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交座谈会上的转向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成燎原之势，迅速烧向工矿企业和农村。这种局面正是毛泽东暗中期待的。更确切地说，是他有意造成的，是
他在党内遭遇重重阻力，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希望借此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来。当然，天机下可泄漏，毛并没有把这张底牌公开亮出来，只是在暗中向中央文革
的少数人打了招呼，要他们为此作准备。与此同时，善于玩弄权谋的毛却在表面上敷衍渴望运动早日结束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开出同意运动大体在明年春节前后结
束的空头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起初也不大清楚毛泽东的底牌，一直寄希望文革运动会很快结束，不过，他已经预感到局势的严峻，毛在政治上可能还会有更
大的动作。他在中央工作会让上的讲话中就不无忧虑地表示：会后还会出现新高潮，遇到新冲击。在这一点上，他和党内许多人的心情是相通的，曾对协助他在国务
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两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
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不过应该说，周恩来比一般人更识”时
务”
。他已经看出文革的势头锐不可当，因此并不想硬顶，而是采取顺守之道，伺机因势利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方兴末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
势利导”。为此，他利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经过问各地”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就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
产》，强调经济建设不能中断的重要性，防止把文革的祸水引向生产领域。他并利用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反复重申两条：第一，工矿企业和农村不能停产闹革命；
第二，工矿企业不许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可是，随后发生的上海”安亭事件”，把周恩来所坚守的这两条也给冲掉了。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由中央文革派出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支持下，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判控
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经过研究，认为这样做违反中央有关工人要坚守岗位，不许成立跨行业组织等规定精神，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
的方针。工总司因没有得到市委的承认，就在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后来这列火车奉命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于是，王
洪文等率众闹事，卧轨拦车，造成南北交通动脉沪宁线中断三十小时。周恩来得到上海市委关于”安亭事件”的报告后，深知兹事体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马上和陶
铸一道赶到中央文革驻地，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以陈伯达名义致电中共华东局，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同时做说服工作，劝他们回厂抓革命，促生产。随后，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张春桥这时已经通过江青摸到了毛泽东期待：工人起来造
反，以冲破党内阻力的意图，因而根本不理睬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一起商量出来的意见。在此之前，他在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代表时就已经闪烁其辞地透露
了毛的这一意图，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随后，张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处理”安亭事件”中贯彻毛的意图，签字同意了
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和赴京上告是革命行动等五项要求。
张春桥之所以敢这样做，并非是自作主张，或是像后来所宣传的那样”先斩后奏”，而是在事先绕过中央包括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
伯达，直接请示了毛泽东本人。这一点，他自己在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签字前同工人的座谈中转弯抹角地露了出来，说：”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
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很显然，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年代中，如果没有事先得到毛的首肯的话，张春桥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擅作主
张的。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从中央到上海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同常委碰头会上，当时被蒙在鼓里的
周和陶铸严厉批评了上海”工总司”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全线中断的做法，指出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要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采取补救措施。性情刚烈
的陶铸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弄得同样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
这时，一直在幕后充当导演的毛泽东出面讲话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说：可以先
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毛并拿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文，批评陶铸和陈丕显对上海工人所持的态度。”就这样，毛一言九鼎，压住了各方强烈的反对
意见，就连一向敢于放炮的陶铸也不再吭声。整个形势随之逆转。自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地方各级领导人下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与此相反，毛泽东却从”安亭事件”中受到很大的鼓舞，认为”革命工人起来了”，这正是冲破目前运动阻力的好途径，由此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新设想：先从学校和机关搞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和农民像红卫兵那样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认为九月间中央下发的关于工
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文件已经过时，需要重新作出规定，要陈伯达一班文革秀才们尽快搞出来。”
在此之前，由于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已经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
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
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为了防止中央文革起草的这个文件过于放任群众起来造反，从而失去对运动的约束力，周建议将这一文件
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不料，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
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
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还有的故意说反话，表示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那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等等，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
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本来，这些意见正是周恩来自
文革发动以后所一直坚持的主张。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从”安亭事件”的处理上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
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当看到他们站出来慷慨陈词时，不能不受到某种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
讲话时，当场并没有制止会上的过激言论，相反还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
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关于这次汇报的情况，目前并没有原始的档
案材料，多是引述辗转传达的内容，而且说法不一，前后抵牾。不过，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
驰，令毛大为恼火，则是可以肯定的。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
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采行顺守之道，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
退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再一次到工交座谈会上讲话时，不再提”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一类话了，而是强调说：”浪潮来了，
要站在浪潮的头里，因势利导叫形势搞下去，才能领导，背着浪头会被浪头冲掉”，既然已经”挡不住，不如疏导”。并语重心长地表示：”这个惩罚是我们过去造
成的。我们不来承受谁承受?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周氏的这一番话可谓五味俱全，意在言外，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和在政治上隐
忍退避的顺守哲学表现得淋滩尽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
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
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
