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现他高于与会者的地位，毛拒绝了大会要每个讲话人事先递交讲稿的规定：“我没有讲稿，我要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毛确实没用讲稿，但他的即兴演说，经过了仔细的准备。进入大厅前，他处于思想高度集中状态，中山装领扣没扣好，翻译帮他扣时，他混然不觉。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着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John Gollan）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着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 毛不久恢复了炮打金门，但只是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这种典型的毛式挥金如土令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问毛：“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是个“‘右’的参谋”，不久黄被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从一九五三年毛首次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以来，他的购货单膨胀了不知多少倍。每一次膨胀都加深一次毛的根本困难：怎么挤出农产品去偿付。一九五六年，当政治局反对时，他只能以下马项目来让步，因为赫鲁晓夫的权威使他有所顾忌。如今，他不必担心赫鲁晓夫，他已经把赫鲁晓夫的威信从中共领导中一扫而光。从此毛说了算。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年 63～64岁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
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于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
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 “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后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借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后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
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稍稍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里，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尖锐的矛头直指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张锡锟把中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于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问：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
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着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于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合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
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说右派正在向共产党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中共的镇压机器就此启动。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亲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全党，除了“党内不可靠的人”。他把写文章的时间定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里说，他迄今为止搞的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不能让他的党以为他是自由派，那样他们也会自由派起来。
在这份通知里，毛把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结果，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至少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他们中也有什么“反党”的话都没说的，硬戴上帽子来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一网打尽，包括民盟负责人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龙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一样，毛硬把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龙基凑成“章罗联盟”。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
毛著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谰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
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里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里，两只脚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
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鲠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进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后，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着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后，唐纳定居巴黎，在那里终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 等妙语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进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 “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掀一掀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掀，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掀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掀，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待续)
毛也是唯一一个坐在座位上，而不是站着讲话的人。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对我们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毛见了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些人感到他说话不着边际，无法当真。英国共产党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可是毛对英共领袖戈兰（John Gollan）说：“等待最好的时机行动，英国会是你们的。胜利以后不要把他们〔资产阶级〕都杀了，把他们养起来。”毛对能力有限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说：“你又年轻又聪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我们推举你做全世界人的领袖。”听者中相信的只有日夫科夫自己。
毛本想此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尽管对他感兴趣的人不少，响应他的人寥寥无几。
毛略带失落感地对哥穆尔卡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他要和赫鲁晓夫在经济实力上比高低的情绪在大会最后发言中表现得十分强烈：“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虽然树矮，毛也要压赫鲁晓夫一头，他同赫鲁晓夫谈话，就像老师对学生：“你的个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有什么不同意见，让人家讲出来以后，慢慢谈。”“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听到拿他比作荷花，在场人看到苏联领袖“把头垂下，脸胀得通红”。★
