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意很快就冲着美国人表现出来。会谈取消，合作停滞。基辛格看出，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冻结起来了”。他随后几次来中国，中方“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拖时间”。毛两年没见他，背后不断说他的坏话。英国前首相希思记载毛对他说：“基辛格不过是个滑稽的小人物，他每次来见我都怕得要死。”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基辛格再见到毛，谈判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总统访华事宜时，他重新提起美国的军事援助，以为毛还会感兴趣。但是毛说：“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不谈。”那年年底，福特访华，毛礼貌地接待他，但没什么热情。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 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毛终于准许周做手术，原因是他自己病得厉害，眼睛快瞎了，身子不听使唤，走路要人扶。毛不想把周逼急了。
周手术一个多月后，得到惊人消息：毛得了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只有两年可活。周决定不把这个消息报告毛。
毛有了死期了。知道了这一点，周恩来变了，对毛，他不那么害怕了。
56 江青在文革中 1966～1975年 72～81岁
江青至今被说成是文革的罪魁祸首，是蒙蔽毛的邪恶女人。其实，中国的任何政策，都不是她制定的，她执行毛的意志。她在毛死后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皎谁。”她先为毛执掌中央文革小组，后任政治局委员。文革浩劫，她有一份责任。她是毛毁灭中华文化的主要帮凶。
她利用文革为自己干了不少坏事。受害者之一是演员王莹。几十年前，王莹主演了一个江青想扮演的戏剧角色，以后又同丈夫双双赴美，在白宫为罗斯福总统夫妇演出，大出风头。王莹死在狱中。
江青有一怕，怕她年轻时在上海的绯闻，以及在国民党监狱里不清不白的事暴露出来。她把早年的同事、朋友、情人，乃至对她忠心耿耿的保姆，都投入监狱，有的就死在里面。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发表了一首思念前妻杨开慧的词，江青和毛大吵一架。气头上她给电影导演郑君里写信，问前夫唐纳在巴黎的地址。这一轻率举动，多年来一直是江青的心病。文革有了权，她马上把郑君里和别的几个朋友抓起来，把他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搜寻那封信。郑君里说信早已烧掉了，但江青不信，把他在狱中折磨至死。
当江青的权力达到顶峰时，就像毛在征服中国的前夕见到生人会发抖一样，她也产生了对生人的恐惧。她的秘书杨银禄记录了一九六七年上任时前任对他说的话：江青“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
杨秘书在屋里憋了整整二十四小时。当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时，江青的护士走过来，轻声要他马上回去，解释说江青快要起床了，“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杨在钓鱼台十一号楼待了三个多月，成天躲在办公室里。前任走后（进了监狱），一天，江青打铃叫秘书。杨写道：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臃肿的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道：“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俐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几句问答后，“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
当秘书按照江青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一公尺处，和她说话时，江青又发了一顿无名火：
江青……很生气地说：“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江青皱着眉头，拉着长音，大声而不耐烦地问道：“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好好好。”摆子叫我赶快出去。
江青随时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人送进监狱。周恩来到她那里去开会，他的随从宁可坐在冰天雪地下的车里挨冻，也不愿进她的楼里取暖，怕被她撞见祸从天降。有一次，周的卫士长成元功负责一个会议的安全保卫，江青的警卫员事先给他打电话，说江青刚起床，没有吃饭，要他准备点吃的。江青到了，成元功请她先吃饭。成回忆道：“她看了我一眼，就走了。进了会场，她找到总理，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你们在搞什么，开什么会？’她跟总理大吵大闹一个多小时。”周对她解释了又解释，把她的警卫员召来对证，她仍不依不饶，骂：“成元功，你是一条狗。”两天后又对周说：“成元功从历史上就是个坏人，长期以来限制我跟总理接触，不让我见总理。”周恩来只得把跟了他二十三年的卫士长从身边赶走，成进了准劳改营：“五七干校”。
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一九六九年“中央文革”解散后，江青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有了闲工夫。她打牌、骑马、养宠物，甚至还养了只猴子。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自文革以来对老百姓关了门，是她遛马的地方。她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看外国影片，那也是几个人的特权。
