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3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 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韧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在、再而三地改变日军大本营对于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占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占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占内蒙，控制华北。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占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他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占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4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作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地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作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作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犹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地考虑，因此不能作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的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作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曲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地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决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以极低的代价，就顺利地攻占了华北的平津重镇，同时日本也发现曾经被视为抗日王牌的华军第二十九军，其战力也不过尔尔，当然更加低估了中国部队抗日的能力，所以日军在攻占平津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了签订城下之盟的外交讯息。当时，日本政府的策略考虑是，假如中国就此低头认输，接受停战条件，日本当然就可以顺利进一步宰制华北。否则日军最多在华北再打几场硬仗，歼灭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中国也必然服输。因此日军攻占平津之后，并未立刻进行乘胜追击与扩大战果的行动，而是在等待国民政府对于签订停战条约的反应。另一方面，日军也在华北集结兵力，准备与反攻平津的华军，打一场决战。因此日军攻占卢沟桥之后，一时并无重大的后续军事行动。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21.1 华军布阵的零乱
促成日本将卢沟桥事变扩大成为华北事变，这中间出力最大的，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由于关东军对于半年多前，由自己所支持与培养的伪蒙德王军队，在绥远百灵庙惨败一事，感到耿耿于怀。因此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亲自出手，击败中国部队以扳回颜面，并且完成对内蒙的控制，这样才能达成关东军的战略任务，就是争取与苏联决战的有利战略布置。
因此在华北驻屯军顺利攻占平津之后，关东军就一再的要求军部批准出兵内蒙，攻占平绥铁路沿线。日军部也认为，无论华北事变如何解决，日本最终都要控制内蒙，如果乘中国军队尚未大举增援华北之前，先行出兵攻战内蒙古，也可以增加防苏的战略空间。因此在关东军的不断请战之下，参谋本部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正式批准日军可以沿平绥铁路进攻内蒙的军事行动。
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扩大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电令在内蒙平地泉的十三军汤恩伯部，迅速赶往北平西北的战略要地，南口与居庸关一带布防，以牵制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并且形成对北平的侧后方包围。因为原先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准备指挥主力兵团，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决战，因此特别在河北石家庄成立行营，准备调集大部队北上，并且要出动刚刚成军的空军参战。
华军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计划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拟定。中国已超过一百个师的主力作战部队调往河北地区（当时华军共有一百八十个师），同时还准备出动空军轰炸平津两地，此战若是胜利则收复平津，若是不利，则退守太行山与黄河所形成的防线。国民政府在这条防线上，建筑了不少防御工事，希望能够与日军进行僵持性的战略对抗，以消耗日军的战力。而日本军方也同样的认为，卢沟桥所引起华北事变，主要战场将不脱华北地区，只要日军在华北的决战取得重大胜利，击溃华军的野战军主力，中国势将屈服。因此，从日本国内调来的增援部队，全都在平津一带进行集结，准备迎战，一场中日的大兵团作战，眼看即将在河北中、北部展开。而平绥铁路沿线之战，将是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的序战。
不过，赶往南口的汤恩伯部在经过张家口时，却遭到二十九军刘汝明部阻挡，刘汝明当时兼任察哈尔省主席，他认为察省境内多年都没有中央军进入，假如汤恩伯部队过境，必然会给日军带来入侵察哈尔的借口。当然刘汝明并不知道，日本参谋本部已经批准关东军组织察哈尔派遣兵团，准备进攻平绥铁路沿线的计划。结果还是靠西北军老长官鹿钟麟的出面解释，刘汝明才放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北的石家庄，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同样的阻拦中央军北上布阵，要由石家庄行营进行调解。这里就看出二十九军的格局，不但没有利用这两年多主政的时间，厚植准备抗日的战力，反而在中日的矛盾之间坐大，把察哈尔与河北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二十九军战力没有增长，中央军与支持部队又无法立刻进入阵地，负责在石家庄行营指挥的徐永昌，已经担心若是要在河北进行决战，中国中央与地方混杂的部队，恐怕根本无法协同作战。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21.2 南口之战
