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下面谈一下耀邦辞职的问题。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辞职，这个问题外面有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说邓受其他老人的压力不得不弃胡保赵。我觉得不是这样。当然，在邓、胡之间拨弄 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邓小平面前讲胡的坏话，这样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邓所以要抛弃胡，不是因为受蒙蔽、受包围，也不是在压力之下的妥协。主要 的问题是邓对胡的看法发生了逐渐变化，以至最后对胡不信任了。长一点来说，从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长达五、六年时间，在所谓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化问 题上，邓越来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说越来越深、越来越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1980年以来，邓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 化问题，差不多都是听了胡乔木、邓力群向他反映的问题而引起的。邓和耀邦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这确实是事实。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他们两个人不一致，主要 不是邓的偏听偏信，或缺乏判断力而来的。即使没有人在中间拨弄是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也是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这个结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那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邓在理论务虚会【172】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73】的报告。从那个时候开始，胡和邓对自由化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几年越来越明 显，越来越大。1981年7月，邓小平提出思想理论战线涣散、软弱，并讲了一次话；1983年10月，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 染，实际上这些讲话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识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大。而他认为胡耀邦是要负责任的，因为这些领域是胡耀邦管的。这些问题胡耀邦没有提出 过，甚至没有向邓反映过。而是邓自己觉察到了，或者听了胡乔木、邓力群的信息，以至自己出面提出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包含着对胡的不满和批评。
我想特别讲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我觉得耀邦处理这个问题，大大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甚至我觉得这对邓最后决定和胡分手，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十二届 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甚至人们 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反映非常激 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里宣布，经济领 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 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 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耀邦对这场清除精神污染本来就有保留，有怀疑。搞起来后，国内国际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为了平息知识界的怨气，消除国际舆论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 1984 年2月和上海市书记们的谈话中，以及随后他会见日本外宾的谈话中，都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合适，引起了扩大化，以后不用这个提法了。这个问题当时是非 常敏感的。这些话一传开，自然就会使人们，特别在知识界给人一种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错了。虽然耀邦当时专门说了，小平原来说的是反对精神污染，最后宣传 时走了样，变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扩大化。意思是错不在邓，而是执行的问题。但实际上，根据邓的讲话开展的这场运动，报纸上的宣传也好，领导人的讲话 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谁都知道这场运动是根据邓的讲话发动的。所以耀邦的这一说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减轻邓的责任。
邓对耀邦这一讲话当然是不高兴的。邓小平虽然当时没有马上说什么话，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没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 日，在最后解决耀邦问题的党的生活会【174】上胡启立发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邓曾单独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邓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谈耀邦的 问题。耀邦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175】、胡绩伟【176】、王若望【177】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 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邓没有直接找耀邦谈，而是要胡启立转告他，并且话说得很重，把对待自由化软弱作为总书记的根本缺点。这实际上 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耀邦在这方面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是不是还适合作总书记？后来胡启立把小平这个话原原本本地转告耀邦，耀邦却没引起注意，没有认真地对 待这件事，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 年7月，邓小平又找了胡启立、乔石谈话，再次说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这个问题。邓还说，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励耀邦，打着耀邦的 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你们告诉耀邦，要他多讲讲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启立和乔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别作了汇报（1984年的那次，胡 启立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生活会上知道的）。我当时认为，既然邓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书记处应该开会认真讨论一下，对邓也好有个交待，我向耀邦提出这一建议。 当启立向耀邦请示何时开会时，耀邦却说他要去新疆，后来也确实去了新疆，当然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当时他应当把这件事办完再去新疆，但他没有重视这件事。
