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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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在其對方的錯誤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的幾個基本觀念問題
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
——在其對方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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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版面原件：第167頁，第168頁，第169頁，第170頁
〔第167頁〕
第一節 法國革命中，拿破侖在歐洲戰勝一切的原因
在克勞塞維茨闡述其戰爭與政治的關係的各篇中，認為每一時代的戰爭，都各有其獨自的特質，也各有其獨自的戰爭理論。他從法國革命之後的政治關係中，指出戰爭的新趨勢。他說：
「法國革命對國外所發生的影響，顯然不能單單注意於法國採用兵法上的新手段及新見解，而應注意於其簇新的政治及行政技術，並政府的性質和國民的狀態
等。但是其他國家對這些事物，並沒有正確的認識，仍舊以一貫慣用的傳統手段，來對抗這勢如破竹的新戰爭。——凡此種種，都是他們政治上的錯誤。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國革命後二十年間的勝利，乃是由於其對方的各國政府，在政治上犯了錯誤的結果。
〔第168頁〕
「誠然，戰爭本身在其本質上和形態上，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於法國革命在法國產生出新手段和新力量。於是遂使戰爭的性質，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
「總之，兵術的變化，實際也是政治發生變化的結果，這就是二者不可分離，而具有緊密連鎖關係的有力證據。」（註一）
這就是說，由法國革命直至拿破侖當政的時期，其對外戰爭是傾向於無限戰爭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猛烈果敢狀態。而其對方的各國，仍然以過去的現實戰爭，即有限
戰爭的兵術，來對抗法軍，所以招致失敗。但是戰爭能否向無限戰爭的方向來演進，其關鍵在於政治。所以克氏說：「戰爭本來好像一柄可怕的巨劍，……然而一到
了政治的手裡，會變成一柄毫無鋒刃的廢劍。」（註二）這就是當時歐洲那些國家的政治社會形態，使其祇能以舊式的有限戰爭，來對抗拿破侖的無限戰爭，所犯的
錯誤；而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就是他們各國的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註一）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一○五頁至一○八頁。
（註二）戰爭論第八篇，第六章，第九四頁。
第二節 俄共反時代與反革命的特性之導源
我在這裏必須指出，在法國革命潮流之中，有一股反革命的逆流。這一股逆流就是社會主義旗幟之下的共產主義。一八四○年代，民主革命潮流正瀰漫歐洲的
時期，馬克斯亦於一八四七年為共產主義者〔第169頁〕聯盟發表其「共產黨宣言」，鼓吹階級鬥爭，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當時國際共產黨在法國革
命過程中，雖不斷的發動階級鬥爭，表現其反動的力量，但他並沒有什麼成就。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卻在俄國革命中製造改變，奪取政權，實行其所謂「無
產階級專政」，於是掀起了世界民主革命中的一股反動的逆流，竟形成了今日人類自由與世界安全的莫大威脅。
本來社會主義乃是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就是本於公道正義的互助博愛康樂的社會，而其國家亦應該是獨立自由和平，而不是專制獨裁殘暴侵略的國家。但馬
克斯則自稱其學說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指人道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為「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了俄共的蘇維埃政府，則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就是其對內與
沙皇極權主義的歷史傳統結合，其對外乃成為大斯拉夫侵略主義的思想武器了。瓦裡蘇斯基說：「大彼得的俄羅斯乃是一座工廠和一個兵營。他把俄羅斯造成一個官
員、工奴和士兵的國家。」（註一）恩格斯更批評大斯拉夫主義，說道：
「在歷史學的領域內，幾個斯拉夫涉獵者的作品中，有一道反歷史的逆流。這一逆流的目的，是要把文明的西方屈服於野蠻的東方之下，把城市屈服於農村之
下，把工業教育屈服於斯拉夫農奴制的原始農業之下。但在這滑稽的理論的背後，卻站著一個恐怖的現實——即俄羅斯帝國——他每一個運動，都是要把整個歐洲，
看做斯拉夫部落——特別是其中唯一活躍的俄羅斯——的私產。」（註二）
一九一七年以後的蘇維埃俄羅斯，恰好就是建立於農奴和工奴的背脊之上的現代作戰機構，而恩格〔第170頁〕斯這段話，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最確切的描寫，也就是今日共產主義的反動性最恰當的說明。
自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而共產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合流之後，世界上各種戰爭，無論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或是反舊殖民地主義的民族戰爭，皆為其俄共所乘機
利用並且有計畫的裂造，而指使其第五縱隊，「轉變戰爭為革命」，並「轉變民主革命為階級戰爭」，來奪取其國家的政權，於是俄共首領們志得意滿的自誇其第一
次大戰之末，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在第二次大戰後征服了中國大陸。他們今日的企圖，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完成他推翻西方資本主義，統制世界的計畫。
我們知道，今日蘇俄集團所控制的人口，最多不過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而且其中大多數是反對共產主義極權暴政的。蘇俄雖控制歐亞大陸的心臟部，而其海空優
勢並不超越於民主集團，而且其大部分尚掌握在民主集團之手。為什麼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三十九年之間，他的侵略計畫，能夠步步進展？為什麼他至今對自
由世界每一地區、每一事件、每一鬥爭，幾乎常能保持主動，且能達到他預定的目的？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亦以為是：蘇俄侵略計畫的每一步進展，都是由於他對方
所犯的錯誤所賜予的。
（註一）傅勒「西方世界軍事史」第二冊，一八五頁。引用瓦裡蘇斯基的大彼得傳。
（註二）葛羅斯主編「歐洲的各種主義」，第二十二編「大斯拉夫主義」八○八頁引用。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
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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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九 專著
隸屬章節：專著＼蘇俄在中國＼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版面原件：第171頁，第172頁，第173頁，第174頁，第175頁，第176頁，第177頁，第178頁，第179頁，第180頁，第181頁，第
182頁，第183頁，第184頁，第185頁，第186頁，第187頁，第188頁，第189頁，第190頁，第191頁，第192頁，第193頁，第
194頁，第195頁，第196頁，第197頁，第198頁，第199頁，第200頁，第201頁，第202頁，第203頁，第204頁，第205頁，第
206頁，第207頁，第208頁，第209頁，第210頁，第211頁
〔第171頁〕
第一節 中國的國民革命與反革命
——時代精神的重要性
我們抗日戰爭初告成功，不平等條約完全取消，次殖民地的時代已成過去，國家乃得到了獨立自由的地位，但為時不出四年，而戡亂剿共的軍事遽告失敗，大
陸各省關入蘇俄共產帝國主義的鐵幕，淪為亞洲第一個新殖民地，更進入了一個最黑暗的奴役時代，這是我們中國歷史慘痛無比的記錄，也是中外一般人士惶惑不解
的事實。我以為要推求這一大變局的由來，必先對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須有深切的瞭解。
（甲）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及其基本方針
美法革命所激起的世界潮流，由西方向東方發展，而我們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在這一世界潮流之中，都受到強烈的影響，發生各種不同的反應。其間最大
多數的人士，都是力謀消極的抵制，而不謀積極的創造。但是我們 國父孫先生獨以其創造的精神和積極的行動，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從美法兩大革命的歷
史先例之中，研究中國國民革命所應取的方針。 國父為中國國民革命所確立的方針，可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要建設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國家。（註一）這一革命事業必須徹底，決不可半途中止。（註二）
二、使國民革命成為全國國民共同的事業，以全民力量參加革命，求得國家之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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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對殘暴的階級鬥爭，以和平方法解決民生問題，並以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合作互助的精神，為經濟建設的基礎。
四、當革命破壞之後，就要繼之以革命的建設，而以地方自治為民主憲政的基礎。
（乙）國民革命所代表的時代精神
美法兩大革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歐洲與亞洲先後進入這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世界潮流，在西方以民主主義為其主流，而在東方卻以民族主義為其主流。現在
要再加說明的，就是這一個時代精神，在西方乃是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的科學精神，在東方卻是國家獨立與政治解放的民族精神。故東方民族的覺悟與革命的興起，
乃是與西方舊殖民地主義，先天的站在對立的地位。
但是這中間，我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獨有其遠大的眼光和崇高的理想。由上述國民革命的基本方針之中，就可知我們的三民主義乃是匯合東方的民族
精神與西方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精神為一個思想體系。我們的國民革命，當然是要解除西方殖民地主義所加於中國的束縛和壓迫，來建立中國為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
同時我們要在中國的主權之下，開放中國的資源與市場，與西方各國平等合作，來消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註三）我們可以明白確切的說：中國的三民主義國民
革命，乃是十九世紀以來，時代精神在東方的結晶。這一時代精神，使我們國民革命，成為亞洲被壓迫民族新興力量的主流。 國父說：「此種力量，全由道德與真
理所合成。」（註四）其對於東方，為民族獨立自由的先驅，而對於西方，為世界和平安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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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國民革命中之反革命的逆流
