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农夫的儿子
我在藏历木猪年(即1935年)五月五日,出生于西藏东北部一个叫它喀则的山村里。它喀则在多康地区。多康是个很形象的名字。「多」是伸人平原的谷地;「康」是西藏东部的地名,那里居住着西藏独特的民族,叫康巴。因此,多康是西藏的山脉向东廷伸去中国的地方。它喀则海拔约9000英尺。
那是个美丽的乡村。它座落在一个小小的高地上,为肥沃的小麦和青裸地所环绕;而高地则为山脉所包围,山脉覆盖着茂盛的鲜草。
村南是一座拔出它峰的山,叫阿美其日。不过本地人也称之为「通天峰」,视之为本地守护神的安憩之地。山的低坡覆盖着森林;森林之上可见茂密的野草;再上便是光秃的乱石,而山顶是一块永不消融的积雪。山北长满了杜松、白杨、樱桃、李子、板粟,以及多种多样的浆果和香花。暴布喷涌出灿灿的水花;还有鸟儿与野兽----麋鹿、野驴、猿猴和一些豹子、熊与狐狸----无畏于人,而逍遥山中。因为我们的人民都是佛教徒,从不肯伤害一个生物。
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耸立着一座在西藏宗教史上着有声誉的噶玛沙宗林多寺。该寺为噶玛若比多杰创立。他是噶玛巴的第四代转世者,而噶玛巴则是西藏的第一位化身者。也是在这所佛寺里,于公元十四纪,我们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削发为僧。稍下是另一所寺院,叫安多迦央,以山为背景显得格外壮观。镀金的寺顶和为两边各一、金铜合铸的鹿所撑起的法轮,不仅给自然风景增添了色彩,而且给所有近居以神圣的氛围。而这氛围又为村中所有人家屋顶上的祈祷旗所加强。
它喀则是务农之乡,村民的主食是小麦粉和「糌粑」-----一种青稞饭,肉和奶油;喝的是酥油茶和由青稞酿出的啤酒叫「仓」。吃荤在佛教徒之间众议纷纭,但这对于多数西藏人却是必要的。西藏的大部份地区气候恶劣,尽管食物充足,种类却是极为有限。因此,不吃肉能保持身体健康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风俗在佛教传入这国度之前就存在着。藏人视屠戮动物为罪,不管何种原因,但上市买已杀死的动物的肉却不是。杀动物的屠夫被视为罪人和旃茶罗(贱种)。
它喀则的居民将多余的小麦和青稞在附近的城镇----塔尔寺和西宁出售,而买回茶叶、糖、棉布、装饰品和铁制炊具。人们的服饰也是地道的西藏风格:男人戴皮帽,着大皮靴,穿一种在整个西藏可见款式多样的大外衣---腰下系带,卷成腰包,可作口袋。女人们穿着长长的无袖毛衣,披着棉织或丝织的马夹,在特殊场合,头上还戴有从后面拖到腰的饰物。冬天,人人穿厚厚的皮衣皮袄。跟世上别的姐妹们一样,它喀则的女人们喜爱珍珠宝石;不过村中男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女人能烧得一手好菜。
村子附近有许多别的寺庙,不论僧俗都可前去祈祷和献上供养。事实上,此地的整个生活都是建基于宗教之上的。在整个西藏,几乎没有人不是虔诚的佛教徒。甚至连尚在呀呀学语的小孩,也会满心欢喜地造访拥有佛、法、僧三宝象征之地。孩子们玩着建土庙,献供养,作礼拜的样子,这些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而不用人教。任何人,贫穷或富贵(除非极少数吝啬鬼外)都把所余的一切----在买好生活必需品后---用来建塔,贡佛寺,供养三宝,布施穷人以及从屠夫那里买回动物放生。富庶之人,家中常有佛堂,供养几个僧人不断祷告。有时,这样的人家一次就邀上百的僧侣去颂几天的经,慷慨地供他们吃用。最贫穷的人家也有一个佛龛,一尊释迦佛像和一盏一直点着的酥油灯。
因此,尽管多康人多天生高大、健壮,顽强而勇猛,他们的品性却为宗教信仰软化至于温和。谦逊、乐施、温顺、善良以及对别的一切生命的慈悲:这些都是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倡导的美德。
而我正是来自这些敦厚的人们之间的一个纯藏人血统的人家。我的家定居于多康,但我族先却是来自西藏中部。他们的迁居于西藏东部有着
一个简单的故事。几百年前,在国王芒松芒赞统治时期,一支西藏受备军驻扎在西藏东北部保卫前纤。在我们多康一地,则驻札着一支来自西
藏中部的彭波守军。我家的传统表明,我们的先族是随那支守备军而来的。在我们家族语言里,我们依然使用来自彭波的词语,而不是西藏部
言:比如叫碗「锲尼」,叫勺匙「肯布」。除上两代外,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一直是村子里的头领,头衔叫「切家朗索」「切家」是本地地名,
「朗索」是「内部守护者」。我一直欣慰于来自一个谦卑的农户人家。我将叙述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村庄;不过,几年后,当我在由中国转回的路上,我勿勿造访了它喀则。当我看见我祖先的村庄和我的家时,我油然产生了一股自豪之感。我意识到,假如我来自一个富庶或贵
族人家,我便不会珍惜西藏的低下阶层的感情和思想。然而,由于我本人卑微的出身,我可以理解他们,明白他们的思想。那就是我何以对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并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原因。
我们是个大家庭,有两个姐妹、四个兄弟----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我母亲生了十五个孩子,九个很小就死了。全家是由爱和亲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父亲是个心底极其善良的人。他也爱发脾气,但从不会发得很大。他并不高大,也不健壮,也并没受过高深教育;但他有着天赋的聪明和智识。他特别锺爱马,也常骑马。他有识别马和医治马的天才。我母亲也是个善良可爱的人。她为每一个人着想,乐意把饭给饥饿的人吃,而自己去挨饿。不过,尽管她如此温和,他却一直掌管家庭。她同时富于适应力,而且目光远大。在我的即位为我们叩开了新的机遇之门后,她便担负起特别的责任,使别的孩子们受到合适的教育。
我们的主要生活资源来自农业。不过我们也养牛马等家畜,并在菜园种菜。通常有五人在我们农田干活,多半的农活是由自家人作的。但在播种和收获的几天里,我们会雇用十五到四十人,并慷慨地支付工资。我们村子里有个风俗,当某一个家庭需要帮忙,或碰到困难时,大家便会相互帮助。在我婴儿时代,我母亲外出干活时,常把我背在背上,然后,把伞系在田头角落的木桩下,放我在伞下睡觉。
我们的房子呈四方形,中间有个院落。房子是平房,低层用石块,高层用泥土筑成的。平顶的边沿铺着蓝石瓦。正门朝南,对着阿美其日峰;门顶是以西藏传统方式装饰的矛和旗。祈祷旗在院子正中的一杆高高的木柱上随风飘扬。屋后是放马、骡子和牛等家畜的院栏,屋前的柱子上系着一匹硕大的西藏猛犬看守房屋,以防不速之客。
家畜是八头奶牛和七头(牛扁)牛,即旄牛和黄牛的混血种,
(「旄牛」)仅指雄性,就象「水牛」一样。母旄牛叫「锥」。)我母亲自己挤(牛扁)牛奶,一当我学会走路,我就常跟他去棚子，袍子里兜着个碗,她就会给我从(牛扁)牛挤出来的热奶。我家也养鸡。我还准许去鸡舍检鸡蛋。这一定是我最早期的记忆之一。我记得曾爬到鸡窝里,坐着学母鸡叫。
我家的生活十分简朴,却也幸福与满足。这满足多归功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他是多年的西藏政教的领袖。在他统治期间,他阐明和界定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所居住的东部地区在中国的势力统治之下,但他是那里的精神领袖。他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因此,那里的人们也直接在他的影响之下。他在给全体西藏人民的遗嘱中说:「从我担负政教统治重任以来,我就不曾有过余暇,享过欢乐。我得日日夜夜地焦虑于宗教和国家大事,以期定夺哪一条将最可能成功。我得考虑到农民的福利,考虑到如何解除他们的哀伤以及如何叩开果断、平等和正义的大门。」
