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狮子的呻吟－汉人罗桑扎西（5）

第十二章　神通与神秘
常常有人问我所谓的『西藏佛教神通』。许多西方人想知道罗桑伦巴等人所写有关西藏的书，其中提到的秘密修法是不是真的。他们也问我『香巴拉』是不是真的存 在？（某些特定的经书提到过这个传奇的国家，人们推测它是隐藏在西藏北方的荒原之中）。六十年代早期，有一位着名的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他听说某些高级喇嘛 能示显神变，因此他要求是否能作些实验证明这些事情是真的。
对前面两个问题，我通常回答是这些书大部分是虚构的；但是真的有香巴拉这个国家，不过不是任何世俗感官所能看到。同时，否认某些秘法真的会产生一些 神秘现象也是不对的。为了这个理因，我几乎考虑写信告知这位科学家，他听到的事情是真的，此外，我也欢迎他来作实验；但是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他，能够作这 种实验的人还没有出生！真的，在那个时候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使我们不可能参与这类的调查研究。
然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同意进行许多科学的调查来探究某些特殊修法的性质。第一个科学调查是贺博特．班生博士（Dr.Herbert Benson）所作的研究。班生博士现在是美国哈佛医学院行为药物系的系主任。一九七九年我访美期间，他告诉我他正在作一种他称之为『松弛反应』的分析。 『松弛反应』是一生理现象，当人进入禅定状态，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以为如果可以找到一些高段的禅修者来作实验的话，就能进一步了解这种过程。
我极笃信现代科学的价值，我决定让他进行，然而我并非毫不犹豫。我知道许多西藏人对这个主意有些不安。他们觉得这些接受实验的修法理应保持机密，因 为它们源自密法。为了消除这层顾虑，我说诸如此类的调查结果可能不仅裨益科学，也泽及于宗教行者，并且因此可以带给人类某些普遍性的益处。
在实验中，班生博士满意了，他发现某些奇特的现象（他的发现已经发表在一些书籍和科学期刊上，这些刊物包括《自然》（Nature）在内)。他带了 两位助手、一些复杂的设备来到印度，针对某些闭关修行的和尚作实验。这些和尚有的就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关房，有些则是在拉达克、锡金或者更北边的地方闭关。
这些参与实验的和尚是拙火瑜伽的行者，这个实验旨在示范殊胜的密续修法的纯熟程度。籍着关注于轮（能量中心）、脉（能量通道），行者能暂时地控制和 防止较粗层次的心识活动，俾能经验到较细的层次。根据佛教的说法，心识有许多层次。较粗的层次是凡俗感官——触、视、味等等——最细的层次则是在死亡时才 经验到。密续的目标之一就是使行者能『经验死亡』，因为在那之后，才会出现最强力的心灵体悟。1
当较粗层次的心识被压抑下去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生理现象。在班生博士的实验中，这些生理现象包括体温升高了华氏18度——摄氏10度（体内是用直 肠温度计、体外是用皮肤温度计）。这些增加出来的体温使得接受测试的和尚们能烘干那些先泡在水里再覆盖在他们身上的床单，即使当时周围的气温是在冰点以 下。班生博士也亲眼看到，并且以同样方法测试了赤身坐在雪地中的和尚。他发现这些和尚能端坐整夜而没有失温。他也注意到在这些时间里，行者的呼吸次数减低 到一分钟七次左右2。
我们对人类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运作的知识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这些修行人身上的现象。班生相信相关的心理过程运作的知识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这些修行人身 上的现象。班生相信相关的心理过程能使修行人燃烧贮存在体内的『棕色脂肪体』（brownfat）3——先前以为只有冬眠中的动物才会有这种现象。不管仪 器是在测试什么，但是我最感到兴趣的是：这次实验明显的指出现代科学可以向西藏文化学习一些事情。此外，我相信在我们西藏人的经验里，还有许多其他的范畴 值得科学来探究。例如，我希望有一天能对『神谕』进行科学调查。『神谕』仍然是西藏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环。
在我还没有详细介绍之前，我必须强调神谕的目的并非只有预测未来（因为可能有人会如此猜想）。预测未来只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神谕 有时候被称为护法，在某些情况里，他们充当『治病的人』（healers）。但是他们主要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修习佛法。另一个要记住的重点是『神谕』 （oracle）一字本身容易引起误解。『神谕』暗示『人拥有神谕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在西藏传统中，只有一些特定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担任自然和心灵界 之间的媒介，我们称呼他们『库灯（Kuten）——字面的意思是『身体的基础』同样，我必须指出，一般我们都说『和某种特殊事物（例如塑像）、人和地方有 关的精灵』。但是你不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意含着『相信有外在的独立实体存在』。
在古时候，整个西藏境内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神谕。少数残存，但最重要的神谕——那些西藏政府所使用的——仍然存在。在这些最重要的神谕之中，主要的一 位就是涅冲神谕。金刚扎滇籍着他来示现，金刚扎滇是达赖喇嘛的护法之一。涅冲原本是和印度圣人法护的一位后裔，一起来到西藏，在中亚的巴塔吼尔 （BataHor）定居下来。西元八世纪时，在赤松德贞王在位时期，印度密宗上师、无上的西藏精神依怙莲花生大师指派他当桑耶寺的护法（桑耶寺是西藏的第 一间佛教寺庙，不过它是由另一位印度学者寂护方丈所创建）。后来第二世达赖和涅冲发展了密切的关系——涅冲这时候开始和哲蚌寺密切相关——自此以后，金刚 扎滇就被指派担任历代达赖喇嘛的个人护法。
几百年来到现在，在新年庆典期间向涅冲请教国政，已经成了达赖喇嘛和政府的传统了。除了新年之外，如果有特别的疑难也可以召请他。我自己每一年都要 谘询他好几次。二十世纪的西方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事太离谱了。即使某些大部分自认为是『前进』的西藏人，对继续使用这种古代搜集情报的方式也存有疑虑。但 是我会这么作的理由很简单：当我回顾以往许多次询问神谕的经验，事实证明每一次他告诉我的话都是正确的。
这并不是说我只依赖神谕的忠告。我一方面请教神谕，一方面看看内阁的意见，此外我也要听听我自己良心的声音。我认为神明们是我的『上层房屋』，噶厦 构成我的『下层房屋』，就像其他领袖一样，在我决定国事之前，我要先谘询这两方面。有时候，除了涅冲的忠告外，我也把某些预言列入考虑。
在一方面来说，涅冲对西藏的责任和达赖喇嘛对西藏的责任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履行的方式却不同。我的工作，当一国领袖，是和平的；涅冲他身为护法、保 护者，示现忿怒相。然而虽然我们的功能相同，但是我和涅冲之间的关系是指挥官与副官的关系。我从来不向他鞠躬礼拜。涅冲才要向达赖喇嘛俯首礼拜。涅冲非常 喜欢我，他一向非常照顾我。例如如果他看到我的衣着打理得不当或有所疏忽，就会到我面前，帮我整理衬衫、理一理袍子等等。
虽然我们关系这么亲密，但是涅冲一向都尊敬我。即使在涅冲与政府关系不睦之际，不管任何时候，只要问到有关我的事情，涅冲一定热心地回答（政府是在 摄政期间的最后几年里，和涅冲关系恶化）。同时，对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会粉碎』。有时候他只是报以一阵讽刺性的大笑。我现在仍然清楚记得我 十四岁左右时发生的特殊事件。有人问涅冲有关中国的问题。涅冲不直接回答，库灯转向东方，开始向前猛烈地弯腰。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骇怕，因为他在作这个动作 时，头上戴的那顶大头盔重得足以折断他的脖子。
这种动作他至少重复十五次，使得每个人都能了然危险在那里。
请教涅冲绝不是件轻易的事。每次降神都得耗时耐心等他公开现身。他的性格非常孤独、严峻，就像我们想像中的古代长者。他不管小事，他只对较大的问题有兴趣，这些较大的事情才值得据以草拟问题。他也有明确的好恶，不过不是非常容易就表现出来。
涅冲在达兰萨拉有他自己的庙，但是他也常来看我。在正式的场合里，库灯穿着一套精致的古装，这套古装有好几层衣服，最外面再罩上一件非常华丽的黄金 织锦缎袍，袍子上面绣着红、兰、绿、黄色的古代图案。胸前是一块图形的镜子，镜子旁边还环绕着成串的绿松石和紫水晶；镜子边上有打得亮亮的钢环，钢环上有 金刚扎滇的梵文咒语。降神仪式开始前，他也要穿上一套甲胄，上插四面旗子和三条腾幡。这些装备的重量是超过七十磅，灵媒不在恍惚状态时，无法穿着这些装备 走动。
仪式一开始是念诵祈请、祈祷文，一边还有号角、铙钹、鼓等乐声劝请。不久，库灯随即进入恍惚状态，早就在他身后扶持他的助手们现在帮他坐上一把小凳 子，这把小凳子就放在我的法座前。然后祈祷文念完第一遍，第二遍开始时，他的恍惚状态更深了。就在这个时候，给他戴上一顶大头盔。这顶头盔大概是三十磅 重，在古时候，这顶头盔的重量超过八十磅。
现在库灯的脸改变了，刚开始是变得有些愤怒，然后充满傲气，直到外观全然改变——眼睛突出、双颊肿胀。他的呼吸开始短促，突然猛烈地发出嘶嘶声，然 后呼吸暂时停止。就在这时候给他戴上头盔，盔带绑得这么紧，如果没有神灵附体，一定会窒息。现在降神已经完成了，灵媒的肉体明显地胀大了。
接着他惊跳起来，从旁边的一名助手那里抢过一把剑来，以缓慢、尊贵但却有些威吓的步伐开始跳起舞来。然后他到我的面前来，有时候是大礼拜，有时候是 深深地弯腰鞠躬直到头盔触地，再很快弹回来，他身上的各种庄严配备轻若无物。本尊火山一般的能量勉强收纳在库灯脆弱肉体里，库灯走动、做出一些动作就好像 他的身体是橡胶做的，由力量巨大的发条所驱动。