但在我們國民革命對於舊的反革命勢力帝制餘孽，正在前線作艱苦的鬥爭過程中，而新的反革命勢力——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卻從我們的內部進行其滲透
和顛覆的陰謀。同時，我們對於舊殖民地主義者正在直接衝突的時期，而新殖民地主義者卻對我們間接的肆行其陰狠的侵略政策。
三十年來，我們中國對俄共關係的歷史，就是一部革命潮流對反革命逆流相激盪，爭存亡的記錄。這一歷史記錄，可以說明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對於我們
為國家求自由平等的國民革命，是更大的威脅，而且這新殖民地主義和新反革命勢力所使用的鬥爭方式——「和平共存」，實比舊殖民地主義者武裝侵略的砲艦政
策，要受到更深的危險與禍害。故自民國十三年以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環境，乃是對新舊殖民地主義及新舊反動勢力兩面作戰的艱苦奮鬥。因為舊殖民地主義和舊反
動勢力，從正面來
阻止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有北伐與抗日的戰役。因為新殖民地主義及新反動勢力，從背面來破壞我們國民革命，所以我們在北伐與抗日兩戰役之間，更有剿匪戡亂之役。現在我們對國民革命中新反動勢力的逆流，略加分析。
在西方民主主義與東方民族主義的時代精神與世界潮流中，俄共的極權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顯然是一種反動。他要把俄國革命的公式，應用於中國，使中共的反動性更加增強。他交給中共的公式是這樣的：
第一步參加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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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以民主鬥爭，來分化民族革命的陣營。
第三步轉化民主鬥爭為階級鬥爭，而其主要的工作，就是農村革命：
（１）初期的農村革命，是以全體農民對地主鬥爭；
（２）次期的農村革命，是以貧農對富農鬥爭；
（３）最後以其所控制的貧農，為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具。
為什麼俄共要在中國組織其第五縱隊，必須走上這次階級鬥爭來破壞民族革命，並且以農村革命來建立其專制政權的基礎？因為，俄共征服世界的戰略計畫中，要利
用東方的民族主義及其廣大人口，來打擊西方的舊殖民地主義，同時又在東方的民族鬥爭中，利用農村暴動，來瓦解其民族精神，而後才得建立其蘇維埃附庸政權。
當一九二二年，列寧強調「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納入一個為了世界革命的革命鬥爭」，（註五）和一九二六年季諾維也夫高呼「擁有九億人口的東方是覺醒了」
（註六）的時候，他們就看到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工具。所以共產主義，在我們國民革命中，形成了惟一反革命的逆流。
三十年來，我們曾在國民革命過程中，三度克服這反歷史的和反時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們是第四度對這一逆流來繼續奮鬥。現在先檢討北伐抗戰和剿匪戰爭的成敗得失。
〔第175頁〕
一、國民革命第一戰役——北伐戰爭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們的北伐，十六年北伐軍事到達長江流域，俄共更進而破壞我們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廣州定亂與
十六年全面清黨，乃是我們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的兩個關鍵。如果沒有十五年的廣州定亂，根本就沒有北伐出師的可能。若是沒有十六年的全面清黨，那更是沒有北伐
成功的歷史了。為什麼俄共對我們北伐戰爭，定要這樣事前阻止，並且中途破壞呢？我在第一編中，業已分別說明其實際的經歷，本章只就我們北伐的戰爭思想和戰
略原則上，重加
考察。
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初，無論財力、兵力，和武器實力，都不及北洋軍閥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敵制勝，仍能在此三年之內，獲得最後統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
我們的北伐乃是革命戰爭，發揮了國民戰爭的精神。（註七）當時中國是在一個社會變動和民族覺悟的時期，北洋軍閥在社會和政治上，都是違反國民心理和時代的
需要，所以他們雖有優勢的財力、兵力，和舊殖民地主義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國民革命軍，而在軍事戰場上宣告失敗。
我們的革命方略，是在軍事力量到達長江流域之後，以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方針，求全國的統一；並在軍閥割據一經掃除之後，立即從革命破壞轉入革命建設的階
段。我們對外以外交談判方式來撤廢不平等條約，對內以社會民生建設來建立統一的基礎。所以北伐完成以後，我們國民政府即著手建設，於是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六
年之間，雖遭受下共匪與日本不斷的侵略和破壞，而在政治、經濟、財政、金〔第176頁〕融、交通、教育各種事業上，建設的成績仍得創造了中國的新紀錄。
當時俄共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只圖利用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來發展其共產主義的侵略陰謀。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國國民黨
始終警戒?他要在反舊殖民地主義的鬥爭過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義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黨中央還是局限於廣州的時期，奪取我們的政權為其反革命的基
地，然後由他共黨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滲透全國社會各階層，來進行其階級戰爭，把我們整個國家轉向蘇俄而為其亞洲的第一個附庸。所
以我們必須突破這限於廣州一隅的危局，實行出師北伐，使國家對內的統一，成為國家對外獨立的基礎。
於是我們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艦事變，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黨，肅清了共產份子，防制下階級戰爭，並粉碎了他挑撥國民革命軍在南京、上海、漢
口各地與列強的衝突，為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地的陰謀，於是國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戰爭，纔能達到最後的成功。這兩大事件，乃成為我們北伐戰爭成
敗的關鍵。
二、國民革命第二戰役——長江剿匪戰爭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一九三○——一九三四年），我們國民政府對中共匪軍，實施了五次圍剿，第一編中，已略有敘述。我在這裏要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剿匪戰爭
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國民戰爭的思想，這一戰爭思想，在第五次圍剿之中，表現得最清楚，執行得最徹底，所以這次圍剿就能達到最後的勝利。
〔第177頁〕
在這一時期，中共匪軍竄擾湘、贛、浙、閩、鄂、豫、皖七省，開闢了他八個蘇維埃遊擊區，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實行他「戰略的持久戰，和戰
術的速決戰，平時分兵以發動群眾，戰時集中優勢兵力，以包圍殲滅敵人」的原則。無論他自稱其這一「革命戰爭的軍事路線」如何「正確」，而在實質上，不過是
俄國式的武裝暴動和遊擊戰法，與中國舊時流寇式的裹脅群眾，望屋而食的流動戰法，在其「絕對戰爭」思想之下，綜合運用而已。
當時我們國民政府，正是在日軍與共匪兩面作戰之中。日軍每次的侵略軍事，常給予匪軍以突破國軍的包圍，而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日軍與共匪兩面夾擊的形勢，
使我們國軍的戰爭，更限制於被動的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連續三年的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級將領顧祝同、蔣
鼎文、陳誠、薛岳、孫連仲等，開剿匪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中，遵照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確定了第五次圍剿的計畫，採取了「三分軍事，七分政
治」的方針，並確
立了「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的原則。我們在軍事上實施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的戰法，來打擊共匪的人海戰術與遊擊戰術。尤其是在政
治和社會上，凡是及齡的壯丁，不分農、工、商、學，皆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一致參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組織。在經濟與交通上，對匪區徹底封鎖，杜絕
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鑽隙，超越滲透，和發展其宣傳與組織的間隙，更不使其獲有外援接濟的機會，以充實其戰力。因為在這樣政治、社會、經濟、交通的條件互相
配合之下，國軍的艦艇、飛機和重武器，都能充分發揮其效用，使共匪破壞我交通，截斷我後方，孤立我據點，腰擊我增援〔第178頁〕，所謂「圍點打援」、
「猛攻速決」等等一切的戰術，喪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礙我國民革命軍進剿的計畫。於是第五次圍剿，乃繼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肅清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
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而貫徹了當時「安內攘外」的政策。
三、國民革命第三戰役——抗日戰爭
時代精神在我們國民革命中所發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們戰爭思想中所佔有的地位，更不是舊殖民地主義者所能認識。這一事實，可以日本軍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毫無瞭解，而招致失敗為例，來加以說明。
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日本軍閥把我們的國民革命戰爭，仍看做北京政府時代的北洋軍閥內鬨，認為我們國民
政府，無論如何不能越過黃河以北，統一中國。所以他在我們革命軍進入黃河流域的山東省區時，他就藉口保僑，出兵青島、濟南，無端挑釁，橫阻我軍北進。後來
我們國民革命軍，竟於當年收復整個東北，完全統一了中國，這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到了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清剿共匪，進行建
設，對於日本，不
惜委曲忍痛，暫維和平。二十三年，我發表「敵乎？友乎？」的小冊，促使日本軍閥覺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對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外交報告，
決定對日的方針，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仍然期待日本軍閥能夠放棄其軍事侵華政策。到了二十六
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談話會中明白宣佈：
〔第179頁〕
