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陕北的新生活 1937～1938年 43～44岁
蒋介石获得自由不久，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红军于它管辖之下。毛接受了这一转变，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中共向南京做出公开保证。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
经过谈判，中共最后得到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边区由南京政府资助，蒋同时发军费给养给四万六千红军。
斯大林只是在对蒋介石的让步满意之后才释放蒋经国。三月三日，苏共政治局作出决定，装腔作势地说：“不反对蒋介石的儿子返回中国。”四月十九日，做人质十一年多的经国终于回到中国，与父亲团聚。离苏前，斯大林亲自给他“做工作”，季米特洛夫也一再威胁他。经国当面表现得很顺从，归程中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说：“您所有的指示都将圆满完成。”到了海参岁，他被带去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处，在那里他最后一次对莫斯科表演忠诚：“我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送经国乘火车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的，是后来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几个星期前，康生刚把十四岁的岸英和十二岁的岸青从巴黎接到莫斯科。毛的儿子们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签证。因为苏联人不想发签证给护送他们的张学良使者，连带他们的也拖着没给。西安事变后，苏联宣布不给张学良使者签证，打发他回国。而毛的儿子在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他们给爸爸写信，给他寄照片。毛很少回信。
与毛对儿子的冷漠感情相反，蒋介石为了尽快让经国回来，不断让步。他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任命带经国去苏联的邵力子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以纠正一向反共的报界和公众舆论。这个对莫斯科作的姿态，为中共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邵力子做中宣部长期间，苏联得到广泛热情的宣传，中共也显得和善可亲。邵批准出了本《毛泽东自传》，把毛表现成一个人性十足的好人，坚决抗日的爱国者。扉页上毛题词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自传于十一月一日出版，风靡一时。就在这段时间，中共积极抗日的形象出世了，公众对中共的印象也变得好起来。
《毛泽东自传》大部分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头年夏天对毛的访问记，毛一生仅此一次对人系统地谈自己的生平。根据这些谈话和对其他中共领导的采访，斯诺写了本《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全球为中共重塑形象，把它血淋淋的过去从人们脑子里抹去。
斯诺的访毛并非偶然。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毛选中了斯诺，看中他是美国人，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周末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纽约先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写文章，也同情中共。斯诺七月来到红区，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国籍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药箱里藏着共产国际的绝密文件。马海德留下来做毛的医生。斯诺住了三个月。
毛著实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既有宝贵的讯息，也有大量的虚构，斯诺一概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他称毛和中共领导“直率、坦白、直来直去不要花样” ，相信“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毛掩盖了中共跟莫斯科的关系，声称他倒喜欢跟美国友好，斯诺照本宣科，使许多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他给那时尚在延安的妻子海伦（Helen Snow）信说：“别再给我寄更多的谁谁谁要改他们的话的要求来了……就这样，砍了这么多东西，书读起来快像海外奇谭了。”但斯诺对这个背景绝口不提，相反说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斯诺的中译本还添枝加叶，说他称赞毛“真诚、老实”。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组织翻译的，特别选了个灰色的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这是本客观中性的书。除了这本书跟《毛泽东自传》以外，斯诺的访问记还出了另一种单行本，也有个中性的题目：《毛泽东印象记》。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的复兴从这时开端。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功不在斯诺之下的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蒋介石在将近一年之后解除邵的职务时，毛与中共的名誉已经被大大漂白了。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进延安，在这里他将一住十年。搬家那天，延安宏伟的城门洞开，庄严而沉默地容纳了一眼望不到尾的红军队伍。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宁”，城却由充满军旅气息的城墙围着，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还有一座千年九层宝塔，塔下依山建着大小庙宇跟佛像，好似从天外飞来。清凉山下是黄沙沉沉的延河。唐代诗圣杜甫据说曾来此欣赏过名产牡丹。
延安不仅见识过繁荣的文化活动，还曾是工商业要地。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红军接管。红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红”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毛选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于城边凤凰村，进门迎面一堵气派的照壁。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过上了舒适的日子。
