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宇宙责任与菩提心
我后来发现，一九八七年九月与十月两次示威，就是肇因于北京对我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公开指责，数以千计的拉萨人要求西藏独立，可想而知，中共官方必然以残酷的暴力镇压。武装警察开往制止示威，并任意开枪，至少有十九人死亡，受伤人数更多。
最初，中共矢口否认开火，六个月后，他们才承认，少数公安人员曾向空中开枪警告，可是或许有些子弹落地时伤到民众（听到这种说词，我不禁怀疑中共是否暗示他们发明了一种专嗜西藏人鲜血的秘密子弹）。
有关示威及残酷血腥镇压的消息立刻传遍全球，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西藏首次再度成为新闻头题。但我直到相当时日后，才得知全部经过细节，这还是靠若干事发当时正好在拉萨的西方观光客之助。
他们之中有四十人联合提出一份报告，陈述他们亲自所睹的暴行。我才知道，两次示威都循相同的模式。起初是一群僧人聚集在大昭寺前面喊叫『西藏独
立』，很快就有成千上百的俗人加入，一齐吶喊。忽然间，一整营的安全人员掩至，不加警告便逮捕了僧俗共约六十人，押到几乎就在大昭寺对面的公安局。被捕
前，他们都遭到毒打。民众曾要求官员开释这些示威者，但忽然又冒出多名携有摄录影机的安全人员，拍摄群众，有人因害怕被认出，而开始向公安人员投掷石块，
武装的安全部队则开枪还击。少数西藏人惊惶失措，动手推翻警车，点火焚烧，但大多数人还力持自制。一部分公安人员丢下枪逃跑时，他们搜集了武器，就地破
坏。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的骚乱中，公安局很不幸的被示威者纵火。他们是为了救出被囚禁的伙伴，铤而走险，烧毁公安局的大门。同时公安人员不断出来把人拖进去，对他们横加棰楚。
群众最后被驱散时，地面上已躺了至少十多具尸首，其中有好几名孩童。当晚及接下来数晚，好几百个人在家中被捕。最后共有两千多人入狱，他们都遭受刑讯，一份报告甚至说有人被处决。
我在此要对这些外籍人士表示谢意，他们没有义务这么做，却无私的冒生命危险，帮助其他受苦受难的人。这种自然流露的人道精神，成为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他们一再冒生命的危险，援助许多受伤的西藏人，他们也把目睹的许多中共暴行拍照存证。
虽然中共官方尽快驱逐来到西藏的记者及一切外国人，但他们的暴行仍传遍世界各地，若干西方政府因此呼吁中共尊重西藏人权，并释放当地所有政治犯。北京政府却答覆说这是内政问题，拒不接受外界批评。
由于西藏已与外界隔离，我好几个月都得不到进一步消息，但我现在知道，示威之后，中共立刻展开大规模政治『再教育』计划，甚至以一周薪资为饵，诱人
参加十月下旬一次反示威运动，但仍因为无人参与而宣告取消。同时为了防范再有新闻外泄，人民解放军全力封锁边界，在中共压力下，尼泊尔也逮捕了二十六名试
图逃脱的西藏人，递解交中共。但也在这同时，有个中国消息来源告诉我（他也跟西方观光客一样，基于同情与义愤而这么做），向示威者开火确实是上层下达的命
令。
一九八八年初，驻拉萨的中共官员指示宗教人士照常举行默朗木庆典（该仪式被禁二十年后于一九八四年解禁）。但喇嘛认为不妥而拒绝从命。北京政府下令
照计划庆祝，希望籍此向外界证明，西藏一切如常。喇嘛被迫奉命行事，但中共唯恐再生骚动的情势很明显。一九八八年二月，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数以千计的中共安全部队开赴拉萨地区——全市各处均设有路障。晚间大队武装车辆在街道上巡逻，扩音机劝告民众留在家中。有则播音直接宣称，『不听话就宰了你们』。
默朗木庆典举行前一周，一则发自北京的路透社电讯说，有五十辆军车及一千多名穿戴镇暴装备的中共公安人员，在大昭寺前面举行演习。
庆典开始，紧张情势更是节节升高。闭幕仪式就出现大批军事部队，在场的喇嘛与安全人员之比为一比十。此外还有很多便衣混在人群中，有的携有摄录影机。后来的发展更显示，安全人员还有化妆，有的剃光头，有的戴假发，使人误以为他们是拉萨本地或外来的喇嘛。
起初还能维持和平的气氛，但三月五日，喇嘛们吶喊要求释放前一年十月未经审判就遭监禁的多名抗议者中一个名叫悠鲁巴瓦泽仁的转世活佛。接下来的祈祷
典礼后半，集结的人群趁弥勒菩萨的神像被抬着绕境时，痛骂中共占领西藏，并且向四周监视的警察投掷石块。公安部队的因应方式是手持棍棒与电击棒，一再冲入
人群；后来，军方就开火了，这次他们并非随便扫射，而且有准备的杀死了若干抗议者。且走且战之下，有数百名西藏人受伤。中午时分，警方突袭大昭寺，谋杀了
至少十二名喇嘛，其中一人先是遭毒打，然后被挖出双眼，最后由屋顶被丢到地面。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变成了屠场。
拉萨的藏人区整个沸腾了，晚间约有十二家反西藏人的中国人开的商店被烧毁，公安部队也一再出击，拖走了数百名男女及儿童。
由于当时只有几名外国人，而且都不是记者，所以新闻几乎全被封锁，数周后我才听到详情。同时，这次动乱无论规模与严重性都远超过前一年秋季。结果实施两周的宵禁，至少有两千五百人被捕，所有拉萨的西藏人都受到无情的威胁。
我对西藏人民如此表达他们的绝望之情，并不感到意外，但得知中共的残暴压制手段，我仍然感到震惊。全世界都为之愤怒，短短六个月之中，国际新闻再次
广泛的报导这场动乱，虽然可采用的资讯不多。同时，中共官员的反应也与上次雷同：北京政府认为这是内政问题，他们把示威说成少数『反动分离分子』的阴谋，
又把我称作危险的罪犯。他们说，达赖喇嘛故意唆使暴动，并派遣间谍到西藏执行任务。我早已料到这事，但中共现在公开指控外国在两次动乱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
行为，却令我不安。
我第一份有关默朗木庆典示威的完整报告，来自英国政治家艾纳斯爵士（Lord
Ennals），他将近一个月后抵达西藏。艾纳斯爵士是北京政府批准来西藏，调查人权状况的一个独立代表团的领袖。他和其他团员发现西藏人所受种种违反人
权的待遇，都深表震惊。代表团也搜集到无可反驳的示威人犯受到刑求的证据，他们从目击者那儿听取了全部细节。他们的报告由『国际警戎』
(International Alert）出版，其中谈到『这个危险必须加以快速、积极的反应』。
这个搜证团体在西藏的同时，我却到了英国，我是应若干对西藏佛教有兴趣的团体之邀前往。我对那儿的媒体关怀西藏人民苦难的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同
时，我也很高兴接到一九八八年稍后，在欧洲议会对一群关切此事的政治家演说的邀请。适在此时，若干西方领袖也呼吁中共，就西藏的未来与我展开谈判。
我认为这项邀请是重申五点和平计划，尤其是扩充第五点原则的良机，所以欣然接受。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在萨尔斯堡的演说中，谈到我认为在某些特殊状况
下，西藏可与中共保持关系，由北京指挥它的外交与国防。我也明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随时准备与中共官方谈判。可是我坚持，这只是一项建议，任何决定权都操
诸西藏人民手中，不能由我决断。
北京的反应仍是全面否定。我的演说遭到公开抨击，欧洲议会也因准我演说而受批评。但一九八八年秋季还是有一项乐观的发展，中共表示愿意跟达赖喇嘛讨
论西藏的未来。他们第一次承认，不仅愿意讨论达赖喇嘛的地位，也愿意讨论西藏本身。现在轮到我出牌。我立刻提出代表团的名单，并建议一九八九年一月双方在
日内瓦晤谈。我这项选择是为了一旦需要我到场，我可以立刻亲自出席。
不幸的是，中共虽然原则上同意谈判，却又设下重重限制，处处阻挠。最初，他们表示宁愿在北京谈判；接着又限制不许外国人参加谈判代表团；再下来，他
