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光裕萝卜上的泥
天罗地网，在黄光裕落马之前，早已布下。
重拳打击的目标，并非黄光裕，而是已经威胁到国家根本的“贪腐联盟”——政要、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路路畅通，尤以公安、司法两界为重灾区。相对这个令人发指的“贪腐联盟”，黄光裕或许只是萝卜上的泥。
但这个“中国首富”，以其“织网-扩张，扩张-织网”的生存逻辑，和黑金攻势，最终成为整个贪腐联盟中，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人。推倒了这张多米诺骨牌，十几名部局级高官随之悉数落马，更多的官员人人自危。
而令众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场追捕行动的第一个突破口，竟然来自一段感情纠纷：痴情女通缉负心汉。(张 静)
黄光裕背后的“贪腐黑社会”
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记者/张 静
小说《驻京办》里有一句话：“一个问题富豪的背后站着一群问题官员。”谁都不知道黄光裕背后悄然隐现的关系网安全边际在哪里，绳结上还扣着哪些如雷贯耳的权贵。
64岁的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被免职，检察系统的朋友第一时间揣测：莫不是与黄光裕窝案有牵连？
逻辑推理如下：“涉黄”落马的原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是临沂人，曾任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队长，2007年方调任公安部经侦局，上任即主办了“中行骗贷案”，助黄氏兄弟逃过一劫。而孙淑义在山东政坛一手遮天，据传与40亿非法集资案以及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案皆有染。
这似乎有些捕风捉影，只能怪首富案持续发酵。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案发，中纪委尚未证实之前，坊间便盛传此事与黄光裕有关，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潮汕同乡。圣诞节前夕，原分管经侦的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朱影被刑拘，也有传闻称，他的擢升主要仰仗于“北京的关系”——郑少东。
既然黄光裕案已经顺藤摸到了“潮汕帮”之外的问题官员，那拔出这些萝卜的同时，是不是也会带出他们各自地盘上的一砣泥？
泥潭到底有多深？恐怕只是有多少能浮出水面，而不是水有多深的问题。就在大家普遍认为接近“大结局”的时候，黄光裕案在2009年的圣诞节并未开庭，更成为衡量该案水深的一大风向标。
这个女人不简单
“很多人都猜测2009年12月17日是黄光裕案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甚至有传言会在圣诞节那天开庭。但事实上像黄光裕这么大的案子不会按照一般的刑事案件来计算开庭时间，调查几年很正常。”年前曾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如此向记者断言。事后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此案第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件水落石出，以贪污、受贿510余万元判处其无期徒刑，并未涉及传说中的“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与黄光裕案有牵连以及中诚广场执行案。上述人士认为，对“首富”的量刑，也很可能止于内幕交易罪和非法经营罪。
黄光裕被捕的消息最初通过手机短信，病毒一样地迅速扩散。媒体普遍“轻敌”，纷纷将疑似目标对准“涉嫌操纵曾经连续拉出42个涨停的*ST金泰的股价”。
随着这场新闻大战进入白热化，中关村和三联商社两支动作诡异的股票被拎入公众视野。胡舒立的 “财经系”则迫不及待地抛出存了两年的“骗贷说”：虽然黄氏兄弟读的书少，他们自有一套生存逻辑，屡屡靠行贿套取银行巨额违规贷款。2006年，已退休的原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因他案意外触发被捕，供出了与黄光裕勾结骗贷13亿元的往事。黄氏兄弟的命运一时陷入危机，最终靠上下打点躲过一劫。如今不过是有关部门“放完长线”，该钓大鱼了。
赌王讨债的版本则更为离奇，言之凿凿地指出导火索是黄光裕在澳门与何鸿燊豪赌，输掉巨款后赖账不还，何鸿燊一怒之下向大陆报警。
由于官方始终没有给一个比较正式的、全面的说法，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揭开黄光裕被捕之谜，媒体从各个角度搜寻蛛丝马迹，各种“解密”、“揭秘”也成了书肆热销的“主旋律”。而外界公认最接近事件核心的，便是《证券市场周刊》主任李德林与尹峰合著的《黄光裕真相：欲望驱逐下的首富困境》。
“那本书只有第一章是我写的。” 这位因《德隆内幕》一书而闻名的资深财经记者是个性情中人，一照面就吐露实情。实际上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就是那独家的第一章，因为李德林第一次将黄光裕与一名“神秘女人”结合到一起。就像晃妈在章子怡泼墨门中跳出来建议去找“幕后交际花”一样，及时指明了八卦的方向。
李德林通过朋友的关系接近了一个小圈子。他获知，将中国首富直接推向深渊的女子便在其中。
在外界，甚至是老李的这本书中，神秘女人都被塑造成了一个悲情的弱女子。
此前大家认为黄光裕在资本市场的“财技”，来源于他的潮汕老乡、香港“壳王”詹培忠的指点。但李德林认为，詹培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掮客，实际上帮助黄光裕将国美在香港成功上市的幕后高手，乃是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
区区一名律师，怎有如此能耐？最多不超过10人的律师事务所，为什么每年的营业额高达几千万元？原来张玉栋和他的老同学——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有一个利益联盟。
