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4)

52 和林彪翻脸 1970~1971年 76~77岁

直到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同林彪这对搭档,合作得颇为顺利。文革四年,林彪为毛提供了军队支持,毛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林彪的权力欲望。中共长期以来不准提拔老婆的规矩被打破,叶群同江青一道进入政治局。毛甚至还容忍了对林彪也搞个人崇拜。人们手舞小红书,先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喊:“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庐山,毛忽然意识到,他给林彪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威胁到了自己。一开头是一件似乎无伤大雅的小事,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不想当主席,因为当了就免不了出国访问,免不了做许多礼仪上的杂事,都是他不想干的。但是毛又不愿意要林彪当。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他是一场恶梦。毛要把这个职位干脆取消。但是林彪要留着这个职位,自己起码当个副主席,否则在政府里他名不正,言不顺,二号人物的身份体现不出来。他只是个国防部长,在总理周恩来之下。政治局五个常委中(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另外三个都赞成林彪,要毛当主席,毛是孤零零一票。三个常委都把林的利益置于毛的意志之上,这阵势本身就是林彪权力的惊人表现。

使毛更加气恼的是,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开幕大会上讲话时,不经他同意就把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向会议宣布。林讲完话后,毛的大总管、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慷慨激昂地发言支持林,说:“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汪东兴明知毛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可他还是反其意而行之。这样一个毛把生命都托付给他的人,居然把林的话看得比毛的重要。

汪东兴这样做有他的苦衷,要生存不能不讨好林彪。他看到,同样是毛的亲信的罗瑞卿、杨成武,在得罪了林彪后的下场。而且这次在庐山,毛又准备为了林而牺牲另一个他倚重的人:中共第七号人物张春桥。

五十三岁的张春桥是文革开始后,毛越级从上海提拔到最高层来的,看中他善于给毛的所作所为打上漂亮的意识形态包装。让人们以为毛搞文革真是为了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张春桥功不可没。

张戴眼镜,不苟言笑,目光叫人莫测高深。林彪一帮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眼镜蛇”。他跟林彪保持距离。爱在下属中挑事的毛又曾对林说过,林年纪大了,张春桥可能来接班。林更视张为仇敌,不时把手下人收集的告张春桥状的材料送给毛。这次在开幕大会上讲话前,林告诉毛他想批张,毛点了头。林讲完话后,到会的人纷纷讨张,要求对张“千刀万剐”。

毛警觉到,林的权势到了几乎一手遮天的程度。即使得到毛的欢心的人,要想不倒台还得靠上林。毛不寒而栗。

他马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在会上宣布不设国家主席,制止对张春桥的攻击,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毛把他从前的秘书、第五号人物陈伯达抛出来做替罪羊,软禁后投入监狱。陈跟林彪靠得太紧,失去了毛的信任。

毛要林在中共高层“表一个态”,说他受了陈伯达的骗。毛这是要林做检讨。林婉拒了。毛并不意外,他曾说:“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此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毛也从来没有逼过他。现在毛感到不逼他不行了,可是林彪非常固执,不肯让步。在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之后,毛林搭档开始散架。


这次庐山会议在九月六日不圆不满地结束后,毛采取了连串步骤削减林的权力。他把林圈外的将领调来执掌北京的军权,并插入军委领导班子。毛的女友中跟林家沾边的,被清出中南海。
毛并不希望跟林彪彻底决裂,新当权者多是林彪班子选拔的人。对林削权而不清洗,毛行事得格外小心。无穷无尽的谋画、顾虑消耗了毛的大量精力。这年冬天,他得了肺炎,年届七十七岁的毛突然老了,从此疾病缠身。

要削弱林的权势,关键是要林当众做检讨,林就是不做。林明白一意孤行的结果是什么。一向孤独的他如今更加沉默寡言,极少会客,也不谈天,独自在室内踱步,有时看点电影。他口授了一封信给毛,意思是毛不能清洗他,文革的成果得靠他巩固。在叶群的坚持下,这封信没有发出。毛是不能容忍有人威胁他的。

林有条出路:逃往海外。毛从前的整肃对像在面临刀俎之灾时,逃亡的不乏其人:张国焘三十年代投向国民党,王明五十年代避难苏联。林彪握有空军,出走是不难的。最明显的目的地是苏联,他在那里前后住过四年,叶群能说点俄文,从前还有个情夫是位苏联军官。但是林彪显然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他把苏联只定为后备之路,第一选择是英国殖民地香港。

