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侵：风暴开始
一九五○年夏天，就在藏剧节庆之日，有一天，我正好在诺布林卡宫，甫从浴室走出，发觉脚底下的地开始在动。已是深夜，我正和一位随从闲谈，并一边进
行睡前盥洗。盥洗室位于住处几码外的附属小屋里，所以地震时，我正在室外。首先，我想到我们一定还会再踫到另一次地震，因为西藏位于地震频繁的地带。
既已十分确定，我一回到室内，就注意到好几副挂在墙上的书已东倒西歪。随之远处发生一起可怕的灾秧，我再度冲出去，后面跟着好几位洁役。我们仰望天
空，一阵接一阵的轰隆声相继而起，似乎是炮弹。我们猜想这就是震动和轰隆声的肇因：可能是西藏军方正进行某种演习。总共约有三十到四十次爆裂声。
翌日，我们才知道根本不是军事演习，而的的确确是某种自然现象，有些人甚至看到一道怪异的红光，从爆破声源方向的天空射出。它逐渐形成，几乎全藏的
人都看得到：东到几乎四百英里远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萨迦。我听说实际上发生在加尔各答。随着这件事情的真相逐渐沈寂，人们自然开始认为这不只是地
震，而是个预兆。
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一直对科学深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我希望为这件异象找寻科学依据。几天后，我遇见哈勒，询及如何解释此件异象；不仅是视之为地震，更重要的是视为殊异的天象。他说，他确定这两者相关。一定是整个山脉的上升作用造成地壳的爆裂。
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似乎可信，但不尽然如此。为什么地壳的爆裂以一阵伴随着轰隆声的夜空光亮显示？何况，隔着如此无穷尽遥远的距离，如何能为人目
睹？我不认为哈勒的说法能说明一切。直到今天，我还是如此认为。或许科学另有解释，但我觉得，这些异象超乎科学，属于某些真正神秘的领域。在这个个案中，
我发现接受『目睹之情景为超科学现象』的说法，较为容易。无论如何，从高空或仅是地底发出的隆隆声警告，暗示了西藏的处境将迅速恶化。
异象就在藏剧节庆之前发生。两天以后，这个预兆（假如它是的话）开始被赋予实象解释。一直到晚间，表演正在进行当中，我发现一名传讯人朝我跑来。一
直到帐下，他突然转向摄政塔汤仁波切，他坐在帐里的另一边。我蓦地警觉事情不妙。在正常的情况下，公事都必须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处理。我好奇到几乎忘形。这
是什么意思，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然而我是个小孩，又没有政治权力，我必须等待，直到塔汤仁波切酌情告诉我究竟怎么一回事。不过，我早已发现另一个
即时得知的妙方：我站在一个有抽屉的柜子上，透过分隔我们房间墙上的高窗窥视。当传讯人到的时候，我往上蹬起，屏息侦察摄政的举止。他读信时，我可以清楚
地看清他的脸。他脸色肃穆。好几分钟后，他才稍展神色，我听到他下令召集内阁。
我又发现这封信事实上是在昌都的康省省长打来的电报，叙述一起堡垒遭到中共军人突袭的事故，主事的军官阵亡。这的确是件重大新闻。早在前一年秋天，
那里即遭中共越境入侵，他们高举将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解放的意图——不管那可能意味什么。尽管事实上，所有拉萨的中国官员已经在一九四七年被驱逐
了。
而现在看来，中共似乎足以肇至威胁。果真如此，我十分了然藏人正陷入重大险境，因为我军总共不到八千官兵，远非新近夺得政权的中共人民解放军的对
手。除了心头充满悲伤，我不太记得那年藏剧节还发生什么事。甚至最奇妙的舞蹈演出，鼓声节奏放慢，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他们皆着精致的妆扮（有些穿着像
骷髅，表示死亡），庄严而合拍地依照古代的舞步舞动。
二个月后，十月，我们极端的恐惧达到顶点。消息传到拉萨，一支八万人的中共人民解放军队伍已经穿越昌都东边的翠处河。中国广播宣称，中共建国一周年，开始『和平解放』西藏。
所以，斧头已砍下。再不久，拉萨势必沦落。我们不可能抵御这样的屠杀。除了缺乏人力，西藏军队的困境是拥有的现代武器太少，而且几乎没受过训练。整
个摄政时期，完全忽略这些。尽管一些特定军团从驻地匆忙开拔，新的一支又招募齐了。由于历史背景影响，藏人基本上爱好和平，从军被视为最低下的生活形式：
军人被视为屠夫，派去与中共短兵相接的军队素质并不高。
去推测事情可能的结果，否则情况会改观等等，皆无补于事。不过，仍要说明的是，中共在进攻西藏时，大量损兵折将。在某些地区，他们遭逢强悍的抵抗，
除了战争的直接为害，他们的难题大部分是捕给不易，以及恶劣的天侯。许多人死于饥饿，其他的大抵也难逃高山症的考验。这种病总是折腾外来客，有时确能致人
于死。至于这次战争，不管西藏军队数量多大、装备再精良，结果其努力终将赴东流。因为，即使中国的人口都比我们多上一百倍。
这个威胁西藏自由的举动，并非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印度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并声明中共入侵，对和平无益。一九五○年十
一月七日，西藏噶厦及政府向联合国求援，盼其代表西藏出面调停。但是，不幸地，西藏依照其和平孤立的政策，从未寻求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而且未曾致力于此
——除了在年底前发出两份电报。
随着冬天逝去，局势越来越坏，要达赖喇嘛即位之说甚嚣尘上。人们拥护我全面掌权的行动开始出现——距离正常秩序，我还得等两年后。据说海报贴满拉萨市，批判政府，呼吁我立即即位；还有一些歌也有同样的诉求效果。
有两派立场：其一是视我为危机中的领袖；另一些人则认为要负担这样的责任，我还太年轻。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没有共同商量的机会。政府决
定将之付诸神谕。这是非常紧张的场合，最后灵媒顶着他那巨大的、仪式用的头饰，蹒跚摇摆地踱到我座前，献上一条白丝贡巾（哈达），放在我的膝上，并说『他
的时代到了』。
扎滇金刚（DorjeDrakden）已经明示了。塔汤仁波切立刻准备从摄政位置退下来，他仍旧是我的资深亲教师。剩下来的就是占卜国师挑选即位日
期的事了。他们选中一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因为这天是年底前最吉利的日子。这样的发展令我非常沮丧。一个月以前，我还只是无忧的年轻男子，热切地期盼一年
一度的藏剧节。如今我要面对这样紧迫的景象：在国家准备开战时，领导我的国家。但是，在回溯中，我知道这不是突如其来。迄今好几年来，神谕对政府显现出公
然的轻忽，对待我却十分礼遇。
十一月伊始，大约在即位典礼前两周，我的大哥来到拉萨。我几乎认不得他。如今他是塔泽仁波切——古本寺的主持。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的转世时，曾在古
本寺里过了一年半初始的寂寥生活。当我定睛看他，我知道他受了极大的苦。他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非常紧张焦虑。他在告诉我过程时，甚至口吃。我们两个的出
生地，也是古本寺所在地——安多，比邻中国，很快地落入中共的掌握中。他立刻受缚监禁。喇嘛的活动都受到限制，而主持本人却沦为罪俘，被关在寺里。同时，
中国人全力对他洗脑，用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试图改造他。他们有个计划，如果塔泽仁波切愿意劝服我接受中共统治，他们会让他自由前往拉萨。如果我拒
绝，他就杀了我，他们随后会酬报他。
那真是个怪异的提议。第一，任何杀生的念头对佛教徒皆是离经叛道的。所以这个要他为了个人私利，而暗杀达赖喇嘛的建议，显示中国人对西藏人性格了解之肤浅。
经过一年，其间我大哥目睹自己在家园遭中国人颠覆，他逐渐了解他必须逃到拉萨来警告我以及西藏政府，如果中共进攻，我必须贮存粮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驯服，所以他终于同意照他们的计划行事。
他喘着气告诉我经过。一直到现在，我对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共产党我更是几近完全无知，尽管我知道他们曾经严厉地迫害蒙古人。除此，我所知仅是
手边刚巧看到的过期的美国《生活》杂志。但是我大哥现在明白告知，他们不仅是无宗教主义者，事实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塔泽仁波切告诉我，我们唯一的希望是
得到外国的支持，以武力对抗中共。我听了，非常害怕。
佛陀禁止杀戳，但是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得已而为之。而按照我大哥的想法，当前的状况正是如此。因此，他要破了僧戒，脱下僧服，以西藏特使身
分出国。他希望与美国联系。他觉得他们当然会支持让西藏自由的想法。我乍闻之下，吓得一惊，但是在我反对之前，他警告我离开拉萨。虽然有许多人也提这件
事，并没有多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大哥恳求我接受他的建议，不管大多数人怎么说。他说，我的处境危殆，绝不能冒落入中共手中的风险。
我们会面过后，大哥在离开拉萨前，和许多政府官员讨论过。我和他再见过一、二次，但无能劝服他改变心意。他在过去一年来的可怕境遇使确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没细想这些事情，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事情上。还有几天，即要举行我的即位大典。
为了纪念这个典礼，我决定全面大赦。当天，所有狱囚都会被释放，意即萧村的监狱将会一空。我很高兴有机会如此做，虽然也有懊悔的时候。回想当年与狱
囚之间似有若无的友谊，我不再拥有这种乐趣了。当我在庭院中透过望远镜遥望萧村，我看见监狱里空空如也，除了几只狗觅食残渣。那一剎，仿佛有一些东西从我
生命中消失了。
十七日的早晨，我比平时早起一、二个钟头，天色仍黑。着衣时，我的服饰总管交给我一件绕在腰上的绿巾。这是按照占卜国师的指示，他认为绿色是吉祥
色。我决定不吃早餐，因为典礼冗长，我可不想被任何生理讯号干扰。不过，占卜国师坚持在典礼开始前，我必须吃一个苹果。我记得那真是难以下咽。诸事妥当
后，我到佛堂，破晓时，即位典礼将在此地举行。
这是个政府官员全员到齐的场合，还有各外国驻拉萨官员随同壮声势，大家都穿上最正式、最绚丽的华美服饰。不过，当时天色很暗，我无法看个仔仔细细。
典礼中，我接受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我记得不太多，只除了一阵强胜一阵的释放膀胱尿液的急迫需要。我责备占卜国师。他们要我吃苹果的主意无疑是问题的
根源。我对他们从没有太大的信心，而这次又强化我的坏印象。
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如生与死，不必听占卜国师的意见，不必劳动其他人。不过，这只是在下鄙见。这并不意味我认为藏人习惯的占卜实务应该中断。从西藏文化的观点而言，占卜是很重要的。
不论如何，在这个场合里，我的情况愈来愈糟。
最后，我传讯下去给侍卫总管，请他加快节目进行速度。但是节目繁冗，我开始害怕它永远不会结束。
最后，节目终于结束。我发现自己成为统帅六百万人民的当然领袖，面临全面战争的威胁，而我只有十七岁。这是个难以自处的处境，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尽各种可能避免这场灾难，是我的责任。我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提名两位新总理。
提名两名是源于西藏的政府制度，从总理以下的各个职位都是双轨并行，每一个职位各由一名在家人与出家人担任。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
是首位在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是在廿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
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如我先前所述。
