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万难民
前往达拉萨拉，前半程要乘一夜的火车，后半是坐汽车。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带着随员离开莫梭瑞，次日抵达西马查巴德许的巴丹库特车站。下了火车的那
段旅程我还历历在目。车行大约一小时，我看见远方积满皑皑白雪的高峰，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一路上经过印度最美的乡野——葱绿的田野中点缀着树木，遍地围满
色彩缤纷的野花。三小时后，我们抵达达拉萨拉市中心，我下了轿车，改搭吉普车，我的住所就在数哩外的麦克雷德甘吉村。
一路山径陡峭，行来惊险重重，令我忆起拉萨近郊某些地方。有时从山路下望，只见深达数千呎的峭壁。麦克雷德甘吉村在距我的新家一哩处，搭建了一座全
新的竹制牌楼，横楣上以金漆大书『欢迎』字样。我的新家称为史瓦格西兰姆，在英国统治时代则名叫海克罗夫邸，当时是师长的住宅。房子四周有树林，面积不
大，但周围又加盖了若干座不相连的小屋，其中有一间是厨房，还有三间供我的随员居住。虽然尽可以再扩建，但比起我们习惯的生活，房间实在太少了。不过我对
于终于能安定下来，已十分感激。
我们抵达时，时间已不早，所以看到的不多。次日清晨，我醒来就听见这一带特产的一种鸟儿的鸣声，叫声像是『卡拉啾，卡拉啾』。我向窗外逡巡，却看不见祂的影踪，只见一片宏伟壮丽的山峦。
整体而言，达兰萨拉的生活相当愉快，只有昆德林因念念不忘莫梭瑞的牛奶滋味，数年前又搬回那儿。达兰萨拉地区唯一的缺点是多雨，该区降雨量，名列全
印第二位。起初这里的藏人还不上百人，但现在难民人数已超过五千。我们只有一两次真正考虑要迁移，最近一次是数年前，因为一场大地震摧毁了几栋建筑物而
起。大家说，再住下去会有危险。我们没有离开，是因为这一带地震活动频繁，但通常都很轻微。最近的一次重大地震灾难发生于一九○五年，当时英国人把这地方
当作避暑胜地，地震震垮了他们的教堂尖塔。由此可知，大规模震灾殊为少见。何况，从实际的观点考虑，再搬家也非常困难。
正如在柏拉屋一样，我跟母亲同住在新家里，还有两头最近别人送我的拉萨犬。人人都喜欢这两头狗，祂们个性分明。我为较大的一头取名桑吉，我常觉得他
前世一定是个和尚，或许就是在西藏饥荒中死去的多名和尚之一。我这么说是因为祂一方面对异性毫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祂最喜欢的就是食物：即使吃饱了，祂也
还有办法再吃。同时，祂对我极为忠心。
另一只狗名叫大西，性情迥然不同，虽然体型较小，却更为勇敢。祂是圣母峰登山专家天津挪格送给我的，或许原因就在此。我记得祂有次生病，必须打针。
打过一针后就怕了，以后每次兽医来，都必须由两个人控制住祂，才能顺利的注射。其间，大西不断咆哮怒吼，因此兽医一办完事就得赶快离开。兽医走后，我们才
能把狗放开，祂会立刻满屋子乱嗅，搜寻那倒霉的家伙。不过祂其实应了『会叫的狗不咬人』那句俗语，因为祂的下颚骨重迭，根本无法啮咬任何东西。
迁往达兰萨拉时，与我同行的有一位印度政府的连络官奈尔先生，和若干印度军方的侍卫。我跟奈尔先生处得非常好，他志愿教我英文。我早已了解英文的重
要性，并安排天津秋吉到大吉岭的北点英文学校就读。我在莫梭瑞时就已开始学英文，印度政府很慷慨的派专人固定来为我上课，每周二或三次；但当时我不太愿意
学，经常找籍口不上课，所以没什么进步。现在我却很乐意跟我的新连络官合作，在他的指导下大有精进，不过他要求我的大量作文作业，我还是没什么兴趣。两年
后他奉派别处任职，我觉得很遗憾。
这以后，我的英文课就较不正式。很多其他人，包括若干西藏人在内，帮助过我，可是我怀疑我现在的英文比二十五年前好。每次出国，我都痛苦的被提醒这回事，想到我不曾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常令我羞愧莫名。
住达兰萨拉的最初几年，除了学英文，我也专心致志于宗教研究。我从温习少年时代读过的许多藏文经典开始，同时，我也研习其他宗教派的大师处于颠沛困
顿下的教诲。尽管离成佛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我目前没有工作的压力，反而完成不少工作。不幸，时间不够用，很快就成为我在这面求进步的重大障碍。但我可以
说，我任何心灵上的长进，跟我投入的努力完全不成比例。
抵达达兰萨拉两周之内，我就设立了第一所西藏难民子女的育幼院，它位于一所原本遭废弃的小屋，由印度政府租给我们收容新来者当中日益增加的孤儿。我
任命我的姊姊泽仁多玛经营这所育幼院。第一批五十名儿童来到时，已几乎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比起后到的人，他们已经过得很豪华，因为年底时，人数已增为十
倍，而且还不断在增加。有一阵子，一百二十人合住一间寝室，每张床必须睡五到六个人，大家横着躺才勉强挤得下。虽然环境这么苦，但我每此时去探望姊姊，看
见她的新家族扩大，都觉得满心欢喜。因为这些孩子虽然失去了父母，却依然充满欢笑，仿佛在嘲笑身处的困境。
我姊姊果然极具领导能力。她永远不沮丧。她是个强壮的女人，而且赋有家传的脾气，她要求非常严格，但心地极为仁慈而富幽默感。她在困难中给我的帮助
可说是无法衡量。她早年是个单纯的村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儿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帮我母亲料理家务。她的任劳任怨，加上勇往直前的性格，是她成为领袖的基本
条件。
不过，很快便显而易见的是，我们跟印度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财力照顾我们所有的孤儿。我只好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至少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交由海外人士认
养。所以我跟一位瑞士朋友艾希曼医生连络，请他究这构想的可行性。瑞士在我看来很理想，这是个小国家，通讯发达，更何况还有跟故乡类似的重迭山峦。
瑞士政府从一开始就很合作，表示可立刻接纳两百个孩子。更有甚者，她同意设法安排，使这些孩子在收养他们的一般瑞士家庭中，尽可能保存追寻原来的西藏文化与认同感的机会。
第一批孩子之后还有其他批，后来又有个计划，不但让较年长的学生到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允许一千名成年难民迁往移民。我们的境况改善后，不必再请求瑞士政府救济，但我仍然对他们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深怀感激。
抵达达兰萨拉后不久，我亲身接触到国家法学委员会的成员，前一年他们曾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我提供证据给该会的法律调查小组，我欣然从命。这
些调查的结果一九六○年八月于日内瓦出版。法学委员会再次证实西藏的观点，它在报告中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rs）的十六项条款，并在西藏进行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也详细列举了若干我已经谈过的卑鄙暴行。
在实际的层次上，我跟该委员会讨论，学会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它有位成员，我猜是位英国人，问我有没有专人监听北京的广播。我答称没有，他有点惊
讶，并详细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听清楚中共说些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事，实在太缺乏经验了。在我们看来，北京电台只会散布谎言与宣传。我们不懂得从广播中可了
解中共的想法动态。但我能领会这么做的道理，并立刻下领噶厦组成监听小组——他们的继任者到今天仍在执行这项任务。
一九六○年一整年，我都继续致力于改革西藏的行政制度，并且跟噶厦其他人共同努力，展开全面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九月二日，我成立了西藏人民代表委员
会，这是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代表由西藏乌昌、安多与康省三地经自由选举产生。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也同样拥有议席。后来，古老的苯教信徒也包括在内。这个
现在人称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会的作用与国会相同。它的成员每月要跟噶厦及各部会首长开会一次。特殊情况下，它要跟由部会首长及噶厦成员组成的全国工作
委员会开会。现在噶厦的成员也不再由我指派，而是从选举产生。人民代表投票通过的事项都必须依照决议执行。
一开始，这些新安排都不是尽如人意。这些变化对西藏人而言太过突兀，有些人甚至认为，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实行真正的共产主义！三十年后，我们
仍面临很多问题，但事态不断在改变与改进。我们当然已领先留在中国的兄弟姐妹，中共可以跟我们学习很多事。撰写这本书期间，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实施进一步推
动民主的新措施。
伴我流亡的若干较年长的官员，最初觉得无法接受这些改变。但大部分人都认清改革的必要，表现得非常热心努力。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最初几年，我个人虽然过得还算舒适，但大多数政府官员生活却都很苦。他们即使年纪很大，也被迫过着贫困的生活，有些人竟住在牛棚里。但他们安之若
素，从不抱怨。虽然也有人观念较保守，不能同意我的领导方向，但是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贡献。他们欣然面对困境，尽力帮助流离失所的同胞建立新生
活，丝毫不以个人得失为念。当时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三英镑，凭他们所受的教育，到别处觅职，收入绝对会好得多。
更何况那时候的行政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人际的歧异和无谓的争执本来就无可避免，因为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整个而言。每个人都能热忱而无私的为他人谋福利。
