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二十一之2）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賊”。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 “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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