们连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员都不许参加，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政府，后来他们又说，任何曾经支持西藏独立的人都不得参加，到头来，他们只肯跟我一个人谈。这实在
令人失望。中共虽然口说愿意谈判，却搞得谈判根本不可能展开。我尽管一点也不反对跟中共会面，但他们先跟我的代表初步谈判，是很合理的。因此，尽管大家同
意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一九八九年一月来了又去了，一事无成。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消息传来，班禅在难得的从北京住所前往西藏访问期间圆寂。他不过五十三岁，我当然很难过。我觉得西藏损失了一位真正的自由
门士。无可否认，有些西藏人对他持分歧的看法，事实上，一九五○年代早期，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他以为站在中共那一边可利用情况为自己造势。
但我相信他的爱国热忱出于真心。即使中共一九七八年释放他出狱后，利用他做傀儡，他还是反对他们到底。他去世前曾发表一篇演讲，新华社的报导显示，他对中
共官方在西藏犯下的『许多错误』，有严厉的批评。这是一项勇敢的最后行动。
两天后，他在扎什伦布寺最后一次露面，向他前世的灵塔奉祭后不久，他就心脏病发作圆寂。很多人觉得，班禅喇嘛在自己的寺庙中圆寂具有象征性，这是一位真正的精神宗师博大精深能力的表现。
虽然他去世前我们无法相见，但我曾跟班禅喇嘛通过三次电话。两次是在他北京的办公室，他是人民大会的代表，另一次则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他在北京的谈
话无可避免的有人监听。我知道是因为第二次通话后数周，中共报章上刊出一份经过重新仔细编排的我们的谈话纪录。但他在澳洲时，总算有机会摆脱他的监视者，
打电话到西德跟我交谈。我们无法久谈，但已足以使我相信，班禅喇嘛的心仍忠于他的宗教、他的同胞和国家。因此当我听说他在拉萨，因为对商业太感兴趣而被人
批评的报导时，我并不放在心上。另外也有他娶妻的传言。
他死后，我接到中共佛学会邀我参加他北京的葬礼的邀请。这等于是访问中共的正式邀请。我个人很想去，但不免犹豫，去的话一定会面临若干有关西藏的讨论。如果日内瓦谈判如期举行，这实在会是个好机会；但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不该去，只好遗憾的拒绝了。
同时，中共的拖延也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拉萨又展开三天的示威，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可说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所仅见，成千上万的
人走上街头。中共公安部队改变策略，第一天一直保持旁观，只拍摄一些书面，晚间在电视上播放。但第二天，他们又恢复用棒子打人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开枪，目击
者指出，他们用机枪扫射民宅，把全家人都杀死。
不幸的是，西藏人的反应不但包括攻击警方与安全部队，在若干场合中，无辜的中国平民也成为攻击对象。西藏人实在不该使用暴力。中共要的话，以十亿人
口对付我们六百万人，灭绝西藏人也非难事。大家尝试了解心目中的敌人，是更具建设性的作法。学习原谅，比单单捡起一块石头丢向憎恨的目标有用得多，尤其当
深受激怒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最困阨的环境下，为自己和为他人行善的潜能才会发挥到极致。
但事实上，我知道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这番话不切实际。我要求得太多。我不该寄望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藏人爱中国人。因此，我虽然决不宽容暴力，但我承认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我甚至对我同胞的勇气深感敬佩。大部分参与示威者是妇女、儿童及老人：男人第一天傍晚就都被捕，因此只有靠他们的家人在第二和第三天，继续替他们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已死亡，更多人在牢中天天遭受苦刑拷打。
多亏少数在场的勇敢外国人，无视威胁，尽快把最近这次暴行的报导传往外界。正如以前，美国、法国、欧洲议会都一致支持西藏人民，谴责中共至少杀害两
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及伤及不计其数无辜的报复手段。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表达『重大关怀』，三月八日开始实施的戒严法更引起广大的批评。
中共在拉萨实施戒严，令人想到就害怕，因为自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批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到以来，这座城市一直受军事统治。中共显然想把它变成一个屠场，一个喜马拉雅山下的杀戳战场。
我于是在两天后的西藏人民抗暴十三周年纪念日，向邓小平呼吁，请他出面取消戒严，终止对西藏人民的迫害，但他没有作答。
拉萨抗议结束数周后，中共内部也有示威抗议。我怀着不相信和恐惧的复杂情绪，注意它的每一个发展。尤其当一部分示威者开始绝食抗议，我更感焦虑。学
生都是那么聪明、诚挚、天真，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却须面对一个始终那么残酷、顽固、无动于衷的政府。同时，我也不得不有点佩服中共的领导人，这群始终坚
持已见的愚蠢老朽，无视于种种显示共产主义已在全世界失败的证据，及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在他们的门口吶喊的事实，从不改变。
可想而知，最后军方出动镇压示威，令我感动震骇。但就政治方面考虑，我觉得民主运动只是暂时受挫。官方动用武力，只会促使平民采取支持学生的立场。
他们这么做，反而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寿命缩短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时，他们也让世界看清了他们的手段的真相：原来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荡然无存所持的怀疑
态度，现在已一扫而空。
在私人层次，我颇为邓小平担心，他现在已身败名裂，如果没有一九八九年那场大屠杀，历史可能奉他为一位英明的领袖。我也很同情跟他同居领导地位的那
些人，他们出于无知，摧毁了中共下十年功夫建立的国际声誉。看起来似乎他们的宣传虽然在人民中间并不成功，在他们自己身上却完全见效。
一九八九年拉萨全面戒严，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美好改变恰成残酷的对比。我于该年秋季访问美国时，尤其感觉到这项令人悲哀的事实，我得知自己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虽然这则消息对我个人而言无足轻重，但我知道它对西藏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得奖者』。我则因国际间认同慈悲、宽赦与爱的价
值而感到满足。更有甚者，我更幸庆许多国家的人都发现，和平的改变并非不可能。过去，非暴力革命的观念或许显得太过理想化，这项压倒性的反证带给我很大的
安慰。
一九八九年年底，我直接体验到这个真理，我于克伦兹（Egon