（★毛想让人觉得他充满哲理，说话用了很多中国成语。这些成语很难翻译。一个意大利代表说：“大家都不知道毛在说些什么，我记得我们的翻译双手托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更令赫鲁晓夫屈辱的是，毛当着六十四国代表的面，提起几个月前那场企图搞掉赫鲁晓夫的政变，称搞阴谋的带头人莫洛托夫为“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说赫鲁晓夫的路线仅仅是“比较正确”。毛讲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会外毛也常常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赞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洛托夫一九五五年曾说毛可以与苏共“共同领导”共产主义阵营。
对这些轻蔑、侮辱，赫鲁晓夫有切肤之痛，在回忆录中说：毛是个“自大狂”，“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但是，赫鲁晓夫都忍了——为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毛很清楚赫鲁晓夫的这个弱点，无论他怎样欺负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不会跟他决裂。他将不断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服务。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他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最靠近大陆的国民党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他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 毛不久恢复了炮打金门，但只是象征性的，单日打，双日停。这种典型的毛式挥金如土令总参谋长黄克诚深感不解，问毛：“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毛无言以对，只有指责黄是个“‘右’的参谋”，不久黄被打倒。昂贵的炮弹朝金门岛倾泻了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也已经死了。）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从一九五三年毛首次推出军事工业化纲领以来，他的购货单膨胀了不知多少倍。每一次膨胀都加深一次毛的根本困难：怎么挤出农产品去偿付。一九五六年，当政治局反对时，他只能以下马项目来让步，因为赫鲁晓夫的权威使他有所顾忌。如今，他不必担心赫鲁晓夫，他已经把赫鲁晓夫的威信从中共领导中一扫而光。从此毛说了算。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1957～1958年 63～64岁
毛泽东向来的做法是用恐怖开道。从莫斯科回来后，他感到要使他的军事工业化得以腾飞，必须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宝，把所有可能的、潜在的批评声音打哑，从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碍。
选什么样的人当牺牲品，以什么借口来清洗他们，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问题。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饭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厕所。
毛选中了知识分子。传统上他们是民族的声音。迄今为止，毛让他们过比普通老百姓优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优于中共高干。只是他们失去了表达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强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说：“有些外国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洗脑还不算，他们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备受打击。
知识分子中，首当其冲是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成员。为了摆样子，毛允许这些人在政府内任职，甚至国务院部长一类的高职。他们有头脑，有影响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资讯，还有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传统。他们的批评声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内部骂他们是 “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毛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这些人同中共高层如周恩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他们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为了整这批人，毛设了个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党派人士众多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四个小时的话。他显得通情达理，批评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给人印象是中共将来不会再杀人了。他借用成语，说中国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监督共产党，帮共产党“整风”。讲话录音事后专门放给不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听。三月一日，毛再次对他们讲话，请他们批评中共，特别声明“言者无罪”。
没人猜到毛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是为了用他们说的话作借口镇压他们。这个意图，毛只透露给了少数几个亲信，其中有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对这些人说，他欢迎批评共产党的讲话，已使知识分子“犹豫情绪变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他说：“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说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后来还用过类似的字眼来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对毛的阴谋的贴切描述。
毛的陷阱设得很成功。一旦高压的盖子稍稍松动，对共产党的不满就像潮水一样涌出，倾泻在两个特许的场地上：大字报和座谈会。这两种方式不像印刷品发行面广，影响面大，只局限在小范围内。
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大字报里，有沈泽宜，张元勋的一首诗：《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为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尖锐的矛头直指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有王书瑶的大字报：“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他认为，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都“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张锡锟把中共统治比作“希特勒统治”。数不尽的抨击中还有这样一些话：“现在的政府不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把宪法当作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斗的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
“民主化”是人们充满激情的要求。岑超南一针见血地写道：“毛主席说：发扬民主，鼓励批评，只有理论价值罢了，当人民的公民权利在实质上还没有保证的时候，当打击、报复、暗害盛行时，批评者地位没有保障时，当你的命运还被掌握在领导的手里时，鼓励批评，不过是对批评的讽刺。”“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扫而空！”
“法制”与民主连在一起。监察部副部长王翰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于中共领导：“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问：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中共最讳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评。国民党时期的云南省长、中共同路人龙云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很不合理”，主张压缩对外援助。略知内情的人把大把撒钱的援外叫作“打肿脸充胖子”。