从一开始，我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存和延续我们的宗教。没有宗教，我们的文化泉源就会枯涸。最初，印度政府同意在不丹边界附近的布哈杜尔战俘营旧
址，成立一个由三百名僧人组成的学术社区。但经我们说明佛教须仰赖高水准学术后，终于说服他们增加经费，资助一千五百名各教派的僧人。流亡出来的六千多名
僧人中，最年轻与最有能力者加起来就这么多，其中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上师。
不幸的是，布哈杜尔的情况很恶劣。天气又热又潮湿，疾病猖獗。口粮必须自远方运来，使问题更形恶化，往往运到时已经不堪食用。不到几个月，已有数百
名学者僧人罗患肺结核。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工作和研究，直到自己能活动为止。我很遗憾无法亲自到那儿去，只有靠写信和寄录音带为他们打气。虽然这也多
少发挥了作用，虽然营区的问题并未改善，但生存下来的人却成为一个个活力充沛的僧院社区的核心分子。
不用说，我们早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钱。在教育和移民计划上，因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愿机构资助，倒还不构成问题。但在行政方面，我觉得
请别人帮助不大恰当。靠每个人每个月乐捐两卢比的自由税，再加上受薪人员每个月同样是乐捐的百分之二所得税，实在做不了什么。好在天津早在一九五○年就有
先见之明，在锡金存了一批宝物，至今仍在，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最初，我打算把这批宝物卖给印度政府，这是尼赫鲁主动提出的建议。但我的顾问坚持在公开市场出售，他们确信这么做能换得更多的钱。最后我们在加尔各答拍卖，得款相当于币值八百万美元，在我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这笔钱用于投资多种事业，包括一家钢管工厂，一家纸厂的相关企业，以及其他所谓保证赚大钱的事业。不幸的是，这些帮助我们适用这笔宝贵资金的计划，
不久被宣告失败。很遗憾，很多表面上要帮助我们的人，其实对于帮助他们自己更感兴趣，我们大部分资金就这样失去。去结堪布的高瞻远瞩，大多数被浪费了。
最后只抢救到不及一百万美金的钱——一九六四年成立达赖喇嘛慈善信托基金。其实我自己对这样的结局并不太难过。回想起来，这批宝物很显然该属于全西
藏人民。而不是我们逃出来的少数人的财产，因此我们也无权独享，这是宿命。我联想到林仁波切立下的先例，我们离开拉萨那晚，他把最喜欢的手表留下，他觉得
流亡就代表放弃保有这只表的权利。我现在明白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至于我个人的财务，过去有两个部门专司处理，一九五九年起才裁减为一个，称为内务办公室（Private
Office），处理我一切收入与开销，包括印度政府以薪俸方式支付，每日二十卢比的零用金：略高于美金一元。理论上，这笔钱支应我的衣食费用。正如过去
一样，我从不直接接触钱，这样或许比较好，因为我虽然从小对小钱很吝啬，但我一直担心自己生性挥霍。不过，我还是有权决定个人得到的钱（例如诺贝尔奖金）
该怎么运用。
达兰萨拉的第一个夏季，我有一些休闲的时光，大多数的傍晚打羽毛球（我经常不穿袈裟）。冬季严寒，我们玩雪也非常愉快。我的母亲和姊姊年纪虽已不轻，打起雪球仗来却比谁都兴高彩烈。
还有一种比较耗费体力的休闲活动，就是攀登附近的达拉达山，最高峰海拔七千多英尺。我一向爱山，有次，我率领一队西藏侍卫攀到极高的地方，到了山
顶，大家都很疲倦，我提议休息一会儿。大家喘着气坐观美景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有个山区土着正盯着我们看，他们都长得瘦小黧黑，看似很狡猾。他看了一会儿，
忽然坐在一块像是木板的东西上，很快就沿着山边滑下去了。我惊讶的看着他的身影一转瞬就化为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数千英尺下，就提议我们也模仿他的方式下
山。
有人拿出一条绳索，我们十个人都绑成一串。然后我们各自坐在木板或扁平的石块上，急速溜下山坡。非常好玩，但也非常危险。一路颠簸得很厉害，我们在
一片雪堆里撞成一团，撞得满身青紫，好在没有人受伤。但此后我就发现，我很多随员都不大愿意离开我们的基地了。尤其我的侍卫，每当我宣布新的探险计划，都
表现得非常犹豫。
这个阶段，我其余空闲的时间都用于跟一位英国作家大卫．霍华恩（David Howareh）合作一本书《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le），书中我初次叙述我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们政府出版了一份西藏宪法草案纲领，请所有西藏人提出批评与建议。我们得到很多反应，主要是针对有关达赖喇嘛一职的重要条款，为了正
式脱离神治，展开民主政治，我加入一条规定：只要国民大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就可解除达赖喇嘛职权。很不幸，『达赖喇嘛可以罢免』这种念头，令很多西藏人
大吃一惊。我必须对他们说明，民主完全符合佛教的原则，而且几近专制的坚持保留这项条款。
那年的年初，除了再次探望流浪难民，我也第一次拜访了拜拉库普的新屯垦区。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屯垦者都又黑又瘦，我也立刻了解他们如此悲观的原
因。营区位于边缘，只有几个帐篷，虽然乡野风光仍跟我初来时记忆中一样美丽，但土地本身看来并不肥沃。更有甚者，燃烧林木的热气，加上热的阳光，几乎令人
无法忍受。
屯垦者特别为我用竹篱和帆布搭了一个帐篷，但尽管搭得很好，也还是挡不住垦荒掀起的大片砂尘。这地区每天都笼罩在浓烟和煤灰当中，晚间烟和灰降落下
来，透过所有的缝隙，早晨醒来，身上就是一层薄薄的黑灰。这些因素导致土气非常低落，但我除了口头的鼓励，实在帮不上什么忙。我告诉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
并向他们保证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克服一切难关，再次兴旺起来，其实我自己都没多大信心。但幸好他们相信我说的每一个字，而他们的情况也真的一点一点的改善
了。
多亏印度好几个省份慷慨援助，我们才得以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建立了二十多个屯垦区，使大家逐渐不需要再四处流浪。目前十万难民中，只剩下数百人仍然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而且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抉择。
因为划给我们的土地一半以上位于印度南部，那儿的气候比北方炎热得多，所以我规定，草创阶段只能派身体最强壮的人前去。尽管如此，因中署与热衰竭死亡的人数多得令我怀疑是否该接受位于热带的土地。不过，我相信我的同胞早晚会适应的。正如他们相信我，我也对他们有信心。
我拜访各营区时，往往必须安慰难民。想到远离故乡，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到冰雪，更不要说我们心爱的山峦，真令他们悲从中来。我试着使他们不去想过
去，我告诉他们，西藏的未来就靠我们难民。为了保存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必须建立强大的社区。谈到教育与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虽然一个和尚对后者的了解很
有限。我劝妇女尽可能嫁西藏男人，这样他们的孩子才会也是西藏人。
大多数屯垦区建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间。这期间我尽可能到各处巡视。虽然我从不考虑失败，但有时问题却似乎不可能克服。例如在马哈拉许德拉省
的班德哈拉，第一批屯垦者于春天到达，刚好是炎热季节开始前。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一百人（五分之一的人数）死于酷热。我第一次去探望他们时，他们含着眼泪
求我把他们疏散较凉爽的地区。我只能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到的时间是最坏的时间，现在最恶劣的时机已经熬过去了。他们应该已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学会利用
环境。我劝他们再试一年，如果次年冬季我再来时，他们还是无法成功，我保证安排他们迁往别处。
结果此后事情就变得很顺利。十二个月后我回去，发现他们已大有改进。我跟营区的领袖见面时说：『原来你们没死光阿！』他笑着说，一切都正如我们所
料。不过我必须说明，虽然这个社区后来都发展得很好，但由于炎热的问题，它的人数始终只有七百多人。原来我们分到三千英亩土地，预定每名屯民可分配一英
亩，但由于人数不足，我们又丧失了两千三百英亩，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其他难民——但他们也同样撑不久。
屯垦计划的一大困难在于，虽然我们对大多数障碍都早有准备，但还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例如有个地方遭野猪野象肆虐，祂们不但破坏庄稼，而且狂性大发时还撞倒数栋房舍，杀害了好几个人。
我记得有位住在那儿的老喇嘛要我为他们祷告求保佑，但提到象这个字时，必须用梵文取代。在梵文中，这个字hathi原意为珍贵的动物，神话中象是慈善的象征。我懂他的意思，但这个字眼这种用法却令我十分惊讶。我想这位老喇嘛心目中认为，真正的象应该是一种仁慈的动物。
好几年以后，我在瑞士参观一处农场，发现他们有通电的围篱。我问导游这是否撑得住大象。他惊讶的回答，如果电压够高，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就送了一套这种装备到有象灾的屯垦区。
但并非所有的问题这么具体。有时问题出在传统文化使我们无法适应新环境。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拜拉库普时，屯民非常担心放火烧林会害死林中的小动物与昆虫。佛教徒最忌杀生，甚至有几位屯民来找我，提议中止这项工作。
有些跟海外救济机构合作的计划也因这个缘故而告失败。例如养鸡场和养猪场的计划都不曾成功过。西藏人生活再苦，也不愿从事用动物血肉生产食物的行业。有些外国人觉得这很可笑，他们指出，西藏人愿意吃肉，却不愿自行生产，这种态度相当不合理。
除此之外，在外国组织协助下进行的其他计划，大部分都很成功，我们的友人对结果也颇为满意。