小平1985年为什么又讲这个话呢？我看大约与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关。这次大会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国内外议论都不好的情况下召 开的。当时根据耀邦的意见，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致辞，没有提及反精神污染，没有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讨论致辞时，耀邦还说要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 法慢慢消失。对作协的人事安排，也决定组织部不要干预，选上谁就是谁；同时还强调创作充分自由，这些无疑都是对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气氛下，在清除精 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会在这种会议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对那些积极反对精神污染的人，讲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在人事问题上，那些思想较左、清 污积极的人，几乎全部落选。这当然使胡乔木、邓力群他们感到难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满。这些都会给邓小平一个印象：这是文艺界一些人在耀邦纵容下，对邓 的清污不满情绪的一次发泄。因之他又要启立、乔石向耀邦传话，要他多讲反自由化。话讲的非常重，说打着耀邦的旗子，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意思就是打着胡的 旗子反对邓小平。但耀邦也没有认真对待。这种事在过去，按规矩应在书记处认真讨论一下，耀邦应有一个表态，然后到邓那里谈一次。因为那时总的情况是，你不 可能在邓以外唱一个反调，当然有些意见可以向邓谈。当时耀邦为什么不引起重视，为什么那么不认真，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问号。可能他认为邓的搞法不合适， 自己没有错，不愿改；找邓谈也说不清楚，邓也不会接受他的意见，所以采取回避的态度。
总而言之，这些事会使邓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与他距离越来越远的印象。从1983年10月邓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到1985年7月邓说国内外有些人打着耀邦 的旗子搞自由化，这个时期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清污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歧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耀邦下台以前最后一次争论反自由化问题，是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时，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精神文明决议【178】时爆发的。决议初稿是耀邦 主持写的，稿子上原来没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在北戴河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主张加上反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多数人包括我在内，也赞成加上。耀邦作了 妥协，加上了。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分组讨论时，陆定一【179】和其他几个人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内容。在决议提交全会通过的时候，陆定一即席作了一个发言， 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整人时用过的提法，不宜采用。陆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些掌声。王震、薄一波【180】发言主张保留反自由 化，也博得了一些掌声。耀邦作了模棱两可的表态。我当时也简单作了一个表态，意思是稿子讨论了多次，大多数人主张保留，我也赞成不作改动了。
接着，邓小平极其严肃地讲了一席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也最坚持，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时候用过，谁用过，无关重要。这样就一锤定音了，随即全会举手通过了这个决议。
显然，会议是耀邦主持的，他是总书记，他在这个会上表态模棱两可。最后邓出来讲话，这自然是对耀邦不满。后来在如何传达会议精神时，耀邦布置只传达会议通 过的决议，没有传达讨论的情况和邓的讲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厉害，责问为什么不传达邓的讲话？这次会议上的争论，邓表面上是对陆定一的 批评，实际是对耀邦不满。因为邓清楚，陆的观点就是耀邦的观点。耀邦多次说过，自由化这个概念不很准确。所以邓的这个讲话也是对着耀邦的。
不过我要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这场争论，对于邓对胡的态度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下面我要讲。因为在这之前，邓已经作出决断，把耀邦拿下来。不过当时 打算采取平稳过渡，不是后来采取的方式，而是通过十三大来换人。所以这次会上邓虽然对胡不满，但对邓要不要胡继续做总书记，已经无关重要了。总之，主要是 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对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邓对胡也有些批评。比如说邓认为胡处事不持重（在当总书记前邓就认为他有这个弱点）。在外事上，处理与朝鲜的关系过热，随意答应朝 方的要求。他一回到北京，邓就把它否定了。又如对日本，他去访日本时，事先没有讨论就主动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邓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但胡作为总书记已经 邀请了人家，也不好改了。耀邦同日本中曾根【181】以个人名义书信来往，还举行家宴，邓也不以为然，并批评说，中国从不搞个人外交，看来我们一些人和中 曾根打交道还缺乏本领。这也是批评耀邦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一些，对邓与胡的关系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邓对胡的优点很清楚，缺点也很清楚，像这些事不算什 么。他批评胡，不影响对胡的信任，不影响对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邓与胡的关系上起的作用比较大的，还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与陆铿【182】的谈话。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那次谈话就 指出，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这件事当时没有告诉 我，我忙于其他的事也没有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耀邦和一个记者的谈话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记录看看。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 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后来尚昆让中办送了一份给我看。