接下来是我和涅冲之间的交换。他向我献上供养，然后我才请问他任何我个人想问的问题。回答之后，涅冲回到他的凳子，倾听政府成员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库灯又开始跳舞，在他头上猛烈地舞剑。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庄严、勇猛的古代西藏酋长。
当金刚扎滇一说完话，在颓然倒下之前，库灯献上最后的供养，一具僵直而没有生命的躯体代表降神结束了。这时，旁边的助手们赶快把系牢头盔的绳结解开，然后把他带出去好让他复元，此时仪式仍然继续进行。
令人惊讶的是，神谕对问题所作的回答很少是模糊的。就拿我从拉萨出走这件事来说，他常常是非常明确的，但我猜想，这种事情很难用科学调查来确定地证 明或反证其正确程度。同样地，其他范畴的西藏经验也是如此，例如『化身』。虽然如此，我希望有一天能对神谕、化身这两种现象作研究。
真的，认证化身的实际过程或许要比乍见此事更合乎逻辑。佛教徒相信转生的原理是事实，再示现化身的整个目的就是使得一位有情能继续帮助一起痛苦的众生。因此辨别个别的个案应该是可能的。如此他们能在这世上接受教育和安置，而尽快的继续未完的工作。
在认证过程中肯定会有些错误，但是大多数『化身』的生平是这套制度成效的充分证明（在藏地已示现好几百位着名的化身，而在中共入侵前，或许有好几千位化身）。
我曾经说过，再示现化身是为了有助于一位有情继续进行他的利他工作。当人们开始寻找某一位特定对象的继承人时，这种事实就有极大的含意。例如，一般 说来我致力于帮助一切有情众生，而他们则特别着力帮助我的西藏同胞。因此，如果我在西藏人重获自由之前就圆寂的话，那么唯一合理的假设是，我将会降生在西 藏之外的地区。当然可能到了那时候，我的人民已不需要达赖喇嘛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必费心把我找出来。我可能转生成一只昆虫或是动物——不管我会转 生成什么，对最大多数有情众生来说都是有价值。
实际认证的过程也不如想像中那么神秘。首先是一种简单的排除过程。例如，我们要寻找某位和尚的转世时，第一步必须要知道这位和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 方圆寂。然后，考虑到通常新的转世会在先前圆寂后，在母体孕育一年左右——从经验里，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们可以排出一个时间表。所以，如果某喇 嘛在某年圆寂，他的下一位转世可能会在八个月左右或两年后出生。在某年的五年之后，这个孩子可能有三、四岁大；这个范围已经缩小了。
下一步是：确立『转世』最有可能示现的地方。通常这一步相当容易。首先，这个地方在西藏内或西藏外？如果是在西藏外，有可能的地方不多：例如西藏人在印度的社区、尼泊尔、瑞士。之后，必须要判定最有可能在那个城镇里找到这个孩子。一般都是参考现世的生平来判定。
用我所说的方式缩小范围，建立变数后，下一步通常是召集成立一支寻访团。寻访团的意思不是说派出一群人，就好像寻宝一般。通常要求社区里的形色人们 寻找一位年龄在三、四岁之间，可能是候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了。往往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例如在孩子出生时的一些异象；或是孩子可能表现出特殊的特 征。
有时候在这个阶段会有两、三个或更多的可能性出现。偶尔，寻访团根本不必去访查，因为前一世转世留下了详细的指示，里面有他下世及其父母的名字。但 是这种情形很少见。有一种情形是这位喇嘛的弟子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或看见一幕景象，显示在那里可以找到他的下一世。在另一方面，有一位高僧最近指示不要再寻 找他的转世。他说任何看来可能尽瘁于佛法和西藏社区的人，就应该被立为他的继承人，而不是费心找到一位真正的转世。在转世认证上并没有严格和快速的规定。
如果有好几位小孩被推举为候选人，通常是由熟识这位喇嘛的人士来作最后的检定。常常是其中的一个小孩认出这个人是谁，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明，但是有时候孩子的体相也会列入考虑。
在某些情况里，认证的过程中会谘询某位神谕或具有天眼通的人。这些人所用的方法之一是Ta——他们修法看一面镜子，可以看到镜子里出现真正的灵童或 建筑物或者也许是名字。我把这个称之为『古代电视』。这种和人们从拉嫫拉错湖看到观境的原理相似。当瑞廷仁波切着手寻找我的时候，他就是在拉嫫拉错湖里看 到『Ah,Ka,Ma』三个字母以及一间寺庙和一栋房子的景象。
有时候，有人会请求我指示如何寻找转世。在这些情况里，我负责做最后的认定——是否找到了真正的转世。我在这里必须声明我可没有天眼通。我既没有时 间也没有机会来发展这些神通力。然而我有理由相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确有某些神通力。那么我是怎么处理呢、我会把这件事说给我的高级亲教师林仁波切听。虽然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只要一看到他的侍者我就害怕——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听到他惯有的脚步声，我的心就会停一下。但是以后我把他看成是我最重要、最密切 的朋友。不久前他圆寂了，当时我觉得没有他在身边，日子会非常难过。他已经变成了我所依靠的柱石了。
一九八三年夏末，我在瑞士，起初我听说他病得很重：他突然中风了。这个消息使我非常烦乱。然而身为佛教徒，我知道徒忧无益。我尽快地赶回达兰萨拉， 我发现他还活着，只是身体状况不好。但是他的心仍然犀利如昔，这都要归功林仁波切一辈子专心修法。他的状况稳定的维持了好几个月，然后非常突然地恶化。他 昏睡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林仁波切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示寂。但是他是一位不平常的人。在宣告死亡后，虽然天气炎热，但他的肉体在十三天之内都没有腐 烂。似乎林仁波切仍然住在他的体内，然而在临床上看来，这具肉体并没有生命。
当我回想他示寂的方式，我非常确定林仁波切生病时间拖得这么长，完全是有意示现的，这是为了帮我习惯没有他的日子该怎么过。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因为我们是在谈西藏人，这个故事圆满地续有下文。林仁波切的转世被找到了，他现在是个非常聪明、调皮的三岁男孩。在认证过程中，他清楚地认出寻访团的一位 成员。虽然他当时只有十八个月大，但是他真的叫出那个人的名字，并且笑着走向他。接着他又正确的认出一些林仁波切认识的人。
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孩时，我肯定他就是林仁波切。他的一举一动明白地显示出他认识我，虽然他也对我极度的尊重。在那一次会面里，我给了小林仁波切 一大块巧克力。他手里抓着巧克力，手臂伸直、颌首肃立；这个小孩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这样。我很难相信有别的小孩会放着糖不吃，这么有模有样的保持肃立。然后 我把他接到我的住所去，他被带到门口时，他的行为就像林仁波切一模一样。这件事清楚地显示他还明白的记得他的作风。此外，他一进入我的书房，立刻就和我的 一位侍从熟悉起来，当时这位侍从的断腿正在复元。首先，这个小孩子严肃地献给他一条哈达，然后房间里充满了小孩咯咯的笑声，他拿着罗桑噶瓦的一根拐杖当旗 竿，兜着圈子跑来跑去地闹着玩。
另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是，这位小孩只有两岁的时候，他被带到菩提伽耶，当时我正在那儿传法。也没有告诉他我住在那里，他就找到我的卧室，他手脚 并用爬上楼梯，在我的床上摆了一条哈达。今天，林仁波切已经在背诵经典了；学习阅读时，他是否会像某些年轻的化身一样以惊人的速度记忆经典——就像是把曾 放在一边的东西再拿回来一般？且让我们拭目一待。我知道有一些小孩能轻易地背诵出许多页的经文。
当然在认证转世的过程中有神秘的成分。但是可以这么说，身为佛教徒，我不相信像毛泽东、林肯或邱吉尔这类的人只是历史上的『偶然』。
在西藏经验中，另一个我非常想科学地调查的范围是西藏人的医学系统。虽然可上溯二千年前，包括古波斯在内的多种渊源；但是今天整个西藏医学原理完全源自佛法，与西方医学迥异。例如，它认为疾病的根本原因是贪、嗔、痴。
根据西藏医学的说法，身体是由三种主要的nopa所支配，字面的意思是『有害者』（harmers），但是这个字常被翻译成『体液』 （humours），这些nopa经认定为始终存在于生物体之中。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远离疾病，或者至少是远离疾病的潜在可能。但是假使它们保持在均衡 状态，身体就能维持健康。然而如果三种根本原因的其中之一或多种造成身体的失衡，那么就会生病。通常诊断疾病是把病人的脉搏或是检查病人的尿。总的来说， 当医生把脉时，一共要检查十二个主要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双手和两腕。尿液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检查（例如尿色、尿味等等）。
至于医疗的方法，第一种是行为和饮食。吃药是第二种；第三种是针灸（acupuncture）和艾灸术（moxibustion）；手术是第四种。各种药物是用有机物质做成的，有时候融合了金属氧化物和某些矿物质（例如，压碎的钻石）。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临床研究来探究西藏医学系统的价值。我以前的一位医生——怡西东滇博士（Dr.YesheDhonden）参与了美国维吉尼亚大 学一系列实验室的实验。我知道他在医疗白老鼠癌症上有些令人惊异的结果。但是在得到任何明确的结论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说，在 我的经验中，我发现西藏的药物非常有效。我定期地吃药，这样作并不只是治病而已，也有预防疾病的效果。我发现这有助于增强体格，副作用却很小。吃药的结果 是，虽然我长期密集禅修，但是我几乎从来不觉得疲倦。
我相信在现代科学和西藏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可以对话的空间，这和理论性的知识有关，而不是经验性的知识。某些微粒物理的最新发现似乎是指向了心物不 二。例如，曾有人发现：如果压缩真空，微粒就会出现：在这之前，真空里没有微粒；显然物质是以某种方式本来存在。这些发现看来是在科学与佛教中观空性理论 之间提供了一个汇合的范围，基本上这说明了心和物是个别地、但彼此依赖地存在。