「我們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
日本軍閥至此仍然不能瞭解我們抗戰的本質是什麼。他倡言只要使用其三個師團兵力，在三星期之內，就可依照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征服整個中國；故毫無忌憚的一意孤行，繼續擴大其侵略軍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為南京撤守，向全國國民宣佈：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
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不能徒顧一時之勝負，而當徹底
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這一抗戰到底的決心，與最後勝利的信心，乃是以三民主義的時代精神，發揮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戰爭的特徵。再明確一點說，當時我們亦抱定無
限戰爭的思想，乃毅然決然採取長期抗戰的決策，以消耗戰略打擊敵人「速戰速決」的侵略行動，以焦土政策打擊敵人「以戰養戰」的戰爭思想，並宣佈「以空間換
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指導方針，來抵抗日閥「大東亞新秩序」的侵略戰爭〔第180頁〕。最後乃以平漢與粵漢路以西交通困難的廣大地區為根據地，轉守為
攻，而與敵人決戰。
我們這一戰役的決定，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政治決定兵術」的原則。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無論經濟、工業、科學、技術，以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
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只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義的新精神，和國
民革命的新戰法，來對日本軍閥，作絕對性的戰爭。我們堅持這一戰略原則，全面抗戰至八年之久，其間雖經過蘇俄無數破壞的陰謀，和共匪積極反動的叛亂，但最
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
四、國民革命第四戰役——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
抗戰期間，國民革命的逆流——共產主義，在民族精神的壓力與我們政府嚴峻防範之下，他們企圖轉變民族戰爭為階級戰爭，以及其轉化外戰為內戰的陰謀，都被我
們逐一粉碎，而終歸泡影。但是到了抗戰勝利之後，蘇俄與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計畫，而我們反共戰爭，竟遭受悲慘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對
我們反共戰爭期間的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以及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分別加以檢討。而在這裏先要指出的一點，就是中國對日抗戰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於物
質。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對日抗戰前後繼續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當抗日戰爭發動之初，我們政府早已預定這一戰爭為長期戰爭，並且預計這一對日長期
作戰之後，蘇俄必將乘我國力凋敝之餘，肆其外部侵略與內部顛覆之陰謀。因此我們確定「抗戰建國方針」，要在抗戰中加強精神動員，進行建國工作，並預期抗
〔第181頁〕戰勝利之後，建設三民主義富強康樂的現代國家。當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這長期戰爭之中，始終與日軍的侵略戰事，互相呼應。
一面對我國軍乘虛蹈隙，內外夾擊；一面更在社會各階層乘機滲透，潛伏煽惑，運用其偽裝欺詐之反宣傳，無形中損害我政府信譽，沮喪我國軍士氣，尤其是阻礙我
政府一切的建設計畫。到了抗戰結束之後，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賣國殘民，全面武裝叛亂的行動，摧毀我國家一切建設事業，阻絕我政府一切復員工作，破壞經
濟，擾亂社會，特別針對人民久戰厭
倦的心理，散佈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最後卒致一般社會，是非顛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計後果。於是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其斲喪，民族固有的
德性幾乎毀滅。所有倫理道德立國的基礎，乃完全動搖，而反共意識亦就隨之瓦解。此為中國反共戰爭之所以慘遭挫折的一個基本原因。
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反共鬥爭經歷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推求這些缺點和錯誤的根源。
（註一）民國紀元前六年十月十七日， 國父在東京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以為「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註二）民國十年十二月，菲利濱分部黨所落成，並開懇親大會， 國父訓詞之一：「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業，必須徹底，如半途中止，必養廱而貽患。」
（註三）實業計畫結論。
（註四）民國十年，在梧州對國民黨員講「黨員須宣傳三民主義」。
（註五）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冊，二九三頁。
（註六）季諾維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演說。
（註七）本節所謂「國民戰爭」及「絕對戰爭」。參看本書第三編第二章，第一節及第二節，第一一四四頁至一一四〔第182頁〕七頁。
第三節 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
在前節中，我對過去革命戰役的成敗得失，已作大體的評判。我在本節中，再針對著俄共的行動規律及其鬥爭方式，來對我們自己重要的缺點和錯誤之所在，作一總檢討。現在先對我們反共組織與技術上的缺點，加以分析：
（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
中國人為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是「不念舊惡」。我們中國國民黨又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民國十三年容共與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
後，我們對於中共是如此，民國二十二年對俄復交之後，我們對蘇俄亦是如此。我們對共匪始終是重倫理、講信義，相信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因而一向誠心誠意企
圖與共匪同循民主的正軌，完成建國的事業。 （註）那裏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只要是我們組織不密，戒備未周
的處所，就是他乘機構煽、伺隙施逞的機會。這也就是我們以民族意識和民主觀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戰爭，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我們過去組織散漫而警覺
不夠的事項，分析如下：
一、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餘地。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我們隨即對俄絕交，自此以來，我國民政府始終
未曾承認共匪的合法地位。這就是杜〔第183頁〕絕他宣傳煽動群眾的一個根本方法。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
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尤其是民國十三年和三十五年之後，
本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而使共匪在此反共策略矛盾之中，有其可乘之隙，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
二、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三十年來，共匪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參加北伐抗戰而破壞北伐抗戰，其所用的戰術，對於一般群眾
就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和「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其對於我們國民革命就是其所謂「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和「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
爭」。我們對於他這種辯證法的質變戰術，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防範得周密。但是一般人士，甚至本黨黨員，還有參加反共鬥爭為時甚
久的份子，仍然
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捨己從人，隨聲附和，對於我們反共的組織和宣傳，指為不民主；對於我們反共的措施和法令，斥為不自由；反而對於共匪的「新民主主
義」，誤認其為民主思想；對於他的「統一戰線」，誤認其為民主運動；對於他的中立主義，誤認其為自由主義，對於他的「聯合政府」，誤認其為民主政治。殊不
知這一切都是莫斯科征服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國版。依照莫斯科的公式，共匪所謂「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聯合政府」，不過是他運用辯
證法的否定律，來顛覆我們國家的一個戰略階段中的組織形態與戰鬥口號。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第184頁〕」，並且再質變為「社
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
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個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
由民國十六年清黨的成功，到二十四年圍剿的勝利，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我政府對於中共問題，如抱定決心，以軍事來解決，乃
自有成功的把握。但是當匪黨及匪軍已告失敗，窮無所歸的時期，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製造下列幾個論點，向社會上及政府中普遍散佈。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
論亦缺少戰鬥性，所以無法突破這國際政治心理攻勢，亦不能伸張民族正氣和國際正義，致令我們政府，受了國際上與社會上種種現實的牽制，雖屢次下定決心，而
又復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茲舉當時共匪宣傳的論點如下：
一、第一個論點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民主政治捲入兩道逆流而幾於潰敗。這兩道逆流，就是蘇俄的共產主義與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他
們都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亦同為民主政治的敵人。但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指使各國共黨，力求其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