陆铿是个老资格的报人，曾被划为右派，1978年申请去了香港，后来在香港《百姓》杂志任总编。他去采访耀邦的时候，说他这次来并不单纯为了自己的报纸、 杂志，而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耀邦先生。他说耀邦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并说耀邦是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 度，通明透亮，通达明白，虎虎有生气等等，恭维耀邦。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 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 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 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耀邦与陆铿的谈话是在1985年 1月。1985年7月邓找启立、乔石，要他们向耀邦传话就提到与陆铿的谈话。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时邓又提出这次谈话，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谈这件事，如 与杨尚昆谈了这件事。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主要是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 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测。前面说过，耀邦是1987年1月辞职，实际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间（或者更早些），邓 就最后下了决心。从这以后邓小平批评耀邦同陆铿的谈话就逐渐传开了。当时耀邦恰恰在欧洲访问，许多记者问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同志退不退的问题。耀邦确 实有些话说得不好。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邓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 了。所以耀邦不再任总书记，是1986年夏季在北戴河时邓和老人圈子里已定下来的事。邓1986年在北戴河与老人们怎么谈的，同什么人谈的，我不知道，到 今天也不清楚。但从那时以后，我明显地感到包括杨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对胡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他们对胡也有不少议论和意见，胡的一些讲话他们 不以为然，但表面上还过得去，对胡还有一定的尊重。这时对胡的不尊重、不满意、不买账就表面化了。这时耀邦正为十二届六中全会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 议，但拿到会上讨论时没有通过，不是个别地方修改的问题，不少人表示从大的方面感觉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这样一个决议的问题。邓力群在这个会上作了 长篇发言，而且拿出了一个修改稿，对原稿大肆删改的修改稿，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邓力群这个讲话和修改稿，邓小平不同意。邓说他虽然引用的都是我的话，但 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左的方向。但对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没有通过。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耀邦通过秘书郑必坚【183】来告诉我，他认为仍然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但大家意见这么多感到很为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我表示我 原来也有现在需要不需要搞这样一个文件的想法。既然耀邦认为需要搞，我支持搞。对大家的意见，能吸收的就吸收，再做些工作，争取通过。我赞成搞，而且积极 支持搞。后来这个决议几经修改，最后通过了。
在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除了前面讲的对反自由化有争论外，还有一个是不是要写上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的问题，即是不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主张要上，陈云批示同意。当时耀邦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不赞成写。他们认为在全国人民中（不是只在党内）进行共产主义教 育有些不符合实际，有点脱离实际。但陈云已有批示，不很好办。当时我建议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184】上一段话作为理由建议不写。毛主席说：“我 们的体系是共产主义的，但现阶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小平和陈云，邓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陈云也 不再坚持，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于光远【185】在场，郑必坚是起草这个文件的，他们会记得这件事。
在这段时间，一些老人对耀邦在外事工作、经济工作、指导整党，以及工作作风方面的议论已经半公开化了。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关系。他们还说胡不集中抓党的建 设，过多地管经济事务；说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该热衷于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对报纸宣传他几年批阅几千封群众来信，几天跑了多少个县也不以为然，甚至作为 笑谈。总之这个时期议论耀邦这也不好，那也不是，几乎是半公开化了。同时，凡是耀邦在书记处会上提出的意见，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绝。就当时情况看， 耀邦主持工作已非常困难了。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了以后不久，耀邦告诉我说，最近小平和他谈了一次话，说到十三大时邓要辞去政治局常委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由耀邦来接任这个职务，总书记由 年轻一些的人来担任。邓对胡说，这可带动一大批老同志退下来。耀邦还说，他在邓那里建议总书记由我来接，因为我比他年轻一些，让更年轻的人来接现在还不 行。因为邓从未和我谈过这些事，他退不退啊，耀邦做什么啊，是耀邦跟我说小平跟他说的，所以我不好讲什么。至于推荐我当总书记，我当时就对耀邦说，我多次 说过在中央现在的领导人中，60一70岁这个年龄杠杠的，总书记只有你（指耀邦）去做，我和你是一个年龄线的，你不做怎么叫我来接？要接只能由年轻人来 接。我还说，如果你认为年轻人还接不了，时机不成熟，也可以考虑暂时不设总书记，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常委和政治局的工作，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年轻的同志。 耀邦听了以后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谈话，而是转述邓的意见，而且是他向邓的建议。更主要是，因为我确实不愿意 做总书记，愿意继续做总理，把经济改革抓下去。胡当时转述邓的讲话的时候，表情非常平静，很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现。
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耀邦情绪很好，工作兴致仍然很高。视察江苏、视察上海，跑了许多地方，发表了很多讲话，报纸上作了非常显著的报导。从他同我谈话时的 表情和他积极到各地视察，以及12月间我同他一起处理上海学潮，没有发现他情绪有什么不正常。所以我感到，邓同他那次谈话，他只是理解为就是为了年轻化， 邓退下来，他接邓，带动一批老人退下来。很可能他就是这样理解的，完全没有觉察到邓对他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变化。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闹起了学潮。上海闹得很大，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冲击了市政府。这件事震动了邓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万里、胡启立、 李鹏、何东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学潮问题讲了一篇话。他说，这次学潮不是偶然的，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任的结果。他点了方励之【186】、王若望的名，并且 责问耀邦，他早就说过要开除王若望的党籍，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对处理学潮他主张采取坚决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专政的手段，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 当然使用时要慎重。他这篇讲话实际上把学潮的责任，完全归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来两人对自由化问题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绪的一次爆发。