外资能否进入中国市场，商务部条法司的意见非常重要。郭京毅表面上百般刁难，但只要张玉栋出面给外资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程序就会走得非常顺利。“一个项目成功之后，张玉栋就会约郭京毅在东三环的一栋单位宿舍打麻将。一夜麻将搓下来，这钱也就顺理成章地‘输’给郭京毅了。”
神秘女人离异之后在亚洲交友网上认识了张玉栋。在李德全看来，虽然张大律师长得丑，但不见得玉树临风才是“杀手”。此人深谙寂寞女性心理学，对女人特别真诚。张玉栋曾带她回家见过父母，女人以为这表达了诚意，殊不知男人大献殷勤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另一番“合理解释”——忌惮，因而需要稳住她。
当李德林在咖啡馆初见这名“穿着白色貂领毛衫的美貌少妇”时，非常不职业地脱口而出：“你不会吧？”对方嫣然一笑：“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此女身世不凡，不仅有国家安全机关的背景，还是某公司的老总。据说这位昔日“银广夏”的炒家正酝酿着一项新计划，其玩法恐怕会令投资界一震。李德林跟她多次预约，方才得以一见。人家并非担心曝光身份有所顾虑，而是跟着新男友出了一趟差分身乏术。记者在圈内打听，她的身份并不是个秘密。
就是这样一名女子，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号称离异的张玉栋实际上并没有签署离婚协议书。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在和她同居的两年间，张玉栋不仅在网上换着“马甲”与多达七八个不同女人互通邮件，交流“互相的性爱状况和结婚要求”。甚至在她怀孕期间，张玉栋还在欺骗别的女孩并与她们同居。而郭京毅夫妇更担心这名能量极大的女子会撺掇张玉栋甩掉他们独吞利益。
记者在网上检索，至今还能看到2007年2月13日她在网络上发出的“通缉令”：《通缉情感骗子张玉栋》，被多家网站转载。因为受到质疑，这一情绪激动的女子甚至留下了自己在富力城的住址、手机号码和姓名：张雅慧。
一名与张玉栋相识的人透露，张玉栋因妻子和他人有染而离异。他感情上受了创伤，便经常会在网上找些“固定的性伴侣”。
据说张雅慧曾到事务所要求张玉栋给她一个解释，但被郭京毅派去“监视”张玉栋的刘阳给逐出了办公室。此后二人曾短暂和好，但在张雅慧的生日宴上，张玉栋居然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宣布他和张雅慧不可能结婚。此举激怒了张雅慧。
她请了京城最好的私家侦探，详细记录了张玉栋的一举一动。将郭、张之间的秘密勾当写了一封举报信，并附上了从电脑中调出来的大量的“财务往来”。
“张雅慧为张玉栋流过两次产，这个记忆是不可磨灭的。她检举张玉栋并不单纯是出于报复，而是觉得这样的人渣应该清理掉。”李德林说。
张玉栋想不到，欺骗女人的后果很严重。张雅慧也是做梦都想不到，她“冲冠一怒”的结果，不但让“负心汉”身陷囹圄，还灭了一个“中国首富”，甚至掀起了整个政界的地震，导致十几名部局级高官落马，上千名官员人人自危。生活，原是比小说更戏剧！
织网
李德林的“神秘女人说”一出，因为再无更多内幕可挖，整个财经界在黄光裕案上的喧嚣一度沉寂。
然而老李却对记者透露：实际上神秘女人不过是黄光裕谜团中的一个线头而已。“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黄光裕的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签署了保密协议，这意味着本案很有可能涉及到高层次的机密。”
据书中所言，此女在检举信中主要阐述了郭京毅联盟对国家商业安全的危害。但这封理应出现在安全部门案头的信，最终却经过了一番周折，送到了中纪委。当她和张玉栋一起被控制后，来人开口便问的是“黄光裕还跟什么人有接触？”这让她非常意外。
曾有人士对记者透露：此窝案性质之恶劣，如果听之任之，会上升到耸人听闻的高度，早已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而如此大网如何收线？这让人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黄光裕便是那个支点。但撬动黄光裕的又是什么？据说有关部门盯上黄光裕已经很久了，就差一个明确的导火索。李德林也认为：“神秘女人的检举信所透露出来的一系列涉案细节，恰好是推倒一套多米诺股牌中不可缺少的几张。”
这印证了记者在黄光裕被捕之初的判断：拿“中国首富”开刀，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黄光裕一案牵连的官员级别之高、地域之广，可以说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贪腐案推向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将这些官员细细捋一遍，不难发现，赫然呈现两条线索：一条代表着金融腐败，助其在资本市场纵横捭阖，如郭京毅、商务部原副司长邓湛、国家外汇管理局检查司司长许满钢等等；另一条集中于公检法系统，帮他消灾解难，如郑少东、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等等。
事实上，正是郑少东和相怀珠同时被“双规”，才令案情超出了“在商言商”而陡然升级。
很多人以为是黄光裕案意外触发了郑少东案。更多人扼腕而叹：黄光裕利用黑金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把上千名国家精英和栋梁拉下了水。实际上，仅仅一个黄光裕，哪能有如此能量？这样一个金融官员、公检法系统、商人与掮客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黄进入之初便已存在。他只不过是为了寻求保护伞，千方百计挤进了这张网，并利用手中的金钱和关系，更勤于织网而已。
潮汕人在外总能展现出强烈的乡土认同感和抱团意识。一个人织网，总是会先利用离自己最近的资源。潮汕人在京的组织便是黄光裕的根据地，他常常利用各种活动密切往来，其中横跨娱乐、餐饮两界的许钟民，便是黄光裕借以笼络人脉的跳板。
许钟民是国内唱片业大佬，又掌管着京城潮好味海鲜酒楼。被他旗下的美女、美食攻下的“保护伞”，就包括同为潮汕人的黄松有。