林的计划是先飞靠近香港的广州,那里的将领们对他绝对忠诚。跟这些人联络,踩熟这条路线,林仰仗儿子立果。一九七○年十一月,庐山会议毛林失和后不久,林立果就开始见广州军区、民航的人。他的好友时常来到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搞小型武器、通讯设备、汽车,学驾直升飞机。林立果的哥儿们都对他很仗义,搞这一系列活动,没有人告密。

二十多岁的林立果在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不像一般高干子弟,他对参加红卫兵很不积极,只是在同学劝说下才勉强加入,但很快就离开了。他没有狂热,对打人、整人没有兴趣。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是个花花公子,女朋友不少。爸爸妈妈视他为心头肉,妈妈更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选美”,要给宝贝儿子挑个完美的妻子。最后林立果选中了一位既美丽性感、又聪明有胆识的姑娘张宁。他同她一起听他热爱的西洋摇滚音乐,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听西洋音乐只是林立果作为林彪儿子享有的无数特权之一。他能看到进口的西方科技刊物,看得爱不释手,对西方发达的科技十分倾心。他本人喜欢发明设计军事设备,颇有些成果。最重要的,一些只有林彪、叶群才有资格读到的高层绝密文件,他也能够看到,这使他讯息广泛,了解内情,思想难得的开放。

有了不受禁锢的头脑,林立果看透了毛的暴政。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和三个朋友凑在一起,把他们的思想倾泻在纸上。他们这样写道中国的现状:
——党内长期斗争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这些话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一部分,“五七一”这个名字是林立果取的,因为它跟“武起义”同音,代表了他的愿望,就是搞武装政变,推翻毛的暴政。这几个年轻人要跟毛政权对着干,“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要“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们谴责毛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今天甜言蜜语拉的那些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之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他的阶下囚”。“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这些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林立果还给毛取了个外号:“B-52”轰炸机,说毛肚子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坏主意,一个主意就是一颗炸弹,掉下来能炸死一大片人。

林立果和朋友们讨论了如何刺杀毛。立果是中国的克劳斯·冯·施道芬堡(Claus von Stauffenberg),一九四四年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德国军官。但他和朋友们的主意都只是空想,如“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了这些武器。毛对武器的控制和部队的调动,以及个人的保卫措施,都无懈可击。另外,正如《“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说,“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林立果的父亲造成的。)结果,这几个年轻人不敢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掌管军队的林的亲信,对其他朋友也绝口不提。林立果给了林彪和叶群一份,他们似乎没有给他出什么主意,但也没有提出非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毛决定召开有一百来人参加的会,听林彪管军队的几员大将做检讨。毛派周恩来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要林参加会议,“讲几句话”。周恩来劝了林两天,差不多到了求林的地步,林不冷不热地拒绝了。这对毛的权威无异是极大的蔑视,毛大动肝火。四月二十九日,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受命做总结,说军委领导“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走错了路线”。

林彪也火了,以他独特的方式反击。两天后是五一劳动节,中共领导们得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谁不露面就表明出了麻烦。可是,那天晚上看烟火时,林彪连影子也没有。毛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与夫人坐在一桌,对面林彪的位子在那里空着。周恩来紧张地盯着空位子,不时起身打电话去催林彪。焰火开始好长时间了,林才姗姗而至,沉着脸,慢腾腾走到桌前落坐。

摄影师杜修贤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我看到林彪坐下来,手脚快,先来了一张,根本不准备发表的,想等他们俩〔毛和林〕讲话。但他俩谁也不理谁。我们电影电视对着,等着他们讲话。林彪起来了,走了。我以为他到厕所去了。等他半小时还不来。我想林副主席上厕所怎么上这么长时间?其实他早走了。我们全愣了。会一散,总理问我,你给林副主席拍照了没有?我说他坐了不到一会儿就走了。总理说:我问你拍了没有?我说只拍了一张。他说:电影电视呢?我说我不清楚。总理把他们都叫来,训得一塌糊涂。训得一些老人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林彪坐了“不到一分钟”,跟谁也没打招呼,看也没看毛一眼。