Krartz）被推翻当天访问柏林。在东德官方协助下，我得以登上柏林围墙。我居高临下，把各安全岗哨看得清清楚楚，一位老妇人无言递给我一支红烛，我心
情激动的点燃它，高高举起。一时间，小小的火焰仿佛将要熄灭，但它支持住了。人群挤在我四周，我合掌祈祷，慈悲与关怀的光明充满全世界，驱逐恐惧与压迫的
黑暗。我将永远记住那一刻。
数周后，我应捷克总统哈维尔之邀请赴捷克访问时，也发生类似的事。哈维尔曾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捕下狱，出狱未久就当选总统。我抵达时受到热烈的欢迎，
很多人满眶泪水，举手作出胜利的手势，向我挥动。我立刻看出，尽管身受多年的极权统治之苦，这些男男女女新得到的自由中，仍生气勃勃，充满喜悦。
我觉得应邀访问捷克是一项殊荣，不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国元首的邀请，也因为他是个始终如一，忠于真理的人。我发现这位总统是个文雅、诚恳、谦
虚、而且富幽默感的人。当天晚宴上，他手持一杯啤酒，燃起一根香烟，告诉我他极为认同以入世着称的第六任达赖喇嘛。这使我期待捷克发生第二次革命：争取在
用餐时间少抽点烟！哈维尔总统的不做作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完全不受职位的影响，他的外貌与谈吐都显示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
一九九○年初，我遇到另一个予我深刻印象的人，就是在南印度建立一个村落的巴巴安提（Baba
Ante）。他在荒芜的土地上，一手建立了一个有树、有玫瑰园和菜园、医院、养老院、学校和工厂的社区。这件事本身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
它完全是由残障人士所兴建。
我在村中看不到任何向残障屈服的迹象。有次我走进一间工寮，一名工人正在修理脚踏车轮子。他用麻疯病肆虐下双手的残余部分，抓住凿子和槌子，卖力的
挥动，我不由得觉得他是在炫耀。但他充分的自信使我确知，只要有热情和妥善的组织，即使有重大缺陷的人也能得到尊严，成为社会上具有生产力的一员。
巴巴安提是个不平凡的人。他奋门了漫长的一生，承受了许多肉体上的苦难，由于脊椎受损，他只能笔直站着或躺下。但他仍然精力充沛，他的工作换了我一
定做不来，虽然我健康良好。我坐在他床畔，握着他的手，他躺着跟我交谈，我不禁觉得身旁躺着一个真正慈悲的人。我告诉他，我的慈悲大多只是说说而已，他却
用行动发出光来。巴巴安提后来告诉我，他如何下决心奉献一生帮助别人的故事。有一天，他看见一个麻疯病人，眼眶的烂洞中长出蛆来。一切就是这样开始。
像这样的人道榜样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同胞在中共手下所受的苦难会结束，因为十亿中国人之中，纵然随时都有好几千人在从事惨无人性的行为，但其他人当中，必定有好几百万人在行善。
话虽这么说，我仍无法忘怀西藏目前的状况，不满与压迫绝不限于拉萨一地。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九○年五月之间，共有八十多次经报导的示威。其中很多
只有少数抗议者参加，大部分也并未以流血结束。但我的同胞却因而处于新的恐怖统治下。现在拉萨的中国人数量已远超过西藏人，坦克经常出现，国际特赦组织与
亚洲视察（Asia
Watch）等组织的报导清楚的指出，迫害仍在全西藏各地持续。无故逮捕、施刑拷打、根本不加审判就监禁或处决，都是中共官方的典型作风。
这张令人不快的清单还该加上若干西藏人的证词，他们都曾在示威之后被捕受刑，但幸运的逃脱到印度。其中一个人，他的姓名必须保密，以防他的家人遭到
报复，向人权调查员叙述他如何被剥光衣服，以手铐铐在囚室中多日，一再遭受毒打和辱骂。有时警卫喝醉了就来囚室打他。一天晚上，他因头部被连续撞击墙壁鼻
子流血不止，但神智仍很清醒。他还描述『满身酒气』的警卫把他当成练国术的靶子。拷问的目的是逼他承认曾参加抗议，多次刑讯之间，他有时被丢在寒冷的囚室
中，不给食物或被褥。
这个人在拘禁的第五天黎明时分就被叫醒，押到监狱外面的一个侦讯中心。他先被两名警卫压在地上，第三个警卫跪在他面前，双手抓住他的脑袋，不断用他的左太阳穴撞地达十分钟之久。然后他描述一种叫做『吊飞机』的酷刑：
我从地上被拖起来，两名士兵用一根绳子绑住我的手臂。这根绳子很长，中间有个金属环，刚好扣在我头后，绳子两头绕过我肩膀，一圈圈绕在我手臂上，直
到手指都捆住。一个士兵接着把绳子两端穿回金属环，迫使我双臂后屈到肩胛骨上。他抓紧绳子，用膝盖顶住我后腰使刀，使我的胸部疼痛非常。绳子接着穿过天花
板上的钩子拉下来，我只能以足尖着地。我很快就失去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醒来时我人在囚室里，除了手铐脚镣，全身一丝不挂。
四天后，他又赤裸裸的被押出监狱，脚镣拿掉了，但手铐还在。这次不是带他去侦讯，而是把他绑在一棵树上。
一名士兵用很粗的绳子把我绑在树上。绳子从我的脖子一直绑到膝盖。这名士兵随即站在树后，用脚顶住树，把绳子拉紧。中共士兵坐在树的四周吃午餐。一
个人站起来，把碗里剩的蔬菜和辣椒丢到我脸上，辣椒灼痛我的眼睛，我还会觉得痛。然后他们解下我，押我回囚室，我脚步不稳，几乎无法走路，但每次我跌倒都
会遭到一阵毒打。
其他曾经坐过牢的人，描述如何一再遭电击棒酷刑的情形。一名年轻人嘴巴被塞进电击棒，造成严重红肿；一名比丘尼告诉调查员，肛门与阴道被塞入电击
棒。虽然我很想用这样的报导来论断全体中国人，但我知道这么做是错误的。可是这样的恶行绝不能忽视。我虽然大半生都在放逐中度过，而且一直很关注中共的大
事，甚至可以当『中国观察家』之称而无愧，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中国人的心灵。
一九五○年代早期，我访问中国时，我看得出很多人牺牲一切只为了促成社会的改变。很多人身上留下门争的疤痕，他们大多胸怀崇高理想，要为这个广大国
家的每一个人争取真正的福利。他们为这样的目标建立一个彼此之间毫无秘密，连一个人该睡几小时觉大家都一清二楚的党政制度。他们对理想狂热的程度没有什么
阻止得了。他们的领袖毛泽东颇具远见与想像力，深知建设性批评的价值，经常加以鼓励。但这个新政府几乎马上就因无谓的内门与纷争而陷于瘫痪。我亲眼目睹它
发生。不久，他们就用神话取代事实，为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不惜撒谎。我一九五六年在印度见到周恩来时，告诉他我的忧虑，他叫我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好转。事
实上，事态一路恶化下去。
我一九五七年回到西藏时，中共官方已在公然迫害我的同胞，但同时我一再接获不干预西藏的保证。他们说谎毫不迟疑，一向如此。更糟的是，外界似乎都准备听信这番谎言。后来到了一九七○年代，若干颇具威望的西方政治家被带来西藏，回去时都说一切良好。
事实是自从中共入侵以来，一百多万西藏人死于中共的政策之下。联合国一九六五年的西藏决议案中指出，中共占领我的故乡，充满『谋杀、强暴、任意下狱的行为；大规模对西藏人施以酷刑及种种残忍、不认道及可耻的待遇』。
我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那么多好人的崇高理想会变成毫无理性的野蛮行为。我也不懂中共领导阶层主张灭绝西藏人的动机何在。似乎中共已失去了信念，所以中国人民过去四十一年来经历了无以言喻的苦难——一切都打着共党主义的旗号。
但共产主义始终是人类社会一项最伟大的实验，我不否认自己最初也深受其意识型态的吸引。问题在于，我很快就发现，虽然共产主义宣言为『人民』服务——成立『人民旅社』、『人民医院』等——『人民』代表的却不是每一个人，而是那些少数自认为持『人民的立场』的人。