在日本驻屯军等待与中国军队进行华北决战之际，关东军已经奉命开始进攻内蒙境内、长城以南地区，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决定，先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反击。一方面固然是先解决受到夹击的威协，其实一方面也是要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的抢功行动。因此，日本第十一混成旅团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奉命进攻在居庸关与南口的汤恩伯部，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硬仗。关东军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组成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八月二十日由内蒙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准备截断汤部的补给线，一方面则是准备控制整个内蒙，因此华北战线的中日之战，首先就在平绥铁路一带展开了。
唐恩伯部是蒋介石中央军中，一支能够打硬仗的部队，又已学到了一些对付空中掩护攻击的战场技巧，此时由于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因此把握了战场优势，并发挥主动灵活的逆袭作战，竟然将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的攻势打成守势，日军不但无法攻下华军阵地，反而成为受困待援的局面。香月接到战报当然大吃一惊，皇军刚刚建立击败二十九军的无敌形象，那里经得起战场不利的挫折，因此立刻下令日本战斗能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由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于八月十六日驰援第十一混成旅团，准备克日击败汤恩伯部，攻下南口，以与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在平绥线会师。
不料汤恩伯部越战越勇，日军第五师团虽然在火力与战技上，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拥有重炮与空军的支持，但是汤恩伯的部队，可以说是将士用命，力战不退，造成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势进展得非常缓慢，板垣征四郎甘脆下毒手，施放毒气攻击华军，香月同时又调派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支持第五师团，于是中日两军在南口一带，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地浴血奋战，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更调动了飞机、重炮以及坦克等攻坚重兵支持。两军血战八昼夜，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汤恩伯的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守住居庸关到八达岭等地的战略高地不退。
不过这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顺利突破了察哈尔的长城防线，攻占了平绥铁路的要站张家口等地，而威胁到汤恩伯部补给线的安全。蒋介石立刻电令在河北中部布防的中央军卫立煌部，设法绕道晋、察边界，驰援汤恩伯部，但是援军却进展缓慢，无法如期赶到。在察哈尔与山西边境，沿平绥铁路布防的傅作义与刘汝明部阵地防线，已经被关东军的东条部所突破而崩溃，于是汤恩伯部在损失过重与避免被包围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七日，才奉命从南口一带的战略要地撤退。这样日本驻屯军才打通了平绥铁路，而与关东军会师。日军在消除平津的侧翼威胁之后，立刻向河北中部，集结大军，准备与中国进行决战。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所有地方势力，包括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广东的余汉谋、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山西的阎锡山、西北军的精神领袖冯玉祥、中共的朱德等，都一致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与行动。在八月七日蒋介石主持的最高国防会议中，通过了对日抗战的最高决策。依照原先华北决战的战略设计，军政部长何应钦正设法将中国的作战部队源源北调之时，原本已经紧张的上海局势，突然在八月九日发生了虹桥机场之冲突事件，日本的海军兵力，开始迅速在上海附近集结，并且对中国提出威胁，因此南京与上海顿时陷入了军事冲突前的危机状态。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21.3 蒋介石决定改变决战地点
上海的军事紧张关系，刚好刺激蒋介石对于准备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开始产生了疑虑。而此时蒋介石受到中央军年轻部属陈诚、张治中等人建议的影响，即与其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不如将地点改在上海更有利。因此蒋介石决定进行战略大转向，华军决定在上海开辟华东战线，也就是由中国来主导战略的决战地点。
原本中日双方都预期两军会在河北进行一场重要的会战，但是在蒋介石的个人决心改变之下，战略决战的地点就由华北改为华东了。这个考量的主要优点是由中国方面来直接、主动控制战场决战地点，避免日军由华北沿平汉线直扑武汉，而造成中国面临西南与东南被截断的战略劣势，一方面也是减少后勤支持线过长，以及地方部队协调不易的困难。当然德国军事顾问也认为，在长江三角洲与日军进行决战，华军拥有水乡泽国的防御地利，中央更为容易就近统筹战机，与灵活指挥作战。
其实蒋介石决定在华东决战的最大考虑，应该还是国际战略的运用，因为上海是国际的大都会与金融中心，上海一旦开战，必然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利益，同时也能够争取到更多国际媒体的报道，中国越早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就能越早取得将战争国际化的制胜机会。当然一二八事变华军在上海的表现，也让蒋介石认为，在上海决战对中国军队是比较有利的。
由于日本发现，蒋介石的德式装备师，开始调往上海停战区集结，部分的中央军也开始由华北转向华东运动，因此中国在华东的军力增加到开始威协日本在上海的利益与安全了。这时候，日本海军早已按捺不住动手的冲动，因为海军认为，绝对不能让日本陆军主导所有的对华侵略成果，否则海军将很难争取到更多的资源，以发展可以与美国竞争的海上实力（美国国会刚在两年前，通过十年的造舰计划，以因应日本退出华盛顿会议所约定海军军力比例的挑战）。
