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登基之初 1949～1953年 55～59岁
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像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对象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而且通过罚款没收，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
毛的别墅都是平房，他不喜欢住楼房，据身边人说是怕困在楼上下不来。天花板特别高，有的高过两三层楼。毛喜欢气派宏大。六十年代中期在南昌市外盖的一所，叫“八二八”，大约十三公尺高，好似一个灰濛濛的大飞机库。大部分别墅的走廊之宽，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毛死后有些别墅改成招待所时，在上面造起一排房间，余下的地方还可以容一条正常的走廊。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覆。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部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毛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是个美食家，爱好的食物来自全国。他爱吃武昌鱼，于是武昌鱼便用飞机运来，放在装满水的塑胶袋里，充上氧气。为了味道鲜美，毛吃米要求米与谷壳之间的薄膜不能碾去。有一次毛尝出他吃的米薄膜没有了，对管家说他因此缺乏维生素，得了脚气病。管家连忙叫玉泉山农场准备一碗饭的米（毛每顿吃一小碗饭），用砖头轻轻磨掉谷壳，留下里面的薄膜，管家亲自跑到玉泉山把米拿回来，总算使毛的下一顿饭吃得满意。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的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32 与斯大林较劲 1947～1949年 53～55岁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
毛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一九四七年，毛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
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Dawn out of China），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着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让毛知道谁是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
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再向阿洛夫大夫提起，说他打算五月四、五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五月十日，毛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访苏的事。毛著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大失面子。为了不让王明以为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六月二十五日，王明又出了一次“医疗事故”。
七月四日，毛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十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十五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十四日，毛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的反应：毛挂着一丝微笑听着，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米大夫对我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问他同样的关于粮食收获的问题。”“他本来信心十足就要上路，箱子都收拾好了，皮鞋也做了，还做了件呢子大衣”，“显然，这场访问对他非常必要。”
毛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八月十五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九月二十八日，毛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低了头，便放下身段，十月十七日，给毛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十一月底来。毛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答覆“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的贴身中国顾问对我们说，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中共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一月十四日，斯大林要毛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
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一月十七日，毛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一月三十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待续)
国民党到共产党的政权交替，没有出现大的无政府状态。中共军队一路前进，一路接管所有社会机构，招收受过教育的男女青年，在共产党老干部领导下紧锣密鼓地工作起来。大部分旧职员原封不动地留下，经济照常运作。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工商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要在几年后才实行。
在最初几年，由于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中国从十多年战火中迅速恢复，百业俱兴。死亡率下降。
但新闻媒体马上被严格管制，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的武装反抗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毛有一个能干的班子，由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执掌。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刘少奇到苏联，把整套苏联模式搬来中国。两个月之中，刘跟斯大林见面六次。斯大林还从来没跟哪位外国领导这么频繁地会见过。刘参观了工厂和集体农庄，与苏联各部门领导开了无数次会。数百名苏联专家很快被派来中国，有的在刘返程时同车而至。毛还没有正式宣告政权易手，一个斯大林式的极权框架已经摆好，只等套上去。