江青的生活方式极端奢侈。她爱好摄影，于是军舰在海上游弋，高射炮对空发射，博得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广州一个专为她修的游泳池，用的是几十公里外运来的矿泉水。路为她新辟，使她得以舒适地游山玩水。开路不那么容易。有的离她住处不远，工程兵不准用炸药，怕响声吓着她，只好用火烧、水激等办法来砸开石头。她一时心血来潮，可以叫专机把一件大衣从北京送到广州，也可以叫空军的大型运输机把一张卧榻从青岛运来北京。她的专列，像毛的一样，随时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客货列车都要让路，运营计划也要打乱。江青非但不感到惭愧，反而说：“为了我休息好，玩得愉快，牺牲一些别人的利益是值得的。”
“别人的利益”包括鲜血。江青总是在寻找养生驻容之道，林彪夫人叶群告诉她，有一个诀窍是输年轻人的血。于是中央警卫团挑了几十个警卫战士，检查身体后选了四个人，再从中间挑了两个把血输给江青。输完血后，江青请他们吃饭，对他们说：“你们为我输了血，你们的血和我的血同时在我的体内流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自豪的吧？”接着便告诫他们：“为我输血的事，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说了，你们要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身体情况是严格保密的，你们就当个无名英雄好了。甘当无名英雄也是光荣的。”
兴奋之余，江青报告了丈夫。毛反对说：“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输血是不适宜的。”她这才作罢。
江青的身体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她畸形的神经。她每天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在凌晨四点左右睡觉，日间也要吃两次镇静剂。白天在室内，三层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让阳光一丁点也透不进去。落地灯打开，灯罩上却盖着一块黑布。秘书说：“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
她怕声音怕到了荒谬的地步。连细雨声，风吹草动声，鸟唱蝉鸣声，她都反感，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捂着耳朵，闭着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工作人员走路时不准穿鞋，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工作人员在她旁边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她住在北京的钓鱼台，这是一个有四十二万平方公尺的大庭园，她住的楼在园子中心。可她还抱怨说不安静，把隔壁的玉渊潭公园——北京仅有的几个对老百姓开放的公园之——也关闭了。广州的别墅“小岛”坐落在珠江畔，江青一驾到，附近的水路交通便停运，远处的一个船厂也停了工。
江青的房间温度冬天必须保持摄氏二十一点五度，夏天二十六度。她觉得温度不对时，哪怕温度表指到她要求的度数上也无济于事，她会破口大骂：“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示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有一次，她说她房子里“有风”，护士无论如何找不到风源，她就抄起一把大剪刀狠狠地向护士扔去，护士躲闪得快才没有受伤。
“为我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常常这样告诫身边工作人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后，林立果暗杀毛和攻打钓鱼台的密谋曝光，江青常常做噩梦，有一次梦见林彪夫妇烧焦的尸体追赶她。她惶惶不可终日，对人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老是有一种恐惧感。”
林彪出逃前，江青曾到青岛避暑，让六艘大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供她拍照。她玩儿得很高兴，只是不满当地的厕所。坐在痰盂上大小便，又说硌得屁股疼。于是工作人员先用充了气的游泳圈垫在痰盂上，后又做了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权作临时马桶，江青由护士搀扶着大小便。一天夜里她自己起来小便，由于吃了三次安眠药，她迷迷糊糊坐不稳摔倒了，折断了锁骨。林彪出逃后，江青硬说这桩事故是林彪谋杀她的阴谋的一部分，说是她的安眠药里有“内奸和特务”放的毒。她闹得天翻地覆，把所有的药封存起来，拿去化验，把医护人员关在一间屋子里，由警卫员看守，然后一一带到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面前受审。周恩来从晚上九点一直陪她说话到凌晨七点，好歹让她安定了下来。
尼克松伉俪一九七二年二月的访问对江青好似一剂兴奋剂，她终于可以扮演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了。随着各国政要的接踵而至，江青期望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想找个外国人来写她的传记，像当年斯诺写毛泽东一样。那年八月，美国女学者维特克（Roxane Witke）受邀前来采访她、写她。江青同维特克谈了六十个小时。
毛最初批准了这一做法，但江青的口无遮拦又让他生气。据陪同她的外交官张颖记载，江对维特克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背给你听听……”接着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也舍不得离……咿呵呀呵唉……”，接着咯咯笑道：“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去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啦，哈哈……”