然而我很了解硬把宗教信仰和任何科学系统攀附在一起的危险。佛教从创始以来已经有二千五百年了，相形之下，科学的各种绝对却往往只有较短的寿命。这 并不是说我认为像神谕能在冰冷的寒夜中静坐的本事是法力的证明。然而我不能同意中国的兄弟姊妹们认为西藏人接受这些现象就是落后、野蛮、即使是从最有力的 科学观点来看，这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同时，即使我们接受一种原理，这也不是意味着和原理有关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效的。籍着分析，在我们面对共产主义这个不完美体系的明显证据时，如果只是 奴性的追随，而不检择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话，这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当我们处理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而我们必须恒常保持高度警觉。当然，这就是科学能帮得上 忙的地方。毕竟，只有在我们不了解事物时，才会把它们当成是神秘的。
截至目前为止，我所同意进行的各种调查对所有的党派都有利益。但是我知道惟有在实验能证明它们时，这些才会永远精确。此外，我知道找不到某某事物并 不表示它不存在。这只是证明了实验无法找出它（如果在我口袋里有个非金属物体，金属探测器无法探测到这个东西，这并不表示我的口袋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进行调查时必须小心的原因，尤其在处理某个科学经验薄弱的领域时。你也须把『大自然所加诸的种种限制』谨记于心。例如，科学调查无法了知我的念头， 这并不表示这些念头不存在；同样某些其他的调查方法无法发现念头的种种——这就是西藏经验帮得上忙的地方。籍着心智的训练，我们已经发展出科学还无法完全 解释的某些技术。这就是外人所猜测的『西藏佛教的神通与神秘』的基础。
译注：
1、这套修法中所用到的气、脉、明点是报神佛的果位，不是一般的气；一般内、外气停止或脉停心停并不一定会产生这些感受；关于『死亡』，译者以侧面方式来说明：请读者研究地水火风空等元素的增强、削弱、转换、转化、以及这些和各种心识层次的关系；您会对密法有一种了解。
2、在各大金刚的圆满次第中，拙火不只是在冰点下静坐而已，圆满次第的拙火是在没有内外呼吸之后才现起。
3、棕色脂肪体主要见于婴儿，它是婴儿热量的主要来源，主要分布于脊柱两边。
4、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无自性、缘起、性空、二谛、自性、自相、心气不二的定义。再对照压缩真空产生微粒。
第十三章　西藏真相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 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 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 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
当时还有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西藏三月抗暴后，毛泽东对一份报告所作的反应。报告中说西藏的秩序已经恢复了。『那个达赖喇嘛呢？』据说毛泽东追问道。当 他知道我已经脱逃了，他回答：『这么一来，我们已经输了这一仗。』毕竟，我所知关于这位『伟大的舵手』的资讯都是看报看来的或是听BBC环球新闻广播听来 的。我跟北京一点儿也没接触；西藏流亡政府也和我一样，这种情形维持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亡后。
当时我正在拉达克传授时轮金刚灌顶。拉达克是印度北部偏远省分将姆(Jammu)和喀什米尔的一部分。在一连三天的灌顶法会翌日。毛泽东死了。第三 天，一早上都在下雨。但是到了下午，天际出现一条非常漂亮的彩虹。我相信这必定是一个好兆头。然而，虽然有这么一个好兆头，但是我可没有期望北京会有什么 戏剧性的变化。几乎是立刻地，由毛泽东爱人江青所领导的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事实随即显而易见：就是这群人，躲在苦恼的主席背后，在过去一些年里，曾有效地 统治过中国，他们追随邪恶的激进政策，并且支持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
接着，一九七七年，据报导说，李先念——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表示，虽然文化大革命有许多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伤害。这是显示中共领导人物开始面 对事实的第一个征兆。接着是提出安抚西藏的声明。同年四月，嘎波嘎旺吉美（他现在是北京政府的高官）公开宣布：中共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回 去。从一九六○年代起，中共就一直在召唤已经逃离西藏的西藏人回去，还说他们会张开双手欢迎。
这份声明显示中共即将展开一场密集的统战宣传，诱惑西藏人回去。我们开始听到许许多多有关诸如『今日西藏史无前例的幸福』。不久，华国锋——毛泽东 指定的继承人——呼吁全面恢复西藏的风俗习惯，廿年来首次，中共允许年老的人绕行大昭寺，也准许西藏人穿传统服装。这一切似乎充满了希望，事实证明这不是 最后的乐观兆头。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出乎我意料也十分令我高兴，在几乎历经十年监禁后，中共突然释放了班禅喇嘛。不久，当时权势日隆的胡耀邦修正了国家主席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声明，并且说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个负面的经验，没有为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这似乎是个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仍然以为：如果中共真的有心求变，那么最好的表示就是对西藏采行真正的开放政策。我在三月十日西藏人抗暴十九周年纪念 的演说中，呼吁中共当局开放西藏让外国游客无限制地进入。同时也建议中共应该允许中共占领管辖下的西藏人能探访他们流亡在外的家族等等。我觉得如果六百万 西藏人真的快乐，并且过着前所未有的繁荣生活，就像中共现在所说的一般，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但是总该给我们机会去看看这些声明后面的真相。
出乎我意料之外，中共似乎注意到我的建议。因为不久之后，中共就允许第一位外国访客进入西藏：并且符合我的愿望——中共订立了规定使陷共区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能互相探访。然而这些旅游、探访都不是没有限制。
当中共发生巨大变动的同时，印度也同样在进行重大变革。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在一段期间的紧急状态之后举行选举，但却落选。继甘地夫人之后当选总理的 是摩惹吉．德赛先生（Mr.Moraji Desai）。这一次是自印度独立以来，他所领导的人民党首度打败国大党。但是不久之后甘地夫人又重新获得政权。就在这时候，我和德赛先生的往来更深入 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五六年，我早就认识并且喜欢他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德赛先生仍然健在，而我继续视他为好友。他是位俊秀神气的人中之龙，充满了生命力，并且不忧不虑。我并不是说他毫无缺点。和圣雄甘 地比起来，德赛先生的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自制。他力行素食，绝对不沾烟、酒。他是全然地真心与人相交。如果他不那么直率，我还会觉得讶异。
然而，如果这是他短处之一的话，在我看来，以他对西藏人的友谊足够弥补这个短处。他曾经写信给我表示，印度文化和西藏文化是同一棵菩提树上的两条分 枝。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非常清楚印度、西藏之间的关系是浓得化不开。印度人认为西藏是地上仙境——神住的地方以及圣地。分别位于西藏南部和西南 部的开拉希山（Mount Kailash）和曼莎罗瓦湖（Lake Mansarova）是印度善男信女的朝圣重地。同样地，我们西藏人认为印度是圣地。
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底，又有更令人振奋的进展：邓小平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掌握大权的温和派领袖似乎是未来唯一、真正的希望。我以前就 认为邓小平会为他的国家做出一番大事。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间，我访问中国时，曾经见过他许多次，并且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来没有长谈过，但 是我听说过不少有关于他的事——尤其是，邓小平不但能力超强而且极具决断力。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坐着，一个身材非常矮的人坐在一张大的、有扶手的椅子里，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地剥着一颗橘子。他的话不多，但是看样 子就知道他全神贯注地在听别人说话。邓小平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个有权势的人。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除了这些特质外，他也是个相当有智慧的人。他和他的妙语 一切复出，例如：『从事实中寻找真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你长得丑，遮掩是没有用的』。此外在政策方面，他比较关心的 是经济和教育，而不是政治教条和空洞的口号.