黄松有在广东省高院任职时便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玩弄未成年少女，以至于司法界同行给他起了个绰号“性贪”。然而他不仅没有被检举、揭发，反而官运亨通，从广东省高院一路高升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视作中国司法界的明日之星。
媒体披露得最多的是黄松有涉嫌操控“中国第一烂尾楼”中诚广场的拍卖案，其指示主导了整个收购进程，从中至少受贿300万元。
在2008年中央高层掀起的反腐风暴中，黄松有落马。面对中纪委专案组，富有战斗经验的他避重就轻地交待起中诚广场案，但对方要攻破的显然是他背后的那张黑金网。
虽然在黄松有案件的审理中，检方和律师均未涉及黄光裕。但在调查的过程中，李德林得到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黄光裕在外号称从不喝酒，但在这张照片上，黄光裕和黄松有、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这三个潮汕老乡，2008年10月在一家酒店开怀畅饮，个个喝得满脸红霞飞。
如果说在黄光裕与权贵的交往中，张玉栋和许钟民是两位“公关总监”，一手牵着“山东帮”，一手拉着“潮汕帮”，那么连超则是他的“财务总监”。
连超拥有香港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邮轮王“海王星号”公海赌船。这是黄光裕借以洗黑钱和行贿的重要场所。每次他把官员邀请上船后，便和庄家约定一个数额，输到某种程度就不玩了。
黄光裕事发后，连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四处活动试图把他捞出来，甚至秘密帮助黄光裕之妻杜鹃出逃，而向他们“走漏风声”的，便是警界“内鬼”郑少东。可惜他们蠢蠢欲动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监控之中。2008年末连超被内地 警方刑拘，随后郑少东也被“收获”。
众所周知，在黄光裕被捕后，郑少东曾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不能因为执法不当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更不能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当时圈内人细品之后，认定他这番宏论，乃是奔着黄光裕去的。
郑少东本是年轻有为的“警界少帅”。“东星轮”千万港元大劫案、张子强特大暴力犯罪团伙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都在他直接指挥下侦破，屡立奇功。但就是这样一个汉子，也被“腐化”了。
据说郑少东不怎么爱穿警服。他钟意高级西服，喜抽500元钱一支的雪茄烟，且每天都要抽掉若干支。如此张扬，皆因背靠大树有恃无恐。
远华走私案中曾上演过“警商勾结”。赖昌星东窗事发，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就是原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许甘露，这二人本是同乡。而郑少东与黄光裕也是同乡。
介绍黄光裕给郑少东认识的，一说是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二人关系好到郑少东去香港，行程多由他安排。2009年3月初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孟依未能参会，引起了浮想联翩。
另有一说便是连超。据证实连超原名连卓钊，也是潮汕人。他早年曾提供线索帮助郑少东屡破大案。郑少东投桃报李向陈绍基引见，最后竟得以当选为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
“中行骗贷案”曝出后，黄光裕四处活动，郑少东便授意刚刚调任公安部经侦局的相怀珠为其“消灾解难”。来而不往非礼也。2007年，黄光裕接受了一笔高达3万元的委托理财，并布局中关村股票准备炒高实现“变相行贿”时，相怀珠也分享了这一内幕消息。他以14元每股的价格，投入了100多万元全仓吃进。
有了郑少东的关系，黄光裕和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接上了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中周旋的，自然少不了连超。
陈绍基在广东警界业绩彪炳，曾任职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乃是郑少东的老上级。黄光裕为了寻求更大的保护伞，力邀陈绍基上赌船一试手气。在船上，连超故技重施，让陈绍基一赢再赢。而陈也以这样一种“赏光”的方式，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这船有人罩着。
重拳出击
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说：“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朱影等人织成的这张贪腐网，以权敛财、互相包庇。
记者在广东省企业黄页上找到了金迪生物科技的下属公司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其联系人依然登记的是港人荣克敏。荣克敏是金迪的主席，该公司曾于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他本人也曾登上过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荣克敏发现有人冒充他的签名变更了创思的法人代表。虽然经过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认定签名属伪造。然而他的报案始终无人理睬。 据称这个想要侵吞荣克敏财产的李鬼敢如此明抢，背后自然少不了郑少东的撑腰。
公检法系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正是因为这样一张横跨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的贪腐网存在，中央历次反腐行动，不仅没有增强人民对党政干部的信心，反而让人们感到“越反越腐”。这已对中国执政体制构成极大的威胁。