共产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西方应负一部分责任。西方对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敌意，导致这些政府为保护自己而往往采取可笑的预防措施。他们变得对任
何事、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疑心』违反基本人性——人都希望能信任别人——造成恐怖的不快处境。我记得一九八二年访问莫斯科，到克里姆林宫参观列宁房间
时，就遇到类似的情形。一名女导游机械化的解说俄国大革命的官方历史，有个面无笑容，显然随时准备开枪的便衣人员一直监视着我。
不过，如果说我有任何政治信念，我想我还是该算半个马克思主义。我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只要他遵循人道主义的路线，但我的宗教信仰使我更倾向于社会主
义与国际主义，它们都跟佛教的原则比较契合。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吸引我之处，那就是它肯定人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不折不扣反映了佛教的观念。
相对的，在民主架构中实施资本主义政策的国家，比追求共产理想的国家自由得多，确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我最终还是支持人道的政府，以服务全体为理想：不分老少或是否能对社会有直接的贡献。
尽管我以半个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如果真的有机会投票，我会投给支持环保的政党。近年世界最积极底进步就是日渐认识大自然的重要性。这不是什么神圣
不可侵犯的事，照顾我们的植物就是照顾我们的家。人类来自大自然，没有理由跟大自然作对，所以我说环保跟宗教、伦理或道德无关，这些都奢侈品，因为没有它
们，我们照样能生存。但再跟自然界为敌，我们将无以求生。
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如果我们使自然界失衡，人类就要受苦。更有甚者，我们活在今天，必须为下一代着想；清洁的环境也是人权的一种。因此，保证我们
交给新一代的环境，跟我们从上一代接到的同样健康（甚至更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这实际上并不困难。因为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宇宙整体的努力成就却无可限
量。这全赖每个人竭尽所能，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不表示我们因此可以不做。
身为佛教僧侣，我觉得业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你一旦相信动机及其效果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当心你的行动对自己及别人造成的影响。因此，尽管西
藏的悲剧不断上演，我在世上仍发现许多善。尤其消费至上的信念，逐渐被人类必须维护地球资源的观念取代，带给我很大的鼓舞。这件事极有必要。在某种意义
上，人类就是地球的儿女。虽然到目前为至，我们共同的母亲还容忍她儿女的行径，她也正在让我们知道，她已经到了容忍的极限。
我祈求有一天我能把关怀环境的讯息，带给每一个中国人。由于中国对佛教并不陌生，我相信我或能以实际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已故的前任班禅喇嘛曾经在北京举行过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如果我做相同的事，也是有先例可循，身为佛门弟子，我关怀所有的人，乃及所有受苦的有情众生。
我相信痛苦来自无明，人们会把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但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在的安祥和满足，唯有经由利他、博爱、慈悲、消灭贪嗔痴的修养才能达成。
可是有人觉得这种话太天真，可是我要提醒他们。不论我们来自世界那个角落，基本上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都寻求快乐，逃避痛苦。我们有同样的基本需求与关怀。更有甚者，我们都追求自由与命运自决的权利。这是人的天性。世界各地从东欧到非洲都在发生剧变，就是最好的佐证。
同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暴力冲突、破坏自然、贫穷、饥饿等——主要都是人类造成的。它们唯有经过人类的努力与谅解，并培养民胞物与的情操才能解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其于善意与自觉，建立对彼此，及对这个我们共同拥有的星球的宇宙责任感。
不过，虽然我发现佛教信仰有助于产生慈悲，但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发展出这种情操，不一定要靠宗教。我更相信，所有的宗教追求的都是相同的目标：为善与带给全人类幸福。虽然手段不尽相同，目标却是一般无二。
随着科学对我们生活的冲击日趋扩大，宗教与心灵修养在提醒我们自己具有的人性方面，重要性也与日俱增。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反而互有启发。科学和佛陀的教诲都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基本上是一致的。
本书之末，我希望利用这机会特别向西方的朋友致感谢之忱。你们对西藏人所受苦难的关怀与支持，令我们深为感动，也带给我们继续为自由正义奋门的勇
气。我们所恃者不是武器，而是更强大有力的真理与决心。我知道我的道谢足以代表所有的西藏人，请不要在这历史上生死存亡的一刻忘记西藏。
我们也希望能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与美有所贡献。未来的自由西藏将设法协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保护自然，促进和平。我相信，我们西藏人精神与现实并重的能力，必将有其特殊的贡献，不论多么渺小。
最后，我希望与读者分享一段带给我极大启发与信心的发愿文：
虚空尚存
轮回未尽
愿留世间
普度苦厄
雪山下的火焰
班旦加措口述 夏加次仁记录 廖天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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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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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幕好似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的会见作准备。
一个荷着李恩式来福枪，身上的咔叽制服在季风中抖擞的印度士兵在门外守卫。我等候了一会儿，就由一个着蓝衣的藏人青年查了身，一分钟之后，我就站在
达赖喇嘛的面前。我有一种悲喜交集的奇异心情，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国家遭受了重大的悲剧，我连做梦都不可能见到我们藏人称为救世主的达赖喇嘛。单薄的守卫，
简单的一座平房，包裹在一层暗淡的雾里，达赖喇嘛的流亡居所跟我心目中故国的辉煌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对比。