获得工业先进国家的人民免费提供我们支持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对宇宙责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的基本信念，在我看来，它是人类进步之钥。没有宇宙责任的观念，世界的发展永远不会平等。许多人了解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之
外，大家应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类共同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有几位为难民奉献人生的外国人最令我难忘。其中之一是来自波澜的犹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Maurice
Friendmann），我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见到他和一位波澜的画家朋友妫玛．戴薇（Uma
Devi）。他们分别来到印度，追求印度式的生活。我们流亡来此时，他们是最先对我们伸出援手的人。
弗利德曼这时年纪已相当老，身体健康也不好。他驼背，镜片极厚的眼镜说明他视力不佳，但他有双透视人心的蓝眼睛和敏锐的思考力。他有时会顽固的坚持
一项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计划，令人恼火。但整个而言，他提供的建议，尤其有关建立儿童之家方面，都极具价值。戴薇比弗利德曼更倾向致力于灵性的修养，但年纪
也不小，她把余年都用余为我的同胞服务。
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为瑞士红十字会工作的鲁提（Luthi），西藏人称他为『爸爸』（Pala）。他拥有无比的热情与活力，是一流的领导人才，替他
工作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一向悠游自在惯了的西藏人都觉得他的作风令人无法忍受，我知道有不少人私下怨言，但事实上他还是深受爱戴。我珍惜对
他，以及其他像他这样的人的回忆，他们都全心全意的为我的同胞无私地奉献。
对西藏人而言，一九六○年代早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战事开始时，我当然很难过，但难过之中还夹杂着恐惧。当时屯垦计划才刚刚
起步，若干流浪营区距战门地点极近，十分危险，拉达克（Ladakh）与NEFA甚至被迫关闭。我的一部分同胞因而被迫第二度成为难民。更糟的是，我们的
恩人印度人也受到驻扎西藏的中共士兵的侮辱。
幸好战争为时不久，但双方都死伤惨重，各有胜负。尼赫鲁反省他对中共的政策，不得不承认印度一直『生活在自塑的空中楼阁中』。
他毕生梦想解放全亚洲，使每个国家和谐共存。但现在证明，签署已十年的班察希尔备忘录只是一张废纸，这位古道热肠的政坛领袖维系它的努力都归于徒然。
直到尼赫鲁一九六四年去世为止。我一直跟他保持连络。他一直很关心西藏难民的困境，尤其儿童的教育问题最得他重视。很多人说，中印战争大大伤了他的
心，我想这话没错。那年五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走进室内，就觉得他心情极其消沉。他刚中过一次风，身体很弱，形容焦悴地坐在靠椅上，背后垫着枕头。我
注意到，除了身体方面的不适，他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这次晤面的时间很短，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告辞。
那天后来他前去德拉屯，我到机场送行，并且遇见他的女儿英德拉．甘地夫人，一九五四年，她伴随父亲访问北京时，我就认识她了（最初我误以为她是尼赫鲁的妻子）。我告诉她，我对他父亲身体不适感到很遗憾。我甚至说，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结果真是如此，他不到一周之内就去世了。虽然我无法参加他的火葬礼，但他的骨灰洒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三河汇流处时，我也在场。这对我而言是极大的殊荣，使我与他的家人更亲近。我见到英德拉。仪式结束后，她走过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你早就知道了！』
第十章 披着僧袍的狼
泽仁多玛也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她的工作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接办，她的勇气与决心毫不逊色。今天，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中的育幼院仍经营得有声有色。
西藏儿童村在各屯垦区都设有分支机构，目前共收容教养六千多名儿童，达兰萨拉的儿童总数则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开始的时候大部分资金由印度政府提供，
目前大部分开销则改由慈善组织『国际紧急救难组织』（SOS
lnternational）负担。三十年来，目睹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开花结果，令人十分欣慰。现在已有两千多个孩子大学毕业——他们大多就读印度大
学，但到西方求学的人日渐增多。我向来极注重教育计划，尼赫鲁说过，孩子是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我一直牢记在心。
早期的学校只是一些破旧的建筑物，印度老师在此教一些背景极为悬殊的儿童。现在我们已拥有健全而够水准的西藏教职员，但也仍有很多位印度教育工作者
参与。我要向这些人和他们的先驱者致最大的谢意，对那些为我的同胞奉献大部分人生，不辞环境艰苦与路程偏远的人，我实在无法充分表达感激之忱。
令人失望的方面则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未能完成教育。这有时是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兴趣，但有时则是家长的短视。我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就会说服家
长，他们有责任不利用孩子谋眼前的近利，否则只受到部分教育的孩子，会因教育水准不够而坐失人生良机。这样会造成他们对人生失望与贪婪的心理。
夏士崔（Lal Bahadur Shastri）继尼赫鲁为印度总理。尽管他只当权三年，我却经常见到他，而且非常敬重他。夏士崔如同尼赫鲁一样，善待西藏难民，甚至也是位政治上的盟友。
一九六五年秋天，泰国、菲律宾、马尔他、爱尔兰、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一项决议草案，重新讨论西藏问题。印度在夏士崔坚持下，也投票支持
西藏。他当政期间，情势似乎很可能使西藏流亡政府获得印度承认。不幸的是这位总理活得不够久，而印度又再次参战，这次的对手是巴基斯坦。战争于一九六五年
九月一日爆发。
达拉萨拉距印巴边界不到一百英里，我得以亲眼目睹战争的悲惨后果。战役开始不久，我就离家前往一个我常去的南部屯垦区。当时已是夜晚，因实施灯火管
制，我们开往巴丹库特车站三小时路程中，都不能开车灯。一路遇到的其他车辆都是军车。我记得当时我心想着，老百姓都被迫躲起来，由国防武力出动，实在是很
可悲的状况。但事实上，这些人都跟我一样，只不过是凡人。
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我听见密集轰炸巴丹库特机场的炮声。一度还有喷射机从头顶尖啸而过，过一会儿就见高射炮曳光弹射入半空。这些可怕的声音令我胆
战心惊，不过好在害怕的不止我一个。我搭火车出站的速度从没有像那晚那么快过。抵达南方，我先去看拜拉库普的原始难民屯垦区，当时是九月十日，它已成为三
千两百人的家，还有砖瓦建筑的永久性住宅，钻井砍树的工作也都已完成，大家热忱的照原定计划展开农耕，每个人名誉上拥有一英亩土地，不过实际上是采合作耕
种制度，只保留一部分供私人种自家食用的应时蔬果。主要的作物是稻米、玉米及粟米。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进步，也更加强了我认定积极展望与决心，能发挥无比
力量的信念。
整体而言，情况大有改善。我不必再面对濒临绝望边缘的人，也不必再作一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承诺。但尽管屯垦者的坚忍不拔已得到了回报，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
最初跟印度政府拟订屯垦计划时，我们是希望屯民五年之内就能自给自足，有多余的农产品可资出售，开始对印度的经济有所贡献。但我们没有料到这些人未
经训练，大部分都缺乏农耕知识。无分商人、僧侣、军人、游牧者及单纯的村民，都一头栽进这项他们一无所知的新行业，其实我们不该那么乐观。
印度的热带农业跟高纬度的西藏农业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对农耕略有所知的人，也得从头学习用牛耕田及维修耕耘机等。因此，即使经过将近五年，营区的状况仍相当落伍。
但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一九六○年代中期还是该算西藏屯垦计划的一个高潮：大部分整地工作都已完成，在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人士的协助下，大部分难民都享有基本的医疗照顾——农耕机械也都很新，不像现在那么陈旧，亟待更换。
一九六五年这一次，我在拜拉库普停留一周到十天左右，接着我沿路拜访了米索（Mysore）、乌塔马康德（Ootamacund）及马德拉斯
（Madras），最后来到印度最有文化气息的省份喀罗拉（Kerala）的省会崔凡举姆（Trivandrum）。我应邀住在省长家，但最后由于北方的
战争，我只好在这儿住了数周之久。战争危险一直在升高，达兰萨拉已落了两枚炸弹。不过，这段时间并没有浪费。
我住在省长拉吉巴凡（Rajbavan）公馆的房间，正好在厨房对门，一天我偶然看见他们杀鸡做午餐；目睹鸡的脖子被扭断，我不禁想到，这可怜的动
物不知受了多少苦。这一觉悟使我满心悔恨，我决定从此开始吃素。我前面已提过，西藏人不一定吃素，因为西藏蔬菜很稀少，肉类反而是我们的主食，但有些大乘
经典规定，出家人都应该戒荤腥。
为了确定我所下的决定，我请他们送来食物。我仔细观察以英国口味烹调的鸡，加了洋葱与酱汁，闻起来十分诱人。但我觉得拒吃一点也没有困难。从那时开始，我就完全遵奉茹素的戒律，而且也不吃鱼和蛋了。
