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赫鲁晓夫并不是为彭德怀而来。他没有带中文翻译。阿尔巴尼亚的萨森岛（Sazan Island），是苏联在地中海的核潜艇基地。赫鲁晓夫的亲自出马，是为了阻止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核潜艇方面达成什么交易。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里，后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里的眼线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征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里。天很热，车厢里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后，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里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着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冇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于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着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着。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于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怕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怕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当毛再次经过此地时，四百七十名工人冒着八级大风，架上了通往韶山的电线，以备毛回韶山，可是毛没有回去。）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里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里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里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于英国人的别墅里。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后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工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着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进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着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于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进，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后的发言里，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后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进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藉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里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里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里有机会进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进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着他亮出了杀手锏：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于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后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征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后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后，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后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后，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里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着提到基督教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像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后毛还对医生们耿耿于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
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后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里，她精神崩溃，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后，毛不让她进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不允许播放他的讲话，事后电台受到查处。）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进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着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定完了余下的一生。
42 西藏的灾难 1950～1961年 56～67岁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着宽心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份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系，回西藏后写信给毛，信中夹着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了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有人说〔喇嘛庙里〕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份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待续)
对赫鲁晓夫是指望不上了。有迹象表明，彭德怀可能考虑过“兵谏”。六月十三日他一回到北京，就试探能否以运粮救荒的理由调动军队。他对他的知心朋友、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提起调兵。据彭德怀狱中《自述》说，黄显出“为难的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个谜。但两人谈话的风声传到毛的耳朵里，后来彭在狱中被反覆审问调兵的事。
彭德怀动不了兵，只能不断把饥荒的情况上报给毛。坐火车看见窗外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民，彭对同行的其他领导人说：“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他鼓励他们也向毛反映情况。
彭在东欧时，毛安插在代表团里的眼线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毛把彭的出国访问称为“闻味”。彭一事无成，毛安心了。
毛此时面临一个大麻烦。粮食出口计划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基层干部对饥饿的农民下不了手。毛屡次说：“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就连听话的省委书记们，在毛指名要他们对分配的征粮指标表态时，也保持沉默，有的吞吞吐吐讲困难。毛感到必须搞一场整人运动来扫除障碍。本来就想清洗彭的毛，决定用彭作头号靶子来掀起运动。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彭从东欧归来一个星期，毛乘专车离开北京南行。走走停停，晚上火车停在专道上，毛睡在车里。天很热，车厢里的电风扇没开，以防毛著凉，只放了一大盆冰。毛跟随行的其他男人一样，光着脊梁，只穿条裤衩。（这趟出行之后，中国从东德给毛买了辆带空调的专车。）毛游了长江、湘江。对从不洗澡的毛来说，这就算是洗澡了。
二十四日，毛叫秘书给北京打电话通知在长江畔的避暑胜地庐山开会，指定了参加会议的人。
清洗就要开场了。这次要对付的是老资格的、最桀骜不驯的彭大元帅。毛似乎想亲自了解一下人们在饿肚子时对他的反应。他的火车这时正停在韶山附近，毛忽然决定回乡。
三十二年了，这是毛第一次回乡，尽管他的火车经常路过韶山。地方上早给他盖了别墅，叫“松山一号”，随时恭候他的驾临。韶山的“阶级敌人”也早都迁走，怕他们撞上毛，或前来瞻仰的外国人。
毛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他要乡亲们对他“讲真话”，乡亲们也就壮胆说了些心里话：亩产收成夸大，说实话的挨斗挨打。一位老人质问：“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人们讲得最多的，还是吃不饱饭。从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担二斗”，折合九百二十五斤粮一年，现在吃粮数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这还是在毛的故乡，享受各种特殊照顾。毛请大家吃饭，他们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
乡亲们的真话，没有一句支持毛的政策。但毛也看得很清楚，再牢骚满腹，人们也不敢指责他，有的还得以歌颂他的形式发怨气，说：“您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面就变了卦。”“主席，要是您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有个年轻人敲着饭钵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折合新秤二点五两〕，做事冇有力，全都懒洋洋。”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虽然毛的话根本不是事实（他从前说韶山人“易于致富”），可是没人敢顶撞他。接着他文不对题地下指示：“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没人敢问他这指示从何落实。毛针对村民的意见对随行的省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在告你的状，这些是你管的范围，你要把这些意见记起来。”做了替罪羊的书记也只能默默地听着。
毛的造神运动已使他凌驾于众怒之上。民不聊生，人们仍对他欢呼万岁，他跟将近三千人握了手，手都握红肿了。“松山一号”别墅的一个年轻服务员很有代表性。她回忆道：毛来的时候，招待所所长把她叫去，要交给她“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任务”——洗毛的内衣裤。她想：“毛主席的衣服，不得了的。一定要把它洗好。衣服一身都汗湿透的，都黄了。我想到毛主席，世界人民的领袖，生活是这么的艰苦。衣服是丝绸的，我怕搓，就轻轻地揉，洗坏了怎么交得了差。晒出去我怕让别人看到，看到就怕搞破坏。我坐在办公室，坐一下，就到外面去看一下，随时去摸一下。没有电，★不能电烫，我就把它放在玻璃板下压。”“我现在一穿衣服就想到毛主席。”
（★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当毛再次经过此地时，四百七十名工人冒着八级大风，架上了通往韶山的电线，以备毛回韶山，可是毛没有回去。）
毛泽东以必胜的信心上了庐山。
长江边一千五百公尺高的庐山是古人学道求仙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也有些飘飘欲仙的味道。山里的云时聚时散，时浓时淡，从峡谷里奔驰而上，一瞬间便把街上的行人包里起来，路边闲谈的人会忽然失去了对象。有时可见一朵白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转个弯儿从另一扇窗户飞出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著名诗句再贴切不过地形容出庐山的变幻莫测。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最先看中了庐山作避暑之地。从山下难耐的湿热上得山来，人全身立刻一爽。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各式西洋风格的别墅有八百多座。蒋介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夏都”，常住在一幢原属于英国人的别墅里。一九四八年夏天，他最后一次来，把别墅以他夫人“美龄”的名字命名为“美庐”，叫石匠把他题的字刻在大门外的岩石上。
“美庐”如今成了毛的下榻之处。毛这是第一次上庐山。一天他看见石工在锉去“美庐”二字，连忙摆手制止。
蒋介石是坐滑竿上山的。中共修了条七、八公里长的环山公路。毛的车要上公路时，从山顶到山脚所有车辆一律不许通行，他居住期间全山封山，远近老百姓都被临时迁走。毛的保安措施之严密，远超过蒋介石。“美庐”他嫌不够安全，另造了一幢巨型仓库似的毛式建筑，防弹防炮，取名“芦林一号”，紧挨着水库，以便毛随时游泳。“芦林一号”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修建的。
毛把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要一百多名与会者来“读书”，畅所欲言地谈“国内形势”，“放松一下”，把妻子、孩子也带来。第一次住进欧式建筑的孩子大开眼界，领略了石头墙壁和抽水马桶。天天饭菜丰盛，连工作人员用餐每顿也有八、九个菜。晚上不是看戏就是跳舞，戏有毛亲自点的《思凡》、《惊梦》之类，舞厅设在天主教堂，歌舞团的伴舞女郎由大客车载着上山。起码一个女演员和庐山疗养院的一个护士，很快在夜间被召到毛的住处“谈话”。
彭德怀被毛点名上庐山开会。汽车行至牯岭路口，警卫人员举旗示意停车，说“一组”（毛的代号）在休息，请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车步行。为彭挑选的一百七十六号别墅，离毛的别墅只有一百多公尺，与彭德怀来往的人尽入眼底。
会议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开场。毛一开始不开全体会议，把与会者按管辖数省的行政大区分成六个小组，每组由他信得过的大区第一书记执掌，把谁说了什么直接向毛汇报。凡是不利于毛的声音，都无法越出小组之外。想知道其他小组的人说了些什么，只能通过“会议简报”。简报由毛控制，只登毛想要人看的，其余一律不登。
