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8）

第五章 逃亡
以前我只从远距离看过罗布昆泽，关于它的历史唯一知道的是，此处是一个被遗弃的破庙。中国人在寺庙的顶层建了两座木制的瞭望台。我们在步枪瞄准之下，被推 进大门，很多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士兵们好奇地盯着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士兵在等候，我们被交付给一个年长的军官，两个守卫开始搜查我们随身带来的物品。
我带来了卧具和家里给的一些衣服，另外还有一个珍贵的礼物 — 一只金的劳莱斯手表，这是1956年我进入哲蚌寺时，哥哥送给我的。“拉萨离这里很远”，他对我说，“你如果碰到任何的困难，可以把这只手表卖掉。”僧侣 们是不可以戴手表或珠宝的，我从来没有戴过这只劳莱斯手表，可是记得哥哥的忠告，所以始终把表带在身上。现在罗布昆泽的中国人把表收走，交给我一张纸条， 说是表的收据。看守人把我们随身的东西都没收了，也拿走皮带及藏人用来系藏袍的长腰带，他们给了些长的细绳子，用来系裤子。
我被带到一间很大的长方形屋子里，布满尘土的地上，放着七张垫子。看得出这间屋子以前是很华丽的，墙壁上还有已经褪色但是隐约可见的壁画。守卫们把 我的棉被往地上一丢，扬起一阵灰尘。其他的犯人立刻围过来，好像是在自己家里欢迎客人那样，他们伸出手来帮我把背上的袋子取下来。一个老人挪出一块空间， 把我的棉被放了上去。
这里的犯人都穿着平民衣服，但是从他们的光头可以看出其中三个人曾是僧侣。他们急切地要知道，我从哪儿来以及为什么被逮捕。他们大都因为卷入了西藏 的抗暴而下狱，虽然大家在那次行动中都只扮演边缘角色。中国人坚持说我们犯了反抗共产党和祖国的罪，这是一项严重的罪状。在嘎东时，他们就说过，共产党会 无情打击一切它的敌人。
罗布昆泽有二百名犯人，大部分是邻近的村民。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手和脚从来都没有离过手镣和脚铐。由于双手被铐在身后，没有别人的帮助无法吃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脚步声吵醒了，一名守卫打开了沉重的木门，提进来一壶茶。我们就靠着茶和各人家里送来的食物为生。我大哥也关在罗布昆泽，虽然不 能交谈，但是在院子相遇的时候，我们总是交换眼神。我很担心家里怎么能负担我们两兄弟的食物和煮食的燃料。家人提供给我们糌粑和牛油，外加一些油炸的小 饼。接见家人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每天把食物送到守卫那里。
这套系统着实聪明，监狱的费用摊到普通西藏人民的肩上。囚犯家属被告知，他们是否跟当局合作会直接影响到犯人待遇的好坏。普通家庭都以为他们如果能 够按时供应食物，牢里的家人就会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大革命时，上面认为犯人家庭越跟政治犯保持联系，就越表示他们的思想反动。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又被叫去审问。一个中国军人上身穿着普通士兵的土色制服，裤子却是官阶比较高的干部所穿的蓝色长裤。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长圆的 脸。一个叫邓珠的翻译作了自我介绍，象很多其他替中国人做事的藏人一样，邓珠看起来紧张而缺乏自信，他也穿一身中国干部的蓝色中山装。
审问开始很温和，同样的开场白：你知道党的政策吗？接下来又是那句口头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翻译用诗歌所特有的轻柔和韵律，把这两句话说了出来。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宽大？”中国军官问我。
我没有回答。
“宽大”，他紧接着说，“不表示党对一切反革命行为闭上眼睛，如果一个人应该被判死刑而政府却判了他无期徒刑，这也算是宽大。”
我点点头，但是这并非表示我同意。
次日，我被带进另外一间很暗的房间。从一张狭窄的窗户射进来的一束光，使我可以看清楚靠墙的桌上摆着刑具，一根大棒子和一些粗麻绳。屋子的角落有一堆手铐、铁链和脚镣之类的东西。
中国军官提了一大串我八岁以来的生活的问题，我的回答被记录下来，并且跟我以前说的话做了对照。审问者静静地听，偶尔打断我，让我解释一些更细节的事。刑具在桌上，墙角是那堆手镣脚铐。
第四天谈到1959年的事情。这名军官现在提高警觉，对我说的每个细节都仔细分析，他特别想知道，拉萨起义是不是有组织的行动，如果是的话，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一再重复地问：谁指使你的？你有哪些朋友？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提到的任何名字都会被当作嫌疑犯。
我坚持说没有任何人指引我在3月10日那天，到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去参加示威活动。军官突然用手猛拍桌子，举起一双手铐在我的面前摇晃。我警惕地观察他手的动作。
这名军人开始问仁曾丹巴大师的事情，他指控大师是一个印度间谍。非常奇怪，一提起大师的名字，我的精神如获甘露。军官说已掌握了证据，证明仁曾大师 是间谍，我知道他在设圈套。我说，他应该直接去问大师，并拒绝再说话。军官拍着一个本子说：“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面。”我依然拒绝合作。
军官拿起一支笔，把它放在桌子的边上，指着笔对我说，我的命运已经到了边缘，他发出最后警告：坦白是唯一的出路。两名士兵把步枪底座顶住我的背后，我从椅子上跌下来，跪在地上，全身颤抖。
这个军官怒吼道：坦白！坦白！邓珠也跟中国人一起打我，同时还把军官的命令翻译成藏语给我听。
中国人要我检举我的精神导师，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会伤害仁曾丹巴的事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被关起来还是已经被遣返印度了。我自己从 来没有做过任何跟政治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不管他们对我怎样拳打脚踢，也不能引诱我对无辜的仁曾丹巴大师套上这种荒谬的罪状。
很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中国共产党多重视坦白交待，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强调坦白是一种美德，而抗拒人民解放军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有一个中国 军人拿西藏人跟解放军的对抗比作鸡蛋碰石头。每个犯人都必须坦白自己的罪状，只要还有一个犯人没有坦白交待，当局就认为工作尚未完成。
一个西藏人被逮捕之后，中国人总能够罗织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然后用尽一切诡计从他口里套出所谓的坦白交待来。他们找此人的家属、朋友、和任何 跟他哪怕只有分毫关系的人谈话，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用的话，他们会对他周遭的人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最后找出一个人来检举他是反革命分子。
在罗布昆泽有一个从帕南来的藏人名叫松西旺加。他非常固执，拒绝承认犯过任何罪行。中国军官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为何逮捕他，所以松西不知道到底应该坦白什么。“我没做错什么事”，他一再重复。最后，他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坦白交待，检举他是个反革命匪徒。
中国人发现松石跟帕南的一个妇女有过暖昧关系，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这个女人在盛怒之下检举丈夫“曾经窝藏康巴的游击队员”。松西可能连康巴人是难民还是战士都搞不清楚，不过他妻子的“坦白”刚好是中国人要的。
开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坚持要人们承认自己犯了罪。不久才发觉这是共产党政策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就表示“党是正确的，而个人是错误的。”对党来说，坦白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党可以证明一名暗藏在人民里面的敌人被消灭掉了。
我承认西藏起义时自己在场，这一点我以为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要把所有抗暴时在场的人抓起来的话，那就得把拉萨全部的居民都算逮捕。然而不管怎样的毒打，他们都没有办法逼我对仁曾丹巴作伪证，最后只能以我参加三月间拉萨抗暴的罪名起诉我。
一天早上，大家在院子里排着队，几个新的中国军官到达了。一个年纪大的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调查结束了，我们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拉萨暴动之后，整个藏区都实施军事管制，并设有军事法庭。
点到我的名字，我往前跨出一步，接下发给我的一张纸。信笺是红色的，正文是黑粗体的中文，“江孜军事裁判庭”是唯一的藏语，我不明白这文件是什么。 大会结束后，大家都拿着手中的纸，围着那个年轻的藏语翻译。这年轻人拿着一张张纸看，并且读出上面所写的判刑年数。他看我那张纸，说：“七年”。
在宣布判刑之前，我并不感觉害怕，因为这段时期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些磨难终究会过去，我会被释放。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天真，所有被关进监狱的人都相信，只要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大家都会获得自由。我作梦都没有想到，以后的三十年我将会在监狱中渡过。