林当然知道毛不会饶了他。就在那个月,林立果到广州查看去香港的路线。他到了罗湖桥头,离香港近到随行人怕港英警察开枪。

六月,林彪又再度同毛发生抵触。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伉俪 (Nicolae & Elena Ceausescu)来访,毛通知林彪参加会见。林彪说他“在出汗”,不肯去。叶群大哭起来,给他下跪,他才勉强去了。坐了不久,听见毛话里有话,旁敲侧击地刺他,他就起身离开接见大厅,坐到外面椅子上耷拉着头,弄得工作人员不知怎么回事,都很害怕。这之后,林立果再去广州,乘直升飞机飞绕香港边界。
八月,与林彪翻脸一年了,毛下决心清洗林彪。十四日,他去外地巡视,给一些主要省份的领导“打招呼”。这些人大多是林彪提拔的,毛得弄确实他跟林摊牌时,他们不会跟林走。一路上,毛不断地针对林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虽然毛叫听他讲话的人不准向林报告,有几个林的铁杆亲信还是把毛的话传给了林家。

这些话在九月六日传到。林彪夫妇和立果决定马上逃走。他们此时住在北戴河林家别墅里,山海关机场就在附近。八日,立果和好友周宇驰从那里飞去北京,预备出逃的飞机。林彪给了他们一纸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在北京军用机场,负责调配飞机的人依条绕过规定的程序,给林立果调了飞机。

林立果不想就这样逃走,他还想做番努力刺杀毛。这时毛正在上海地区,那里掌权的有忠实于林的军人,他们甚至还负责一部份毛的外围保卫工作。在这最后的关头,看来林彪同意立果一试,叶群对此举更是双手赞成。林立果在北戴河与未婚妻吻别时对她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你什么也不要讲,我不连累你。”

在北京,林立果要空军副参谋长王飞组织攻打江青等人居住的钓鱼台,对他说毛所在的“南边”也会同时行动。王飞没有表示惊诧,可是他的回答却令人失望,他说他“无法说服部队行动”,而且,“北京市不准带武器进城,不等你到钓鱼台,就把你拦住了。再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很快就会到,就是冲进去,也跑不了。”

林立果找的另一个人是空军军官江腾蛟,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由于各种原因,他恨透了毛泽东。林立果让他负责在上海附近行刺毛,他答应了。几个密谋者在一起考虑了不同的方案。一个是用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打毛的专列,一个是调高射炮平射毛的专列,一个是派他们在上海的人趁毛在专列上接见时带武器上车动手,等等。但这些方案都无法实施。毛的专列上有秘密探测仪器,武器带不上去。车身是加固防弹的,打不进去。高射炮一旦朝毛的专列方向移动就会被发现。他们又想起一个主意:轰炸毛的专列。他们找的投弹人是朝鲜战争的空战英雄、空军作战部长鲁鈱。鲁鈱害怕了,说没有轰炸机可派,回家让当医生的妻子给他眼睛里揉上盐水和过期的金霉素,使眼睛红肿,住进了医院。密谋者们还想了别的主意,但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任何能行刺的兵器都靠近不了毛泽东专列。

紧张讨论了两天,林立果激动地挥舞拳头高喊,说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拚个鱼死网破。万般无奈下,十日,他派好友刘沛丰飞北戴河,请他父亲下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帮助他们。林彪写了封亲笔信,傍晚带回北京。这封信没有交给黄。看来密谋者们信不过黄,怕他背叛他们。

接下去一切部太迟了,十一日,毛乘专列离开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的几个朋友自告奋勇,要在“十一”国庆节那天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林立果流着眼泪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暗杀计划就此告吹,林立果决定回头走外逃的路,先飞广州,再去香港。九月十二日晚,他乘林彪的专机“三叉戟”,飞回北戴河,准备第二天出走。

当天下午,毛回到北京,专列停在北京郊外丰台车站。他接见了北京军区负责人,一开始听取的是军队代表团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报告。会后回到中南海,一切都像往常出巡归来一样。负责警卫的官员们回家休息去了,有的吃了安眠药。毛也上床睡了。显然他对暗杀密谋全无所知。


就在毛宽衣就寝时,林彪这边活动紧张。林立果晚上九点回到北戴河,跟父母商定第二天一早外逃。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早晨六点飞大连,那是林彪常去的地方,大家都觉得很自然,没人怀疑。就在这时,林立果走出了致命的一步:他告诉姐姐林豆豆,要她预备“明天早上六点行动”。