戰線」，而以「反法西斯主義」為其共同目標。於是世界各民主國家，在共黨及其同路人宣傳煽動之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怖」，同時更造成一個「假邏輯」，就
是「反共就是法〔第185頁〕西斯」。在這一種氣氛之中，我們雖仍咬緊牙根，貫徹了「安內攘外」的政策；但在匪軍潰敗之後，我們仍不能不對共黨問題，尋求
政治解決的途徑。後來抗戰結束了，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政治宣傳的攻勢，環攻我國民政府為法西斯，其目的仍然是牽制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
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這兩個實例，說明了我們宣傳的失敗，乃是我們對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
二、第二個論點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黨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他的思想武器。他這一思想武器最重要的用途，
是要證明共產主義自原始社會已經存在，更要證明現代社會必然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依據這個論點，在他潰滅的時期，就發出「共產黨可以消滅，而共產主義
不會消滅」的「理論」。
當然，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之前，人類社會中已有均產和共產的思想，但是我們必須分辨，那種思想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社會理想。而今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此完
全不同，可說他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並且是國際共產黨製造仇恨和製造鬥爭的行動方針。而自俄國蘇維埃政府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
的社會主義之後，這種共產主義又是什麼？他是殘忍慘酷的暴君極權主義，他是大斯拉夫主義詐騙人類，征服世界的魔術圈套。這種共產主義是與馬克斯列寧以前的
均產和共產思想
完全相反的，而且他並不是單純的社會思想，而為蘇俄帝國集團侵略政治的一種武器。因此，只要蘇俄共產帝國主義集團存在一天，人類社會就不應該容許這冒用社會主義的名義來實行其侵略世界奴役人類〔第186頁〕的共產主義存在。
但在我們二十四年剿匪成功，以及三十四年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宣傳亦不能打破這共產黨可滅而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這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二個缺點。
三、他第三個論點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需求政治解決」。這是我們抗戰結束之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其全力向國際社會普遍散佈的一個論點，照他
們的說法，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黨，並且國民政府如用軍事方法解決共軍，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而共產主義及共黨組織必將更為發
展，最後的失敗者仍然是國民政府的本身。所以，國內外一般人士都誤信這「剿共即是造共」的口號，來反對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而我們的宣傳，又不能突破國
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這個政治心理攻勢，於是我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與共黨和平談判和政治協商了。
其實，莫斯科所規定而為共匪所堅持的信條是「中國革命的特點，是革命的武裝，打擊武裝的反革命」。這就是說，共匪對國民政府的鬥爭，必須以武力對抗武力。
共匪自己知道，只要他解除了武裝，他就喪失其存在的根據。因此，我們為了解決中共及其匪軍，固然必須統合軍事與政治的力量，擊敗他的武裝部隊，同時毀滅他
的政治組織。但是如果我們只用政治方法而不用軍事方法，那就只有聽任他以武裝叛亂來助長他政治的攻勢，並以其政治攻勢來準備其暴力決戰了。
抗戰結束之後，這一「共黨問題只可政治解決而非軍事所能解決」的論點，不僅使一般社會和國際〔第187頁〕人士誤信我政府只有這政治解決的一條出路，並且
竟使我政府內部對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乃不得不與共匪進行政治協商與和平談判，於是就造成了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而最後結果只有讓他
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乃使大陸各省淪入蘇俄帝國主義的鐵幕。（註）所以我們對國際反共的宣傳沒有力量，就是我們反共宣傳失敗的第三個缺點。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八節，第一○五三至一○五五頁。
（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
蘇俄及其侵略工具國際共產黨對於他鬥爭的目標，不是控制就是毀滅；對於他接觸的群眾，不是壓迫就是利用。所有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
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定，都是他一時的鬥爭方式，而其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他最後決戰。用我國的習語來說：共黨的性格完全是「陰性」的。他們的行動
是陰狠的，他的一切手段，都是陰險的。你如不消滅他，則他終必要消滅你的。但是我們解決匪黨和匪軍問題的時候，常為內政外交乃至心理的條件所限制，使我們
意志不能集中，手段亦不夠徹底，所以要招致這樣失敗的結果。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
克勞塞維茨所謂「無限戰爭」的觀念，（註一）發展為莫斯科及其國際共產黨的總體戰。俄共與其第五縱隊之中共對我們中國的侵略戰，在本質上就是無限戰爭的總體戰。
我們在反共鬥爭中，常受國內國外現實環境的牽制，和民族精神及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只能作有限〔第188頁〕戰爭。只有民國二十三年第五次圍剿，是政治、經
濟、社會與軍事的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纔能獲得全面的勝利。（註二）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國內政治與社會都受到共匪的組織滲透，致使失敗主義瀰漫
全國，民族精神幾乎消失殆盡，以致動員遭遇阻礙，教育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不能穩定，尤其是通貨膨脹，金融混亂，再加以國際宣傳攻勢的包圍，國際陰謀
的壓力，士氣人心完全動搖，社會基礎全部瓦解，只有軍隊單獨對匪作戰，而其戰鬥意志亦受到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註三）這種有限戰爭，決不能對付共匪無限
制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註定其必歸失敗的。
二、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的獸性與暴行。
我們中國是亞洲一個大國，有其悠久的歷史，高尚的文化，和民族固有的愛好和平崇尚信義的德性。我 國父倡導三民主義國民革命，承接民族歷史文化的傳統，適
應當代的世界潮流，從君主專制之下為人民爭自由，從帝國主義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為國家求平等。經半世紀的艱苦奮鬥，乃使三民主義在國民中間，有堅
定的信仰；國民革命，在社會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因此 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成功，始終懷抱?堅強的信心。我個人亦復如此。
民國十二年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早已指出其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註四） 國父於容共之後，雖親見當時中共領袖陳獨秀及其跨黨份子小醜跳梁的惡劣行
為，仍然自信他們中共不能對中國有什麼危害，更不信俄共能赤化中國。我個人遊俄回國之後，雖抱定反共的決心，亦由於同樣的自信太過，竟未能對共黨問題作徹
底的處置，和根本的解決。
〔第189頁〕
所以自民國十六年清黨至民國二十三年圍剿成功，我們的政策始終是剿撫兼施。只要在軍事上擊潰其主力，在政治上破壞其組織，我們常用民族感情和國家觀
念去感化他們，希望他們轉變過來，為救國建國來效力。因而我們對其殘餘部隊，不作最後的追剿，而對共黨且接受其停戰歸誠的要求。（註五）
民國二十五年以後，匪軍盤踞延安，其實力不過五千人。當時我們在日本侵華戰事迫於眉睫之際，乃放鬆他一著，與他進行政治的談判。此後抗戰期間，我們一方面
堅持對「特區」的警戒與隔離，尤其防制他向西北打通其國際路線。（註六）然而另一方面又與他進行了五次商談，總以為抗戰進行之中，無論共黨如何背信食言，
陰謀煽亂，而在此民族精神、國家意識與社會公論之下，始終有就範之可能。（註七）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國家需要建設，人民渴望復員，而不平等條約已告撤銷，
國家獨立自由已告成功，只要他是稍有民族觀念的一個中國人，必然是效忠國家，不敢再存這樣喪心病狂的出賣民族的企圖。所以我們政府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
並接受盟國的調處，而與共黨進行和平商談。（註八）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階級性和國際性的獸
性與暴行，因而對待他都是以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個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
樣空前的災禍！
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衛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
共產黨雖具備一個黨的形式，而在其本質上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的黨之核心乃是一個陰謀暴動的組織。他的黨之周圍，乃有多數外圍與群眾組織。他從群眾組織中
訓練幹部、吸收黨員，更以其幹部和〔第190頁〕黨員組織群眾，來製造其武裝暴動。所以無論他怎樣高唱「和平共存」的口號，宣傳其「和平合作」的
政策，而實際上，他不僅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且隨時可作武裝叛亂。
共黨的外衛團體和外衛份子，有各種組織方式，亦有其各種的用途。最顯著的就是共黨沒有合法地位而無法公開活動的時候，他指使左派分子或其同路人代理他來活
動。即令共黨有其合法地位而可公開活動時，他仍然利用左派份子或同路人對他敵人的後方或側面，迂迴襲擊。所謂中立主義的活動，也不過是這種外衛團體的各個
份子，在其自由和民主的偽裝之下，煽惑一些是非不明和敵友不分的政客們，替他共黨間接作戰而已。
今日我們檢討過去反共鬥爭的一個錯誤，就是防制共黨不能如防制共軍那樣嚴峻，而對待其外衛左派份子和中立份子，又不能如防制共黨一樣的重視。所以我們能夠
屢次擊敗匪軍，而未能消滅共黨的組織；我們能破壞有形的共黨，而未能制止無形的共黨外衛的活動。實際上，只要是左派份子和中立團體能夠活動，則共黨組織就
有其潛伏和發展的基礎。只要是其外衛組織能夠發展，則其武裝暴動就有其製造和擴充的根源。所以民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
亡，而他仍然猶能借屍還魂，貽害國家。這就是我們只防制有形的共黨組織，而忽視無形的共黨活動的一個重大錯誤。