中国军事法庭发给我们正式的判决书，没有法院听审，仅仅这样一张空泛的文件就是全部的法律程序。他们关起门来作了所有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申诉的权利。我被判决七年，并划为反动阶级，刑满之后三年，还得继续戴这顶帽子，并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党获得胜利，正式的调查结束了，暂时不再遭受毒打。但是审问还是持续不断，他们每天都要问我们在想什么，是否还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制 度下，进监狱不只是一种惩罚，也是一个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第一项任务是改造思想，把旧西藏的一切都从记忆里磨灭掉，学着拥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劳 动是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我们被强迫劳动。每天早上犯人排队点名，然后列队走到田里，这里本来是藏人放马的地方。村民们很早就发觉这块不毛之地很难耕作和开垦，所以聪明地决 定，把这里当作放牧地区。现在中国人认定这块地应该耕种开发。1961年严寒的春天，我们六个人背着一个巨大的犁到田里去垦荒，必须想法来拖这把犁，试着 把绳子套在车轴上，一边三个人往前拖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士兵站在犁上以增加重量，这样犁的刀刃可以伸入土地里去。
这名士兵很得意，站在犁上好像驾着一辆战车，如果他感觉到我们没有用足力气拖犁的话，就用一根粗线编成的鞭子抽我们的背。午饭时是唯一的休息时间， 可是这段时间里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个长官给大家唸《人民日报》，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领袖的事。我们应该学习的兄弟友邦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 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苏联也在名单上，那时苏联还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些社会主义敌国的名称，打头的当然是美国帝国主 义和英国。
我们还学了社会主义伟大领袖们的名字：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人的巨幅肖像挂在监狱里最显著的地位。斯大林的地位特别崇高，后 来在文革期间，毛的肖像占了墙上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花了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耕作那一块地，每天拖着犁在充满石块的地里劳动。我痛恨听到犁的铁片刮在石头上 的刺耳声音。唯一的安慰是当家人来送食物的时候。
1961年7月，我们被转移到拉萨去。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从田里叫回监狱。其他的犯人都已经在院里等着了，士兵们叫我赶快打铺盖卷。
我背着一捆毯子走出来，四五十个士兵围着院子里站立的囚犯们，五辆军用卡车停在寺庙前面，行李背包集中放在一个大卡车上。士兵把我们的双手用粗绳绑 在身后，看到犯人双手绑在身后，试图爬上卡车的滑稽无助样子，我简直哭笑不得。大家推搡着，有的人甚至笑了出来。士兵们非常不耐烦，他们两人抓住一个犯人 的肩膀，把他直直往卡车上一甩，我被同样的方法甩进卡车。一共三十个人塞上了这辆卡车，囚犯挪动身体，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位置。
四个看起来很紧张的年轻士兵端着枪坐在后面，更多的军人坐在卡车的顶棚上，另外一些人坐在我们座位之间的木板上。汽车两边插着两面巨大的红旗，车顶 上也是一片红旗飘飘。一上路之后，汽车就加速，士兵们开始敲锣打鼓，命令我们唱歌，只准唱一首“赞歌”，歌名叫着“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人民真正好！
铲除反动派！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跑！
中国人民大团结，卷起社会主义大浪涛！
我们必须情绪激昂地大声唱，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指责我们暗藏了反社会主义的情绪。犯人只好声嘶力竭高声唱“社会主义好”。后来这支歌由于其它的原 因，变得非常有名。有一名犯人无法通知家人，自己已遭到逮捕，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他看到同村一个叫达加的人也在田里，就编了另一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好”：
达加兄弟！
达加兄弟！
捎个信给罗布扎克。
告诉家人我有东西吃，
也有衣服穿，
他们要心安。
只把孩子照顾好，
就说我上拉萨了。
中国守卫只知道这支歌的韵律，因而不知道它的内容已经被偷梁换柱了。
卡车往前开着，红旗飘扬，汽车引擎声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向我们挥手，大概以为这是一个歌舞团，万万想不到几辆卡车里装的都是犯人。
两天之后，我们到达了拉萨外围的堆龙扎村，这里已经改成一个军营了。每人发了一套制服，是卡叽布的旧军服，拉掉了口袋，全部染成深蓝色。
从这儿再继续开往扎奇，此处以前是拉萨城外的一个西藏营地。那天晚上我们挤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过夜。整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卡车上一天的颠簸，弄得人筋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一个高大的人打开门，把两个犯人叫出去，为大家准备茶水。我随身带有家里给我准备的簪粑，就著茶吃了。屋子里的气氛稍为松驰下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大门是开着的，开始我们还有一点犹豫，但是逐渐地大家一个个走到门外去，好奇地打量着这所新监狱。
在狭小的空间里，犯人们肩擦肩挤成一堆。这里关的是藏军部队的残余，和一些光头上长出短发来的数百个僧侣，他们现在都成为中国人的阶下囚。我猜想扎奇西藏第一监狱大约有六千左右的犯人。
有几天时间没有审问，也没有大会和劳动任务，大家稍为放松了一口气。我发现一些以前哲蚌寺的僧侣，就坐在阳光下交换彼此的经历和最新消息。一天晚 上，回到临时监宿，同伴说我错过了今天的一个集会，有个中国军官把大家的名字和有关细节都登记下来了。第二早晨，这些人又被点了名，将被转运到另外一个地 方去，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
犯人们被分派到西藏和中国各地不同的监狱里去。我在罗布昆泽的同伴们被分配到偏僻的藏南茂密森林地区的山南监狱。
山南后来变成了死囚监狱，很多同伴在那儿饿死和病死。我能逃脱山南的命运，是因为那一天没有参加点名。我被分在一个劳动组里，沿着拉萨的河谷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替中国军队修建房屋。
我们在露天搭帐篷过夜，随身只带了很少的个人日用品和卧具。早期，中国人不发棉被给犯人，所以必须随身带着自己的被子。帐篷四周围着非常密的铁丝 网，连一只手都伸不出去。一大团活动的铁丝网用来充当大门，两个士兵日夜守在那儿，另外有几个守卫背着步枪，在营地的周围走来走去。每天早上我们从营地步 行到工地去，中国人加紧在西藏地区筑路、建造房屋。
我不太清楚，缺乏食物和生活必须品也属于惩罚的项目，还是仅仅因为中国人没有准备好，不知道怎么应付巨大数量的犯人。总之我们必须自己设法张罗用 具，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的逮捕，根本没有时间打点行李，带上搪瓷杯子和碗等日用品。而没有碗就领不到 食物，有一些犯人带了自己的木制碗，可是这些碗很快就裂开不能用了。平时藏人的奶茶给木碗上了一层油，所以很耐用，但是牢里分配到的热汤把这层保护油层冲 刷干净，木制碗很快就裂开了。
在堆龙扎食物很快变成严重的问题。我家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没有办法供给我食物。我的脑子整天都在想着吃食，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伙食 一成不变每天早晨有一杯红茶，晚上有一碗面上漂着几片菜叶的稀汤。每晚狱方分配给每个人4盎司糌粑，这是第二天的食物。可是很多犯人太饿了，他们等不到第 二天，当天晚上就把它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表示他们第二天中午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每天晚上返回营地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碗汤。如果谁幸运地有一只大碗，那他就可以得到一整碗汤。如果只有一只小碗，那就只能得小碗汤。一切只凭碗的大小来决定，没有其它的办法。
在整个监狱体制里，食具成最珍贵的东西。有些犯人弄到中国士兵定粮的锡罐子，我们常常在垃圾堆里面寻找这些非常珍贵的空罐子。这些罐子易锈，用了一 个月左右就锈穿底了，没法再用。有时候犯人把生锈的罐子再重新打造成稍为小一点的形状。最抢手的罐子是里面镀了一层黄色涂料的，这种表示它们不会生锈。
我们学乖了不常洗刷这些罐子，否则黄色的涂料就会驳落，罐子也会很快穿底。有涂料的罐子原来是装了猪肉的，有时候在找到的罐子里面还残留着一点碎肉。
这种罐子被视为稀有珍品。
我在军营附近找到这样一只罐子，我把它珍藏着，甚至还专门为它做了一个木头的盒子来存放，这样便于随身携带。在监狱里你甚至会用珊瑚绿宝石或金戒指去换一个有涂料的罐子，因为在牢里生存下来是头等要事，珠宝都已经失去了价值。
食物的匮乏越来越严重，分配的少量糌粑根本不够延续我们的生命。我已经没力量承受自己的体重了。饥荒开始了，有天早上我醒过来，发觉两个囚犯已经在夜里死去。我们晚上睡觉，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活着醒来。
以前的僧侣生涯使我训练有素，我把糌粑配粮分成很多小团，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一小团在嘴里。大家把皮靴放在一起煮成一锅很稠的汤，人们吃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有的人吃草，这使得他们胀气，病就更加重了。
我们忍受了一年多的饥饿。后来中国人解释说，社会主义友邦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且逼迫中国偿还以前的借贷。有个中国军官说苏联要求中国用五谷来偿还贷款，这就是当时中国全国面临严重饥荒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承认，粮食的短缺是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的。
1962年年底，我们又被调回扎奇监狱。大家都必须参加大会，总结经验。整个藏区的囚犯都来到拉萨，我们发现，过去两年之间，很多1960年被逮捕的人都饿死了。上面还是根据旧的名单点名。当一个名字被点到，没有人回答时，其他的犯人就大声喊：“他已经饿死了。”