我很能适应新的戒律，而且觉得非常满足；严守纪律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北京就曾经在宴会上跟周恩来及另一名政客谈过这问题。另外
那个人自称吃素，但他却吃蛋。我指出因为鸡从蛋来，蛋绝不能视作素食。我们发生强烈的争执——直到周恩来用外交手腕打断我们为止。
印巴战争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结束。但一件不幸的事冲淡了欢乐的气氛——夏士崔总理在塔什干与巴基斯坦总统阿育布罕（Ayub Khan）谈判和约时去世。和约签订后数小时内，他就与世长辞。
夏士崔虽然身材矮小赢弱，是个相当不起眼的人，却拥有过人的心智。脆弱的外表下是位杰出的领袖。他不像很多其他位居要津的人，他是个勇敢而有担当的人，绝不让事件牵着鼻子走，而会尽力掌握它们的发展方向。
不久，我应邀参加他的火葬礼。这真是件令人难过的事，尤其是因为这是毕生第一次从近距离看一具死尸。我虽身为佛教徒。每天观修死亡，却没有这方面的
经验。我记得看着他僵硬的身躯安放在火葬架上，回忆起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他跟我分享的一些私人见闻。他曾告诉我，他是个严格的素食者，儿时他曾追一只受伤
的猪儿绕圈子跑，直到祂力竭而死。这样的结局令他惶恐万分，所以他立誓再也不吃任何有生命的动物。如今不但印度失去了一位一流的政治家，全世界失去了一位
开明的领袖，人类也失去了一位真正慈悲的仁者。
向夏士崔故总理致最后敬礼后，我回到达兰萨拉的途中，走访了德里若干收容作战受伤者的医院。我见到的大多数是军官，走在病床间，听见家属的哭声，我
告诉自己，战争只有一个结果：带给人类无比的痛苦。冲突产生的其他结果，事实上都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达成。唯一差堪安慰的是，这些医院中的伤患都得到良好的
照顾：很多其他参战的人不见得能享用这么好的设备。
两周后，英德拉．甘地夫人宣誓就任总理。因为我每次见她的父亲，几乎也都会见到她，我觉得她很亲切，我有理由相信她对我也有同感。她不止一次推心置腹的把令她心烦的人或事向我倾吐。因为我自己觉得够了解她，所以在她第一个任期将届时，我提醒她，领袖必须跟老百姓保持联系。
我自己从小就学到，希望当领袖的人一定得时时亲近老百姓，否则很容易被周围的顾问与官员误导，他们很可能处于私心，不希望你把事情看得太清楚。
我同样感谢英德拉比照印度历任总理，同样照顾西藏难民。她是西藏家园基金会(Tibetan Home
Foundation）（基地在莫梭瑞）的创始会员，在教育方面尤其尽心。她重视教育的程度，如同她的父亲卓具远见。虽然印度状态紧急，有人对她不满，甚
至还有人称她为独裁者，但我认为，一九七七年三月，她面对选举结果，交出政权，表现极有风度。在我看来，这是绝佳的民主范例；虽然国会内外都存在着许多冲
突，当她必须退出的时候，她做得非常干脆。我对美国的尼克森总统也持相同的看法。往往领袖权转移都会发生流血事件。只有真正文明的国度里，国会的程序才能
超乎个人私利之上。
同一时期，中共的内政发展就截然不同。从一九六○年代中期，直到毛泽东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全中国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的混乱之中。文化大革命的真相
很多年后才呈现在世人眼前，在这场漫无目标的混乱里，大权旁落到以女皇帝自居的江青手中。我也才算看清了共党领导人在一心一德的假面具下，私底下门得你死
我活的真相。
不过，当时究竟混乱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臆想而已。我跟很多西藏人一样，知道我们心爱的故国发生了可怕的事，但音讯全然不通；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偶尔
获准越过边界的尼泊尔客商，他们不但所知少，而且往往早已过时。例如，直到事发一年后，我才知道一九六九年西藏好几个地区发生大规模抗暴。据某些报导指
出，在中共报复行动中被杀的人数比一九五九年那次更多。
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骚动发生过很多次。当然，这时我已经跟北京那些称我为『披着僧袍的狼』的领袖没有直接联络。我成为中共仇视的焦点，在拉萨也常被诋毁为一个装成宗教领袖模样的骗子。中共说我是个贼、凶手兼强暴犯，他们还暗示说我跟甘地夫人私下发生多次惊世骇俗的秽行。
就这样，西藏难民陷入历时十五年的黑暗时期，回家的希望比我们刚开始流亡时更黯淡。但黑夜当然也是个修养的机会，这期间我们的屯垦计划总算有了成
果。愈来愈多的人加入全印各地的新屯垦区，不再四处漂泊。同时，也有一部分难民离开印度，在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小社区。目前，我们约有一千二百人在英国，
其他欧洲国家约各有数十人，还有个年轻人组的家庭住在爱尔兰。
随着第二波移民屯垦计划展开，西藏流亡政府也设立了几个海外办事处，分别位于加德满都、纽约、苏黎世、东京、伦敦及华盛顿。西藏驻外办事处除了照顾当地藏人的福利，也尽可能传播有关我们的国家、文化、历史，以及流亡所在地和故乡生活的资讯。
一九六八年，我打算离开住了八年的史瓦格阿夏兰姆（Swarg Ashram），搬入一栋名叫布林小屋（Bryn
Cottage）的小房子。这座建筑房子虽没有比较大，但它的好处是周围有新建的一批房舍，足以容纳我的内务办公室和印度安全室，还有间会议室和我私人的
办公室。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已成为有数百名人员的组织，他们大部分迁至不远的办公区。在进行重新调配的同时，我母亲也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迁入新居喀什米尔
小屋（Kashmir Cottage），使我得以恢复出家人的生活。
不久后，我着手重建南嘉寺院，该院的僧人原本住在史瓦格席兰姆上方的一所小屋里，现在则迁至距我住所不远的另一栋建筑。一九七○年，一间名为春拉康
（Tsuglakhang）的新寺院也完工，自此我才有适当的场地，根据西藏传统历法，举行各种仪式。今天南嘉寺旁并成立了一所佛教辩论学院
（School of Buddhist
Dialectics），保存僧院中论辩的艺术。下午时分，寺外广场上经常济满了身着栗色僧袍的年轻僧人，为考试作练习，不时拍手或摇头。
一九六三年，我召集各教派领袖以及苯教代表开会。我们讨论各种困难以及克服之道，如何保存并传播西藏佛教文化的各种策略。经过数日讨论，我们获得充
分的信心：只要有适当的设施，我们的宗教一定能生存下去。我在重建寺院后不久，又在南方的卡纳塔卡（Karnataka）省重建了甘丹、哲蚌、
（Drepung）与色拉（Sera）寺，最初是把布哈杜尔劫后余生的一千三百名僧人安置其中。
现在我们流亡已迈入四十年关卡之际，欣欣向荣的寺院人口已超过六千人。我甚至敢说：我们的和尚人数已经太多了；毕竟重要的是这些人潜心向佛的诚意，而不在人多势众。
一九六○年代末期展开的另一项文化事业是西藏文献图书馆，馆中不仅搜罗四万多种藏文原始经典，也出版英文及藏文书籍。一九九○年，它出版了第两百种
英文着作。图书馆外观为传统西藏风格，除了藏书之外，它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多件由难民带到印度的文物。他们能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很多人选了唐卡、经书
或其他宗教手工艺品。通常他们都把这些东西奉献给达赖喇嘛，我又转赠给各文化机构。正式迁入布林小屋前，我大病一场，数周才痊愈。一九六六年初，印巴冲突
告一段落，我回到达兰萨拉，热心开始吃素。西藏蔬菜很少有不加肉的，而厨子也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学会如何不用肉而使菜一样美味适口。同时，印度朋友告诉
我，多喝牛奶及吃各种核仁来补充营养的重要性。我恪遵他们的劝告——不料二十个月后却罗患了严重的黄疸病。
第二天，我吐得很厉害。此后两三个星期，我完全没有食欲，而且感觉极度疲倦，动一动就得使出全身的力气。更明显的是，我的皮肤变成姜黄色，看起来倒
颇像佛陀！过去有人说，达赖喇嘛像黄金笼里的囚徒，这一回我连身体都变成金色了。这场经诊断为B型肝炎的病终于痊愈了，但我消耗了大量的西藏药品（下一章
我会作详细介绍）。我再次对吃感兴趣，医生叫我少吃油腻，减少核仁与牛奶的摄食量，同时我必须恢复吃肉。他们担心这场病会对我的肝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因
而缩短我的寿命。我请教的多数印度医生都持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只好心不甘情愿的放弃吃素。今天我除了灵性修养上的特殊需要，日常都吃肉。很多模仿我的榜样
却遭到相同下场的西藏人，也都是如此。
我住在新家从一周开始就很愉快。这房子跟史瓦格阿夏兰姆一样，最初由英国人所建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一个小花园，四周有树。它眺望达拉达山与下面的
达兰萨拉山谷，视野绝佳。除了门外有片广场可以供千人聚会演讲外，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花园。我立刻开始工作，栽植了多种不同的果树与花卉，一切都亲自动
手，因为园艺是我的一大爱好。可惜大部分树长得都不好，果子也不甜，不过很多动物，尤其是小袅经常来此，带给我不少安慰。
我喜欢观察野生动物尤胜于园艺。为此我特地在窗外搭了一个鸟食架，它周围有铁丝和网，以防较大的鸟和猛禽闯入，把小鸟吓跑。但有时这种措施还不够，
我只好不时取出我抵达印度后才卖的空气枪，准备给这些贪婪的小家伙一个教训。儿时我在诺布林卡宫花了不少时间练习使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老式空气枪，
所以我的枪法很准。当然我不会杀死祂们。我只想使祂们觉得痛，得到一个教训。
布林小屋的日子跟过去一样忙碌。每年冬季我都到屯垦区巡视，偶尔我也讲经。我继续研究宗教，此外我也开始学习西方思想，尤其是在科学、天文与哲学等
方面。空间时间我重温一向喜爱的摄影。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的称夏、跛足的色空仁波切送我一架箱型相机，那是我的第一架照相机。
最初，我把拍好的底片交给他拿去冲洗。他总假装相片是他照的（以免我万一照了什么不宜达赖喇嘛拍摄的镜头而感到尴尬），送到一名商人那儿。照片得运
到印度冲洗。这程序总是令他非常紧张，因为如果照出来的东西不成体统，他必须负责！不过后来我在诺布林卡建了一个暗房，而且从我一位官员吉美搭仁那儿学会
冲洗照片的技术。
我搬入新家庭后重拾的另一个老嗜好是修理手表。现在空间比以前宽敞，我可以拨出一个房间充作工作室。就我记忆所及，我一直对钟表和念珠着迷，这一点
