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1942～1945年 48～51岁
整风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对他的畏惧感。他的主要帮手康生在那段时间非常怕毛。康生也是地下党，他的背景复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党都不清不楚，他提的入党介绍人否认介绍过他。许多人给毛写信提出对康的怀疑，有人说他被捕叛变、出卖同志。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态度，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电报对毛说康生“为敌人效劳”“很可疑”。这当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见。早在一九四○年，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领导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毛不但不在乎康暧昧的过去，相反地，他要的就是康有这样的过去。毛喜欢有把柄可抓的人。在毛手心里康生一辈子都提心吊胆，一九七五年临死前不久，还一再向毛表白他“没有叛变”。
康生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的肃反，参加了清洗别人，他是个心理变态的迫害狂。康爱观赏群众大会上人吓得发抖的场面，爱玩弄手中的牺牲品。斯大林有时把将赴刑场的人召到办公室作最后谈话，康生呢，故意让受害者以为没事了，就在那如释重负的一刻把他打入万丈深渊。康喜欢讲他家乡的一个地主如何用驴鸡巴做鞭子抽打长工。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编了套谎话，讲她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为国民党刺探情报，康生带着她到处去讲，自己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他还给毛提供淫书，跟毛交换猥亵的笑话。
康生后来成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个盟友刘少奇也领导过地下党，自己还被捕过几次。要是他不跟毛合作，毛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打成特务头子。刘一九四二年底刚回延安时曾对整人表示不满，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机。孙平观察到，刘迅速改变了观点，开始讨好康生，对毛亦步亦趋。后来刘鼓励他手下的人，像蒋南翔，给中央写信批评延安整风，不过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后。一九五○年，刘对苏联大使罗申（Nikolai Roshchin）说，延安整风的方式是“不正当的，使大批同志受害”。由于刘有才干，又听话，毛在整风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两个在未来的中国权倾一时的女人，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尝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两人都当过地下党，自然都有特务嫌疑。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林彪远在重庆，叶群被绑在马上拉去关押起来。但她很幸运，有个跟毛关系不一般的丈夫。林彪七月回延安，闯进审查他妻子的机关办公室，把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喝斥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机关赶紧放人，给叶群作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受审这一段时间虽短，给叶群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疤痕，是她铁石心肠的开端。文革中她也成为整人的人。
江青作为毛夫人当然没人敢指控她，但她寝食不安，怕有人说出什么话来。她还得跟别人一样写“思想检查”，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她想躲起来，称病请假。毛不是林彪，他不保护自己的老婆，反而命她搬进中央党校“接受党和群众的检查”。虽然时间不长，程度也远比别人轻，她已是终身惧怕毛了。不像贺子珍，江青从不敢对毛玩弄女人大发雷霆，更不用说离开毛。毛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这种恐惧感导致二十多年后文革中许多人坐监死亡。
她学会了整人，对此还上了瘾，第一个牺牲品是女儿李讷十九岁的保姆。
李讷是毛跟江青唯一的女儿，生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一岁半时来了第三任保姆。保姆出身在山西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常年在黄河上来回浮水给八路军驮运东西，一个严冬死在黄河里。保姆从小就给八路军做鞋，由于人老实勤恳被提拔到区政府工作，后来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选为延安首长的保姆。
做了体检，受了训练，她到了毛家。活路之一是给江青洗头。她说江青“脾气大着呢”，稍不合意就大发火，“吓得我不得了”。一天，她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面前，江青朝她厉声大叫：“牛奶里有毒，你是坏人，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毒药！你坦白！”