年纪大的中国军官明白这些问题，可是又不能承认。他们警告大家不要提饿死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可能有人饿死？后来点名又开始了，对中国人来 说十分尴尬，一个死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没有人回应，大家都保持沉默。点名的军官等了几秒钟，在群众里望望，没人反应。最后有些人用藏文说：“他断气了。” 中国干部对于这样的回答相当满意，因为这就不至于让社会主义新社会背黑锅了。从此以后，每次点名，点到死人，我们就回答：“他断气了。”
后来我们被编成较小的组。有一天，中国干部在藏人翻译的陪同下，过来跟犯人谈话。他似乎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了，表示可以把我们送回原住地附近的监狱 去。对我而言，就可以被送回罗布昆泽监狱。中国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我们很快发觉，把藏族囚犯分成很小的组，是怕发生暴动。当时印度和中国正频临战争爆发 的边缘，数十万藏族囚犯对中国内部安全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表面上的仁慈，只是一种策略，为了稳定人心而已。
在我返回罗布昆泽之前的几个月，监狱里的学习会集中讨论新的题目：指控印度为“扩张主义者”，还骂印度元首尼赫鲁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上面攻击印 度越厉害，我们就越抱希望，西藏能够很快被解放。我们并不知道监狱大墙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中国对于印度的强烈抨击，使我们相信达赖喇嘛可能在国际上 得到了支援。大家都祈祷能够及早得到自由，监狱里人们悄声地传说“快了，快了”。
11月的一天，一组人被推上一辆卡车，将被转运到罗布昆泽去。我觉察到中国干部提高警觉，对于印度感到极度愤怒，说印度想“蚕食”中国。大家都暗 笑，有一些胆子大的囚犯说：“你们也是这样对待西藏的。”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听了之后居然没有发作。每当监狱外面的情势紧张，监狱里面的控制就会放松。 犯人现在也能够得到一点家里的消息，我获知家中受到极大的打击，所有的土地都被没收了。
上面甚至开始释放犯人，每天都有五个到十个人回家。能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给人们注入了无限的力量。大家都聚集到院子里去，跟那些幸运返家的人道别， 他们也会安慰地说，不久就会轮到我们了。1962年的10月和12月之间我们的士气非常高昂，好像转机就会来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相信自己也会被释放，我决定返回嘎东寺去。我听说那里还剩下一些僧侣。每天我都幻想着是轮到我向其他犯人道别了，我可以走出大门，爬上送我们回家 的卡车上去。12月一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囚房内的二十名囚犯中的五名被命令卷铺盖，我是其中之一。我把东西捆成一卷，笑声夹着窃窃私语声，每个人都在微 笑。我走出门口，看见其他人都已在外面等着了。原来以为只需要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回家，可是等了又等，一点动静也没有。
两辆军用吉普车开进院子来，上面坐了一些穿蓝色毛料服装的高级军官，监狱干部急忙跑出来迎接。他们彼此笑着握手。我们还在等待，又等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动静。
到了下午，一个藏人翻译叫我们先返回囚房，说到晚上才会被释放。在房间里的等待越来越令人坐立不安，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铺盖卷打开。后来一个守卫来 把大门锁上了，他告诉我们今天回不了家。第二天发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很大的标题：“中国胜利了！”这个标题说明了一切问题，被释放的希望幻灭了，我又要重 新面临饥饿、少得可怜的口粮、沉重的劳动和不断的殴打。我得把愤怒按捺下去，我们没有任何的反抗力量。
大家被集合到院子里去开会，我发觉中国人都兴高采烈，他们走路时带着一种新的傲慢态度。一名军官发表了一场胜利演说，宣称中国非常强大，人民解放军宽宏大量，暂时停火，接着他开始辱骂达赖喇嘛。
中国人对藏人的精神和政治领袖的态度有了突然的转变，以前共产党总是比较谨慎，不直接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但是现在却直接辱骂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说印度迟早会把他遣返西藏。一个军官说：“你们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梦想是永远地粉碎了。”
我知道释放是无望了，所以开始考虑逃亡。在没有惊动牢里其他二十名同犯的情况之下，我悄悄打听到另外有六名犯人也准备逃亡。其中包括一个六十八岁名 叫杰波的老人和他的儿子旺杰。杰波说他宁可死在逃亡之中，也不愿意留在监狱里。还有另外一个嘎东的和尚名叫洛丹格桑。我不太熟悉洛丹，由于他来自于同一个 寺院，所以我信任他。另外一个年青名叫达杰，他对山里和高原地区的地势很熟悉，这是非常有用的。他家的人已经逃到印度了，达杰想去跟他们会合。
大家推举我来布置逃亡的计划。当然不能够在白天工作的时间逃走，唯一的可能性是在夜里。对于罗布昆泽监狱的结构我相当清楚，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逃 脱。这间牢房以前曾经是厨房，一边的墙后原来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和牛粪的小门。我第一次到罗布昆泽的时候，管理人令我把这个小门封闭，所以我知道，把几块 土制的砖挖开是很容易的。
有一天早上，守卫来把大家带去劳动，我假装病了。很幸运，他没有继续追问，就把门反锁把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我走到墙角开始用一根小棍子去挖墙上那 一块比较软的土砖。泥土很松，我很快就感觉到砖头开始松动了。只是现在不应该把它们推倒，否则声音会惊动守卫。我把缝挖大，伸入手指，把土砖一块一块卸下 来。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做的挖掘工作，我们必须当天夜里就逃走。那天晚上，犯人从地里返回来之后，我告诉那个老人今夜的行动计划，并且让他转告其他人。
午夜时分我爬到墙角，把泥砖一块块卸取下来，已经看到天上的一颗星星了，接着我的肩膀也能够穿过洞。老人跟在我后面，接着是他儿子和其他几个犯人。 我叫他们贴进墙壁，守卫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可是这座墙很高，他们在黑暗中看不见我们。当最后一个人也从洞里爬出来后，我们开始往山下爬行。接近村庄的时 候，狗儿吠叫起来，我很怕会惊动守卫，想像着他们拿着火炬从山后追赶上来。月亮晶莹，整个晚上我们都朝着山里疾行。天亮时，到达山际的顶端，往下看去，整 个村庄都浸在晨曦桔色的微光之中。我们在一个小山洞休息，大家倒头就睡。
达杰把我推醒，到山洞门口指给我看，山下有一队中国士兵骑着马朝山上走来。士兵们把村庄四面包围起来，进行搜捕。我们决定继续入山，往不丹边境逃亡，这有四至五天的行程。
那是隆冬时节，山路被雪覆盖，我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脚印，给搜捕的中国士兵提供了线索。必须日宿夜行，太阳一下山，温度就降到零度以下，我们褴褛 的衣衫不足以御寒，疾行却使身体保持温暖，月光也在夜里照亮了小路。白天很暖和，太阳照在雪上非常剌眼。我们随身带着糌粑，加一点水，这就是干粮。
翻山越山岭，走了五天四夜，追赶的人似乎越来越逼近了。达杰是向导，他对于山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五天我们从一个高山上往一个叫甘巴羌塘的河谷走 去。达杰说我们只需要穿过一条小路就可以到达边界，一切就安全了。正在我们眺望不丹边境的时候，一队骑兵骑着深色的马从东边的雪地里朝我们赶来，同时开 枪。大家都开始奔跑，我跳在一块大岩石的后面，这里是放牧者搭建起来的牲畜栅。一颗子弹打在我身旁的石头上，声音震耳欲聋。我把身体紧紧贴在石壁上，几乎 停止呼吸。我听到枪声和士兵们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他们正向我走来，接着步枪的枪托打击我的头部和背部。脑袋深处有一长串的响声，我失去了听觉，还没有站 稳，两个年轻的士兵已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并且把我扛在肩膀上。其他的同伴们也都被逮捕了，我看见三个士兵在打那个老人，其他的士兵在打他的儿子。
我们被带到一个名叫旺丹巴左的村子里。村民站在狭窄的泥路两边，手在空中挥动，口中喊道：“打倒反动分子！”我们被拉在村民面前游街，有人大声喊叫：“反动分子应该接受处罚！”村人惧怕中国人，如果不辱骂我们，就会被指控是协助反动分子逃亡。我试着不去想下一步的命运。
那一夜我们被关在牛栏里。午夜听到轻微的脚步声走来，停了一瞬，又消逝了。天亮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人在门口放了食物，大家象畜牲一样狼吞虎咽地吞食。
第六章 蓝天之下无处可逃
到达罗布昆泽，已经是太阳下山的时分，晚霞下的监狱看起来非常祥和。守卫把监狱的大门打开，嘎吱的响声向难友宣布亡命者回来了。大家全被召集到院子里，警 卫把我们交接了。一片死寂，只有狱警来回踱方步的声音。一名卫兵命令我们把头低下来，接着所有的犯人开始喊道：“打倒反动分子！”这种口号以前都听惯了 的，但是下面一句却是第一次听到：“枪毙反革命分子”。
群众的吼声慢慢平息下来，一个名叫严培的犯人走上来，他平常是一个受犯人尊敬的好人，现在他显然受到命令，来主持这场斗争大会。他按照例行公式指责 我们的反革命行为背叛了“党的仁慈”，他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接着少数几个留胡子的犯人中的一名往前跨了一步，他同样高声斥责反动分子，举着拳头凑近我们 说“你们今生今世完了”。听了他的话我很震动，怕中国人会借机说囚犯们要求把我们处死。
那天晚上我们被关在露天里，气温非常低，没有棉被和毯子。全身疼痛，冰凉的金属手铐和脚镣嵌进手腕和足踝的肉里。我试着把衣服的袖子和裤腿塞在刑具 和皮肤之间，可是一下就滑落出来。大家都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再去抵抗饥饿和寒冷，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把我弄醒。
我们被转移到江孜监狱，这是藏区主要的监狱之一。一行七个人由守卫押著推上一辆牛车，一路上不许说话，经过了一整天的行程，夜里到达江孜。那里没有 电灯，几个狱警拿着火把出来，把我们推进一个房间。我跟伙伴们说，我们要承认逃跑的事，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不应该彼此指控对方，也不要检举别人。
