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岁
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牦牛屎为墙，以牦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牦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15 刘志丹的命运 1935～1936年 41～42岁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著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毛要张国焘把伤病员、辎重都统统带上！表面上他说这是使他们“免致抛弃”，实际上是让张的队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命令，张国焘只好服从，带着数万大军开进草地。一两天后，草地的滋味他就领教够了。九月二日，部队来到一条涨水的河前。他给毛发电报说：“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
第二天仍无法过河，他决定不再前进，电告毛：“（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张国焘打马回程了。
在这样的周折下，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季节在高原来得格外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毛泽东想要他做的决定：停止北上等待来年春天。他电告毛：北进“时机已失”。他的部队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脚病，行走困难，再行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号尽需抛弃”。
张国焘推迟北上，毛抢先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意图可以实现了。
但问题来了：张国焘要毛所在的右路军也停止北进，南下跟他会合。张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所有部队南下。徐、陈决定服从张国焘。毛当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担心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会被带走，于是悄悄用一个谎言拉走了他们。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张闻天对少数几个人说张国焘命令右路军负责人加害中央，因此他们必须连夜把部队带走。★刘英记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答〕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同时，毛派他信得过的叶剑英，带走负责通讯联系的二局，把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偷了出来。
（★那天晚上，这个谎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对少数几个人说的。十八个月以后，毛才在较大范围内宣布说张国焘叫他的人“解决”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著手清洗张国焘的时候。在那之前，尽管也有中央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指控并不在其中。毛张之间无数的电报也没提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复电台联系后给莫斯科的谴责张的电报也没提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报告开除张国焘出党，也没提这件事。这一切都证明，张国焘没有下令伤害毛。）
在带领中央红军出走上，毛的关键同盟是彭德怀。不久前，彭才反对过毛的指挥；跟张国焘会师后，他也不是对拉拢他的张无动于衷。彭决定跟毛走，原因不仅是毛代表中央，还在于北上意味着打通苏联。彭很清楚，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陈两位指挥官早上起来，大吃一惊地发现毛等人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营地外围的部队报告，毛一行人在后面放了警戒哨，端着枪准备向任何追兵开火。部队请示徐陈打不打？他们决定：红军不打红军。毛得以顺利离去。
队伍走了一阵子，看见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队在远处山坡上招手喊话：“同志们！不要跟高鼻子走！赶快回头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个谎言，说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解决中央”。喊话使被偷偷带走的官兵第一次听说他们跟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红军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着部队。政治部立即派人到连队督促士兵们快走，怕动摇的人往回跑。
这时毛手下的部队不到八千。毛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计算兵力，观察情绪。他特意让彭德怀站在身旁，以示对他的支持。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军官，都难得离毛这样近。长征以来，这是毛第二次在部队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义群众大会上。
毛的下一步是让蒋介石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设法通知蒋，现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后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后，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后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进家里。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着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后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于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后，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着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里装着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里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on Chekho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后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 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待续)
