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试锋芒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
了。我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只是偶尔光顾。找到了一个旅馆，名叫“厄尔布
鲁斯”。我就在这里下榻。我交过床铺钱，便出去逛街了。
城里处处树木葱茏、绿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三四层
楼房并不多见，一两层唱主角，房屋的旁边和上面都盖满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罗斯
边远地区许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种最莫名其妙的建筑样式。每座房屋房顶上的烟囱，
仿佛是在证明没有暖气。后来我才得知，城市也没有上下水设施。
市中心位于高起的部分。那里也有老城堡的断垣残壁。据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
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压境时炸掉了。60年代以前，旧城的
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广场和上市场占用，这里曾是全边疆区和邻近各州农产品的集散
地。
从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东，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尽头，是昔日城堡大门
所在之处，叫做梯弗利斯大门。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门……最后，还有一处容易记住
的当地“名胜”–师范学院楼前的大水洼。总之，简直就是果戈里笔下的省城图
画。
厄尔布鲁斯旅馆的旁边是下市场。其泥泞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
一惊。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番茄。不过我花钱都很节省，省下来派别的用场：
必须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抵达之前随便租个什么住房。
我从8月5日起在边疆区检察院开始见习。每天晚上满城里四处找住房。一天两
天过去了，先后看了几十处住房，却每次都不成功。最后单位的同事建议去找经纪
人。检察院和民警局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将他们登记在册。给了我一个老牌
女经纪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26号（如此“重要” 的材料记得很牢）。我去了，
她当下就明白我不是来“斗争”，而是来求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三处房的
地址。其中的一处（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们未来几年的住处。
这里住着一对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退休教师，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柳芭
和沃洛佳。后来又添了个孙子，叫阿纳托利。房东给了我们一间见二平米的小屋，
其中炉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从三个不大的窗户望出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古色
古香的花园。不错，窗户关起来很费劲，它们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张又长又窄
的铁床，那网状床垫中间几乎已经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个房间已多年无人收拾，
可是就凭我那点钱，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房东讲好了每月房租250卢布（按1
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
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
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
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
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
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
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
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
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
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
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
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
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
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
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委去。”
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今天，我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
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
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
情也不易办到。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
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人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
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
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
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
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
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
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
住。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
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一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山沟
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
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
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
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
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
苦山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镣绕，黑色篱
笆曲曲弯弯
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
话）上空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
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
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
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风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
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
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
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
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
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
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
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
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
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
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
“中央” 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
眼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
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 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
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
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
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
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
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
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
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
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山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
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
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
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
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
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
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
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山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
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 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
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
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
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山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
不提。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
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
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
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
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 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被请到边疆区党委那
里。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
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
势，在就共同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
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
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 大学的教育程度。然
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
“米沙，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
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象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
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
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
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
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
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 垮掉了。
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
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
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
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
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
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H．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
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
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 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
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
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
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 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
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
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
I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
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
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
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
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
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
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
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
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
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
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
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
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
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
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
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
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 本人
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人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 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
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
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 也无法改变“我国社
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
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
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
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
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
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
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
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
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
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
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
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
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
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并为在斯大林的监
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
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
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
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 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
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
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
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人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
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
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
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
印度、埃及等 “第三世界国家” 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
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
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
敌对与对峙。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
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
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
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
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
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 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
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
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
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
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
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
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
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
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
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
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
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
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
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
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
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
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
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
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
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
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8．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
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
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
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
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
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
垄断，取消昔日“省长” 或“有封地的公爵” 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
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
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
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
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
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 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
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 的公开赞同，他们
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 “反党集团” 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
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
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 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
作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
根” 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 中引起了消极的反
应，直接在劳动集体中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人民中间也失去了威信。苏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会前
夕曾表示担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引起人民闹事，这纯属多虑。1961年的货币改革
最终打击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农民宅院经济的讨伐搞得农村中怨声载道。1963年
收成不好使粮食形势紧张起来，导致食品价格的“临时”提高。赫鲁晓夫与军队、
与科技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恶化了。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 开脱了，然而在“人民福利”
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195
7年曾经支持过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整个“赫鲁晓夫时期” 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
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
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
且还进行抵制。
如今在回顾历史时，我认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后）至60年代
中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时期。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
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
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党内仕途的开始
1960年三月，列别杰夫被别利亚耶夫所取代，H．H．别利亚耶夫此前是苏共中
央主席团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铁米尔套发生悲剧事件之后到
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别利亚耶夫仿
佛是“流放” 到此，他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
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
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
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
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
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
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
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
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
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
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
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
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
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
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HJ．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
“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
足和其它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
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
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
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
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
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 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
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
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
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
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
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
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
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①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
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
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
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
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 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
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
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
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
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
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
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布尔米斯
特罗夫接任该职。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
当时我已经自己作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
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竟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
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
“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
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 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
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 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
会…… 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
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 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 连一句
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
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
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 的套
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
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
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 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
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
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
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
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
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
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 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 态度的。其中最初就
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
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
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
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
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
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 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
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
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
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
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
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
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诡云诡，许多州委、边
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
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
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透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
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
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
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
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 加工成自己的
“黄油”。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
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
力。这叫 “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
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
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
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
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
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
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
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
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
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
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
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
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
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 可
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
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
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
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
去总书记的信任。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
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
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
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 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
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
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
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
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 之类
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
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
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 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
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
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
情。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
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
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
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
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
尘暴，全赶到一块了。两百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
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 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
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
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
谈到对外政策–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
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
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
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 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