政权毫无透明度，人民毫无知情权，被谴责为“有意识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这样结束他的大字报：“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
为农民呼吁的人尤其多。朱庆圻从报上看到政府经常举行盛大宴会，为了欢迎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他问道：“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后，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说：“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的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这些盛开的百花中，一般民众只能看到少数被掐头去尾的几朵。毛泽东非常仔细地掌握着什么可以在报上发表，指示说：“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毛格外强调不准串联，说：“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学生们出的刊物被宣布为“反动刊物”，编辑受到“逮捕和法办”的威胁。由于严密的控制，中国的百花无论怎样合民意，在大地上都只是脆弱分割的斑斑点点，不可能开成一片，不可能对毛的政权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威胁。
六月六日，毛读到一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京大学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遭到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毛下台。毛封锁讯息的结果竟使他被误会成了自由派的先驱。北大有人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还有人天真而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在内部简报上批语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会使人们更大胆，采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决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了反右派运动，说右派正在向共产党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中共的镇压机器就此启动。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亲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全党，除了“党内不可靠的人”。他把写文章的时间定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里说，他迄今为止搞的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不能让他的党以为他是自由派，那样他们也会自由派起来。
在这份通知里，毛把右派的人数定为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结果，中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至少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他们中也有什么“反党”的话都没说的，硬戴上帽子来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一网打尽，包括民盟负责人交通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长罗龙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岗、饶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一样，毛硬把冤家对头的章伯钧、罗龙基凑成“章罗联盟”。
毛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会科学的如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学家、技术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别发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备受优待。
毛著重打击的是为农民仗义执言的人。《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驳斥‘农民生活苦’的无耻谰言”。龙云的罪名之一是“强调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孙中山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罗翼群曾说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他所在的广东省组织了一场二十多天的农村“视察”，让他吃够了苦头，由《人民日报》跟踪报导。“每天，他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上来”。一天，他的去路“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伞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车身上贴满了诅咒他的标语。
毛的手段既有闹剧，也有杀人。毛后来对中共高层说他如何“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杀人是为了杀一儆百。湖北省汉阳县的三名教师、图书管理员为此倒在刑场上。他们的罪名是煽动汉阳一中的学生闹事。这个县城的初中生罢课并上街游行，抗议教育经费又要缩减，严重影响农村，“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他们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全国报纸都刊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他在宣布死刑的头一天（九月五日）到达武汉。他来之前，当地法院对是否判死刑意见不一。
毛政权把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集中在城市里，特别是“重点学校”，主要培养一小部分从事科学和其他“有用”科目的人才。广大农民的孩子能认几个字就行。给县城学校，国家好歹还投一点钱，村子里的小学几乎分文没有。农家子弟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
即使在城市里，一九五七年的教育经费也受到一次大削减。五百万高小毕业生中，百分之八十不能升学。而一百万初中生中的八十万毕业后不能上高中。“小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就是为了防备愤怒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烈焰。
反右运动中枪毙的不少，自杀的更多。住在颐和园里的人早上起来散步，经常会看到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跳湖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里，两只脚露出水面。
大部分右派都经历了斗争大会，尽管没有拳打脚踢，横眉瞪眼的辱骂也难以忍受。他们的家庭从此成了贱民。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人跟右派离了婚。无数家庭就这么拆散了。
多数右派被遣送到边远的地方做苦工。毛需要劳动力去开垦处女地。新华社记者戴煌后来描述他在北大荒的日子：摄氏零下三十八度的天寒地冻，他们一百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虽管够，但菜极少，有时只有几粒黄豆咸菜，甚至连盐都缺少。”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休息，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十五、六个小时内，除了吃三顿饭和洗脸洗脚的时间外，基本上都是在不停顿地劳动，要抽空儿写封信或洗件衣服，简直就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很多人不得不带着一些硬纸头，工间一有小歇就把硬纸头放在膝盖上写起来，一封信往往要写好几次才草草写完。脏衣服和泥袜子只好堆在屋外墙脚下，洗澡更成了一大奢望。”
苦工的内容，像在原始森林里伐木，是右派们从来没干过的，锯树中被砸死、砍伤的不计其数。一边干，一边还要听“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要滑！”