我曾经在江孜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人入侵西藏，现在我成为入侵者的囚犯，又返回这里。对这个城市我记忆犹新，因为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达赖喇嘛。这个 监狱原来是西藏政府所在地，传统的泥砖砌成的房子，中国人只做了很小的修改，把它变成了一座监狱。江孜大约有二千名犯人，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藏军。
一到江孜，我跟其他六个人就分开了，偶尔我们会在院子里举行的大会上见面。我被关进一号牢房，跟其他十一人一间，他们象是在家里接待客人那样对我表示欢迎。这个牢房很新也很干净，我猜想是犯人们自己修建的，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牢房是一个很简单的长方形房间，由土砖修砌成的，两边都有较高的平台，上面铺了薄薄的草席，算是床，我嗅到新鲜泥土的味道。门上贴着两张以藏文和中 文写的监规。第一条，任何时间都服从守卫的指挥；第二条，犯人不可以散布谣言或攻击社会主义；第三条，犯人不可以跟亲戚或朋友联系；第四条，不可以把棍 子、石头、绳子带进牢房等等。
墙上高处有两个狭窄的开口，算是窗户。每个人在平台上的那一见方地就是他的活动空间。犯人之间有不成文的规定，不可以侵犯别人空间，这一点是非常重 要的。每过一段时间当局就把我们搬到另外一个牢房去，这种固定的转移就把原有的私有的空间打乱了。牢房的角落里放了两只巨大的便桶，一到夏天，泥土的新鲜 味就被人的粪便味道掩盖下去。每天早上两个人轮流去倒粪桶。白天出工，夜里，牢房的门从外面反锁。
我又重新被提审，这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到达江孜的第二天审讯就开始，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中国干部等在那儿，他们都穿着法制人员的深色 制服。长官名叫方远，是高个子，牙齿被烟熏得黄黄的。通过一个翻译他足足审问我六天，这段时间里他的嘴没有一刻不叼着香烟。方远通过翻译用一种奇特而精确 的方式提问，头三天问题集中在我以往的经历，又得从八岁那一年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我已经重复讲了很多次。
第四天，方突然把目标转到这次审问的关键上，“你为什么要逃跑”，他突然问。
从被逮捕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算准了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等了两年才有的吐露心声的时机。我告诉方，逃跑的理由是明摆着的，1960年我被审问的时候，遭到毒打；关在堆龙扎期间，很多犯人都饿死了；存活下来的犯人总是在饥饿边缘挣扎，唯一等待他们的是死亡。
中国干部听着我的故事，在第一个小时内，没有人打断我的话。我提到食物短缺时，方远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缓慢而做作地说：“缺乏粮食是苏联所造成 的。”他说中国欠了苏联大量的债务，对方要求中国以粮食偿还。方远坐下来让我继续说。我说1962年12月释放犯人那一次，我不在释放的名单里，感到非常 失望。
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常常会出奇不意地被带出牢房。方远态度温和，很少发脾气。但是审问后半段的问题越来越难对付，他们要知道我逃跑到哪里去，如果不 在不丹边境被逮捕的话，我要去跟什么人碰面。这些问题都是假设性的，所以我一再重复地说我唯一的意图是要到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去，这时他们会立刻终止审 问，最后整个审问过程也告结束了。
他们没有让我劳动，因为我带着手铐和脚镣，根本没办法作任何事。狱方使用几种不同的刑具。有一种是用很重的生铁打造的，两只铐之间只用很短的链子连 结起来。另外一种比较轻，两者之间的链子也比较长，但是手铐上有锯齿状的边缘。在审讯期间，守卫会用力捏犯人的手铐，尖锐的金属锯齿就会陷入手腕的肌肉里 去。
脚镣也有两种，一种是两只镣中间有一金属环子，戴上脚镣就几乎无法行走。戴这种脚镣的犯人总是痛苦地在屋子里摇摇晃晃地移动，生铁会剌到肉里，直到 骨头。夏天，脚镣下的肉开始化脓腐烂，严寒冬天的温度会使皮肤在铁链下破裂。我戴的脚镣之间只有很短的链子，仅两个圆环那么长，因此只能蹒跚地移动。
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我一切都依赖同监房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连饭都不能吃。大家轮流照顾我，喂我，帮我清洗身子，帮助我坐便桶。我现在还常常想 念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回报这些难友。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在西藏，一小部分的人已经逃到印度了。我记得有一个犯人把糌粑做成一个个小团子放在我的床边，这样我 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自己吃。仁慈的难友们舒解我的一切不便和痛苦。
中国干部考虑得非常周到，让哪一个犯人用哪一种刑具，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被关押、受惩罚以及偶尔施以小惠，在在都显示了共 产党的无上权力。每个演讲和每次问话都是以共产党的伟大作为开场白，对共产党人而言，肉体的惩罚是要达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会他们都要讲一段关于 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们学习用真心诚意来赞美共产党。手镣脚铐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 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
有一天牢房的管理人叶西旺杰来找我。大家都叫他江孜大爷，即父亲的意思，因为他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经象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非常负责，总是提醒 我们不要跟当局发生冲突。谈话时他留意不让别人听到，叶西告诉我，他刚刚参加了一个牢房管理员的会议，会上宣布每个参加逃亡的人都要作为斗争大会的批斗对 象。
自从中国人入侵以来，我已经经历过几次“斗争大会”，我的家人由于阶级出身不好，也在斗争大会上被斗过。党宣称斗争大会能够宣泄平民对地主和其他剥 削阶级的仇恨。斗争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口头上的辱骂和谴责，然后逐渐发展成拳打脚踢，中国官员一般都在远距离旁观，好像那只是街上行人发生口角。他们几 乎从不介入这种暴力行为，因为暴力行为只显示了“农奴们的愤怒”，这就能为党和它的官员们开脱一切责任。如果有人受伤，这是因为群众的愤怒，跟党无关。
村民、犯人和劳动单位全在中国干部的监视下，如果有任何人在批斗大会上没有表现出应当有的热情的话，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党干部就会找上门来。他们 会带着一脸的关切说，你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呢。这是警告你，他们已经盯上你了。到下一次大会的时候，你就必须抓住一个无辜者的头发，对他咒骂踢打，以 此来表示对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支持。西藏所有的喇嘛高僧和官员几乎都挨受过这种形式的暴力。没有其他的方式更比这种批斗大会更能展现党的权力了。
江孜每个月都有一次所谓“奖惩大会”，在会上改造好的犯人得到奖赏，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就会受到惩罚，惩罚常常以批斗大会的形式举行。江孜大爷的警告使我对将来到的惩罚稍为有一点心理准备，然而还是十分担忧，在这种大会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真正发生。
星期一早上轮到我了。中国军官们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大桌子前面。整个监狱都被士兵围住，他们的枪上都上了剌刀，狱警们也列队站在那儿。我们几人被带到 天井，排着队站在那儿，等候宣判。我的心砰然跳动，这次的集会似乎比平常的批斗大会更为隆重。从逃跑到现在已经六个月过去，一直都还没有判刑。我想我们可 能被判死刑，一般判死刑的犯人都会戴上脚镣，防止他们自杀。
一个生面孔的高个儿军官站起来，宣布这是一次奖惩大会。一个藏人狱卒大声宣布：“逃离罗布昆泽的犯人踏步向前！”我和同伴们戴着脚镣走出群众，灰尘在脚跟后扬起。我们站在高个子官员面前，其他的犯人被命令坐下，我们转身跟群众面对面。
一个年轻的藏人翻译员站起来开始谴责我们，说我们是出卖祖国、背弃人民的反动分子。这名青年大概是从江孜来的，他说的方言里夹杂了很多新的社会主义 术语。他鼓动其他犯人也来揭发我们的罪状，要求大家对我们背叛人民政府的罪行进行惩罚。所有的犯人就象合唱团一般开始高声叫喊“铲除反动分子！铲除反动分 子！”两千名西藏犯人的声音震天价响。当声音沉寂下来的时候，一个魁梧的犯人走近我们，卷起袖子，非常凶狠地辱骂我们，我以为他会打我。
“你为什么要逃走？”他问，他说社会主义的监狱是个改造教育人最好的地方，我们出卖了党和国家。他再一次地对我们一个一个地发问：“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现在要决定是发言还是保持沉默。我知道，虽然大家震耳欲聋地合声责骂，但是内心是支持我们的。我认为自己不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羞辱中国人，显示独立人格的机会。
“理由非常清楚”，我说。然后就开始把我的受难经过，包括很多犯人饿死的情况说出来。中国军官们显得坐立不安，而犯人们听到我的话都暗暗高兴，大家心里明白我们越狱的原因。那名魁梧的犯人被自己的问话引出这种乱子吓呆了，狱警命令他返回原地。
狱警点了另外一个叫塘泽沃帕的犯人，拉萨起义时，塘泽在江孜地区担任政府的低级职员，由于阶级出身而被投进监狱。他总是以巴结中国人来改善自己的境 遇，在监狱里以殴打其他犯人而出名。当他走向我的时候，我想他会对我下毒手。塘泽先赞扬党和社会主义，然后又问“你为什么要逃走？”
“为了怕饿死，所以我逃走！”我回答。
塘泽狠狠掴我的左脸颊，我倒在地上。他用手抓住我的后颈，把我掼在泥地上。他说：“土地是党，蓝天是人民，在天地之间，你无处可逃。”他走到每个逃 亡者面前，抓住头发，往他们脸上吐口水，象疯子一样暴跳如雷。一个士兵告诉他不要动手打人，这当然是装模作样，表示党的宽大为怀。其实在这种大会上，没有 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党的幕后指挥下进行的。如果有人挨打，他必然是在共产党的授权之下被打的。