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
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
域。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被称之为”万吨水压机”。在政治高压下，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
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
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关于周本人在会中的表现，当事人谷牧这样回忆道：
令人寻味的是，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会，周总理虽然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很少说话。直到林彪作了长篇批判讲话后，他才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谈
过程，说他们(指我们这些人)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进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过话，但他们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
在这个文件中，又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总理的这些话是在为我们开脱责任。
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行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
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这是谷牧同志在十
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
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
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仟，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
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下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
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他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
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
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
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
碍。
顺便一提的是，阔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
”你下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合的口吻，真足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己受过。的
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
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从内心说，周恩来
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燥地劝说造反派
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
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
席扪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
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
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行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
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
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全面夺权”
毛泽东知道文革之举已经彻底得罪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釜底抽薪，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比而来。毛在自己七十三岁生日那天，请文革小组成员到家中吃寿面。席间，毛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自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感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与他离心离德，知道他所发动的文革之举己经彻底得罪了他们，再企图说服他们接受自
己的主张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几个月后就鸣金收兵的话，那么这一大批仍然在党内占据要津的各级领导干部日后势必
成为刘少奇卷土重来的党内基础。因此，必须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在政治上动大的手术才行。毛随后号召全国展开”全面夺权”，接管党政机关的思想便由此而
来。这才是他内心深处不便对外人道的真实动机。至于洤来把它形容成是毛”对马克思列宁丰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等一类冠冕堂皇
的说法，不过是中央文革一班秀才们奉旨进行的理论包装而已。
不过，毛泽东很清楚在政治上搞这样一个破釜沉舟，几近改朝换代的大动作需要师出有名，仅仅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
定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无论再怎样渲染，充其量也只有五十天：况且路线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党内问题，无法做太大的文章。因此必须在批刘的问题上
另辟蹊径。
实际上，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批刘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相机而动的作法，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而不断”水涨船高”的。究竟对刘少奇整到什
么程度，毛并没有一定之见，而是完全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只有把刘的问题说得越严重，才越能表明发动文革这场运动的必要性。本来，毛还是准备
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的，即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还是如此。他对刘、邓二人的检讨分别做了批语，给以某种肯定和鼓励，并在会上表示：刘、
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甚至还说过：
”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
但在会议结束后，当毛泽东发现需要借助批刘来排除党内对运动的阻力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中央文革的意见，把他本人肯定刘少奇，邓小平
二人检讨的批示扣下不发，而把他们的检讨单独发下去，作为全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这次，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准备再一次拿刘少奇开刀，
不过改从他的历史问题上入手，以便突破”五十天”和”党内问题”的界限，为即将展开的”全面夺权”制造口实。
善于揣摸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发难者的角色。还在文革发动之初，康生就暗中授意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开始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
徒集团案”和刘少奇本人的历史问题。九月间，他写信给毛，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
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康生这一手十分老辣，既把安、薄这些属于刘少奇山头而又
占据党内要津位置的人的历史问题端了出来，又把刘本人给牵连进去，可谓一箭双雕。
毛泽东接获康生的这一报告后，只是批了”已阅”两个字，并没有明确表态，实际上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听任康生继续搞下去，同时他在盘算使用
这块”石头”的时机。后来，这件事越搞越大。深知此案干系重大，牵连甚广的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红卫兵追查”六十一人案”中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狱问
题请示毛，表示：”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上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了表里文章，一方面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暂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另一方面又没有把门关死，让周覆电西北局，称”中央
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然而，当毛泽东决心发动”全面夺权”之际，便动手抛出这块可以在政治上
致刘少奇于死地的”石头”来。十二月十一日，毛亲自主持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了刘的”历史问题”，决定对此立案审查，成立了五人领导小
组，最初的成员是：谢富治、江青、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不过，由于刘仍然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老于权谋的毛决定以”王光美专案组”的
名义来审查刘的历史问题，并把江青换成汪东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通过中央文革广为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政治言论，并对其中一份揭发刘一九五0年一月十三日在东北提出”现在是剥
削救人，要欢迎剥削”的材料上批示：”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文革秀才陈伯达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利用宣传机器造势，将批刘的重点由批判
在工作组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为对十七年来刘少奇所推行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清算。
在实施全国”全面夺权”的部署上，毛泽东选择了上海作为突破口。毛之所以看重上海，不单是因为上海曾是文革运动发动的大本营，更重要的还是