从离开拉萨以来，我就一直思索着将要告诉他哪些事。跟他说我的几次被捕经过？告诉他那些饿死的人和宁愿选择死亡的狱中同伴？也许该提那批为取得舒适
生活和好处而乖乖听中国人话的西藏人？不不，告诉他青年的藏人在监狱中勇敢地抗议，但他也该知道有些藏人也充当帮凶，用拳头和电棍来虐待自己的同胞。这些
作恶者也是藏人，同是雪山哺育的子民。
面对着达赖喇嘛，我发觉脑袋空空。看着他的袈裟和他慈祥的笑脸，我只低垂着头，他问话时，我才抬起头来。“你怎么逃出来的？”“什么时候第一次被
捕？”“关在哪个监狱？”他先开始。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站在他面前的第一个犯人，过去三十五年来，一批批藏人竭尽所能，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出来，随后都来到
了达赖喇嘛面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见到他，向他倾倒脑子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心里话。每个西藏人翻山越岭到达逃亡终点，总是能够走过塔尔马克小径，来到达兰
萨拉的接见室，将心中萦绕的话语吐露出来。
当我说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达赖喇嘛打断我：“你应当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他说。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建议的意义，我只是决定要把所受的苦，包括
所有我知道在监狱里死去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把它当作文件呈给达赖喇嘛，让死者至少有一个记录。至于写书，却是我不曾想过的。
西藏有一个为伟大喇嘛或精神领袖人物作传的悠久传统。这类传记不仅仅给读者讲述有趣的故事，也蕴含精神上的启示，被当作人生指南，这种书的力量是人
们所公认的。西藏有个说法：“读了伟大的战士格萨尔王 的传记，乞丐都会被感动而拿起剑来，读了高尚的隐士米拉日巴的传记，王子也会看破红尘。”
当我听到要我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书的建议时，觉得很难为情，也怀疑人们会感兴趣。并不是我不愿意讲自己的故事，相反地，我逃离西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
世界发出声音。我在监狱中渡过三十年，经历见证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每个狱中人都希望，一旦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的苦难，就会赶快来把他们从地狱中解救出去。
在我的那个监狱里，大家常唱着：“有一天太阳会穿过黑云。”想到太阳会驱赶乌云，我们就会精神振作活下去。也不只是狱中犯人这样想，在中共阴影下度日如年的寻常男女也如此。今天年轻一代的人并不知道封建时代的西藏，他们是党所谓的儿女，可是他们也呐喊自由。
我们有抵抗非正义的集体意志，它如同火焰一般不能被扑灭。我回顾以往，就能看见人对自由的珍爱，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会见了达赖喇嘛数天之后，我站在达赖喇嘛居所对面一座新的寺庙的庭院中。这里的藏人管这所庙叫大昭寺，跟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同名。它依山而建，一些信徒们将所抢救出来的文物，穿过喜马拉雅山偷运出来，现在它们就挂在这里。
拉萨的大昭寺里有一座铜制的佛像，是七世纪时嫁给藏王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带过来的嫁妆，中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历史事件。我记得在监狱里他们反复地告诉
我们这个故事，并强调文成公主把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西藏跟母国统一。开始我们总是问：“松赞干布也娶过尼泊尔公主，那么西藏是否也属于尼泊尔？”不久这
种问题被当局视为反革命行为，很可能又被加刑。
达兰萨拉的寺庙有很多活动，数十个老人手中拿着祈祷的转轮，围着神坛诵念着我孩提时代所熟悉的音乐，那是年老的信徒们喃喃念着六个音节的六字真言：
“唵、嘛、呢、叭、咪、吽。”
围绕着庙四周的云雾逐渐散开，印度平原透过云层渐渐浮现。藏人流离在外国这种不协调的景致最终使我领悟，我必须写下我的故事，这并非是要宣扬我个人的苦
痛，而是为我国家的苦难作见证。这样我可以显示，虽然我得到个人的自由，但是我的国家还是被占领着。
放眼望着印度平原的尘雾，心中被巨大的悲哀所笼罩。我清晰地回忆到监狱中的一幕幕，定期的学习班，坦白交待会和奖惩大会等等，它们盘据了我过去三十年的生命。监狱生活的疮疤在我的心灵上留下痛苦的迹印。
达兰萨拉的苍翠山林和雨水跟西藏是如此不同，它变成了我们流亡者的恬息之所。我每天几乎都能见到几个狱中难友，他们也经过艰辛的跋涉，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们获得了自由的喜悦中交织着对其他人曾经受到的苦难的同情，我们彼此祝贺，庆幸能成为幸运的幸存者。
我在外国获得了自由，但是以往的恐怖依然在我脑际中挥之不去。我现在住在一个用小块铝片和木头拼凑起来的小屋中，房间不比单独监禁的牢房大。雨季的
豪雨打在铝片屋顶上，使我澈夜难眠。潮湿的霉味粘在墙和天花板上，大家都说雨季一过就好了。我旁边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些翻越山岭逃过来的青年们，他们听着
拉萨电台，快乐地跟着唱流行摇滚乐。人是很奇怪的，他们依恋自己逃离的故乡，渴望着听到家乡的声音，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达兰萨拉之所以是个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成了我们的新故乡，主要是它已成为达赖喇嘛这位仁慈佛主的精神避风港。在监狱时，我们都心怀敬畏，肃穆
悄声地念着达兰萨拉这个名字。初抵达这里之后，我被分派了一个任务，去跟一批批新来到的难民访谈，并记录他们的证词。我简直不能相信大家的故事竟如此相
似，没有一个人没受过恐怖和野蛮的待遇。所有的人都具有身体被打伤、家庭破碎和生活肢解了的共同经验。
穿越雪山逃出来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些七八岁的孩子被父母亲送出来，大人希望他们在外国有前途。这些孩子不是出身富有的地主或商人之家，他们是共产党声称解放了的农奴家庭的孩子。
达兰萨拉具有国际城市的特点，来自日本、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的人都挤在那两条狭窄泥泞的麦克雷德甘吉街道上。我认识了很多从来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国家
的人，比如像一个叫爱密丽的年轻英国人和叫法兰西丝加的荷兰妇女，她们常来我的小屋谈天。通过这类谈话，我以前的生活开始清晰地展现，我意识到，自己幸运
地存活下来，因此也有责任为其他受难者作见证。
也许通过我的故事，我也可以讲述我的国家和每一个受尽痛苦的西藏人的故事。
第一章 彩虹下
我诞生在彩虹之下。
我的祖母给我讲过不知多少回我诞生时的故事。她伸出佝偻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天上那道彩虹，说那拱形的虹从河边伸展到田野，罩住了整个村庄。接着她告诉我，我的诞生有许多吉兆伴随。“俄珠，你可能是类吾其活佛呢。”这是她最喜欢也最爱讲给任何愿意听的人的故事。