彭德怀被分配在西北组。从第一次发言起，他就把批评矛头直指大跃进，直指虚假的收获数字，差一点说毛撒谎：“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长百分之十六……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第二天他又提到毛的责任问题：“一千零七十万吨〔一九五八年钢铁指标〕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以后的发言里，他要么抨击毛的腐化（“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要么告诫毛不要为所欲为：“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他反对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说“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不行，不能搞“内销服从外贸”。
但是，正如毛算计好的，彭的这些话都只有小组的人听见，简报上一字未登。毛不开全体会议，使彭没有机会把他的意见传达给与会者。彭一天比一天沮丧，感到会开得不死不活。十一日下午，彭突然接到会议秘书处通知，说会议就要结束。这增加了他的急切心情，要把自己对大跃进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前让与会者知道。第二天，他坐下来给毛写信，十四日送交毛。信的语气比小组发言温和得多。他希望这样一来，毛能把信印发与会者，大家读了信后能响应他，促使毛改变大跃进政策。
这封信也正是毛所想要的，他要以此为题目来清洗彭。十六日，毛把信印发了大会。
毛已经对彭观察了两个星期，看彭跟谁来往，他好“一锅端”。彭德怀曾想过找同盟军。他知道张闻天也反对毛的政策，曾请张闻天看他给毛写的信。张怕被说成是搞阴谋，不敢看，彭便念给他听。张听了一段，藉故仓皇离去。毛把“搞阴谋”跟“里通外国”一样定为滔天大罪，其实毛自己才是“搞阴谋”和“里通外国”的大师，要不然他哪里有机会进得了紫禁城。正如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所说，只有一个人允许搞阴谋，那就是大老板本人。
七月二十三日，毛出其不意地首次召开全体会议。大会采取临时通知的办法，使任何人都没有机会串联。毛一上来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这口气好像是有人不让他讲话。毛用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架势说话，为的是造成一种吵架的气氛，使得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不可能。他故作发火状，把大跃进的灾难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接着他亮出了杀手锏：要是不听他的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这是告诉在座的：要么跟我，要么跟彭，你们跟彭，我们就兵戎相见，来个你死我活。
人人都知道斗不过毛。连彭德怀本人也临阵怯场，没有站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为了强调解放军会跟毛走，毛把他的老搭档、军中威望不亚于彭的林彪元帅召上山来。在随后的会议上，林彪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都是丘八”。毛拿出他惯有的软硬两手，一方面吓住人们，一方面摆出妥协的姿态，表示愿意降低征粮数量，减少钢铁指标，压缩军工投资，还答应给农业投资一点钱。所有这些让步他都在庐山会议后一一推翻。
毛把彭德怀和另外几位跟彭来往，并批评了他政策的人打成“反党集团”，有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毛把庐山会议扩大为中央全会，以党的决议正式谴责他们。决议是毛念的，念完也不走走举手表决的过场，就自己宣布一致通过。
几番批斗后，彭德怀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挂甲屯软禁，其他人也受到惩罚，他们的家庭一夜之间成了罪人。黄克诚夫人在严重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这个“反党集团”中最年轻的人是毛的秘书李锐，毛对他的惩处也最为严酷。他经历了近百次批斗会，然后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妻子同他离婚。有次他想要张孩子们的照片，却收到这样一封回信：“你对我们还有感情，而我们要同你划清界线。照片现在不能给。”庐山会后二十年，他的生命大半在监狱、劳改农场孑然一身地度过，还被判过死刑。可是，一切折磨，一切痛苦，都未能摧毁这位顶天立地的人。在当今中国，他仍以他的才思智慧、敢做敢为，为中国人放声疾呼。
庐山会议后，林彪做了国防部长，在军队里清洗同情彭的人。林彪卖力推行毛的个人崇拜，一九六○年初，下令部队背诵毛著作中的“警句”，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语录》的开端。毛对林彪的做法大加赞赏，他对澳大利亚毛派领袖希尔（Edward Hill）说：林彪“发明了一个新方法，就是编语录。”“孔夫子的《论语》是语录，佛教也有语录。”毛接着提到基督教的《圣经》。显然在毛看来，他说的话足以同这些不朽的经典媲美。
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运动横扫全国，打击对像大多数是那些抵制从农民口中夺粮、相对心软的基层干部。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五月说：这次运动被整的“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替换他们的是心狠手辣的人。
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浮肿病同饿饭有关系，连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隐讳地称作“二号病”。多年后毛还对医生们耿耿于怀，说：“困难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那么多肝炎，还不就是你们医生给找出来的！”
庐山会议后的第二年，一九六○年，中国因人为的原因饿死二千二百万人。这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
毛的庐山一行也影响了他的前妻贺子珍后半生的命运。二十二年前，因为无法忍受毛跟其他女人胡搞，以及对她的漠不关心，子珍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在那里，她精神崩溃，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过了两年与世隔绝、梦魇般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她出院了，反应有些迟钝，但人恢复了正常。回国后，毛不让她进京，多年来她一人独居，没见过毛。
庐山会议时子珍正住在山下的南昌。毛心血来潮，想见她一面。七月七日，他派江西省委书记的妻子接子珍上山，特地交代不要说是来见他，怕子珍“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毛很清楚子珍禁不起情绪波动。女儿娇娇曾告诉他，一九五四年子珍偶尔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毛讲话的声音★，当场发病，很久才恢复过来。
（★毛不允许播放他的讲话，事后电台受到查处。）
毛只关心子珍见到他之前不要发病。使者受命哄子珍：“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子珍欣然前往，一路上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晚上九点钟，她被带进毛的住所，突如其来看见毛站在面前，她精神当即失常。