邓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当时就印发到一定的范围，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邓家里开会，我大约10点钟到达，那时陈云、万 里、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经到了。等到齐后，邓就拿出一封信让大家传阅。这封信是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大意是说，几年来主持工作不够谨 慎，办了许多糊涂事，内事外事都有。主要讲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无力，旗帜不鲜明，所以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做了一些坏家伙 的保护伞。鉴于错误严重，请求让他下来，清理思想，向党作出交待。
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以后，邓就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会上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邓接着说，耀邦下来以后，十三大以前，由我、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这四个人主持常委工作。我当时建议应该有胡启立，因为胡启立当时是书记处常务书记，书记 处的日常工作是他管的，邓也同意了。这就是后来由我作组长的五人小组【187】，一直到十三大以前，代替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88】。邓还提出对耀邦可作 软处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国内外的震动。他还说由中顾委出面，以召开生活会议的形式，对耀邦进行批评、帮助。然后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不 以全会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辞职。我当时觉得，不召开全会，并不是担心通得过通不过，而是为了尽量减少震动，是从软处理考虑的。当然这样做是不符合组织 原则的，但他的用意是要既解决问题又不引起大的震动。邓谈了以后，其他人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陈云在这个会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他在这次会上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看来陈云是很注意这些事的，注意组织原 则、组织手续的。他大概怕人家说政治局会议就能接受总书记辞职会引起国内外议论，所以特别宣布，这样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 不在乎这样的事。当然，后来对耀邦这样的处理，特别是顾委会生活会对耀邦的批评，在国内外引起一些议论，认为对耀邦的处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 换领导人。所以后来对我的问题上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我前面已说过，王任重向我传达时说，鉴于上次处理耀邦问题外面有些议论，这一次要准备好文件，先开 政治局会议，再开全会解决我的问题。
当时李先念外出在上海，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会后邓要杨尚昆立即去上海，告知这件事，并征求他的意见。杨尚昆把会议情况告诉李先念以后，李当然完全同 意，求之不得。并对杨说，我早就认为这个人不行。还用了一个很挖苦的话来形容胡，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说胡这个人就是巧嘴利牙，点子不少。李还说，不久以 前耀邦来上海，那时他已经在上海了，想看看耀邦，竟遭拒绝，架子竟然如此之大，发泄了一通。至于对我代理总书记问题，他表示同意。但要杨尚昆回来告诉我， 说“ 紫阳这个人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
1987年1月7日，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和我开了第一次五人小组会议，研究生活会议如何开。当时商定的意见是会议气氛还是尽可能和缓一些。当时 彭真、薄一波一些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的小圈子——即所谓“团派”【189】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 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在生活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耀邦家里。告诉他生活会准备怎样开，还告诉他在邓家里开会的情况，还继续保留他政治局常委等事。在谈话时我也向他提了一 些问题，我说，几年来在自由化问题上，邓几次打招呼，你为什么不重视，是不是有意和邓保持距离？他说，他没有这个想法。我还说，你的辞职公开以后，可能会 有人打着拥戴你的旗号闹事（因为我当时确实估计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个招呼，以便有所准备）。他说，他会坚决站在党一边。后来这些话我在生活会 上发言时讲了。
生活会于1月10日以中顾委名义召开，由薄一波主持。连续开了六个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到会的有中顾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人大党员副委员长、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和党中央各部的部长。邓小平、陈云没有到会，李先念在上海。邓力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 统地批判了胡耀邦不听邓小平招呼，长期放任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他的发言，都按党的历来惯例，从不同方面对胡作了批评。王鹤寿【190】在会上讲，他到 耀邦家里去看胡，胡情绪非常激动，说有些老人要整他，还讲了其他一些气话。原本打算把会开得缓和一些，王鹤寿这一讲，会议一度气氛有些紧张。后来和王鹤寿 打了招呼，这类事不要再讲了，他发言时幸好有些老人不在场。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 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 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 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 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 的一次暴露。当时他可能觉得，因为他俩关系密切，邓已决定和耀邦分手，把耀邦搞下来，他和耀邦关系这么密切，经常一唱一和，担心会因此搞到自己头上，所以 想借此机会表白自己。
这次生活会最后，耀邦作了一个检查发言，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讲到最后情绪非常激动，声泪俱下，以上就是生活会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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