批斗大会结束了，一个高级军官站起来宣判刑期。我们被形容为“重刑犯”，我的刑期第一个被读出来：帕南县的班旦加措八年，连续服刑，加上三年剥夺政治权利。我忧喜参半，不被处死我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我的刑期变成十五年了。
其他的人受到类似的判决，杰波因为已经判了二十年的刑期，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再加刑。他的双足戴着沉重的镣，中间只有两个圈圈长短的链子，军官宣布他要继续戴这种脚镣四年。
虽然这次被逮捕，但是我要逃跑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中印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的态度更为粗暴和傲慢，他们一再重复那句最得意的话“蓝天之下，你逃不出党的掌心。”犯人们都非常沮丧，很快能被解救的希望再一次消逝了。
判刑之后，方远来找我谈话，他说关押我的目的是要改造我，变成新社会的一部分，我没答话。他要我参加监狱里组织的教育学习班，这样就能够了解到共产 党是关怀人民幸福的。我知道中国人所谓的“改造”是什么意思，是要藏人全盘接受中国的一切，全方位否定西藏的生活方式。我拒绝了，决心拒绝配合中国人的要 求，跟他们进行合作。
过了几天监狱官来找我，这是一个神情紧张的中年汉人。犯人一般跟中国官员没有接触，我们都是跟受雇于中国人的藏语翻译打交道。这是我首次跟一个官阶较高阶的监狱官接触。他通过翻译问我，是不是还打算逃跑，我说不是。他又问：“你还有没有别的话可说？”
我问可不可以把我的手铐解开，立刻遭到拒绝。他接着开始长篇大论讲述对人民的犯罪，最后问我愿不愿意学习一种新的技术。他说，“你还很年轻，应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 我没答话，监狱长阴沉着脸对翻译说：“叫他说话啊！说话啊！”
“我连饭都没法自己吃”，我回答，“手脚都被铐住了，怎么能够学习其它的事情呢？”翻译把我的话转给他，监狱官非常生气，叫守卫把我带走。
后来我告诉难友这件事情，他们说我不接受监狱官的建议，真是大笨蛋，大家都摇头。监房的头儿叶什也问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
次日两个警卫带着翻译走进来告诉我，他们选中我去学习西藏传统的羊毛地毯的纺织技术。一个守卫替我把手铐打开了，我感觉一部分肉也被揭走了，我的手 仍然保持在背后的姿势，我试着把双手移到前面来，可是没有办法。我一再尝试，但是双臂完全是僵直的，手无法从背后移到前面来。我在肩膀上着力，要把臂膀往 前搬，但是一切都没有用，我还是不能移动。一种剌骨的疼痛通过肩膀沿着手臂往下延伸。
我突然想到也许双手已经作废了，这使得我的心狂跳起来。过去七个月是我进监狱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没有能力作最简单的事情，一切生活起居都得靠 难友们的帮助。我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可以做最普通的一些事情：把一个杯子举到嘴边；自己解开裤带；用指头梳理头发，从进监狱以来我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 里面长满了虱子，我很想用手去抓一抓。想到双手可能作废了，使得我几乎发狂。
狱卒让难友们替我摩擦双臂，这反而更增加了巨痛。他们把我带到医务室去，一个中国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并且按摩我的双臂。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才慢慢开始能使用双手，几个月之后才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灵敏和速度。
一个名叫瑞布沙卓拉 的老人教我纺织。瑞布沙是江孜地区卓有声誉的纺织师傅。他看到我脚上戴着脚镣，就对守卫人说“戴着脚镣不能工作。”他要求把我的脚镣打开，但是守卫说我是一名重犯，拒绝了他的要求。
脚镣使得我的纺织工作进行困难。藏式的纺织机是一种木结构，需要靠在一面墙上。纺织者应该盘腿坐在纺织机的面前，现在无法盘腿。瑞布沙和我设计了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在纺织机前面挖了一道两尺宽三尺长的沟，这样我就有地方放我的腿。
纺织需要手脚灵巧敏捷，我的进步非常慢。手指十分无力，打结的时候引起剧烈的疼痛，几乎没有力气举起梭子来把松散的羊毛线压紧成一排排整齐的线。瑞布沙很安静而且有耐性，他从来不会因为我的笨拙而发脾气，仅仅说：“我们再从头开始。”他一再地重复示范给我看。
1963年年底，监狱的日常生活慢慢上了轨道，中国人的组织工作更有效率。中印战争之后，监狱管理重新获得自信，在举行大会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得更 为傲慢，总是炫耀中国的丰功伟业。他们一再告诉我们，逃到印度的西藏难民都流落街头，成为乞丐，而且达赖喇嘛迟早总会返回中国。
我的生活是劳动、开会、睡觉，一成不变。每天太阳露脸后，就被狱卒叫醒，不管天气多冷，大家马上冲出牢房。跑到外面新鲜的空气里，给人一种自由的感 觉。清新的空气也会流进那间被粪桶弄得臭气熏天的牢房。每天犯人们轮流地去倒粪桶，他们把一根扁担穿过粪桶的把手，挑在肩膀上，也许戴脚镣的唯一的好处是 不需要担负这种任务。所有的粪便都被挑到离监狱远处角落的大池里，春天的时候，这些粪又被拿来当作肥料浇到田里。起床以后到开始劳动，这中间有两小时的时 间，劳动犯人就会给大家送来两大壶很淡的红茶。
每个犯人每月的定量是二十五磅糌粑。每日的定粮都在头一天晚上分发下来，管次日一天用。采石矿的犯人可以得到额外的配额，因为他们的工作特别消耗体 力。中印战争之后，食物供应略为有所改善。附近有亲属的犯人，被允许每月接受家里寄来的食物包裹，虽然有时候，狱警们会把包裹扣留下来，自己享用。
午饭铃响了，我们就返回牢房。值日犯又送来红茶，茶的唯一好处是热的，上面浮了一些茶叶，增加了水的颜色，实际上茶水没有一点茶的味道。接下来有很 珍贵的两小时自由时间，监狱管理人这时都去休息或者午睡。我学会了利用这两小时的时间来集中思考或者休息，并坐在床垫上默默背诵经文。有些犯人睡觉，其它 人坐在一起交谈自己身世和谈论的家人。
监狱里犯人之间很难建立友谊，因为当局非常留意不让人们之间互相熟络。每过三个月所有犯人都要换一次牢房，这是防止犯人有机会搞同谋活动。新的友谊 很快就被切断，你每天总是会见到不同的面孔，永远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见到老朋友。有一些刑事犯人被指派为“线民”，他们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话都非常 警觉。监视无所不在，如果一个犯人对监狱里的食物表示意见的话，马上会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报告上去。
我们本来是劳作六天，星期天休息，但是这种规矩永远没有实现过。虽然星期天有时候没有事，但是这一天总是拿来开大会或者学习，而这些会都是陷阱。管 理人员对每个人的发言都有记录，并且把它放入个人的档案里。学习班其实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我们大家都宁愿进行劳动，而不愿意参加这种会。
1963年监狱没有电灯，每天的劳动和作息都完全依靠阳光。太阳下山之前的一道桔黄色余辉照亮监狱，监狱管理人来察看是否每号人都返回牢房了。爬上 床，躺在那儿听到远远其它牢房的门被上了闸的声音，然后脚步声慢慢靠近了，守门人把我们的门也关上，同时上了门栓。最后一线阳光也退缩了，整个牢房陷入黑 暗之中。除了睡觉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们等待清晨的来临和木栅门再度被打开的声音。
我很喜欢我的活儿，纺织似乎比其它的工作悠闲一点。大部分的犯人都被派去从事建筑工。冬天的时候纺织机从外面移到室内，这样机器不至于遭受冰雪和风霜的打击。但是到冬天我脚上的铁链子就象冰块一样贴在皮肤上。我设法织一些羊毛在铁环上来作为衬垫。
1964年年终，有谣传说江孜监狱将被关闭，犯人将合并到西藏其它的监狱去。有一天早上，上面让我们把纺织机撤下来，因为所有的纺织工都要被转移到日喀则去。第二天我被命令卷起棉被，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被放在一辆军用卡车上。
在行路当中，我看到了嘎东。过去三年每天看到的只是监狱的泥墙。现在我看到以前的寺院和形状奇异向天边沿伸的山峰。嘎东就象几个世纪以来那样座落在 那儿，远远望过去，看不出这个山谷充满了忧伤和苦难。唯一能显示人们在遭难的是，寺院屋顶上没有新的祈祷旗在风中飘动。在江孜的监狱，我偶尔可以得到一点 家里的消息，才知道家人曾经是被毒打的对象，一切土地和产业都被没收了。父亲和继母从原来的房子里被扫地出门，分配到一间原来是仓库的小房间。由于他们的 地主出身，境况比犯人更为恶劣，以前的村民和佃户对他们象麻疯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主成为人下人，任何人都可以打骂他们，特别 是那些贴上“农奴”标签的人。
到达日喀则，天已经黑了。几个拿着火把的守卫把我们带到一个大院里，说今天晚上就在露天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仅有一扇很低的门。地面非常粗糙而且高低不平，没有垫子，我所拥有的破旧衣衫现在既要当被子盖，也要当垫子用。
我在这所新监狱的任务是建立一座地毯工厂。到达日喀则不久，就发觉对我们而言，时局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进行核子试 爆。一天早晨，犯人被召集去开会，中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军官们都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一个穿蓝色羊毛装和肥肥长裤的军官站起来，宣布中国是个强大的国 家，以后永远不用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了。他谩骂美帝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因为拥有核武器而任意称霸世界。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我坐在牢房里读着每个犯人必须阅读的《西藏日报》，学习课的时间，犯人必须坐在一起，讨论当天的社论。我当时被头条新闻中那句 “班禅一伙”的字眼吓住了，“一伙”这个字眼一般是用来指责那些意图推翻共产党的有组织的小团体。这篇文章谩骂班禅喇嘛，指控他建立了一个“黑组织”，反 抗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这一篇文章特别使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家以前就住在班禅仁波切居所的下面，目前所在的监狱又是塔什伦布寺院以前贮藏粮食的地方。我很困惑，以往中国人 总说班禅活佛是一个“爱国喇嘛”，他的寺院被称为“爱国寺院”，现在却如此严厉地谴责他。1960年西藏所有的寺庙都被中国收归国有，唯一只有扎什伦布寺 没有遭到毒手。