毛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他不喜欢睡炕，安了木板床。毛拥有好几所住房，虽然搬了几次家，住过的房子都保留着。一处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枣园，有高墙围着，严密的警卫守着，是一个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沿着山崖凹进去的地方，给毛修了一排窑洞，他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
跟他大多数住宅一样，毛在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无需走出房门，减少暴露的危险。大礼堂和毛的窑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但从这里却能把远近来人收入眼底。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毛要的是极端机密。
毛的助手师哲告诉我们：“我住在通往枣园后沟的那个口子上，我控制住，别人不能随便到那里去。”中共领导要见毛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们很少去”。只有陕北本地的领导人高岗有时来，“我就把他挡住，挡了好几次。我说不行，不管你高岗，还是什么人，不能去。”偶尔进去的人，“只能一个人进去。带一个警卫员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中央警卫团专人带首长一个人进去。”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当地人说。
近十年了，毛泽东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么稳定安宁过。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了些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对也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让毛泽东看上的，是美丽的二十六岁女演员吴莉莉。吴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时装和风度使这个偏远小城大为倾倒，甩来甩去的披肩秀发更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中共妇女只有臃肿的棉袄可穿，甚至不少人剃了光头以避虱子。不久，用贺子珍的话说，毛就跟吴小姐上了床（斯诺夫人海伦称吴小姐为毛贺婚姻中的“第三者”。）
跟吴小姐关系亲密的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位呐喊疾呼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共产国际传令“孤立她”，也尽管她觉得毛“阴阳怪气”，“身体女气恶心”，毛仍然看在她是美国作家的份上跟她拉关系，让她做采访。毛把她写的访问记寄给斯诺，请斯诺“大为宣传”。
其貌不扬的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交际舞的热潮。据史沫特莱说，毛最初“出于傲气不愿意学跳舞。他没有什么音乐感。”（后来跟他跳过舞的女人也说毛跳舞像“在场上走圈子”。）但毛很快就热中跳舞了，这有利于锻炼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于是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或在露天，或在从前的教堂里。延安像发疯一样迷上了跳舞。
像许多长征女红军一样，贺子珍起先拒绝跳舞。斯诺的观察是：“身体这样紧贴着，在这些老党员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其实，她们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献丑。不少人心里悄悄为这一乐趣强烈吸引，子珍后来爱上了跳舞，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六月的一个晚间，史沬特莱听到子珍叫骂：“龟儿子，你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看见子珍正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边不知所措。毛说他只是来跟吴小姐聊天的，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接着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高头大马的史沫特莱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着：“你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叫警卫员把子珍抱起来，子珍把他也绊倒，最后三个警卫员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发地跟在后边。
不久史沫特莱离去，吴小姐不仅离开延安，而且从整个关于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还跟作家丁玲调情。丁玲虽然长得圆墩墩地像个男孩子，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说说笑笑。有一次，毛问她：“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封文武百宫。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部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
毛的艳事终于使子珍忍无可忍了。他们结婚快十年，十年里，她容忍了毛对她的漠不关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让她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怀孕生产，反倒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她也气愤毛对孩子早殇或送人都无所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蝎子、耗子乱爬的窑洞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使她万分苦恼。反覆怀孕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又没有带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毛让她做出这些牺牲，自己却半公开地跟别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过的离开毛的念头，此时在她心里再次萌发。
