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七)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 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 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 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 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 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 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 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 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 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 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 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 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 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 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 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 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 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 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 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 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 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 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 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 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 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 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 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 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 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 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 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 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 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 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 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 以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 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 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 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 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 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 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 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 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 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 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 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 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 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 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 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来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 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 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 55位军官及 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 47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 688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
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名美国海军、1020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名中国平民— —18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 1190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 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 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 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 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 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 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 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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