不消说，改革也从未进行过。即使是达赖喇嘛也无能为力；因为无论他提出什么，首先，他必须照会两位总理，然后是内阁，其次是行政部门的每一位成员，最后付诸国民大会。如果有任何人反对他的提案，这件事便很难再进一步发展。
改革由国民大会提出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除非程序颠倒。比如一件法案最后提陈达赖喇嘛，也许他希望做点修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意见是写在
羊皮条纸上，钉在原先的文件里，送回国民大会表决。但是他们深信各种外国影响会危及西藏佛教的恐惧心理，则是煽动性的改革难以推展的原因。
由于心理有底，我选了罗桑扎西作为僧官总理；另外选了干练的俗官行政人员鲁康瓦，作为相对的俗官总理。
诸事停当后，我决定和他们及内阁商议出访美国、英国及尼泊尔的代表人选，希望说服这些国家代表我们和中共调停；另一方面，则派人赴中国协商撤兵。这
些特使团直到年终才出发。之后不久，由于中共军队卫戌在东方，我们决定我应和最高级的政府官员移到南藏。这样，如果情况恶化，我可以轻易穿越边境，出亡到
印度。同时，两位总理依旧留在拉萨，我则带着国玺走。
第四章 避难南藏
因为有太多事情需要张罗，因此好几星期后，我们才得以成行。何况，所有的准备工作皆须暗中进行。总理担心如果消息走漏——达赖喇嘛准备离开，恐怕会引起普
遍的惊惧不安。不过，我确信许多人看到好几个大行李车队先行出发，一定意会到是怎么回事。行李车队里装载了五十或六十个保险柜的财宝，大多是取自布达拉宫
地窖的金元宝和银条，这些安排甚至连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前任服饰总管天津的主意，他新近擢升为去结堪布（Chikyab
Kenpo）。我看到这些举措，非常愤怒；并非我在意这些财宝，而是我年轻的自尊受伤了，因为他没事先告诉我，我觉得他仍然视我为孩子。
我怀着焦虑和期待的复杂情绪，等待着离去的日子。一方面，由于可能要『遗弃』我的子民，我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对他们有一种很沉重的责任感。另一方
面，我热切地希望去旅行，更加令人兴奋的是，侍卫总管决定我应该改装，换上在家人的装扮。他担心当人民发现真相时，可能真的会试图阻挡我离开。所以，他劝
我保持微服。我很乐，现在我不仅可以看看我的国土，而且可以像一般人行动，而不只是以达赖喇嘛的身分行事。
我们在深夜离开拉萨。天气很冷，但是星月皎洁，我记得星子闪耀生辉，这是我后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遇见过的景象。四周如此岑寂，我们悄悄地从布达拉宫山脚的乡间小道，经过诺布林卡宫、哲蚌寺出走。每当一匹小马失蹄时，我的心跳就停了一下，不过，我并不真的害怕。
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二百哩外的错模（Dromo），正好在与锡金接壤的边境附近。这趟旅程至少得耗掉十天，这还不包括意外事件延搁行程。但是，没多
久我们就碰到麻烦了。离开拉萨没几天，我们来到僻远小村姜村（Jang），甘丹寺、哲蚌寺及色拉寺的和尚正群集那里作冬季的法轮集结。他们一看到我们阵容
庞大，即知非一般的行动。我们总数至少二百人，其中五十人是高级官员，还有等数的驮兽。和尚们因之猜想我必定也在其中。
幸运的是，我正好在最前面，改装显然有遮人耳目的效果，没人拦阻我，但是我骑过时，发现和尚群情激昂，许多人涕泪纵横，几分钟后，他们拦下紧跟着我
的林仁波切。我瞥了一眼，知道他们恳求他和我回头。那是紧张的一刻。情绪达到最高点，和尚们相信我是他们至珍无比的保护者，他们无法承受我离开他们的事
实。林仁波切解释，我并没打算长久离开，这些和尚才不情愿地让我们离开。然后，他们五体投地，祈求我尽可能早回来。
经过这次不幸的事件，我们没再遇到其他麻烦，我仍旧微服，双身前行，我能随机应变，运用每一个场合，停下来与人们交谈。我发觉此刻是我发掘我的子民
与妇女生活真相的绝佳机会；并且在无人知道我真正身分的情况下，和他们谈了许多话。从这当中，我得知我的子民生活里所遭受的不公；因此，只要我能使状况改
变，我会尽可能去解决以帮助他们。
出发近一个星期后，我们抵达江孜（Gyantse，西藏第四大城）。一到该地，我们的行迹即不可能保持隐密，数百名子民竟群来欢迎我。一团保护印度
贸易使节团的印度骑兵，衣着褴褛，但却热情地伸出援手，但我们已无暇顾及礼数，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近乎两个星期的旅程后，兼程赶到错模。
大家都累坏了，但我私下却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这个地方本身没啥特殊，由好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聚合而成，但它的地表景观却颇为壮美，这块地位于海平面上九千呎左右的高度，正好在把安处山谷划分为两个区域的交点上。
一条河沿着山谷底流过，非常靠近村落，人们日益皆能听到流水声，离这条河不很远，丘陵徒然升起。有些地段，河流伴着垂直的悬崖直直冲入水晶似的篮
空。不远处，矗立着使西藏显现庄严与威胁感的巨大山峰。到处都是丛丛松林和石楠，以及遍地的绿色牧草。气候呢，就我观察，相当的潮湿。因为距离印度平原很
近，错模常有西南季风带来的季节雨，而日照频繁，挤过厚厚的云边，以一种炫目的、神秘的光，照耀山谷。我渴望在这个区域探险，当山头披满春天的野花时，爬
上某些比较容易通过的山头；但是在那里的时光却都是冬季里的那几个月。
到达错模时，我先是住在一位地方官的家里——他曾赠我玩具和苹果——然后，搬到位于丘陵上的一座小寺——敦卡，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错模山谷。每多
久，我们就住定，我也回到祈祷、静坐、闭关、读书的日常生活里。纵然我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也少了一些在拉萨的日常消遣，我觉得我内心某些地方已经
变了。这或许是回应丢掉许多僵化的繁文缛节及形式所得来的自在感，而这些在拉萨时却占了我生活的大部分。而同时我也失去了洁役朋友的陪伴。这空虚由我觉知
的额外责任感所填满，这一趟旅程下来，使我确信：实有必要尽己之力用功读书和学习。我将之归因于如下信念：我能使我的子民成为最好的人。
就在我们来到错模不久，发生一则重大事件，那就是斯里兰卡喇嘛也来了，他带来一件我在令人伤感的某个典礼里得到的纪念物。除了两位总理留在拉萨，我
的主要顾问噶厦、侍卫总管、林仁波切（如今是我的高级亲教师）和崔简（Trijang）仁波切（高级称厦，他最近被提名为我的初级亲教师），都跟我来到错
模。我的大哥塔泽仁波切留在那里。他印度行之前，在拉萨待了好几星期。
我们第一件坏消息是，我离开拉萨前派出国的代表团只有一个不辱使命：到中国去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无功折返，情况恶化。西藏始终和尼泊尔与印度维持最
友好的关系，毕竟他们是我们最亲密的邻邦。至于英国，感谢杨毫斯本上校的远征探险，有个英国贸易使节团驻藏近半世纪。即使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独立，这个使节
团起先继续由同样的英国人理查森经营。所以，现在英国政府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部分主张，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忘了在过去，比如当杨毫斯本上校与
西藏政府缔约时，他们认为必须视西藏为一完全的主权国家对待。一九一四年，他们召开会议（Simla
Convention，西姆拉会议），西藏和中国分别受邀。除此之外，英国人与西藏人夙来交好。我的国人，无分男女，认为英国人恭而有礼、具有正义感与幽
默感，因而非常推崇他们。
至于美国，一九四八年华盛顿曾欢迎过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甚至还和副总统见面。所以，很显然地，他们改变了立场。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意即：西藏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强大的共产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所有的代表团都回国后，还剩一个在几星期后才会回来。此刻第二件发展是昌都首长嘎波嘎旺吉美（Ngabo Ngawang
Jigane）1，捎来一件冗长的报告。昌都大多数地区如今已沦陷，这份报告是由一位昌都地区的商领送到拉萨去的。他伺机交给两位总理，再转交给我。报告
里以痛苦的和幽暗的细节，说明中共的本质——他们威胁，并且声称除非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解，否则人民解放军会立刻开到拉萨。如果真如此，将无可避免地造成
生命的巨大损失，而我希望不计任何代价，消弥战争。
嘎波提议，除了和谈，别无他路。如果西藏政府同意，如果我们必须派遣一些助手，他愿意亲自试着与北京的中国政府展开对话。我和拉萨的两位总理接触，
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的协商应该在拉萨举行，但既然目前情势危急，他们也同意以北京作为谈判地点。因为嘎波毫无豫色地鼓勇担当赴京谈判大会，我认
定这位我所知十分有决断力的行政官员应该到中国首都。因此，我从错模和拉萨各派了两位官员随同赴京。我希望他向中国领导阶层解释清楚，西藏不需要『解
放』，只要继续与我们伟大的邻邦维持和平的关系。
同时，春天来了，由于大自然的生发，丘陵立刻长满了野花，草原披上一层新而苍的绿色，空气中充满新鲜而令人惊讶的气味——茉莉、金银花、熏衣草的味
道。从我寺里的禅房下望河水，农夫在那里放牧羊、牦牛和（此字不在电脑中。左边一个“牛”字，右边一个“扁”字）。我也能看到几乎每天都来的野餐人群，我
嫉妒地看着他们升火，下到水边亨煮。我被所见所惑，胆感鼓勇向林仁波切请求给我一些自由时间。他想必也有同感，因此出我意料之外，同意放我一天假。我耗了
好几天在附近游荡，我已无法记得有多快乐。我在一次游览中，拜访了一座苯教的寺庙。我唯一的悲哀是，我知道麻烦的日子还在前头等着。没多久，我得到嘎波在
北京的消息，我半期待着这个『坏消息』，但是，当它发生时，我却无从准备承担这个震惊。
我在寺中有一部古老的布希收音机接受器，靠六伏特电池运作。每天晚间，我听北京电台的藏语广播。偶尔，我和一位或其他官员一起听，但大多数独自收
听。多数的广播充斥有关『伟大祖国』的宣传，但我必须说，我对大多数听到的节目印象很是深刻。有工业进步，所有中国人民一律平等的一贯谈话。看来像是实质
与精神进步的完美结合。不过，有一天晚上，我独坐听到一个非同寻常的节目。一个严厉、爆裂的声音宣读当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他们所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所签署的十七点『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想冲出去，叫醒每一个人，但是，我呆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播音员形容『经过最后一百年或更久』的强权帝国主义者的力
量，如何渗透到西藏，『造成各种欺骗和愤怒』。他又加上，『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我听到这种谎言和奇特的陈腔滥调揉杂，难以置
信，简直要病了。
但更糟的还在后头。『协议』第一条是『西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力量。西藏人民应该回归祖国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什
么意思？最后驻扎藏地的外国军队是一九一二年的满清军队。据我所知（截至目前所知），那时西藏只有少数欧洲人。而西藏『回归祖国』的说法，实在是无耻的发
明。西藏从未隶属于中国。事实上，先前我已说过，古代有西藏是中国的一大部分的主张。此外，在伦理上和种族上，两边的人都不相同。我们语言不同，文字殊
异。国际法理专家协会后来在他们的报告里提到：
