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蒋的用人不当，也使他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败北。首先是东北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任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提出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有个叛逃的中共高级干部告诉蒋介石，卫是中共的人。蒋半信半疑。抗战后，尽管卫在缅甸当远征军司令官时立了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用他做陆军总司令。这下卫更不满了，一赌气跑出国去。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做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在缅甸的作战，认为卫有做军事统帅的资格。蒋之所以接受，据美国当时驻沈阳的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卫立煌接到蒋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跟毛互相配合，做的第一件事是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共产党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红海中的几个孤岛。
蒋介石要卫立煌把部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巴尔也是这个意见。可是毛要卫把部队部留在东北，以便中共“关起门来打狗”。卫立煌于是无视蒋介石的再三命令，拒绝调动部队。蒋介石呢，非但不撤卫的职，反而一连几个月跟他无休止地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十月十五日，中共夺取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关在里面。中共跟着一个个围攻国民党军队孤守的大城市，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后，全东北都属于毛了。
鉴于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蒋介石撤了他的职，把他软禁起来。许多人呼吁要对他军法从事。但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或政敌都绝少枪毙，就连监禁也很罕见，卫立煌潇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宣告成立，卫马上给毛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充满了“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字眼。只是他本人不肯到大陆去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请求支持他做所谓“第三种势力”的领袖。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回大陆，一九六○年在北京去世。毛对他后来的这番表现嗤之以鼻，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卫在毛的胜利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住在北平西南二百四十公里的西柏坡。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后来知名的“平津战役”。
华北有六十万国民党军队，总指挥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直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就是他。虽然他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女儿。毛特地指定傅的女儿搬来跟傅同住，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傅作义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完全不知情，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十一月，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思前想后，下决心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觉得打不赢中共，打也没用，只会徒然使城乡被毁，生灵涂炭。他特别害怕百万大军的无情战火，会把他深爱的古城北平夷为废墟。他想及早结束战争。傅作义对共产党统治并无幻想，他曾公开地说共产党将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蒋介石很清楚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宜生〔傅作义字〕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的军权，甚至在傅坚决地请求辞职时，还给他来了个像“万难照准”。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员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泽东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已完全失去了做统帅的心理条件。在中共围攻新保安的关键战斗中，战地的一位军长电话问傅：“是否还向北平集中，还是就在这里会战？”“究竟怎么办？”傅停了一下，没精打采地说：“你看着办吧！”当时军长就想：“事情要坏了”。
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立即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傅作义一九七四年在大陆去世。
跟“平津战役”几乎同时，一场真正的大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双方参战人数上百万。战役以国民党失败告终，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成了定局。
这场大战中，国民党方面不乏地位重要的红色代理人。战役开始四十八小时，分别潜伏了二十年和十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便率部“起义”，敞开了战区的大门。
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在蒋介石总部身居要职的刘斐和郭汝瑰。他们的职责包括制定军事计划，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制定错误计划，提出使国民党军步步挨打的致命建议。把情报不断传递给中共那就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格外垂青的是郭汝瑰，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对他言听计从。那时，战区指挥官已经对郭起疑，蒋的二儿子纬国也向蒋揭发过他。蒋虽然渐渐对他失去信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不过把他调到四川当军长，这还是刘斐的建议。在四川，郭汝瑰在中共到来时带领整支部队投降。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百分之八十的蒋军被打垮，辽阔的长江以北成了毛的天下。国民党大员纷纷倒戈。一月七日，毛电告斯大林说：蒋手下的“许多要员”都找上门来做交易，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我们的人说：中共有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刻去完成”。★毛说他要这些来找中共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最佳时刻，必要时甚至可以假装抵抗。（★没有迹象表明白崇禧为中共做了任何事。）