在他的毕生努力下,西藏人民开始享有一个长时期的安宁和繁荣的年代。他曾说:「从那年,水牛年(即1912年),到今年的水猴年(即1932年)」,西藏大地是幸福与繁荣的。如同一块新造的土地。所有人都轻松愉快。」
但是水鸟年,即1933年,土登嘉措圆寂了。当噩耗传遍西藏,人民莫不悲恸。我父亲把这一噩耗带到我们的村庄。他去过塔尔寺市场,是从那里的一座大寺里听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和平与幸福作出了如许之多的贡献,人民决定建一座特别的黄金灵塔,以志他们的效忠与尊敬。按照古老的风俗,这一宏伟的灵塔建在西藏首度拉萨的布达拉宫里面。
随着达赖喇嘛的圆寂,寻找他的转世灵童的工作也就立即开始。因为每一位达赖喇嘛都是他前世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第一世达赖喇嘛生于1391年,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他曾发愿护佑一切众生。
首先,国会得任命一位摄政来统治这个国家,直到新的转世者被找到,和长大成人。然后,根据古老的传统习惯,去谘询降神师和博学的喇嘛们---这是寻找转世者的第一步。从拉萨,人们看东北部有奇怪的云状。人们记得,达赖赖嘛圆寂后,他的遗体要安放在他的拉萨夏官罗布尔卡的宝座上,面朝南。但几天后,竟发现他的脸朝东转向。而且,安放他的遗体的佛殿东北的廊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星状的菌子。所有这些,以及一些别的形迹指示了新的达赖喇嘛应被寻找的方向。第二年,即1935年藏历木猪年,摄政前往位于拉萨东南约九十英里处的曲科甲的圣母湖(娜姆拉措湖)。西藏人民相信从湖水里可以看到未来的影像。西藏有许多这样的圣湖,但圣母湖却是所有湖中最负盛名的。相传这些影像有时出现的是字,有时是地方和未来事件的图画。摄政在几天的祈祷和弹定之后,看见的影像是三个西藏字母----阿、噶和玛;并随着出现了一幅图画:一座翠绿色和金色屋顶的寺院和一间有蓝石瓦的房屋。这一影像被详细地纪录了下来并绝密地保存了起来。
第二年,上层喇嘛和官员们带着那影像的秘密,被派到西藏各地寻找为摄政所看见的影像的地方。
派往东部的高僧于冬季到达我们的多康地区。他们看到塔尔寺绿色和金色的寺顶。在它喀则村,他们看到了铺有蓝石瓦的房屋。领队问那个人家可否有小孩,并得知他们有一个快两岁大的男孩。
听到这一重要消息,这寻访团的其中两人,带着一个仆人和两位充当向导的本地僧官,化装走进屋来。这行人中的叫罗桑泽旺的低级官员假扮领队,而真正的领队色拉寺的格桑仁波切则衣衫褴褛,扮成仆人。陌生人在这家门口见到我父母,父母亲邀请罗桑进屋,相信他是主人;而那位喇嘛和别人则让进仆人房。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这家的男孩。当男孩一见那位喇嘛,他便走向他,要坐在他的大腿上。这喇嘛用一件羊皮袍化装,而脖子上挂着一串属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念珠。小男孩似乎认出了这念珠,要喇嘛送给他。那喇嘛答应,如果他猜出他是谁,便给他。小男孩回答说他是「色拉阿克」,本地土话,意思是「一位色寺的喇嘛」喇嘛问谁是「主人」,男孩说罗桑。他也知道真正仆人的名字,叫安多噶桑。
那喇嘛整天观察着这孩子,兴味愈浓,直到这男孩该上床睡觉。这行人留在这个人家宿夜。第二天早,当他们准备离开时,那男孩从床上翻起来,要跟他们一起去。
那男孩就是我。
到现在为止,我父母亲尚觉察不出他们所招待的这行旅人的真正使命。但几天后,由上层喇嘛和官员们组成的整个寻访团来到它喀则我们的房屋。看着这个浩大非凡的寻访团,我父母才意识到,我也许是个转世活佛。西藏有许多的转世活佛,而我哥哥已被证实为其中的一个。塔尔寺的一个转世喇嘛最近圆寂,他们以为这队来访者也许是来寻找他的转世。但他们没有料想到,我会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
身为转世者的儿童能够忆记他们前世的人和物,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些儿童甚至不须他人教导便能诵出佛经。我对这喇嘛所说的一切使他想到,我也许终于是他所寻访的化身。全团的人来作更多的测试。他们带来两串极相似的黑色念珠,其中的一条属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当他们给我这两串珠时,----后来别人告诉我----我选择了他的那一串,并围在我的脖子上。另外两串黄色念珠也拿来作了同样的测试。接着,他们给我两面鼓。其中一面很小,是达赖喇嘛用以召唤随从的;另一面很大,系有金带,富于装饰和吸引力。我选取了小的那面鼓,以喇嘛们颂经时敲击的方式来打鼓。最后,他们拿出两根拐杖。我先摸到那根错拐杖,然后停下来,看了一会,再拿起了另一根----这支属于达赖喇嘛,并拿在手上。之后,当他们猜测着我的迟疑时,他们找出第一根拐杖也曾为达赖喇嘛用过一次,他后来送给了另一位喇嘛,而这喇嘛又把它转送给了格桑仁波切。
这次测试使他们更信服于转世化身已经找到;而且这一确信为摄政从湖中看见的三个字母的景像所增强。他们相信,第一个字母「阿」,可以代表「安多」,也就是我们地方名字;「喝」,可以代表贡本(即塔尔寺之藏文名字),也就是近邻最大的一座寺院,也是为摄政从湖中看见的寺院;或者那两个字母「噶」和「玛」昭示,村上山中的那座噶玛若比多比多杰寺。
他们认为另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是,几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从中国回来的路上,曾在噶玛若比多杰寺住过。他受到该寺的转世达赖喇嘛所欢迎,也接受了村民的效忠和叩拜,其中也包括我年仅九岁的父亲。同时,人们记起,达赖喇嘛曾把他的一双皮鞋,留在寺里。他还对我出生的屋子看了好一阵子,并赞美那是一个美丽的所在。
所有这些事实使寻访团彻底信服,转世化身已经发现。他们把这些细节用电报汇报给拉萨。在西藏,从拉萨到印度只有单线电报,因此这讯息须以密码从西宁发出,通过中国和印度送抵拉萨;一道命令由同样的路线回达,即立刻把我带往「圣城」。可是,由于我们所居住的西藏东北部那时尚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得首先与中国省主席协议。寻访团告诉他说,他们是来寻找新的达赖喇嘛,请求他协助把这批可能的侯选人送往拉萨。他们并没有告诉他说,他们相信最终的决定已经作出,怕他来添麻烦。实事上,他并没有回话。他两次召聚所有的说是考虑过的孩子们。尽管他本人是个伊斯兰教徒,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番。那是一项极其简单的测试。他给我们所有的人一盒糖。有些孩子不敢拿,有些则贪婪地拿了一大把;但,有人后来告诉我说,我拿了一颗,慢慢吃起来。这一举动以及一些别的问题似乎颇使他满意,并认为我是最有可能的选择。因此他把别的孩子都打发走了,送每位小孩父母一匹布;而下令把我送往塔尔寺,交给我的那时是寺中学生的哥哥照料。
据说,那省主席从西藏代表那里勒索,要拿十万块中国银元,才让我走。这是一笔鉅款,而他毫无理由地勒取。他们支付了给他。但是他又再勒收三十万块银元。政府代表告诉他,我是否为真正的化身尚无定论;而且解释说,西藏别地尚有别的侯选人。他们现在担心,如果他相信我一定会被接受为达赖喇嘛,他就会抬高价钱,也会耽廷得更久。他们也害怕中国政府会趁机要求在西藏的某些权力。
这些困难得转告拉萨。而通过中国拍电报讨论似乎极不明智,因此这讯息得有人亲自送往首都。一次回话便花去了几个月。而从寻访开始,到与省主席的最后谈判,总共花去近两年的时间。
这一次,一切保持高度机密。不仅因为害怕中国省主席会作些什么,还因为这一发现尚没有向西藏国会提呈而得以正式接受。就连我父母都没有被告知。他们在这漫长的等待之中也从没有想到我可能是最高的喇嘛的转世化身。不过,我母亲在我长大后告诉我说,以前的迹象曾昭示过我的不寻常的命运。西藏广泛流传着一种信念:在上层化身喇嘛转世前,他的出生之地会有灾难。在我出世以前四年里,它喀则一直欠收,不是在庄稼成熟时遭了冰雹,就是幼苗受了水淹。村民们说,一定会有转世者在他们之间投胎转世。我的家庭尤其多难。在我家廖寥无几的宝贵的家财中,死掉了几匹马和牲畜,我父亲不知其然。我出世的几个月前,我父亲病重不起。但我出世的那天早晨,他竟痊愈,在佛前祝祷并给佛龛前一直点着的酥油灯添油。我母亲愠怒于他,骂他是在床上贪懒,但他辩说是大病初愈。我出世时,我母亲告诉他:「是个男孩子。」他平淡地说:「真好,将来让他去出家为僧。」