跟毛分手时，毛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但转过身，毛下令第二天送子珍下山。子珍被强行送下山去。她不停地问：“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同我再见面的……”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部严重，连女儿也认不出来。在南昌，她不时蓬头垢面，神情凄惶地冲到省委的大门口，要找江西省委问个清楚，是谁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的再次会面。有一天下着倾盆大雨，她浑然不觉地立在雨中，对着省委的大门。守门的战士说她是疯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她病成那样，忍不住心酸落泪。从此，她在精神分裂症的反覆发作中，定完了余下的一生。
42 西藏的灾难 1950～1961年 56～67岁
毛泽东对西藏的战略，从来都是武力征服。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这成了中共的政策。
一九五○到一九五一年，两万中共部队进逼西藏。但是毛意识到他不可能派进足以占领全西藏的大批军队，因为没有公路运兵运粮草，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当地武装也不可小视。毛决定搞谈判，装作他将给西藏自治权。他上演了一出英明君主的戏，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领袖地位，送给这个年轻人电影放映机之类的礼物，对西藏代表团也说着宽心话。但同时，两条通向西藏的公路紧锣密鼓地修了起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岁的达赖喇嘛到北京去出席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北京待了半年，毛跟他至少见了十几次面，每次都和蔼可亲，要让他没有戒心。毛作了调查研究，知道达赖对科学感兴趣，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喜欢新东西的，我也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毛跟他讨论教育改革。达赖喇嘛对我们说：“毛的危险性也就在这里，他说的话总好像是对的！”毛也以君主的身份教训他，跟他大谈“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
为了保护西藏人的利益，达赖喇嘛申请加入共产党。中共没有同意。他继续跟毛搞好关系，回西藏后写信给毛，信中夹着一朵西藏的鲜花。毛手书的覆信简直称得上情意绵绵：“亲爱的达赖喇嘛：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
一九五六年初，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
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
两年过去了。在大跃进中，当饥荒出现时，藏民又揭竿而起，在他们聚居的几个省，都发生了武装反抗。藏民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靠游牧为生，有马，有枪支。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宗教，能秘密组织起来而不为中共所知。
在青海，武装起义遍及全省。毛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批示严厉镇压，同时说：“西藏要准备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次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再次批示，在西藏，“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人风闻达赖喇嘛可能被劫持去北京，在拉萨暴动了。数千人上街游行，高呼：“汉人滚回去！”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
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宣传战。四月七日，毛给管西藏事务的官员写信了解西藏情况，特别询问：“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有人说〔喇嘛庙里〕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在毛亲自主持下，二十九日，媒体宣传运动揭幕，把西藏描绘成人间地狱，抽人筋、剥人皮、挖人眼睛。毛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去拯救西藏人民的。本来汉人对西藏就有偏见，毛的宣传更是在人们脑子里种下了西藏野蛮落后的根深柢固的印象。
当然，西藏过去的神权统治有黑暗的一面。但毛管辖下的西藏要黑暗得多。地位仅次于达赖的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中，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这一点。班禅喇嘛曾支持中共“解放西藏”，甚至在一九五九年拉萨暴动后还拥护中共“平叛”。他描写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在西藏发生的事，周恩来本人和管理西藏事务的李维汉，都承认是事实。这使七万言书格外有份量。
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人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班禅喇嘛写七万言书的时候，到藏区各地视察。在青海，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西藏人民还受到毛式的残酷批斗，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进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由于西藏武装起义的全民性，青壮年男子被大批逮捕关押，“可以断言，藏族中我们的亲人除了妇女、老头、小孩和极少数的青壮年外，就所剩无几了。”
在监狱里，看守不把藏民当人看：“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的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班旦加措喇嘛曾在监狱里度过多年，他告诉我们，他和别的囚犯被用鞭子抽打着拉犁。
对战场上被打死的藏民的处理也令人发指。班禅喇嘛在毛死后的一次会议上讲到：“果洛地区打死了许多人，把尸体从山上拖下来，挖个大坑埋在里面，把死者的亲属都叫来宣布：‘我们把叛匪消灭了，今天是喜庆的日子，你们在尸体坑上跳舞。’”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
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
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进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在藏区视察时，班禅喇嘛见到以下场景：“不少越过基层干部的各种阻挠之难而来朝拜的藏族群众，不论男女老幼，一见我就想起了一个时期来的痛苦，情不自禁流出眼泪，他们中的一些大瞻的人，流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在这些伤心事的激励下，班禅喇嘛勇敢地写了“七万言书”。到了毛泽束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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