因此，当八月十二日午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上海集结的情报传回东京之后，日本海军异常的激动，迫使其政府在八月十二日夜间，召开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特别协商会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强烈要求政府支持海军有权保障日本在上海侨民的安全与利益，并且要求派遣陆军到上海，以对中国的政治、金融与工业中心，给予致命的一击。
事实上，当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出之时，正在台湾海峡演习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就立刻回师上海，并且密电日本海军部，要求增加在上海的陆战队兵力，准备护侨，同时进一步的建议，日本应该在上海与南京一带，对中国战略心脏进行攻击，这样可以同时破坏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才能迅速迫使中国屈膝，而达成速战速决最高战略目标。
当时日本陆军省估计，在长江三角洲最多只要使用三个师团的兵力，就可以让国民政府遭到惨败。但是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日本应在华北进行决战，坚持不愿向华东派遣大量的陆军部队，不过由于陆相杉山元过于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认为若在华东同时发动攻击，日军正好双管齐下，迫使中国快速的屈服，所以支持海军的建议，在首相近卫的调节下，终于迫使参谋本部同意，以最低数量的陆军，支持海军在上海的军事行动。
日本海军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陆军出兵之后，立刻在上海采取强硬的立场，大批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与海军舰艇涌向上海，此时蒋介石已经将中央军中，最为精锐的八七与八八两个德式装备师，由张治中指挥，调往上海备战。中日两国同时在上海增兵的举动，当然把上海的冲突气氛提高到临界点，大家都想先发制人。
结果中日两国的军队在八月十三日下午，在上海的八字桥正式引爆了军事冲突，日本驻上海的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在接到冲突消息之后，立刻下令在上海的日军，对华军发动全线攻击，于是中日双方在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战争。由于蒋介石已经决定了在华东决战的部署，因而把中国的军队主力由华北调往华东，因此八一三上海事变，立刻后来居上的发展为中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决战，双方的准备都很仓促，但战事却打得出乎意料之外的惨烈。
接着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当天中日两国的空军，也全面交战，中国空军竟然旗开得胜大败日本空军，使得日本政府震惊且羞怒，因此决定在上海大动干戈。日本政府在八月十五日的御前会议中，决定宣布总动员令，以及成立了战时最高的军事机构大本营，负责与政府联系以指挥总体战，大本营奉敕令决定，开始准备组织华北方面军以及上海派遣军。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21.4 日军组成华北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
日皇于是下令，改组华北驻屯军，增调四个师团以及加入各种特种部队，组成华北方面军，总兵力达到二十八万人，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司令官。同时指派松井石根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统帅包括多艘航空母舰与主力舰的海军部队，加上二个师团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前往上海。日本决定准备在两条战线上，同时给予中国致命、快速的打击。不过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仍然认为中日两国主力的决战地点是在华北，可是蒋介石却已经决定，将决战地点改在华东。
八月三十一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正式组成，下辖第一军（香月清司），统帅第六师团（谷寿夫）、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与重炮兵第一、第二旅团，及其它特种部队。第二军（西尾寿造中将），统帅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第一八师团（下元熊弥）与重炮兵第六旅团及特种部队。并且以第五师团、一九师团、原华北驻屯军旅团，加上特种部队以及临时航空兵团，作为方面军的直属部队。而原属关东军支持的第一、二与十一旅团，则视作战地区的运用，亦配属华北方面军。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支海外作战部队战斗序列，非常显然的是日本准备在华北对华军，进行一场迅速能让中国屈膝的历史性决战。不过日本对于蒋介石，已决定把华东战线转为主力决战的战略，并未充分地加以掌握，此时上海方面的作战，已经开始演变成为空前的大兵团作战，最后造成日本大本营不断被迫增加对上海的兵力支持，最后甚至要从华北方面军抽调部队赶往上海，因而造成华北作战战机的延误。
由于日军是将决战的主力摆在华北，但是中国方面却开始明显地抽调主力东调，并且对与华北的日军，采取守势作战，因此日本所准备与预期的华北决战并未发生。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于是被迫决定，由日军主动出击，捕捉华军的主力。九月四日，由日本第一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发动主攻，第二军则沿津浦路南下，然后向西攻击，形成左翼的助攻[1]，而方面军的直属部队第五师团，则由山西迂回，进行右翼的围攻，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兵分三路，企图在河北保定附近进行合围，以歼灭华军主力。不过，一九三七年中国华北天气反常多大雨，造成日本部队运动困难。
但是华军的主力此时已经转向东线，当时华军在河北中部的布防是，第一战区的中央军卫立煌部与西北军孙连仲的部队，共同防守平汉线，而由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防守津浦路；蒋介石一度派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其旧部西北军，但是遭到其旧部石友三、韩复渠的强烈反对，很快地就被迫撤销，可见当时中国指挥系统的复杂性，特别在华北地区，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还是各有自己的山头，中央在战略指挥上，经常是鞭长莫及而不能完全贯彻军令，这也是河北的决战不能如计划进行之原因。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