中共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受伤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去苏联治疗。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苏联。她把一岁的女儿娇娇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时正值严冬。子珍一行马上被警告不要跟从前认识的人来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国人被捕。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寒冷世界里，子珍生下一个男孩，她给他取了个俄国名字叫柳瓦。六个月后，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绝，经常坐在埋葬这个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长凳上，久久地流着眼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时，她写信给毛，说她生了个男孩，长得就像他。毛没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没有反应。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文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Roman Karmen）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忽然，子珍听见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心里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彻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里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然后一句简单生硬的官话结束了他们十年的婚姻：“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这年，当同子珍一块来苏联的朋友回国时，延安特别发电报命令把子珍留在苏联。这样一来，子珍走时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依旧没有母亲，毛也不管她。娇娇在保育院里长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但没有人来接她。娇娇记得还有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娇娇不懂这个男孩在叫什么，她没有爸爸妈妈和家的概念。长大以后，她一次对朋友平静但又不无哀伤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四岁那年娇娇被送到母亲身边。重逢时，子珍紧紧搂着女儿，眼泪在微笑里像泉水在阳光下一样闪亮。娇娇非常快乐，对妈妈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和高跟皮鞋。娇娇在延安看见的阿姨们，穿的都是灰暗松垮的裤子，土气的布鞋。娇娇所不知的是，她的妈妈已经是身心交瘁。以后几年中，子珍精神逐渐崩溃，一腔怒气常常发泄在娇娇头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喊声。子珍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把她从屋子里拖走塞进汽车时，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吓得七岁的娇娇逃出去躲进树林里藏起来。娇娇长成一个内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还没有到苏联时，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演员。在延安，她能把共产党单调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来，皮带箍在苗条的腰上，军帽略歪着，露出半额光滑浓密的黑发。她的体态柔软依人，声音娇滴滴的，有时不免让人觉得做作。她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是个客栈老板，母亲是他的妾。母亲由女儿任性长大，让她放了缠过的脚。江青从小性格倔强暴烈，爸爸经常酗酒打妈妈，她就帮妈妈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脚，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这样的混战中，她失去了半颗门牙。她小时候的同学记得她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她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当然，她也还有左倾的一面，来延安前就已是共产党员。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泽东演讲时她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来看她主演的京剧，戏后他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在那里过了夜。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绯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尚且难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人公开写信〔给毛〕，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并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对党组织来说，江青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眼里这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张闻天综合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他摆婚宴两席，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让康生出面为江青担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马皮靴，骑的马是黑的，还爱抱着一条黑拘。那时延安不兴养宠物，康生大约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凭据表明江青确实在国民党监狱里干了那些事，但他顺着毛的意思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她“历史上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后来以她的劣行举世闻名。