然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在拉萨举行盛大仪式，公开释放卅四位囚犯，这些人大部分是前西藏政府的行政官员。中共说这些人是最后的『反革命头 头』。据中共报纸报导，经由中共安排，他们展开长达一个月的『新西藏』之旅后，中共政府将帮助他们就业；甚至如果他们想出国的话，中共政府也会协助。
这一波波的异常进展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中断。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很凑巧地，就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一天，班禅喇嘛十四年来首次公 开露面，附和着中共的宣传统战，呼吁达赖喇嘛以及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回去。『如果达赖喇嘛真的关心广大西藏人民的快乐与福祉，他应该完全相信它。』他说： 『我可以保证：住在西藏的西藏人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比旧社会好上许多倍。』一个星期之后，拉萨广播电台在播报『中共政府设立一个接待国外藏人的特别欢迎委 员会』的消息时，又重申了这项邀请。
一个星期之后，嘉洛通笃出人意料的抵达康普（KANPUR, Uttar Pradesh），当时我正在参加一个宗教会议。令我惊讶的是，他说：『一些住在香港的老朋友告诉他，新华社（中共驻香港对英国殖民政府的官方单位）想要 和他接触。接着他又见到了邓小平密使，这位密使告诉他，中共的领导人物想要和达赖喇嘛展开沟通。为了表示他的善意，邓小平想要邀请嘉洛通笃到北京谈谈。我 的哥哥拒绝了，因为他想先问我的意见。
这件事完全出人意料，我并没有立刻回覆。过去两年来的发展看起来真是非常有希望。然而，印度有一句老话说：一旦你被蛇咬过，那么即使是绳子你也会小 心。很不幸的，我和中共领导人物打交道的经验都告诉我，这不值得信赖。除了怀疑中共当局扯谎外，还有更糟的呢！谎言穿梆时，他们一点都不会觉得羞耻。推行 文化大革命时，文化大革命是『大大的成功』，而现在却说是个败绩——但是在这段供词里却没有谦让之意。这帮人也从来没有遵守诺言。虽然十七点协议的第十三 条款白纸黑字写着：不会拿走西藏人的一针一线，但是他们已经掠夺了整个西藏。除了这个之外，中共干了无数残暴不仁的事，他们完全藐视人权。也许是因为中国 人口非常庞大，所以他们把人命看成是廉价商品——西藏人的命就更不值钱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非常谨慎从事。
另一方面，我相信人的问题只有靠人的接触才能解决。所以听听中共怎么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害处。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中共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如果北京当局真的是认真的，我们甚至可以派一些考察团实地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我的心中这么盘算，我也知道我们的理由百分之百的合理，而且这么做也合乎所有西藏人的愿望，所以我告诉家兄他可以去。在他见到中共领导人物之后，我 们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同时，我也透过中共驻印度的大使馆传话给北京，我提议由达兰萨拉派出一个代表团，中共应该允许代表团访问西藏、探访真实的情况，并 且向我回报、我也提醒家兄，请他看看这件事是否可行。
不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传来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受邀访问蒙古共和国以及苏联的佛教社区。我知道此行可能使北京当局不快，但是另一方面，我觉 得身为佛教比丘，尤其我还是达赖喇嘛，我有责任为我的佛教同道做一些事。除了这个之外，我怎能拒绝曾经给我『达赖喇嘛』尊号的蒙古人呢？此外，我还没有圆 我访问俄国的梦呢！当我还是中共的高级官员时，我就想去苏联，但是因为行动限制重重，一直去不成；所以这回我不想失去以西藏难民身分前往苏联的机会。因此 我欣然地接受了。在进行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并没有负面的反应。家兄在三月底回到达兰萨拉的时候，他说中共已经接受了我派遣考察团前往西藏的提议。这给我非常 大的鼓励，看来中共最后是想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预定八月的某一天出发。
同时，六月初，我在前往蒙古的途中曾在莫斯科停留。我一到达，就觉得好像回到了熟悉的世界。我马上就知道这种低气压和我在中国时所领教的是一样的。 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放弃，因为我明白我所见到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善良、仁慈——并且是出乎意外的质朴。我对苏联的最后一个观察印象是；一位俄国日报的记者来访 问我的情景。他只是想问些能套我说好话的问题，如果我说了任何不支持苏联政府的话或者如果我的回答不是他想要的，他就对我怒目而视。在另一个场合，一位记 者问完他事先列好的问题之后，态度变得相当谦恭，并且十分直率的地说：『你认为我现在该问你什么？』
不管我去莫斯科的什么地方，我都看到在表面的一致下，有这种令我欣赏的民情。这更加坚定我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人会自觉地找苦受。同时， 这种情形也提醒我亲自接触民众的重要性——我可以亲自看到苏联人民不是怪兽，他们就和中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我尤其被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热诚接待所感 动。我从莫斯科出发，旅行到布里雅特共和国，在那儿，我花了一天在一所佛教寺庙里，虽然我无法和任何人直接沟通，但是当他们以藏语念诵祈祷文时，我发现我 可以听得懂；正如全世界天主教徒都用拉丁文。这些和尚们也用藏文书写。更妙的是，我发现我们可以用眼睛交谈得很好。我进入寺庙时，我注意到人群中的许多和 尚、在家众都在哭。西藏人也是一样容易自然地流泪！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位于布里雅特共和国首都乌兰乌德的寺庙是我在苏联境内所见最引人注目的事物之一。这间寺庙兴建于一九四五年，当时是斯大林权力最大的时候。我没有看 到这所寺是怎么盖起来的，但是它帮助我了解宗教是如何深植人心，要想拔除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我们西藏同胞一样，布里雅特的人民也因为宗教信 仰而遭受到可怕的苦难，而且为期甚长。然而不管我去那里，我都明显地发觉：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他们的宗教生活就会滋长。
这件事使我更加深信在共党统治地区尚残存的佛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定要展开对话，就像所有宗教与任何形式的唯物意识之间必须对话一样。这两种生命取 向是如此明显地互补。令人惋惜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如果唯物主义和科技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最先进的工业社会现在应该是充满了微笑的脸 孔。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如果人们只应该关心精神事务，那么人们应该是快乐地遵照他们的宗教信仰过日子。但是这样一来，就没有所谓的进步了。物质发展和 心灵发展都是必要的。人类不能停滞，因为停滞是一种死亡。
我从乌兰德搭机前往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有一群和尚给我热情的欢迎。然而我所受到的这些快乐和自动自发的行为，显然并不为当局所允 许。第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想要摸摸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像塑像，我注意到他们眼里含着泪水。当我造访达赖十三世本世纪初 居停过的房子时，没有人靠近我。稍后，有个人真的设法公然反抗官方的规定。我离开一间博物馆时，我在大门口和一位男士握手，我觉得手掌中有样非常奇怪的东 西。低头一看，原来他正在把一串念珠塞入我的手中，请我加持。这时，我的心中悲忧交集。
就是在这间博物馆里，我偶然看到一幅画，画中有位和尚打开一张大嘴，一些游牧人正和他们的牛群一起走进和尚的大嘴里。这幅画明摆着就是反宗教的宣 传。我走向前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我的导游有些神经过敏地试着把我从这副令人发窘的共党宣传前引开。因此，我说不需要对我隐藏什么。在这副画里也说了一些 真相。像这样的事实不应该遮掩退避。每一种宗教都会伤害、利用人们，就像这副画所暗示的一样。然而这并不是宗教本身的过错，而是修持这种宗教的人的过错。
另一件更好笑的事情是有关于一件陈列品——时轮金刚坛城的模型1。我注意到有些地方摆得不对，因此一位年轻的女馆员开始对我讲解坛城的意义时，我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来为你讲解吧！』并且指出坛城不正确的地方。我发现这样做令我相当快意。
我开始了解蒙古人后，我才知道蒙古与西藏之间的连结是多么的强。打从一开始，蒙古的宗教就和我们一样。诚如我在前面提过，过去有许多蒙古的大学者访 问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文化、宗教卓有贡献。西藏人也用了许多由蒙古学者所写的佛法教本。此外，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习俗，例如赠送哈达（有一点不同的是。 西藏的哈达是白色，蒙古的哈达是淡蓝色或石板灰色）。顺着这些线索，我想到，就历史上来说，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就像西藏和印度的关系。因为我心中这么想， 所以我安排了双方个别社区的学生交换事宜。希望籍此恢复两国之间的历史连结。2
