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1939~1940年 45~46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毛关于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 ,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意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移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1年 46~47岁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覆,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着伤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看得出来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待续)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瓜分了波兰。对斯大林与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勾搭切齿痛恨的中国人中有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陈因观点独立被中共开除,在国民党监狱里坐过几年牢。在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悲愤之余,写下一首长诗,用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比喻斯大林,谴责斯大林“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苏德条约的签订打开了通向苏日条约的大门。蒋介石担心中国可能成为另一个波兰,就此警告苏联。毛泽东却非常高兴。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基点就是希望苏联卷入,现在柳暗花明,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这年九月底,斯诺问毛对苏日条约可能签订的反应,毛答道:“可以签订”,如果不妨碍“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这些利益在中国除了指中共的利益,还有什么呢?当斯诺问: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否会采取占领半个波兰那样的形式?毛积极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波兰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国,毛本人自然会当上半壁江山的统治者。(★毛关于波兰模式跟苏日条约的这段谈话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季米特洛夫给毛打电报说:“这个访问记的破坏性实质必须揭穿。我们紧急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不要对外国记者发表像对斯诺那样的谈话,因为这已经被用来为搞破坏服务。”毛也明白他说漏嘴了,从此不再接近斯诺,直到中苏公开分歧的一九六○年要再利用斯诺时,才让他重访中国。)
第二年,毛为苏联通过苏芬条约夺取芬兰一大块领土而兴奋。他在给中共高层的秘密指示中说:苏芬条约“保证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法国被划分为德国占领区跟维琪政府时,毛又看到了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可能。在十一月一日给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指示里,他用隐晦的语言说:“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设想的一个前景是:日本扶持国民党傀儡政府,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国共划界而治”,以长江为界,“隔江而治” ,搞“南北朝”。
按波兰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国,正是斯大林此时的中国政策。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开始了跟日本的谈判,中国问题是中心。谈判中,中共实力越强,占地越多,斯大林讨价还价的空间就越大。毛泽东看准了他的扩展对斯大林的好处,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之交,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在调子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论跟蒋介石军队的内战。苏德条约签订前,毛总是把火并说成是国民党要歼灭中共,中共都是自卫。而现在,他火药味儿十足,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
斯大林没有制止他,相反地,他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毛的默许。三天后他批准了给中共每月三十万美金的资助。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带给毛一座新电台专为跟莫斯科联系。毛的助手师哲回忆道:“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
有了苏日条约签订的前景,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岩井给了潘汉年一张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上面明确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延安派去的情报干部一度还在岩井公馆里架设了电台,以便直接同延安联系,后因“困难太大”而没有使用。
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日本侵占香港时,岩井派专人把中共在那里的情报人员安全撤走。潘汉年对岩井说:这些人将“一部分去内地,继续帮助我搜集那边的情报,一部分转到上海来帮助我们搞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是日本胁迫中国投降的非武力运动。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
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用敌人的手,来打击敌人,瓦解敌人,这是最机动最巧妙的革命策略。’康生同志过去曾屡次对我们这么说。然而,只有这次在杭州,我才看到如此生动的例子:在敌人的伪组织机构中,大量的充斥着我们的同志”,“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据现有资料,中共没跟日本人在战场上具体合作。只有一份苏军情报局驻延安组长对莫斯科的报告说:一九四三年夏天一次中共军队在山东“与日军配合”进攻国民党军队。)
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经岩井介绍,他会见了日本在华最高情报首脑影佐祯昭,向他建议在华北停火。这一建议终因日方没有反应而无结果。但在华中,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人为什么要容忍中共?我们问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他曾是日本侵华军队的军官。他答道:日本认为中共不具备战略重要性,只能捣乱。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
一九四○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三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时,朱德、彭德怀感到他们也应该打打日本了,不然说不过去,四月一日,他们准备大规模破坏日本运输线。毛对这个要求拒不批准,反而令他们把部队调到华中去抢地盘。朱彭的破路计划只好作罢。
朱德心里是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的。这时,蒋介石因为想解决华北内战问题,邀请他去重庆谈判。途中毛坚持要他回一趟延安,理由是开“七大”。到了延安,不但没有“七大”的影子,重庆也不让他去,这位八路军的总司令连部队也回不去了,只能待在延安。毛把朱的名字签在自己的指示上,作橡皮图章。
毛另派周恩来去重庆。从现在起毛规定中共任何人跟蒋介石联系,都要通过延安转周。就这样,莫斯科和重庆这两个关键通路都彻底攥在毛的手中。
一九四○年五月,抗日战争到了紧急关头。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加强了轰炸,山城成为世界上被炸得最厉害的城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承受的炸弹吨位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全国承受的炸弹的三分之一。一场空袭下来,成千上万的平民死去。日军同时沿长江逼近重庆。日本要法国关闭滇越铁路,要英国关闭滇缅铁路,以封锁中国对外交通,断绝军用物资的接济。除苏联外,这是仅有的两条通向外国的陆运要道。六月二十日跟七月十八日,英法两国先后照办(尽管英国的闭路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庆,悲观失望、要求跟日本媾和的空气比这个著名雾都的雾还要浓。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对毛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后来对斯诺透露他“希望他们〔指日本人〕一直打到重庆去”。他企望的是,那样苏联将不得不出兵干预。