19 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1937～1938年 43～44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
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进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进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后的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é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
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份，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千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待续)
蒋介石获得自由不久，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为中共规划好了下一步的蓝图：放弃武力推翻南京政府的政策，停止没收土地，停止阶级斗争，承认南京为合法政府，置红区和红军于它管辖之下。毛接受了这一转变，把它作为权宜之计。中共向南京做出公开保证。一个历史新时期开始了。
经过谈判，中共最后得到一块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两百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首府在延安。边区由南京政府资助，蒋同时发军费给养给四万六千红军。
斯大林只是在对蒋介石的让步满意之后才释放蒋经国。三月三日，苏共政治局作出决定，装腔作势地说：“不反对蒋介石的儿子返回中国。”四月十九日，做人质十一年多的经国终于回到中国，与父亲团聚。离苏前，斯大林亲自给他“做工作”，季米特洛夫也一再威胁他。经国当面表现得很顺从，归程中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说：“您所有的指示都将圆满完成。”到了海参岁，他被带去当地克格勃的办公处，在那里他最后一次对莫斯科表演忠诚：“我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送经国乘火车穿过漫长的西伯利亚的，是后来中共克格勃头子康生。几个星期前，康生刚把十四岁的岸英和十二岁的岸青从巴黎接到莫斯科。毛的儿子们在巴黎等了好几个月签证。因为苏联人不想发签证给护送他们的张学良使者，连带他们的也拖着没给。西安事变后，苏联宣布不给张学良使者签证，打发他回国。而毛的儿子在一九三七年初到达莫斯科。他们给爸爸写信，给他寄照片。毛很少回信。
与毛对儿子的冷漠感情相反，蒋介石为了尽快让经国回来，不断让步。他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任命带经国去苏联的邵力子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以纠正一向反共的报界和公众舆论。这个对莫斯科作的姿态，为中共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邵力子做中宣部长期间，苏联得到广泛热情的宣传，中共也显得和善可亲。邵批准出了本《毛泽东自传》，把毛表现成一个人性十足的好人，坚决抗日的爱国者。扉页上毛题词说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自传于十一月一日出版，风靡一时。就在这段时间，中共积极抗日的形象出世了，公众对中共的印象也变得好起来。
《毛泽东自传》大部分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头年夏天对毛的访问记，毛一生仅此一次对人系统地谈自己的生平。根据这些谈话和对其他中共领导的采访，斯诺写了本《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全球为中共重塑形象，把它血淋淋的过去从人们脑子里抹去。
斯诺的访毛并非偶然。是毛叫上海地下党找一个可以为他做宣传的外国记者，再找一个医生。毛选中了斯诺，看中他是美国人，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周末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纽约先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写文章，也同情中共。斯诺七月来到红区，同行的是黎巴嫩裔美国籍医生马海德（George Hatem），药箱里藏着共产国际的绝密文件。马海德留下来做毛的医生。斯诺住了三个月。
毛著实准备了一番，要求是“安全、保密、热闹，隆重”，政治局根据斯诺交来的问题单预备了答案。毛对斯诺讲的故事既有宝贵的讯息，也有大量的虚构，斯诺一概不加分析全盘接受。他称毛和中共领导“直率、坦白、直来直去不要花样” ，相信“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毛掩盖了中共跟莫斯科的关系，声称他倒喜欢跟美国友好，斯诺照本宣科，使许多人至今仍信以为真。
斯诺写的一切都经毛细细过目，改了又改。他给那时尚在延安的妻子海伦（Helen Snow）信说：“别再给我寄更多的谁谁谁要改他们的话的要求来了……就这样，砍了这么多东西，书读起来快像海外奇谭了。”但斯诺对这个背景绝口不提，相反说毛“绝没有审改任何我的东西”。斯诺的中译本还添枝加叶，说他称赞毛“真诚、老实”。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出版，影响了整个西方对毛和中共的看法。中文是中共组织翻译的，特别选了个灰色的书名《西行漫记》，使人觉得这是本客观中性的书。除了这本书跟《毛泽东自传》以外，斯诺的访问记还出了另一种单行本，也有个中性的题目：《毛泽东印象记》。
斯诺的书在中国激进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吸引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参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中共的复兴从这时开端。毛后来赞美斯诺，说他“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功不在斯诺之下的是中宣部长邵力子。蒋介石在将近一年之后解除邵的职务时，毛与中共的名誉已经被大大漂白了。
毛在一九三七年元旦那天搬进延安，在这里他将一住十年。搬家那天，延安宏伟的城门洞开，庄严而沉默地容纳了一眼望不到尾的红军队伍。古城名字的意思是“延伸安宁”，城却由充满军旅气息的城墙围着，沿山而上。俯瞰延安城的还有一座千年九层宝塔，塔下依山建着大小庙宇跟佛像，好似从天外飞来。清凉山下是黄沙沉沉的延河。唐代诗圣杜甫据说曾来此欣赏过名产牡丹。