我要离开时，对苏俄和蒙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看到的物质进步。尤其是蒙古，在工业、农业、畜牧等领域都有可观的进步。一九八七年我再度 访问苏俄时，很高兴地发现气氛已经戏剧化地变得更好了。这明确地证明政治的自由直接与人民对他们自己的感觉有关。现在他们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显然觉得更幸 福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由西藏流亡政府的五名成员所组成的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西藏和北京。我很谨慎地挑选出这些人为代表。因为人选一定要尽量客观。我选择的人选不仅要了解中共未入侵前的西藏，也要熟悉现代世界。我也保证代表团的成员中要有三个省分的代表。
我的哥哥罗桑桑天是代表之一。他很早以前就还俗了，我们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在僧团。他当时是以非常摩登的衣着、外貌前往西藏。他留一头长头发、嘴边是浓密下垂的须，衣着也非常的轻便。我有点担心那些留在西藏，应该还记得他的人会认不出他来。
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北京当局想让代表团对『新』西藏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想他们深信代表团会看到整个祖国如此的自足和繁荣，代表们会明 白再流亡下去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为了防止代表团遭受当地右倾思想者的实质攻击，中共当局还教喻西藏人对代表团要有礼帽。我也怀疑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存 在对逐渐在乎世界舆情的中共来说是一大困扰。因此，任何能诱惑我们能回去的方法，他们都会试试。
好在他们是如此自信。因为第一支代表团到北京后，中共当局接受我的建议，同意继这个代表团之后，应该允许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来访。
我的五位代表在北京停留两个星期，与中共会谈并计划考察路线——要花四个月以上的时间考察西藏全境。然而一等他们抵达安多，事情开始变得不像中共原 先的打算。不管代表团走到那里，都被无数民众包围，尤其是年轻人，他们都要求加持，并且询问有关我的消息。中共大为震惊，他们心慌意乱地通报拉萨中共当局 警戎，以便应付代表团到达时的状况。回电是这么说：『多亏首邑高度的政治教育水平，所以不可能发生什么难堪的事。』
然而，行程里的每一步，流亡政府的五位代表都受到令人欣喜的欢迎。他们到达拉萨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带回来的照片显示街上挤满了千千万万 的善男信女——他们都公然违抗中共禁止外出的警告。在城里时，有一位代表偶然间听到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对同僚说：『过去廿年的努力就在今天泡汤了。』
虽然这种情况常常是威权统治下在上位者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但是看来中共的确是做了一个完全离谱的错误估计。虽然中共防止类似事情发生的情治血统非常 有效；但是他们的评估却全然错误。更令我讶异的是，虽然出了这些纰漏，中共仍然继续保留这种系统。所以次年共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继承人胡耀邦访问西藏时， 就被带去看一个样板村，当然全然遭到误导。同样地，一九八八年时，我听说有位中共重要领袖访问拉萨，直接询问一位老妇人对西藏现况感觉如何。她当然是信心 十足地复诵党的路线，而这位中共领导人也真的相信她的感觉就是这样。俨然中共当局真心想要愚弄他们。但是只要还有些敏感的人一定能了解：在严刑峻法下，谁 还会唱反调呢？
还好胡耀邦没有完全受骗。他公然对西藏人的生活条件表示震惊。他甚至问道：『是不是中共这些年来对西藏所花的钱都丢进雅鲁藏布江了？』他接着承诺要 撤回百分之八十五的西藏中共干部?但是胡耀邦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后来都没下文了。胡耀邦掌权没多久就被迫辞去共党总书记的职务。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有极 大的勇气，公开承认中共在西藏所犯的错误。这样的事实明白显示，中共的领导人物，并非个个都支持中共政府在外域的镇压措施。但是如果胡耀邦的供认对西藏事 务并没有持续的影响，那么代表团十二月底回到达兰萨拉之后所作的报告，大部分肯定是有影响。
一九七九年十月，历经两次长期旅行之后，我回到家里。在旅程中我到过苏俄、蒙古、希腊、瑞士，最后是美国。
五人代表团携回一大堆底片、许多小时的谈话录音，还有足够的一段情报，这些资料需要耗费几个月来对照、过滤、分析。他们也带回七千封以上的信，这些信是西藏人民托代表团转交给他们流亡在外的亲人——这是廿多年来第一次有信件流出西藏。
不幸地，他们对新西藏的印象非常不好。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 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着而可怕的侵犯。最轻微的则是诱拐儿童，有些小 孩被驱迫为奴工，有的则送往中国受『教育』；以及监禁无辜的公民，无数僧尼死于集中营里。许多照片生动地说明这真是个可怕的末世景象：寺院、尼庵只剩下断 垣残壁，或是变成了榖仓、工厂、牛栏。
然而，在这些资料面前，中共当局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听任何批评——不管是代表团说的或是流亡社区的其他西藏人所说的。他们说，只要我们还流亡在外， 我们就没有权利批判西藏内部的事务。当罗桑桑天把这些话告诉我时，我想起来一件发生在五○~代的事情。有位共产党员问一位西藏官员说：『你对中国统治西藏 的看法如何？』『首先你得让我离开西藏，』这位西藏人回答：『然后我才告诉你。』
然而代表团倒是真的带回一些有用的消息。例如，他们在北京时，见到一些被培养成共党干部的年轻学生，这些年轻学生并没有盲信马克思主义和亲中国的政 策，他们完全同意西藏自由的目标。我们从许多例证来看看当西藏人民公然违抗中共当局来表达对达赖的敬爱，人民的心灵绝对没有被中共压碎。事实上，看来这些 悲惨的经历反而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
另一桩正面的事情是第一支代表团在北京见到了班禅喇嘛。中共曾经非常残酷地对待他，班禅喇嘛也让代表团看到在那场折磨中身体所留下的永久性伤痕。他 说在我流亡出走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动他在扎什伦布的本庙。但是在他开始批判我们的新主人之后，军队就开进来了。一九六二年期间，中共通知他，他将取代我 而成为预备委员会的主席。班禅喇嘛不但拒绝了，还写了长达七万字的『万言书』给毛主席。之后他就被剥夺了官衔（毛曾经无耻地向他保证，中共会注意他的观 察）。一群年长的看守和尚在回扎什伦布的路上，被中共发现而拘禁起来，中共控告他从事犯罪活动，并且在日喀则人民的面前公开谩骂他们。
一九六四年年初，中共恢复班禅喇嘛的名誉。在默朗木庆典期间他应邀对拉萨人民演讲，当时默朗木节是恢复了，不过只有一天。他同意发表演说。然而，令 中共当局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对群众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领袖。演讲结束时，他激动地高呼：『达赖喇嘛万岁！』他当场即遭拘禁，连续七天的秘密审 讯后，他消失了。许多人害怕他也会被中共杀害。但是现在证实起初他被软禁，最后则关在中国最大的公安监狱2。在监狱里，他受到密集的刑罚和政治再教育。在 狱中的状况是如此的严酷，他不止一次试图自杀。
现在班禅喇嘛还健在，而且比以前好一些。但是代表团看到西藏的状况是如此恶化。西藏的经济制度确实已经转变了。虽然现在有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对西 藏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中国占领者的手里。例如，以前没工厂，现在有一些，但是工厂制造出来的东西都送去中国。工厂本身唯利是图，结果当 然是破坏了生态环境。水力发电站也造成了同样的伤害。在每个城镇的中国区都灯火通明，但是即使在拉萨，藏人居住的地区十五瓦到二十瓦的灯光是你所能看到最 亮的灯光。但是电灯常常不亮，尤其是在冬天，此时为了配合拉萨其他地方较以往更大的用电量，供电来源因而有所改变。
至于农业方面，中共坚持要把冬小麦种在原来种青稞的田里。中国人吃小麦而不吃青稞。结果，因为中共的新式密集种植法带来榖物大丰收——接着是连年饥荒。这些改变造成了西藏微薄、脆弱的肥沃表土迅速地遭到侵蚀，结果留下的是绵延数里的沙漠。
其他的土地资源，例如森林，也同样遭到滥伐。一九五五年以来，据估计已经砍伐近五千万棵树，数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在清理之后都用来种蔬菜。畜牧方面 的确是戏剧性的进步了：在某些地方，在同样大小的牧地上，现在养的牧口数目是以前的十倍。但是在其他地方，过度开发的环境则无法再承受任何形式的放牧。结 果，把整个生态赔进去了。以前曾经遍地长满了鹿、野驴、野牦牛吃的青草地现在都消失了。以前西藏常见的大群野驴、天鹅已经看不到了。
关于保健方面，的确是增加了数目可观的医院，就像中共所说的一样。但是医院却公然偏袒移民的汉人。中国人需要输血时，就从西藏的志愿者那儿取来鲜血。
