也可能由于那次是等额选举，而候选人又全都是全票。从此沿用至今，除中共“八大”那一次以外，几乎无一例外了。“文革”时期，公开见之于报刊的选举结果名单又有新的创造。如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见报时将毛泽东、林彪两个名字特殊地单列一行，用大一号的字体，下边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为序”都一样。虽也照例投票，必定都是全票，倘若稍有差池，林彪、江青、康生及其御用鹰犬们立即就会定专案进行仔细追查的。在野心家擅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殆尽的年月，一切都谈不上。
然而，在政治清明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扬民主、尊重法制的今天，在选举这件事上，为何仍然抱住“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放呢？既是投票选举，无论差额或等额，得票必定有多有少，只能而且必须尊重投票人的意愿和投票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改变排列次序。但我们有些会议主持者或有关领导机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权力，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改变，而且也敢于这么做了。他们也许是被多年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或者出于种种考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仍然回到老路上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确实是一种顽强的、可怕的势力。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理事会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喜笑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来的老作家陈残云对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够完全、不够准确之处，比如学者教授、兄弟民族和边远地区作家，以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知名度”可能不及一些小说作者那样广泛，因而得票数相对比较少些，但是毕竟体现一点民主的空气。我对文学界朋友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之情，深有同感。
从1979年11月同时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时光在新时期的浪潮激荡中匆匆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中，中国作家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洪流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深受鼓舞，豪情满怀地挥笔反映、讴歌祖国的巨大变化，优秀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杂文随笔作品大量出世，受到千万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构成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文坛上空也经历着一次次“晴转多云”、“多云转晴”以及冻雨寒潮的剧变，“左”毒未除，棍棒飞舞，作家们也都有过“下笔如有绳”的惶惑，有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恐。幸而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的方针，关注文艺界，安定人心，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口号，制止某些错误的措施。胡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地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受到了多年来经常成为惊弓之鸟的作家们的衷心拥护。
“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广大会员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开幕会上，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乔石、谷牧和民主党派、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充分肯定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我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鼓舞人们开拓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前途，丰富人们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会场上一再引起雷鸣般掌声的还有这样几段话：
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是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的是：第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偏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这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包括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关系不够正常，过分敏感，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的形势。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现在我们的文艺评论还很不发达。文艺评论是为了提高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作家的文学素养，从而促进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文艺战线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使之逐步发达起来。同创作应当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说理的、高水平的评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见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正是在这样洋溢着民主自由和团结和谐的热烈气氛中，大会顺利地进行到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以及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为了历来最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团体，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大会以前，大家已经听到传闻：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由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204页）。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605页）。而这个“人事安排小组”，早在同年2月已经拟就了“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了（同上书）。中央领导人如此鲜明的态度，自然给代表们极大鼓舞，也给了代表们在候选人名单上行使正当选择权利的自由。
按理说，既是民主投票选举，即使等额的选举，只要不是走形式的“鼓掌通过”，而是让投票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画圈，就必定出现得票有多有少的结果，上自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下至基层党支部、车间工会、学生会，概莫能外。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与否和当选人排列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连小学生也懂得的。可怪就怪在这里，本是天经地义，人们反而觉得陌生；那些不正常的东西，久而久之，倒不觉其异，一旦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人们反而感到新鲜了。因为，多年以来，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按得票多少为序”相对立、并且一直施行的不成文法，叫做“按姓氏笔划为序”。
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历来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载入皇皇文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五十六人名单，也是按得票多少排列，见之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郑重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成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成员，也无一不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名单。在当时，人们也都习惯了，似乎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方式。直到全国解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似乎从未听到有“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一说。
可是自从1954年9月28日报上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六十五人名单起，开始了按姓氏笔划排列。也可能由于那次是等额选举，而候选人又全都是全票。从此沿用至今，除中共“八大”那一次以外，几乎无一例外了。“文革”时期，公开见之于报刊的选举结果名单又有新的创造。如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见报时将毛泽东、林彪两个名字特殊地单列一行，用大一号的字体，下边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为序”都一样。虽也照例投票，必定都是全票，倘若稍有差池，林彪、江青、康生及其御用鹰犬们立即就会定专案进行仔细追查的。在野心家擅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殆尽的年月，一切都谈不上。
然而，在政治清明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扬民主、尊重法制的今天，在选举这件事上，为何仍然抱住“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放呢？既是投票选举，无论差额或等额，得票必定有多有少，只能而且必须尊重投票人的意愿和投票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改变排列次序。但我们有些会议主持者或有关领导机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权力，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改变，而且也敢于这么做了。他们也许是被多年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或者出于种种考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仍然回到老路上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确实是一种顽强的、可怕的势力。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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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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