延安不仅见识过繁荣的文化活动，还曾是工商业要地。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在此勘探石油时，修了好些住宅，如今正好由红军接管。红军还占用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房产，其中有一座大教堂，不少中共的重要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许多当地人，特别是有钱人，闻“红”而逃，留下了几百幢空屋。毛选中了一所大而美的房子，位于城边凤凰村，进门迎面一堵气派的照壁。长征以来，毛泽东第一次过上了舒适的日子。
毛喜欢舒适，住宅装有当地罕见的墙中地下暖气。他不喜欢睡炕，安了木板床。毛拥有好几所住房，虽然搬了几次家，住过的房子都保留着。一处在中共克格勃的大院枣园，有高墙围着，严密的警卫守着，是一个人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另一处更机密的住地在枣园后沟。重重叠叠的山峦深处，沿着山崖凹进去的地方，给毛修了一排窑洞，他可以坐汽车从加宽的小路一直开到门口。
跟他大多数住宅一样，毛在枣园后沟的房间有个后门，直通一条秘密地道，以备紧急时跑到山的另一边。毛也可以由秘密地道直接登上一座大礼堂的主席台，无需走出房门，减少暴露的危险。大礼堂和毛的窑洞都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但从这里却能把远近来人收入眼底。大礼堂由一个曾在意大利学建筑的人设计，看上去像个天主教堂。除了中共克格勃人员在这里开过几次会外，它从来没用过。毛要的是极端机密。
毛的助手师哲告诉我们：“我住在通往枣园后沟的那个口子上，我控制住，别人不能随便到那里去。”中共领导要见毛得“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们很少去”。只有陕北本地的领导人高岗有时来，“我就把他挡住，挡了好几次。我说不行，不管你高岗，还是什么人，不能去。”偶尔进去的人，“只能一个人进去。带一个警卫员可以，但也不能走到毛泽东住的地方。中央警卫团专人带首长一个人进去。”
最公开、离当地人最近的住宅是杨家岭，背靠布满杨树、梨树、柏树的山坡。一家邻居为他洗衣缝补。厨师是自己的，加工米和面也不用当地人的磨子，那是“毛主席从安全角度考虑”，当地人说。
近十年了，毛泽东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么稳定安宁过。共产党的新形象吸引来一批批城市青年，忽然间，他身边有了些时髦漂亮的女孩子。毛按捺不住了，他对也喜欢追逐女人的高岗说，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只能维持最多“四十天”。
最初让毛泽东看上的，是美丽的二十六岁女演员吴莉莉。吴一九三七年来到延安，立刻成了明星。她的雅致时装和风度使这个偏远小城大为倾倒，甩来甩去的披肩秀发更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中共妇女只有臃肿的棉袄可穿，甚至不少人剃了光头以避虱子。不久，用贺子珍的话说，毛就跟吴小姐上了床（斯诺夫人海伦称吴小姐为毛贺婚姻中的“第三者”。）
跟吴小姐关系亲密的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位呐喊疾呼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共产国际传令“孤立她”，也尽管她觉得毛“阴阳怪气”，“身体女气恶心”，毛仍然看在她是美国作家的份上跟她拉关系，让她做采访。毛把她写的访问记寄给斯诺，请斯诺“大为宣传”。
其貌不扬的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交际舞的热潮。据史沫特莱说，毛最初“出于傲气不愿意学跳舞。他没有什么音乐感。”（后来跟他跳过舞的女人也说毛跳舞像“在场上走圈子”。）但毛很快就热中跳舞了，这有利于锻炼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于是每个星期都组织舞会，或在露天，或在从前的教堂里。延安像发疯一样迷上了跳舞。
像许多长征女红军一样，贺子珍起先拒绝跳舞。斯诺的观察是：“身体这样紧贴着，在这些老党员看来简直是不知羞耻。”其实，她们是怕自己在那些城市姑娘面前献丑。不少人心里悄悄为这一乐趣强烈吸引，子珍后来爱上了跳舞，是个优美的舞伴。
但是对毛搞女人，子珍难以容忍。六月的一个晚间，史沬特莱听到子珍叫骂：“龟儿子，你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史沫特莱跑去隔壁，看见子珍正用手电筒朝毛头上乱打，毛的警卫员在旁边不知所措。毛说他只是来跟吴小姐聊天的，子珍当然不信，转身冲向吴，抓脸扯头发，毛站在一边。子珍接着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你招来的，滚出去！”高头大马的史沫特莱朝她打去，把子珍打倒在地。子珍朝毛叫着：“你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你就看着帝国主义婊子打我？”毛叫警卫员把子珍抱起来，子珍把他也绊倒，最后三个警卫员把她硬抬走了，毛一言不发地跟在后边。
不久史沫特莱离去，吴小姐不仅离开延安，而且从整个关于毛的中共著述中消失。
毛还跟作家丁玲调情。丁玲虽然长得圆墩墩地像个男孩子，谈不上什么姿色，但她有才气，有性格。毛写了首赞美她的词，有这样两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她常去看毛，跟他说说笑笑。有一次，毛问她：“丁玲，你看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毛接着要她报名单，由他封文武百宫。丁玲后来回忆道：“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部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 ”
毛的艳事终于使子珍忍无可忍了。他们结婚快十年，十年里，她容忍了毛对她的漠不关心。使她尤其痛苦的是，毛不但不心疼她，让她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怀孕生产，反倒开玩笑说她生孩子像母鸡下蛋一样容易。她也气愤毛对孩子早殇或送人都无所谓。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女儿娇娇，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出生，生在蝎子、耗子乱爬的窑洞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这使她万分苦恼。反覆怀孕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却又没有带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毛让她做出这些牺牲，自己却半公开地跟别的女人胡搞。子珍曾有过的离开毛的念头，此时在她心里再次萌发。
中共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受伤的高级干部有机会去苏联治疗。子珍以取出体内弹片为名，一九三七年十月初前往苏联。她把一岁的女儿娇娇留在延安。