在枣园有一头特别为毛家养的乳牛，由专人喂养和挤奶。江青那天泻肚子，怀疑是牛奶有问题，审了厨师跟勤务员以后审保姆。当天晚上，保姆被押进枣园后沟的监狱，住在一孔挤满女犯的窑洞里。白天的工作是纺线，定额高得使她们一刻也不能闲。当局发现纺线是个绝妙的办法，被关押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便于管理，还创造了财富。晚上是审讯的时间，保姆受尽辱骂：“你为什么不坦白？坦白就完了，你这个造粪的机器！”夜里看守拿着灯笼，不时探头到各窑洞去看，提防自杀或逃跑。关了九个月，保姆被释放了，九个月里经历的恐惧伴随了她一辈子。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树立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在头脑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以前，大家可以既钦佩毛又说调侃他的话，既拥护他做领袖又对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满。学习毛的讲话时，不少人曾皱着眉头说：“还不是这一套！”“太粗浅，太容易了解。”好些人刚到延安时看不惯呼喊“毛主席万岁”，觉得“皇帝才喊万岁嘛，我们这是干什么？我感觉肉麻。”这一类言谈在运动以后都不复存在。
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一九四三年。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新结的蜜枣绿绿地挂在树上。毛到她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她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写得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覆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之役成了“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千利”。
改写历史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九四三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者是早巳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中夏。一九三○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可是现在的新版里塞进去这么一句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覆筛选，毛还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了五年。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计其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个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冲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 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27 苏联红军终于来了 1945～1946年 51～52岁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Yalta），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将大举进入中国，这是毛梦寐以求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清醒地指出：中共要上台“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二十二年后，这个预言即将变为现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
（★雅尔达协定说这些“赔偿”是日本欠苏联的，事实上肉是从中国身上剜的。邱吉尔说：“俄国人从中国拿赔偿只会对我们保持香港有利。”尽管这些条款事关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被蒙在鼓里。美国说由它来告诉蒋介石，可是答应斯大林，斯大林什么时候让它说它才说。这样一来，蒋介石一直到四个月后的六月十五日才从美国那儿得到协定的全文。）
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
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拾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
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四月五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一个月后德国投降。消息传来正开“七大”，毛用中共胜利在望的前景激励与会代表，对他们说苏联军队一定会来的。他语意深长地笑着，手掌砍在脖子上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毛反覆提到斯大林，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颂讴歌的浓度在他一生中空前绝后。他自问自答：“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毛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之后十分钟，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三天后，一百五十万苏蒙联军在四千六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开进中国，从东北到察哈尔，比整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欧洲战线还长。毛泽东在四月就下令中共靠近外蒙的军队准备“配合苏军作战”。苏军一入境，他便昼夜工作，调兵遗将，把苏军席卷而过的土地接管过来。毛把办公室搬到枣园小礼堂，接见川流不息的各地应召前来的将领。一张乒乓球台成了他的办公桌，上面摆着笔墨纸砚，在那里他起草电报，一挥而就地写委任状。得空时抓起桌上的瓜果馅饼等当饭吃，吃得如风卷残云。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以前要跟蒋介石签个条约，取得蒋的认可。蒋介石不愿意签条约，因为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旅顺、大连等问题上损害中国主权。但苏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就进来了。一个星期以后，苏军已经入侵中国境内几百公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只好勉强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蒋不得不同意签，因为他怕没有条约约束，斯大林会毫无顾忌地把苏军占领的地盘交给中共，而条约规定苏联承认他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许诺把全部占领土地都交给他。