当与省主席的讨论在继续进行时,我被放在寺院里。我那时快三岁,当然因为离父别母而极不高兴。除了我大哥土登晋美罗布外,我三哥,五岁的罗桑珊登也在那里。不过他开始上课;而当他与他经师在一起时,再也没有人来跟我玩。我至今还记得在他教室门口不耐烦地等着,有时透过窗帘,挤眉弄眼,想引起他的注意,而又不让他的经师见到我。然而,那经师极其严格,珊登只是爱莫能助。
我们的叔父也在那里。我得抱歉,我和珊登都对他有种孩子们的厌恶---我认为这主要因为他有一张黑黑的麻子脸、和一把西藏人少有的髭须以及两撇常抹着油,小心照料的胡子。而且,他常来跟我作对----也许不无缘由。我记得他有一串格外大和用来炫耀的念珠,那黑色的珠子因为常用而黑得发亮。我特别记得他的一叠活页佛经。因为有一次我想看看,却把活页弄得一团糟,也因而讨了这愤怒的叔父几记响亮的耳光。碰到这样的事,我和珊登便跑开躲起来,让我们的叔父找上几个钟头。我们没有意识到那省主席放在我身上的高价,会令他多么焦虑。但这样的恶作剧倒很奏效。因为当他找到我们时,便进行为将来更好一点的关系的谈判。幸运时,他还给我们糖吃,以示和好----而当我规规矩矩时,他从不给。
总而言之,那是我孩提时代一段孤独与不幸的日子。有时,珊登的经师会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用袍包着我,给我干果吃,这几乎是我们能记取的唯一的慰藉。我姐姐提醒我说,我其中的一个个人游戏,是在旅程开始时打包袱,并放在木马上出发。
在大约地免年的六月初,相当于1939年,我终于真正启程了。政府代表无法筹足三十万块银元的现金,但幸运的是,有些前往麦加城朝圣而首途中经过拉萨的中国伊斯兰教商人。他们答应借出欠缺的钱,并在拉萨收还。之后,中国省主席答应让我启程,但附带条件是一位高级官员必须留下作为交换一叠用金汁书写的经典和一套十三世达赖喇嘛穿过的衣服的人质。他声称如果我安全抵达拉萨,这些物品必须送到塔尔寺。这一条件得到接受。我最感高兴的是,在我到达拉萨后,多康地区发生政治动乱,那人质趁此时机,溜了出来,并安然回到拉萨。
在我四岁生日的一星期后,我们开始了为时三个月又十三天的旅程。对我父亲而言,别离它喀则,别离他们的家园,告辞他们的亲朋好友的一刻是很感伤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未来尚一无所知。旅程开始时,约有五十人和350匹马和骡子,包括寻访团的成员、我的家人和那支更远道朝
圣的伊斯兰教徒们。我父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九岁的吉乐通达和其时六岁的罗桑姗登。西藏那时尚没有装上轮子的运输马车或载客马车,亦没有马路可走。我和姗登坐在一个叫「铁夹本」的肩舆，那是连在两根木柱上并套在两只骡子背上的东西。通过艰险的道路时,寻访团的人亦轮流背着我走。我们每天从黎明走到正午,那是西藏旅行的习惯。每天晚上,我们搭营歇宿,因为一路上的居民廖廖无几。事实上,我们在旅程的第一部分,几个星期都看不到任何人,除了有几个牧民前来请我加持。
当我安全通过中国政府控制区域后,国会即在拉萨召开,并同意一项宣告。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了国会,汇报了摄政所见的影像、我成功地通过的测试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指示的他意愿转世的地方。据称,寻访和调查一概相符于降神师和高僧的建议。最后,国会一致定夺,我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并派遣高级官员中途来迎接。
当我们在路上走了三个月时,我们在图扎楚河遇见了第一位官员。他带了十六个人、一百担东西和四只皮船,把我们和我们的东西一并划过河去。我们的队列因此壮大了。
几天后,我们穿过它过它藏拉关,到达极楚镇,从那里到拉萨只有十五天的路途。我们在那里受到另一位政府使节的欢迎。他不仅按西藏见面仪式向我献上哈达,还献上代表尊敬、忠诚、服从三重意义的「门达登尚」。我父母亲只有到那一刻才第一次肯定了;他们最小的儿子就是达赖喇嘛的再世。他们极其兴奋、敬畏和感激;而且此时此刻,还不可置信----一种最幸福的消息传来时的不可置信的共感。
再远一点,离拉萨约有十站路,我们碰上了一支一百人和更多的马及骡子的队伍。这支队伍由一位噶厦(内阁----译者注)的伦布(大臣。----译者注)率领,包括许多官员和拉萨三大寺的代表。所有人向我献上传统的哈达和「门达登尚」。他们带来了由摄政、噶厦和国会一并颁发的称我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宣告。然后,我脱下农装,换上僧袍。郄本(司祭者。----译者注)派来为我服务。我从此被抬进贴金的轿里,即为我们西藏人所知的「百步将」。
队伍从这里更加雄壮地迈进。穿过每一座村镇时,我们都会碰上喇嘛和僧侣们带着徽章和装饰品列队而来;这些地方的人们也一同加入;而与此同时,号子、笛子、大鼓和铙钹一起奏响,香火处升起团团的烟雾。不论僧俗,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当我走过人群时,他们拱手欢迎,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我记得,当我从轿子里朝外望时,我看见人们兴奋得热泪盈眶。音乐和舞蹈处处伴随着我。
我们旅程中下一个重要的地方是丹玛唐。我在那里为摄政和西藏总堪布（堪布----寺院院长----译者注)所接待。然后,我们中止旅行,并在热振寺住上三天。但正式欢迎的高潮直到我们到达多后唐才来到。在这里,所有别的高级官员都出来迎接我:包括司伦(首相----译者注)、噶厦伦布们以及西藏佛教三大支柱的三大寺色拉、哲蚌和噶丹的堪布们。我也在这里受到了英国使团团长霍吉.日佳逊先生的欢迎。我们
现在接近拉萨,再前进一些,便碰见了不丹、尼泊尔和中国代表。从此,我们的队伍十分浩大,并以长长的队形朝圣城迈进。路两边排列着几千名僧侣,举着彩旗。许多人高唱欢迎曲,敲泰乐器。西藏军队的各部士兵排成队列,向我呈献武器。整个拉萨市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衣着整洁,带着崇敬来接待和欢迎我。当他们看见我通过时,我听见他们高呼:「我们幸福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彷佛置身梦中。我彷佛在一个偌大的花园里,那里,繁花盛开,轻风微佛,凤凰在我前面蹁蹁起舞。空中洋溢着难以忘怀的野花的芬芳,自由和幸福的歌声。当我们到达圣城,我还一直沉醉在梦中。我被带进寺里,并在圣像前谦卑地鞠躬。然后,队列迈向达赖喇嘛的夏官罗布尔卡。我被请了进去,梦一般地走进了我前世的华丽的居室。
坐床仪式已决定在我到达后迅即举行。这是我狮子宝座的登基。日期是藏历铁龙年一月十四日,亦即1940年。这是摄政按照国家占星家的建议,与国会磋商而定下来的。电报一并拍往中国政府、英国的印度政府、尼泊尔国王和不丹与锡金「国王」,告知登基的日期。
典礼在布达拉宫东侧的东大殿
(积善堂)举行。这里,邻国的外交使节们,西藏政府的僧俗官员们、化身转世的喇嘛们、色拉、哲蚌和噶丹三大寺的堪布和助理堪布们以及我的家人聚首一堂。当我进入大殿时,我便为摄政、也是我的正经师、我的副经师,噶厦的伦布们,总堪布和高级侍从所陪同。同时,还有陪同的梭子本、森本和却本(司膳、司服和司祭----译者注)以及别的代表古代西藏地区的人。我一走进来,全体即肃立;我为总堪布和噶厦的高级成员陪同着走向狮子宝座,而高级侍从则引领观礼行列
。
师子宝座是按西藏佛教经典指示所建造。它是方形,用涂金的木材制造,并以木雕的狮子承托,每个角各有两头,合起来共有八头。座上有五层坐垫,每个垫都为由不同颜色的织纺物所覆盖,合起来高约六、七英尺。前面的桌子上放着达赖喇嘛事务处的所有印玺。