我跟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像。往往我比较我们之间个性上的差异，就觉得我不可能是他的转世，但念及我们对钟表和念珠的相同爱好，我就恍悟这样的安排没有错。
我很小的时候，虽然随身带着我的前身的怀表，但我真正想要的却是一只手表——不过有人劝我不要戴。我一长大到足以说服色空仁波切我确实需要手表时，
我就要他从拉萨市上卖了一只劳力士和一只奥米茄给我。说来似乎难以置信，早在中共闯入大军来教化我们之前，拉萨已卖得到瑞士名表。事实上，市场上几乎没有
卖不到的东西，从英国香皂到上个月的生活书刊，都很容易到手。
不消说，新表一拿到手就被我拆开。我第一次看到机械结构的各个微小零件，不由得懊悔自己太过轻率。但不久我就学会如何把它们都装回去，及如何调整手
表走快走慢。所以今天终于能有间工作室可以做这些事，真是令我非常愉快。我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只看来已无药可救的表；到今天我还把各种工具留在手边，但
我已不大有时间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更何况现在做的表，很多在打开时都难免会擦伤；我恐怕我交换给人家的表虽然能运作正常，但外表却不及原来的美观，不
免使他们感到失望了。
大致上，我多多少少设法赶上现代科技，但是电子表当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只有一两次失败，一次是一只极漂亮的派提，菲利普表，是罗斯福总统送我的
礼物，有秒针和日期。不但我修不好，送去请专业修表匠修理，他们也是一样无能为力。直到几年前，我趁访问瑞士之便，把它带到原制造商那儿修理，才恢复运
转。好在我逃离拉萨时，它是在一名印度修表匠手中。还有一只修不好的表属于我政府里的一位官员：我很遗憾的承认，我把表装在信封里送回去——拆成一片零
件。
我也要趁此谈谈我在印度养的三只猫。第一只于一九六○年代末来到我家。祂是一头黑白斑点的雌猫，名叫哲仁。祂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友善。我对家中
宠物除了一进我家们就非成为和尚或尼师不可之外，其他的约束不多，但哲仁有个教我这个佛教徒难以容忍的缺点——祂一见老鼠就非追不可。我不得经常管教祂。
很不幸的，祂就因此送了命。我有次逮到祂在我屋子里杀死一只老鼠。我朝祂大吼，祂急忙爬到布幔上，一不小心失足跌了下来，受到重伤。虽然我尽可能悉心照顾
祂，几天后祂还是死了。
不久之后，我在花园里捡到一只小猫。祂显然已遭母亲遗弃。我抱起祂，发现祂跛了一只后腿，跟哲仁死时一模一样，我把这只小猫带回家照顾，直到祂能重新行走为止。祂也是雌猫，但长得比较漂亮，性格也比哲仁温顺。祂跟两头狗也处得很好，祂尤其喜欢躺在桑吉毛茸茸的胸前。
在这只猫继两只狗死去以后，我决定不再养宠物。正如我的亲教师，热爱小动物的林仁波切所说的：『宠物到头来只成为主人另一个焦虑之源。』更何况，从佛教徒的观点看来，当众生需要你挂念祷告时，只照顾一两头动物是不够的。
不过，一九八八年冬季，我正好注意到面对我前门的厨房里，有只生病的小猫跟着母猫。我惊讶的发现祂也跛了脚，就跟前两只猫一样。因此我用吸管喂祂西
藏草药和牛奶，直到祂能自立生活为止，现在祂已成为我家的一员，本书写作的时候，祂还没有名字：早晚会有的。祂非常活泼而好奇，家中每次有客来访，祂一定
会来查看。到目前为止，祂都很守规矩，不追逐别的动物，但有机会的话，，祂却会偷吃我桌上的食物。
我观察动物有一个心得—-即使经过训养，牠还是会不顾生活的舒适，一有机会就跑到外面去。这促使我更加相信自由是所有生物的基本需求。
对我而言，三十一年流亡生涯最重要的一项收获，就是有机会跟各行各业的人晤面。好在印度是一个自由国家，我要见谁都不受限制。
我偶尔会遇见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有时也会碰到一些令人讨厌，甚至心理有问题的人，但一般而言还是普通人居多。
我见到人总以尽量帮助他们和向他们学习为目的。
有时人们在我面前表现得很笨拙，但就我记忆所及，我跟所有的访客分别时都成了朋友。我相信这都是以诚待人的结果。
我尤其喜欢跟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包括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见面。库里辛那穆提（J．Krishnamurti）是个着名的例子。他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思路敏捷，学问渊博，虽然外表温和，他对人生及其意义的看法却十分明确。我也见到很多从他受教，获益非浅的人。
这期间我最快乐的回忆是有幸接待美国本笃教会的汤玛士．墨顿神父。他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来到达兰萨拉，数周后他就在泰国去世。我们连续三天见面。每次
共处两小时。墨顿身材中等，体格健硕，头发比我还少，但并不是因为像我一样剃度才如此。他穿一只大皮鞋，厚重的白色法衣上还系着一条粗大的皮腰带。但比他
令人难忘的外表更予人深刻印象的是他焕发于外的内心生活。我看得出他是个谦逊而极具灵性修养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跟基督教人士相处而受到如此精神上的感动。
后来我也遇到其他有类似修养的人，但透过墨顿，我才知道『基督徒』一辞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会晤气氛非常愉快。墨顿极具幽默感，且见多识广。我称他为天主教「格西（geshe）」。我们谈论双方都感兴趣的知性与灵性方面的问题，并交
换有关鬙院修行的资讯。我对西方的僧院传统甚为好奇，他告诉我很多令我意外的事，例如基督教沈思时不需要摆出特别的姿势，而据我所学，姿势与呼吸的方法都
非常重要。我们也讨论到基督教僧侣与修女的誓辞。
墨顿则希望多了解菩萨的理想。他还希望找位能为他启蒙密教的上师。整个而言，我们的交谈甚有裨益——尤其我从而发现佛教跟基督教有很多相似之处。因
此我听到他忽然死亡的消息，极感难过。墨顿可视为我们两种迥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的一座有力的桥梁。最重要的，他帮助我了解，所有教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
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自从与墨顿神父晤面后，我跟其他基督徒也有多次接触。我访问欧洲时，曾参观很多不同国家的修道院，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所见僧侣对他们的神召表
现的虔诚，令我羡慕。虽然他们人数不多，我却感觉得出，他们有极高的信仰诚意。相对的，我们西藏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也维持相当大的僧侣人口——占据流亡人
口百分之四到五——但虔诚的程度却不见得都那么高。
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印度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子。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
处：如果佛教徒也能对社会作类似贡献，一定很有用。我觉得佛教僧侣往往只是嘴里大谈慈悲，做得却很少。我曾数度与西藏人及其他佛教徒谈及此事，积极鼓励建
立类似的机构。但我同样觉得，我们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比方说，我们沈思打坐与把思考集中于一点的技巧，或许能在宗教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他们有所帮助。
一九六○年结束时，我安排十万名西藏流亡人士在印度、尼泊尔及不丹屯垦的梦想，也达初步完成的阶段，因此虽然来自西藏的少数消息都令人沮丧，我仍然以实际而有根据的乐观态度展望未来。不过，两组非我控制之内的事件提醒我，目前的处境依旧危机重重。
第一组事件与四千名左右定居在不丹的难民有关。不丹王国位于印度东方，西藏中部乌昌省南方，地处偏远。它像西藏一样，地形多山，人民信奉与我们同一派的佛教，极为虔诚。但跟西藏不同处在于它是联合国的正式会员。
不丹已故的国王对流亡到他国内的西藏人非常仁慈。在印度政府协助下，他为我的同胞提供土地和交通，并协助建立农业屯垦区。
开始时一切顺利，西藏人都很满意。一九七四年我在菩提伽耶举办第一次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时，见到他们一群人，得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也很高兴。他们
对地主赞誉备至，尤其是最近登基的新王吉美旺秋。他处理国事的成熟稳重，令所有的人佩服。但是不过几个月，突然有了变故。西藏社区二十二位受到敬重的人士
突遭逮捕，受酷刑拷问后，未经审判就关入首都听普的监狱。我的私人代表拉汀（与先王有亲戚关系）也在其中。这消息令我很难过，我觉得应先进行彻底的调查
（虽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人所受阴谋叛乱的指控）。但从未有调查，真相始终不明。最后我才知道，这些西藏人原来被利用作不丹政府内部纠纷的替罪羔羊。
这次不幸事件后，很多西藏人决心离开不丹。但留下的人此后的生活也很平静，尽管有些不利于他们的怀疑与敌意仍然存在。无论如何，我还是很感激不丹的人民与政府为我的同胞所作的一切，并确信我们传统的友谊未来一定会恢复。
另一不幸的事件与美国中情局训练、供给装备的游击队有关，他们继续用暴力手段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奋门。我不止一次从嘉洛通笃及其他人口中，听到这类行
动的情形，但从未与闻整个的细节。不过我知道，一九六○年，尼泊尔北部最偏远，与西藏交界的木斯塘（Mustang）地区，成立了一个游击基地。由数千名
流亡人士的壮丁组成的部队驻扎在那儿（但只有少部分人实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不幸这个基地的后勤补给未经妥善规划，以至多次狙击行动都遇到困难。但不管
怎么说，比起在西藏内部从事门争的那些勇敢逾常的自由门士面临的危险，当然又不算什么了。这处基地开始运作后，游击队曾多次痛击中共部队，有次还摧毁一个
运输队。这次突击掳获一批文件，载明一九五九年三月到一九六○年九月之间中共在拉萨屠杀八万七千人。这些胜利颇能鼓舞士气。但缺少持续有力的后续行动这项
事实，恐怕只是带给西藏人民更大的痛苦。更糟的是，这些活动予中共政府把西藏争独立运动指为外国阴谋的口实——但独立运动当然是全西藏主动的。