当然斯大林无意遵守诺言。为了帮助毛接管，他尽量拖长占领时间，说是三个月撤军，但拒绝把这一条写进条约里。苏军占领时期远远超过三个月，这期间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阻挠蒋介石接管。斯大林甚至想过把内蒙古从中国割走，苏联占领军成立了内蒙古临时政府，准备跟外蒙占合并。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了。
日本是八月十五日投降的。这一天中国人用鞭炮、狂欢、眼泪、祝酒和敲锣打鼓来庆贺。战火在中国烧了八年，有的地方达十四年，使千百万中国人死亡、伤残，制造的难民多达九千五百万，为世界之最。中国人渴望和平。
等待他们的，却是立即爆发的全面内战。日本投降后，苏军仍不停地向南推进，一连好几个星期，占领的中国北部领土超过苏联在东欧所占全部土地的总和。苏联伞兵空降到东北西面七百五十公里的包头，靠近陕甘宁边区。到八月底，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共占领了察哈尔、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它们的首府张家口和承德。毛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移到张家口，一队队驮着文件行李的骆驼起程远行。
对毛最重要的还是东北。那里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煤、铁、金矿，辽阔的森林资源，还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不仅如此，东北三面跟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壤：西伯利亚、蒙古、北朝鲜（北韩）。毛在“七大”上说：有了东北，“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东北都没有军队，那里被日本人无情有效地占领了十四年。但是中共的游击队就在山海关附近，他们立马出关，跟苏军联系上后，苏军把日本军火库对他们开放。沈阳有日本最大的军火库，据当时的报告，中共接受了“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里”。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才有一百五十四门炮。
日本傀儡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整个投降了苏联红军，苏军把他们交给中共整编。参军的还有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失业的原因是苏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机器以“战利品”的名义大批拆运回苏联，拆运过程中甚至毁掉整个工厂。据专家估计，苏军运走的设备差不多价值八亿五千八百万美金，要重新安装得花二十亿美金。大拆运的结果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有的只好当兵。中共最初派进东北的部队有六万人，转瞬就增加到三十万。
蒋介石急于把东北抢到手。但他的精锐部队远在华南和缅甸，要把他们运到东北去得仰仗美国的军舰。美国人要他跟毛泽东和谈。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制定的：“无论如何把他们拉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曾建议，要是蒋介石、毛泽东达成协议，就把他们一块儿请到白宫去。在美国压力下，蒋在八月十四到二十三日向毛发出三道邀请，请毛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不想去重庆，头两道邀请他都拒绝了。毛怕蒋介石谋害他。他对蒋说派周恩来去，但蒋坚持要毛亲自去。最后毛只好答应——不答应不行，斯大林给他发了三封电报叫他去。斯大林一面秘密帮毛抢占土地，一面要毛玩和谈游戏。如果坚持不去重庆，给人的印象就会是他不要和平，美国在内战中就会全力支持蒋介石。
斯大林强迫他去重庆，成了毛此后一生对斯大林最大的怨气，他在各种场合提了又提，把斯大林责备来责备去。
斯大林告诉毛他的性命不成问题，由美、苏两家担保。国民党元老、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告诉我们：“毛泽东到重庆来，是美国人保证他的，他是安全的。”毛也有身任要职的秘密中共党员保护他，例如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毛还是不放心，坚持要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专程飞来延安跟他同机去重庆，怕蒋介石把他在半空里干掉。
在这层层卫护下，毛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乘美国飞机飞往重庆，把刘少奇留在延安看家。飞机着陆后，毛紧紧地贴着赫尔利，一头钻进赫尔利的汽车，而不坐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那一辆。
赴渝前夕，毛指示即将（乘美国飞机）离开延安飞返根据地的八路军将领“放手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在毛安排下，他在重庆时，八路军在山西省上党县打击国民党军队，大获全胜。毛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在重庆，毛吃了一场虚惊。九月二十二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几天后蒋介石本人也走了。毛一看这不就是暗杀他的前奏吗？马上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让毛住进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Apollon Petrov）不置可否，打电报去莫斯科请示，莫斯科没有回话，毛非常生气。