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
中國百年來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致一般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我們國民革命救亡圖存的運動，首先的一個根本工作就是心理建設。九一八以後，
我們發起新生活運動，在實質上就是〔第191頁〕要從國民生活上，推行這心理建設的工作。到了抗戰期間，我們更實施精神動員，使一般國民在抗戰中
激發起來的民族精神，成為國家總動員的中心力量，促進各種動員工作，爭取抗戰的勝利。到了抗戰勝利以後，不平等條約早已撤廢，國家得到平等自由的地位，正
是我們革命建設的良機。但在此時，我們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心，尚在萌芽長成之初，乃一方面內受共黨及其外衛份子散佈其民族失敗主義的毒素，而另一方面又外受
蘇俄共黨帝國及其國際同路人對我政府以及我國家的信譽，加以誣毀。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都為其所抵銷，而歸於失敗。卒使一般國民的反共意志，趨於瓦
解，而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面動員來支援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
（註一）本編第三章，第一節，第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五節，第九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九七七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第九一三至九一四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一節，第九七九至九八二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八）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四節，第一○○六至一○○八頁；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丁）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通貸惡性膨脹
蘇俄是一個鐵幕國家，且擁有國際共黨統一的組織，滲透世界各國，執行其採取情報，煽動群眾，〔第192頁〕操縱輿論，製造恐怖，轉移其所在國家的政策之任
務。反之，我們中國是一個自由公開的社會，和民主初創的國家。我們對蘇俄的外交，固然是站在極端劣勢不利的地位；就是我們為了中共問題，要積極的爭取國際
的同情和援助，或消極的解除國際的障礙和壓力，也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乃竟遭致國際重重包圍，陷於孤立，而卒歸慘敗。其中最顯著的事例：
一、我們中國處處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因而每次對蘇俄的交涉，終至陷於被動的應付。
三十年來，中國與蘇俄簽訂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註一）互不侵犯協定（註二）和友好同盟條約（註三）。我們政府對於每一條約每一條款，都自動遵守，並
引為交涉的根據，而莫斯科卻是隨手簽訂，亦即隨手撕毀。最顯明的實例就是第二次大戰結束時期，我們中國政府依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的規定，接收東北的主權，
而蘇俄處處背信違約，事事阻撓破壞，使我東北成為其蘇俄裝備中共匪軍，策動其全面叛亂之基地。（註四）我政府對於東北問題，受了中俄條約的拘束，和軍事調
處的限制，而在外交上乃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這是我們以誠信對俄共的詐欺所招致的失敗。
二、我們中國與各友邦是以個別的立場和紛歧的意見，對蘇俄集團整個的陰謀計畫。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對戰後世界的全盤計畫已經確立，（註五）而以我們中國為其侵略的第一目標。大戰初告結束的時期，如果自由各國的政策能夠協調，對共的認識
能夠一致，我政府必能控制國家的全局，制止共黨的發展，保持國家的安全而有助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莫斯科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他集中國際共黨的全力，先在
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擊敗我們政府，而後在中國戰場上擊敗我們國軍。史達林為〔第193頁〕了離間中美的合作，一方面對我政府施用其中立戰術，企圖促成中國
的中立化（註六）；另一方面又在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處過程中，他以中立戰術促成美國對華政策之中立化。（註七）其結果，美國政府撤回其駐華軍隊，並停止其
援華貸款與軍火接濟。而其美共同路人，抨擊我國民政府，尤其對我個人的誹謗，幾乎用盡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莫所科這一著對美的中立戰術的展開，乃使我們
國家和政府，於敵人當面的壓力之外，又受到國際上側面的脅制，而完全陷入孤立的地位。這是我們自由世界以個別紛歧的意見，和孤立的地位，對蘇俄整個的陰謀
計畫，所招致的失敗。
三、通貨惡性膨脹的結果，經濟陷於崩潰。
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我政府與人民對於戰後建設，一致懷抱?熱烈的期望。到了抗戰結束之後，正是軍隊復員，各安生業，國家建設，急待進行。惟在這長期戰爭之
後，通貨膨脹的壓力，已是日見嚴重，故一般國民對於和平復員與經濟建設，期待更切，如果當時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那這一通貨膨脹的威脅問題自不難
於解決。所以共匪對我政府的經濟政策，乃力圖破壞，無所不至。於是政府對共匪的鬥爭，不祇是軍事作戰和政治作戰，並且是經濟作戰。
當時我政府對共匪的經濟作戰，不只是在內政上努力，並且要在外交上鬥爭。就內政上說，我政府的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而其主要原因是軍費浩大。政府為了裁減軍
費，必須縮編軍隊，但是共匪亦看破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更要破壞馬歇爾特使努力促成的「整編和統編方案」，一方面又破壞美國的軍事調處，致使我政府整編軍
隊和復員計畫不能完成。同時，政府為了要恢復國家治安，乃不能不動員戡亂。〔第194頁〕就外交上說，我政府的戰後建設方針，是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之下，需
要國際資本和技術合作，來開發我國的資源，發展我們的經濟，和建設我們的工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反之，莫斯科的侵華計畫，卻是要孤立我政府，破壞我
們的國民經濟以及自由生活方式，尤其要破壞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而遂其顛覆我政府以獨佔中國的陰謀。他這一經濟作戰，不祇是對中國，並且是對美國；他一方
面指使中共來破壞我全國的交通，毀損我們的各地工礦，阻撓我們的一切建設事業；同時更動員其美共和同路人，在美國的輿論和外交上，破壞其政府對中國的貸
款，及其人民對中國的投資。其最顯明的一個事實，就是三十五年三四月間，正在和平協商及軍事調處進行之中，而美國對我國之五億信用貸款，已經商定而突告停
止。這在美方的用意，是要施用其壓力，使我政府接受調處，獲致和平；他以為這樣，更有利於建設的進行。但在中共看來，這五億美國借款如果成功，對他的叛亂
暴行和顛覆陰謀，無異予以致命的打擊，所以他非徹底破壞不可。而我們一般國民，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治亂和經濟榮枯，全在於復員工作與和平建設計畫之實行，
而其能否實行，乃取決於友邦美國政策，對於中共所蓄意破壞我們國家建設的陰謀，能否予以阻止。換言之，就是這次貸款，是否能如約實踐，表示其援助政府恢復
全國秩序，促進和平建設的決心和誠意，惟有如此方能遏制中共明目張膽的叛亂，和阻止其顛覆國家的陰謀。亦可以說，這不僅是我政府對中共經濟作戰成敗所繫，
而且是整個中國安危存亡的關鍵。
不幸當時一經中共表示反對，而美國立即將這已經商定的貸款，無限期停止。這一舉動，就是我們中美的經濟合作基礎，竟為共產國際的陰謀所徹底破壞。其對我國
的國民經濟所發生物質的影響還小，〔第195頁〕而其對我國的國民心理所發生的精神影響之大，乃是無法估量的。就是這樣，一般國民對於國家建設的
前途，喪失了信心的情勢之下，我政府的財政經濟措施，不僅不能發生其預期的實效，而且其間對經濟的設計和行動，亦就不斷的發生波折，並犯了各種錯誤。在戰
後第一任行政院，自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二月，為了應付財政困難和金融的動盪，動用了整頓幣制的基金，從此政府對於財政，就不能建立一個具體有效的政
策，對於金融亦無法訂成一個長期穩定的計畫。於是第二任行政院，在三十六年三月，發行美金債券，不久以後，又宣告停止。到了第三任行政院，於三十七年八
月，乃採取了金圓券改革幣制的計畫，以致幣信每況愈下。於是共匪乘機大肆其反動宣傳，煽惑人心，動搖社會，尤其對於各大都市的金融與經濟，施展其有形和無
形的各種破壞手段，最後影響了全國金融的紊亂，物價的波動，乃使通貨膨脹的趨勢益加惡化，而無法遏止。於是軍公人員的生活更見艱苦，而軍政風紀亦就不能保
持其抗戰時期的水準。我們反共鬥爭之所以遭致失敗，這實是其最大原因之一。這一失敗，無論是主觀的錯誤，或客觀的情勢之所造成，都值得我們重加檢討和警惕
的。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三節，第九○九至九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一○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第十八節，第一○三二至一○三五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八節，第九九二至九九四頁；第三十四節，第一○○一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一節，第一○二○至一○二一頁。
〔第196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七節，第一○三○至一○三二頁。
第四節 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以上四點乃是我們反共組織與行政技術上的缺點。但是這些缺點，還都是可以設法補救的。即令其不能完全補救，只要反共的意志和決心能夠堅定，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那我們雖是以拙制巧，相信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現在我再對過去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加以檢討。
我們反共鬥爭的政策上，最大的錯誤在那裏呢？一般以為我們第一個錯誤，是我們接受雅爾達的條件，而與蘇俄訂立友好同盟條約。因為雅爾達密約是損害我們中國
的領土主權來作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條件。我中國接受了這些條件而與蘇俄訂約（註一），徒然給予蘇俄對我東北的侵略行為以條約的根據，構成了中共禍國殃民
的張本。但是我們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並不是承認雅爾達密約而受其拘束。我中華民國未曾參加雅爾達會議，而美政府當時亦未曾諮商我政府，我們自可不受
其拘束。當然我們與蘇俄談判訂約，亦是受他們美國的勸告，不過曾經我們自己的考慮。五十年來，我們中國在日俄兩面侵略之下，為國家獨立自由與國際和平安全
而奮鬥。至此日本侵略主義者已告投降，我們為了結束東方的險惡局勢，而要保持國家生存，不能不謀取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時間，而望與蘇俄和平相處的
途徑。這是我們當時訂立這個條約的決心。我們亦預想到蘇俄是沒有信義的國家，如果他對這個條約破壞的時候，怎樣辦？那就是我當時在中央常會裏所說的：「即
令蘇俄此後對我們中國繼續其侵略政策〔第197頁〕，則這個條約亦可以作為國際上衡量蘇俄侵華行為的尺度，和我們中國對俄交涉的根據。」所以這一?
