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省委“右倾干部”“潘、杨、王”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 “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 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3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当时的县委干部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
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 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 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 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 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 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右倾”的地委副专员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 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 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 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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