然而,朱德走后统领八路军的彭德怀不这么想。彭想帮重庆一把,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彭在华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路战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百团大战。七月二十二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八月十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在八月二十日动手。
彭知道毛会对这场战役深恶痛绝,因为它“帮了蒋介石”,损害中共的利益,日本一定会加强对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彭预先就考虑到这一点,但他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
百团大战进行了一个月,它主要不是打日本军队,而是破坏交通要道、战略经济设施。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供应东北鞍山钢铁厂的井陉煤矿遭到严重破坏,“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
百团大战的主要影响是提高中国的士气,特别是在被日机炸得苦不堪言的国民党地区。报纸纷纷赞扬八路军主动出击,《大公报》说这是对日本人谣言攻势的“致命的打击”,“敌人不是常在造谣说我们分裂互讧吗?把这铁的事实给你们看。”周恩来从重庆给毛打电报说:“华北百团大战影响极大,蒋也说最好。”“我们在此到处鼓吹,连日报纸登大字新闻。”百团大战为毛争光不小。
但毛愤怒已极。一方面是因为八路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据朱德说伤亡九万。日本人说他们“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使华北的治安肃正效果得到空前提高”。根据地被压缩成一半,人口由四千四百万降到两千五百万。但这还不是毛最生气的原因,彭德怀不久便重建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军力超过百团大战前,达四十万人。
使毛最生气的是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彭德怀打乱他的战略部署。这一场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打的唯一的大仗,成了彭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罪名。
日本人的大举进攻没有能使蒋介石投降、垮台,毛还得想别的办法把苏联人拉进来。蒋此时为了停止国共火并,计划把两党的军队分开,让他们驻在不同区域。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占领了所有能占的地方,跟国民党已没什么仗好打,内战的焦点移到了长江流域的华中,新四军活动之地。蒋介石要新四军撤出长江流域,北上到八路军的地盘去,他允许中共在那里基本保留所占的土地。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蒋正式发布这一计划,用词是“中央提示案”,要新四军一个月内到位。
毛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他不想放弃富庶重要的长江流域,更想要蒋介石用武力强行赶走新四军。这样一来,全面内战就可能爆发。苏联大使潘友新当时写道:“毛的打算是,如果内战打起来,俄国人会援助中共。”毛就是想把事态朝这个方向推。
那年夏天毛给莫斯科发了许多电报,不断要求莫斯科帮助他“重创”国民党。新四军不但没有北移,反而于十月初在黄桥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部队,击毙两名将领。蒋介石一声不吭,就像对其他同类事件一样。蒋伯事情暴露出来闹大了,引起全面内战。他只在十月十九日再次重申,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北移到规定地区。
毛充耳不闻。他想激怒蒋介石,促蒋采用武力,展开全面内战。他对周恩来说,这时苏联就会“出来调整”。蒋介石怕的也就是这个,怕苏联进来同日本瓜分中国。“一个月”期限到了,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毛清楚蒋的弱点,十一月三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毛向莫斯科空前强烈地恳求批准他大打内战。电报由毛本人署名,收电人不仅是通常的季米特洛夫,而且加上毛在共产国际内的主要支持者曼努伊尔斯基,特地注明抄送斯大林和国防部长铁木辛哥(Semyon Timoshenko)。毛报告说他的计划是“出十五万精兵抄到他〔蒋介石〕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把这一行动称为“预防性的先发制人”。
毛这样不加掩饰地要求主动挑起全面内战,源于形势的最新发展。苏联正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毛的主张等于是同日本合作,对蒋介石两面夹攻。这样一来,蒋很可能垮台,按波兰模式瓜分中国就成了现实。
这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正要起程去柏林,目的是请希特勒帮助莫斯科介入中日战争。莫洛托夫的议程写道:“讨论在中国(蒋介石的中国)实现光荣和平的必要。为了实现这一和平,苏联准备同德国、意大利一道做调解人(满洲国归日本)”。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中日两国之间给目前这种局势找条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德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但希特勒对这件事不感兴趣。
日本无意与苏联分享中国。这年十月二日起草的日方文件显示,日本只同意“外蒙古和新疆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这说了等于没说。日本考虑“承认、接受西北三省(陕甘宁)继续作中共根据地”,但有个条件,苏联必须“约束中共的抗日行为”。只给陕甘宁对斯大林当然远远不够,中共已拥有的地盘早就大得多。
莫斯科无法同日本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本仍然可能掉过头来进攻苏联,斯大林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国共合作拖住日本,毛泽东也就不能打全面内战。刚派往蒋介石处的军事顾问崔可夫问斯大林为什么派他去“帮蒋介石,而不是帮中国红军”。斯大林答道:“你的任务是把日本侵略者的手牢牢地拴在中国。”
十一月二十五日,克里姆林宫命令毛:“目前暂时不要动,争取时间,在华中地区军队北移问题上,与蒋介石尽量周旋,讨价还价……绝对关键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军事行动”。同时,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蒋攻击时实行自卫反击:“如果蒋介石进攻你,你必须全力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内战的责任就都落在蒋介石头上。”
这份命令带给毛的既是失望,也有希望:蒋介石放第一枪,他就可以动手。问题是蒋介石坚决不肯开火。新四军北移的期限来了又去,蒋介石没有动武。毛得出结论:蒋“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决心制造一种局势,使蒋介石的手不得不扣动扳机。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1940~1941年 46~47岁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至今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五日以后就没有得到过项英的电报:“得叶、项五日报告,他们四日夜间开动,五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
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西安事变时,他也声称没收到莫斯科要他协助释放蒋介石的指令。现在他又声称没收到项英向他求救的一连串电报。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歼灭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对不上号。显然,周明白毛的版本一看就是假的,不能说给苏联人听。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虽然他称新四军为“我们的军队”,但是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口气比以前更坚决:“不要挑起破裂。”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但仍然执意要打蒋:“破裂在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的态度,毛事先已预料到了,为此他非常沮丧。在这样的心态下,一月三十一日,他给在苏联的儿子们写了封异乎寻常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覆,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一向给儿子的信像便条似的,这封信是罕见地长,罕见地亲切,带着伤感。而且,毛居然要他的儿子少谈政治!看得出来他的灰心失望,筋疲力竭。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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