一天早上，整个监狱都被士兵包围了，说是犯人今天不用出工，这只有一种可能：要召开大会。大家在院子里集合，等待中国军官的到来。他们立刻开始谴责 班禅喇嘛，宣布班禅犯了叛国罪并且背叛了党。一位干部愤怒地指责班禅一伙脱离了人民群众，跟达赖一伙的反动匪徒们靠拢了。说到中途，这位干部把音调降得低 沉而柔和，假装他被班禅喇嘛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明白，班禅喇嘛到底做了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可能跑到印度跟达赖喇嘛会合了。中国人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称为“印度扩张主义扶持的两个奴隶主。”很久以后，中国的报刊才提到 了班禅活佛向中国领导上了一份七万字请愿书，中国人责备他污蔑了党和人民政府。打击班禅的运动更加深化，很多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人员被逮捕，关进了日喀则监 狱，可是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些人。
这件事使我非常担心，达赖喇嘛已经被赶出国门，我们现在唯一只能寄望班禅喇嘛成为西藏的领袖。在帕南地区，我们对班禅总是有特别深的情感，虽然过去 有一些藏人不满他“亲中国”。现在他突然倒下来，令我非常悲伤，我很知道中国人怎么对待其他藏人领袖。监狱领导告诉我们，必须对班禅喇嘛重新评价，每个人 要表态，这表示我们将很快地被强迫对班禅喇嘛进行控诉。
在日喀则没有待多久，一天夜里我被一个照在脸上的火炬弄醒了。“谁是班旦加措？”火光后的一个人问道。
“我就是。”我迷迷糊糊地回答。
他将火把直直凑到我眼前，命令我卷起铺盖走出监房。我已经略有所闻，知道将会再度被调到另外的工作组或是另外一间牢房。火把照着睡眠中犯人们的身 躯，这人又喊了我朋友洛登格桑的名字。洛登醒了，朝我的方向望过来，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受到同样指令。我在卷铺盖的时候，脚镣发出了金属撞击的声 音。我把所有东西和被子捆成很整齐的小卷，在监狱里我学会了珍惜每一件细小的物品，我的手在黑暗中摸索地面，看看有没有遗忘其它的东西。火把后面的人看不 清，可是从声音我听出来他是一个藏人翻译员。他在露天举着火把指点我们坐下，又给了一些热水喝。这时他说，我们将被转移到拉萨去。
把我们转移到西藏第一监狱的原因是那里也新建立了一所织地毯的单位，需要我们去指导那边的犯人。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会转移以及将会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翻译接着说，我们必须在天亮的时候搭乘公共汽车到拉萨去。
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一名中国军官在四名警卫的陪伴下到达了，翻译员的态度突然改变，中国军官对翻译说了一些话，他安静地听着，点点头，接受指令。令我非常吃惊，他给我了开锁，把我脚上的脚镣取了下来。
我的心飞腾起来。过去两年，这一对脚镣已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习惯它限制我的行动，耳熟它敲在院子石头上所发出的沉重声音，也习惯了早晨不能象其他犯人那么快跑到厕所去。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看上去比较自然，也较为舒服。
他们命令洛登和我背起行李，步行到汽车站去，前后各有两名士兵把我们夹在中间。那名军官和藏人翻译紧紧跟在士兵的后面。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必须 全神贯注地进行这个最简单的走路动作，因为不戴脚镣我已经忘了如何走路了。坐过牢的人一看我现在走路的这副怪样子，就知道我戴脚镣戴了很长的时期。
已经有一大群藏人和汉人聚集在汽车站了，有些人立刻辨认出我们是“重罪犯”。我们在离开其他旅客几米以外的地方站住了，放下背包，士兵们把我们围在 中间。那个军官离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几张纸，我以为是我们的旅行许可证。他让翻译告诉我们规矩一些，又打开一个袋子出示两付手铐，说上面命 令给我们铐上手铐，他不要我们觉得过于尴尬，决定免了。
爬上公共汽车，车上已经有十几个其他的乘客。从日喀则到拉萨的旅程开始了。道路崎岖不平，沙尘满天。尘土穿过窗户落到我们的衣服上和脸上，妇女们用 头巾包住了头。当道路比较平坦的时候，一个旅客拿出一盒饼干传递给大家。当这盒子传到我和洛登面前时，一个年轻藏人妇女用中文征求中国士兵的许可，他摆摆 手表示同意，我就拿了一小块饼干，洛登也拿了。那个女孩说：“多拿一些。”我极力克制自己，把篮子推开了。这个女孩用手抓了一把饼干放在我腿上，也抓了一 把给洛登。她的细心让我非常感动，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尝到这种美味。在监狱里我学会了节省，所以我把这些饼干留起来没有吃。
那一天太阳落山后，我们到达了日喀则和拉萨中间的一站 — 羊八井。记得以前第二次到拉萨时，经过这个城市。很多大卡车排列在路边，城里有很多新修建的中国式房屋，整个区域看起来象个大军营。
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里，这是卡车司机夜宿的地方。卫兵给我们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我狼吞虎咽吃下去，太美味了，洛登跟我一样地吞食。其他的藏人旅客看见我们那副馋的样子，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那一天夜里有人又给我们送了一份，我也设法把这些得到的食物保存起来。
我们就在羊八井过夜，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前往拉萨。警卫允许其他旅客跟我们谈话，大家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也问旅客关于西藏发生的事情。在监狱里，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中国人，而那些消息经常是不准确的。
我们风尘仆仆到了拉萨，下车时，有旅客把一些中国钱币塞到我的手里，我试着退还，但是他们很快下车，消逝在人群之中。
汽车站挤满了来自拉萨各地的旅客。我在监狱的几年期间，拉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年轻人不再 穿传统的藏袍，取而代之的是蓝色的无产阶级制服，男女的衣着都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属于部队的，后来才发觉是当局鼓励这种时尚。
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车子快速穿过城市的街道，到达了扎奇。这里的建筑物也改观了，看起来象一座现代化的监狱，而不再象一座军营。洛登看起来忧心忡忡，我叫他不要担忧，我们一定会见到一些哲蚌寺的老朋友，而且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指导纺织。
1964年，扎奇已是一座现代化的监狱，也叫西藏第一监狱。犯人都穿着光鲜的制服，监狱有电灯，天花板中间吊着一支电灯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间有电灯的房间里。我站在那儿，睁大眼睛，欣赏着这支电灯泡。其他的犯人都笑我，叫我乡巴佬。这支灯整夜都开着。
许多西藏最有名的犯人和异议分子都关在扎奇。监狱分成五个大队。原来西藏的政府官员和高僧都关在第五队，包括洛桑塔什 — 西藏最后一任总理，还有拉勒，原藏东地区的藏军司令。一大队关的都是无期徒刑犯，二大队关的是老年犯，第三大队是女犯，我被分在第四大队。
每个大队下面又有好几个组，每一组里有十二至十六名犯人。组其实就是我们睡觉休息的牢房，每组有一个组长，组长是监狱系统里最重要的人物。
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堆满了羊毛的大仓库去，有的人在梳理羊毛，有的人在纺线，这里看起来根本不象监狱，更象一个工厂。洛登和我被作为师父介绍给大家，当我们穿过厂房的时候，其他的犯人都对我们很尊敬。
几星期之后，扎奇当局宣布不要在这里建设地毯工厂，因此新近从外地转来的犯人又要被调到其他地方去。点名开始了，从各个地方调到扎奇学习纺织的人，又得重新卷起铺盖，除了洛登和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在监狱里的气氛还算轻松，也没有定期的大会。这表示干部们太忙或者还不知道党的政策如何。监狱里似乎有很多行政上的变化，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变化对每个人的命运将有怎样的冲击。
注释：
9.卓拉（Jhola）是大哥之意。
10.Rinpoche 是活佛的意思。
第七章 纺织师傅
1965年的春天，打击班禅喇嘛的运动进一步深化，关于他命运的各种谣传，在监狱里流传着。我们大队被带领去看一个展览，据说是展出班禅喇嘛和同谋的犯罪 证据，要我们看班禅自己组织的一支私人军队，和他拥有的大量私人财产。我记得看到一张黑白的照片，下面的解说是：“印度派遣帝国主义间谍跟班禅一伙建立秘 密联系”。我在照片上认出那个“间谍”，那是泽旺南加，一个消瘦的青年人，他1959年跟母亲逃亡到印度，后来在江孜跟我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泽旺在他母亲 去世后的次年返回日喀则，因为她以前常在扎什伦布寺祈祷，她最后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到扎什伦布去为她供奉一次。这是泽旺返回西藏的理由，但是他被捕了，并被 控以间谍罪。这张照片使我认识到中国人对班禅的一切指控都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我们的另一位宗教领袖也被中国人当作敌人了。我逐渐明白了中国人如何操纵、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班禅喇嘛显示了他的才华，因此中国人要毁 灭他。在监狱里情形也一样：犯人只要拍当局的马屁，就会得到嘉奖和报酬。在批斗大会和学习班上，中国人强迫犯人彼此检举，出了任何事情，责任反正都落到犯 人自己头上。
监狱里的生活越来越规范化和上轨道，食物稍为有所改善，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蔬菜。这段时间比较宽松，检举和批判大会也少一些，也许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也许我们已经接受了命运。