尽管长江是一道阻止中共军队南下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的海军也不可小觑，但一个个旧谍新叛使得这道天险成了一条浅清待涉的小溪。南京、上海门户洞开。毛在一月九日至十日间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充满信心地说，他的政府“能在夏天成立”，或“更早一点”。
蒋介石的失败，还在于他“家庭观念重”。他战后的行政院长是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宋的政策使宋家跟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家族都发了财。日本投降后，宋子文把重庆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兑换率定成极不合理的一比两百。只此一举，使孔、宋家族的财富大大地膨胀，而汪政权下人民的财产大大地缩水。在宋子文治理下，接收大员们随意指人为汉奸，敲诈勒索。蒋介石写道：“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影响广泛的《大公报》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为“胜利的灾难”。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处在风光之巅，转瞬间他们就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成风成了城市的流行病。国民党政府消耗干净了自己原有的，以及从汪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在宋“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孔、宋两家控制的公司利用特权，捞取了巨额外汇，进口美国商品牟取暴利。由于美国物资的倾销，一九四六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
民众的愤怒，报界的谴责，监察院的弹劾，参政会议员面对面的尖锐质询，迫使宋子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辞职。蒋介石下令调查对他的指控，结论是宋、孔两家的公司在短短八个月中，攫取了三亿八千多万美金的外汇，高达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但蒋介石对他妻舅的惩处，不过是降职，派他做广东省省主席。这使忠实于蒋的那些并不腐败的追随者们气愤不平，老百姓对政府更是伤透了心，把他们叫作“一帮强盗”、“吸血鬼”。蒋介石无法制止腐败，特别是他妻子家族的腐败，也使他进一步失掉了美国的人心。
对蒋的亲戚的调查报告，当局秘而不宣。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搞到一份，七月二十九日在报上发表，全国哗然。在蒋夫人生气地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后，《中央日报》奉命发表声明，说前日刊登的调查报告“漏列小数点”，把孔、宋套汇的数字从三亿一下子降到三百万。
蒋介石不断让他的个人感情，决定他的政治、军事政策。他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大陆——失给一个完全没有这些弱点的人。
30 赢得内战 1946～1949年 52～55岁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粮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部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像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像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炼”，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岸英。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进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像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
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
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国统区的人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劣行。国民党自己的高官通敌，却专门抓杀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个亲国民党的学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给亲蒋的胡适写信说：“政府不能那么糊涂，那学生全看成共产党，哪里来的那些个共产党呢？”四个月后他再次写信说：“学生中不会有几十、几百的共产党……现在又大批的杀戮，真是太残忍了。”虽然国民党的杀戮跟毛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它遭到报纸大加挞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朝野一片怨声载道，不少人认为跟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还要好些。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
（★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不管蒋介石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介石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蒋介石的无情，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夹道的春光里，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毛选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御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这个“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的美丽庭园里办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大清理、大修缮。这时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风景区香山。居民被迁走，香山摇身一变成了“劳动大学”，山门口还挂了块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来报名入学。中共只好再挂一块牌子说：劳动大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不招生，何时招生，请看报上广告。