正如一句打油诗所言：“社会有些腐败，司法岂肯例外”。2009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司法系统的贿赂犯罪已经占到了全国贿赂犯罪的1/5。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重庆市高院等法院相继爆出“窝案”。
建国以来犯罪的最高司法官员黄松有更是刺在司法系统心头的一滴血。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看来：“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
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体现出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决态度。“如果我们在贪官惩戒的定罪量刑上，像毛泽东时代对待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大贪官所采取的‘斩立决’的狠度……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吗？除了态度坚决，更要力度强狠，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2009年6月5日，据说也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从家中被带走之日，贺国强在会议中强调要“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被牵扯曝光的党政官员中，广东省的政法系统、司法系统不啻为“重灾区”，其中同一天被宣布免职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都曾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而相怀珠、朱影的落马，显然让外界看到，这场惩治行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岭南一隅”，表现出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决心。
2009年1月12日，相怀珠自知大势已去，在押解的路上便主动“竹筒倒豆子”。而在这个 “贪腐黑社会”的网络中，往往最底端的最缺乏清醒。据李德林所言，在黄光裕被带走协助后，黄氏集团“一天之内策动9万条网民帖子攻击公安及政府，收买电视台新闻评论、主要财经报纸及网络评论大肆为黄光裕‘鸣冤’，甚至还发动海外媒体以‘共产党有系统打击富豪’等统一口径作呼应。目前调查部门已掌握了部分媒体受贿发稿的相关证据。”
2009年3月1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提出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
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院系统“反腐风暴”，同样公布了“五个严禁”：“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黄光裕的“三个关键词”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记者/张 静
一部宝莱坞的歌舞片，总有被淋湿的纱丽、草坪上的笑谈和桥上的歌舞，中国富豪的落马也都有些固定的桥段在轮回。
“得罪谁”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至于敢把中国首富置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有人怀疑是让黄光裕恨得牙痒痒，在狱中尚不断发出指令、“隔空对掌”的张继升，其二便是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
2006年8月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时，有一条神秘短信在扩散：“黄氏兄弟正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银行资产往来被追查。”当时国美管理层怒不可遏地斥责此乃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而黄光裕二次案发，第一时间同样有一条神秘的短信在媒体和供应商之间不胫而走。很快积怨已久的两个老对手“不请自掐”。一方表示：“对于苏宁的这种做法我很鄙视。”另一方显得很委屈：“为什么黄光裕一出事就认为是苏宁干的呢？”虽然后者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不忘把黄光裕出事的新闻报道复印了很多，摆在促销的柜台上。
其三似乎是窝里斗。根据国美电器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宣布的一份国美核心高管8人名单，黄光裕家族成员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其中。面对这样一家曾经带有强烈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去黄氏化”，外界不免感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给别人作嫁衣裳！ ”
而相对于前面那些小角色，“因收购中关村一役得罪两名高干子弟” ，甚至“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说法，更满足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想象空间。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士透露：“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早已深谙中国的‘潜规则’，他们都懂得积极以高薪吸收高干子弟”。
也许“黄光裕得罪了谁”这一命题能够提出，正是民意发出的预警信号。
“被自杀”