我最初是被当作纺织师傅派到第一监狱里来的。当局堆集了一大堆羊毛，让我跟木匠一道设计纺织机，同时从西藏地区调来很多人，准备开设一座工厂。后来 党改变主意，不要建工厂了。我问管理人员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仅仅说，“这是党的政策”。在监狱里待久了就会习惯，人们不在乎去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个人的情况倒是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我不再戴手镣脚铐，并且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跟别人一样可以随便走来走去。自从不戴脚镣以后，我在夜间也能够安然 入睡。以前戴着脚镣时我不能习惯夜间睡眠，总是辗转反侧，寻求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身体任何不留意的迁动都会导致极大的痛苦。现在终于摆脱枷锁了，但是由 于当局打消了设立地毯工厂的计划，我的纺织技术无用武之地，担心会被派到建筑工地当采石工。
有一天我跟一位来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侣说我还没有分派工作，他建议我跟他一道作木匠工。监狱方面无暇顾到这类琐碎的事情，我当木匠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又派我去做裁缝。这是好消息，不需要从事强度劳动，我感到松了一口气。自从被逮捕以来，目前的情况算是最好的。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愉快，中国人现在已经把我的国家钳在铁掌之中，一时还没有任何改观的迹象。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统治西藏越来越感到自信，他们不断吹嘘自己的进步，说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已迅速提高，然而新来的犯人往往把各地老百姓受苦的情况告诉我们。
有一天我去上工时，一个年轻女人朝我走来，我立刻认出她是多卡，那个在罗布昆泽审问我的拉萨女孩。她穿着一套蓝色服装，头发梳成两条短辫子。她只轻蔑地打量我，没认出我来。我记得她当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你”。
多卡是妇女分队的主管，第一监狱里每个人都认得她。普通犯人都说她多么漂亮。多卡是模范干部，中国人的宠儿，她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巅峰，每个人都惧怕她。她新近跟一个绰号“霹雳啪啦”的中国军官结婚了，因为此人讲话快速，象机关枪扫射一样，他是负责建筑分队的。
1965年年初，当局要犯人给党提意见，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发言，知道党会利用我们的发言，作为把柄来返击。大部分的人还是象往常一样，只说赞美党的话。
只有一个康巴人站了起来要提意见，他说有一次检查牢房，一个警卫偷了他的猫眼石，这是一种藏人极为珍贵，认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宝石。他说这块玉石是几代祖传，最后由母亲交给他的，他说多卡是贼。整个院子陷入沉寂，大家都望着“霹雳啪啦”，他的脸扭曲得像个拳头。
这个康巴人的勇气令我非常惊讶，从来没有听过有犯人敢对个别的管理人提出抱怨。这一次中国人宽宏大量是有原因的。为了纪念西藏成为自治区，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方发动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北京的高官们到达拉萨，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监狱来。
监狱当局要安抚犯人，确保在庆祝期间不出事故，因此很重视康巴青年的批评，他的勇气鼓励了更多的人发言。 所有的抱怨都指向多卡，妇女分队抱怨她扣克口粮，另一个组指出她向监狱农场要求提供额外的新鲜牛奶。当局很快作出反应，多卡被革职，派去照管监狱的牛群， 这是管理人员最低级的工作。
几天之后，她的态度整个转变了，失去了原有的飞扬跋扈，走路时也形色匆匆，避免跟犯人的目光接触，不象以前那样充满信心在监狱场地走来走去。虽然我有一点可怜她，但是却很高兴她被拉下马，可惜她的霉运没有持续多久。
大家都非常思念达赖喇嘛，相信只要他在外面为西藏的自由努力，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取得独立。有一天，《西藏日报》上很愤怒地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设立了办事处，这个消息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美国！这条新闻透露了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讯息，大家非常兴奋，窃窃私语，互相传递好消息。我听到一个名叫登达那波的犯人问另外一个名叫尼玛丹增的犯 人，是否听到这个好消息。尼玛说：“我们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现在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将要帮助达赖喇嘛，不需要多久大家都会重获自由！”
这类谈话是很危险的。在监狱里第一件要学会的事就是不要泄漏自己的想法，犯人学会了隐瞒自己喜怒哀乐的技巧，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能在党的指令下表现高兴和愤怒，连对最亲近的同伴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想法。
总有少数人为了讨好当局而打小报告。登达和尼玛的谈话被人打了报告，消息传到多卡那儿。她一直在等待这种机会。多卡把关于登达和尼玛的对话向当局报 告，上面让她进行调查。第二天早晨，多卡冲进我们的牢房，命令大家到院外集合。她在一个高级的中国干部和三个警卫的陪同下来的，显然她是牵头人。
其他单位的犯人也都被召集到院子里，列队站在那儿，好像等候点名。多卡愤怒地发言：“这里有人在散布反革命的宣传，让犯人产生 “空洞的幻想”。“空洞的幻想”是共产党新创造出来的词语，我们在会上经常用这个词，意思是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返国都是空洞的幻想。
多卡在大家面前来回踱步，厉声申斥，“这些罪犯们假装已经接受了改造”，她说：“其实他们继续阴谋反党和反人民”。她下令：“罪犯站出来坦白自己的罪状”，眼睛瞪着最前面一排犯人。
大家都保持沉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她称为“罪犯”的是指什么人，这种突发性的大会最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时候它会转变成一个枪决大会。没有人站出来，一片死寂。看着犯人们恐惧得发抖，似乎给予长官们无比的快乐。
多卡进一步说得更清楚：“昨天有一些人到医务室去，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党的阴谋。”气氛松驰了一点，因为大部分人昨天没有去医务室。尼玛丹增跨 出一小步说：“我昨天去了医务室”，两名守卫立刻抓住他，把他扭转跟我们面对面。“你坦不坦白？”多卡大声叫嚣。尼玛是个有胆识的人，不象别的犯人在小小 的威胁下就崩溃了。他知道，除非多卡透露出她已经知道了多少，否则他不需要坦白。多卡很得意能成功地把“罪恶的反动匪徒揭发出来”。尼玛开始发抖，快要掉 下眼泪了。
审问和批判大会是审问者和犯人之间的神经较量。审问者的目的是不亮出底牌，让被审者自己交待。“坦白”是这种大会的关键词，犯人问：“我犯了什么罪？”审讯者回答：“我们掌握了一大堆你犯罪的资料，你赶快坦白交待。”
这时候犯人就会绞尽脑汁，思索自己有没有不留心地污辱了或反对了党的言行。由于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定罪，有经验的犯人就会先察言观色，然后作出对方所 要听的坦白。但是在高压之下，犯人往往被弄糊涂了，承认一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或者为了避免挨打，而对别人进行假检举。尼玛尝试保持镇定，想从多卡口中探 出来她知道多少，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可是他的沉默使得多卡更为愤怒，她高声叫道“坦白交待！”拳头在空中乱舞。
一名监狱的中国主管目睹了整个审讯过程。我们后来知道在登达那波的建筑分队，也进行了类似的审讯大会，由“霹雳啪啦”主持。登达拒绝承认任何事情，但是尼玛后来让步了，他承认曾经跟登达谈过话。
多卡胜利了，“恶劣的反动分子登达和尼玛结盟散布反革命宣传”。她宣布：“他们赞美我们祖国的敌人”。尼玛被拖到登达面前，因为后者依然拒绝坦白。
调查进行了数天，犯人被召集起来开另一个大会，声讨登达和尼玛。晚上牢房下锁的时候，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一个名叫格登索南的僧侣失踪了，警卫开始 寻找他，我听到吉普车开出监狱大门的声音，哨岗上士兵们进入紧急状态。一个警卫高声喊索南的名字，说上锁的时间到了，好像索南只是忘记了返回牢房的时间。
我很奇怪索南胆敢逃跑，他是哲蚌寺的和尚，年纪比我大很多，现在在我们分队的厨房担任炊事员，他性格活泼友善，学问渊博。
卫兵们在厨房里找到了他，他用一把切肉的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格登索南的自杀使得尼玛和登达的案情有所扭转。当局宣称这两件事情有关连，登达和尼玛 要负索南死亡的责任，他们俩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个星期之后，尼玛也自杀了。他的同监跟我说，尼玛找到一块尖利的金属块，他安静地上床，用毛毯蒙住头，第二 天他没有起床，监房的头头拉开他的被子，里面全是血。尼玛剌断了自己的脖子，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没有惊动睡在旁边的人。
很多犯人都自杀了，有人觉得这是懦弱，也有人认为是勇敢的举动，我不敢下任何判断。没有人能够理解，极度的失望会驱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一 个佛教的僧侣，我认为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使我有种愿望要向折磨我的人显示，他们并没有真正打败我，我依然有勇气活下去。
登达和尼玛唯一的罪行是他们对自由有一种憧憬，共产党最惧怕人们有这样的梦想。渴望自由使得我们这些犯人还有力量支撑下去，达赖喇嘛的自由塑造了我们的这种希望。
每当开会的时候，中国人总爱教训我们：“放弃你们空幻的梦想。”他们常常说我们要“等到白头。”也就是当我们的头发都白了的时候，西藏还不会独立。表达任何这种希望，都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尼玛和格登索南自杀之后，多卡的名誉恢复了，她被上级嘉奖为社会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又被调回来管理妇女大队，可以常常看到她在监狱的场地得意地走来走去，好像那是她的私人领地。我感觉到她正在寻找下一个代罪羔羊，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开她。