好像是这样的：我出生后不久，离我村有两天步行路程的扎类吾其寺的高僧所组成的探访团就来到我家。探访团宣布我是一年前逝世的一位高僧喇嘛的转世童
子的候选人之一。许多迹象显示我的诞生有些异常，当僧人来到之时，平时聚集在大庙屋檐下的乌鸦全都飞往我们家。逝去喇嘛的当家侍从回忆起，喇嘛死前不久，
还曾来过我们家主持过一场宗教仪式，他当时说在我家觉得很自在。离开时，他走到我母亲跟前，把手放在她头上说：“我将回到这所屋子来。”
祖母说，我降生的头几天，妈妈梦见她左手中拿着一个象征雷霆的神器，坐在那里进入沉思的境界。神器象征佛祖教义的不可摧毁性。所有这些迹象都被认为是吉兆，通常只有在喇嘛转世时才会出现。
祖母提到前世喇嘛的财务主管，他拿着两只玫瑰佛圈在我眼前晃呀晃，我伸出小手抓住其中一只。她老人家很兴奋地摇着头拍着掌接下去说，那位师傅微笑着说，我选中的玫瑰圈恰是逝去喇嘛的。
我祖母身段矮小，有着瘦削的脸。她习惯把小块的牦牛油涂在头上，使得梳得紧紧的头发油腻发光，她的脸蛋也总是油亮的。我爱听她说故事。她告诉我，当
所有候选人的名单送到拉萨后，我还是没有被选中。她认为这是因为我家跟有权势的人没有“后门”关系。虽然我还很年幼，但已经能从她讲到故事高潮时，声调变
得异样而感觉到她的失望了。
无论如何我是在各种异象和很高的期望的伴随下诞生的。我乡的星占人在测我的八字时，告诉爸爸我将会光宗耀祖，不过他没说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也许乡下的算命先生总是对有钱的地主说同一套话吧。但爸爸还是挺高兴，他以后还常常提到这次命相。
我的名字是俄珠。藏族父母一般不给孩子起名字，而是让一位高僧赐名。不知道是哪位喇嘛给我起的名字，很可能是临近寺庙里的一位住持。我生于1933年，那年是公水猴年。我们的村子叫帕南，离首都拉萨以西一百二十五里，第二大城日喀则以东四十五里。
帕南是西藏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娘曲河流经我们的村庄，河的两岸耸立着高山，平原上星罗棋布是麦田、豌豆和芥菜园。河流变化多端，有时候水位
低，它的波光粼粼，静静地流向日喀则，跟西藏最大的雅鲁藏布江会合。水浅时，村里的人就赶着他们的牲口渡河，到对岸去放牧。如果牧人错过了时辰，没有及早
把牲口赶回来的话，河水一高涨就回不来了。这时他往往得绕道，花上两三天的时间，直到找到一处浅滩渡河。
春天雪溶化了，微波变成滔天大浪，河川变得危险万状，人们十分惧怕，大人警告我别在河边玩，据说连牦牛那样大的动物都会被巨浪卷走。我还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在岸边奔跑，看一帮人如何把一条漂过来的死牦牛拖上岸。我跟其他孩子们站在一边，看大人把浮肿的尸身切开，把肉在一块摊开的布上切成一块块，那以后
我就对河敬而远之。但是人们得靠河吃饭，田地靠它灌溉，离它远，得不到河水灌溉的地段，就干枯而荒芜。那些贫瘠的不毛之地，时时提醒我们对河水的依赖性。
我不记得帕南有过下雨的日子，河水能及的地区都是郁郁葱葱，供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我们从河里汲水饮用，并且挖凿许多水渠，引水入田。你整天都可以看到一个
人在一洼洼田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放水， 一会儿截流。
河谷两端的喜玛拉亚群山笔直地耸入碧蓝的天空，山脉也衔接到一片倾斜展向天际的高原，崖壁从两边掩蔽着帕南。春天冰雪溶化的时候，青绿的嫩芽在冰层
下面挣扎冒出尖来，村民们都把牲口赶到高原上，这些山羊、绵羊、牛和牦牛在冬季已经在屋子里闷了三个月了。我家的房子是座泥砖砌的两层楼，石头的地基将近
三尺厚，为泥砖提供了很结实的平台，堆砌起来成为厚厚的墙。这种简单的泥砖墙冬暖夏凉。
上面一层住人，下层黑乎乎的，是牲口过冬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总是由我将牲畜们从冬日的围栏中驱赶出来。动物们害怕地犹疑着，步履蹒跚，不停地贬
眼，外边的亮光刺得它们头晕目眩。大家都笑着说，牲口大约是吃了蒸发成酒精的酵母，所以醉得歪歪倒倒。因为冬天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酿制大量的
青稞酒，然后把剩余的糊状麦渣倒给牲畜吃。当然啦，动物们很快地就习惯了亮光，年长的孩子就吆喝着把它们从小路赶到高地的草原上，放牧人和牲口整个夏天都
待在那儿。偶尔放牧人回到村子里，他赶着的毛驴背上的袋子里就装满了奶酪、牛油和可当燃料烧的牛粪。
帕南依赖农业为生，牲畜又供给我们珍贵的肉、牛油和奶酪等食品。我家有六百头绵羊和山羊，这按藏族的标准算是富裕的。我父亲从政府那儿租赁了大片的
土地，然后再转租给农民。我父亲被称为税务官，因为他直接付税给拉萨的政府，而向我父亲租地的农民们，则付税给他们的地主或寺庙。父亲的纳税事务很复杂，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到底应该付多少税，应尽怎样的责任。有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家得向藏军提供五名壮丁，这五个人不必是家庭成员。爸爸从我们的佃户中
挑选了五名，跟他们议定了条件。只要五名壮丁送去服役，政府就满意了，并不过问其他细节。
我父亲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常被请去为村民排解纠纷。由于他很公正，佃户和村民都管他叫巴利大哥，这是一种亲切而尊敬的称呼。有些住在日喀则和拉萨的
地主们向村民征收重税，父亲总是设法为他们鸣不平。我家姓巴利洛巴，是南巴利的意思。在河谷顶端有另一家也姓巴利羌，即北巴利，我们可能是一族的，但没有
人记得巴利家族是怎么分成南北两家的。
十八世纪时，帕南由于西藏的第二号宗教领袖，第七世班禅喇嘛在此诞生而著名。据说六世班禅逝世时，卜算家预言，转世的将是一位“快乐地坐在阳光怀抱里”的孩子。藏族地区的喇嘛们都动员起来，去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中一个探访团经由神谕的指点，到达帕南。
探访团到达村里的第一家屋前，发现一位妇人怀抱着一个新生儿坐在那里。一问她的名字，是“尼玛”，即太阳的意思，他们不必继续寻找了，尼玛怀里抱着的就是第七世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诞生在我们家隔壁，那是全村最富的大户。从此那家人被提升为西藏的贵族，更为富裕了。村民都管这所房子叫 “出生地”，当地的人都非常尊敬这所屋子。当我出生时，全村人都很兴奋，他们说帕南是风水宝地，又有一个喇嘛诞生了。当然，他们的兴奋没有维持太久。
跟其他的藏人一样，我们家的人也是虔诚的信徒，并且很恭敬地从事宗教侍奉。我们的大房子被挪用作为大藏经神龛，即藏经阁。这儿藏有一百零一册大藏
经。村里没有其他人家拥有这么多藏经的。我不知道家里怎样会拥这些价值连城、有几百年历史的经书。神龛在屋子的顶层，里面还有许多佛像、观音、唐卡画和宗
教锦旗，其中有些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屋顶上有一个铜制的胜利伞，任何一户家庭，如果拥有完整一套的大藏经，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标志。村里人家如要
在家作佛事，就会来向我们借一部经书。
村子里每年都有一次重要的宗教盛典。七月里，当农作物开始成熟，不需要照料时，大伙儿可以放松地庆祝，祈祷有个丰收之季。这也是向地方神灵敬拜、请它们保佑五谷丰收，消灾消难。村里的庆典叫做“绕佛转”。
地方寺庙的僧人会到我家来把每一卷经都用黄色的布包起来，高举过头。围在外面的家人和村民都争着来背经书，当这一百零一部大藏经安稳地一人一部被扛在人们背上时，僧侣们就开始列队步行，身后跟着这一溜背书人和村民。长长的队伍会走遍全村的每个旮旯的角落。