典礼在特别的诵经声中开始。念诵的是一群住在布达拉宫,在所有宗教典礼上陪同达赖喇嘛的僧侣们。他们还呈上吉祥的象征物,高唱经文以阐明其含义。
然后,摄政上前向我呈献「门达登尚」。这是三件象征性的贡品,包括一尊长寿佛金像、一本有关长寿佛的经典和一尊小佛塔。这些表示祈愿我长寿、阐扬经教以及有着像诸佛一样的思想。
再后,摄政、我的副经师和司伦向我献哈达。而我以前额碰他们的前额以加持他们;而以两手摸俗人司伦的前额加持他。
再后,高级侍从领着一队随从献给我装在金制的小杯和碟子里称为「卓玛」的人参果。之后,别的仆人把人参果献给大殿里的每一个人。献人参果是任何西藏典礼的一部分;象征幸福。接着是献茶仪式,先献给我,然后献给所有别的人;再后是献甜饭。当这些献供典礼在进行的时候,两位来自寺院的学者正辩论佛教的根本问题。当这场辩论结束,一队男青年在音乐声中表演滑稽剧。之后,又是辩论宗教问题。辩论进行时,水果,鲜果和干果以及西藏蛋糕「卡普施」在大殿一并排上。
再后,摄政以西藏政府名义向我献「门达登尚」。这是一个精致的宇宙的象征物,一头为一位噶厦伦布所持,另一头为一位堪布所持。摄政解释这贡品的意义,并宣告经过长期的寻访以及与降神师和上僧喇嘛们的商榷,我为西藏政府和人民拥之为国家的政教统治者。最后,他祝愿我为西藏人民的繁盛和宏扬宗教而万寿无疆。然后是一列僧俗官员长队,向我献上西藏政府的礼物。首先呈上的是一个金轮和白法螺,那是政教权威的法标志。然后是「八吉祥」和「转轮王七宝」。队列在一列列献礼行动中结束。
现在是该我祝福聚会的人了。首先,西藏政府官员以宗教方式得到祝福。外国代表们接着向我献哈达。哈达由我亲自回赠给最高级别的代表,别的则由侍从们回赠。先前在我面前放好了的多种水果现在献给了我和分献给大殿内的每一个人。接着是另一个滑稽剧的表演。然后,走来一队戴面具,着衣袍,代表海洋和天堂的男女诸神的演员,高唱歌曲,赞颂我们国家。接着是四位代表古印度的「阿（一门里面一者字）黎」(即上师)的戴面具的舞蹈者以及两位唱诵西藏历史和宗教上的美好年代的僧官。再后,是另一个滑稽剧的表演。最后的仪式是,两个僧人朗诵他们创作的诗歌,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佛教在全世界的成功以及在达赖喇嘛权威下所有众生的和平与福祉。我给这两位僧官以特别的祝福,并赠与哈达,以示对他们的诗歌的赞赏。
典礼就此结束。它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听说,出席的每一个人都十分高兴地看到我尽管年轻,却能在适度的尊严和镇定中扮演我的角色。之
后我来到「善行愿殿」。在这里所有在我坐床典礼上陪同过我的官员们再次陪伴着我,我事务处的所有印玺都献给了我,然后是我第一次实施主权的标志:我在文件中盖印,以向寺院发布命令。
因此,我四岁半即正式被承认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的政教统治者。对所有西藏人而言,未来是幸福的和安稳的。
第二章: 探求证悟
我六岁开始接受教育。由于我接受的是完全的西藏传统教育方法,我必须解释其方法和目的。尽管在多世纪以前创立,我们的教育制度在藏族之间维持高水平的道德和智识之上,至今仍被证实为卓有成效的。以现代标准来衡量,它有着全然忽略近世纪科学成果的瑕疵。当然原因是西藏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
西藏教育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以广泛的知识来开拓心灵与哺育思想。高水准的世俗教育课程中,
包含有戏剧、舞蹈和音乐、占星学、诗歌和修辞。这在西藏通称为「小五明」。这些课程并不仅为世俗学生所开,接受宗教教育的学生也可任选其一,或者更多,而多数学生则选学占星学和修辞。
高等教育课程则包括医术、梵文、因明、艺术和手工艺、以及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编者按:即五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工巧明和内明。］。在这称为「五门高等课程」中,最后一门最为重要,也最根本。内明与因明结合又分为五门。这五门梵文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即「般若学」;「摩陀耶弥迦」,即「中观学」,着重离开极端的学说;「毗奈耶」,即寺院的戒律学;「阿毗达磨」,即形而上学;「颇罗曼那」,即因
明与量论。严格地说,最后一门并非其中的分科,或者经书,而是包含在五部大论之内,着重于发展思维能力的逻辑的重要性,大乘佛教的密乘部分则不包括其中,而是分开来学的。
这主要是为西藏僧人所遵循的宗教教育。这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其艰难的课程是必须努力,才可理解的。
除了给学生提供资料外,西藏教育制度还安排了多种方式去发展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孩子们起步于模仿老师读写,这当然是一个人终生使用的自然方法。训练记忆力的还有严格的背诵经文的课程。第三种方法是举世通用的讲解。我们一些佛学院就是依靠这种方法教授学生的。不过,许多学院倾向于采用师生之问,或者学生之问进行辩论的方法。最后的方法是禅定。这一方法特别用于为高深学习和宗教修行而训练心灵。
与多数孩子们一样,我始于学习读写。我产生了一种我想那个年纪里的男孩子普遍产生的某些压恶和抗拒心理。我厌倦于受书本束缚,而与老师一起念书也并不有趣味。不过,我的功课还学得颇得老师们的满意。当我习惯于严格的教学后,他们发现我有惊人的急速进步。
藏文共有四种不同的字体。最初两年,我跟我的正副经师学读印刷体---即所谓的「乌虔」。同时,每天背诵一行经文,再读上一个半小时的经。然后,我在八岁时,开始学藏文手写体,又叫「乌米」。这由我的老伙伴毗拉丹增,他是寻访团的一员,又陪我从多康来到拉萨。他是个僧官,也是个有个性的人。他有教育孩子的天分。他采用西藏一贯使用的方法---他先不用墨水,在早布满粉笔灰的小木板写藏文;然后,我得用墨水水印写一遍。起始字写得很大,后来,当我进步一些,便写得较小。再过了一些时候,我开始临摹他写在木板顶上的字。我在木板上写了八个月,以掌握正确的书写体。这以后毗拉丹增才让我在纸上写。再后,我的副经师却坚仁波切教我语法和拚写。我一共花了五年时间学写藏文。当然,这只是我每日早晚学经的附加课程。因为宗教训练才是我的教育的主要目的,而读、写和语法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之手段而已。
直到我十二岁时才开始学习因明辩论。起初,这并不容易,因为我再次产生了与六年前相似的抗拒心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不久,因难消失了,而功课反成了最大的享受。我得学习和背诵有关「高等课程」的专着,而且参与有关这批论书的讨论,有时还与最博学的学者们辩论。我从《般若经》入手。有关该论书的注疏就有三十多卷。各佛学院自行选定教材。我在这本论书的基本原理之外,还自我选取了其中的两本注疏,一本为印度班智达师子贤大师所著;另一本厚达302页,为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从此,我得每天背诵三分之一页的经文,阅读和理解更多的内容。与此同时,我的因明辩论术的训练从初级逻辑开始。七位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噶丹寺等的七所佛学院的渊博学者们被选来协助我完成学业。
当我刚满十三岁,火猪年的八月,我正式被允许进入哲蚌和色拉两大寺。为此,我得参与这两大寺中的五所佛学院的集体辩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有关这鸿篇巨著的公开辩论。我自然地感到腼腆、兴奋和提心吊胆。我的对手都是博学的堪布们,而他们都是辩论好手;参加集会的还有上百名僧官,无一不是学者;以及上千个喇嘛们,但那些学富五车的喇嘛们之后对我说,我的表现尚能令他们满意。
我不会让我的别的宗教的读者跟我一步一趋地学习佛教思想。因为佛教与其说是一个感性的宗教,不如说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它有数以千计