然而不闯祸几乎是不可能的。往往我们认为非常单纯的行为，却被当局看成是犯人故意触犯了不成文的法规。1965年10月有一个庆祝共产党在全中国取 得政权的纪念庆典。我被派去帮助分队作准备工作。我以前在哲蚌寺时就认识这名炊事员，我发现他的神情愉快，脸上布满了笑容。他对我说：“今天可以吃到肉饺 子，你不觉得兴奋吗？”
我引用了西藏最伟大的浪漫诗人之一的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一句诗作为回答：“不能永远拥有自己的最爱，那么单独的一天又有什么意义？”
我说完之后也就忘了这件事。几个星期之后，在一个例行的集会上，每间牢房都必须“揭发罪犯”，这名炊事员受到很大的压力。大家沉默地坐着，心砰砰地跳着。人人都怕自己被选中成为打击对象。
我知道自己没有犯什么罪，但是犯人都学会了，要不时地进行坦白交待来取悦党。我惯常用一种技巧来蒙混过关：即先“坦白”一些不重要的小罪状，然后把 它用夸大的意识形态用语包装起来。比如，我会说自己经常为了避免劳动而频繁地上厕所，这种行为是要颠覆社会主义，降低生产。然后信誓旦旦地宣称，我要贡献 自己的力量来增加生产。每一次上面叫犯人控诉和批判别人的时候，总是引起我巨大的焦虑。
在这一场会议上，这名炊事员被命令批判一个人，他选中了我。他把我那天在厨房随口说的话，解释成为污蔑社会主义和赞美旧封建社会，我当时引用的那一句诗是复辟旧封建秩序的一种企图。
我被命令站起来，一个警卫带着夸张的惊奇表情盯着我：“你这个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他说“你胆敢把封建时代跟我们新社会作比较？”然后他向在场的 囚犯发问，他们是不是也认为以前西藏的情况比中国人来了之后好。他宣称，在旧社会犯人都没饭吃，都悲惨地饿死了，而在新社会里，连拿着枪指向党的罪犯们都 还能够得到改造的机会。
我保持沉默，不愿意尝试替自己分辩，一个人一旦被控诉了，就没有辩解的机会。他们要我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要观察你”，这名警卫人员说：“你应该跟封建意识画清界线，拥抱新社会。” 接下来的十八天，我每天都被审问，为什么旧社会比新社会好。
我已经被关了五年，还是没有习惯监狱里的统治，失去自由令我痛苦万分。在第一监狱的劳动，体力上并不沉重，但是怕受到控诉的恐惧，对我是一种持续性的精神折磨。更糟的是我跟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在牢里不准写信，跟外界联系的任何方式的都立刻会引起猜疑。
同样地，家庭也被迫跟我们画清界线，跟任何政治犯的联系和交往都被视作犯罪行为。党的干部会去拜访犯人的家庭，命令他们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他会问他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一边呢，还是站在“反对党和分离祖国的反动分子”那一边。对于这种问题当然只有一个答案。
对犯人来说，忘记家人是比较安全的。在狱中我们都学会了象个孤儿一样地过日子，外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朋友。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做到 这点比寻常人容易一些，我已经习惯孤独了，没有强烈的系带，没有妻子和儿女牵引我的心。有无数妇女为了证明跟反动的丈夫撇清关系而再嫁的例子，党欣赏这种 公开决裂的作法。
1966年的2月我再次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接到命令要打铺盖卷，我们很怕会被派送到东南面靠近缅甸边境的山南地区。那所监狱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远离拉萨，那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干部们可以任意殴打和体罚犯人。
犯人从来不知道被转移的原因，转移犯人并不是出于行政理由，而是为了阻止他们形成牢固的小集团，党认为阴谋叛变无处不在。
每隔几个月所有的犯人都要大搬家，没有人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较长的时间。如果当局怀疑两个犯人成为朋友，立即就会被分开。任何有人性的仁慈行为都不 被容忍，友谊被称为“糖衣炮弹”，特别是当友谊存在于一个劳动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之间时。记得一名以前的藏人贵族因为给同监狱的犯人递了一支香烟，立刻被 抓出来被批斗，这种行为被诠释为要收卖劳动阶级。
当局警告我们，阶级敌人会发动“糖衣炮弹”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犯人之间尽量避免相互之间不必要的接触。他们要求刑事犯和出身贫困的政治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来揭发阶级敌人，有些人会认真地执行这种命令。
我经常被从一个牢房调到另外一个牢房，有时候甚至被换到一个不同的分队去。在一个寒冷的2月早晨，我被转移到生叶波监狱，它是按照一个离拉萨西北十五里以外的狭窄河谷里的村子而命名的。
四周陡峭的山壁掩护生叶波免于受到风暴的袭击，这里发展成一大片监狱场地，有三座单独的监狱和人民武装警察的培训所以及西藏全部犯人的行政管理中 心。1966年我到达那儿的时候，只有两座监狱是开放的，第一号监狱和第五号监狱。我被分到第五号监狱第五分队。在露天扎营，哪儿需要劳动力，我们就很机 动地被派到哪儿去。
所有的犯人都住在围有密封的铁丝网的帐篷里，卫兵们日夜地巡逻。每个帐篷是一个单位，里面住着十五名犯人。我的单位在建筑工地从事一些很杂乱的工作如油漆粉刷，敲石块或焙砖。
夜里的温度降到零下，为了暖和大家都挤在一起，我常常因为帐篷外凛冽的寒风而不能入睡。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发觉帐篷的油布上结了很厚的霜。
中国人在努力赶工，要快速在生叶波造好监狱的建筑。当局显然准备接收更多的犯人。我开始担任的工作是用一个很大的铁锤，把大块岩石敲成小碎块，后来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油漆窗户。
每个星期在帐篷里也要举行批判会，这成为很伤脑筋的事。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六年，很难再想出新的坦白材料。每次开会的头一天，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思考， 看能够挑出自己什么样的毛病来作检讨。通常我会重复地交待说自己偷懒，逃避工作，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如果幸运的话，监狱长会接受我的自我批评，只对我 进行一番申斥。有时候他们会反复地说我犯了罪，指责我反对共产党，通常没有进一步更严重的罪名。
1966年春天，我注意到党的政策有一些调整。每天午饭的时候，有一组人给大家阅读《西藏日报》上的社论，并且领导大家讨论。一般我们都讨论社论里面所批判的对象：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或者印度扩张主义等等，反正只是按照官方正式的言论和报纸上的文章，依样画葫芦。
可是那一年的春天，社论变得有点朦胧不清，常常批判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中国干部似乎也被社论弄糊涂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篇篇社论到底矛头指向 谁。后来当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如何运作时，才知道《西藏日报》的社论变得语气模糊，表示党内高层开始一个难分胜负的权力斗争。这种混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 序幕。
五月的一天，犯人接到命令停止劳动，拆除帐篷。东西都捆在一起，放在卡车上，又被转移到生叶波监狱。虽然五个分队里，只有三个长期驻扎在那儿，但是 那天下午却挤满了人。一名藏族管理人命令我们在露天扎营，每个单位都急忙找一块空地下寨，不久场地的泥地全部被新扎上的帆布营所掩蔽。
在五月开这样的大会是很不寻常的。通常中国人会在冬天把犯人召集到一起，召开“奖惩大会”，会期一个月。经验告诉我，戏剧性的变化往往是一个凶险时期将要来临的征兆。
夜里很难入睡，一方面是害怕将要发生什么异样的事，一方面是因帐篷都挤在一堆。第二天起床以后，也没有往常那样的拥挤和匆忙。没有警卫人员来把我们驱赶出帐篷，相反地没有人管我们，大家在场地上交谈着，连营地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一些中国干部走进场地来，每一个分队开始集合点名。一个主管干部主持会议，他说毛主席亲自下令，要全中国的男女和小孩都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者。
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毛主席的“十六条指示”。中国干部很严厉地警告我们必须背诵这“十六条”，要我们站稳立场，并且警惕党内敌人的进攻。我很惊讶，当局能快速生产这么多的藏文小册子。这种速度显示了他们对于新的运动是非常看重的。
他还宣布，犯人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发言，也可以提出批评。毛主席显然认为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干部用很真诚温和的语调向我们宣布这条消息，可是我并不相信他。每次被审问时，“坦白从宽”这句话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然而大家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当党用宽大的政策作为诱饵，让犯人们吐苦水的时候，大家就把他们藏在心里多年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缺乏自由，厌烦每个 星期的学习大会，狱卒的残暴等等，大家不再保持沉默，渴望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必害怕自己的话被扭曲地解释为污蔑社会主义或共产党。后来证明这些宽大 的承诺，只是一个陷阱，这是中国人称为“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他们用这种承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持续十年的文革把西藏推进了最黑暗的地狱。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