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牦牛屎为墙，以牦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牦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15 刘志丹的命运 1935～1936年 41～42岁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了——来扮演一个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传令停止捕人杀人，十一月底释放了刘志丹等人，肃反被定性为“严重错误”，两个替罪羊受到处分。
毛成了救命恩人，这使他接管陕北根据地时，处在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位。那场血腥的肃反使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大受损害，无职无权，毛得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排斥在领导圈之外。刘志丹作为根据地的创始人，只分给很低级的职务：做由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毛派亲信做政委，以掌握刘。刘志丹没有怨言，他公开表态支持毛的权威，还要受害的战友们也都听中央的。
毛不想把刘志丹作为敌人消灭，他想借助刘的巨大声望来统治。毛也不想留着刘志丹。刘是本地领袖。毛知道中共迟早要从本地人身上挤榨粮食、金钱、士兵和劳工，这类政策必将引起本地人的反抗，土生土长的干部因为与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容易成为这些反抗的带头人。毛要除掉刘志丹，不过办法跟解决过去根据地里的当地领导人不同。
在陕北安顿下来不久，毛著手实行打通苏联、接收军火的战略方针。毛的计划是东渡黄河，到富裕的山西省去，在那里招兵筹款，如有可能建立根据地，再向北去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边界。
东征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开始。就像长征一样，中共宣传说东征是去打日本。其实一个日本人也没打，连日本人的边也没沾。毛招了些兵，掠夺了些财物，但不等靠近外蒙古，就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回了黄河以西。在这场短短的征途中，刘志丹死去，年仅三十三岁。中共说他死在战场上，但他死的前后一切细节都说明他是被谋杀的。
死的那天是四月十四日，在黄河渡口三交。中共说一挺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他的心脏。但刘志丹并没有在进攻的红军行列里，也没有在两军的交叉火力线上，他在两百公尺外的一座小山上用望远镜观战。如果打死他的真是一挺机关枪，那挺机关枪也太神奇了：它本来在朝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射击，突然一下子转了个大弯，就那么一颗子弹，从两百公尺外准准地射在刘志丹的心脏上，精确度真能使神枪狙击手汗颜。
刘志丹中弹时，有两个人在身旁，一个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姓裴，长征时他负责看守红军的金银财宝。另一个是刘的警卫员。根据裴自己的描述，刘志丹中弹后，他叫警卫员去找医生，“当医生来到时，他〔刘〕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说，刘志丹死时，身边只有裴一个人。这样的死法太使人怀疑刘志丹是被裴或警卫员暗杀的。暗杀是政治保卫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政保部门的人。前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在被怀疑企图率兵逃走时，被警卫员打死的。红军将领龚楚在计划逃亡时，最担心的也是身边的警卫员。
刘志丹死前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要他死是毛泽东的意思。死前八天，毛下令：“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这意味着，刘志丹一旦死亡，向上面报告就是直接对毛。两天以后，毛任命刘志丹为他迄今一直被排斥在外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这等于刘获得全面平反，进入军事决策机构。这样刘死后会被当作英雄对待，他手下的人不会愤怒造反。最后，十三日那天，是毛亲自下令刘志丹去三交的，去的第二天刘就被打死了。
刘志丹下葬的时候没让他的遗孀看遗体。她回忆说：“我要开棺看他一眼，周恩来副王席劝说道：‘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所以没看到。”七年以后终于让她开棺看了，但那时遗体已经腐烂。那一年毛泽东整饬在延安的中共干部，特别需要根据地的稳定，需要利用刘志丹的名字。他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仪式，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亲笔题词，说刘志丹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
在中共史上，刘志丹是唯一一个死在前线的根据地最高领袖。不仅他，他在陕北的左右手都在他死的几个星期内先后被打死：杨琪死于三月，杨森死于五月初。也就是说，毛到陕北几个月内，当地的三个红军最高指挥官都“死在战场”。这样的命运在红军里绝无仅有。
这三个人死了，潜在的对毛造反的本地领袖不复存在。后来，虽然陕北人有过一些小规模反抗，但都不足以威胁中共政权。毛泽东于是安全地在陕北住了十一年。
毛要张国焘把伤病员、辎重都统统带上！表面上他说这是使他们“免致抛弃”，实际上是让张的队伍加倍受苦。毛是以中央的名义下命令，张国焘只好服从，带着数万大军开进草地。一两天后，草地的滋味他就领教够了。九月二日，部队来到一条涨水的河前。他给毛发电报说：“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
第二天仍无法过河，他决定不再前进，电告毛：“（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张国焘打马回程了。
在这样的周折下，一个月过去了。寒冷的季节在高原来得格外早，张国焘做出了一个毛泽东想要他做的决定：停止北上等待来年春天。他电告毛：北进“时机已失”。他的部队中三分之二的人患了脚病，行走困难，再行军“减员将在半数以上”，而且“阿西以南彩病号尽需抛弃”。
张国焘推迟北上，毛抢先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意图可以实现了。
但问题来了：张国焘要毛所在的右路军也停止北进，南下跟他会合。张在九月八日命令右路军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所有部队南下。徐、陈决定服从张国焘。毛当然不可能南下，但他担心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会被带走，于是悄悄用一个谎言拉走了他们。在九月九日到十日的夜晚，他和张闻天对少数几个人说张国焘命令右路军负责人加害中央，因此他们必须连夜把部队带走。★刘英记得她是在半夜被叫醒的。“‘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答〕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同时，毛派他信得过的叶剑英，带走负责通讯联系的二局，把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偷了出来。
（★那天晚上，这个谎撒得很含混，而且是对少数几个人说的。十八个月以后，毛才在较大范围内宣布说张国焘叫他的人“解决”中央。那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毛著手清洗张国焘的时候。在那之前，尽管也有中央决议谴责张国焘“分裂红军”，这个指控并不在其中。毛张之间无数的电报也没提这件事。甚至毛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跟莫斯科恢复电台联系后给莫斯科的谴责张的电报也没提这事。一九三八年四月，毛向莫斯科报告开除张国焘出党，也没提这件事。这一切都证明，张国焘没有下令伤害毛。）
在带领中央红军出走上，毛的关键同盟是彭德怀。不久前，彭才反对过毛的指挥；跟张国焘会师后，他也不是对拉拢他的张无动于衷。彭决定跟毛走，原因不仅是毛代表中央，还在于北上意味着打通苏联。彭很清楚，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