现在西藏的学校数目的确也比以前多。但教育计划却被滥用来图利中国人。例如，代表团听了一些故事：为了从中央政府那儿取得经费，中共的地方当局声称 他们会为西藏人改进设备，但是却把经费挪用在加惠他们自己的小孩。至于中共提供给西藏人的教育，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进行。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 除西藏语言。事实上，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真正得到适当教育的人只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大部分是聪明、有前途的小孩，他们都被送到中国受教育，因为这 样有利于『统一』。
代表团也发现西藏内的交通已经戏剧性的转变了。西藏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几乎连通每个移民区。境内也有成千的车辆，主要是重型卡车——但都是属于中共政府。然而如果没有许可，西藏人不能行动迁移。最近法令是有些放松了，但是只有非常少数人才有能力利用这些。
同样地，虽然消费物品真的可以买得到，但是只有极少数西藏人买得起，大多数人还是处于悲惨、可怜的贫穷状态。代表团听说直到最近口粮配给的数量仍然 很少，三十天的配额只能维持二十天。口粮吃完了，就只好吃树叶、青草。例如，一个月份的奶油配额只够在以前喝一次奶茶，少到只够骗骗嘴唇。代表团不管到那 里都看到当地人民营养不良、发育不好，同时衣衫褴褛。更不用提缤纷的饰物和珠宝——耳环等等——在以前即使是一般平民也会有一些。
在这种异常的艰困处境中，人民还要负担难以置信的税负，当然这些费用不叫做『税』：而是『租』或是类似的东西。即使是游牧人家也得被迫付钱才能过不稳定的生活。总而言之，中共在西藏的经济计划是一种折磨。
代表团还发现中共无情地压抑西藏文化。例如，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宗教被查禁。成千的寺院、尼庵都遭亵渎。他们听说中共从五○ 年代末期起就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每栋建筑物都派工作人员访查，他们开列物品清单。随后是一队工作人员把所有值钱的东西装上卡车，直接运到中国。到 了中国后，这些战利品有的被熔成金块、银块，有的被卖到国际艺品市场，换取外汇。接着是更多的工人进来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像屋瓦、梁木都拿走。最后所有当 地的人民都被迫表态、鄙视旧社会和腐化的和尚们。几个星期内，整间庙就只剩下一堆废墟。
这些寺庙的内部陈设代表了西藏可处理的实质财富。几百年来，寺庙聚积了各家族好多代的捐献，善男信女们一向是把最好的东西捐给庙里。现在这些净财全部都消失在中国贪得无餍的肚子里。
做了这些，中共还不满意；中共当局也决定控制西藏的人口。中共在西藏强制推行一对夫妻只能生二个小孩的政策（中共说这种节育计划不仅限于中国境 内）。那些超过配额怀孕的人都被强制送进医疗单位，这些地方的设备简陋，就像江孜的屠宰场——怀孕的妇女就在这种地方没有先行消毒就打胎。确实有许多妇女 被强制避孕，最近离开西藏来到印度的妇女，身上就都安装了铜制的子宫环。
当人民奋起反抗时——一九五九年之后发生过许多次——整个村落被夷为平地，村民全被杀光，数以万计的人被中共监禁起来。他们被关在生活条件最差的监 狱，白天强迫劳动，晚上还得开检讨会直到夜深，中共只给他们微量的口粮。我曾经提过一些被中共监禁过的人。其中一位是天津秋爪，五○年代末期时他是我个人 的初级医师。第一支考察代表团到北京时，我就要求他们请中共释放天津秋爪，并且允许他来印度。
起初没有回音，但是一年之后，他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九八○年年底，他来到达兰萨拉。他告诉我一些几乎令人不敢相信的残暴、堕落的故事。在二十多年的 监禁中，他好多次都饿得快死了。他告诉我，我和同伴饿得吃衣服充饥。还有一位同伴，当时他和这位同伴住在医院里，饿得惨到当地看到同伴解出的干瘦大便中有 一条虫时，他把它洗干净，然后吃下去。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重复这种事情。我是以佛教徒的身分来记述，我并不想激怒中国的兄弟姊妹，我只是在教育民众而已。无疑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西藏的真相。我不是出自怨毒而来叙说这些冷酷的事实。相反的，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除了向前看之外，别无他法。
从第一支代表团访查回来，至今已逾十年，代表团的发现也被其他许多消息来源肯定。『其他消息来源』包括随后派出的西藏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旅客以及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幸地，在这段期间，虽然有一些物质进步，但是西藏的情况在许多方面甚至变得更糟。
我们现在知道中共派驻西藏的军队多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人中有许多是沿着中印未定界驻防。更过分的是，中共把三分之一以上的核子武器部署在西藏的土 地上。因为西藏是世上蕴藏铀矿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共似乎是想籍着挖掘铀矿使西藏大部分地区遭受放射性污染的危险。在东北方省份的安多——我的出生地，当 地有一个众人周知的最大型古拉格——大到什么地步呢？有人估计它足够拘禁一千万人。
中共大规模移民的结果，使得西藏境内的中国人现在已经超过了西藏人。我的西藏男女同胞今天正处于极危险的情况，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只是旅客观光的对象而已。
译注：
1、如果告诉读者时轮坛城有几个同心圆、内城有：门、外城有：门、有几个同心正方形，坛城有多少眷属……等，读者不知道这是否不恰当。
2、就是秦城监狱。
第十四章　争取和平
第二支及第三支考察团都在一九八○年五月从印度前往西藏。其中一队的成员较年轻，另一队则由教育工作者组成。我希望籍着前者，了解年轻人对西藏情况有何展望；透过后者，则希望知道西藏的年轻一代未来能有什么样的展望。
不幸，青年团未能完成查证工作。成群结队的西藏人夹道欢迎这群离乡背井的人，在他们面前痛骂中共施政，官方遂指控这些代表挑拨群众造反；因此以危及 『祖国统一』的罪名，将他们逐出西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结局很感不悦。中共非但不想『从事实中求取真相』，反倒似乎决心一股脑儿的无视于真相。但至少这 次驱逐行动证明，他们还算注意到了西藏人的感受。
第三支代表队由我的妹妹杰春佩玛率领，总算获准留下。这支队伍于一九八○年十月回到达兰萨拉，结论明确的指出，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一般教育水准略有改进，但并没有真正的好处；因为中共似乎认为，认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教小孩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写『自白书』。
整个而言，考察团搜集的资料，不但完全暴露了中共在西藏的劣性，也显示西藏人的生活状况依旧很悲惨。虽然比过去二十年，情况无疑已有改善，但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西藏人仍被认为是『落伍、无知、残酷、野蛮』。
一九八一年，我母亲中风，卧床不久便告去世。她毕生（她将近百岁）都很健康，因此卧病在床对她而言是重新的经验。这代表她第一次得依赖别人。过去我母亲一直自己照顾自己。例如，她喜欢早起，但她从不逼仆人为她早起，她早晨自己沏茶，尽管她有个手腕受过伤，行动不是很方便。
她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与她同住的天津秋结坦白的问她，孩子之中她最疼谁。我想他觉得自己该当之无愧。但是，她回答是罗桑桑天。我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 我弟弟告诉我这事时，我也以为她会选中我，但也因为她临终之前，唯一在场的就是罗桑桑天。我在那之前步行到她的小屋，跟她短暂的见了一面，但大限到时，我 却离家在菩提伽耶。
我一接到消息，就祷告她来世转生顺利。在场的西藏人也都陪我一起祈祷。他们的诚挚非常令人感动。政府当然也写信来致哀，信是书名写给负责发布讣闻的 林仁波切，但是为了某种不明原因，却直接交到我手上。接着发生了一件趣事。我读完信，转回去给他。他看完信，困惑的抓着头皮来找我说：『照例说应该由我把 信转给你，现在却颠倒过来。我该怎么办？』这是我唯一踫到林仁波切说不出话的时候。
当然，母亲过世我很难过，近年来，我见到她的机会因为工作与责任的压力增加而变得愈来愈少。但我们精神上仍很亲近，因此我有很大的失落感——每当随 员中的长者去世，我都有这种感觉。当然，时光流逝，上一代总会渐渐逝去，我四周比我年轻的人愈来愈多。事实上，我的政府人员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我觉得 这有很多好处。今日西藏形势带来的挑战，需要现代化的心灵才能应付。在旧日西藏环境中成长的人，不能了解那儿现在发生的转变。面对这些问题的人，最好没有 记忆的包袱。此外，我们是为了下一代从事争取西藏合法独立的奋门，如果他们还愿奋门下去，就必须由他们继续。
一九八二年四月初，达兰萨拉的三人谈判小组飞往北京，讨论西藏前途。领队是当时噶厦资深成员竹谦圆滇南结，陪他前去的包括我的前任侍卫总管，一九五一年为嘎波嘎旺吉美担任译员的吞措塔希塔克拉，以及西藏人民大会主席罗提结称结瑞。他们与中共高级官员晤面，双方表明立场。
西藏人提出讨论的各点，以我们祖国的史实为主。他们提醒中共，就历史而言，西藏一直与中国分离，这项事实北京在强迫签署十七点『协议』时，已完全承 认。其次，我们的谈判代表告诉中共：尽管我们一再吹嘘夸大西藏的进步，但事实上。西藏人根本不满意。他们建议中共根据这些事实，采取与事实相符的新方针。
一位谈判者也问起，西藏人既然是外族，是否也应该拥有跟中共政府声称要给台湾的同族人相同或更多的权利。他得到的答覆是，台湾是因为尚未被『解放』，所以才提供它这样的条件，而西藏却早已踏上了辉煌的社会主义之路。
很不幸，结果显示中共并没有实质的事要谈。他们教训我们的代表，指责我们用考察团的资料歪曲真相。他们真正想谈的只是要达赖喇嘛回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有关我未来地位的五点清单。
一、达赖喇嘛应该相信中国已迈入长期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成长及各族共和的新阶段。