戴煌，这位把北大荒栩栩如生留给后世的记者，是在知道毛泽东搞“引蛇出洞”后挺身而出的。他感到“骨鲠在喉，非吐不可”，给毛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共特权阶级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在这个新特权阶级举行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宴会和酒会时，“数以万千计的灾民在啃着草根树皮呢！”戴煌反对对毛的神化：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也要说这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这个勇敢的人警告毛：“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吧！”
戴煌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全家部受到牵连，“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二十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二百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戴煌自己九死一生，从北大荒活着回来了。他还算幸运，无数中华民族的精英永远地长眠在那遥远的流放之地。
封杀了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毛泽东集中精力对付中共领导中他认为拖了他军事工业化后腿的人。首先是左右手刘少奇和周恩来。毛的策略是“打周儆刘”。
一九五八年初，毛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由他唱主角，地方大员唱配角的会议。会上他指斥周“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毛把周一九五六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周不得不一次次作检讨。毛在二月分解除了周外交部长的职务，当即传出周行将垮台的风声，外交部的高级干部受到鼓励公开批周。
毛也激烈指责周手下管经济的人，使这些人紧张得睡不着觉。南宁会议期间，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彻夜不眠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受不了压力发了精神病。毛的大夫去看他，只见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在送他去广州住院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在同行者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不到三个星期，他就死在医院里，死时才四十六岁。 ★
（★黄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一九三二年他们结婚时，他是个二十岁的激进学生，江是个十八岁的图书管理员。在黄的影响下，江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毛结婚后，江青曾数次约他“谈谈”，但都被黄敬断然回绝。这些私事同毛给黄敬施加的压力并无关系，毛似乎从来没有嫉妒的感情。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毛还特地邀请江青的另一前夫唐纳出席招待会，会上介绍见面时，毛握着唐纳的手含笑说：“和为贵！”唐纳为江青曾两度自杀，毛或许对他有些好奇心。毛掌权后，唐纳定居巴黎，在那里终老。）
五月，毛令周在即将召开的加速军事工业化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一千三百六十名代表，当众作检讨，主要谈他如何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右派分子利用来向党猖狂进攻，反右运动才使他“开始觉醒”。
写这样一份检讨使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写检讨的方式是周说一句，秘书记录一句，秘书看到他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建议自己走开，让他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邓颖超同秘书到了周的办公室，和周争论了很久，要他写。周继续口授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选择邓颖超做夫人，本来就不是出自爱情，而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邓正合周的要求。
周的检讨终于叫毛满意了。这次大会气势汹汹，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是“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后两项罪名针对的是各省领导中为本地老百姓说话的人。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说过这样一些话：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不断出现，但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至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他希望少调些粮出省。会上他受到批判，取代他的是善于发表“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炊” 等妙语的吴芝圃。
刘少奇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点名地批判他本人在一九五六年说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话。小组会上，地方大员对刘进行围攻，说他批评得不够，语气太轻。像周恩来一样，刘选择了跟毛走。其他管经济的人也纷纷作检讨。
毛事先已准备好，谁不听话，就打成搞阴谋的反党分子：“不经合法手续”，“进行反对活动”。但到闭幕会上讲话时，他提纲上写的这类话都没有讲。不必讲了，人人都已俯首听命。
刘仍然做毛的副手。周恩来感到威信扫地，他问毛“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毛叫他继续干，连外交也还让他管，尽管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长。毛很清楚，论到在外国人面前给他的政权脸上贴金，没人赶得上周恩来。接替周当外交部长的陈毅后来不无自嘲地说，中国外交都是毛决策，周直接管，他这个外交部长无非是个 “大招待员”。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作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得毛在核心领导中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
毛开始强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毛的个人崇拜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稍有收敛，现在毛为它全面翻案。一九五八年三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他毫无逻辑地说不赞成个人崇拜的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他手下的大员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主要靠报纸，不仅识字的人看得到，不识字的也知道，因为中国那时有集中起来听读报的规矩，不想听也得听。毛搞了一连串基层视察，使报纸有机会大登特登。毛在成都附近一个合作社聊了聊天，报上马上告诉全国人民：“社员们都说：能够看到毛主席，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里的庄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库铲了几铲土，这几铲土大概是毛执政以来的唯一一次劳动，《人民日报》头版跟着就是一篇妙文：“当毛主库铲土的时候，在周围聚集上万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细看着毛主席怎样把一掀一掀的土送进柳条筐里。毛主席刚一放下铁掀，一个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掀包起来。他激动地说：‘看到这张掀，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所有这一切都在报上详细报导，使全国人民明白这是他们对毛应有的态度。
八月十三日，毛破天荒进了家餐馆：天津“正阳春”。他理所当然地被认出来了——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他不仅在餐馆门口下车，还在楼上餐厅里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毛主席！毛主席！”人们开始惊呼，很快数万人挤在楼前街上欢呼跳跃，喊着“毛主席万岁”。秘书担心他的安全，建议毛离开，用身材相仿的警卫战士把人群吸引走。毛拒绝了。他来餐馆就是被看的。他知道他不会有任何危险：来前没人知道，餐楼离人群很远。环绕餐馆的人也肯定是事先安排的，就像毛参观的别处一样。毛几次在楼上窗前亮相挥手，人群更是不可遏止地激狂。毛事后对中共高层不无得意地说：“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毛俨然已是上帝。(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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