並不能遽然斷定我們的政策為有重大的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二個錯誤，是我們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當然，中共接受美國調停，只是利用其一紙停戰協定，來運用其中立戰術的陰謀，阻止我們政府的動
員，束縛我們的軍事行動，以致坐待他匪軍的襲擊。（註二）我政府為什麼要接受美國調停，簽訂停戰協定，來作繭自縛呢？但是我們中國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如
不簽訂中俄條約，並接受美國調停，將使我們更陷於孤立，政府此時雖有力量解決中共問題，卻沒有力量單獨對抗蘇俄共產帝國主義，而阻止其侵入東北，策應中
共。我政府反省自己要度德量力，為了和平要仁至義盡，對待朋友要開誠佈公；只要我們盡其在我，而在道義上無所愧怍，不能即認為我們在政策上有重大錯誤。
一般以為我們第三個錯誤，是我們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因為剿共作戰，必須全國國民意志集中，而行憲時期，各省縣市各職業各民族及各宗教的中堅人士，由
於選舉上的競爭，而分化乃至對立，不僅影響各政黨間的主張紛歧，矛盾百出，並且使我們本黨的組織和紀律亦呈分裂瓦解的現象。共匪及其同路人更乘這個機會，
在「民主」與「自由」的掩護之下，加緊其滲透、分化，散佈失敗主義，因此逐使剿共戰事歸於失敗。但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建設中國為民主國家，而在抗戰之
初，我們預定抗
戰勝利之日，即為憲政開始之時。所以對日抗戰軍事一經結束，我政府即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實行憲政。在當時，倘如我們真是為了行憲而招致失敗，那
我們對於這種失敗，是決無遺憾亦不後悔〔第198頁〕的。到今天，事勢的演進，更說明了我們民主憲政不是失敗，而是成功。我們確信只有民主政治和法治
主義，纔是我們擊敗共產極權暴政的根本力量，也只有這部民主憲法，與蘇俄帝國鐵幕統制相對照，纔能暴露共匪對人民施行恐怖和殘殺的罪行，而註定其最後必歸失敗的命運。故在剿共未成期間實行憲政，對於剿共軍事雖有若幹不利的影響，但亦並非是我們什麼重大錯誤。
所以我們並不認為這以上三點是剿共失敗的重大因素，那麼我們在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又在那裏呢？我以為下列四點，乃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第一○○八至一○一○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九頁；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甲）對俄復交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莫斯科為了阻止日本的北進，就希望中國對他復交。我政府對此極為慎重，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纔宣佈中俄復交。（註一）此後的事實，可以證明下列四點：
（一）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這五年中間，中俄關係沒有任何進展，而蘇俄反而力謀其與日本接近，最顯明的就是他出賣我們中東路予偽滿洲國，侵犯我中華民園在東北的主權。（註二）
（二）到了二十六年以後，中俄兩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註三）並訂立了易貨協定。事實上蘇俄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為苛刻，而他對我國輸入的武器都沒有預備零件，且不能適時應用，並於民國三十年即完全停止了。
〔第199頁〕
（三）三十年四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註四）鼓勵日本的侵略，同時違反「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中俄互不侵犯協定」，事實上中俄「和平共存」已經喪失其根據。
（四）中俄復交之後，蘇俄派駐中國的使館和領事館，以及其貿易機構，就是他部署其間諜組織，和指揮中共匪徒，顛覆我國家的機關。西北的國際交通路線，為莫
斯科與延安的交通所利用。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蘇俄駐迪化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
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臺。（註五）
由此可見我們對俄復交，對於我們抗戰，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至少也是得不償失。而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歷，可以說明當時一般人以為「只有聯俄纔能抗日」的見解，完全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八節，第九五三至九五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九節，第九五五至九五六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八節，第九七五至九七六頁。
（註五）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乙）收編共軍
民國二十一年，我政府既已對俄復交，到了二十三年剿匪勝利之後，亦即著手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註一）尤其是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之後，更進而收編共軍。
（註二）這一政策固然是我們受了日本軍〔第200頁〕閥侵華戰事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也是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
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這一政策竟使中共利用我集中力量，抗日作戰的時機，反得襲擊我抗日部隊，擴張其武裝暴力，到了我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
更傳播失敗主義，企圖與日軍夾擊我後方，而顛覆我政府。（註三）
這一事實，說明了我們收編共軍，並容許共黨與其他政黨以同等地位來參加抗戰，對於我們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由此更可證明，九一八以後，一般人所謂「抗日
不反共」的論調，完全是中了共匪及其外衛「人民陣線」虛偽宣傳的流毒。而我政府對共黨談判和對共軍收編，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一節，第九六二至九六五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九六五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頁。
（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
二十一年，我們對俄復交，可以說是引致蘇俄進入太平洋的導火線。而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之間，蘇俄對東北問題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收東北的計畫，最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註）更是我們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東北土地是我中華民國的領土，人民是我中華民國的國民，資源是我們國家建設所不可缺乏的條件〔第201頁〕。我們收復東北的主權這一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但
是東北的安危，換句話說，就是東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個國際安全有關的問題。當時中國既不能單獨解決，也非直接對俄談判所能解決，則我們應該採取停止
接收的決策，一面將我們的部隊集中平津，堅守榆關而以錦州為前進據點；一面將東北問題提出聯合國公斷，同時公諸世界輿論，課蘇俄以應負之責任。如此則我政
府在關內有充分的實力，戡定中共的叛亂，控制華北的全局，而以東北問題提出國際交涉，暴露蘇俄獨佔東北的狂暴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畫。
然而我們決策之後，卻受了國內和國際各種牽制，不能堅持到底，而又轉向蘇俄直接談判，同時更將我們國軍精銳的主力調赴東北，陷於一隅，而不能調度自如，爭取主動；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註）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八節，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丁）對停戰協定的方針