的经典,而我只学到了其中的几百种。不过,我在本书的附录里,对西藏佛学作了一个简介。而且,我承认,当我刚满十三岁不久,我开始研读形而上学和哲学时,它们曾令我晕头转向,如同我的头被石头打中。不过,这只维持了几天。这以后,新的学习,如同早期的课程,已经变得简单易。一位印度预言家说:[世上无难事,只要习惯之。]这在我的教育里,确实信然。一门接一门的科目也纳进了我的课程,当我学下去时,我在必修课上碰到越来越少的疑难。事实上,我的兴趣在增长,我要了解越来越多的东西。必修课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我乐意阅读那些书籍里艰深的章节,而且要从我的经师里知道超出我的年龄所应知道的东西。
一个人智力的增长,相关于他灵性的发展。在我训练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接受身心的净化,以备接受更高深的教义。我在八岁时接受第一个灌顶,而且至今还能生动地记起,记起它带给我的安样和快乐。在后来的每一个典礼上,我可以感触到一直与之相联系的灵性的经历。我的宗教信念和信仰愈发深沉,在我的意念中,我的遵循一条正确道路的目信也愈发坚定了。
当我年近十五,并越发习惯于这一经历时,我能够感受到,在我的心中本能地滋长起来的对佛陀的感激之情。我也深深感激那些老师们,主要是把无价之宝的宗教交给西藏人民的印度人;也感恩于那些翻译并使之保存于我们的语言之中的藏族学者。我开始更少地想到自己,而更多地想到别人,而且因此觉醒了慈悲的意识。
这就是来自增长的智识、增加的记忆力、更为高妙的辩论技巧和坚定的自信力的灵性的升华。
我将要叙述到,政治和别的因素不允许我继续我的学习如同别的天才和博学的大师们一样,献身于寻求宗教知识和灵性的彻悟。但,在十三年的时间里,我却是可以拿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些严肃的学习。在我廿四岁时,我便在三所佛教大学中的每一所进行了初步考试。
这些考试都是以集会辩论的形式进行的。程序规则十分简单,但也十分庄严。每个学生都面临着一大群敌手,敌手们选择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题目以及任何富于争议的观点来击败他们的对方。而且所有印度学者和西藏学者的标准著作以及佛陀在《经藏》中的话,都被征引,以驳倒反对派的争议。在我每次初步测试中,我得抗衡于五部大论中的每一部三位共十五位博学的学者们,以维护我的观点驳倒他们的异议。然后,我得在两位硕儒堪布面前,发起一场有关五明的辩论。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正式与强烈的手式得用来如强每一道观点,因此,辩论看上去象一场智识的战门,而事实上,也确乎如此。
一年后,我参加终试。终试在一年一度的拉萨祈祷节期间进行。上万的僧人进城来加入每年举行的佛教祈祷节。这次考试分场进行。早晨测试因明和量论。十三位学者在集会辩论中轮流考难。下午,十五位学者作为我的对手,辩论中观学和般若经。晚上,三十五位学者测试我的律学,和「阿毗达磨」,即形而上学。每一场会试都有几百个博学的喇嘛,衣着大红大黄袍子----我自己的经师们也在其中,他们为我焦虑不安。还有几千个僧人,在我们周围席地而坐,迫不及待而又十分挑剔地旁听着。我对这些测试感到十分困难,因为我得十分吃力地专心于我所应付的
题目,而且得对任何问题作出迅速回答。几个小时的辩论似乎只在转瞬之间。当然,我在对佛陀的教导进行了如此多年的学习之后,我很高兴
而又自豪地参加了终试,并且获得格西学位。但我明白,除非在灵性上登峰造极,否则是学无制止境的。
这种宗教训练给我带来了心境的安宁,一当我碰到悲哀与折磨,这考验便不期然地到来。心灵为宗教的学习和实践所控制的人,身临此境,会富于耐心和自制力。而那些不遵循宗教的人会在他们认为的灾难中崩溃,或者不可自拔,或者导致他人的不幸。人道主义和对一切众生慈爱只可能来源于对宗教内容的觉悟。不论何种宗教,其理解与实践的本质都是为了和平的心灵和由此而来的一个和平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安宁,他就不可能把安宁带给别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安宁存在于个人以至民族与民族之间。
我在这里必须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之作为达赖喇嘛的意义作一个简介,因为当我们的困境到来时,这些信念对我和我的人民的作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我必须解释,在有限的篇幅之中,讲解繁复的佛教教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对这些内容很不熟悉的读者起见,我对此只作一个概述。
我们理性地相信,所有不同形式的生物［包括人和动物］都是死后再生的。每一现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由他们前世的善恶行为所决定的。尽管他们通过现世的努力而使之有所改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业力法则。众生在六道中轮回升降,例如由畜生转生为人,或者逆转。最后,通过福德和开悟,他们就会到达「涅盘」的境界,即不复再生。涅盘境界里也有不同等级的觉悟。最高的一级是无上正等正觉,亦即成佛。
转回的信仰应是博爱的根本,因为一切众生在他们或我们自己的无量生之中,可能曾是我们亲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而我们宗教信仰所推崇的美德包括宽容、忍耐、乐施、仁爱和慈悲,都是由博爱引生。
转世者都是要不成就了涅盘的各种境界,或成就涅盘的最高阶位-----诸佛菩萨和阿罗汉。他们投胎转世,以帮助其它众生到达涅盘境界,而菩萨们则通过这一善行本身也能成佛,阿罗汉也最终能够成佛。诸佛仅为利益他人而转世,因为他们本身已达到最高境界。他们并非以积极的意志来转世;因为涅盘之内没有如此积极的心灵过程。他们乃是通过赖以成佛的利益众生的本愿而转世。他们在合适的条件下转世,但并不是离开了涅盘境界。比如,在合适的条件下,月亮的影反照于宁静的湖海,月亮本生则依然悬在高空的轨道上。同样的比喻,月亮可以同时映照着不同的地方,一个佛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化身。我所讲到过,所有这些化身,可以按照他们每一世的愿望去影响他们所转世的时间和地方。而一次转世之后,他们都有一个保持下来的,能使他人确认他们的身份的对前世的记忆。
我在孩提时代,曾刻苦接受宗教教育;但我的生活并只有念书。曾经听说外国有些人相信历代达赖喇嘛几乎全是布达拉宫的囚徒。因为我的学习而不能经常外出,这是真的。但我家人住在布达拉宫和拉萨城之间,我可以至少每个月或每六个星期见他们一次。所以我并不是与家庭完全隔绝的。实际上,我经常见到我父亲。因为每天一个次要的仪式是喝早茶(要不在布达拉宫,要不在罗布尔卡夏官举行),僧官们聚在一起喝早茶时,我和我父亲就常常参加。尽管我们的处境改变了,他一如既往地对马极感兴趣。他宁可在自己吃饭之前去喂马。现在,他可以用蛋用茶来养马,使其健壮。当我住在达赖喇嘛的马厩所在的夏官时,我父亲经常过来看我,我想,他常常先跟我的马打招呼,然后再来看我。
我们到达拉萨一年后,我姐姐来了;然后,我大哥也离开塔雨寺,来到拉萨。因此,我们团聚了。我姐姐来后不久,我妹妹出世了;在她以下,又有一个小男孩。我们都喜欢这个婴孩,而且使我高兴的是,我有了一个弟弟。然而,使我们悲哀的是,他两岁时就死去了。我父母已经历了多次丧子之痛,因为他们曾失去了许多个孩子。但这男孩死时, 发生了一宗奇怪的事。西藏的风俗是举行葬礼前得与喇嘛们和占星家,有时甚至与
降神师一同商议。他们的建议:不要埋葬这个男婴,而把遗体保存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一间屋子里转世。牛油沾到他的身体上做记号,以供证实。我母亲不久生了另一个男孩----也是她最后的一孩子。他出世时,在抹上牛油的部位,浅浅的印记尚可看到。他就是同样的人,转世以开始他的新生。