最后列队将停在“神地”，恶神住在这里，我们的平安靠它，据说如果不定期安抚它，它会降祸我村，所以得向它祭祀。虽然农作物都长得很好，但是还是要
得到神明的保佑才行，不然一场意外的冰雹会降临并摧毁一切收成。藏民畏惧冰雹跟别处人畏惧干旱一样，有些人家供着一个“伏冰雹神”,
据说它有神奇的力量，家里有人生病，我们就拜神。
神地是由许多大石头堆垒在一起，周围凌乱地拉起来几道绳子，上面扎满了祈愿者的各色小旗子，乱石中间还藏有一些动物的角。彩色旗的颜色有五种象征：黄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火焰，蓝色代表天空，白色代表云彩，绿色代表流水。
每个家庭每年都要在这里绑一面新的祈愿旗，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此处的霉味儿和成堆腐烂的旗子营造了一种阴森的氛围，令我颤抖，每个人都怕神地。“绕佛转”仪式象征乡人对神的忠诚，也是为村子划定边界的意思。作完了这个仪式，村民就心安，觉得将受到保佑。
当队伍在全村绕了一遭后，就来到近河的一片草地上憩息。家家都在河边搭起帐篷，接连几天的歌舞活动就开始了。年纪大的人都爱赌博，而年轻人很喜欢射箭比赛，这是休息和享受夏天的时节。
再过两三个月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每家佃户都送来一名男丁，来帮父亲收割我们地里的粮食，这是村人最忙碌的季节，各种杂事让人不能偷懒。
作物收割完毕，打榖的工作接踵而来，榖子堆成一座座尖塔，妇女们就开始筛榖脱粒。当村人都在农忙之时，爸爸就请来十位僧侣，他们在我们院里高声地把
阁楼上的大藏经一卷卷地吟诵，通常需要五至十天左右，才能念完全部的经。记得爸爸说，我家几百年来都维持了这种年年念经的仪式，因此我们家也托祖上的荫
庇，总是幸运兴旺。
我并不觉得幸运之神关照了我，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把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撂给了父亲。我不知母亲是怎样去世的，祖母有次说，妈妈一直很健
康，我诞生之后，她也恢复很快。突然一天夜里生病了，从此就一病不起。西藏人都相信，福星光临一个家庭，灾祸也会随之而来。这也许有道理，我幸运地被认为
是个高僧的转世，我的母亲因此被祸星盯上。
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但大家都叫她阿玛拉
（大娘的意思），她死时才四十岁。我对她没有记忆，也不曾拥有过她的照片。旧时西藏没有照相术，也不兴为活人作画。我唯一见过的照片是十三世喇嘛的，它挂
在我家的神坛上方。有一次姨妈把它取下来，放在我的头上，我很想仔细瞧瞧，摸一下它的质地，但是它太珍贵了，姨妈很迅速地把它放回了原位。这张照片是一个
尼泊尔商人捎带过来的，全村只有两户人家能买得起。我想我母亲从来没照过像，有次我问一个亲戚妈妈的样子，他仅仅说“她是个好女人”。父亲从不跟我们提到
母亲，我想他很伤痛，所以也从不问他。爸爸十四岁就跟比他小一岁的妈妈结婚，就像当时西藏的习俗，他们的婚姻自然是双方家庭的安排。
我的姐姐们都还年幼，不可能照顾我，所以我被送到姑母家去。她的名字是桑姆，住在离帕南有六小时路程的加措夏尔，她是许多年前嫁到那儿去的。姑妈家姓南姆岭，一家大小有二十多口人。
当时姑妈也近四十了，她有两个儿子，我叫他们哥哥。他们都很大了，一个已经十六岁，快该结婚了。姑妈非常能干，是一家之主，她身上那件藏服的衣襟口
袋里，放了一大把钥匙，可以开启每个储藏室，仆人们需要什么用品时，先得向她开口。姑妈的脸盘又大又园，耳朵上戴着红珊瑚耳环，她的头发很长，编成辫子盘
在头上。把我送给姑妈带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早几个月也生了一个女娃，名叫旺姆，因此她可以同时奶两个婴儿。
加措夏尔跟帕南没有太大区别，房屋都一样。就像娘曲河谷其它的居民一样，这里的村民也都是农民，人人都在地里工作，生活都围着农事打转。几世纪以来
人们的技术不断改善，不过还是没有机器，一切都靠手工。今天我回顾过去，觉得奇怪，那时候我们竟然不用轮子，雪山国对这种大发明竟然没有应用过。
姑母家也是向政府交税的纳税户，据说他们拥有的土地上长出的粮食如此之多，堆积起来可以把雅鲁藏布江断流。我从小把姑妈当作亲妈，我叫她阿玛拉 —
娘，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后来在监狱里，每次审问到名字、年龄和父母名字时，我都得先想想，才能给出正确的答复。姑妈待我如子，有时候她用双臂搂着我，悄
声说：“没娘的孩子”。
姑妈一家上下对我都慷慨而疼爱，我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是在别人家中，或这里不是我自己的家。有次我听到别人说，“这孩子他爸”，我以为他们是说被我
喊作爸爸的姑父。当我听到“这孩子的爸爸要来了”及“这孩子的家”时，感到很迷糊，我明明住在自己家里呀。我意识到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将要来临。
我在加措夏尔很快乐，童年生活简单，我的天地就是家庭和村子。男孩子自己去玩，女孩子则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观察并学习母亲的各种手艺。父母到田间工
作时，我们也跟了去，有模有样地学着作，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我帮着搬运递送东西、除草、在田间走动、打开关闭灌溉的水渠的闸。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故事，有一个伯伯在当地最大的扎什伦布寺出家，他常来姑母家过冬，他很会跟孩子们玩，常把我们召到一起听他说故事。他用洪亮的声音
讲述混沌初开，大地全被水所覆盖，后来水慢慢蒸发，形成陆地和高山。佛祖变成一只猴子，他的配偶度母现形为女妖，猴子跟女妖的结合，生下了第一个人类。他
们的六个孩子代表世界上的六种典型：神、半神、人类、鬼怪、动物和魔，他们继续繁殖，我们西藏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些故事很吓人，他给我们描述另外的世界和地狱的情况，在那儿人被活活地下油锅或受到饥饿的煎熬。伯伯还说，人死了以后，他的善行和劣迹，变成黑白
二色小石子，白的是善，黑的是恶，都被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如果称砣向黑的那方倾斜，就得下地狱，朝白的方向，那就可以上天堂。他把脸凑到小孩们的跟前
说，“你要不想下地狱，那就别攒积黑石子。”
伯伯在村里很受人尊敬，大家都来向他请求指点迷津。有一回，他带我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去，要说这是一种了不得的宗教经验，不如说这让我对于寺里的
生活有了亲切的体会更妥当，我察觉到村子以外和大山背后的天地如此广阔。伯伯和一个从拉达克来的和尚共居一室，那人给了我一块他从印度带来的鱼儿形状的太
妃糖。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火把，听说也是从印度来的，我当时想，印度真是个美妙的地方，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西藏人对印度的崇敬，就如同基督教对
于耶路撒冷的虔诚一样。但是我对于佛祖曾在“帕格帕国”—
极乐园生活，觉得奇怪。帕格帕在藏文里的同音词是猪猡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印度被称为猪猡国，因为那儿有成群的猪在丛林里乱窜吗？当我问伯伯印度为什
么叫作猪猡国时，他和其他的僧侣们都捧腹大笑。伯伯说，是我该学习读和写的时候了。