胜利了，毛没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个运动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毛政权也有一些法律的门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诉”。但上诉通常被算作“态度恶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运动对像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保护优待，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说稍加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镇反中杀了七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从各类资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数，至少相当于被政府枪毙的人数。自杀的人数大致相当被杀的人数。）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和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据估计，毛统治下的囚犯人数每年约一千万。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应不下百分之十。）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利用镇反，政府也收拾了刑事犯。土匪、黑帮、抢劫、杀人、聚赌、贩毒、嫖妓，都在打击之列。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铁面无情，下得了手，社会治安很快变得空前的好。到一九五二年底，贩毒基本上绝迹，妓院也一扫而空，妓女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在大杀中国人的同时，有两个外国人被处死：意大利人李安东（Antonio Riva）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们的罪名是企图在一九五○年“十一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打天安门城楼，刺杀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国庆前一天跟几个外国人一道被捕，十个月后被押着站在吉普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在北京天桥附近当众枪毙。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说他们是“美国政府间谍特务企图举行暴动”，幕后指挥是其实早已离开了北京的美国原驻华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卫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带，一万警察，一万武装部队，满广场高度警觉的中国人。孤零零几个外国人，动了在这里谋杀毛的念头，这好像是个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二十年后，周恩来在邀请包瑞德访华时，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于承认这事是子虚乌有。
假造这个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绪，那时正值朝鲜战争（韩战）。另一个目的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Tarcisio Martina）。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为了把钱柜锁得牢牢的，毛不断给各部部长、各省和军队领导倾盆大雨般的发电报，要他们捉“大老虎”，还定下指标：“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他激励各省竞赛“捉虎”，威胁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找老虎的方式是坦白和检举。三百八十三万政府工作人员，还不算军队的，靠这些办法审查。刑讯时有发生。最后抓出的“大老虎”比毛预定的要少得多。
三反的另一个靶子是“浪费”。实际上，运动本身造成的浪费更多。建设国家急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被关在屋子里开会搞运动，一关几个月，业务陷于停顿。在东北，生产降低一半。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天津汇报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对象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而且通过罚款没收，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
毛的别墅都是平房，他不喜欢住楼房，据身边人说是怕困在楼上下不来。天花板特别高，有的高过两三层楼。毛喜欢气派宏大。六十年代中期在南昌市外盖的一所，叫“八二八”，大约十三公尺高，好似一个灰濛濛的大飞机库。大部分别墅的走廊之宽，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毛死后有些别墅改成招待所时，在上面造起一排房间，余下的地方还可以容一条正常的走廊。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覆。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部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毛有时住在停于军用机场内的专列上。一国之主的毛好像生活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场。
毛外出时有三套旅行工具待命：火车、飞机、轮船。他一旦上天，全中国所有的飞机都得落地。专列说开就开，其他火车全部让道，铁路运输也跟着被打乱。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字，“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游泳池的水是靠锅炉房把水蒸气用管子输入来烫热的。让它们保持温暖，以待毛的驾临，耗资浩大。
毛是个美食家，爱好的食物来自全国。他爱吃武昌鱼，于是武昌鱼便用飞机运来，放在装满水的塑胶袋里，充上氧气。为了味道鲜美，毛吃米要求米与谷壳之间的薄膜不能碾去。有一次毛尝出他吃的米薄膜没有了，对管家说他因此缺乏维生素，得了脚气病。管家连忙叫玉泉山农场准备一碗饭的米（毛每顿吃一小碗饭），用砖头轻轻磨掉谷壳，留下里面的薄膜，管家亲自跑到玉泉山把米拿回来，总算使毛的下一顿饭吃得满意。
玉泉山农场专为毛生产大米，据说那里的水特别好。“玉泉”从前供给宫廷饮水，现在浇灌毛的水稻。毛喜欢的蔬菜，以及肉类牛奶，由另一个叫“巨山”的特殊农场供给。毛钟爱的茶是中国最好的龙井，产在一座特别的小山顶上，在每年最适宜的季节，采下来送进北京。毛的食物都经过化验检查。做饭时管家站在厨师旁边看着，也负责尝菜，“尝味道，尝安全”。毛的厨房离他吃饭的地方相当远，怕油烟味钻进毛的鼻子里。炒菜得现炒现吃，工作人员便提着一道道菜飞快地来回跑。
毛不喜欢洗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洗过。他喜欢的是让人用热毛巾天天给他全身擦澡。他不洗头，喜欢享受理发师给他篦头的快感。毛也喜欢舒舒服服地每日一按摩。他不爱进医院，医院的设备加最好的大夫上门服务。要是毛不高兴见他们，他们就留在那里等候召见，有时一等几星期。
毛不讲究衣着，他爱的是舒服。他的鞋多年不换，因为旧鞋才舒适。必穿新鞋了，他让警卫战士替他穿松了再穿。他的浴衣，毛巾、毛巾被都补了又补，一床毛巾被有五十四个补丁。但它们可不是平常的补丁，是拿到上海去请手艺最好的师傅精致地织补的，费用比买新的不知高过多少倍。这不是什么“艰苦朴素”。世界上许多随心所欲的巨富和极权者，常有这类享乐怪癖。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私下的性发泄可能带来公开的羞辱。有个华侨回到祖国，有次忍不住手淫，第二天被迫在宿舍床头贴出供众人嗤笑的“自我批评”。
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版，而人人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32 与斯大林较劲 1947～1949年 53～55岁
同国民党的内战刚胜利在望，毛便跃跃欲试，要在斯大林的全球势力范围内插一脚。
毛希望有个斯诺式的人物来助他一臂之力。但莫斯科已禁止毛再接待斯诺。他只能转而求其次，用二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斯特朗在西方完全不具备斯诺的名声，人们认为她不过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一九四七年，毛派斯特朗周游列国，为他宣传。临行前，毛给了她一套文件，嘱咐她“转交给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给美国、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看”，要她“不必拿到莫斯科去”。