美国自从一九七○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
不过游击队决心继续战门下去，这使得深受其扰的中共要求尼泊尔政府解除木斯塘部队的武装，尽管这些西藏人跟尼泊尔政府之间暗中必定有某种协议，是不问可知的事实。但当尼泊尔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游击队悍然拒绝，他们说，即使此后要跟尼泊尔军队作战也要打下去。
我虽然佩服游击队的决心，却从不支持他们的活动，这时我知道我必须干预。我知道唯有亲自提出请求才能打动他们。因此我指示前任侍卫总管塔克拉
（P．T．Takla）带我的录音信去见他们的首领，我在信中指出，跟尼泊尔作战没有意义，尤其因为有数千名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定居，战争势必连累他们，何
况他们本该感谢尼泊尔政府。因此他们该放下武器，开始和平的定居下来。西藏的奋门绝非一蹴可几，必须从长计议。
后来，塔克拉告诉我，很多人有被背叛的感觉——少数几位领袖竟刎劲自杀也不肯离开。我听到这消息真是万分彷徨。我对呼吁自由门士撤退一事的感觉无可讳言是相当复杂。要求他们违反对西藏无与伦比的勇气、忠诚与爱，似乎是个错误，但我从内心深处知道，只有这么做才正确。
绝大部分游击队放下了武器，但少数人（大约不到一百人）无视于我的请求，结果被尼泊尔军队逐出国界。最后他们遇到埋伏，壮烈战死。这可能正符合他们的心愿，而西藏流亡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于焉结束。
第十一章 自东徂西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首度离开印度国境，到日本、泰国旅行。从那时候起我就常常出国游化——即使我的中共兄弟姊妹常从中作梗。虽然我的海外旅行绝大多数纯粹
是私人性质；不幸的是，中国官方总视之为政治性的，如果看到任何人与我会见，不免又要发表政治声明。因此，有一段期间，主要的公共人物都避免和物品结识，
以免招致其祖国政府与中国的不快。
当时，越战打得正热。我记得班机拉高后，机外另有一架大的飞机，爬得比我们还高。那是一架B52轰炸机。我悲怆地意识到，这架飞机即将卸下炸弹，不
仅将彼及海洋，也将危害如我这样的人类。而我更是惊慌地发现，即使在离地三万呎的高空，还是无法避免目睹人与人残虐相待的一幕。
飞抵东京，我乐于发掘到较佳的人性迹象。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即是非比寻常的整洁。任何东西都远比我从前所见者干净。我立刻发现这种强调外在秩序的
惯性，甚至扩及于食物，所有的饮馔吃食总是精致地陈列。根据日本人的感性，盘中的陈列看来似乎比口味来得重要。另一件立时震慑我的是，大量的车流在街道中
固定地来回穿梭，全天侯不停地输送人与货物。目睹此景，使我对现代科技利益的巨大潜力，印象深刻。我尤其感到兴趣的是，我发觉尽管日本达到极大的物质成
就，却并没有丧失其历史文化与价值的视野。
在日本时，我很高兴见到许多年轻的西藏留学生。我也欣然见到一些能说藏语的日本人，他们对西藏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晚近，达赖喇嘛十三世时代，日本学者也曾到西藏取经。所以能重建两国关系，是乐事一桩，虽然我现在是难民身分。
我对泰国的印象则迥然不同。我所见的泰国人皆乐于安逸度日，正好与日本成一对比。在日本，即使是侍者，也给我正谨从事的冲击。换言之，某些泰人遵守
的成规，我认为无疑是难以办到的。根据泰国的习俗，在家人应该恒常对僧伽保持恭敬，正因佛教僧侣制度举国皆知。不过，让一名僧侣接受这样的尊崇，甚至五体
投地的礼拜，完全错误。要习惯如此，对我而言，十分困难。在正常的状况下，我总是希望能回礼。而当我尽力克制自己时，往往发现手已不听指挥地独自行动了。
而在访泰期间后续的场合里，这项在家人『过度』尊重出家人的传统，在我受邀与泰王共进午餐时，给我带来了有趣的难题。究竟我应不应该与他握手？或许他会认为我大可不必如此。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做。当天，他走上前来，热切地与我握手。
在泰国，另一项困扰我的是，天气热得令人昏弦，甚至比印度南部还热。除了热，还有蚊子，两项因素加起来，要想安眠实在有问题。在正面的影响方面，我
有幸谒见一些高僧，留下深刻印象。如同在日本一样，泰国在许多共通的常规方面，由于不同的传统所致，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如此促使我看待泰国传统下的佛
教，为一极具完美形式的佛教。
一九七三年，我首度前往欧洲及斯堪地那维亚。这趟旅行费时六星期，足迹遍及十一个国家。到最后，我真是累坏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有此机会，见识了
这么多地方，会见了这么多新朋友。我也很乐于籍此革新一些古老的习惯。尤其是再度见到哈勒，更使我兴奋。他仍是一贯地明朗，他的幽默感亦如以往粗鲁而世
俗。他曾经去过达兰萨拉，不过，那已是和我分手的许久年之后，而他那头我孩提时总是籍以取乐的黄发，已变得一片灰白。除此之外，岁月并没有使他改变太多。
他矫健的登山人体魄，仍令我着迷。虽然他身上累积了更多伤痕；幸运的是，在一次带队探勘新几内亚的意外事故中，他仍能全身而归。
我的第一站是罗马，在那里会见了教宗。飞机即将降落的剎那，我颇好奇地想看看陆地景观能否对臆想中理应存在的东西巨大差距，提示任何线索。即使我看
过无数欧洲城市。飞机着落后，我直接前往梵蒂冈。我发现圣彼得大教堂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布达拉宫，例如教堂的规模和伟大的古老建筑。另一方面，穿着色彩
艳丽制服的瑞士卫兵似乎相当古怪。他们看起来活像是门口的装饰。我和教宗保禄六世会谈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表达了我的信念——宗教对所有
人类的重要性，不管这个宗教有什么特别的信条。他完全同意我的见解，我们在非常良好的关系下互道再见。
第二天我飞往瑞士访问一周。我在瑞士见到瑞士家庭认养的两百名西藏儿童。这些孩子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害羞、行动笨拙。令人难过的是，这些孩子完全不
会说藏语（然而，一九七九年，我再度访问瑞士时，这种情形已经改善很多了。孩子们已经上过藏文课，而且还能对我说一些不标准的藏语，就像我所说的破英语一
样）。想起这些孩子六年前的悲惨景况，我很高兴今天能看到他们欢笑的脸孔，并且发现，就像我所希望的一样，瑞士人民已经张开双手欢迎他们。看来他们的确是
在慈爱的气氛下成长。
之后，我从瑞士飞往荷兰，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犹太教士。这是一种令人非常感动的经验，虽然我们语言不通，无法交谈，但是不需要语言，我从他的眼睛里
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所蒙受的苦难，我也为之落泪。我只在尼德兰停留二天；在飞往爱尔兰之前，在比利时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是挪威、瑞典和丹麦，每个国家都只
停留一天或两天。时间太仓促了，我只能对这些国家留下极浮面的印象。但是不管我去那里，每个地方都同样是仁慈、友善并且渴望知道西藏的事情。看来我的国家
对世上许多人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这次费力的旅程中，有许多特别的喜悦。其中之一就是让我有机会亲自答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西藏难民的国际友人。例如，在挪
威、丹麦、瑞典时，我就拜访了实现西藏青年男女接受机械、农业专业训练梦想的组织。
这此旅程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化在大英国协——我一共停留了十天，并且很高兴见到我的信念得到事实俱在的佐证，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英国和西藏的连
结最密切。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一些非常老的人能用藏语与我交谈。原来他们或是他们的父母曾经派驻西藏为官。其中一位是理查森，十年前他到印度达兰萨拉
时，我曾经见过他。
在英国期间我遇见了麦克米伦爵士（Harold
Macmillan），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看起来非常的好，他的仪态威严、谦逊，非常引人注目。他也对宗教有兴趣。我认识的另一位先生，后来成为我
重要的朋友，他是西敏寺的主持牧师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他的太太一向称我『我的孩子』。
虽然在一九六○年时，我曾经在印度的报纸上看到艾森毫总统说，如果达赖喇嘛去美国，他会接待达赖喇嘛。一九七二年我试探前往美国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暗示在取得签证上会有些困难。自然，我很想看看在这地球上据说是最富裕、最自由的国家，但是直到一九七九年我才得以成行。
我一到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来，我立刻就感受到自由的气氛。我所看见的人都非常友善、开放、放松。但是同时，我却又不禁注意到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
却是这么脏乱。我也很遗憾地看到好多流浪汉以及无家可归的人露宿门口。这种景象令我惊异，在这个普遍富庶、繁荣的土地上竟然会有乞丐。我回想起我的共党朋
友曾经告诉我的『美帝纸老虎的不公正』以及它如何利用穷人来图利富人。另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虽然如同许多东方人，我认为美国是自由的门士；但是，我发
现事实上极少美国人知道西藏的命运。现在我更进一步了解美国，我已经明白，在某些地方，美国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遵循它自己的理念。
这并不是说我对这第一趟的美国之旅不是非常高兴，也不是说我没有看到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物。我特别喜欢向许多学生听众演讲，演讲时，我发现了持续
的善意。不管我的英语说得多破，不管人们是否真知道我提到的每一件事，我所得到的回应都是温暖的。这使我克服了羞于用英语公开演说的弱点，也帮助我增长了
自信，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感激。然而现在我怀疑是否因为这种善意而使得我失去了改善英语能力的决心。因为虽然我现在下定加强英语能力的决心，但是当我一回到
