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大跃进：“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1958～1961年 64～67岁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橛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进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后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后，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后，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进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后，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进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进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毛利用整风，清洗了一批军中高级将领，目的是清除苏联对中共军队的影响。由于苏联在帮毛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军中高层同苏联有密切来往，毛怕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以清洗为警告，要人们和苏联人保持距离。）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征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后，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着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里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里。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里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进他的手心，上面写着：“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征购。薄有同感。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征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里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干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于“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回访东欧。报告毛后，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后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于出访。四月五日，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后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进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里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进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进。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进，试探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进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进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1（★1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后，乌布利希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恩来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恩来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于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千吨大豆。）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后，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着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2
（★2此行也使彭德怀预见到未来的毛的陵墓。他说：“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
彭的最后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后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待续)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毛政权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
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
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
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
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橛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
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猛，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
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1958～1959年 64～65岁
大跃进的头一两年，中共政治局内只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他就是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的穷苦出身使他跟农民更有感情。他后来在狱中写成的《自述》说：“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中共执政后，他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伺寝等，屡表不满。
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谴责斯大林之后，彭欣赏他的“非斯大林化”，反对个人崇拜。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
彭对毛的军事工业化也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进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是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彭让毛不舒服，但毛一直还用他，因为他在几个关键时刻与毛合作，比方入朝参战。就是在朝鲜战争后，毛让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但毛又故意制造重叠交叉的指挥系统，拒绝澄清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权限关系，使彭不断陷入纠葛之中，权力和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一九五八年五月毛发起大跃进时，把他的老搭档林彪提拔为党的副主席，这使林位居彭之上。毛把彭和一千五百名高级军官集中起来“整”了两个多月“风”，让他们一天到晚开会，当面互相攻击。这种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延安以来一直是毛进行控制的利器，用它来破坏人们彼此的关系，破坏人的心理平衡，叫大家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这次整风把军队高层搞得四分五裂。★焦头烂额的彭向毛要求“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毛未准。
（★毛利用整风，清洗了一批军中高级将领，目的是清除苏联对中共军队的影响。由于苏联在帮毛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军中高层同苏联有密切来往，毛怕削弱他对军队的控制，以清洗为警告，要人们和苏联人保持距离。）
八月，在北戴河，彭听到毛宣布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指标。联想到毛一开口就向苏联人提出要造两三百艘核潜艇，彭警觉出高征购就要开始，农民就要大批饿死。九月三日晚上，彭德怀突然失踪了。中央警卫团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处僻静的海滩上看见彭独自在月光下来回踱步。彭满面阴沉地回到住处，那天一夜未眠。
之后，彭去北方视察。一路上，他看到粮食收成被大大夸大，农民已经在挨饿。他领教了毛的“大炼钢铁”，招待所服务员向他诉说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柴烧”，“有的煮饭锅也砸了，把废铁拿去当了原料。”火车经过毛的模范省河南时，他看到密密匝匝的土高炉，拉车的、挑筐的、扛铁锹扛梯子的人群围着高炉川流不息，从高炉里腾起的熊熊大火遍地延伸。他俯在车窗口凝视良久，掉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
十二月初，毛在武汉宣称他天方夜谭式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管农业的人把他堵了回去，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回家乡了解情况。他的老家乌石离韶山不远。彭的看法得到证实：“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那样多”，他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他看到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过度劳累“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
彭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都六十来岁了，住在号称“幸福院”的人民公社敬老院里。他们揭开食堂的锅给彭看，锅里是清汤菜叶，只有几颗米，没有油。他们的床数九寒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看看锅，看看床，再看看他们菜色的脸，紧锁眉头忍不住说：“名字好听，幸福院！什么幸福院？”
彭用个人的钱捐给敬老院两百元。给了幼儿园两百元，幼儿园床上也没有被褥，不少孩子在生病。彭离开家乡时，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纸条塞进他的手心，上面写着：“请为人民鼓咙呼！”
十二月十八日，彭遇到管经济的薄一波，对他说粮食产量绝没有毛公布的那样高，决不能在此基础上征购。薄有同感。但当彭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还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发了封电报给毛，力请降低粮食征购数字。
毛没有回音。就在半个月前，毛刚弹了一番死人没关系的老调，说：“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
彭德怀没有什么办法制止毛的胡作非为。身为国防部长，他手里并无军权，所有部队调动都得经过毛批准。彭开始考虑从国外寻求帮助。
在当时的情况下，彭的唯一希望是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暴政，他或许会给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希望是渺茫的。但心急如焚的彭德怀，感到非试一试不可。
彭德怀早就收到若干对东欧军事代表团回访的邀请。去东欧会经过莫斯科。毛明显表示他不想彭接受邀请，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批示说，回访得取决于“时局许可与否”。中共高层都知道毛忌讳他手下的人跟外国有关系，这事就搁下了。彭回乡视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由他率团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回访东欧。报告毛后，毛没有回覆。二月十六日，彭异乎寻常地催毛同意：“大家都认为不应再加推托。因此，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德，然后即到其他六国访问。”毛在二十八日批覆：“照办。”
毛猜到彭为什么急于出访。四月五日，他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后他发了一通身边人从未见过的大脾气，说彭：“你是恨死了我的”，“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显然是警告彭，同时他也故意刺激彭：“看了湘剧《生死牌》，那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
彭看出毛猜到了他心中的念头。何去何从？彭内心的激烈交战不难想像。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一人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秘书进来向他请示第二天的日程时，吃惊地发现向来不谈私事的彭若有所感地对他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刘是彭的前妻。彭的现任妻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党员，从她那里彭是不可能指望得到支持的。
四月二十日，彭出访前夕，东欧国家大使馆为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会上，彭不顾毛定下的任何谈话必须有中国翻译在场的规矩，把苏联大使尤金和苏联翻译请进单独房间。他对两人讲起了大跃进。这位翻译告诉我们：“彭显然是想引大使谈大跃进，试探大使对大跃进的看法。”彭的试探是小心翼翼的，“只是从他问的问题上，和他谈话的口气上，可以听出他对大跃进持反对立场。”尤金大使嘟嘟囔囔说了些大跃进的“积极”方面。翻译回忆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是彭元帅悲哀而复杂的眼神，既为他的国家担忧，又要为它争取一条出路。”
在东欧，彭也没有得到任何同情。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
听了乌布利希这番话，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老牌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中国只要能供给他食品就行。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1（★1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后，乌布利希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恩来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恩来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于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千吨大豆。）
同乌布利希谈话以后，彭德怀对中国代表团苦笑着说：“我们的老百姓要知道人家要我们帮助他们每年吃上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他的下一站是捷克斯洛伐克，又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换上他们的国家恐怕要上街游行了。可是捷克人也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整个旅途彭德怀的情绪都很坏，常常独自沉思，一声声长吁短叹。★2
（★2此行也使彭德怀预见到未来的毛的陵墓。他说：“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
彭的最后一站是阿尔巴尼亚。他五月二十八日到达时，赫鲁晓夫也刚到。两人随后见了面。此事使毛寝食不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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