毛来重庆这一趟其实收获甚丰。他跟蒋介石平等对话，外国使馆邀请他做客，视他为政治家。他也显出政治家的风度，说话颇多外交辞令。丘吉尔在重庆的特使是直来直往的独眼将军卡顿·维尔特（Carton de Wiart），一次席间他开门见山地对毛说，他“根本就不认为中共对打败日本起了多大作用”，中共军队“只能找找日本人的麻烦”。出乎他意料，毛不但没发怒，还开怀大笑。
一次，八路军杀死一个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国军官，把脸部戳得稀烂。美国在华军队总指挥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当面严厉谴责毛，毛客客气气地对答。魏德迈诈唬说美国计划运原子弹来中国，外加五十万军队，毛仍然不改冷静。毛的和解姿态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重庆和谈持续了四十五天，但整桩事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要中国属于自己，非打倒蒋介石不可。
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尽管他毫无履行任何协议的意思，十月十日，他仍批准国民党同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蒋做的样子骗住了美国人。毛还在重庆时，他们开始帮蒋运兵到东北，还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接收。
《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邀请毛当晚下榻他的寓所林园，第二天一早他们共进早餐，然后毛泽东飞返延安。一切都礼貌周全。毛刚一转背，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待续)
整风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对他的畏惧感。他的主要帮手康生在那段时间非常怕毛。康生也是地下党，他的背景复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党都不清不楚，他提的入党介绍人否认介绍过他。许多人给毛写信提出对康的怀疑，有人说他被捕叛变、出卖同志。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态度，季米特洛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电报对毛说康生“为敌人效劳”“很可疑”。这当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见。早在一九四○年，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领导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毛不但不在乎康暧昧的过去，相反地，他要的就是康有这样的过去。毛喜欢有把柄可抓的人。在毛手心里康生一辈子都提心吊胆，一九七五年临死前不久，还一再向毛表白他“没有叛变”。
康生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的肃反，参加了清洗别人，他是个心理变态的迫害狂。康爱观赏群众大会上人吓得发抖的场面，爱玩弄手中的牺牲品。斯大林有时把将赴刑场的人召到办公室作最后谈话，康生呢，故意让受害者以为没事了，就在那如释重负的一刻把他打入万丈深渊。康喜欢讲他家乡的一个地主如何用驴鸡巴做鞭子抽打长工。一个十五岁的女学生编了套谎话，讲她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为国民党刺探情报，康生带着她到处去讲，自己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又一遍。他还给毛提供淫书，跟毛交换猥亵的笑话。
康生后来成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个盟友刘少奇也领导过地下党，自己还被捕过几次。要是他不跟毛合作，毛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打成特务头子。刘一九四二年底刚回延安时曾对整人表示不满，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机。孙平观察到，刘迅速改变了观点，开始讨好康生，对毛亦步亦趋。后来刘鼓励他手下的人，像蒋南翔，给中央写信批评延安整风，不过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后。一九五○年，刘对苏联大使罗申（Nikolai Roshchin）说，延安整风的方式是“不正当的，使大批同志受害”。由于刘有才干，又听话，毛在整风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两个在未来的中国权倾一时的女人，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尝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两人都当过地下党，自然都有特务嫌疑。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林彪远在重庆，叶群被绑在马上拉去关押起来。但她很幸运，有个跟毛关系不一般的丈夫。林彪七月回延安，闯进审查他妻子的机关办公室，把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喝斥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机关赶紧放人，给叶群作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受审这一段时间虽短，给叶群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疤痕，是她铁石心肠的开端。文革中她也成为整人的人。
江青作为毛夫人当然没人敢指控她，但她寝食不安，怕有人说出什么话来。她还得跟别人一样写“思想检查”，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她想躲起来，称病请假。毛不是林彪，他不保护自己的老婆，反而命她搬进中央党校“接受党和群众的检查”。虽然时间不长，程度也远比别人轻，她已是终身惧怕毛了。不像贺子珍，江青从不敢对毛玩弄女人大发雷霆，更不用说离开毛。毛要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这种恐惧感导致二十多年后文革中许多人坐监死亡。