比立果年长两岁的豆豆,跟弟弟不一样,是个听毛话的姑娘。林彪、叶群都不想把出逃计划告诉她,怕她接受不了去揭发。可是林立果怕姐姐在他们逃走后“有危险”,说服了父母,在几天前把计划对她讲了,要带她一起走。正如她父母预见的,豆豆吓坏了。这个被毛的专制逻辑扭曲的天真女孩子,认为逃亡国外就是叛国,就是大逆不道。尽管立果提醒她,她热爱的父亲“身体这么弱,关进监狱能活几天?”这样明白有力的道理也不足以让她清醒。九月十二日晚,当立果通知她第二天早上出逃时,她立刻跑去向警卫部队报告。这一行动导致了全家的覆亡。

警卫部队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周开始查问飞机调动情况,特别是林彪的专机“三叉戟”。立果的朋友给林家通了气。林彪感到了周恩来的怀疑,决定不等天明马上走。他同时决定不飞广州,改采备用方案经外蒙古飞苏联。这条线在中国领空的飞行航程短,只要一个多小时。

林立果打电话告诉朋友们路程的改变,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长做好起飞的准备。他没想到周恩来的查问源于姐姐,要豆豆准备“现在就走!”林豆豆又跑去警卫部队报告,然后躲在那里。
豆豆的失踪使出逃更加紧迫。大约十一点五十分,林、叶、立果一行,匆忙乘车驰向山海关机场。林彪的卫士长跟着上了车,当车冲过警卫部队驻扎的路口,部队示意停车而不停时,他意识到林彪这是外逃。他想到要是他做了“叛徒”,老婆孩子就完了,于是大叫“停车”,随即开门跳下车去。数声枪响,有一发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说是林立果打的,有人说是自伤,为的是保护自己。

警卫部队的车跟在林彪车后紧追。半个多小时后,林彪的车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机旁嘎然停下,后面追他的一辆吉普车离他只有二百公尺。叶群一下汽车就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林立果拿着手枪,也喊着:“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飞机发动了,登机的梯子没有到,一行人匆匆忙忙攀着一架小梯子爬进驾驶舱。

“三叉戟”于零点三十二分急促起飞,载着林家三口人,加上立果的朋友和林彪的座车司机。机组九个人里只有机长和三个机械师得以登机。机械师们刚来得及做飞机起飞的种种技术准备,正要加油时,林家人就赶到了。在叶群“快把油车开走!”的命令下,飞机起飞时未来得及加油,只有机存的十二吨半油。根据飞行高度、速度,这些油可供“三叉戟”飞两到三小时。

两小时后,飞机早已顺利离开中国领土,来到外蒙古草原上空。因为大半时间都低空飞行以躲避雷达,耗油量大,机上的油只剩大约二点五吨了,油表警告灯已经亮了好一阵子,驾驶员不敢再飞下去,必须马上降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里两点三十分,林彪的专机在土质松软的草原上迫降着陆时起火爆炸,机上九人全部罹难

林彪的专机起飞后不久,吃了安眠药正睡得晕沉沉的毛泽东被周恩来叫醒。毛睡觉的屋子是中南海游泳池的更衣室,在五十公尺长的池子一端,电话在池子另一端的警卫值班室,监视林彪飞机的人用电话随时向毛报告。电话响时,大总管汪东兴(此时已被毛原谅)来回奔走,把最新消息报告毛,再跑过去发指示。林的飞机一点五十分过边境,毛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根据中共“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先生披露的周在“九·一三”当晚写给毛的信,可以断定,林彪的飞机不是毛打下来的。

当时供毛选择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派飞机拦截。毛不让拦截。他信不过林彪亲信密布的空军。相反地,他下了一道“禁空令”,全国飞机都不许起飞,陆军进驻所有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升空。只是在林立果的三个朋友几小时后乘直升飞机从北京向境外飞去时,才派了八名信得过的飞行员升空迫降。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降下后,三个朋友约好一同自杀,两个对自己开了枪,第三个曾说他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B-52毛泽东,在最后一刻向天放了空枪。

毛身边工作人员得到命令“做好打仗的准备”,卫队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钓鱼台都挖起工事,怕林彪的人进攻。毛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室内有电梯下到通往西山的地下通道。跟随毛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毛显得这样筋疲力尽,这样生气。

毛在不眠中待到十四日下午,直到周恩来带来好消息,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草原。这对他是“最理想的结果”。毛高兴了,为了庆贺,还喝了一向不沾的茅台酒。★
(★苏联派克格勃专家扎格沃斯丁将军(Aleksandr Zagvozdin)到蒙古,去确认死的是林彪。扎格沃斯丁告诉我们,他把尸体挖出来看了,返莫斯科后他的上司不满足,把他又派了回去,在天寒地冻里重新掘出林彪、叶群的尸体,在大锅里煮了以后头骨运到莫斯科,跟林彪医疗档案中的X光照片比对。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终于确信死者是林彪。)