一九一二年，中国人退出西藏，其时西藏的地位，持平地形容，则为一实际独立的主体……因之可以如此主张，一九一一至一二事件使得西藏再度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独立于中国统治之外。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嘎波并没有被授权以我的名义签署任何文件，他仅能协商。我带着国玺来到错模，保证他无法如此。所以，他一定是被迫的。但是，好几
个月之后，他才得知全部详情。在当时，所有我们能得到的资讯只有靠收音机广播（重复好几次），夹杂着许多自我庆贺的说教，有关共产主义的福祉、毛主席的荣
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奇迹以及中、藏合一后，所能企望的所有好事，全是胡扯。
十七点『协议』的细节同样令人齿冷。第二条宣称，『西藏地方政府将主动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我判断，这意味着我们的军队被预期会
立刻投降，第八条继续同样的主题：『藏军将并入中国军队。』俨若这事可行。然后，十四条所示，从今后，西藏将被剥夺所有处理内政事务的主权。在强霸的条文
里点缀着诸如：确保宗教自由、维持达赖喇嘛的地位及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除了这些陈腔滥调，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从此以后，雪之原乡意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我们的地位开始式征这个不快的事实，好些人，包括着名的塔泽仁波切从加尔各答写来一封长信，力劝我立刻前往印度。他们主张西藏的唯一希望是寻找
盟邦，帮助我们对抗中国。当我提醒他们，我们派到印度、尼泊尔、英国以及美国的特使，早已铩羽而归；他们仍坚持，如果这些国家了解如今处境的严重情形，他
们会伸出援手，他们指出，美国素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侵略作风，为此已在韩国打了一仗。我能理解他们主张的逻辑，但是多少了解美国已在前线倾力作战，这个事
实减少她企图开辟第二个战场的可能性。
几天后，一封从北京代表团发来的冗长电报送到。电文没提太多，只除了重复我们早已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内容。显然嘎波没有说真话。近来，部分代表团的团
员在他们备忘录里，提到他们如何在胁迫下，使用伪造的西藏国玺签署『协议』等等完整的经过情形。但是，当时从嘎波的电报里，我只能猜究竟怎么一回事。不
过，他提到新的『西藏省主席』张经武将军正途经印度，兼程往错模而来，不久即会赶到。
似乎无计可施，只好等待。在这同时，我接见三所大寺院——甘丹、哲蚌和色拉寺的墀巴，他们新近才抵此。一听到十七点『协议』，他们力陈我应尽快赶回拉萨。他们指出，西藏人民极度焦虑，因此我必须赶回；他们也提出两位留守拉萨的总理托带的讯息，作为支持的依据。
几天后，我再度得到塔泽仁波切的讯息，他显然成功地与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接上头，他们保证应允他访问美国。他再度驱策我到印度去，他说美国非常急
于和西藏接触，他建议，如果我要准备流亡，一些协助的安排可由我们的两个政府商议。我哥哥在他信尾结论说，时间紧迫，我必须尽快赶到印度；何况中国的代表
早已在加尔各答，在赴错模的途中。此处的意涵是，如果我再不立刻采取行动，恐怕为时一晚。
大约在此时，我也接到一封同样语气的信，这是哈勒寄来的，他就在我之前离开拉萨，现在噶林邦（Kalimpong）。他坚定地认为我应该流亡到印度——许多官员也支持这个看法。不过，相对的，林仁波切也纠正我，不应如此。
所以，我现在面临两难困境。如果遵循我大哥信里的指示，看来似乎终究还有一些可得到外国协助的希望。但是这样对我的人民又意谓着什么？我真的应该在
与中国人打个照面之前离去吗？如果我这样做，我们新成立的同盟会认为我们同甘共苦吗？当我思量这些想法时，我持续地推到两项特殊的考虑。第一、显而易见，
与美国或任何国家缔约最可能的结果是战争。而战争意味着流血。第二、我思索尽管美国是个极强大的国家，却在几千哩外。反之，中国却是我们的邻邦，虽然实质
上没有美国强大，却容易拥有许多优势。因此，也许必须耗好几年，以武力战门来解决纷争。
何况，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我不相信她的人民愿意忍受无止尽的灾乱。想像有这样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藏人终究还是得再度独立
承担一切。结果还是一样，中国照旧我行我素，其间，将会损及无数生命，藏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全作无谓牺牲。因此，我决定最好的行动方式是静观其变，等待
这位中国将军来到。毕竟他是个人吧！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这位中国代表及时赶到
错模。一位报讯者跑到寺里来，宣告他即将到来的消息。对这件消息，我觉得既兴奋又十分忧虑。这些人，他们长得啥模样？我差不多相信他们全都头上长了
角。我跑到阳台，热切地往山谷逡巡直到城里，用望远镜扫描楼房，记得是个好天气的日子，尽管是在雨季的中期，在夏阳烤炙下，水蒸汽从地面往上呈涡漩状散
发。突然，我发现有状况了。一群我的官员领头朝寺里走来。透过他们，我能分辨三个穿着单调灰西装的人。在藏人旁边，他们看来非常不显眼，藏人着传统高官穿
的红金丝袍。
我们的会面带着冷淡的礼貌。张将军一开始就问我是否得知十七点『协议』。我极度自制，回答是的。然后，他交给我一份影本，还有二份其他的文件。在他
递文件的当儿，我注意到他戴了一只劳力士金表。这两份补充的文件，一份关于西藏军队。另一份说明如果我选择流亡，会发生什么后果。上面暗示我会很快了解中
国人带着真挚的友情而来。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国家，如此，大家会热烈欢迎我的归来。因此，没有离开的理由。
其次，他问我何时想回到拉萨。我答以『立刻』，虽然并非很有用，但是，我继续尽可能表现得冷淡。这个问题用意太明显了，他想要和我一起回到拉萨，当我们一起进城时，自有其象征意义。最后，我的官员打算避免这样做，而让他晚我一两天走。
我的第一个印象正如我怀疑的，不管事先我所感受的怀疑与不安如何，在我们会面时，一切都很清楚。尽管这个人曾假定为我的敌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这个现实对我造成一个永久的冲击。这是另一个教训。
如今见了张将军，即将回到拉萨，我有些微的快乐。我们着手准备归程，还有我的所有官员随同，这个月底出发。此时，毋须秘密计议，我以远比走马看花更
仔细的方式旅游。实际地踏遍每个主要村庄，我停驻接见大众，对当地人作短暂传法。使我有亲身向大众说明西藏近况的机会，诸如外国军队如何入侵，而中国人如
何宣示友好。同时，我也传授宗教经文课程，大都采择内容与我所要言说相契的经文。我继续使用这个妙方，以迄于今。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宗教总是有
许多可以告诉我们的，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说方式。不过，我现在的技巧可比当时强多了。那时我缺乏自信，尽管每回我公开开示，都会改善一些。我也发觉如
同每位老师教学相长，没有一件事能像教学一样，帮助一个人学习。
在这次的旅行中，我很高兴发现这么多事可做。否则，我也许有暇伤怀。我家人都不在国内，除了家父在我十二岁时往生，而桑天现在陪着我，我唯一家人以
外的游伴就是塔汤仁波切。他到错模来探望我，传授一些重要的教旨，现在又掉头回他的本寺去了，他的本寺正好位在拉萨城外。自从我在去年冬天最后一次看到
他。他又老了很多，现在看来他实际的七十岁还要老。我很高兴再一次与他为伴，不仅因为他是非常仁慈的人，更因为他也是一位高级成就的灵修上师。毫无疑问，
他是我最重要的上师。他引介我许多传承和秘法，这些都是由当代最明睿的导师传承给他的。
我们慢慢地从错模来到江孜，印度骑兵照旧出来展示武器。这次没有走马观花，我可以停留好几天，然后我们朝金刚亥母的本寺桑汀寺出发，祂是最重要的菩
萨之一。桑汀寺也是全藏最壮美的寺庙之一。一路乡道景致壮丽，湛兰色的湖边镶了一道青葱的草原，上面有成千的羊群放牧。景色之优美，平生仅见。多亏这鲜爽
宜人、明媚的夏日。偶尔会瞥见鹿和瞪羚成群，这些景象当年是很普通的，全藏皆可见到。我喜欢看到祂们紧张地站着，看着我们走近，然后曲着长腿跃出。
有一度我喜欢骑马，虽然在常态下，我相当害怕马。我几乎能与所有生物相处，除了毛毛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毫不犹豫地捡起蜘蛛和蝎子，也不在意蛇，
可是我不喜欢马和毛毛虫给我的冷淡感觉。尽管如此，我却非常喜欢驰骋开阔平原，不断吆喝我的马前进，实际上那是一匹名叫『灰轮』的骡子，一度为端廷仁波切
所拥有。它的脚程和耐力绝佳，和我颇有交情。不过饲马长不大以为然，他认为达赖喇嘛的坐骑不应如此小，而且不够气派。
桑汀寺离南江孜小城没多远，换言之，即毗邻羊卓雍湖，其汪洋之绚丽为我生平仅见。由于没有流水进出，羊卓雍湖呈现一片不可思议的兰绿色，十分炫人。可悲的是，最近听说中共打算为了一个电力发电的计划，引出湖水，因造成的长期后果，我简直不敢想像。
在当时那个年代，桑汀寺是个繁荣的社区。有趣的是，在传统上，其主持由比丘尼出任。在西藏并没有特殊的妇女歧视，所以此事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比
如，拉萨附近有一所精舍，那里有位重要的女性修导师，在我幼年时，名闻全藏。尽管她不是一位化身，迄今仍受尊崇。当然还有许多比丘尼，不过，这是唯一由比
丘尼主持的寺。
或许更令人好奇的是，金刚亥母（Dorje
Phagmo）是依一尊女性神袛金刚母猪而命名。传闻金刚亥母示现着猪脸妇身。据说十八世纪时，一些蒙古骑兵来到南江孜，首领遣话要求女主持去见他。他被
礼貌地回绝了。此举激怒他，立即前往寺里。仗着他的战士势众，强行入内，发现讲坛里都是和尚，而法座上的人，却有个大的野猪头。
我到访时，桑汀寺的负责人是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孩。她向我顶礼示意。我记得她是位非常害羞的年轻女孩，留着长辫子。随后不久，她逃到印度。不过，因
为我不知道的理由，又回到拉萨，而且被中共利用了好多年。可叹的是，桑汀寺和它的附属建筑如同成千的寺庙，在一九五○年代后期，都遭受破坏的噩运，而其古
老传统也消失了。
在我们出发回到拉萨的最后一程前，我在桑汀寺呆了两、三天。回到诺布林卡宫之前，我陪塔汤仁波切到他的本寺，位于城门外几小时马程之处。他非常体贴
的把他的禅房让给我，自己搬到主殿后的草地区，论辩经常在那里举行。在稍后的几天，我们正式见了好几次面。我们离开后，把他留下来，我觉得非常难过。对
他，我有一种极深的欣赏和敬意。但是，在他摄政时期，他的名誉遭到玷污，令我耿耿于怀。甚至现在我都怀疑，如果他不卷入政治，而只是纯粹的喇嘛，情况是否
会好一些。毕竟，他没有治理政府的知识，也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期待一个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的人做好某些事情，是很不合理的。但这就是西藏。因为他是众所敬
仰的大修行人，所以似乎自然而然的，他理当被任命为全藏第二高阶的职位。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在世的塔汤仁波切。在那次最后的见面里，他要求我对他以往视我为孩童所施予的禁制，不要觉得挂怀。我觉得十分感动，因为这样一个年高德劭的导师，竟然想告诉我这些。当然，我了解的。
经过九个月的出走，我在八月中回到拉萨。有个欢迎我归来的盛大欢迎会，似乎全城的人都出来看我，都对我的归来表示欢喜。我深深的受到感动，同时，十
分欣慰能够回到家乡。我仅知大致良好，但是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已有很多改变，与往日大不相同。虽然我的子民满怀欣喜，看来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慨，在狂热之中
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暗讯。我不在拉萨的那段时日，消息开始传到首府，安多和康省都出现对付藏人的暴行。
人们当然对未来怀有恐惧，虽然有些人感觉到一切都会转好，因为达赖喇嘛回来了。