她学会了整人，对此还上了瘾，第一个牺牲品是女儿李讷十九岁的保姆。
李讷是毛跟江青唯一的女儿，生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一岁半时来了第三任保姆。保姆出身在山西一个穷苦人家，父亲常年在黄河上来回浮水给八路军驮运东西，一个严冬死在黄河里。保姆从小就给八路军做鞋，由于人老实勤恳被提拔到区政府工作，后来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选为延安首长的保姆。
做了体检，受了训练，她到了毛家。活路之一是给江青洗头。她说江青“脾气大着呢”，稍不合意就大发火，“吓得我不得了”。一天，她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面前，江青朝她厉声大叫：“牛奶里有毒，你是坏人，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毒药！你坦白！”
在枣园有一头特别为毛家养的乳牛，由专人喂养和挤奶。江青那天泻肚子，怀疑是牛奶有问题，审了厨师跟勤务员以后审保姆。当天晚上，保姆被押进枣园后沟的监狱，住在一孔挤满女犯的窑洞里。白天的工作是纺线，定额高得使她们一刻也不能闲。当局发现纺线是个绝妙的办法，被关押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便于管理，还创造了财富。晚上是审讯的时间，保姆受尽辱骂：“你为什么不坦白？坦白就完了，你这个造粪的机器！”夜里看守拿着灯笼，不时探头到各窑洞去看，提防自杀或逃跑。关了九个月，保姆被释放了，九个月里经历的恐惧伴随了她一辈子。
正是靠整风，毛泽东树立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在头脑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以前，大家可以既钦佩毛又说调侃他的话，既拥护他做领袖又对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满。学习毛的讲话时，不少人曾皱着眉头说：“还不是这一套！”“太粗浅，太容易了解。”好些人刚到延安时看不惯呼喊“毛主席万岁”，觉得“皇帝才喊万岁嘛，我们这是干什么？我感觉肉麻。”这一类言谈在运动以后都不复存在。
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一九四三年。这一年，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登着大字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年，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正上方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这一年，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像章，为后来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这一年，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首次出现在王稼祥的文章里。捉刀人其实是毛。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新结的蜜枣绿绿地挂在树上。毛到她家来了，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然后叫她丈夫写篇文章纪念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毛明确地说：“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王稼祥心领神会，废寝忘食地写了这篇文章，中心是：“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好后交给毛审阅，毛打电话答覆：“写得很好，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一个简单公式被反覆捶打进人们的脑子：只有跟着毛，才能无往而不胜。长征中最大的败仗土城之战，明明是毛指挥的，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毛反对的平型关之役成了“贯彻毛主席‘诱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千利”。
改写历史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九四三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者是早巳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中夏。一九三○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可是现在的新版里塞进去这么一句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离上届“六大”整整十七年。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以便滴水不漏地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覆筛选，毛还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了五年。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半数被打成特务，自杀的、精神失常的难计其数。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个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自中共诞生以来，他第一次公开地有了党的领袖头衔。二十四年的努力如今总算开花结果，如愿以偿，毛的激动可想而知。感情冲动时他容易顾影自怜，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坐冷板凳”，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 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官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着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点心，糕、糖、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歌，象征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千七百五十倍，火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J. 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米：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战争——我的意思是，延安到底是开端呀——