斯特朗遵命写了篇文章《毛泽东思想》（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外加一本书，题为《中国的黎明》（Dawn out of China），颂扬毛“用马克思、列宁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方式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整个亚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比苏联更多的东西”，还说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响了欧洲有些政府战后的模式”。这些话明摆着在夺斯大林的风光。斯特朗的书在苏联出不了，在美国出版时美共删去一半。但书的全文在印度和好几个东欧国家出版了，包括正跟斯大林顶着干的南斯拉夫。
斯大林盘算着采取什么办法教训毛，让毛知道谁是大老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毛看着内战胜券在握，向斯大林提出访问苏联的要求。斯大林的机会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斯大林办公室给毛回电说欢迎他访苏。电报由阿洛夫大夫转给毛。阿洛夫大夫同时收到指令，要他汇报毛的反应。第二天，他电告斯大林：毛“非常高兴”，“可以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说：‘好极了，我三个月后可以动身’。”
三个月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发来邀请函。毛等了又等，中共收复延安那天，毛再向阿洛夫大夫提起，说他打算五月四、五号起程。斯大林回电说“好”。毛要求把两个苏联医生都带上，说是健康缘故，其实是防备：他不在时宿敌王明直接跟莫斯科联系。斯大林回电说可以，但是有意不表示同意毛的另一个要求：访问东欧。
五月十日，毛自己定的起程日子已过了几天，斯大林突然来电推迟访问。春去夏来，再也不见斯大林提及邀毛访苏的事。毛著急要走，这时他已与中共其他领导人汇集在西柏坡，人人都知道毛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而且就在这几天。说走说了半天，斯大林仍不来邀请，毛大失面子。为了不让王明以为有了咸鱼翻身的希望，六月二十五日，王明又出了一次“医疗事故”。
七月四日，毛沉不住气了，给斯大林发了封电报，说他打算十天后出发：“我决定近期访问您。”“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要在这个月十五号动身。”他要斯大林派两架飞机。
十四日，毛自定行期的前一天，天上不见飞机，地上阿洛夫大夫却传来斯大林的电报：“告诉毛泽东：鉴于粮食收获季节在望，党的高级领导都要在八月份离开莫斯科到各省去，十一月才回来。因此，中央委员会敬请毛泽东同志把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推迟到十一月底，以便有机会会见所有中央负责同志。”
全苏联的领导人都要离开莫斯科四个月到外省去收庄稼？毛泽东访苏非得推迟到有名的俄罗斯隆冬？这显然是在耍毛。阿洛夫大夫向斯大林汇报毛的反应：毛挂着一丝微笑听着，嘴里说：“好，好。”但他问阿洛夫：“在苏联，他们真的这么看重粮食收获，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阿洛夫说：“我认识毛泽东六年多了，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话，他的微笑，他的‘好，好’，并不表示他真正满意”。“米大夫对我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问他同样的关于粮食收获的问题。”“他本来信心十足就要上路，箱子都收拾好了，皮鞋也做了，还做了件呢子大衣”，“显然，这场访问对他非常必要。”
毛意识到他的野心惹恼了斯大林，连忙采取措施补救。八月十五日，他得知华北大学准备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后，马上否决了这一提法，说这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他还下令把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九月二十八日，毛发给斯大林一封讨好的电报，请求斯大林让他去苏联。毛首次用斯大林喜欢听的别号“大老板”称呼斯大林：“请让我本人面见大老板，亲口向大老板汇报情况，这至关紧要。”
斯大林见毛低了头，便放下身段，十月十七日，给毛回了封友好而不失居高临下的电报，说他欢迎毛十一月底来。毛吃了定心丸。只是国内战局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自己主动推迟访苏行期。
但在关键问题上，毛对斯大林是寸步不让。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南京政府要求和谈。斯大林要毛答覆“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大为光火。阿洛夫大夫报告斯大林说，毛“比起平常来说话更不客气”。斯大林得知后第二天补发一封电报向毛解释，说他的提议完全是做样子，为的是让全世界看到继续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斯大林说：“我们为您拟的答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南京方面所提议的和平谈判。”
毛的想法是一天和平也不能给国民党，哪怕做做样子也不行。他对斯大林说，他要的是南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我们已无须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毛还史无前例地教斯大林怎样说话。当时南京政府请求苏联调解，毛对斯大林说：“我们认为您应该这样回答——”斯大林的贴身中国顾问对我们说，斯大林身边的人都觉得斯大林“受了毛的训”。
斯大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天就给毛来了篇长篇说教，说拒绝和谈有损公众形象，还危言耸听地说可能导致西方武装干涉。毛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西方干涉，但也不想叫斯大林下不了台，他策略地找了个办法。当天中共发表声明，开出一系列和谈条件，等于是叫国民党无条件投降。然后毛电告斯大林，巧妙地引用斯大林的原话，似乎这一声明是按斯大林的指示办的：“在破坏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一基本方针上，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也顺势下了台阶，第二天回电：“我们已经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件事就此了结。”
斯大林再次感到毛这个人不简单。就是在这时他对南斯拉夫等共产党人说：毛不听话，但是个能成事的。一月十四日，斯大林要毛再次推迟访苏，说“中国此时的局势缺您不行。”斯大林提出即刻派权威的政治局委员来见毛。
得知斯大林又要延期，毛的第一反应是把电报往桌上一扔，说：“随他去吧！”等静下来一想，毛明白斯大林其实是看重他。斯大林还从来没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那个国家的政府跟苏联还有外交关系。一月十七日，毛回电说“非常欢迎”斯大林的使者。
米高扬在一月三十日到达西柏坡。在给斯大林的汇报里，米高扬说毛“高兴已极，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细心关怀”。跟米高扬一道来的还有一直在东北为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做毛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络员。(待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