中南海里，苏联的扫雷专家带着工兵排用扫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扫雷器的战士们还一步步把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卫措施严密又不显眼，所谓“内紧外松”，连熟透了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译也没看出来。毛的这套做法使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人深受老百姓爱戴，不需要警卫。某法国记者一九五四年看见周恩来跟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驱车驶过天安门，议论说：“要暗杀周恩来之容易，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尽管警卫天衣无缝，毛泽东在“登基”前夕，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时，会紧张害怕得发抖。老朋友刘英到香山去看毛后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谈得很知己。”“问到毛主席的身体，江青说他别的没什么，就是见了生人会发抖。我一下没有听明白，说今天见到我不是挺好吗！毛主席接过话头笑着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开国大典”。毛登上与中南海一箭之遥的高大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他第一次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群前露面。从此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大众成了毛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仪式是跟苏联人学来的，但同样作检阅的红场列宁墓，比起天安门矮了太多。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他执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后他顶多呼呼口号。念稿子时毛不断清嗓子，不像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内容又平淡无奇，大半是一长串名单。这个“人民共和国”，将为人民做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广场上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看起来也很兴奋激动，在城楼上走来走去，朝下面人群挥手，有时他走到扩音器前喊一声：“人民万岁！”毛就这样当上了五亿五千万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待续)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蒋的用人不当，也使他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败北。首先是东北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任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提出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有个叛逃的中共高级干部告诉蒋介石，卫是中共的人。蒋半信半疑。抗战后，尽管卫在缅甸当远征军司令官时立了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用他做陆军总司令。这下卫更不满了，一赌气跑出国去。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做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在缅甸的作战，认为卫有做军事统帅的资格。蒋之所以接受，据美国当时驻沈阳的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卫立煌接到蒋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跟毛互相配合，做的第一件事是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共产党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红海中的几个孤岛。
蒋介石要卫立煌把部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巴尔也是这个意见。可是毛要卫把部队部留在东北，以便中共“关起门来打狗”。卫立煌于是无视蒋介石的再三命令，拒绝调动部队。蒋介石呢，非但不撤卫的职，反而一连几个月跟他无休止地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十月十五日，中共夺取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关在里面。中共跟着一个个围攻国民党军队孤守的大城市，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后，全东北都属于毛了。
鉴于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蒋介石撤了他的职，把他软禁起来。许多人呼吁要对他军法从事。但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或政敌都绝少枪毙，就连监禁也很罕见，卫立煌潇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宣告成立，卫马上给毛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充满了“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字眼。只是他本人不肯到大陆去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请求支持他做所谓“第三种势力”的领袖。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回大陆，一九六○年在北京去世。毛对他后来的这番表现嗤之以鼻，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卫在毛的胜利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住在北平西南二百四十公里的西柏坡。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后来知名的“平津战役”。
华北有六十万国民党军队，总指挥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直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就是他。虽然他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女儿。毛特地指定傅的女儿搬来跟傅同住，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傅作义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完全不知情，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十一月，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思前想后，下决心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觉得打不赢中共，打也没用，只会徒然使城乡被毁，生灵涂炭。他特别害怕百万大军的无情战火，会把他深爱的古城北平夷为废墟。他想及早结束战争。傅作义对共产党统治并无幻想，他曾公开地说共产党将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蒋介石很清楚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宜生〔傅作义字〕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的军权，甚至在傅坚决地请求辞职时，还给他来了个像“万难照准”。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员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泽东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已完全失去了做统帅的心理条件。在中共围攻新保安的关键战斗中，战地的一位军长电话问傅：“是否还向北平集中，还是就在这里会战？”“究竟怎么办？”傅停了一下，没精打采地说：“你看着办吧！”当时军长就想：“事情要坏了”。