毛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传统——〔大笑〕，传统——〔大笑〕。”
27 苏联红军终于来了 1945～1946年 51～52岁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Yalta），斯大林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承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太平洋战争。这意味着苏联红军将大举进入中国，这是毛梦寐以求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清醒地指出：中共要上台“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二十二年后，这个预言即将变为现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唯恐斯大林不参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承认苏联占有外蒙古的“现状”，恢复沙俄在中国的特权，让苏联控制中东路、旅顺、大连。★这两位西方领袖没有意识到，同斯大林根本无须做交易，斯大林早就想挤进来。斯大林将以对日作战为借口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为毛泽东夺权创造条件。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的二月十八日，斯大林的这一意向由苏联《消息报》反映出来：莫斯科“在解决远东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共利益考虑在内”。
（★雅尔达协定说这些“赔偿”是日本欠苏联的，事实上肉是从中国身上剜的。邱吉尔说：“俄国人从中国拿赔偿只会对我们保持香港有利。”尽管这些条款事关中国领土，但中国政府却被蒙在鼓里。美国说由它来告诉蒋介石，可是答应斯大林，斯大林什么时候让它说它才说。这样一来，蒋介石一直到四个月后的六月十五日才从美国那儿得到协定的全文。）
毛兴奋已极。怎么感谢苏联人呢？他想起他们驻延安代表的性生活。二月二十六日，他对孙平说：“这里的漂亮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吗？不要不好意思嘛。”三月五日他又再次提起：“怎么，这儿动人的女孩子还是有的嘛？”“身体也健康。对不对？也许阿洛夫大夫想找一个？你呢？看上了谁了？”
当天孙平在日记里写道：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子出现了……她害羞地跟我打招呼，说她是来收拾房间的……
我搬了把板凳，放在屋外墙边唯一的一棵树下。她坐下来，紧张，也微微笑着。她和婉地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小心地等待着，两条腿交叉着，穿着布鞋的娇小玲珑的腿……
她真可爱极了！
她告诉我她是个大学生，刚参加共产党。她真年轻啊。
四月五日，苏联通知日本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一个月后德国投降。消息传来正开“七大”，毛用中共胜利在望的前景激励与会代表，对他们说苏联军队一定会来的。他语意深长地笑着，手掌砍在脖子上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毛反覆提到斯大林，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赞颂讴歌的浓度在他一生中空前绝后。他自问自答：“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毛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先生”。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午夜之后十分钟，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三天后，一百五十万苏蒙联军在四千六百公里的边境线上开进中国，从东北到察哈尔，比整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欧洲战线还长。毛泽东在四月就下令中共靠近外蒙的军队准备“配合苏军作战”。苏军一入境，他便昼夜工作，调兵遗将，把苏军席卷而过的土地接管过来。毛把办公室搬到枣园小礼堂，接见川流不息的各地应召前来的将领。一张乒乓球台成了他的办公桌，上面摆着笔墨纸砚，在那里他起草电报，一挥而就地写委任状。得空时抓起桌上的瓜果馅饼等当饭吃，吃得如风卷残云。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以前要跟蒋介石签个条约，取得蒋的认可。蒋介石不愿意签条约，因为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在旅顺、大连等问题上损害中国主权。但苏军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就进来了。一个星期以后，苏军已经入侵中国境内几百公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只好勉强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蒋不得不同意签，因为他怕没有条约约束，斯大林会毫无顾忌地把苏军占领的地盘交给中共，而条约规定苏联承认他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许诺把全部占领土地都交给他。
当然斯大林无意遵守诺言。为了帮助毛接管，他尽量拖长占领时间，说是三个月撤军，但拒绝把这一条写进条约里。苏军占领时期远远超过三个月，这期间斯大林用各种办法阻挠蒋介石接管。斯大林甚至想过把内蒙古从中国割走，苏联占领军成立了内蒙古临时政府，准备跟外蒙占合并。这个计划最终放弃了。