三十五年一月，停戰協定簽訂了，而政治協商會議也開會了。這中間，中美雙方堅持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東北問題不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而「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不受停戰協定的影響」。（註一）我們的立場是這樣的：
一、我政府派兵到東北是為了恢復中國在東北領土的主權，而莫斯科也承認東北沒有共軍，因此不應受停戰協定的影響。
〔第202頁〕
二、我政府為了接收東北主權而對蘇俄交涉，乃是根據中俄條約及其附件。這是國際外交問題而不是國內政治問題，因此不應列入政治協商的範圍。
但是，蘇俄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與其外衛之民主同盟，要把東北接收主權問題轉變為國共問題，而進行軍事調處，而且主張其由「美蘇調停」；同時要把東北的國
際問題轉變為國內政治問題，而進行政治協商，而且迫使我政府承認中共在東北的非法行動和非法的事實。所以中共為了蘇俄對東北問題的陰謀策略，乃在熱察冀魯
各地以及蘇北，發動其全面攻擊，（註二）致令三人小組不得不繼續與其商談東北的軍事調處方案。然而我政府始終拒絕政治協商會議或其綜合小組討論這個東北問
題。
所以當時中共對政府的爭執，實際的焦點乃是東北問題。政府認為接收東北，已非中俄兩國雙方所能解決，更不能作為國內政治問題，而中共硬要將其轉變為國內政
治問題。中共利用關內的武裝叛亂來迫使政府對東北問題的讓步，而政府也只有決心阻止他這一企圖的實現。當時政府如其對外關係不太過顧慮，以致處處陷於被
動，而能積極的集中力量，執行三十五年一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
利的。至於東北主
權接收問題，我政府本已決心如前節所述，提交聯合國解決，而不使其與關內的軍事問題，互相牽制。不幸我們的決心不夠，而對於這一個最重大的東北問題，在當初的決策，又因對外的國際關係而中途動搖，不能貫徹到底，遂使我們遭受這種軍事上無可挽回的失敗。
（註一）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十四節，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頁。
〔第203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節，第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第五節 共匪在中國反共鬥爭中所以致勝最重要的一個魔術
——反戰運動與暴力決戰
共黨與我們三十年鬥爭中所施展的各種政治戰術，我將在補編中，另行敘述。在此先述其政治作戰中所使用的最後的一著，就是他一面以反戰的口號阻止敵人的攻擊，而一面準備其武裝以展開他自己的攻勢，實行準備決戰。分別說明於左：
（甲）失敗主義和反戰運動的施展
列寧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間，已提出「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他說：「政府軍隊的失敗，可以削弱政府，並使反抗統治階級的內戰較為容易。」
（註一）一九一七年，他利用其軍事失敗主義，乃擊敗了其臨時政府，而建立他的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年各國共黨參加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件，其第四條規定各國
共黨必須「在其本國軍隊中，堅決而有系統的進行其宣傳與煽動，並在其每一軍事機構中，組成共產黨團」。於是施展失敗主義，乃成為各國共黨的重要政治戰術。
中共在我們國內所施展的失敗主義，最顯明的事例如下：
一、中共施展這失敗主義來製造變亂，最早是民國十五年一月至二月之間，季山嘉與中共宣傳北伐必敗的謬論，隨即演成中山艦事變。（註二）
〔第204頁〕
二、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粵漢路，深入我西南的後方。中共此時一方面宣傳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已經失敗，必將投降，而一方面集中兵力，企圖乘機突破我國民革命軍的封鎖，向西北打通他與蘇俄的交通路線，並從我大後方與日軍來夾擊國民政府。（註三）
三、抗戰結束以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一面與我國民政府進行和平商談，同時對我國民革命軍到處肆行襲擊；而一面在我國民革命軍的後方，散佈失敗主義
和製造厭戰心理，使一般社會中間乃至政府裏面，流行一種論調，以為戡亂軍事沒有勝利的可能，只有和談纔是一條出路。（註四）
民國十五年，我們制止了中山艦的變亂，誓師北伐，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我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奮戰到底，卒能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都沒有
被他失敗主義的戰術所擊敗。但是到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他施展民族失敗主義的反戰運動，竟瓦解了我們的士氣，顛覆了我們的政府，其影響所及，徐蚌戰役以
後，除了登步島之戰與金門之戰以外，幾乎沒有堅強的戰鬥，而大陸各省就相繼淪入了俄共的鐵幕。
當時中共匪黨及其外衛團體，最顯明的就是民主同盟，在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中，都保持著他的陣容，也就容易暴露其形跡。但是他的這些外衛組織變相的滲透工
作，更以其中立的姿態深入於政府內部與民意機關，以及社會各界之中，甚至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宗教團體，和秘密結社的哥老會之流，而且曾對共黨鬥爭、對匪
軍作戰的軍人，還有一些以奔走國共之間為其政治資本的政客，都被他滲透包圍，而直接或間接的全為共匪所操縱利用。一般人以為落伍的軍閥官僚、投機的商人掮
客，總不會是共黨〔第205頁〕及其同路人吧！但是共黨要想顛覆國家、擾亂社會的時候，對於這些愈是腐化，愈是落後的廢物，更是無孔不入的來利用他們，為
共匪明目張膽，奔走呼號，以其所謂反徵兵、反徵糧、反動員、反內戰等口號，動搖社會的基礎，瓦解士氣和民心。我們政府雖明知其為匪作倀，但在民主法治制度
的拘束之中，和共匪及其外衛之「自由」與「人權」的煙幕之下，只有聽任一般宗教團體、秘密社會、三教九流、黑團體、流氓群、落伍政客、投機商人，受其煽誘
和操縱，而成為共匪反對政府的後備軍。這亦就是如本編第三章中所引述的列寧所謂對其敵人的燃火工作，「把一切的一切即令其為最古老的、最陳腐的，以及似
乎沒有希望的東西，都要攪他起來」，供他利用，以達到他作戰的目的。就是這樣，他利用一切中立主義和失敗主義，使其很迅速很廣泛的傳播社會裏，散佈於政府
和軍隊之中，來挑撥離間，造謠生事，也就是這樣在社會與政府中間發生了矛盾和離心的作用。於是我國民政府正在必須動員的時候，無法實施動員；而我國軍正在
最後決戰的關頭，亦不能集中力量與共匪作最後的決戰，而遭受這樣悲慘的挫敗。
（乙）暴力決戰的準備
無論是蘇俄對自由世界，乃至一個自由國家的共黨對其政府，不僅準備暴力，並且準備著隨時使用暴力。所以蘇俄集團的內部，固然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就是一
個自由國家的共黨，也是經常在動員狀態之中的。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說：「直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後勝敗決定以前，恐怖戰爭的狀態必將繼續下去。」（註
五）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中國與共匪相持三十年的經歷，指出了一個事實，共匪真是使用暴力來作戰的時候，他勝〔第206頁〕敗的公算，至少一半以上是操在我們的手上，而並
不是完全取決於他的。唯有我們在共匪的戰爭威脅之下，自陷於動搖與恐怖之中，接受他的和談，而以為從此可以獲致和平，這纔是百分之百的失敗。這個
事例，在我國最明顯的確證就是：
一、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共黨發展至八個遊擊區，蔓延至七個以上的省區，擁有武裝部隊號稱五十萬人。而我們國民政府對他五次圍剿的結果，最後終能得到了全面的勝利。（註六）
二、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戰軍事初告結束，當時匪軍非法盤踞的地區不過七十縣，即在受降時期，他一時發展，也不過二百縣。如果共匪以暴力對我國民革命軍作
戰，他的結果必定是與民國二十三年時在贛南一樣的命運，被我國軍消滅，毫無疑問的。因此可知其共匪對我們國家的顛覆工作，最後雖然施用其武裝暴力來決戰，
但是他制勝的因素，並不是在於軍事，乃是共黨最後決戰的規律，就是他對於「從量變到質變」和「從漸變到突變」的辯證法之運用。他在全面叛亂期間，其軍事上
所發生的效用最
多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其國際宣傳與情報活動的力量之大，實在要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三十；就是他在我們國內所運用的統一戰線與中立戰術，以