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立即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傅作义一九七四年在大陆去世。
跟“平津战役”几乎同时，一场真正的大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双方参战人数上百万。战役以国民党失败告终，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成了定局。
这场大战中，国民党方面不乏地位重要的红色代理人。战役开始四十八小时，分别潜伏了二十年和十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便率部“起义”，敞开了战区的大门。
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在蒋介石总部身居要职的刘斐和郭汝瑰。他们的职责包括制定军事计划，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制定错误计划，提出使国民党军步步挨打的致命建议。把情报不断传递给中共那就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格外垂青的是郭汝瑰，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对他言听计从。那时，战区指挥官已经对郭起疑，蒋的二儿子纬国也向蒋揭发过他。蒋虽然渐渐对他失去信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不过把他调到四川当军长，这还是刘斐的建议。在四川，郭汝瑰在中共到来时带领整支部队投降。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百分之八十的蒋军被打垮，辽阔的长江以北成了毛的天下。国民党大员纷纷倒戈。一月七日，毛电告斯大林说：蒋手下的“许多要员”都找上门来做交易，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我们的人说：中共有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刻去完成”。★毛说他要这些来找中共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最佳时刻，必要时甚至可以假装抵抗。（★没有迹象表明白崇禧为中共做了任何事。）
尽管长江是一道阻止中共军队南下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的海军也不可小觑，但一个个旧谍新叛使得这道天险成了一条浅清待涉的小溪。南京、上海门户洞开。毛在一月九日至十日间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充满信心地说，他的政府“能在夏天成立”，或“更早一点”。
蒋介石的失败，还在于他“家庭观念重”。他战后的行政院长是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宋的政策使宋家跟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家族都发了财。日本投降后，宋子文把重庆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兑换率定成极不合理的一比两百。只此一举，使孔、宋家族的财富大大地膨胀，而汪政权下人民的财产大大地缩水。在宋子文治理下，接收大员们随意指人为汉奸，敲诈勒索。蒋介石写道：“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影响广泛的《大公报》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为“胜利的灾难”。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处在风光之巅，转瞬间他们就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成风成了城市的流行病。国民党政府消耗干净了自己原有的，以及从汪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在宋“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孔、宋两家控制的公司利用特权，捞取了巨额外汇，进口美国商品牟取暴利。由于美国物资的倾销，一九四六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
民众的愤怒，报界的谴责，监察院的弹劾，参政会议员面对面的尖锐质询，迫使宋子文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辞职。蒋介石下令调查对他的指控，结论是宋、孔两家的公司在短短八个月中，攫取了三亿八千多万美金的外汇，高达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百分之八十八。但蒋介石对他妻舅的惩处，不过是降职，派他做广东省省主席。这使忠实于蒋的那些并不腐败的追随者们气愤不平，老百姓对政府更是伤透了心，把他们叫作“一帮强盗”、“吸血鬼”。蒋介石无法制止腐败，特别是他妻子家族的腐败，也使他进一步失掉了美国的人心。
对蒋的亲戚的调查报告，当局秘而不宣。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搞到一份，七月二十九日在报上发表，全国哗然。在蒋夫人生气地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后，《中央日报》奉命发表声明，说前日刊登的调查报告“漏列小数点”，把孔、宋套汇的数字从三亿一下子降到三百万。
蒋介石不断让他的个人感情，决定他的政治、军事政策。他就这样失去了中国大陆——失给一个完全没有这些弱点的人。
30 赢得内战 1946～1949年 52～55岁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夫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粮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部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像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一九四七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像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一百二十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也利用土改想使中共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炼”，其中一个是毛二十五岁的儿子岸英。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他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翻〔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流下了好久没有流过的眼泪。”