九月十日清晨，徐、陈两位指挥官早上起来，大吃一惊地发现毛等人不见了，中央红军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营地外围的部队报告，毛一行人在后面放了警戒哨，端着枪准备向任何追兵开火。部队请示徐陈打不打？他们决定：红军不打红军。毛得以顺利离去。
队伍走了一阵子，看见红四方面军的宣传队在远处山坡上招手喊话：“同志们！不要跟高鼻子走！赶快回头呀！”高鼻子指李德，他也接到那个谎言，说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解决中央”。喊话使被偷偷带走的官兵第一次听说他们跟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了，红军分裂了。惶恐不安的情绪笼罩着部队。政治部立即派人到连队督促士兵们快走，怕动摇的人往回跑。
这时毛手下的部队不到八千。毛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计算兵力，观察情绪。他特意让彭德怀站在身旁，以示对他的支持。大多数红军战士，甚至高级军官，都难得离毛这样近。长征以来，这是毛第二次在部队前露面，第一次是在遵义群众大会上。
毛的下一步是让蒋介石不给他找麻烦。为此他得设法通知蒋，现在往北去的只是一支被严重削弱的小部队，内含中共中央。果不其然，出走后几个小时，国民党就知道了这些情况，知道有哪些部队跟毛走，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筋疲力尽。九月十一日，毛出走那天，蒋介石电告毛将通过的甘肃省的省主席：“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
张国焘显然认为这是毛有意透露给国民党的，第二天他给毛等发电报说：“兄等走后，次晨胡〔宗南〕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派〕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泄密使毛余下的一千公里一路顺风。只在一个叫腊子口的山隘处有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虽然参与的人只有十来个，后来被吹嘘成“突破天险腊子口”的大仗。如李德所记：“除了几个放冷枪的以外，这一截没有敌人。”中央军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在他们南边平行，目的是不让他们折回中国腹心地带。
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次日，在甘肃南部的俄界，毛宣布去陕北红区。毛跟中共核心早就知道陕北，莫斯科在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五月三日就电告他们要大力发展这块根据地。
甘南沿途是灿烂阳光下的金色谷穗，绿色草原上的柔顺绵羊，农夫荷锄徐行的田园风光。好客的当地人把红军迎进家里。官兵们多少个月来第一次洗到热水澡，刮了胡子理了发，吃着由羊、鸡、大蒜、花椒跟面条烙饼组成的美味佳肴。
为了不把当地人变成敌人，毛泽东发布了严格的命令，要“严整纪律”、“违者严处”。当地人中六成是回民，红军禁止杀猪吃猪肉，回民中的有钱人也不能当土豪打。
友善的结果是红军大量逃亡。国民党电报说岷县一地就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自首。毛要政治保卫部门“注意收容落伍人员”。未来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回忆道：“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和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本人“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处理”是处决的委婉说法。黄又写道：一天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硬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
最后这一个月的旅途是最轻松的，但毛丧失了一半人：逃亡、掉队、死于疾病与政保部门之手。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部队只剩下不足四千人了，跟他七年前离开井冈山时数量相当。从外表看更凄惨。一位过来人说他们“在服装上破烂得不成样子。没有鞋袜，很多人用毡子包在脚上，有人还穿草鞋。”吴起镇已经是个很穷的地方了，但是当地人还都觉得中央红军“实在像一群叫花子”。
看似对毛更不利的是，张国焘在毛等出走以后，宣布另立中央。然而，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踏上陕北红区的土地时，他的心情远远不是失落沮丧。与张国焘相比，他与苏联的距离是“一步之遥”。莫斯科来人找中共非他莫属。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以胜利告终。
十一月中旬，一年多来的第一位莫斯科使者到来了。他叫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他穿着羊皮袄化装成货郎，穿过戈壁滩跋涉而至，头脑里装着跟莫斯科联系的通讯密码，那是他经过反覆背诵而刻在脑子里的。张浩还带来一名苏联培训的报务员。不久，跟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控制通讯的是毛。
张浩带来斯大林的话，红军可以通过外蒙古“接近苏联”接受军援。中共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打通苏联”——可以开始行动。
毛的使者陈云此时已在莫斯科，十月十五日向共产国际作了亲毛的汇报。十一月，苏联出版了经过仔细审改的陈云的报告，称毛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政治领袖”。《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把毛描绘成好似契诃夫（Anton Chekhov）笔下的主人公，病体歪歪但意志坚强地奋斗。标题赫然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自中共成立以来，莫斯科首次正式认可毛为中共领袖。
长征结束当天，蒋介石约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是长征开始后蒋第一次见鲍大使。蒋提议跟苏联签订一个针对日本的秘密军事同盟。日本这时对中国的侵略又升了级，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苏联人对蒋说，要订同盟他得先“跟中共调整关系”。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中统”创始人陈立夫随即秘密跟鲍格莫洛夫和武官雷邦谈判与中共打交道的具体问题，用的词是与中共“合作”。
谈判中，陈立夫向苏联大使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儿子经国。陈立夫对我们说：“我给他讲：我们两国签订协议，弄得很好了，你为什么要扣住我们领袖的儿子呢？为什么不能放他回来呢？”陈立夫补充一句，说他这样做“没得到蒋公的同意”。看来作为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的知情人，他知道这交易绝对不能说是蒋要办的。
但是斯大林仍然扣住蒋经国不放。经国做人质迄今已有十年。那年三月，在乌拉山的重机器厂中，爱情给这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黯淡生活带来了一束光明，他跟俄国姑娘、技术员方良（Faina Vakhreva）结了婚。十二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为了毛和中共，经国的人质生涯还得继续下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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