达兰萨拉，我发现决心已经完全消散了。结果我还是继续偏好和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士交谈，许多欧洲人士都和我一样，使用不合文法、口音浓厚的英
语。我很不喜欢用英语和英美人士交谈，因为有许多人当面就说我非常保守、拘谨。
总体说来，我发现西方社会有许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我特别赞叹西方社会的精力、创造力以及对知识的渴求。另一方面，一些西方生活方式的事物也
使我关切、例如我注意到人们倾向以『黑和白』『这个或那个』来思考，而忽略彼此的依赖、相对的事实。他们没有看到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必然存在于这两种观
点之间。
我看到另一种现象是：在西方社会中，有许多人在大都市生活得非常舒适，但是实际上他们却远离广大的人群。我发现这种现象很奇怪——在这种物质优渥的
环境下，和数以千计的兄弟姊妹作邻居，有这么多的人却只能对自己养的猫狗表达真正的感情。这显示了他们缺乏心灵慰藉。我以为，问题的一部分也许是在这些国
家中紧张的竞争生活所致，这种生活似乎会滋生恐惧和深厚的不安全感。我自己就曾经在一位非常有钱的人家中看到这种疏离感的征后。在某次国外旅程中，这位富
人请我到他家作客。那是一栋非常大的私人住宅，家中所陈设的一切都使人觉得方便、舒适，而且设备应有尽有。然而一走进浴室，我不禁注意到洗手台上搁置两大
瓶药丸。一瓶是装镇静剂、另一瓶是安眠药。这是另一项明证：单单物质的繁荣并不足以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快乐。
诚如我前面说过，我常常应邀出国访问，也常常有人请我演讲。当我受邀为人演讲时，我的理路有三种，第一，作为一个人，我向人们谈到我所谓的『宇宙责
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彼此、对一切有情众生，同时也对大自然负有一种责任。
第二，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试着去促进不同宗教之间达成更好的和谐和了解。诚如我曾经说过，我坚信所有的宗教目的都是在帮助人类臻于至善，虽然彼此
有哲学上的差异，某些还是根本的差异，但是它们的目的都在帮助人们找到快乐。这并不表示我倡导任何形式的世界宗教或无上宗教。相反地，我把宗教看成是药。
对病人不同的病情，医生会开出不同的药方。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同一种心『病』，所以需要不同种类的心药。
最后，身为西藏人，尤其我还是达赖喇嘛，所以每当有人表示有兴趣时，我就谈谈自己的国家、人民和文化。每当人们表示关心我的祖国和中共占据下西藏男
女同胞所受的苦难时，我受到极大的鼓励：这种关心也激励我继续为正义而奋门的决心，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支持立场的人是『亲西藏』：相反地，我认为他们是
『亲正义』。
旅行途中，我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朋友对我所说的内容极感兴趣。我猜想这种狂热可能是因为我坚持完全不拘礼节的与他们见面所致。就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
重视与年轻听众之间的交流。他们询问我所有的事情，从佛教的空性哲学、我对宇宙、现代物理的看法到性和道德。我最欣赏的问题就是那些出乎我意料以及复杂的
问题。他们的问题对我极有助益，因为这样一来就强迫我去研究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变得有点像辩论。
我看到的另一种现象是：许多和我谈话的人，尤其是在西方，都具有高度怀疑的性情。我以为这可能是相当正面的，不过有一条但书，这种怀疑要用来当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才行。
也许最有怀疑倾向的就是新闻记者们。因为我是达赖喇嘛，我无可避免地要和他们大量接触，尤其是我在旅游时。然而，虽然常常有人说世界上自由报纸的记
者先生、小姐们非常难缠，笔下不饶人，但是我发现一般说来并不是这样。大部分的记者都很友善，即使有时候一开始的气氛有些紧张，偶尔记者招待会变成严肃的
争论。如果有这种情况，在谈到政治时，我通常是中断，因为我竭力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人们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也不把试着改变别人的心意当成是我的角
色。
在最近的一次国王旅行中，这种情形真的发生了。在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有些人认为达赖喇嘛的回答不好。然而我倒是无所谓。人们必须自己来判定西藏的立场是否为正义。
比这种古怪、令人不满的会面更糟的是在电视访问上所发生的一些意外。有一次我在法国，应邀在一个现场播出的新闻节目上露面。他们对我说，主持人会用法语直接对我说。他所说的话立刻经由一具小耳机翻译成英语传给我知道。但在节目中，我无法了解耳机里面说什么！
在另一个场合里，当时我正在华盛顿。我应邀去作相同的事情，只是这一次是我一个人坐在播音室里，访问者从纽约向我问话。工作人员要我注视荧幕，不过荧幕上出现的不是他而是我自己。这实在令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对着自己说话是如此令人慌乱。结果我说不出话来！
每次我出国旅行时，我都尽可能地接触其他宗教的行者，我这样作是为了培养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在某次旅游中，我遇见了一些和我想法相同的基督教徒。
这次见面促成两个宗教之间的某些交流，一些西藏僧侣到基督教会中住了一些星期，同时相同数目的基督教士也来到印度。事实证明了这对彼此的教团都有极大的好
处。特别是让我更加知道其他人的思考方式。
在我见过的许多宗教人士中，我要谈谈一些人。我对现任的教宗非常尊重。一开始，我们的背景有些相似，这使我们有了立即而共同的立场。第一次见面我就
知道他是一位非常实际的人，他心胸广大、开放。我毫不怀疑他是位伟大的精神领袖。任何一位能称呼谋杀自己的凶手为『兄弟』的人，就像教宗约翰．保禄一样，
必定是位大修行人。
一九八八年在英国牛津开完会后，我返回印度，在德里机场遇见了德蕾莎修女。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对她非常非常的敬重。我立刻就被她纯然谦逊的风度所感动。从佛教徒的观点来说，她可以说是一位菩萨。
另一位被我认为具有高度开展的心灵导师是一位天主教修士，我在他的隐修处见到他。那个地方在西班牙境内，接近蒙塞拉（Monserrat）。他在那
个隐修处住了许多年，就像东方的圣人一样，只靠面包、水和少许的茶生存。他只会说一点英语——甚至比我还要差——但是从他的眼睛，我可以明白在我面前的人
是一位高人、一位真正的宗教行者。我问到他修什么时，他只告诉我：『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把他视为现代密勒日巴。密勒日巴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远离人
群，住在岩洞里禅修，并且随兴唱出劝人修行的道情。
我曾经和一位宗教领袖相谈甚欢好几次，他就是前坎特伯里大主教朗西（Rober Runcie）博士（他那位勇敢的使者，Terry
Waite，在我的祈祷中从未忘记他）。我们彼此交换政教上的看法，我们都同意服务人类是宗教的明确责任，但是不能忽略现实。宗教人士只念念祈祷文是不够
的。相反地，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贡献他们的一切所能来解决世界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印度政治家请我谈谈这种观点。他相当谦抑的告诉我：『噢！可是我们是政治人物，不是宗教人士。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用政治来服务人
民』。我这么回答他：『政治人物比那些隐居潜修的人更需要宗教。如果一位隐士以恶心来做事，他只伤害到他自己。但是如果一个能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人以恶心
来做事，那么就会有许多人受害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宗教和政治之间有什么矛盾。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我所关注的而言。任何发自善心的行为就是宗教行为。在
另一方面，一群不具有善心的人们在寺庙或教堂聚会，即使他们一起祈祷，也不算宗教活动。』
虽然我没有攀附权贵，但是在旅行中我也认识了一些政治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奚斯。我见过他四次。我们第一次私人会谈时，我发现他就
像尼赫鲁一样，转注听我说话对他而言是有些困难，然而在往后的三次会谈中，我们对西藏、中国做了长而坦率的讨论。讨论中，奚斯表达了他对中国农业成就的热
中。以他新近访问过西藏的看法，他告诉我，我应该了解我的祖国已经发生了许多变迁——特别是在人民支持达赖喇嘛的态度上。他以为，尤其在较年轻的一代中，
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迅速的消退。
从这么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口中听到这些非常有趣的观点，尤其是他曾和北京广泛地交涉过。然而我对他解释说：『我关心的不是达赖喇嘛的地位，而是生活在
中共占领下六百万藏人的权利』。之后，我接着告诉他，至于我所知道的情形，在西藏境内年轻一辈对达赖喇嘛的支持正在前所未见的最高点，我流亡印度也使西藏
人以较之往常不可能办到的方式团结起来。
我们仍然继续保持联系，虽然意见不同，但我仍然看重奚斯先生对世界事务的精湛理解。然而我也同时对中共颠倒黑白、欺瞒世人的本事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连国际事务经验这么丰富的奚斯也会被骗。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国家对佛法的兴趣正在快速增长。我不认为这种现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然我是很高兴，现在全世界的西藏