作为反腐风暴中最关键的一环，随着大批高官政要不断被供出，黄光裕和郑少东先后传出了自杀风波。据说黄光裕一直被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基于不堪受查压力，以利器割脉自杀 。幸被人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而郑少东在案情曝光后，也曾暗藏安眠药准备自杀未果。
盘点2009年官场，自杀事件频发。因为有“用纸币开铐自杀”在前，民众在关注此类事件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以及自杀背后是否有黑幕心存质疑：究竟是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萌生轻生的念头？还是有人想杀人灭口，以掩盖更大的黑幕？
“原罪”
黄光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7岁背井离乡，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中国穷人家孩子的榜样。以至于很多人在他事发后，纷纷抱有一丝莫名的同情。而原罪之说，更为其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这是每一名富豪落马后，都会触及的话题。
一位前外资投行的董事总经理激动地对记者表示：“内地很多富豪都有所谓的原罪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内，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过分追究，把做过这些事情的人都变成罪犯，不是逼着富人移民、资金外逃？”
但仔细分析黄光裕的发家史，如果说行贿尚是因为官场潜规则，那么骗取银行巨额贷款便是主动为之了。
虽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黄粉”的攻击，李德林依然坚持说：“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同情的。黄光裕在最初通过灰色路径起家后，他非但没有积极反省，实现转型，反而这种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生存逻辑。在成为家电连锁行业老大后，更加迷信、依赖这些违规、违法的手段，洗钱、贿赂、勾结黑势力，在资本市场上违规操作，最终上升到了危害国家根本的程度。他的坟墓，是自己给自己挖下的。”
曾有人猜测：“黄光裕倒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小企鹅帝国的马化腾？”黄光裕和马化腾同为潮汕人、同龄人，都是所处行业的一方巨头。但后者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与政府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有意不与特定的官员过分亲近。当然，这也源于IT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性。”
“杀猪榜”无国界？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记者/金 姬
在被誉为“杀猪榜”的中国富豪榜上，黄光裕不是落马的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福布斯和胡润榜的历年数据，中国富豪似乎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富豪更容易“犯事”。
落马在中国
富豪榜本是舶来品。自从1982年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首张富豪榜以来，全球老百姓就养成了每年看富人们被动“晒资产”的习惯，中国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感觉实在看别人热闹。直到1999年11月，英国小伙胡润制作了第一张“中国50富豪榜”，尽管他们的财富和世界首富们不在一个数量级，身处在崛起中大国的富豪们还是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2000年，最早接触胡润的财经媒体人，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还指出：“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他的话没说多久，富豪榜排名16位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而获刑，并且此后每年都有中国富豪落马。因此，富豪榜从2002年开始就被取了“杀猪榜” 的诨名。
根据2009年《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自1999年以来，共有1330位中国企业家上榜，其中发生变故的有49人——被判刑17人，尚未宣判的2人，10人正在接受调查，7人曾被调查，7人下落不明，6人去世。由于这些数据仅限于 2009年8月26日之前的公开资料，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发生中国问题富豪未被写入报告。
胡润百富榜认为，除去自然死亡、英年早逝以及破产的富豪，最符合“落马”概念的是那群被正式定罪的一部分人，如顾雏军、杨斌、周正毅等企业家(17人)，还有一些带问号的富豪，如被相关部门调查的黄光裕等(10人)。这部分群体虽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约占所有上榜企业家的2%)，但要对他们进行“落马”原因的分类却极其困难。李经纬、仰融的经历携带着早期国企和民企“产权不分”的烙印；张荣坤和刘根山则让人不断追问“国有垄断领域在逐步向民资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形成新的利益联盟和权力寻租？”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终身教授丁学良指出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四点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司法程序不透明、不独立、容易被更有权势的力量操纵；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也还是前赴后继。
