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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