佛法中心逾五百家，许多是在欧洲和北美。如果有人能从佛法得到利益，我一向是随喜。然而，当人们真的要改变宗教信仰时，我通常会劝他们三思而行。冒然信仰
新的宗教会引起心理的冲突，而且几乎常常是困难重重。
然而，即使在这些佛法才刚传入的地方，为了赐福那些想参与法会的人，我曾在一些场合里举行了宗教仪式。例如，我曾在印度以外、不只是一个国家里面传
授时轮金刚灌顶——我这么作的动机并非只是想使别人能从某些方面来了解西藏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我也想在内在层次上对世界和平尽一份力。
谈到『佛法传布于西方』这个主题时，我想说我已经注意到在新近人们的行者中，有些宗派意识的倾向。这是完全错误的。宗教不应成为冲突的来源——人类
社区中分裂的进一步因素。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甚至参加过其他宗教的宗教仪式，因为我深深地尊重不同宗教对促进人类福祉所作的贡献。我也效法古今许多西
藏喇嘛的榜样，我继续尽可能地从许多不同教派那儿学习教法。因为某些思想学派觉得一位行者坚守他或她自己的传统是值得的，只要他们认为合适，永远可以随心
做去。西藏社会向来非常容忍他人的信仰。因此我坚决支持自由的路线。宗派意识是毒药。
至于我个人的宗教修持，我努力让我的生活过得如我所谓的『标准菩萨』。根据佛教的思想，菩萨是在成佛的道上、为了帮助所有其他的有情众生从痛苦中解
脱，而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Bodhisattva这个名词可以分成两部分：Bodhi的意思是对实相究竟本质的了解或智慧：Sattva的意思是被无缘
大悲所驱动的人。透过这种词义的翻译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了解。『标准菩萨』是一种愿心——想要用无限智慧来修习无限大悲。为了帮助我达成这种要求，我选择
出家成为佛教僧侣。在西藏戒律中，比丘要守二百五十三条戒（比丘尼要守三百六十四条戒），我还要尽我所能使戒律精严，我使自己远离了许多生命中的颠倒和忧
虑。某一些戒条主要是规定礼节，例如一位和尚应该走在本寺方丈后面几步距离；另一些戒条则是和行为有关。四根本戒则是简单的禁令：也就是说和尚不可以杀
生、偷盗或打狂语（谎称自己已得XX果、XX菩萨、证到XX）。和尚也一定要严守禁欲。如果他破了其中任何一条，他就不再是个和尚了。
有时候有人会问我禁欲是否真的值得，是否真的可能。我们可以说禁欲并不是单单压抑性欲而已。相反地，你必须完全接受这些欲望的存在，并且用理性的力
量来超越它们。当你成功时，心智会受益良多。性欲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它是一种盲目的欲望，说『我想和这个人做爱』是在表达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和『我想根除世
人的贫穷』比起来，后者是有知性指向的欲望。此外，性欲的欢愉只会带来短暂的满足。诚如印度的大学者龙树所说：
当你痒的时候，搔搔痒处会有快感；
但是一点也不痒要比搔痒得乐来得好
至于我的每日修法功课：我每天至少化五个半小时在祈祷、禅修、研读。特别是，在一天里的零星空档时间，例如吃饭、旅行时，我之所以祈祷是因为三点理由：
第一，它帮助我完成每天的责任；
第二，他帮助我充实地度过时光；
第三，它缓和恐惧。更严肃的是，身为佛教徒，
我认为宗教修行和每天生活之间并没任何区别。宗教修行是全天后二十四小时的职业。事实上，每天的各种活动，从醒来到漱洗、吃饭，甚至睡觉都有相关的祈祷文。对密宗行者来说，在睡觉和做梦时所用的修法是面对死亡最重要的准备。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每天一大清早是修法的最佳时段，心正处于最清新、最敏锐的时候。因此我每天都是四点左右就起床。一醒来，我就开始念咒。接着我喝热水和吃药，之后才是拜佛半小时。拜佛的目的有双重：
第一，它增长我的福德（以恰当的动机）；
第二，它是一种好的运动。在我拜佛之后，我刷牙洗脸——还要一边念着祈祷文。然后，一般说来我都出外散步，边散步我口中还要念咒，直到五点十五分吃早餐为止。我早餐要花半小时（早餐相当丰盛），我一边吃早点，一边还要阅读经书。
从五点四十五分直到八点钟左右，我用来静坐，中间只有在听六点半BBC环球广播的新闻节目时，我才会暂时中止功课。然后，从八点至到中午，我研读佛
教哲学。中午到十二点半吃午饭之间，我批阅公文或报纸，但是在吃午餐的时候，我又一边吃一边读经书。下午一点，我走进办公室，处理政府要务和其他事情，并
且接见民众，直到下午五点。我一回到家中又要作另一次短暂的祈祷、禅坐。如果电视上有值得看的节目，我就会看一段，之后在六点时喝茶。喝完茶之后——喝茶
时我再次阅读经书——我念诵祈祷文，直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这时侯是我就寝的时间。然后接着是高卧酣睡。当然，这套起居活动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早上我会
参加『供养』，或下午时我会开示说法。但是我依然很少改变每天的修法功课——每天早上和傍晚的祈祷和静坐。
这种修法背后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在修法的第一部分中，当我拜佛时，我皈依佛、法、僧三宝；下一个阶段是发菩提心或善心。在这个阶段中首先认识到一切事物的无常性，其次是要了解存在的本质是痛苦。以这两种观点为基础，就可能生起利他之心。
为了要在我心中生起利他之心，我修持特定的心灵练习，这种心灵练习能促进对一切有情众生的爱，尤其是包括我所谓的敌人。例如，我提醒我自己，是这些人的行为而不是这些人本身，使他们成为我的敌人。行为改变了，同一个人可以轻易地成为一位善友。
我禅修的其他部分是有关于『空性』，在修这些部分的期间，我转注于缘起的最精微理趣。这种修法的部分涉及『本尊瑜伽』，在修本尊瑜伽时，运用不同的
坛城（象征性的净土）就是把自己观成是不同的本尊（然而这并不是暗示信仰独立的外在有情）就是这么观修本尊瑜伽，我把心转注，不再为客尘纷扰所动。这并不
是恍惚、出神，我的心仍然保持完全清醒；这是一种在纯净心识中的练习。确切的意涵很难说明：就好像科学家很难解释『第四度空间』（Space-
time）。语言或是日常生活经验都无法传达纯净心灵的觉受。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容易的修法。要花好多年才能精通。２
每天修法功课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死亡的概念。我认为在生命中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面对死亡：你可以选择忽略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使
『死亡』这个概念暂时远离一段有限的时光；或者你面对你自己的死亡，并且试着去分析它以这种方式试着减低由死亡带来的某些必然的痛苦。但是这两种方法没有
一种能帮你真正的克服死亡，然而，身为佛教徒，我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正常过程。我接受死亡，把它当成一种真实——如果我还在轮回之中就会发生。既然知道我
没办法逃避死亡，我明白没有理由去担忧它。我以为死亡有点像衣服老旧破烂时，就要换穿衣服。死亡不是结束。然而死亡是无法预知的——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
候、以什么方式到来。所以在死亡来临时，只有理性的作一些预防。
身为佛教徒，我进一步相信真正的死亡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会使最深邃、最有益的觉受现起。因为这样的缘故，许多伟大的心灵导师在禅坐时脱离尘俗的存在——也就是说——死亡。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往往他们的身体都保持不坏，直到很久之后才腐烂。
闭关时，我的修行作息才会改变。这时除了每天正常修法，我也进行特殊的禅坐。我都是在早餐和中午之间、平时禅坐以及研读佛教哲学的时段来作这些特殊
的禅坐。原来的功课都挪到下午。喝茶之后的功课则维持不变。然而闭关是严格不来也快不得。有时候因为外在的压力，我被迫去处理一些公务，或者甚至在闭关期
间还要接见民众。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牺牲一些睡眠时间，以便能够配合每件事。
关键的目的在使行者能完全专注于内在的开展。通常我们闭关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我在一年之内能够有两次一星期的闭关就算是幸运的了。虽然偶尔我能够
闭关一个月左右。一九七三年时，我心中很想闭个三年关，但是不幸地，环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仍然非常喜欢闭一天关，还不足以造成真正的进步或发展出什么
来，但是这些时间却恰足以让我充电。要把心真正的调练到任何程度，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自己在心灵发展上还非常粗浅的原因之一。
当然，闭关时间之所以那么少，原因之一是我花了许多时间旅行，但是我并不后悔。籍着旅行，我能够把我的经验、希望与更多的人们分享，比起其他方式，
旅行更有机会接触人。如果我这么作，恒常是以『佛教和尚』的观点来看待，但这并不意味我只相信籍着修持佛法才能带给自己和他人幸福。相反地，我相信即使你
一点也不信仰宗教，也能带给人们幸福。我只所以只用佛法当例证，是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使我肯定佛法是正确的。除了这点之外，我从六岁就出家，我对佛
法确有些认识！
译注：
1、西藏律制是遵循说一切有部：比丘二百五十三条戒又叫二百五十三学处或别解脱戒：有四他胜、十三僧残、三十舍堕、九十单堕、四向彼海、一百一十二恶作。
2、『空性、缘起』部分，有兴趣深究者可先看龙树、提婆的中文论着；再来读般若部的经典。『本尊瑜伽』部分，请受过灌顶的人重新回想灌顶法会上，上
师念诵的内容，另外再拿日常修法仪轨自己对对看，你能不能把仪轨的理趣、次第找出来呢？『坛城部分』，坛城是本尊的净土，有外坛城、内坛城；布坛城、观境
坛城、平面坛城、立体坛城；读者有兴趣可以从它内含几种图形、颜色、主伴庄严来研究。以上略略介绍空性、本尊瑜伽、坛城，读者能不能从这些文字中找出三者
的关系？因为修法部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所以不必多说。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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