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在掀起倒赵风当中是非常卖力、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一个组织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后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届三中全会时，本 来要通过一个关于治理整顿的公报。这时王震突然发难，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殇》问题，要中央表态。当时我把他应付过去了。事后叶选宁告诉我，王震在他面前大 骂鲍彤，说鲍彤是个坏人，《河殇》就是他支持搞起来的，并且说，这是李先念告诉他的。这完全不是事实。鲍彤根本没有接触过《河殇》，也从来没有向我谈起过 《河殇》问题。看来王震讲话可能还有保留，李先念讲鲍彤问题实际上就是讲我，暗指《河殇》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对《河殇》就有看法，李先念借机把 《河殇》同我联系在一起，挑动王震对我的不满。从王震口中知道，说鲍彤支持《河殇》，李先念为了挑拨一些老同志对我不满，不惜造谣。“六四”以后，报纸上 公开对我批判时，《河殇》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东西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支持《河殇》，下令复制了多少录相带分发全国，还说我压制对《河殇》的批判等等， 完全不是事实，是造谣。
1988 年秋，海南有个洋浦开发问题。本来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名叫张维【236】的，大概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吧。他对此事有看法，认为出租土地使用权给 外商涉及国家主权。这当然不对。但人家提出一个看法可以讨论嘛。但李先念知道这虽然是田纪云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这件事在一个文件上批判说， 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可见李先念不仅到处骂我，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我，煽动别人反对我。王震同志过去和我没有什么矛盾，有些事同他说说，可以得 到支持。但1988年以后情况就变了，积极反对我。至于“六四”以后，更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237】后台。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动与邓力群的影响有关 系。
再讲一个批租土地利用外资开发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固然有炒买炒卖出现过热的现象，把这个问题解决，开放土地市场，对我们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建设、改善投资 环境，具有很大的意义。在改革开放中，把土地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交易，形成房地产行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来我们宪法上规定土地不能 转让，不能出租，所以这个问题长时期未能得到解决。改革开放后，只是在深圳曾划出一块土地给胡应湘【238】进行开发，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说划给外 商的土地太多了，至于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许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中，吸引外商到我们这儿投资开工厂、办企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行。而要搞基础设施，就要很大一笔投资。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事 情就卡住了。多年来搞开发区，首先就是把土地开放出来，使土地变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础设施，然后盖厂房，盖写字楼。当时计算 过，一平方公里面积这方面的费用就要一亿多元，现在恐怕要更多。所以开发区往往进展很慢，我们城市建设都是这种情况。市政建设修路没有钱，搞三通一平没有 钱，许多土地闲置在那里。
记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东【240】谈话时谈到，市政建设没有资金。他说你们有土地怎么会没有钱呢？当时我觉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 没有资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联不在一起。他说，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让别人开发嘛！是啊，香港那个地方我也知道，一块土地很快就盖起 大楼，盖成一条街，很快就改变了那一块地方的面貌，而我们就非常困难。霍英东当时这么讲，我觉得有道理，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把这个看法跟上海的市长、书记 谈谈，后来不知道他去了没有。他这个看法对我有启发。我们有土地没有钱，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块地方建设起来 了。后来我到上海也有这个感觉。上海浦东这个地方同上海市区就隔了一条江，发展上海如果把这个地方搞起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开发这个地方首先要投入一 大批资金，搞基础设施，再招来外商。大约是1987年，上海介绍一位美籍华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来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东这个地方租给给外 商，只要有优惠政策，外商是愿意的，但时间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后，要给他一个转让的权利，他们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我问他，出让这些 土地后外商愿意来投资吗？需要什么条件？他说，这容易办到，不需要特区那样的条件，只要像闵行经济区那样就行了。我当时想，条件比闵行更优惠一些，接近于 特区的条件也可以考虑，所以很有兴趣。因为这位美籍华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绍给我的，我就让汪道涵负责这件事。考虑到上海这个举动会各方瞩目，为了 能疏通各个方面，我考虑除了汪道涵，还要把陈国栋【243】拉进来。他与陈云有些来往，他的话陈云也容易听得进去。