至于在一个较个人的层面上，我最伤悲的发现我最宠爱的洁役诺布通笃已在年初过世。他显然是我最热情的玩伴。在我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是个忠实的朋友
以及欢乐的源泉。我还小的时候，他装鬼脸吓我；我长大些，他加入我战况最激烈的比赛里。在我假想战里，我时常大打出手。我记得有时候对他不怀好意，甚至到
用我铅俑的剑伤人的地步，那是因为在我们嬉戏的的小冲突中，他用双臂抓起我，我无计可施之下，才出其不意为之。但是，他恒常布施，以为受用；而且从未须臾
丧失他那绝妙的幽默感。现在，当然我已无能为他尽心力，虽然我还能对他的一双子女做点事。作为一位佛教徒，我明知悲伤无益；然而同时我也意会到，诺布通笃
的死亡，或多或少象征着我童年时代的结束。往事如烟，无迹可觅。
几天内，我如期再度会晤中国代表团。我必须尽可能为人民尽力，不管多么微细，如思索和平追求宗教信仰是人生里的头一件大事。而我只有十六岁。
我在卫兵的司令部依照古礼，接见张经武将军。这使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要知道为什么我在这种地方见他，而不是在一个较不正式的场所。他坚持他不是外
国人，不希望被如此对待。他显然不曾想到他不会说藏语的事实。我一看到他唾星四溅、结结巴巴，双眼暴凸，双颊赤红，拳打桌子，起先吓了一跳。我随后发现这
位将军经常这样发雷霆之怒。同时，我提醒自己，在内里，或许他是个好人——事实上，他的确是，而且十分的直率。张将军发过脾气以后，我很快地发现这种情形
在中国人里相当寻常。我想他们就是因为经常大发脾气，才受到某些人——尤其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那么必恭必敬的对待；欧美人大致上比较能彻底控制自己的情
绪。好在我的宗教素养帮助我对他的行为采取另一种观点：在某些方面，我认为如此表达愤怒是很好的。虽然并非处处得礼，但这样总强过假装没事却暗怀恨意。
起先，在许多事情上，我毋须与张将军协商。在中共占领的头一、二年里，我或许每一个月和他见一次面。两位总理和噶厦成员最常见到他，他们很快地厌恶
他的行止。他们告诉我，张将军是一位傲慢的、专横的人，对我们不同的生活取向，没有丝毫同情心。每回我们相见，我亲自见证他和他的同胞如何无一例外地伤了
西藏人的感情。
我现在才明白我回到西藏的前五、六周，只是蜜月期。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蜜月突然告终，大约三千名中共十八路军开进拉萨。这批军队属于去年攻克
昌都藏军的一支。领军的是谭冠三和张国华两位将军，他们由一位着藏服、毛帽的藏人陪同竭见。他们甫进室内，这位陪客即行三个正式的五体投拜礼。我想这有些
奇怪，因为他明明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后来证实他是翻译员，一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我稍后问他为什么不穿和他同伴相同的毛装？他十分和善地答道，我必须放
弃革命是服饰革命的错误想法；革命是一种意念的革命。
大约在同时，我的大哥也回到拉萨。他没有待太久，但其间他和中国的领导阶层见了好几次面。然后他宣称想到南方旅行，我即位时，我的家族得到政府赠予
的一笔财产，就在南方。到南方监督家产的说法只是策略，我不久即获知，他已越过边境，到达阿萨密省，也就是着名的东北边界区。他打算尽其所能组织外国的支
持力量。但他没告诉我这个计划，因为顾及我尚年幼，他担心我或许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透露秘密。
在很断的期间内，更多的解放军支队又来到拉萨。他们来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西藏地形较高，声音可以传得非常远。结果，我在布达拉宫的禅房里听
到一阵缓慢而沈重的击鼓声，很久以后还没看到一个军人。我冲上屋顶，拿出望远镜，我看到他们蜿蜒成一长蛇纵队，深藏在雪堆里。他们来到城墙时，到处是书着
毛主席和他的副手朱德的红旗和海报。然后是喇叭和土巴号的声音。全场景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看来十足地魔气。
稍后，在我克服看到红旗旗海（红色毕竟是大自然的警戒色）的巨大不安感后，我注意到士兵实际上处于非常困顿的状况：制服褴褛，看来全都营养不良。加上藏地高原亘古积灰脏了他们的脸，使他们有一副好战的外表。
整个一九五一年——五二年的冬天，我继续用功，当然也更努力。就在这段期间，我开始道次第（Lam
Rim）的修持。那是有关一段经文，经由心智训练，展开一个晋阶的途径，以启昏味。大约八岁，我就开始同时接受一段显教的僧侣教育和密教，后者诸如由上师
传授的灌顶、传经、口诀。随着时日流逝，我打下自己的根柢，我逐渐注意到自己的些微进步，非常微细的、心灵的发展。
而在进行年度闭关时，听到塔汤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我很想参加他的荼毘大典（火化）而不可得，所以为他做了殊胜的祈祷。
那段期间，我忙着尽我所能鼓舞我的总理和噶厦。我提醒他们无常的佛理，并且指出现时状况不会持续永久，即便如此，也仅止于吾侪一生。但私底下，随着事件发展，我愈发焦虑。惟一快乐的企盼是班禅喇嘛来访，他预计不久后抵达拉萨。
此际，最后一批二万名军队抵达，严重的粮荒发生了。拉萨人口在数星期内几乎倍增，不要多久，我们贫瘠的资源就要耗尽。一开始，中国人多少遵守十七点
『协议』的条文，条文明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所有买卖中公平交易，不应夺取人民的一针一线』。他们付款买西藏政府给他们的榖物，也付补偿金给房屋被征收
为驻军扎营的所有者。
不过，这套付酬制度很快就崩溃了。货币不管用了，中国人开始强行要求食物和住宿。一场危机随即蔓延。通货膨胀飓起，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我的人
民不懂为什么榖子的价值隔夜就倍涨。他们非常愤怒，先前对入侵者的消极恨意突然化为主动的嘲弄。每当遇见一群中国军人，依照传统驱魔的方式，他们于是击掌
唾吐。孩子们也开始丢石块和石头，甚至和尚也把袍子松松的褶层缠成一紽，用来挥打任何接近的军人。
同时，以取笑张经武将军的金表为主题的嘲讽歌谣也流传一时。而许多军官在千篇一律的制服底下，穿着昂贵的毛皮衬里，真相发露后，藏人的轻视更是无以
复加。如此一来，激怒了中国人，我猜想大半是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被嘲笑，但是他们听不懂别人说些什么。这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也等于失了面子，最糟糕的状况发
生在一位中国人身上。最后的结果是一件极其有趣的意外，与张将军有关。有一天他来看我，要求我发出一项禁止批评中国人的文告，不管这些批评是以歌谣或海报
形式为之的娱乐活动。
不过，尽管新的法律禁止反对中国，布告却开始出现在街头，公开指责中国人。一个普遍的抵制运动已形成了。最后，一项明列人民所受的苦痛，要求军队撤
离六点备忘录拟就，直接交给张将军，此举激怒了他。他暗示这些文件是『帝国主义者』的杰作，并且指控两位总理领导这项阴谋。紧张升高。试想他们大可以避开
两位总理，开始直接冲着我来。起先，没有两位总理陪同，我拒绝接见他们。但是，在某一个场合，罗桑扎西说了什么特别刺激他的话，张将军真的动怒了，仿佛要
打死罗桑扎西。不假思索地，我跑到他们中间，喊着要他们立刻停手。我很害怕，从没看过大人如此作为。从此以后，我同意个别接见他们。
中国派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和行政官僚后，中国领导们和我的两位总理间的处境持续恶化。他们一点也不允许西藏政府料理自家的内政，如同十七点『协议』上明载的，横加干涉。
张将军在这批中国官吏和西藏政府的噶厦之间，无休止境地召开连串的会谈，旨在讨论如何长久安置这些官员、军人以及他们所有的上千骆驼和其他驮兽。两位总理认为，这样的要求不仅不合理，实际上也不可行。但是，要让中国领导了解这样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
当张将军二度要求提拨二千吨大麦，他们必须向他解释已经没有这么多存粮，拉萨城里的西藏人早已活在饥荒的恐惧中，而政府仓库中仅存的榖物，至多也只
能供应军队两个月。他们告诉张将军，没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在拉萨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力。如果旨在国防，军队应该派驻边界。只需留下官员，或许加上一团左右的军
队，以为防护之用。张将军不置可否，礼貌地回应他们。所以，他们告诉了我，但是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他们建议把军队移防他处后，这两位总理愈发不得张将军的欢心。起先，他隐藏对罗桑扎西的怒意，罗桑扎西是两位总理中较年长的一位，也认得一些中国人。罗桑扎西的交游广阔又惹恼了他，他急燥地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控告这位喇嘛；同时却称赏鲁康瓦——他心目中可望合作的同伙。
不过，事后证明，鲁康瓦是个性格较深沉的人，尽管他很年轻，而且他也从未试图隐藏他对张将军的真感情；甚至在一个较私人的层次，他流露出对这家伙极
度的鄙夷。听说，在某个场合，张将军不经意地询问他喝多少茶？他答，『视茶的品质而定』。我闻讯而笑，但也了解这两人之间的处境必然很糟。
戏剧性的高潮不久后即爆发，就在张将军召集两位总理、噶厦以及所有的中国官员开会时发生。一开始，他宣布开会目的是讨论藏军纳编入人民解放军的问
题。这太过分了，鲁康瓦直言这样办不到。不管这是十七点『协议』里的一条。中国人自己早就多次不遵守『协议』的条文了，所谓『协议』已成无意义的文件。他
说，藏军要向人民解放军靠拢输诚，真是不可思议！
张将军平静地听着。他说，『如果那样，我只须把藏军旗帜换成中国的国旗即可』。鲁康瓦回答，『如果你们降下藏旗，然后烧掉。你们将会困窘难堪』。他
继续说，中国人干扰了西藏的整合，却还期望与藏人保持友好关系，这真是荒谬。他说，『你们早已敲了一个人的脑壳了，而创伤至今犹未痊愈；你们期待他做你们
的朋友，未免太快了吧！』听到这里，张将军冲出会议室。三天后，相同的情景又上演一次。
我当然没有出现在这些会议里，但我对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了如指掌。如果情况无法改善，看来我似乎应立刻更直接地介入。
三天后，会议按计划召开。这次由范明将军主持。他开场白即是，他相信鲁康瓦希望对他上次说过的话致歉。鲁康瓦立刻纠正他。他无意道歉。他信守自己说
过的话，认为让中国人完全知道西藏人的观点是他无可旁贷的责任。看到这么多中国军人，人民已觉得非常厌烦。何况，他们也关心昌都迄今尚未回归中央政府的管
辖；而充斥全藏各地的人民解放军也无即将撤回中国的迹象。至于有关西藏军队的提议，如果实行的话免不了会有麻烦。
范明气坏了。他指控鲁康瓦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联手，他将要求达赖喇嘛免他的职。鲁康瓦回答，如果达赖喇嘛如此要求，他不仅将欣慰地放弃他的职位，也将放弃他的生命。于是，会议在混乱中结束。
随后不久，我收到北京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声称鲁康瓦显然是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他不想促进中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并要求撤他的职。我也接到噶厦传来
的口头建议，如果我要求两位总理辞职，或许情况会变得较有利。我非常难过。他们两位所为是如此忠诚与坚持信念，如此爱他们所服务的人民。
隔了一天左右，他们来见我，呈上辞职书。两人双目含泪，我也泪眼相对。但是，我了解如果我不接受这种安排，他们的生命将难保。所以，我怀着一颗沈重