两个月后，岸英给父亲写信说，他“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但是岸英仍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这在他的“工作笔记”里明显反应出来。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岸英记道，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搅得老百姓“‘小搬家’，‘大搬家’（大会前一天各村各路真是人仰马翻，大车小辆，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开始那天，“天气很冷，冻得大家都说：‘今天真要活冻死个人，真是受罪！’”“第三天让各村研究斗争对象，另一方面组织预演斗争。”“第五天进行斗争。指定地点方向”，“让所有群众听到口令将武器〔梭镖〕举起来，并喊几声杀杀杀”。一个村把斗争对像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他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八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厌恶土改暴行的中共党员，纷纷上书反对。中共领导中也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使中共失去民心，影响夺权。但对毛来说，要夺权就得这样搞，民心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毛只是在恐吓农民的目的达到之后，才于一九四八年初制止了暴行。
毛清楚党内反对土改暴行的呼声很高，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转嫁党内愤怒的矛头，他装作这些事他都不知道，推出刘少奇作替罪羊。三月六日，毛给刘写信说：“请你们加以检讨。”刘开始还想为自己辩护：“我要负责的，但不是说，各处‘左’的偏向错误就是我的主张。”后来他就大包大揽了，对中共高级干部说：土改的责任，“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直到毛主席系统地提出批评并规定了纠正办法，才得到纠正。”至今中共干部提起土改，骂的还是刘少奇。
刘少奇承认错误只限于中共党内，对普通老百姓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身在国统区的人不是不知道土改的暴行，但他们既无力阻挡毛势如破竹的攻势，又对国民党没太多好感，只能是听天由命，尽量朝好处想中共。
国民党军官徐枕曾想把土改的真相告诉他家乡宁波的亲戚故旧，他“舌枯唇烂，声嘶力竭地，来一人说一遍”，但“没法劝醒他们的迷梦，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有的说：“这种话都是国民党宣传，怎能完全相信。”有的说：“现在在武力战争中，这种清算斗争没收私人财产不过只是过渡时期一种手段，将来长治久安了怎会还能如此呢？”还有的说：“抗战沦陷，日寇占领时期，一样过去了，共匪来了总不能说比日寇还要坏。”
国统区的人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腐败和劣行。国民党自己的高官通敌，却专门抓杀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有个亲国民党的学生一九四八年四月给亲蒋的胡适写信说：“政府不能那么糊涂，那学生全看成共产党，哪里来的那些个共产党呢？”四个月后他再次写信说：“学生中不会有几十、几百的共产党……现在又大批的杀戮，真是太残忍了。”虽然国民党的杀戮跟毛的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它遭到报纸大加挞伐，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朝野一片怨声载道，不少人认为跟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还要好些。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
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
（★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不管蒋介石多么仇恨中共，他逃跑时没有实行焦土政策。他带走了一部分宝贵的故宫文物和飞机，但当他打算把几个主要搞电子的工厂搬去台湾时，却由于主管工矿的孙越崎的抵制而未能如愿。孙等人把所有的重要工业设施都完整地交到中共手里。蒋介石临走时给中国工业造成的全部损失，远不及苏联人掠夺东北的损害。毛继承下来的不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是一千座“几乎未有一点破坏”（陈毅语）的工厂、矿山，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包括六十八家军工厂——外带一整套现成的政府经济、行政管理体系。蒋介石的无情，真是不能跟毛泽东比。
一九四九年春天，在梨花夹道的春光里，春风得意的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毛选中了城中心的前皇帝御苑中南海作正式官邸。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这个“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的美丽庭园里办公。
毛搬入前，中南海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大清理、大修缮。这时的毛住在西郊著名风景区香山。居民被迁走，香山摇身一变成了“劳动大学”，山门口还挂了块牌子。牌子吸引了不少青年来报名入学。中共只好再挂一块牌子说：劳动大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不招生，何时招生，请看报上广告。
中南海里，苏联的扫雷专家带着工兵排用扫雷器反覆搜索，充作人工扫雷器的战士们还一步步把各个角落都走了一遍。毛的警卫措施严密又不显眼，所谓“内紧外松”，连熟透了保卫工作的斯大林的翻译也没看出来。毛的这套做法使许多西方人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人深受老百姓爱戴，不需要警卫。某法国记者一九五四年看见周恩来跟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驱车驶过天安门，议论说：“要暗杀周恩来之容易，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艺儿。”
尽管警卫天衣无缝，毛泽东在“登基”前夕，看见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时，会紧张害怕得发抖。老朋友刘英到香山去看毛后回忆说：“毛主席情绪很高，江青拿出油果子等招待，谈得很知己。”“问到毛主席的身体，江青说他别的没什么，就是见了生人会发抖。我一下没有听明白，说今天见到我不是挺好吗！毛主席接过话头笑着说，你是老朋友，又不是生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开国大典”。毛登上与中南海一箭之遥的高大宏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他第一次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群前露面。从此以后，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大众成了毛庆典活动的一部分。仪式是跟苏联人学来的，但同样作检阅的红场列宁墓，比起天安门矮了太多。
开国大典这一天，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演讲：他执政二十七年中唯一的一次。往后他顶多呼呼口号。念稿子时毛不断清嗓子，不像个激励人心的演说家，内容又平淡无奇，大半是一长串名单。这个“人民共和国”，将为人民做些什么，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广场上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看起来也很兴奋激动，在城楼上走来走去，朝下面人群挥手，有时他走到扩音器前喊一声：“人民万岁！”毛就这样当上了五亿五千万中国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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