毛的兴奋很快被罩上阴影。十四日当天审讯林立果的朋友江腾蛟,发现了暗杀毛的密谋。这是中共高层第一起暗杀他的企图,对毛的震动之大无以复加。而且参与密谋的人不少,但没有一个出事前出来告发。毛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他发烧,咳嗽不停,躺下不能呼吸,只好日夜坐在沙发上,坐了三个星期,长了褥疮,心脏也出了问题。十月八日,他会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的海尔·塞拉西皇帝(Haile Selassie)时,只说了寥寥数语,周恩来早早地结束了会见。林彪出逃前一天才见到毛的官员,吃惊地发现毛一个月不到,形容全非。

毛绞尽脑汁地改进本来已严之又严的安全措施。所有负责警卫他的人都得详细报告跟林彪、叶群的关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给毛的书面检讨包括:“一九七○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七○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橘子。”
毛要张“今后注意几条”:
一、不要拉关系;
二、不要串门子;
三、不要请客送礼;
四、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五、不要同别人照相。
围绕着毛的是一个多么无情无趣,多么阴冷惨淡的世界啊!

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清理军队,林彪的人到处都是。毛无法弄清谁卷入了要刺杀他的密谋,谁是林彪的死党。在号召空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揭发林彪父子的会上,有一位跑到楼顶上高呼反对毛的口号,然后跳楼身亡。

谁来管军队?毛无奈只得起用叶剑英元帅。历史上叶是毛的追随者,因为直言反对文革,被毛打入冷宫,一度囚禁在家,他的好几个孩子和亲戚此时还在监狱中受罪。

地方上,毛不得不重新起用被他打倒的老干部。这些人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大多数现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毛在这些人心中已不再是神了。中央警卫局一位前副局长的话颇有代表性:“什么毛主席,什么党中央,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想我的孩子。”

毛很清楚这一点,重新起用的事做得勉强缓慢。这时出了一件事。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因反对文革而受排挤的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追悼会定在十日,规定小规模、低规格。连照片多大、花圈多少、参加人数都有限制,会场的取暖火炉也只准生两个。毛泽东无意出席。

尽管报纸上没有公布,但陈的死讯还是传开了。大群老干部聚集在医院外面,要求向遗体告别。人群的情绪不但是悲痛,而且是激愤。毛能感到人们的矛头对着他,意识到他必须做姿态来平息这些老干部的怒气。既然他不得不用他们,他就得安抚他们。

追悼会前,毛身边人看到他焦躁不安,“一脸阴霾”,“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追悼会即将开始的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出席。他要借此向老干部表态,他是好人,迫害他们的是林彪。他对陈毅的遗孀说,林彪“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这话被广泛传播。报纸上又登出一张毛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毛看上去一副痛苦模样,悲痛欲绝的陈毅夫人双手紧紧挽住他的胳膊。老干部们看了,对毛又泛起了好感。

陈毅追悼会那天天气严寒。毛因为被迫干他不情愿干的事,心头冒火,拒绝穿戴整齐。身边人要给他披上棉大衣,他摆手不要,只在睡衣外罩上一件呢大衣,衣着单薄地在那个冰凉的房间里开追悼会。七十八岁的他,回去就病了,病势越来越严重。二月十二日,他突然休克,心脏停止跳动,一阵紧急抢救后才苏醒过来。

毛在身体上、政治上都很虚弱了,他不得不容忍加快重新起用老干部的步伐。文革以来的一套严酷作法,有了改变。监狱里对犯人的虐待减少了,残酷的批斗会停止了。受林彪牵连的人虽然被集中看管起来(包括林豆豆),但同毛一向的做法相比,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受优待。最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参与密谋刺杀毛的人,竟没有一个被枪毙。

文革这些年来,中国人生活里充满了野蛮,文明绝迹,整个社会箍得紧紧的,让人窒息。一位意大利心理分析家访华后惊叹道,他从未见过如此多紧张不堪的神情。现在人们终于可以缓缓气了。几本旧书,几支旧曲、几处古迹、几丛花卉,重新进入了生活。虽说允许的范围极其有限,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到来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缕和煦的阳光,一丝轻松的气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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