我知道陈国栋比较谨慎，对此可能有保 留，那也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研究。我知道这个事情很大，因为过去想在上海搞开放，陈云有顾虑。82年时他讲过对上海、江浙这些地方要谨慎，因为在那里搞资 本主义，人们熟门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开放所以推迟一是这个地方举足轻重，另外与陈云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拖到后来。听说去 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到上海搞晚了，我想这是对的。如果当年早一点搞，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浦东开发的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实际上86、87年就酝酿这个事，开发的方式也是批租。浦东的事，我曾向陈云谈过，他没有表态。这个事我也向邓做了宣传，他非常赞成，说这样好的事，要赶快搞。但我当时感到老人们意见不完全一致，继续研究酝酿吧。
洋浦的开发问题。洋浦在海南儋县，这个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没有水，什么都不能种。我们要搞有困难。如果出租给外商，他们可以很快搞起来。当时许士 杰【245】、梁湘【246】按这个设想同外商熊谷组【247】接触，人家很有兴趣，愿意拿几十个亿来搞。但当时国内许多人对此没有想通。我国原来是帝国 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压迫啊，租界啊，大家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当时张维他们去进行考察，写了个报告，说大批土地租给外国，成了国中之国，是出卖主 权。1989年人代会期间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引起一场风波。许士杰在会上作了解释，但那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反对的调子非常高，有无幕后原因我不知道。当 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应，坚决要把这个计划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责任。李先念知道这一情况后，给小平写了封信，说这种开发是丧权辱国，出卖主权，绝 不能这样搞。邓不了解情况，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反对，就说此事暂不要搞。也是在这个前后，陈云也转一个材料给我，批示说此事要慎重。
由于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主权问题，所以我叫特区办搞了一个详细材料，说明洋浦开发不涉及主权，我把这些材料转给了陈云，同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土地只 包给一家是不是好，还可以研究，但这决不涉及主权问题。陈云看了我的信后没有再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期，我到邓那里去，他又问洋浦的事，我就说这件事实在 是一件不了解情况的误会。我说，洋浦这么一块荒地，你如果不包给外商，放在那儿再过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块荒地。包给外商，他来开发，那里很快就成为繁荣的 地方，和港口配起套来。人家拿几十亿港币来投资都不怕，我们怕什么？说是涉及主权，完全是没有常识。邓听后说这是好事，原来我不清楚，我原来说的不对，还 是要搞。后来梁湘、许士杰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洋浦开发的打算。邓看后作了批示转我，说原来反映的情况不实，我说暂不搞，既然是这么回事，那应该 搞，积极地搞。王震这个人对政治经济改革是反对的（农垦系统的改革他就反对），但他对开放、对洋浦租给外商开发是支持的。原来我想找他出面讲讲话，但他看 到各方反对就不讲话了，还说要重新考虑。邓批示以后我告诉他，他也表示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 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 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办特区的时候，就有议论说会演变成殖民地，像澳门一样，澳门一开始是租给葡萄牙晒渔网的地方，后来就变成了殖民地。实际当时清朝是腐败无能，现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怕中国变，一天宣布什么都不算数了，甚至把外国资本没收了。哪有中国怕外国的道理？他把钱投到中国，中国还害怕吗？又如海 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资，在合同上要求很多，总怕自己吃亏，思想保守，算小账不算大帐。总之，一些人在对外开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亏。中国多年搞 闭关自守，名为独立自主，实际上搞闭关自守。有人一听说引进，就觉得不光彩。这有什么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制造，什么都要从国内解决，这方面吃了很大的 亏。对外贸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东西同人家交换，这也是自力更生嘛。这种闭关自守的想法，不会利用自己的长处。李鹏趁各方议论纷纷之际，也卡洋 浦。他本来对洋浦开发一点不支持，他特别给特区办下文，说没有国务院的通知，洋浦开发区不能动。就这样把洋浦的事压下来了。本来这件事是副总理田纪云主持 定下来的，总之他是借治理整顿处处阻止改革开放。
还有件事，王纪宽【248】曾捎来一个信息，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想在广东惠阳地区搞一个年产30万辆的汽车厂，条件很好，全部外销。如果电力有问题，他们自 己搞电厂。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国来生产。这样可以带动三、四十家中国工厂来为它服务。这是独资来搞，也不要我们配套资金。我当时听了很高兴，认为很重 要，我曾就这件事给姚依林、李鹏写了封信，认为这是好事，而且当时许多外商怕中国政策变，不敢继续来投资，特别是独资。这件事如办起来也是开了一个好头。 但姚依林、李鹏对此很消极，他批给机械部，机械部总想自己搞不让外资进来搞汽车工业。姚依林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不能搞。李鹏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不 搞，把报告转给我，于是一件很好的事就这样放下来了。“六四”以后听说又想搞，是不是邓知道了干预了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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