自从胡润和福布斯分道扬镳以来，后者也从2003年推出中国富豪榜。值得注意的是，2004 年之前上榜福布斯的“问题富豪”七成以上出身农民，只有初中文化，他们的发家史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概括。这批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冒险，迅速打通财富之门。唐万新从小小彩印店起步做出了“股票大王”；周正毅从卖馄饨起家做成上海首富……这些“问题富豪”出道时都是一贫如洗，却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资本家需要几十年打拼才可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福布斯全球上海分社社长范鲁贤(Russell Flannery)认为中国的“问题富豪”有某种共性，从最早的经济诈骗、权钱交易，到前段时期的非法圈地，再到当前资本市场的不正当运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谓特殊机遇而发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现阶段财富积累的显著特征是依靠市场价值，房市和股市是两大推力。只要一个概念、一次重组，也许就可以融资上亿元、上十亿元，这种疯狂的赚钱速度让许多外国人都觉得很惊讶。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可以说已经成为富豪财富的一个放大器，亿万富豪可以一夜诞生。这种以“资本运作”发迹的“资本型富豪”，他们中一些人的部分财富是经不起追问的。
国外“落马率”
已经评选28次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始终没有设立类似“问题富豪”的子榜单，也许是“落马率”太低的缘故。福布斯全球富豪所谓的“问题”更多是资产缩水。“富豪榜在昔日是光荣的象征，如今则更像是税务官员、平均主义者和考虑离婚的女人们的猎杀名单。”英国《金融时报》曾如此描述经历金融危机洗礼后的福布斯富豪榜，10亿美元以上的上榜富豪人数从2008年的1125人减少到2009年的793 人，上榜净资产总额也从4.4万亿美元锐减至2.4万亿美元，损失将近一半。
而福布斯富豪大多寿终正寝，2009年1月7日自杀的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尔纯属个案。2009年福布斯设有“缩水富豪榜”和“讣告”两大子榜单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布斯落马富豪中，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多。例如俄罗斯，在普京打击金融寡头期间，落马富豪也相对较多，霍多尔科夫斯基从首富变成阶下囚已经成为俄所有寡头的前车之鉴。俄罗斯这几年相对风平浪静，因为不少金融寡头已经移居海外，留在国内的富豪顶多出些丑闻罢了。在2009年福布斯榜单上，莫斯科是全球亿万富翁最多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而44岁的哈伊尔·普罗科洛夫(Mikhail Prokhorov)是目前俄罗斯首富，95亿美元的资产排名全球第40位。这位花花公子2007年1月在法国滑雪胜地库尔舍维尔因涉嫌一起嫖娼案而被捕，但后来被宣告无罪释放。
而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问题富豪往往是小富人。
去年2月，位列2008年福布斯美国富豪第205位的美国得州亿万富翁艾伦·斯坦福 (Allen Stanford)因欺诈受到美国证监会(SEC)指控。据悉，斯坦福及其旗下企业一名高管在过去10多年间，利用“大型庞氏骗局”挪用投资人大量资金。自从麦道夫骗局被揭发以来，美国政府就着手调查一些收益异常的投资公司，斯坦福就是在这一波严打中被扳倒的第一位福布斯富豪。无独有偶，去年10月，在 2009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名236位的斯里兰卡裔美国人拉杰·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因涉嫌从事内幕交易获取2000万美元暴利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起诉。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一起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
除了经济犯罪，美国富豪也可能因为私生活而身陷囹圄。2007年7月，全美排名第195位的 Broadcom创始人亨利·尼古拉三世(Henry T.Nicholas III)被控在自家府邸设立窝点私藏毒品和进行性交易。这让他名列2008年欧洲IT网站Vnunet评选的史上全球十大最差高科技公司CEO。和中国落马的富豪相对排名靠前不同，美国落马的富豪相对靠后，而排名靠前的富豪相对口碑都不错。因此，3个美国排名几乎200以外的富豪落马故事，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此外，美国欢迎那些洗心革面的落马富豪东山再起。“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就是例证。这位美国玛莎家居综合传媒公司的领导人因为2003年在抛售Imclone股票一事上说谎，在以妨碍司法调查名义被起诉后的几个小时辞去了公司主席和CEO职务。纽约联邦法院裁定其罪名成立，判玛莎入狱5个月，外加5个月的家中禁闭。在出狱后的第6天，玛莎的身价升到10亿美元，首次挤进福布斯2005全球富豪排行榜。
不知那些落马的中国富豪们，是否可以像美国家政女王那样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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