看重自”安亭事件”后，上海已经形成了一支势力强大，足以左右政局的工人造反派队伍。十二月间，工人农民开始起来响应造反后，毛曾多次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吹风，谈他本人已考虑多时的对党政机关进行”接管”的思想，进行”路线交底”，说：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
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工义。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
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
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
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
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
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下几百名厅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
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
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
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
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
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
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
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突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异
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
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
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
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
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劝导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打消思想顾虑，不要再犹犹豫豫，要敢字当
头，回去以后赶快放手发动群众，说：”如果群众运动不开展起来，我们春节就结束不了”，并为文革运动一再冲破原有的设想，何时结束仍然遥遥无期而着急。
这次，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之举，不仅使周恩来原先希望早日结束运动的想法完全落空，而且还使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很显然，文革的这种搞法
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以往搞运动的常规，势必会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巨大的分裂和内战之中。然而，这场泼天大乱又是他本人矢言忠于的毛泽东行意造成的。在这
种情况下，周的内心深处必然在两者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经历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当然，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心态占据了上风，强迫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走。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只有”做个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才能想通”。
周恩来的这种内心困惑和挣扎，明明想不通却又要作大彻大悟状，强迫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心态，在这一时期各种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不时地流露出
来，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像”我们在运动中紧跟主席思想，紧学、紧跟、紧改、紧赶、还赶不上”。这样一类内心独白，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期间周在接见
讲话中的一个特色。这对一向城府很深，行事总是深藏不露的周氏来说，实在是很少见的。这种反常的情况，正好映照了他上述的内心困惑和挣扎，为了在政治上保
持晚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过，周恩来是一个深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髓的人物，为人处事总是恪守中庸之道，执两用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性富于调和”
，善于在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中保持自身的平衡。他在努力说服自己在政治上跟毛泽东走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把他自己摆在一种”跟不上”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
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在贯彻毛的意图，充当文革执行者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扮演了文革补救者的角色，对毛的极端，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
用。
其实，周恩来本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非常清楚。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句
话在周死后广为流传，不少人把它解释为周氏”高尚人格的表现”。其实，这不过是他备受上述双重角色内在矛盾的煎熬–明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在铤而走险，把整
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灾难之中，但在”保持晚节”的心态下，又不得不跟着走。与此同时，他又良知未泯，不甘自我沉沦，为求心之所安，只好尽力补救–
这一复杂心态的隐晦抖露罢了。
最能体现周恩来这种双重人格的，莫过于他在文革期间所精心选择并且始终佩带的那枚毛泽东的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的头像，表明了他决心在政治
上跟着毛走的信念。像章的另一端刻有毛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则是他政治信念中的另一方面，藉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周氏之所以选择佩带这枚像章
绝非偶然，而是他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时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并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象征。
周恩来把这枚像章看得很重，犹如文革期间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直佩带到死。其间当别人几次想更换这枚像章时，他都拒绝了。据知情人说，曾
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到外面参加会议，造反派专门送给他一枚非常精致的像章。为了不让他们扫兴，他当场并未拒绝佩带，不过回来后仍然换上了自己中意的这
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让我们还是回到”一月夺权”以后的叙述中来吧。
尽管周恩来被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剖外，但事情出来后，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进去。一月十一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修改了前面提到的
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央对上海夺权的贺电，并和陈伯达、江青一起联名送毛审定。与此同时，周又设法应付由席卷全国的夺权浪潮而造成的乱局，有所为有而所
下为。他有意避开了毛直接关注和掌握的各省市的夺权，而想办法限制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夺权范围。
为此，周恩来借毛泽东在肯定左派夺权时说过”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话，大大发挥了其中的意思，在各种场台强调说：夺权是指夺文
革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只能行使监督权。并一再申明：外交，国防、财政、宣传、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随后，周又不断扩大属于不能夺权的范围，
提醒造反派对”业务监督要有分寸”，并针对两派为了夺权而打派仗的问题，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
字权，去掉私心杂念。
在费尽口舌劝说造反派不要胡来的同时，周恩来对于在劝说无效后发生的一些出格越轨的事情，也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制止措施。不过，他只拿参与其
中的党内领导干部开刀而放过一般群众，以免落下”镇压群众”的把柄，触怒毛泽东。比如，二月十七日，周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时，当场下令逮捕了拒不执行命
令，在背后操纵造反派抢夺财政合业务权的一名财政部副部长，以儆效尤。他并在讲话中强硬地表示：这样的夺权走到邪路上去了。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们非起
来保卫不可，不然我们要犯罪。不起来保卫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怎么能算常委!”这件事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中央文革一干人认为周恩来做得”太过份了”，很
想报复一下，但终因抓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
又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赵紫阳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崭露头角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大概是已经看透了这场由毛泽东一手导演的”自下而
上的夺权”的把戏，因而在省委机关只有二三个人起来造反的情况下，就主动让权，把省委、省政府所有的公章统统装在一个麻袋里交给了造反派。周恩来闻知后，
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情，指出各省的大权是中央授子的，决不能轻易送出去，要同中央打招呼，并说：小孩子做游戏总还要打一场嘛，怎么连儿戏都不如，
随便就把权交出去?!不过，周对赵的工作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在九大后安排各省市领导班子时，点名让他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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