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回到袁世凯时代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天仇”的短文，题曰《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之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
《民权报》是戴季陶于1912年3月才在上海租界创办的，有人评论他“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12年 4月16日起，他在《民权报》上接连发表数十篇批判袁世凯的文章，如《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罪状》、《讨袁世凯》。而当时，大多人都知道戴天仇即为戴季陶。因此，5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季陶。但仅过了一天，戴季陶就被保释了。
就在戴季陶被捕的当天，上海日报公会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5月23日、24日，《天铎报》又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此事。
而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被戴季陶扬言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季陶说情：“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因此，尽管后来公共租界巡捕房也没尚罢甘休，另以“鼓吹杀人罪”提起了公诉。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也只是：“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以“罚洋三十元”结案。
戴天仇文中所骂的那个人唐绍仪，职位国务委总理。戴天仇所骂的袁世凯是国家总统。他们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那时候的章太炎，按照现在的说法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秦晖、朱学勤、贺卫华、张五常之流。
《民权报》是上海的一家不算很大的报纸。类似于今天的《新京报》、《南方都市》。似乎也没什么靠山后台，没有和海外反华势力勾结。
戴季陶是一个只有２３岁的民间媒体工作者，社会地位大概相当于今日的网络政论写手、专栏作家，如五月散人、十年砍柴、莫之许、冉云飞、连岳。
戴季陶被保释后，立马在《民权报》的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但是他没有入狱，而是被判罚款３０元，罪名是鼓吹杀人，而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更不是反革命罪。
我希望２０１２年的时候，中国的言论自由能够达到１９１２年的水平。有些人可以在梦里回到唐朝，我只在梦里回到袁世凯时代，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那时候，那些宣传杀XXX的报社主笔，写文章之前最好准备３０大洋的存款。
博主评论：唐昭仪、袁世凯居然也有如此容“言”的雅量，不读文章，还真想不到。有些真真假假的朋友在读我的文章的时候，会评论说：这是共娼裆打下来的江山，是他们坐，换了别人做也是不会有言论自由的。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极度鄙夷的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先生，当年亦能有此雅量吧？仅此一端，袁世凯先生就值得人佩服。他们更加没有独家垄断全国所有的媒体，然后天天用这些媒体来表扬自己、吹嘘自己爸？连他们都没有这么厚颜无耻，相比之下，当今政权的无耻至极，可见一斑，他们更加没有设立五角党来假扮国民为自己涂脂抹粉。
想象起来，那个时候，似乎政治要清明得多了，国民居然享受比二十一世纪的国民更多的言论自由，共娼先生们是不是应该汗颜呢？但凡是个人，都应该有多少羞耻之心的吧？难道做了政客，就全然不知羞耻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