的心，接受他们的辞职；只意识到我所关心的——如果可能，要设法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必须直接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一次，我算是了解『亚霸』的真义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班禅喇嘛来到拉萨。不幸的是，他已在中国人监视之下，如今已往扎什伦布寺，开始执行他的法定职务2。他从安多省抵达拉萨，有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他的『随身侍卫』）相随，此外还有他的族人和亲教师们。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他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
不久，我受邀回到塔汤寺，在一个纪念先上师塔汤仁波切的冗长仪式里（长达十五小时），我非常用心地、一丝不苟地行礼献供。我在堂前行大礼拜，全身仆
倒，我觉得十分悲伤。之后，我到山区及四周区域散心，纾解不快的环境所加诸的压力。塔汤寺之行一项较开心的事，塔汤仁波切荼毘时，烈焰焚尽后，留下一些舍
利子。从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位西藏人性格的梗概，也相当于他的修行成果。实际上，这种神秘的现象在高僧里是很普遍的。从舍利子的形色能得知其人心性，有
时是一种精神印象。其他的状况，诸如我的前世，则其精神能从坐化后的全身舍利实际观察得知。
一九五二年春，两位总理被迫辞职后，我们和中国当局有一段不平静的休战期，我将之作为建立改革委员会的时机，这是我一年前避难到错模时就有的想法。主要目标之是建立一套独立的司法制度。
如前述端廷仁波切的例子，当人们觉得政府违规时，我只是个未成年人，虽然有心，却毫无助人一臂的能力。比如，一位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人，被发现私藏用来做唐卡（绣的挂画）的金粉。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手被缚着，脸朝后地被一批骡子驮着，逐出城外。这是这种罪行所受的传统惩罚。
有时我觉得自己也许介入太多。我在布达拉宫目击另一件类似的意外事件。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可以从好些地方的窗户或天窗窥视，观察室内发生什么事情；
而如果在室内，却是什么也看不到。有一次，我如法炮制，看到摄政秘书的侦讯庭，他们正考虑一位和地主唱反调的佃农的苦处。这个可怜的人的长像，我记得很清
楚。他十分老，矮小而驼背，蓄着一头灰发稀疏的髭须。不幸得很，他的主人和摄政（当时仍是瑞廷仁波切）有通家之谊，所以他被解雇了。我虽心向着他，却无能
为力，我愈发确信司法改革的必要。
我也想在教育方面着力。当时，尚无全民教育制度，只有几所学校在拉萨，乡村地区也有一些。但大多数的寺院仍是学习的中心，而他们提供的教育只开放给僧侣团体。因此，我指示噶厦提出前胆的建议，发展一个良好的教育计划。
另外一项我觉得有迫切改革需要的领域是交通。当时，全藏没有一条马路，而唯一有输的交通工具就是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三辆车。显而易见的，许多人会因道路运输系统，而蒙受巨益。不过，如同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考虑，我明白这里要进步，还得等好几年以后。
不过，也有些可立即产生正面效果的事，或可先做。其一是废除承袭债。这是我在往错模途中，从我的洁役及与民众交谈搜集来的，这项惯例是西藏农乡社会
的祸患。意即佃农欠地主的债，也许是积年歉收的累积，可以一代传一代，结果许多家族无能自力维持尚可的生活，遑论希望有一天能够解脱，几乎一样要命的是，
小地主在有急需时，可循此制度向政府借款，当然债务也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我决定首先废除债务承袭的原则；其次，一笔勾销所有无法偿还的政府贷款。
明知这些改革不会太受贵族及既得利益者的欢迎，我说服侍卫总管公开发布印行命令，而不只像平常，尽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而已。我一反常态，用与印经文
相同的木底字盘，把消息印在纸上。如此一来，即有较佳机会以利广为传布消息。任何有心干扰的人，等到他们有所怀疑时，为时已晚矣。
十七点『协议』条文明载，『西藏地方政府应出于自愿地实行改革』，因此就不该是屈从于『中国的强制』。不过，尽管这些早期土地改革的努力立即泽及数
千藏人，不久即可明显看出中国当局农业组织的纲领，与我们完全不同，安多早已开始集体生产，最后终于推行全藏，但这套制度应对到处歉收以及几十万西藏人活
活饿死负责。
尽管当局并不特别强调跟进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的后遗症，至今仍可见到。许多到西藏的访客批评乡村地区的人民看起来如何瘦小以及发育不良，那是因为
营养不足的缘故。但是，这些所有中国在西藏所为，都是远期的空头支票。同时，我力劝政府尽力排除古老、无生产力的作为。我决心尽力把西藏推进廿世纪。
一九五三年夏天期间，我接受林仁波切的时轮金刚灌顶3。这是密教传承里最重要的一种观顶，对世界和平有殊胜的重要性。不像其他秘密传授的密教仪轨。
它是在大众之前公开传承的，非常复杂，需要一周到十天的准备时间，还要三天实际操练。其特色之一就是用各种颜色的碎宝颗粒做成一个大坛城，坛城是一个代表
立体世界的平面图像。当我第一次看到许多坛城中的其中一种时，几乎无法自持，乍然这么一看，唉呀！它的外表是美得如此脱俗！
灌顶完之后，接着是一个月长的闭关。我记得这是一段感动林仁波切和我的宗教经验。我觉得非常容幸能成为大成就祖师相继无间传承的一名弟子。当念到迥
向文的最后偈颂时，我被感动得不能自己，大家都以为我被加持了，虽然我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一层。我把这件事看成是我堪能在世界各地展开时轮金刚灌顶的佳
兆，我做的比我任何一位先世还要多，虽然我并不是最有德行来做灌顶的人。
隔年，在默朗木庆典期间，我在大昭寺的四臂观音像前，接受正式成为佛门比丘的受戒典礼，由林仁波切主持。那是令很多人动容的场合。然后，那个夏天，我应在家女众之请，做了生平首次的时轮金刚灌顶。
这段时间，我们与中国当局出于敏感微妙的时期。我很喜悦，专心致力于宗教职责，开始对大、小众做例行性开示。结果，我开始与我的子民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对于要公开开示，尽管一开始我是有些焦虑，我的自信心很快提升了。
我明暸，在拉萨城外，我的子民横遭中国肆虐，同时，我也看得出为什么两位总理如此诟詈中国政府。比如，每回张经武将军来探访我，就把侍卫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是佛家主张的首要法则之一。
我仍然留意佛法的训示。在某些情况下，一位假设的敌人比朋友还珍贵，因为敌人能教你学会一些事情，而朋友通常不会。除此，我坚定地相信，不论事情如
何演变，终必趋善；最后，所有人类对真理、正义以及人性理解的天赋欲望，终将超越冷漠与沮丧。所以，如果中国人压迫我们，只能使我们更强。
译注：
1、嘎波嘎旺吉美，一九一一年生，拉萨市人。中共解放前曾任西藏政府噶伦和昌都地区总管。一九五一年任西藏赴京谈判首席代表。一九五二年起，历任中
共党政要务，最高职位至共产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后因健康理由去职。中国官方汉译其名为阿沛．阿旺晋美。
2、达赖十三世与班禅九世恩怨难解，总之，班禅九世被迫离开扎什伦布寺，在青海、蒙古、中国流浪，一直无法回到西藏。最后在中国政府的支援下，走到青海附近，就因肝病而圆寂。而班禅十世也因此不驻锡在扎什伦布寺，中共不过是送他回来而已。
3、时轮本续是新译密续。时轮学院是研究天文历算。『时轮』在甘珠尔有《从胜初佛出现吉祥时轮本续王》、《吉祥时轮本续后本续心》、《吉祥时轮本续
藏》。注疏有《无垢光明大疏》。达赖在印度传过六次时轮灌顶，一九八一年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首次在西方传时轮灌顶。相关的黄教英文着作有《时轮本续注》、
《时轮金刚生起次第灌顶仪轨》，班禅九世曾在大陆传过时轮灌顶；班禅十世在北京传过时轮灌顶。白教的卡卢仁波切曾在台湾传过二次时轮灌顶，一在台北、一在
台南。
第五章 大陆见闻
在罗桑扎西和鲁康瓦去职后翌年，中共建议我们派一些官员去参观祖国的优越生活。我们立刻派员组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几个月之后，他们返回拉萨，提出一
分充满赞扬、羡慕和谎话的报告，我当下洞悉这份报告是在中共监督下炮制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在新主子面前是不可能说实话的。我也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以
不同的扮相，来和中共打交道。
不久之后，一九五四年年初，中共邀请我前往中国。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我不仅可以亲自见到毛主席，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很少人喜欢这个主意。因
为他们怕我一去难复返，被中共软禁在北京；有些人甚至以为我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极力劝我千万不要去。我并不害怕自己会发生意外，因此决心不管他人的的意
见；我从来没有这么坚定过。
最后我和一群随员：包括我的家族、两位亲教师、两位称厦（其中一位是替补刚升上初级亲教师的崔简仁波切）、噶厦以及许多其他官员一起出发。一行人约五百人。我们在较盛夏的早上出发，奇处河畔有乐队、官员为我们饯别。上万的民众举幡焚香祝我旅途平安、快乐返乡。
那时候，奇处河上还没有桥梁，我们坐兽皮小舟渡河，小舟由隔岸的南嘉寺僧侣所引导。当我坐上为我特别准备的小船——这条小船是由二条兽皮舟并在一起
组合成的，转身向我的人民挥别，我看到他们都好激动。许多人在哭，看起来好像快要投水似的，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看到我。我觉得既难过又兴奋，就像我四年
前离开拉萨去错模一样。但看到我的子民心情如此狂乱，我的心碎了。同时，对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前头的新奇世界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从拉萨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是二千英里。在一九五四年，两国之间仍然没有公路连同。中共开始强迫藏人当劳工修筑『昆海公路』。第一段工程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坐达赖十三世的道奇汽车走捷径。这辆道奇汽车也被载运渡过奇处河。
我的第一站就是甘丹寺，距离拉萨三十五英里远，我在甘丹寺停留了好几天。这是另一种感人的经验。甘丹寺在西藏大寺庙中排名第三。当我离寺继续前行
时，我注意到有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尊西藏水牛头护法神的塑像明显地动过了，当我第一次看到祂时，祂是朝下看，脸色温顺。现在祂面朝东方，露出凶猛的表情。
同样地，我听说在我逃亡的时候，甘丹寺一间佛殿的墙壁流出血来。
我坐车继续前行。没多久我就不得不下车，改骑骡子。因为空波地区（KongPo）的路基被大雨冲失了，许多桥也断了。一走快就会非常危险。滚滚山洪
不断夹带融雪，沿途常有山崩、山岩、大石头常常掉到我们周围。现在是夏末了，所以常有暴雨，路上有一段地方泥深及膝。我实在很不忍心看到团中年长的人吃力
地想跟上队伍。
情况是这么恶劣。我们的西藏向导想要说服随行护送的中共官员不走公路，改走对方认为不方便的山间古道。但是中国人坚持说，如果我们走那种路，那么路
上就没有提供休憩的设备了。所以我们只好继续。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共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旁站成一排，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
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不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在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军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