到莫斯科时正值严冬。子珍一行马上被警告不要跟从前认识的人来往，莫斯科正在大清洗的浪潮中，一批批中国人被捕。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的寒冷世界里，子珍生下一个男孩，她给他取了个俄国名字叫柳瓦。六个月后，孩子得肺炎死了。子珍悲痛欲绝，经常坐在埋葬这个小生命的土丘前的长凳上，久久地流着眼泪，低低地喊着他的名字。
孩子出世时，她写信给毛，说她生了个男孩，长得就像他。毛没有回信。孩子死了，毛也没有反应。一九三九年夏天，他们分离快两年了，一天，子珍跟不会说俄文的同伴一起听每周例行的读报。有篇文章是苏联电影导演卡门（Roman Karmen）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忽然，子珍听见读报员读到毛和“他的夫人”踏着月光在窑洞外送行。“毛的夫人”，这短短几个字，宛如一声霹雳，使子珍心里翻江倒海。随后几天，同室人发现她整夜翻来覆去，她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彻夜不寐。不久，她收到毛的一封短信，信里是几句大道理：“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然后一句简单生硬的官话结束了他们十年的婚姻：“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毛已经再婚，不希望子珍回国。这年，当同子珍一块来苏联的朋友回国时，延安特别发电报命令把子珍留在苏联。这样一来，子珍走时留在延安的女儿娇娇依旧没有母亲，毛也不管她。娇娇在保育院里长大，其他孩子傍晚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但没有人来接她。娇娇记得还有个小男孩也没有人接，每次都大哭：“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娇娇不懂这个男孩在叫什么，她没有爸爸妈妈和家的概念。长大以后，她一次对朋友平静但又不无哀伤地说：“那时，我是个不是孤儿的‘孤儿’！”
四岁那年娇娇被送到母亲身边。重逢时，子珍紧紧搂着女儿，眼泪在微笑里像泉水在阳光下一样闪亮。娇娇非常快乐，对妈妈的打扮她也感到新奇：子珍烫着一头卷发，穿着裙子和高跟皮鞋。娇娇在延安看见的阿姨们，穿的都是灰暗松垮的裤子，土气的布鞋。娇娇所不知的是，她的妈妈已经是身心交瘁。以后几年中，子珍精神逐渐崩溃，一腔怒气常常发泄在娇娇头上，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听见娇娇挨打的哭喊声。子珍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把她从屋子里拖走塞进汽车时，子珍撕心裂肺地嚎叫，吓得七岁的娇娇逃出去躲进树林里藏起来。娇娇长成一个内向沉默的姑娘。
一九三七年夏天，子珍还没有到苏联时，毛就跟江青搞上了。江青是从上海来的年轻女演员。在延安，她能把共产党单调灰暗的制服也穿出味道来，皮带箍在苗条的腰上，军帽略歪着，露出半额光滑浓密的黑发。她的体态柔软依人，声音娇滴滴的，有时不免让人觉得做作。她浑身上下都是女人味。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父亲是个客栈老板，母亲是他的妾。母亲由女儿任性长大，让她放了缠过的脚。江青从小性格倔强暴烈，爸爸经常酗酒打妈妈，她就帮妈妈去死命拉住爸爸的手脚，或者咬他的胳膊。就在一次这样的混战中，她失去了半颗门牙。她小时候的同学记得她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她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当然，她也还有左倾的一面，来延安前就已是共产党员。
江青很懂得吸引男人的注意。毛泽东演讲时她坐在前排，眼睛睁得大大的，问些天真可爱的问题。一天，堪称戏迷的毛来看她主演的京剧，戏后他到后台把一件大衣披在她肩上。第二天她去还大衣，就在那里过了夜。
他们出双入对在人前露面了，闹得延安满城风雨。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绯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尚且难以容忍江青，清教徒式的延安就更是不知所措了。人们同情子珍。刘少奇那时的妻子谢飞，曾跟子珍一道长征，回忆说：“我们马列学院的学生全都不满意，气得跺脚，这么个女人！有的人公开写信〔给毛〕，有的人秘密写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写了三封。”“大意是这样的：毛主席，我们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结婚。贺子珍身体又不好，你们又生过五、六个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这个人在这里影响并不好，男女都骂她是妖精。”
对党组织来说，江青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她进过国民党的监狱，写了“认罪书”出狱。在共产党眼里这算叛党。人们还说她在监狱里为特务唱戏助酒，有的说她跟特务睡觉。上海等地区的地下党给延安发电报，正式提出“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张闻天综合意见给毛写了封信，说跟江青结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接到信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他摆婚宴两席，张闻天不在宾客之列。
毛让康生出面为江青担保。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得力助手，中共克格勃头子。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康生以他的一身黑装，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黑帽子、黑马皮靴，骑的马是黑的，还爱抱着一条黑拘。那时延安不兴养宠物，康生大约是唯一的例外。康生有凭据表明江青确实在国民党监狱里干了那些事，但他顺着毛的意思给了江一个“组织结论”，说她“历史上清白，政治无问题”。其实，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对周恩来讲，他早就知道江青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毫不在乎，他要她，这就够了。
毛的第四任夫人江青后来以她的劣行举世闻名。
19 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1937～1938年 43～44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实行蚕食政策的日本在这时也没有计划把战火引向华北以外的中国内地。