二、达赖喇嘛及其代表团应坦诚对待中央政府，不可拐弯抹角。也不应再以一九五九年的事件为遁辞。
三、中央政府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归来。这是基于他们将对中国统一，加强汉藏及各族的团结及现代化计划有所贡献的期望。
四、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与生活状况将与一九五九年以前相同。建议他不必住在西藏并担任地方官职，但他当然可以经常回西藏。他的追随者不必为工作与生活担心，一切都将较过去改善。
五、达赖喇嘛若愿回来，可向新闻界发布一分简短声明，其内容由他全权决定。
代表们回到达兰萨拉后，中共政府发布了一份严重歪曲的会议记录，指我们的观点为『分裂主义』、『反动』、『中国人，尤其西藏人，都强烈反对』。中共 对西藏的『新』政策开始显得跟一九七○年代晚期的发展所指出者相去甚远。正如一句西藏谚语所说的：『他们给你看的是黄糖，塞进你嘴里的却是白蜡。』
谈到中共提出与我有关的五点，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以为我会重视我个人的地位。整个奋门过程中，我关心的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六百万同胞的权利、幸 福与自由。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争界域，而是因为我相信，人类最要紧的就是本身的创造力。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 了卅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
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我希望跟我的同胞谈话，亲自了解真正的情况。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
同时，因为旅行的限制放宽，所以有相当多的西藏人开始来到印度。他们不断前来，不过人数已渐渐减少。写作本书时，已有将近一万人来过印度，其中一半以上留下，大部分是希望在我们的学校与寺院大学就读的年轻人。回去的人则大多出于不得已的原因。
我尽可能亲自接见来自西藏的旅客。这些场合几乎都令人非常激动：他们大都是悲伤而天真的人，衣衫褴褛，身无长物。我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家人的情形，他们答话时总是忍不住热泪滚滚而下——在叙述亲身遭遇时更是压抑不住的号淘大哭。
这期间，我遇见曾赴西藏旅游的观光客人数也日益增加。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获准进入这个雪国。不幸的是，中共官方从一开始就处处 设限，开放政策实施之初，就只有加入遵守既定行程的团体才能入境，可以参观的地方也少之又少。更有甚者，外人几乎没有机会跟西藏人接触，因为大部分宿处都 由汉人经营，这种地方雇佣的少数西藏人都只从事侍应或清洁打扫的粗工。
除了这些缺点，中共的导游也只带游客参观重建中，或重建完毕的寺庙，仍然是废墟的所在从不在外人面前曝光。没有错，尤其在拉萨一带，过去十年间有不 少重建工作在进行，但我绝非处于私心才说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观光团，事实上，不但住进这些重建寺庙的僧人都必须由中共官方审核，甚至他们还得牺牲修行的时 间，亲自动手搬砖挑瓦（资金由民间私人捐助），使人无法作出别种结论。
好在导游都受过精心训练，很少观光客看穿这一点。如果他们问起，为什么有这么多重建工程，他们会被告知，很不幸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也蔓延到西藏，但中 国人对四人帮的恶行造成的后果深表遗憾，他们震憾设法弥补过去可怕的错误。从来没有人提起，大部分破坏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成为事实了。
可惜的是，对大部分观光客而言，西藏不过是个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是他们护照上的另一枚戳记而已。他们多看几座寺庙，好奇心就得到满足，庙中挤满服 饰多采多姿的进香客，更冲淡了他们的怀疑。但尽管大多数人受惑于表面假象，至少还有少部分人并非如此，这才是西藏开放观光对我们真正的益处。这跟经济或统 计数字无关，只是一小群真正富于想像力与好奇心的游客。他们会溜出兼负监视责任的导游的视线，去看那些不希望被他们看到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听到那些 他们不该听的消息。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年之间，西藏观光客人数从一千五百人增加到三百万人。从后来跟我们流亡政府接触的人口中，我们得知中共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 是空洞的口号。西藏人仍没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私下明白的反对中共占领我们的国家，却从不敢公开谈论。更有甚者，他们取得资讯的管道极为有限，举行宗教仪 式也要受管制。不需要太客观就可以看出，西藏还是个警察国家，人民都在恐惧中忍气吞声。尽管毛泽东死后就有改革的承诺，他们仍然不曾脱离恐惧，现在他们更 须面对大批涌进的汉人移民，用压倒性的人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我遇见的很多观光客都说，他们到西藏前，基本上都持支持中共的态度，但目睹的一切推翻了原来的观念。同样的，很多人说，虽然他们基本上对政治不感兴 趣，现在却觉得必须改变立场。我记得有位来自挪威的男士告诉我，他最初很崇拜中共摧毁宗教的行径，但当他第二度回到拉萨，看到了真相，他不由得问，他能帮 助我的同胞什么忙？我的回答正如我告诉所有提出相同问题的西藏出来的访客一样，就是把他目睹的事告诉越多的人越好。这样，西藏的苦难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从新来者和观光客口中不断得到西藏的消息，因此一九八三年，中共与西藏发生新一波迫害浪潮时，我毫不感到意外。拉萨、日喀则、甘孜都有人被处决，昌 都与开雷也有人陆续被捕，这次整肃涵盖大陆全境，表面上，目标对准『犯罪与反社会分子』，但其实是为了对付异议分子。不过，尽管它似乎显示中共官方的态度 转为强硬，这则消息也有其积极的方面，第一次，中共在西藏的活动透过派入西藏的国际通讯社特派员传播到外界。
难民们担心新的恐怖统治，是毛泽东时代强硬手段死灰复然的讯号，反应极为强烈。是保守派对邓小平政权的反弹，或西藏再次陷入黑暗时代，都还言之过早。但很明显的，我的先行部队已无法成行，所以我的访问也只好取消。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对西藏政策已明显的有重大转变。胡耀邦提出中共驻西藏官员减少百分之八十五的要求未被采纳，相对的却展开鼓励移民的大型宣传活 动。在『发展』的口号下，六万名有技术及无技术的工人，在公家提供他们财务担保、房屋补助及请返乡假优待等条件的诱惑下，应召前往。同时，由于中共本身旅 行限制放宽，很少人也以私人名义前往，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正如西藏人所说，来了一个中国人，后面至少跟十个，大批人潮涌至——持续至今也不 减少。
同一年暮秋，甘地夫人遇刺身亡，西藏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我当时在伦敦赴德里途中，得知噩耗，深感震惊——不仅因为当天我正巧约定跟她及库里辛那 穆提（J．Krishnamurti）共进午餐而已。她的职位由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继承，这位年轻的领袖一心为国，并乐意协助西藏的流亡社会。
拉吉夫．甘地秉性温柔和顺，心地极为善良。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一九五六年我访问印度时，应邀到他祖父尼赫鲁府邸午餐。当时这位总理请我去 参观花园，我看见两个小男孩在一座帐篷附近玩耍，他们想放一枚大冲天炮，却放不上去。那正是拉吉夫和他的弟弟桑杰。最近，拉吉夫还跟我提起我要他们两人守 在帐篷里的趣事。
不到一年的时间，罗桑桑天去世，西藏又失去一位重要的支持者。他年仅五十四岁，我在哀悼中也深感惊异。他参与第一支考察团的经验，对他影响很大。他 不能理解中共对西藏如此明显的苦难不闻不问的态度。虽然他一向喜欢开玩笑取乐（他极具幽默感，而且有点粗俗），却因而闷闷不乐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若说他 因心碎而死也不为过。
罗桑桑天的死令我非常难过，不仅因为我们一直情同手足，也因为他病危之际，我未能陪伴在侧。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前往德里时，他当时正以西藏医学研究 所（Tibetan Medical Institute）主管的身分处理一些相关业务。他决定不跟妻子一块尔回去。但到火车站，他又改变了心意。他的事还没完全办完，虽然有便车可搭，他还是 决定留下。他就是这样的人，永远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第二天他就莫名其妙的得了『感冒』，恶化成肺炎再加上并发黄疸病，三周后他就去世了。
今天我每想起罗桑桑天，最难忘的就是他的谦逊，他总是像一般西藏人那样对为极为尊敬，而不是把我当作一个兄弟。比方说，每逢我回家或出门，他总是跟 别人一起排在我住处的门口欢迎我，或祝我旅途顺利。他不但谦逊，而且慈悲为怀。我记得有次跟他提到印度东部欧利萨（Orissa）的麻疯病人聚居区。他跟 我一样，非常重视能帮助别人减轻痛苦的事。我说我希望西藏社区能够对那些病患提供一些协助后，他就流着泪说，他个人愿意尽一切努力。
我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一年与一九八四年访美，每次那儿的人都表示希望能为西藏人做些什么。一九八五年七月，九十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当时的 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中共政府与我的代表举行直接谈判。信中鼓励中共『尽可能考虑达赖喇嘛阁下及其人民极为合理而正当的愿望』。