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 “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共中央
书记，现免去其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
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
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
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
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
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
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
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
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
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
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
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
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
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
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
理问题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顺便提一句，
我也感到她的调查很有意思，它提示了采取某种措施的必要性。
在论文答辩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了几年副教授之后，有人提出让她当教研
室主任，但是家庭会议不予支持。人言可畏，在这个外省（也不仅仅限于外省！）
城市里不得不考虑，有人会首先把这个任命同我的地位联系起来。说实话，她本人
也并不急于当领导。独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也给她带来精神
上的满足。
我的工作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职业都迫使我们努力提高自己。这成了终生
的习惯。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嗜书如命，这已成为特殊的癖好，一辈子都在收集私
人藏书。第一书记的特权之一，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发行处按照目录订购书籍，这
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每次订购都要进行讨论，以便考虑到家庭的共同需要和每
个人的特殊利益。
我看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书籍的摘要，颇感吃惊的是肤浅的
见解比比皆是！问题不仅在于对我的生活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而首先是对于某种行
为和决定的动机作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套用描写前苏联生活方式的刻板模式来描
写戈尔巴乔夫的生活道路。
在试图解释一个出自普通百姓的人怎么能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国家首脑时，
杜撰出大量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这里某些作者的想象力简直没有节制。为了展开
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
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
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
少而已。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
照顾孩子，实在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
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
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
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
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
1978年4月15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
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
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
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
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夫罗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
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
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
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
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
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
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
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
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
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
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
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
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
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
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虽然命运在我那一
生的朝霞时期，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
忘记：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我爱高加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
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
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
线，靠它辨明了方向。
第六章 在老广场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
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
隔绝” 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
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
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
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
迁人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
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
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
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
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
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
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 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
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
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
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
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
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
懂得“宫廷” 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
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 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
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
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
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
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
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 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
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
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
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
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人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
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
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
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
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
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 “日常琐事” 推给组织
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
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
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 的威胁。后来，
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
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
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
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 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
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
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
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
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
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 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 他们又很不中用。
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
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
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
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
“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
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
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
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
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
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
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
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
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
下挫败了对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
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
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
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
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
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
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
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 的地步。这些机构并
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
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
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
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
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
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
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
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
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
“共同协定” 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
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
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 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人膏盲、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
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
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
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
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
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
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
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
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
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
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
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
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
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
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
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
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
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
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
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
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
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
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
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
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
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 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
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
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
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
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
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
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
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
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
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
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
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
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
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
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
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
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
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
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
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
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
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
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
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
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
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
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
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
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
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
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
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 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
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
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
·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
“克里姆林宫夫人” 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
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
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
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
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 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 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
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
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
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
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
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
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
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
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
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
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
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
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
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
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
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
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
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
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
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
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
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
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
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
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
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
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
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
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
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
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
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
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
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
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
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
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
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
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
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 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
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
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
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
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
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 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
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
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
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
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
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
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
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 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
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
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
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
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
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
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
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
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
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
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
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
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
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
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
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 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
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
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
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
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
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
很可能是觊觎“王位” 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
知道。因此他要求介人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
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
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
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
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
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于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
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
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o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
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
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
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 安德罗波夫的威信
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
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
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
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
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
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
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
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
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
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
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
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 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
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
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
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
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
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
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
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
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
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厂’
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
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
禅： “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
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
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
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
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
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
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
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
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
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
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
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
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
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
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
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
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
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
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
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
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
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
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
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
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
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
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
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
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
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
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
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
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
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
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
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
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
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
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
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
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
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
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
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
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
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
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
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
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
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
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
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
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
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
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
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
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
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
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
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
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
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
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
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
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
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
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
那些诸如 “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
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
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
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
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
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
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
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
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
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
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
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
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
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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