可是，几个星期的工夫，中日全面战争就在一千公里以南的上海打响了。这既不是蒋介石的意思，也不是日本人的意思。这时在上海的驻兵情况是：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中方只驻有“保安队”，日本约有三千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八月中的计划仍是“陆军仅派至华北”，“勿须陆军出兵上海”。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驻华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事后写道：“当时记者报导时都说是日本人进攻上海，事实完全相反。日本人不想、也没有估计到，在长江下游会有敌对行动。……对在上海打仗，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准备，迟至八月十三日，他们在这里的部队还如此之小，十八、九日的时候差点被扫进江里去了。”阿本德看出来，“有那么一个精明的计划要打乱日本把战火局限在华北的企图”。他说对了，是有这么一个“精明的计划”，但他没猜到这是谁的计划，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其实是斯大林的。
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在上海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把日本拖进广大的中国腹地，离苏联远远的。
这个代理人就是张治中将军。他成为红色代理人要追溯到一九二五年，他在苏联援建的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三十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远离华北的上海主动发起大战：“先发制敌”，“先下手为强”。蒋介石没有答应。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蒋不想“破坏上海”。而且上海旁边就是首都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放弃。当时蒋已经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七月底，日本占领平津后，张治中又打电报要求“首先发动”，列举了四种日本调兵来上海的征候，作为“首先发动”的前提。蒋介石的答覆是：在有这些征候的情况下，可以先发制人，但什么时候发动，“时机应待命令。”
八月九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的表现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十二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十三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要张“再研讨”攻击计划，“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张十四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
十五日，他越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
但蒋介石实在是不愿意打，十八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十九日继续进攻。二十二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蒋介石被拉进来后，下定决心大打。全国一百八十个师中最精锐的七十三个被投进战场，四十多万人几乎打光。这场战役重创了蒋最看重的年轻的空军，摧毁了大部分的主力舰只。蒋介石从三十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现代武装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伤亡也有大约四万人。
一旦中日全面开战，斯大林立刻大规模援蒋，以保证蒋能打下去。苏联跟南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向中国提供武器。中国当时只能制造步枪一类的轻武器。莫斯科给蒋两亿五千万美金的贷款买苏联军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来架飞机。还派了一支飞行队，★数百名军事顾问，领队的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的崔可夫将军（Vasili Chuikov）。在往后的四年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军火来源。（★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九年底，两千多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执行战斗任务，击毁一千来架日本飞机，甚至轰炸了日本占领的台湾。）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é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
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
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份，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一九四九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
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
持续八年、夺去两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此一，结束时是三比一。
全面战争打响之后，斯大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认真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借口不抗日。
在西北的四万六千红军编成“八路军”三个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华中的一万余长征时留下的人，编成“新四军”由项英领导。八月下旬，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向几百公里外的山西前线挺进。将士们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
但毛泽东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他多次感谢日本人“帮了我们一把”。
毛并没有幻想反共的日本在打垮蒋介石后会放过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对付强大的日本，他寄希望的是第四者：苏联。一九三六年毛曾对斯诺说，苏联“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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