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
不住笑出来。
二个星期后我们到达一个叫德模的小镇，当晚我们就在河旁扎营。晚风轻拂着长满黄色金凤花、淡紫粉红樱草的河岸，此情此景令我心醉。十天后我们到达波
玉地区，从这里开始，公路可以通车，我们就改坐吉普车和卡车。这实在是一大解脱，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对骑骡旅行感到十分苦恼了，而苦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
永远忘不了一位官员骑骡的样子，他背痛，所以斜坐在鞍上；就是这样，他设法让背的一边休息，然后再换另一边。
在距离拉萨这么远的地方，中国人对这里的控制要更严密有力了。他们已经盖了许多兵营和官员宿舍。每一个城镇、村落都有播音器，播放中国军乐、劝告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耀劳动，努力地劳动。
很快，我们到达西康首邑昌都，那儿有一个盛大的接待等着我们。因为中共直接管理这里，整个接待过程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意味。军乐队吹奏颂扬毛主席以及
革命的歌，西藏人站在路边摇着红旗。我从昌都坐吉普车到成都——这是中共领土的第一个城镇，在路上，我们翻越一座叫『打箭炉』的小山（Dhar
Tsedho），这座山是中藏的历史边界。当我们开向山下另一边平原时，我提醒我自己：这片平原是多么不同，中国人会不会也像这片平原一般和我们西藏迥然
有异？
我并没有看到多少成都的实况，因为我一到就发烧了，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时，中共把我和最资深的几位随员送到新冈和班禅喇嘛会合，班禅喇嘛早在几个月前就从日喀则出发了。我们一起飞往西安。
我们所搭乘的飞机非常老旧。我甚至可以分辨出它曾经有过风光的岁月。飞机里面，没有弹簧的铁座位令人非常不舒服。但是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从空中鸟瞰
明显的缺点，我一点也不害怕。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飞行持更小心的态度。今天我不仅不太喜欢而且相当怕坐飞机。我比较喜欢念祈祷文，不喜欢和别人交
谈。
到了西安，我们改坐火车前往北京。这是另一种奇妙的经验，我和班禅喇嘛所坐的专车上，设备从睡铺、浴室到餐车应有尽有。但是随着愈来愈接近北京，我
慢慢没心情了。我们终于到达北京火车站，我觉得非常紧张，尤其看到许多年轻人在欢迎我们时，我更紧张了，但是不久我知道他们的笑容、欢呼都是假的，他们是
奉命行事，我的心又向下沈了。
我们走出车站时，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在那儿欢迎我们。他们看来都相当友善。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的西藏人，在拉萨时，我曾看到他和谭冠三
将军在一起。握手寒喧之后，这个名叫扑措汪结的人陪我去看暂寓的住所；这间房子原本属于日本外交团，是平房建筑，附有一个花园，他在这儿向我说明以后几天
的行程。
我们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他在许多年前加入成为共产党员。他还在拉萨一所由中国代表团办理的学校任教时，就是中共的代理人。一九四九年代表团人遭驱
逐、业务结束时，他和他的藏裔回教徒妻子，也同时离境。他本人是西康人，小时候曾上过家乡巴塘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学校里他学了一些英语。我们熟识以前，
他早就已经精通中文了；在毛主席和我谈话时，他是位令人称赏的翻译。朴错汪结变成一位非常能干的人，宁静而有智慧，他也是一位好的思想家。同时也非常诚
恳、诚实，我很高兴能有他作伴。
显然他被任命为我的翻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近他崇拜的毛主席。而他对我的感情也同样强烈。有一次我们谈到西藏，他说他对未来
充满乐观，因为他认为我的心胸很开放。他告诉我，许多年前，他曾经是在诺布林卡宫前面围观的民众之一，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法座上。『现在你已经不再是个
小孩子了。你和我就在北京。』这种想法使他激动地当众哭了出来。几分钟后，他继续说，现在是以真正的共产党员身分说话。他告诉我，达赖喇嘛不应该依赖星象
学来统治国家。他也说用宗教来作人生命的基础，并不可靠。因为他确实是诚恳的对我说，所以我小心地聆听。当他谈到他所谓的『迷信的仪式』时，我向他解释
说，佛陀强调在接受某事为对或错之前，要先彻底的查证。我也告诉他，我相信宗教是基本的，尤其对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有
高度的尊重。我们彼此间的观点的差异只是个人的态度问题，所以没有发生冲突的基础。最后分析起来，我们两人是以西藏人的观点在深思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来到北京后一两天，中共邀请我们西藏全体团参加一个宴会。那天下午，我们忙着作傍晚活动的服装预演。我们的主人似乎非常讲究排场（稍后我发现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都是这样），负责联络的官员为了这件事已经把自己弄得焦虑狂乱。他们害怕我们规搞砸这件事，使他们出乖露丑，所以他们严格、详细地规定
我们做什么，甚至还告诉我们该走几步、走多少步再朝左或右转。这就像是在阅兵。我们的出场次序也有特殊规定。我走第一个，接着是班禅喇嘛，然后是我的两位
亲教师、噶伦们（他们是噶厦的四位成员）依资深别出场，然后才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依照官阶顺序出场。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份礼物，这些礼物都和我们的身分地
位相配。虽然西藏的贵族也是以爱好繁文缛节而闻名，但是这整个过程似乎非常复杂。我们主人的惊惶具有传染性，很快的我们就全身跟着发抖，除了林仁波切。
他不喜欢所有的形式礼节，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隔天，就我记忆所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这次见面是在一场公开的会议上，就像前次参加宴会一样，我们依地位高低顺序入场。我们进入大厅时，我注意
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排反光灯已经为一大群官方摄影记者准备好。在灯光下面站着的是毛本人。毛主席看起来非常宁静、放松，他的气并不像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然
而，我们握手时，我觉得好像身在一股强烈的磁力中。他非常友善、自然的过来，不拘泥于形式礼节。我先前的忧虑似乎不复存在。
总的算来，我至少见过毛泽东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会中，少数几次是我和毛主席私下会晤，除了翻译扑错汪结外，旁边没别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宴会或会议也好他总是要我坐在他旁边，有一天他甚至为我挟菜。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为肺结核所苦时，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毛泽东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的身体很特别，虽然肤色很黑，却油光油光油亮，好像抹了某种油膏一般。他的手也有不寻常的光泽、手很漂亮，手指完美圆润，拇指优雅细致。
我也注意到他呼吸不顺畅，常喘息，使得他的谈话有种特殊效果。他说话通常缓慢清晰，句法简短。他的动作也很慢。如果他想把头从左边转向右边，需要花好几秒，这使他看起来威严而有自信。
他的衣着和仪态成强烈对比：衣服看起来已完全磨损。衬衫袖口脱线、外表破旧；除了颜色有些土褐色外，毛泽东的衣着和所有人的一样。他盛装时，唯一看
得出来保养良好的，只有鞋子，永远擦得亮亮的。但是他不需要豪华的衣服。虽然衣着邋遢，毛泽东却有一种非常诚恳、威严的神情。他只要站在那儿，就能使人肃
然起敬。我也觉得他是完全真实，并且非常富有决断力。
在北京的前几个礼拜，我们西藏人交谈的主要话题，自然是如何将我们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协调到最好的地步。我本人则在噶厦和中共领导人之间干旋。几次
预备会议都进行的相当不错。我第一次与毛泽东私下会谈内容，给予我更多的推动力。在那次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个结论了，即现在实行十七点协议的所有
条款是太早了。特别是其中的一条，他觉得目前还是不管的好。这一条是关于在西藏设立一个军事代表团，以人民解放军牢牢控制整个西藏。他说：『我看还是设立
西藏自治区预备委员会比较好。这个组织还要视西藏人民意愿所主张的改革步调而定。』他非常坚持十七点协议的实行时间，要看我们认为需要多慢就多慢。我把这
个新消息回报给噶厦时，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形势看起来就好像我们直接和这片土地的最高人物交涉，我们可能达成一个行得通的折衷妥协。
在稍后的一次私下会晤，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
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我开始非常热衷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
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务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
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同时我开始学习中文，在我新的中国安全官的建议下，我也作一些运动；这位安全官是个快活的人，他是韩战的老兵。每天早上都来监督我。然而他一点也不
习惯早起，他也不了解为什么我要在五点以前就爬起来作早课。他常常蓬头乱发，没有梳洗就来了。这种锻炼似乎有些效果，我的胸部在还没有练拳以前，还相当的
排骨、窄小，现在已经宽多了。
总而言之，我在北京待了大约十周。大部分的时间是参加政治性的会见和会议。更别提那些数不清的宴会。总体而言，在这些盛大的筵席，菜都相当好，虽然
想到百年老蛋（皮蛋）我就发抖，大家认为皮蛋很好吃，味道非常强烈，令人留恋，所以吃的时候，你没办法分清究竟你是在用嘴尝呢，还是这只是味道而已：皮蛋
完全控制住你的感官。我曾注意过有些欧洲干酪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的主人认为这些宴会很重要，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人们一起坐在饭桌旁，就能够发展出真正的友
谊。当然，这是错误的想法！
差不多这个时候，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开幕了，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代会副委员长。这只是个带来某些特权的荣衔，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实权（人代会先讨论政策，再提交政治局，政治局才握有实权）。
参加人代会的政治性会见和会议所得的经验，比起参加宴会有用得多了，虽然这些会议长得不得了。有时候台上的演讲人一讲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长达七