我可以参与所有的这类家事。但是我大部份的孩提时代是与成年人一起度过的;而缺乏了母亲和其它孩子自始至于的伴随的孩提时代会难免
有些失落。就算布达拉宫是我的监狱,那也是一个特殊的、富于魅力的监狱。它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即使一个人在里面住上
几年,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它覆盖整座山顶,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它为1300年前的一位藏主王作为静室而建,又为公元十七世纪
第五世达赖喇嘛所大力扩建。如今,中央部分的十三层楼,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建筑的。当楼房建到第二层时,他去世了。当他知道他将圆寂时,他让司伦保密他圆寂的消息,因为他担忧,他的圆寂一旦为人所知,建筑工程就会中断。司伦找到一个面貌象五世达赖喇嘛的僧人,并成功地把他的圆寂消息隐瞒了十三年之久,直到建筑工程竣工。但他秘密令人把祈请转世的经文刻在石头上,并把石头嵌在墙壁里边。至今,这块石板尚可在二楼看到。
这座中心建筑物包括宏伟的大经堂,附有三十五座雕梁画栋的佛堂、四间静室和七位达赖喇嘛的灵塔----有些高达30英尺、镶上金块和宝石 。
官殿西侧是后来扩建的居住175位僧人的地方;东侧是政府办公楼、一所僧官学校以及国会----西藏议会会议厅。我自己的居室则在办公楼上面的顶楼----高出拉萨城400英尺。我有四间房,最常用的房大约25平方英尺;四壁都是描绘第五达赖喇嘛生平的壁画;手工精致,个别人像还不到一英寸高。每当我读书看累了,我便坐在那里,
看这由包围着我的伟大而精致的壁画所讲述的故事。
布达拉宫除了用作办公楼、佛寺、学校和居室之外,它还是一座巨大的储藏室。这里,有几千卷汗牛充楝的五价之宝的古经,有些的历史超过一千年之久。这里,坚固的房屋里堆满了古代藏王的金冠和金制宝剑,有的历史达千年以上及他们从中国和蒙古皇帝收到的贵重礼物,还有后继王权的历代达赖喇嘛的财宝。这里,也有收藏着的西藏历史上的盔甲和兵器。图书馆里,尽是西藏文化与宗教的档案,共7000巨卷,有些重达八十英磅。有些是书写在一千年前由印度进口的贝多罗叶上。还有两千册经典,每行都是以不同色彩,用金、银、铁、铜、贝壳、蓝宝石和珊瑚研末制作的墨水书写的。
宫底下有数不清的地下储存室和储存库,包括供应给寺院、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奶油、茶和布匹。东边则是一个囚禁高级官员罪犯的监狱---相似于「伦敦塔」,四角都是西藏军据以警戒的防御性的角楼。
我在这独特的环境里学习,和追寻童年的欢乐。我一直着迷于机械的东西,但没有人能为解说我这方面的知识。我小时候,一些了解我这一兴趣的好心人送我一些机械玩具,如汽车、轮船和飞机。但我不大会玩得很久-----我老是把它们拆散,看是怎么运行的。我通常可以把它们再合拢,但自然有时会 得一团糟。我有一套「麦克乐」,我用来拚了砌出我很久以后才真正看到的起重机火车卡。后来,我收到了一件老式的以手摇启动的电影机。我把它拆散时,发现了启动电灯的电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气。我迷惑于它各部位的构造,直到我找出一条使之重新运转的方法。后来我确乎在我的手表上试验成功了。我把它完完全全地分解,研究其中的原理,当我把它合拢时,它依然走着不停。
在布达拉宫最高的屋顶上,每逢新年的第一天,在日出之前便会举行迎接新年的仪式。(那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并不是唯一的期待仪式之后的早茶会的人。)而宗教活动一天天全年如是地进行着,直到除夕前一天的喇嘛大舞。但是,每到春天,我和我的经师们,随从以及一些政府部门便会搬到罗布尔卡,大家排成长长的队列前进,全拉萨的人都出来观看。我一直很高兴去罗布尔卡。布达拉宫使我自豪于我们的文化和工艺的遗产;而罗布
林卡则更象一个家。它是一系列的建筑在一座巨大而美丽的花园高墙内的小型宫殿和庙堂。「罗布尔卡」意思是「珠宝园」。它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始建于公元十八世纪;从此,后继的达赖喇嘛又增建他们自己的住所。我自己也建了一座。创建者选的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在罗布尔卡花园里,我们种出了重达二十磅的萝卜和不可合抱的大卷心菜。那里也有杨树、柳树、红松以及多种多样的鲜花和果树,包括苹果、梨、核桃、板栗和柿子。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还引进了李子和樱桃。
那里,我曾在课余时在花园和果园,在孔雀和梅花鹿之间散步和奔跑。那里,我在湖畔玩耍,而且两次差点淹死。也在那里,在湖畔,常常去喂鱼,每当我的脚步声接近时,鱼儿就会期待地跃出水面。我不知道,布达拉宫的这些历史遗物又发生了什么。当我想到这些,我不知道,当我的鱼儿在罗布尔卡听到第一声中国士兵的皮靴时,是否也不明智地浮到水面。徜如此,它们早成了他人的腹中餐。
我在罗布尔卡的另一件趣事是,那里有一部发电机,常常发生故障,我因而有任何借口把它拆散。我从这部机器里发现了内燃机的作用,也发现了发电机运转时所产生磁场----而且,我必须说明,我大多时可以把它修理好。
我曾企图把这些知识运用在拉萨仅有的三辆古老汽车上。那里有两部1927年产的「小奥斯汀」,一辆蓝色,另一辆红色混杂黄色,以及一部1931年制的大型美国「道奇」牌橙色汽车。这些都是赠给前世达赖喇嘛的礼物,拆散了,从喜马拉雅山脉运过来,再在拉萨重新装配的。但自从他涅盘以后,这些汽车就不曾用过,只放在那里锈腐。我希望重新发动它们。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印度接受过驾驶训练的西藏青年。在我急切的协助之下,他终于让「道奇」号起动,而且通过从另一部汽车取零件,他也让其中一辆「小奥斯汀」起死回生。那可是令人激动的时刻。
我同时对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不过,很自然地,这些好奇很多时得不到满足。我有本地图册,我常盯着上面遥远的国度,想了解那些国家的生活,但我不认识任何看见过这些地区的人。我开始从书本上自学英语,因为英国是唯一的同我们有着友好联系而非遥远的邻居。我的经师们从印度喀林邦出版的一份藏文报上读到有关在我到达拉萨的那一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并且相告于我。但极少有世界大事影响到我们拉萨。我曾被问及是否有兴趣于跟从英国人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许多藏族人常时得翻越很多的高山险隘,故此没兴趣去攀登那没有必要登上的高峰。但拉萨人民有时亦去游山,选一个大小合适的山,爬到顶上,烧香念经,然后野餐,那是我一当有机会便可以享受的快乐。
总而言之,我的孩提时代,并非是不快乐的。我的老师们的慈爱是我应当永远保存的记忆。他们给予了我曾一直是,也将永远是我极大的慰籍和指导的宗教知识。而且他们在满足我在他们看来对别的事物,健康的好奇心上也是尽力而为。但是,我知道,我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世界知识中长大,而且是在这一状况下,当我年方十六,我便被要求去率领我们的祖国反击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
第三章:心灵的宁静
在我讲导致西藏沦陷的灾难之前,我必须叙述到我们幸福的日子里,人民的生活状况。