在场的中国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江青还要说出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江青越说越来劲：“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喀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喀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江青滔滔不绝地说她如何崇拜美国明星嘉宝 （Greta Garbo），如何热爱好莱坞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说她“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还不屑地反问道：“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好像中国电影的凋萎跟她和她丈夫都毫无关系。江青这样歌颂《飘》，让毛的新闻总管姚文元有点不安，姚轻轻地插了一句：“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作者〕同情奴隶主。”江青的回答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Ku Klux Klan）。”
最后，按毛的意思，江青谈话的记录只有一部分给了维特克。维女士后来出版了一本江青传。其他纪录稿全部放进保险箱，上锁加封条，进了外交部保密室。
毛 没有因此禁止江青在外国人面前露面，但露面的机会远不如她渴望的那么多。丹麦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一九七四年访华，江青陪同他和夫人观看演出，但国宴没有她的份儿。不甘心的她，就在国宴开始前赶去，把哈特林夫妇留住，高谈阔论，让四百名出席宴会的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哈特林夫妇感到她的举止“傲慢”、“卖弄”，他们为她感到难堪。美国游泳队来访时，没有安排她接见，她就偷偷在游泳池的玻璃墙外看他们练习，事后一叠声叹息说：“真是美呀！……游得真好，姿势很美，速度又快……”江青本人在维特克面前谢绝下水，理由是：要是“群众”看见她游泳，“会过度激动”。
除了热望接触外国人，江青渴求的还有女性化的服装。在她丈夫统治下的中国，女人只有臃肿难看的衣裤可穿，江青也受到限制，只能在个别场合穿裙子。尼克松访华时，在总统眼中“粗鲁、好斗”的江青，陪总统夫妇看“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她为那天穿什么衣服煞费苦心，非常想穿件连衣裙，又怕在人民大会堂的众目睽睽下太显眼，最后忍痛放弃了这个念头。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穿着华丽的菲律宾国服来访，江青却只有毛式服装加军帽，与这位从前的“菲律宾小姐”相形见绌。马科斯夫人看出江青从眼角嫉妒地打量她。
最初正是为了跟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设计了中国妇女的“国服”：无领对开襟的上衣加半长的百褶裙。当女运动员穿着它在海外参加运动会的照片发表时，女人们哪怕再向往裙装，也觉得不美而嗤之以鼻。但江青毕竟开了头，裙装不再是“违禁品”。文革剪裙子将近十年之后，或飘逸、或庄重的裙子又小心翼翼地重新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
为了把她设计的衣裙由官方定为“国服”，江青颇费了一番心思。政治局反对，不愿拿钱给全国女人做耗费布料的百褶裙。江青想让毛干预，让得毛欢心的女友穿上给他看。当毛听说衣裙是江青设计的时，把脸一沉说：“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如今的江青要见毛还得讨好毛的女友。文革开始后，她跟毛分开居住。初期，她因为管“中央文革”，随时可以见到毛。后来，她的政治作用小了，见毛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是她来到毛的住地，毛不让她进来。毛讨厌她。毛越这样，她越不顾一切地要接近毛。作为毛的妻子，却见不到毛，江青害怕，心中无底。她于是对毛的女友献慇勤，送衣料啊、毛衣啊，甚至送稀罕的瑞士手表，希冀她们在毛跟前替她求情。有一次，她以“检查卫生”为名闯入毛的住地，毛要她“滚”，事后对警卫生气地说：她要是“再闯，就抓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八十二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江青获准来了，带来两样毛喜欢的菜。毛待她好像她不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句话也没有。她待了一阵子，无趣而伤心地走了。生日晚餐，毛是跟五个女孩子一道吃的，有女友，有身边工作人员。
做毛的女友不像皇室的王妃情妇，没有珠宝首饰，没有千娇百宠，毛用她们为自己服务。在毛最后的一两年，寝室只许两位女性随意进出：张玉凤和孟锦云。张从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后来做了毛的秘书，孟是文工团的演员。她们俩做毛身边一切事情，四个小时轮换一次，日夜随叫随到，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她们的家庭生活少得可怜，基本没有周末休息，度假就更谈不上了。
孟锦云很想离开，请张玉凤帮她在毛面前说说，说她快三十了，“真想要个小孩呢”。毛的回答是：“等我死了，她再要吧。”张玉凤本人有个女儿，中国那时没有婴儿食品，女儿得吃她的奶。可她不能每天回家，只得把奶挤在瓶子里，把瓶子放在毛的冰箱里，有机会回家时带去。婴儿吃这样的奶生了病，她焦急不堪。由于天天心里都惦记孩子，给毛读文件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女儿的名字来。难处再大，毛也不考虑给她减少工作负担。
毛看上的女人很少有拒绝他的，但他的英语翻译章含之是个例外。一九七二年底的一天，见外宾后，毛把长相秀雅的章留下，叫到工作人员的屋子里，激动地对她说：“你心里没有我！你心里就是没有我！”章巧妙地答道：“主席，这么说我担当不起，我心里怎么没有你，全中国人民心里都有你。”毛让她走了，继续用她做翻译，还把她深爱的后来与之结婚的乔冠华提拔为外交部长。但是毛也要外交部的人几度整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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