个小时，实在相当烦人。碰到这种情形，我就喝喝热水打发时间，等着结束。然而，有毛泽东在场的会议就不同了。他能吸引听众。他是最好的演讲人，他演讲时，
会询问听众的意见。他永远试着说出人们对每一件事的最深感觉，他也乐于接受人们所提出的任何意见。他甚至在一些场合里公开批判他自己，有一次，当他得不到
他所想要的成效时，他提出了一封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这封信抱怨中共地方党官的所作所为。总而言之，这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开始了解大部分
的会议极为虚假。
人们害怕说出心里的话，尤其是那些非共产党人士；这些非共产党人士永远是拼命地取悦那些党员，对他们礼貌有加。
渐渐地，我明白中国的政治生活充满了矛盾，虽然我还不能确定原因是什么。每次我见到毛泽东，他总是鼓励我。我记得有一次他没有
事先通知我就来到我住处。他想和我私底下谈一些事情，我忘了谈话的确切内容，但是谈话过程中，他让我大吃一惊：他竟然说了赞同佛陀的话。他赞扬佛陀反种姓制度、反腐化、反剥削。他也提到度母——这是一尊有名的女佛。突然之间，他似乎相当支持宗教。
在另一个场合中，我坐在一张长条桌的一边，面对着这位伟大的舵手，在桌子的两端各坐着一位将军。他指着这两位将军对我说，他派这两位将军到西藏。然
后他严厉地看着我说：『我派这些人去西藏为你工作。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就让我知道，我会把他们叫回来。』虽然得到这些好印象，但是同时我自己也看到大多
数的官员都是以偏执狂在作日常的工作。他们永远是战战兢兢地工作，生怕丢掉性命。
除了会见毛泽东外，我也常见到周恩来和刘少奇。刘少奇的话不多、很少笑。总之，他非常固执。有一次我出席刘少奇与缅甸总理宇努之间的会谈。在正式会
谈前，出席的每个人都简报他们所关切的主题。我的主题是宗教：如果这位缅甸领袖想谈谈宗教，我就和他交谈。这似乎不搭调，事实上，这和宇努心里所想谈的截
然不同。宇努想询问刘少奇，中共支持缅共在缅甸搞暴动的事情。但是当他提到这件事，并且补充说游击队正在给他的政府制造麻烦，刘少奇只是看着别的地方拒绝
说话。宇努的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我吓到了，但是我安慰自己说，至少刘少奇不说谎或骗人。不过如果是周恩来，在这种时候，无疑地会说一些巧妙的话来应付。
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两种不同的人。刘少奇坚定，而且相当庄重；周恩来则是充满了笑容、魅力和机智。事实上他太有礼貌了，让人觉得无法信赖。他的眼神很
锐利。我记得在一场特别的宴会上，他陪着某些外国贵宾边走边谈地走向桌子，突然他的客人脚下被小梯子绊到了。周恩来有一只手残废了，但是当那个人跌倒时，
他另一只正常的手臂早就在那儿等着扶住他。他甚至没有停止说话。
他的舌头也一样犀利。宇努访问北京之后，在一次上千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中，周恩来公然贬损宇努总理。我觉得很奇怪，在公开场合里，他不是一向对人很有礼貌吗？
在北京停留期间，有人请我传法给一些中国佛教徒。传法时，我的翻译是一位中国和尚，有人告诉我这位和尚曾留学西藏，跟一位喇嘛学过。我对他印象深刻；他使我感动，他是个非常虔诚、诚恳的修行人（早先，曾有许多中国和尚留学西藏，尤其是学习辩论）。
我所见过的共产党员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人，完全无私地服务他人，而且私底下也很帮我忙。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其中一位少数民族办公室的高级官员，
他名叫刘格平，他奉派来教我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其实他是回教徒，我常常开他是否吃过猪肉的玩笑。他断了一根手指头，我记得他是个快乐的人。我们成了
很好的朋友。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很多，都可以当他的女儿了；她和我的母亲、姊姊也成了好朋友。我们离开中国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直到十月庆典之后，我才离开北京。那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彼时，许多外国贵宾云集北京。其中两位是库虚契夫（Khrushchev）和布
加林（Bulganin），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们。我没留下什么印象，他们一点也比不上尼赫鲁班智达。我还在北京时，尼赫鲁也访问北京。在某次周恩来作东的
宴会上，他是上宾；如同以往，所有客人都依序向前，引介给他认识。还没有轮到我时，他似乎非常和蔼，跟每个到他面前的人都说上几句话。然而，轮到我时，我
和他握手，他却木然不动，眼睛直视正前方，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窘，我说了一些『能见到你，我好高兴』以及『虽然西藏是个边远国家，但是我曾听说过许多
您的事迹』之类的话，想打破僵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不过却是敷衍了事的态度。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曾想和他谈谈，询问印度对西藏的态度。总之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会见。
稍后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印度大使会面，但是这次会面也和上一次我见尼赫鲁一样的失败。虽然我有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官员，但是中共坚持我必须带中共的
译员同行。这也就是说，印度大使所说的英语必须很辛苦地先译成中文，再转译成藏文。这实在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会谈。因为有中国人在场，所以一些我想讨论的
事情无法说出来了。
下午的最好时光来临了。侍者斟茶时，踫翻了一盘外国进口的水果，我看这些水果要值不少钱。看到这些杏子、桃子、李子满地滚着，我那位非常庄重的中国翻译和他的助手（没有官员是单独行动的），手脚着地在地毯上边爬边捡。我所能作的就是阻止我自己大笑。
我和苏俄大使之间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有一次宴会我就坐在他旁边。在那些年里，苏俄和中共邦交弥笃，所以我们谈话就不怕受扰。这位苏俄大使非常友
善，他想要了解我对社会主义的印象。我回答说我看到社会主义的很大的发展空间，他说我应该访问苏俄。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立即生起赴苏俄旅行的强烈念头
——最好是以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身分前往。就是那样，这个假想的代表团去哪我也去哪，同时不负任何责任，我可以用所有的时间处理自己的事，并且只是看看逛
逛。令人难过的是这个想法没办法实现。二十几年后，我才实现了访问苏联的渴望。不用说，现实情况当然是和我曾经天真想像过的，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体而言，中共当局非常不情愿让我会见外国人，我猜想我一定令他们困窘。中共入侵西藏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责难中共。这是他们愤怒的根源，他们也忙
着尽力改善形象，向世人显示，在历史上以及大国帮助弱小的道义上，中共占领西藏是正当的。我不禁注意到，外国访客在场时，我们的主人完全变得非常谦和、温
顺。
有许多到北京的访客都表示想见我，包括匈牙利的一个舞蹈团，该团所有的成员都想要一张我的照片——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每人都给一张。同样，来北京
访问的好几千位蒙古人都想见我和班禅喇嘛。这件事激怒了中共当局。也许是因为蒙古、西藏两个国家勾起中共不愉快的回忆：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完全相反的事。
除了西藏曾经在西元八世纪时，自中国榨取贡品外，西元一二七九年忽必烈汗入侵中国成功后，以迄一三六八年之间，曾经真的统治过中国。
忽比烈汗入侵中国时，发生了一桩有趣的历史事件。忽必烈皈依佛教，并且有一位西藏上师。这位喇嘛劝这位蒙古领袖不要为了控制中国人口，而将无数中国人丢入海中。这位西藏喇嘛救了许多中国人的性命。
一九五四年冬天，中共招待我和我的随员旅游考察中国大陆的工业奇迹和物质进步。我的母亲和小弟天津秋结也随行。我非常喜欢这次的旅游，但是许多西藏
官员却对中共所提供的活动不敢兴趣。有一天中共宣布没有参观活动时，他们都发出解脱的叹息声。尤其是我的母亲，她并不喜欢呆在中国。在一次游览中，我的母
亲发烧了，后来竟成了相当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使得她更加不快乐。幸运的是，我个人的医生——孩提时代的那位胖大夫，正好跟我们在一起。他非常有学问，也是
我母亲的好朋友。他适时地开了一些药，母亲就立刻服用。不幸，她误解了医生的指示，竟然把两天份的药一次吃完。造成强烈的副作用，使得她发烧最严重的时
候，病势危殆。好多天她都非常虚弱，我也关心她的病情。一个星期之后她逐渐复元，事实上，她又继续活了二十五年多。林仁波切也病得很严重，但是他可没有我
母亲复元得那么好；直到我们流亡之后，他才完全恢复过来。
比我小十二岁的天津秋吉，他是我们大家快乐和恐怖的永恒来源，包括中国人在内，都非常喜欢他。他花了几个月就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这是一种方便
也是一种不方便。他喜欢看大人出窘。如果我的母亲或是任何人说了篾视我们主人的言论，我的小弟会毫不迟疑地把话传出去。所以在他面前，我们都得小心说话。
当人们说话含混或推托的时候，我的小弟也能察觉。但是他却对我们的初级亲教师崔简仁波切不说他什么，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天津秋吉喜欢从家具上
面跳过去，他担心必须向中国人说明这些东西是怎样摔坏的。另一方面，林仁波切是他的好玩伴。我个人并不怎么看重我的小弟。最近他提醒我，有一次我发现他把
小池塘所有的鲤鱼都捞出来，整齐地摆在池塘旁边的草地上时，我狠狠地打了他耳光。
虽然许多西藏官员并不像我对中国的特质发展感到兴趣，但是我对中共在重工业方面的努力，留下深刻印象。我渴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如此进步。参观东北时我尤其被东北的水力发电站所吸引。
不需太多的想像力，即能明白水力发电在西藏有无穷的可能性。但是这次旅行最令人回味的却是那位官员的表情：当时他正带着我们参观，我问了一些关于电
力的切要问题。这一切都得感谢我曾在拉萨玩过那具老的笛塞尔发电机，我相当能掌握基本原理。我猜想一位穿着僧袍的外国年轻人问一些有关『千瓦特时』
（度）、『涡输大小』的问题似乎非常不搭调。
这次旅程中最精彩的一段是我登上一艘旧战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东北。我被搞糊涂了。不管它多古老，但是我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样仪器和标度盘。才一登
上这条庞大、灰色的铁壳船，迎面扑来的特殊油味和海水，就使我受不了。就不好的一面来说，我了解中共当局不想让我接触中国的民众。每一次我想不按照中共的
行程，或者即使只是要出去看看一些地方，随从我的中共官员都会阻止我，他们一直都是以『安全、安全』为理由：我的安全是他们永远的籍口。然而并不是只有我
一个人被中共隔离于一般民众之外；所有从北京来的官员也是如此。中共禁止他们单独作任何事。
然而我的一位称厦色空仁波切（Serkon
Rinpoche）就一直都能出去或走动。他从来不听中共官员对他说的任何话，他只作他认为恰当的事。也许因为他跛脚，又相当不引人注意，所以没人想去阻
止他。他是唯一看到华丽的新人民共和国生活真相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他勾勒出一幅非常幽暗的景象：人民非常贫穷、恐惧。