西藏有众多的邻国:在东面和北面有中国、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南方有印度、缅甸以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苏联也和我们接近。我们与其中的几个邻国有过数世纪之久的关系。特别是与印度,我们曾有着上千年的宗教关联。事实上,我们的文字是源于梵文的。因为,当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时,还没有藏文;而文字必须采用以使这些宗教书籍能够由藏人翻译与阅读。我们同时与蒙古和中国有着宗教与政治的联系。早期,我们与波斯和东土耳其曾有过交往,因而至今波斯人和西藏人的服装尚有相似之处。近代史上,大约廿世纪初,我们与苏联有过政治关系;之后,与英国的关系更长。
尽管有着这些与邻国的联系,藏人却是一支截然不同而且独立存在的民族。我们的身体外观、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与这些邻国的任何一个迥异。我们在人种上,跟该地区的亚洲任何人种都毫无联系。
也许西藏近代最有名的特点是它孤立于世。拉萨常为外界称之为「禁城」。这种与世隔绝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当然是这个国度自然的孤立于世。直到过去十年为止,由印度或尼泊尔边境到达拉萨,得走上两个月的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高耸人云的关隘,而这条路在一年的大部份时间也是被大雪封闭的。从我出生的中国与西藏边地到达拉萨的路甚至更长,我已经讲到这点----而这边疆本身远离中国海岸线或任何一个中国港口达一千多英里。
孤立的意思因而深入我们的血脉。我们还尽可能少地许可外国人进入我国,以此增强这自然的孤立状态。原因很简单,我们曾有过战争的经历,特别是与中国。而且除了安居乐业,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里外,我们别无他图。我们以为与外界隔绝是维特和平的最好的方法。我必须立即说明,我认为这项政策是个错误,而我的希望与意愿是西藏未来的大门应当敞开,欢迎世界各地的来访者。
西藏被称为宗教色彩最浓的国度。我不能妄下断言。但所有普通的藏人都不把灵性看得比物质次要,倒是真的。西藏最出色的是如许之多的寺院。尽管尚没有确凿的数据,但很可能是百分之十的人做了比丘或者尼姑。这给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带来了双重属性。事实上,这只有在我作为达赖喇嘛的身份里,这俗人和僧侣机构才得以合二为一。我有两个司伦,一僧一俗,在他们以下的绝大多数办公机构也是依此而设立的。
噶厦［内阁］通常有四个成员,其中一个是僧官,三个为俗官。噶厦以下是两个独立的机构,一为译仓［秘书处］,由四位僧官主持,直接向达赖喇嘛负责,处理宗教事务;另一所叫「则康」［财政部］,为四位俗官主持,处理国家政务。
其它政府部门如外交、农业、税务、邮电和电讯、国防、军政等等,各部都由两三位长官主理。还有两名大法官和设有两名法官的地方法院。此外西藏的很多省份各有两名省长。
国会可以由三种形式召开。其中最小的,也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会议,包括来自「译仓」和「则康」的八名官员以及别的高级俗官和三大寺的代表---总计代表共二十名。这个核心议会又可召开更大的以三十位成员的会议商讨别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极其重大的事件,此如确立新发现的达赖喇嘛的化身,由400名来自官方和非官方的人员集会协商。
我们的社会制度在寺院之外,是封建制。财产也极不平等,出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和最贫穷的农民的两极分化。进入贵族阶层极其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比如,一个士兵,因其勇敢而可获赏赐勋号和领地,而这两者均可世袭。
但另一方面,在寺院的僧官们之间的晋职却是民主的。一个男孩可由任何社会阶层进入寺院,而他的个人发展则取决于他本身的能力。而上层喇嘛的转世也确乎被认为是有一定的民主影响。因为转世喇嘛常选择转世于卑微之家,比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因而那些来自低微的家庭的人,比如我自己,则在宗教世界上得到最高地位。
我极不情愿地使用过去式。因为西藏在中共侵略之下,而此刻没有人能说我们的传统制度有多少此刻仍然存在,与及那些已被摧毁。
寺院曾有自己的工艺僧人,自保供给,而且还同外界作些交易。有些人拥有大块领地,有些人积蓄有大量的财富,而别的人则什么也没有。他们经常从别人那里收到礼物。有些人做放债生意,少数人还把利息抬得高于我所能同意的程度。但总体来说,他们是不可以在经济上自给的。绝
大多数或多或少地依赖政府拨款,主要是食物。这就是政府在布达拉仓库和别的地方储存茶叶、牛油以及布匹的原因。当然,这些拨款也主要源于国民的地税和其它税收。
我提到过土兵。我们曾有军队,不过规模很小。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在国境边界防守,以阻止未经过官方许可的外国人入境。而且,除了拥有自
己的警察的拉萨市和寺院以外,这支军队也充当我们的警察部队。在拉萨,军队还给各种典礼增添军事色彩。当我离开官殿时,他们一路排列
着。它有一个奇怪的历史。大约在五十年前,我们与中国产生纠纷,我的前世达赖喇嘛决定短期雇用外国教官以培训军队,使之现代化。但是
谁也不知道以哪国军队为模范最好,他因而把一支部队让苏联人训练,一支让日本人及一支让英国人训练。英国体系证明最为合适,因此,整个军队又都按英国模式组织。英国教官早于一个世代以前离开西藏。但直到1949年为止,这支军队在操演中依然使用英语指挥口令,因为我们的语言中并没有这些军事用语。而且,西藏军乐队演奏的进行曲中,有「远道去蒂比拉里」「奥兰珊」［苏格兰歌曲,意思是很久以前的好时光。----译者注］,以及「天佑我王」。然而,如果真有藏人仍记得这些歌词的话,也该早就遗忘了。不过,我不想把我们的军队给人一种陈腐和怪模怪样的印象。它并非如此。它从来没有达到机械化的正规程度,那是不可能的。它少得远远不足以防御我们的国家,抵抗侵略。但作为其有限的任务,倒是卓有功效的;战土们也都很勇猛。
我想,任何有兴趣于西藏的人都已读到许多有关拉萨生活的书。因为多数去过西藏的旅行者都把拉萨作为目标,并写了许多有关拉萨的书,所
以我大可不必在此赘述。他们描写了几乎从一年未尾到另一年的连续不断的庆祝和典礼,也描述了富庶之人举办的十分讲究的晚会,他们华丽的衣饰,称之「林卡」的环城路的「朝圣漫步」以及也许是昔日最有名的夏季河畔的野餐。旅行者也许能比我之自身经历的描述提供更多的
细节。这当然因为我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的许多活动。而每当我加入典礼,我便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他们的焦点,而那些典礼的本质也无非不过是人民向我表示崇敬的。因此,每当我观看我本人并不参与的仪式时,比如布达拉宫内的宗教舞蹈,或者罗布尔卡花园内的戏剧表演,我便只有从纱帘后面观看。这样,我才可以观看,而又不被人看见。但是,我倒想给旅行者的游记加添一条总评语。我们西藏人热爱表演和仪式,无论是宗教的,或世俗的,我们热爱一切仪式上华美的衣饰。而且,这一点也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民族特性-----我们喜欢开玩笑。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与西方人取笑一样的东西,但我们几乎永远可以找到笑料。我们是西方人所称谓的「平和」的和乐天的民族。而只有在极其悲观失望的处境里,我们的幽默感才丧失了。
但拉萨是唯一的社会生活还算十分讲究的地方。在城市以及一些别的市镇和寺院之外,一般人民物质生活也跟别处的农民阶层相似,除了其孤立程度之外。山遥水远,它除了步行或骑马的邮差外,别无他种通信方式。在山区,由于气候恶劣,多数土地贫脊,因而人口稀少,生活单调与简朴。身处西藏边远地区的人民,很多不曾去过拉萨,甚许不曾见过去过拉萨的人。他们年复一年地耕耘土地,繁衍旄牛和别的家畜,而从不曾听到或看见在他们的地平线之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我相信有许多这样的人们,不光是在西藏,也在世界上别的较贫穷的国度,不管他们的政府制度如何。