及散佈失敗主義的宣傳。而他全面叛亂之所以能夠這樣迅速的發展，使國民政府失卻其控制全局的原因，就是他先運用其接觸、滲透、宣傳、情報、組織等詐術，復
以其假和平的「反內戰」口號為掩護，而來準備其最後的武裝暴刀。故其真正的軍事武力戰爭，不過為其決戰階段最後使用的武器之一種而已。（註七）
（註一）列寧全集第八冊一四九頁。
〔第207頁〕
（註二）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十三節，第九三○至九三三頁。
（註三）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二十七節，第九九○至九九二頁。
（註四）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二十六節，第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註五）列寧「新經濟政策」，選集第九冊二四二頁。
（註六）本書第一編第三章第四節，第九四八至九五○頁。
（註七）本書第一編第四章有關和談與調處各節。
第六節 我們在反共鬥爭挫敗中，建立
了反攻復國最後勝利的基礎
以上各點是我們過去反共鬥爭中，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以及共匪所以致勝的魔術，我們今日重加反省，乃是為今後反共抗俄戰爭，提
供革命的教訓。然而我們在此可以指出的，就是在我們與俄共相處的時期，我們政府和我自己儘管在反共抗俄戰爭中，曾經有各種缺點和錯誤，但是我們在反共鬥爭
的基本政策上，乃是有其堅定的立場和強固的決心。所以我們在這三十年之中，關於立國的幾個原則，始終一貫的沒有動搖，亦沒有受到他俄共的損傷，而且已在這
長期間迂迴曲折的過程中，建立了最後反攻復國，克敵制勝的基礎。
第一、在俄共對我們三度「和平共存」的過程中，俄共的侵華工具中共黨徒，自知其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國家的需要與國民的要求，其先後一貫的陰謀，是假借我
們國民革命的名義，來發展其階級鬥爭，篡竊我中國六十年來革命歷史所建立的中國國民黨的名義，隱蔽其蘇俄傀儡政權，企圖其把我們的〔第208頁〕三民主
義，脫胎換骨，來實行其共產主義，對我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偷天換日，來建立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組織，最後乃轉變我們獨立自由的國家為蘇俄帝國
的附庸。但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始終堅持三民主義救國建國的最高指導方針，保衛了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嚴守國民革命為中國求獨立爭自由的立場，雖屢
次為國際共產黨所不斷的圍攻和襲擊，並被中共匪徒長期的滲透和傾陷，而終竟突破其重重陰謀，不為其任何政治攻勢與和平詐術所動搖，且使他不能不提出其所謂
「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共和國」的名義，來證明他自己是蘇俄共產帝國附庸之一員，以暴露其出賣中華民國的漢奸偽組織的滔天罪惡。
第二、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雖在最後階段中，招致了大陸上悲慘的挫折，但是我政府始終拒絕蘇俄的調停，決計不在其所謂調停之下，而與其侵略工具的中共
簽一個字。而且再三拒絕其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亦決不在其各種威迫利誘之下，來換取一時的苟安。如此堅持到底，以維護我國家的人格，與民族的尊嚴。因此我
們保持了民族獨立自由的精神，繼續為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來奮鬥。
第三、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其民權主義建設的程序，就是革命戰事結束，統一告成之後，首先普遍推行全國地方自治，然
後由各縣市各地區選民所選出的代表，舉行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因此，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之後，我們國民政府即依此一程序進行政治建設。後來國民
大會雖因抗日戰爭發生而暫告延期，而政府當時仍對全國人民宣佈其預定抗日勝利之日，就是憲政實施之時的約言。但在抗戰結束之後，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
全力阻撓國民大會的舉〔第209頁〕行，惟恐民主憲政的實施。其目的即在組織聯合政府，並在其共黨操縱之下，轉變為「民主專政」的「人民政府」。但是國民
政府仍然依照建國大綱中所確定的建國方針，堅決執行，自然不顧共黨反對國民大會的陰謀，亦不受共黨武裝叛亂的威脅，而毅然決然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實
行普選，成立民選政府，以貫徹 國父實施民主憲政的國民革命之宗旨，至今我們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及其在臺灣所實施的地方自治，恰與大陸上共匪所謂「民主專
政」的極權暴政，成為鮮明的對照，而我們反共抗暴必勝，和復國建國必成的基礎，也就在這裏奠定了。
第四、我們在民國三十七年冬，剿匪戡亂戰爭逆轉之時，遭受到內外夾擊，四面包圍，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環境之中，乃決定寧可放棄整個大陸，而不能不保持臺灣
一片乾淨土，以為反攻復國的最後根據地的國策。至今七年，我們仍在自己國土之上，屹立不搖，集結海內外愛國同胞，共同一致，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為
太平洋的集體安全與復國建國事業，始終不渝的來進行反共抗俄戰爭，使俄共所預定的如期滅絕我中華民國，達成其統治大陸，獨霸歐亞之野心，為之徹底粉碎。
第五、我們在反共鬥爭中，以誠制偽，以拙制巧，雖曾遭受其重大犧牲，但我們並不因之氣餒，而且自信其真理必可克服邪惡，公義自能戰勝強權。因為我們與俄共
三十年的經歷中，凡是他們背約失信，甚至違反了盟約，毀棄了協定，而強佔我國土，傷害我主權，扶植其傀儡，顛覆我政府的時候，我們對他們始終是遵守條約，
履行義務，不願違反在協定中任何一個條款。就是到了最後我們在聯合國控訴蘇俄違約的事證，以及聲明廢除中俄協定時，亦是依據法理，來採取行動的。所以我們
與俄共在三十年〔第210頁〕之中，一切行動程序，都是以法律與道義為根據，無論任何處所，絕不給他可以指摘我們為不合法或違約的行為，來作他侵略我們中
國的口實。這是我們在法理與道義上的精神力量，自信其最後必能制勝強權的侵略，乃是絕無疑義的。
第六、我們對俄共曾經三度和平共存，而始終不屑採取中立主義。最顯明的事實，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共黨的外衛團體，以中立的姿態，發起抗日聯俄運動，企圖
迫使我政府跟隨?莫斯科的路線來前進。當時我政府決心排斥他這個壓力，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促成國際的合作，為國家生存與世界和平來抗日作戰。到了三十五
年抗戰結束之初，我政府又拒絕史達林的建議，排斥其中立戰術，保持國際正義，維護國家獨立與自由的立場。這就是我們國民革命一貫的精神。
第七、我們始終認定中國的自由平等，乃是亞洲民族自由平等的先驅，並且是世界永久和平的關鍵。所以我們過去對日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都是為了國家的自由平
等，也都是為了亞洲和世界的正義與和平。我們從來不迴避自己的責任，不對任何其他國家轉嫁其戰爭的災禍。我們本於中國「盡其在我」的古訓，寧可首先當強權
侵略之衝，不惜任何犧牲，堅決奮鬥到底。儘管蘇俄及其國際第五縱隊，對我們盟友之間，極盡其狡獪陰險挑撥離間之能事，儘管國際輿論對我們的不諒解，而客觀
的事實可以說明
，我們無論在何種艱苦的環境與國際逆流中，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前哨，為反抗侵略強權，維護國際正義的一個忠實的鬥士。
這就是我們反共抗俄的立場和信心，足以保證民族獨立與自由戰爭的最後勝利。
〔第211頁〕
至於當時內政上的財政、軍事、經濟、工商、教育、司法、社會等各方面很多缺點，自然也是反共鬥爭失敗的因素，但是這些都不是失敗的主因。如果我們在
反共組織和技術上沒有重大缺點，在政策和戰略上沒有什麼錯誤，尤其反共鬥爭的民族精神，如果不致動搖，那我們這些行政上的缺點，還是隨時可以改正補充，根
本上並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長期戰爭之後，政治社會上發生各種缺點，不僅是我國如此，即在其他任何國家，亦恐不能避免。所以我們認為當時行政上的缺
點，並不是反共鬥爭上的致命傷。但是我們今日在各種行政技術上應該改進的事項，在我們的組織與宣傳上應該研究和發展的問題，以及在我們思想與精神上尤其是
心理上應該改造的處所，實在還是大多了。特別是對匪的認識與警覺上，應該更加深入和更加提高；而對於國民革命的時代精神，就是三民主義的建國精神，更應加
以恢復重建，使之強固不拔。惟有如此，國民革命反共抗俄的戰爭，方能恢復戰力，再造河山，消滅國際共產主義，而獲得徹底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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