这是西藏第一次获得正式政治支持——我认为这是我们目标的正当性终于开始赢得国际支持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进一步类似的证据，将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起而采取相同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初，我接到前往华府美国国会人权高峰会议演讲的邀请。我欣然接受，并定于该年秋季赴约。同时，我的很多老朋友都建议我趁这个机会，提出一些西藏要争取的明确目标，俾便世界各地的正义之士认同。我认为这建议很好，于是开始组织我过去几年中想到的一些观念。
就在我动身赴美前夕，国会出版了一份有关人权被侵犯的新报告。其中指出，国会一九八五年致李先念的信遭受忽视：〔没有证据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 『达赖喇嘛合理而正常的愿望』作任何考虑。〕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在国会山庄演说，我提出的建议纲领自此被称为五点和平计划，它包括下列五点：
一、整个西藏划为和平地区。
二、取消中共人口移民政策，因其已威胁到西藏民族的生存。三、尊重西藏人民之基本人权及民主自由。
四、重建并保证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共应中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与弃置核能废料。
五、对西藏的地位及中藏人民的关系立刻展开谈判。
简短的说明这些建议后，我请现场听众提问问题。这时，我注意到场中有些人看起来很像中国人，我问他们是不是，他们犹豫一会儿才回答是的，他们是新华 社的人。此后，我发现每当我在海外公开演讲，中共必然派人到场监听。这些人通常对我都很友善，当他们偶尔否定我或讽刺我的时候，都会露出愧疚的表情。
我要大致说明一下五点和平计划。第一点之中，我建议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西康与安多省份在内，都改为Ahimsa地区。（Ahimsa是个印度教名 词，意为和平与非暴力状态）。这符合西藏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佛教国家的地位，与中共已表示支持的尼泊尔以和平地区自居的宣言完全相同。如果能实现，西藏就 可恢复其作为亚洲强权之间的缓冲国的历史地位。
下列个点是Ahimsa地区的主要条件：
——全西藏高原列为非军事区。
——禁止在西藏高原生产、试验、或存放核子武器及任何其他武器。
——西藏高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公园，以严格的法律保护野生动植物；剥削自然资源的行为将审慎立法管制，以免破坏相关的生化系统；人类居住的地区将实施认可发展的政策。
——禁止制造或使用核能，以及任何企图会产生危险性废料的科技。
——国家资源与政策都将以推动和平与环境保护为目标。凡致力推广和平及保护各种生命形式的组织，都会在西藏得到友善的接待。
——推广与保护人权的国际性与区域性组织，西藏都会加以鼓励。Ahimsa地区成立后，印度就可以从与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区撤除军队与军事设施 ——一俟签订足以满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并且能建立藏、中、印及该地区其他民族之间互信的国际条约，就能实现。这对每个人都有利，尤其是中共和印度，不 但能加强两国的安全，同时又能减轻维持大批军队驻守喜马拉雅山未定界的经济负担。历史上，中印从未起正面冲突。只有当中共部队闯入西藏后，两国才有疆界相 接，在两大强权之间造成紧张，促成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从此以后，危险的小纷争就层出不穷。
历史上一直是如此——中间设立一个广大而友善的中立地区。改善中国人与西藏人的关系，首要之务是建立互信。过去三十年的浩劫中，几乎有二十五万西藏 人死于饥饿、死刑、酷刑、自杀，还有数万人被囚禁在罪犯营中，令人难以置信，现今唯有中共撤军，真正的和解才能开始。西藏的大批占领军每天都在提醒西藏人 他们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撤军是未来与中共基于友谊与信任建立有意义关系的必要条件。
不幸的是，北京把我提议的这一部分，视为分裂的行动，其实这绝非我的本意。我的用意只是指出，为追求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真正的和谐共存，至少有一方必 须作某种程度的让步。由于西藏一直是受害者，我们西藏人已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以奉献给中共，所以为了建立互信的气氛，那些手持步枪的人应该撤走。这就是 我所谓的和平地区：一个没有人携带武器的地区。这不仅有助于建立信任，对中共的经济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可以节省在西藏驻军的大笔开销，对一个开发中国 家而言，这笔开销可以说是庞大的浪费。
我的五点和平计划第二点，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威胁有关，也就是中国人人口流入西藏的问题。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共的汉化政策已极 为明显：有些人暗地里称之为『最后的解决方案』。他们籍此使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变成自己祖国里的少数民族。这一定要中止。汉人平民大 规模移入西藏，直接违反了第四次日内瓦大会的决议，现在我国东部，汉人人口已超出藏人甚多。以我的出生地，现在被划归青海省的安多为例，据中共统计资料， 当地有二百五十万汉人，仅七十五万藏人。
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亦即西藏中部与西部），我们的资料显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这套移民政策并不新鲜。中国曾有系统的在其他地区运用。不久之前，发源于中国东北地方的满族还是拥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独立民族。今天的东北地方只 剩二到三百万的满族人，汉人却多达七千五百万。又如今天中国人称为新疆的东土库斯坦，汉人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人增为今天的七百万人，占全部当地人口一 半以上。中国殖民内蒙古后，汉人增为八百五十万，蒙古人仅二百五十万。我们估计，目前全西藏有七百五十万汉人，多于藏人的六百万。
西藏民族要继续生存，汉人移民必须立刻停止，汉人屯垦民必须获准回内地，否则，西藏人将沦为吸引观光客的噱头和光荣历史的遗迹。目前汉人之所以留下似乎主要由于经济诱因；此地情况并不适合他们，汉人罹患高山病的比比皆是。
我建议的第三点与西藏的人权有关。这一定要尊重。西藏人应有在经济、文化、知识、灵性等方面发展的自由，并享有基本的民主自由。西藏侵犯人权的情形 全世界最为严重，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类似机构都可以证明。西藏的歧视行为在中共所谓的『隔离与同化』下，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西藏人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 公民，被剥夺所有基本民主权利与自由，由占领的殖民政府控制，所有实权都掌握在中共官员、共党及人民解放军手中。虽然中共准许藏人重建佛寺，朝拜进香，却 严禁一切与宗教有关的学问授受。因此，虽然流亡在外的西藏人，根据我一九六三年草拟的宪法，拥有民主权利，但我成千上万的同胞仍然因他们对自由的信念，在 监狱或劳动营中受苦。在西藏，效忠中共的西藏人被称为『进步』，效忠自己国家的西藏人却被打成『罪犯』，锒铛入狱。
我的第四项建议，呼吁为重建西藏的自然环境而努力。西藏不应用于生产核子武器或堆置核能废料。西藏人一向尊重各种生命的形式。这这与生俱来的感情，因佛教信仰严禁杀生而更为加强。中共入侵之前，西藏是一片清新、美丽，未经破坏的野生环境庇护所，拥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
遗憾的是，过去数十年来，西藏的野生动物几乎完全被摧毁，很多地区的林木已无法恢复原状。整个西藏脆弱的环境力受损极大——尤其因为这个国家的高海 拔与干燥，植物生长需花比低海拔潮湿地区更久的时间。因此，仅余的一切更须加以保护，并努力扭转中共对西藏环境不公平的肆意破坏造成的恶果。
因此当务之急是中止生产核子武器，更重要的是防范弃置核能废料。目前中共不但打算在此处理它自己的废料，也计划进口外国废料牟利。此举的危机显而易 见，不但危害现在生存于此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将同受其祸。更有甚者，本地无可避免的问题轻易便会转变为全球性的灾难。把废料交给中共，因为把这些东西丢在 地广人稀，科技相当落伍的区域，只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
我在要求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举行谈判的呼吁中，表达了我以坦诚修好的态度解决问题的意愿，希望找出一个对所有的人——西藏人、中国人，以及地球上每一 个人——都有长程利益的方案。我的动机是经由地区性的和平促进全世界的和平。我决不以批评中共为能事，相反的，我愿意尽一切可能来协助中国人。我希望我的 建议对他们有益。不幸的是他们全部视之为分离主义（其实，我在谈及西藏的未来时，从未提起主权问题），北京立刻用强烈的措辞驳斥我的演说。
这并不令我感动意外。西藏人的反应虽出乎我的预料，却也没有令我太惊讶。我在华府演说后没几天，就传来拉萨举行大规模示威的报导。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