然而在我访问一个工业区时，我和一位旅馆侍者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他告诉我，他曾经看过我离开拉萨的图片，他也很高兴知道西藏人民喜欢我前往中
国。当我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时，他吃了一惊。『但是报纸上这么说。』他说。我回答说，报纸必然歪曲了实情因为事实上我大部分的子民都非常担忧。对这件事，
我的朋友觉得惊讶。我则是第一次了解到中共的新闻把事情扭曲到什么程度：说谎似乎是中共政权的本质。
在游览中国的旅程中，我曾越过边界进入蒙古，色空仁波切陪我到他的出生地，这是一种非常感人的经验，使我了解到蒙古和西藏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一九五五年一月底，我们回到北京，时值西藏新年——罗萨节。为了罗萨节的重要性，我决定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毛主席和四巨头里的其他三位——周恩来、
朱德、刘少奇。他们都接受邀请。在傍晚的宴会上，毛泽东非常友善。有一次他靠过来，问说你将一小撮糌粑掷上空中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供
养。于是他用手抓了一些，照样地作。然后他脸上露出恶作剧的神情，拿起另外一些，把它们丢在地板上。
这种稍带讽刺的小动作破坏了这个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傍晚，原本这次聚会似乎是出现了两国之间真正博爱的预兆——当然中共是这么描述这件事。为了达到目
的，中共当局召集了一大批摄影记者，把这一幕景象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一两天后，有些照片就附了热情报导刊载在报纸上，报导中强调聚会的谈话内容。这些图
片一定也刊载在西藏的报刊上。因为返回拉萨之后，我在中共经营的一家当地报纸上看到其中的一张图片。图片中毛主席和我坐在一起，我的头朝向他，我的手在作
一些不明确的动作。这家西藏地方报纸的编辑自己决定了图片的意义，插图的说明是：达赖喇嘛陛下正在为伟大的舵手说明如何作『卡色』（Khabse）（罗萨
节的饼干）！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离开中国回拉萨的前一天，当时我正参加人代会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刘少奇，当他演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安全官突然冲进会场，跑
到我这里。『毛主席要立刻见你，他正在等你。』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不能就这么站起来，然后离开会场；而刘少奇正屏息以待。『在这种情况下，』
我回答他说：『你必须去说明我要离开的原因。』安全官直率地照作了。
我们直接前往毛主席的办公室，他真的在那儿等着我来。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会谈。他说他想在我回西藏之前，给我一些有关治理政府的忠告，接着他又说明
如何筹划会议，如何听取群众的意见，以及如何针对关键性问题下决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资料，我坐着，赶忙作起笔记，就像以往我和他会谈时一样。他继续对我
说，在任何形式的物质进步中，沟通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他并且强调让许许多多年轻西藏人接受这种训练的重要性。他又说当他交付任何事情给我时，希望能透过一
位西藏人。最后他靠近我说，『你的态度很好。宗教是一种毒药，第一它减少人口，因为和尚、尼姑必须独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质进步。』这时候我觉得满脸火辣辣
的，我忽然非常害怕，心想『啊！原来你是个毁灭佛法的人』。
谈话至此，已经很晚了。当毛泽东说这些重要的话时，我低着头、半藏着脸，好像是在写东西似的，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的恐惧；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他对我的信赖。好在那天因为某种原因，扑措汪结并没有居间翻译，不然他可能当场就会发觉我的想法——尤其我和他常常在事后作讨论。
即使这样，我很难再把我的感情隐藏起来，好在过了几分钟之后，毛泽东就结束了这次会谈。当他站起来跟我握手时，我觉得大大地解脱了。令人惊讶的是，
虽然时候已晚，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人也异常机警1。我们一起步出们，遁入暗夜的宁静里。车子正在等着，他为我开车门，还为我关上。当车子往前开动时，
我转身向他挥别。我对毛泽东的最后印象是：他站在寒冷中挥手，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外套。
害怕和讶异已经被混乱所取代。他怎么会这么误解我？他怎么会以为我不是衷心信佛？什么原因使他这么想？我知道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睡几小时、
吃几碗饭、在每一次会议中说了些什么。无疑地，对我言行举止所作的报告，每周都会经过分析。上呈给毛泽东。他一定注意到我每天至少要修法四个小时；此外，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我的两位亲教师仍然指导我。他一定也知道我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升等考试。不消几年，我就要面临这次考试，最多是六、七年吧。我实在是
不知所措。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毛泽东误解了我对科学、物质进步的高度兴趣。我的确是想使西藏和中国一样现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学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对
佛法的无知，他忽略了佛陀曾开示说，任何修习佛法的人应该要亲自检择它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所以我一向对现代科学的真理、发现持开放的态度。也许这样也使
毛认为：对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种依靠或习俗罢了。不管他怎么想，现在我知道他完全误解我了。
隔天我离开北京，返回拉萨。回去的速度比前一年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因为现在昆海公路已经修好了。一路上，我利用机会在不同的地方一次停留二或三
天，我想尽可能地多接见一些我的同胞，并且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我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虽然我已经修正了我对毛泽东的观感，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
位伟大的领袖，一个诚恳的人。他并不诡诈。所以我相信只要在西藏的中共官员能照着他的指示去作，假使他能牢牢控制这些官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
度。至于我所关心的，除了正面的方法是唯一该采取的明智选择外，负面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这只会使情况更糟。许多同去北京的人并没有和我一样持乐观看法，
只有少数人对中国有好印象，而且他们害怕共党的僵化手段会使西藏受到镇压。当时流传一则有关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故事更使他们烦恼。据说一位叫甘坤
（GangKung，译音）的高级官员曾经批判刘少奇，结果因此遭最恐怖的手法谋杀掉。
这是在我自己开始产生一些新疑虑后不久发生的。当我访问塔希奇尔（Tashikiel）——它位于遥远的东藏，那儿聚集了许多人。数以万计的人已经
跋涉来此，想要看看我，并且对我礼拜。我对他们的虔诚十分感动。然而，我在稍后听到中共当局放出假消息，使人们误以为我是在真正日期的一个星期后才到达，
我十分难过。中共故意在日期上撒谎是不想让人民来看我，结果，成千的民众在我离开后才出发。使我更不快乐的事情是，中共老是对我个人的安全疑神疑鬼。当我
访问我的家乡时，他们坚持我不可以接受任何供养的食物，我只能吃自己厨师煮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不能接受我的子民所带来的任何供养，即使是我在塔泽的亲族
所送来的东西也不例外。好似这些纯朴、虔诚、谦恭的人想要毒害达赖喇嘛一样。我的母亲为了这件事心情很烦乱。她不知道该怎么对亲戚说。当我和西藏人交谈
时，我问到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回答道：『感谢毛主席、共产主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非常快乐。』——但泪水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
在我返回拉萨的旅程中，我尽可能多接见人民，这儿不比中国，要见到人民可不困难。成千的人民带着病人、老人，他们只是想看看我一眼。许多中国人也参
加了这些集会，这让我有机会向他们说明他们必须了解西藏人的心灵。为了这么作，我费心地去判别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党员。经验告诉我，总体来说，共产党员
更坦率。
西藏的中共当局对我的态度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位官员说：『中国人民爱毛主席的程度比不上西藏人爱达赖喇嘛。』在另一次场合，有位守卫用很野蛮的方
式把周围的人推开，走到我吉普车旁，诘问达赖喇嘛在哪里？当他听到『我就是』，他脱掉帽子，请求我加持。当我离开成都，许多曾经全程陪着我访问的中共官员
都流泪为我送别。我对他们也有相同的温情：虽然我们的信念不同，但是我们发展了一种牢固的个人关系。
在离开这么多个月后，再看到西藏人民，使我重新注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差异。首先你可以比较两国人民的脸孔，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更快乐。我以
为这是许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佃农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那么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脚镣、
阉割的野蛮刑罚，这些刑罚最近已经遍及整个中国。然而我想中共没有看到这些，中共把我们的封建制度当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翻版。
在我回到拉萨前不久，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坐飞机到西康视察地震受灾区。奇怪得很，他在会谈中，说了一些宗教的光明面。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也许他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想要弥补最后一次谈话时所造成的损害。
译注：
1早年的游击生活，使毛泽东的起居作息与常人相反；晚上是毛的白天。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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