我对于外面世界的知识都来自于伯伯的故事，印度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很可怕的，按他的说法其他地方都住着没有文化没有善心的人们。他的说法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据他说，一个人能够出生在雪山之国是修来的福，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想伯伯讲的关于西藏和藏人来源的故事，奠定了我对西藏人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的信念。当中国人涌进西藏并声称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藏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将这类口传故事视为荒诞不经，但对我们藏人而言，这些强有力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的表姐旺姆是我在村里最亲密的玩伴，姑妈说我俩“难分难解”。虽然没有玩具，但凡手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变着法儿玩，树枝成了矛，泥地是战
场，我们进行想象中的战争。通常男孩子总是玩他们自己的，但我老把旺姆拖到我们一块儿，她挺厉害，村里任何一个男孩都别想欺负她。
我们五六岁时，旺姆病了。姑妈尽其所能，把喇嘛请到家里来作法，驱赶致病的妖魔。一天清晨，我看到姑妈在厨房里哭泣，立刻明白可怕的事发生了。后来几天姑妈一直守在旺姆的床边，我一点也安慰不了她。
大人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他们认为提到旺姆会使我难过，避免这个话题，伤痛会很快过去。有时我想，西藏人往往以为避开不愉快的题目，痛苦就会
自动消逝。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姑妈和旺姆，还会流泪。跟旺姆在一起无忧无虑，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常在泥浆里混，捏泥人儿玩，回家时俩儿都成了泥
人，姑母对我们尖叫，并让仆人来打理我们。
旺姆死后不久，我就见到本家人了，祖母和哥哥姐姐们都来吊唁，慰问姑妈，他们一到，大家都哭成一团。父亲送来一批新衣和一双印度制的皮鞋。那天姑妈
把我叫到里面的屋子，先拍除我身上的尘土，然后把我带进家里的诵经房。一个男人坐在一个高的位子上，正啜着茶，他的一双大眼灼灼逼人，耳朵上挂着的绿宝石
耳环直坠到肩。
姑妈推搡我向前，说“见见你爹”。跟每个见到生人的孩子一样，我害羞又紧张，心里却也有点兴奋，想总会得到一样礼物吧。我向父亲走去，他从口袋里掏
出一块白水晶，我把双手伸出，他将白水晶放入我的手中。爸爸开始说话了，我却只管盯着手中的这件礼物，这是我们称为“甜玻璃”的冰糖。我每天揣在口袋里，
有时拿出来出来舔一舔。
虽然我跟父亲长久分开，但是父子之间仍有一种天然的亲情。有一天一个屋里比我大的男孩嘲笑我爸爸，说他身上穿着件土色的藏袍，看上去像大便，我绕着屋子追他，狠狠地捶他的背。
每次爸爸来探姑妈时，我都被召唤到他跟前，我们的谈话很简单。他问：“你乖不乖？”我点头。“好好听姑妈的话。”他就把太妃糖和肉干塞到我的口袋
中。我经常向其他孩子炫耀得到的礼物，也知道他们嫉妒得要死。他们羡慕我，因为我爸爸有那么点儿神秘，又似乎是重要的人物，每次他来，家里总是大方地招待
他，让他睡在全家最好的房间里。
姑妈始终没有忘怀旺姆的死，她拼命地工作，夏天她下田，冬天她没日没夜地纺织羊毛，另外她还料理家里内外的杂事。她更加地疼爱我了。
有一天爸爸来了，我知道他计划着要带我回家，我看见姑妈在哭泣。那年我九岁，父亲认为是我返回帕南的时候了。
那是个夏天的清晨，姑妈把我叫醒，端给我一杯茶和一碗甜的红薯饭。这只中式的瓷碗是从家里神坛上取下来的，上面有两只蟠龙。吃红薯饭是要讨个吉利。
姑妈交给我一条哈达，她让我把它放在我床上的毛毯上，她说，这表示我有一天还会回到这座房子来。我杯子里的茶满满的，这也表示我很快会重返这儿。她指着一
叠新衣裳嘱我穿上，这是她特地准备的，我穿上衣服后，她替我四面拉平。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我心中很悲伤，看得出姑妈也很伤心。我是吃她的奶，在她跟前长大的，她待我如子，而自己的女儿又死了。她看着我穿上新衣，又帮我整理上衣，系紧两头。
全家都聚在院子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六七匹小马都上了鞍，两边挂着木头盒子，我看着爸爸指挥若定。家里人一个个走来，每人给我挂上一条哈达，不久
我整个人都被哈达遮住了。姑妈是最后一个，她走向我，手里拿着一条不知有多么细的丝织哈达挂上我的颈项。她拥抱我时，脸上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脸庞，虽然我在
数不清的哈达之下，几乎不能动弹，我还是挣扎着去抱姑妈，并且放声大哭起来。邻居们都闻声赶到，过来围观，有些人仍然往我头上挂哈达。
有人说道：“俄珠好像新娘子出嫁哩。”我擦干眼泪，平静下来，接着被抱上小马。村里的孩子们开始唱：“新娘子，新娘子，”我恨不得马儿立即把我拉得
远远的。祖母和爸爸打头，马队启动后，渐行渐远，喊叫声消逝了。我脖子上的哈达像旗子一般随风起舞，姑妈骑着驴伴随我们走出村子，走了一段距离后，她赶上
来把我脖上的哈达都取了下来。
父亲有时候转过头来看我，我尽量避免跟他的眼光相遇。到了家，这里的家人和邻居都在等候着。我被抱下马，有个人又上来给我挂上一条哈达。姑妈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才返回加措夏尔，她是哭着走的。
在帕南我开始了成年人的生活。那时后，一个藏族孩子成长很快。我父亲和哥哥都在十四岁时就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了。在新家我没什么事可作，哥哥和姐姐们
掌管了家中一应琐事。我感到生活很单调，也尽量躲开父亲，他似乎年纪越大越庄重威严了。我记得他以低沉的调子喃喃诵经，这更让人难以跟他亲近了。
我现在回想当时父亲对我的爱，是混杂着对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悲哀。他躲开我，因为我让他回忆起母亲，也可能他感到无力照顾我。他从不谈论母亲，连她的名字都不曾提过，他没有忘记她，而是不能面对她已经不在的事实。
母亲去世之后的一年，父亲再婚了。我回到帕南的时候，继母已经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到当地的嘎东寺当和尚了。继母很善良亲切，不像父亲那样难以亲
近，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后娘，她总是慈爱地拥抱我。父亲死后，哥哥变成一家之主，他搬来跟继母一块儿住了。她还很年轻，我们家的人认为如果迎进来一个新娘
子，会引起争吵不和。在西藏人们为了保护家产不分散，几个兄弟共有一个妻子是很平常的。我们家则是哥哥娶了继母，她还年轻，可以为他生养孩子。
搬回帕南给我最大的补偿是邻近有个嘎东寺，离我家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父亲的两个哥哥都在寺里出家，有时候大人带我去，有时候我感到无聊时，也会
自己前往。祖母注意到我经常在那儿流连忘返，她就跟我讲我诞生时的事，并且建议我也出家，我听了很欢喜。在村子里我十分孤独，但在寺庙里我有很多伴儿，连
大人都肯花时间在我身上。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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