我并不想夸说,每一位西藏人都是友好与和善的。当然我们之中也有犯人和罪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许多游牧民族,尽管他们大多数十分平和,但其中也有一土匪集团。结果,他们邻近地区的人民不得不武装自己,经过此地的路人也宁可结伴而行,以此保护。但在我所出生的东部地区的人民,包括康巴族,总体来说是守法的,但他们是那种把一杆来福枪看得比任何财产都更重要,并以此作为独立的男子汉的象征的人们。
然而,宗教意识已遍传到最荒凉的地方,以及最野蛮的心里。你在最贫穷的牧民帐篷里也可以看到它的代表:佛龛前一直供着的酥油灯。
我在接受宗教教育期间,除了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外,对其它的社会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西藏人普遍来说都把这视为自然的事,而从不研究任何政府理论。但当我长大后,我开始意识到这是多大的错误。我们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显然不是符合佛教教导的。几年后,我掌握了西藏的实权,并努力着手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我指定了一个有五十名成员,包括僧俗官员和三大寺代表的「改革委员会」以及一个小型的执行委员会,检查必要的改革,并向上级机构汇报。并进而向我汇报。
最简单的改革是税收。各地区应缴的税额一直是为政府确定下来的。但是不知始于何时,据了解,某些地方官想额外收多少,或者能收多少,就收多少,以此酬付他们自己的花费和薪金。由于这是受到法律的许可,人民就得一并缴付。而我年轻时,即可看出这对不公正是多么大的一个诱惑。我因此通过与噶厦和改革委员会协商后,改变了整个制度。地方官得收取所要求的准确数额,然后统统转入财政部,而他们的固定工资则由政府支付。这使任何人都高兴,除了一些曾多捞了一把的地方官。
我们的土地租用制度需要根本改革。整个西藏土地属于国家财产,大多数农民直接从国家租用土地。其中一些人按照产物的比例,慷慨地缴纳租金,这就是政府得以供应寺院、军队和官员的物资的主要来源。有些人以劳力支付,有些则被要求为政府官员提供免费运输服务,有时,亦需为寺院如此服役。我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废除这种提供免费运输服务的制度,因为那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他还固定了对马、骡子和旄牛的使用价格。但此后,价格上涨,估定的酬报已有所不足,而且太多的人被授予了获得运输服务的权利。因此,我命令,将来没有得到噶厦的许可,任何人无权要求运输服务,我还提高了运输服务的价格。
如果说农民都是雇农,那是误导的说法。土地国有仅是一个观念。农民的土地可以世袭,而且可以转租,用以抵押,甚至出卖所属的土地权,尽管土地权鲜有出卖,因为一个农民的第一责任总是要把土地完完整整地交给下一代。如果他交不出产品,或者劳务,他可能会被没收土地,而这种情形并不很多。所以,实际上,他自由拥有一切使用权,而缴给国家的份额确是慷慨付出的土地税,而不是地租。
多年来,一当时令欠佳,政府即给农民发放信贷。我看出政府再也没有企图要求农民偿还贷款或者利息,而累积的金额已是极之鉅大,农民们显然永远也无法偿还。我们在改革委员会进行的一次详细调查后决定把农民分成三类。那些既付不出累加的利息,也付不出本金的农民一并免债。那些从年收入里付不出利息,却足以付出本金的人,分期支付本金。但有些从收到信贷后变得富有的人,则需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这些措施得到农民们的欢迎。多数人曾担忧于压在头上的债务,如今高兴于他们的处境。
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需要最紧急的单项改革是那些大规模的私人庄园。这些庄园是很久以前封给贵族的。他们世世相袭,而每户承袭的家庭每代都选出一名男丁去受训充当政府官员。有些家庭同时要向国家交付一笔款项。而余下庄园的收入用以支付该官员的薪金。俗官就是这样选派的。在这些庄园里,农民们在没有受到政府直接控制的条件下为贵族们作工。庄园主实施封建法权,常指派管家代管,因为他们多数人一年中大多时间都在拉萨担当政府职务。
改革委员会和噶厦全面检讨了所有这些古老的制度。我接受他们的建议时,决定所有大庄园的大部分应通过由政府向世袭家庭支付补偿费用的方法,使其主权回归国家。官员们的薪金则用现金支付。土地则配给正在上面耕种的农民。所有农民因而作为国家雇民划人平等的基础之上。而司法行政得以统一。寺院承袭下来的大规模庄园也应进行类似的改革,但我们决定先从私有庄园着手。
然而,在我们达到这一改革阶段之前,中国已对我们发号施令;而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则不可能推行这些深入的改革。但我们带来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思想,西藏农民并不很喜欢这种思想。假使我们的政府得以推行这项适当的改革,那么中国人的改革也就会更为不适当。不管我们如何强硬地催促,他们对这一改革提议从不说个「是」或「不」。最终,大祸降临到我们身上,这一项针对农民的措施只得暂时放弃
。
所以,在受到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事件中止之前,我们已经在把我们的社会制度由中世纪转入现代之中,迈开了第一步。在提高西藏平民的生活
水准上,还有许多有待去作;我将在另一章写到我和我的政府在未来所希望的作为。尽管有着所有这些制度的弊端以及恶劣的气候,我确信西
藏曾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封建制度当然给压迫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西藏总体来说并不是受压迫的人民。那里很少有过去的封建制度里
兴起的人对人的残酷。因为在每一个阶段,和一切人世的变迁中,宗教都有着控制性的影响,同时是永恒的慰籍和支援。
别的宗教的人们常说,轮回的信仰----即业力法则----意于使人们接受命运的不平等-----也许是过于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们。这只对了一半。一个贫穷的藏人会较少地嫉妒或者憎恨他们富有的西藏地主,因为他明白,他们每人都在收获前世所播下的种子。但另一方面,业力法则决不是不鼓励一个人努力去改善他的现世生活。而且,我的宗教当然也鼓励改善他人生活的意图。一切真正的布施总是一举两得----受施者得到了现世利益,而施与者在今生或来世得益。在这层意义上西藏人是不加怀疑地接受我们的社会制度的。
尽管我们的制度是封建的,但它又与别的任何封建制度有所不同。因为站在顶层的是「观世音」的转世化身。他是几百年来,为所有人民所推崇的转世者。人们感到,在一切国家的次要官员之上,尚有他们可以绝对信任的正义的泉源,可供最后申诉。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兼具传统、教养和宗教美德的达赖喇嘛,会成为不公正的暴君。
因此,我们都很幸福。欲望会带来不满;而幸福则源自和平的心灵。对许多西藏人来说,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也并非欲望的牺牲品。而且,在我们的千山之间,在我们的简朴和贫穷之间,存在着也许比世上大多数别的城市更宁静的心灵。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
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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