日本是八月十五日投降的。这一天中国人用鞭炮、狂欢、眼泪、祝酒和敲锣打鼓来庆贺。战火在中国烧了八年，有的地方达十四年，使千百万中国人死亡、伤残，制造的难民多达九千五百万，为世界之最。中国人渴望和平。
等待他们的，却是立即爆发的全面内战。日本投降后，苏军仍不停地向南推进，一连好几个星期，占领的中国北部领土超过苏联在东欧所占全部土地的总和。苏联伞兵空降到东北西面七百五十公里的包头，靠近陕甘宁边区。到八月底，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共占领了察哈尔、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它们的首府张家口和承德。毛考虑把他的大本营移到张家口，一队队驮着文件行李的骆驼起程远行。
对毛最重要的还是东北。那里蕴藏着中国最丰富的煤、铁、金矿，辽阔的森林资源，还有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重工业。不仅如此，东北三面跟苏联控制的地区接壤：西伯利亚、蒙古、北朝鲜（北韩）。毛在“七大”上说：有了东北，“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东北都没有军队，那里被日本人无情有效地占领了十四年。但是中共的游击队就在山海关附近，他们立马出关，跟苏军联系上后，苏军把日本军火库对他们开放。沈阳有日本最大的军火库，据当时的报告，中共接受了“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里”。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才有一百五十四门炮。
日本傀儡满洲国的二十万军队整个投降了苏联红军，苏军把他们交给中共整编。参军的还有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失业的原因是苏军把东北的工厂设备机器以“战利品”的名义大批拆运回苏联，拆运过程中甚至毁掉整个工厂。据专家估计，苏军运走的设备差不多价值八亿五千八百万美金，要重新安装得花二十亿美金。大拆运的结果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有的只好当兵。中共最初派进东北的部队有六万人，转瞬就增加到三十万。
蒋介石急于把东北抢到手。但他的精锐部队远在华南和缅甸，要把他们运到东北去得仰仗美国的军舰。美国人要他跟毛泽东和谈。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制定的：“无论如何把他们拉在一起。”美国驻华大使曾建议，要是蒋介石、毛泽东达成协议，就把他们一块儿请到白宫去。在美国压力下，蒋在八月十四到二十三日向毛发出三道邀请，请毛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不想去重庆，头两道邀请他都拒绝了。毛怕蒋介石谋害他。他对蒋说派周恩来去，但蒋坚持要毛亲自去。最后毛只好答应——不答应不行，斯大林给他发了三封电报叫他去。斯大林一面秘密帮毛抢占土地，一面要毛玩和谈游戏。如果坚持不去重庆，给人的印象就会是他不要和平，美国在内战中就会全力支持蒋介石。
斯大林强迫他去重庆，成了毛此后一生对斯大林最大的怨气，他在各种场合提了又提，把斯大林责备来责备去。
斯大林告诉毛他的性命不成问题，由美、苏两家担保。国民党元老、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告诉我们：“毛泽东到重庆来，是美国人保证他的，他是安全的。”毛也有身任要职的秘密中共党员保护他，例如重庆宪兵司令张镇。毛还是不放心，坚持要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专程飞来延安跟他同机去重庆，怕蒋介石把他在半空里干掉。
在这层层卫护下，毛终于在八月二十三日乘美国飞机飞往重庆，把刘少奇留在延安看家。飞机着陆后，毛紧紧地贴着赫尔利，一头钻进赫尔利的汽车，而不坐蒋介石派来接他的那一辆。
赴渝前夕，毛指示即将（乘美国飞机）离开延安飞返根据地的八路军将领“放手打”，“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在毛安排下，他在重庆时，八路军在山西省上党县打击国民党军队，大获全胜。毛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在重庆，毛吃了一场虚惊。九月二十二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几天后蒋介石本人也走了。毛一看这不就是暗杀他的前奏吗？马上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让毛住进去。苏联大使彼得罗夫（Apollon Petrov）不置可否，打电报去莫斯科请示，莫斯科没有回话，毛非常生气。
毛来重庆这一趟其实收获甚丰。他跟蒋介石平等对话，外国使馆邀请他做客，视他为政治家。他也显出政治家的风度，说话颇多外交辞令。丘吉尔在重庆的特使是直来直往的独眼将军卡顿·维尔特（Carton de Wiart），一次席间他开门见山地对毛说，他“根本就不认为中共对打败日本起了多大作用”，中共军队“只能找找日本人的麻烦”。出乎他意料，毛不但没发怒，还开怀大笑。
一次，八路军杀死一个叫约翰·伯奇（John Birch）的美国军官，把脸部戳得稀烂。美国在华军队总指挥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当面严厉谴责毛，毛客客气气地对答。魏德迈诈唬说美国计划运原子弹来中国，外加五十万军队，毛仍然不改冷静。毛的和解姿态赢得了宣传战的胜利。
重庆和谈持续了四十五天，但整桩事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要中国属于自己，非打倒蒋介石不可。
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尽管他毫无履行任何协议的意思，十月十日，他仍批准国民党同中共签订了《双十协定》。蒋做的样子骗住了美国人。毛还在重庆时，他们开始帮蒋运兵到东北，还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等待蒋介石的军队前来接收。
《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邀请毛当晚下榻他的寓所林园，第二天一早他们共进早餐，然后毛泽东飞返延安。一切都礼貌周全。毛刚一转背，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待续)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