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

赵启强——光荣的荆棘路(四)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四)
  十六

  即使军事干预的危险迫在眉睫,捷共仍然拒绝用旧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来实现政治领导……

  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攻击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苏共中央机关报《其理报》展开了宣传政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蔓延;勃列日涅夫和几个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性;华约部队7月初,在捷境内和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4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5国首脑的邀请信。

  总理切尔尼克提议,在目前的局势下,党的中央主席团不应该参加共和国领土以外的任何会议。

  除了保守派比拉克和科尔德,主席团一致决定,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

  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

  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5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

  这封最后通谍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引起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直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到此刻,矛盾的焦点已经很清楚了:当成千上万的捷克人民参与国家大事、参与改革而打破了封闭式的官僚政治的秩序时,应该如何评价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是将其当成民主力量、民主政治的体现而加以珍惜、引导,还是当成反革命动乱而加以讨伐?

  这个矛盾当然不是出自认识上的差距,它深刻地体现了两个彼此对立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各自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所具有的完全相反的原则。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

  会议坚定地表示,捷共将继续贯彻自己的方针路线,并表示捷共并不认为国内存在着来信中所说的“反革命危险”。

  7月18日,杜布切克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反驳了华沙条约五国来信。他以沉着和自信的语气向人民宣告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内容,并告诉人民,复信将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

  如果没有整个民族的充分信赖和支持,杜布切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是很难有如此的沉着和决断的。

  7月19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107名中央委员中的87名出席了全会。全体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中央主席团的复信,并对杜布切克和中央主席团的不妥协立场表示了支持。

  在这次全会上,甚至连反对改革的亲莫斯科分子比拉克、英德拉也与其他委员一样投了支持票;或许,反对派只是慑服于此时在全国爆发出来的民主和民族的威力,而不敢将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这封语气温和而态度却十分坚定的复信断然拒绝了关于“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和“捷共的政治作用在反动的、反革命势力的压力下趋于衰退”的指责。

  捷共中央在复信中自豪地宣称: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当捷共和捷克人民用克制和妥协并没有换得对方对捷克内部的改革事业的谅解和尊重后,捷克人民恢复了他们的热情和决心;捷共拿出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从复信中摘出的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捷共对于民主政治有了更加直截了当地呼唤,对改革有了比4月《行动纲领》更高的目标;它甚至比某些来自下层的要求民主权力的宣言、声明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

  失去了民主自由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是正常的,一个在野的政治家或政党高举民主的大旗也不足为奇;而一个仍然执掌着政权的政党,一个正行使着统治权力的官方,能在它的官方文件中如此热诚地呼唤民主,的确是令人激动和尊敬的。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权力,必须将自己的统治权力置于民主力量的监督、制约之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她的“布拉格之春”给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一个伟大的文件,给社会主义改革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以后几个月的深重危机中,捷共能得到整个民族的巨大支持,其答案就在这里了。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的目标越明确,民主政治显示出来的力量越强大,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便更加强硬。

  对于以官僚、警察、军队统治着本国、也控制着东欧的霸权来说,这同样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必须扼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事业。这是决心已定的事。它的时机已不多了,它的手段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也只剩下谈判桌上的威胁了。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

  捷共非常理智而正确地拒绝了这次邀请。

  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谁也不相信参加了这样谈判判后,还能带着个人和民族的尊严返回祖国。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相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傅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这时,这个只有一个火车小站和2000人口的小镇突然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数百名新闻记者跟踪而来,他们预感到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较量就要开始了。

  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它留下的只是一些戏剧性场面。

  十七

  一次就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架一样的会议,就能将专制和民主调和起来吗?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

  这捆剪报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摘录,也不是苏共或捷共的重要文件。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其中当然有刊登了《2000字直言》的报纸。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

  苏联代表逐个发言,指责捷共领导容忍“背叛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势力泛滥。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发言。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唯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显然是真正动了感情。他以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忿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他们是帝国主义爪牙,至少也是在干着帝国主义所希望的事!”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休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

  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当然,捷方拒绝接受如此具体的国际援助。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又是以勃列日涅夫拿出一张报纸指责捷共领导开始的。

  这是一份刚刚出版的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

  昨天的会议,苏方批评过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在250名非撤换不可的名单中,就有这个编辑部里的编辑。

  捷方的代表紧张起来,以为这家报纸的社论或重要文章出了问题,说不定又发表了类似《2000字宣言》的文章。

  这几天,国内舆论的焦点都在切尔纳会谈上,人民在报刊上以各咱种方式表示对改革和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以加强捷共的谈判地位。对此,政治家们深受感动;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谨慎,别让对方抓住把柄才是。

  然而事情完全不是捷方所担心的那样。勃列日涅夫愤怒的不是社论、不是重要文章、甚至不是它的报道,而是最末一版下角的一则小小的广告。

  那是某个基层单位的捷共党支部征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它要求的条件只是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勃列旧涅大义愤填膺地斥责:“这就是证明捷克整个局势危险的典型事物。从没有被共产党的适当方法进行训练过的普普通通的人中间选用干部,要是搞这种事情,请问,共产主义会搞成哈样子?”勃列日涅夫是正确的,支部书记尽管比总书记小得多,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的象征。怎么能将共产党掌握的权力随便交给一个仅仅是有学历的人呢?

  捷方不同意勃列日涅夫的指责,他们用了整整两个小时进行争辩。

  捷克共产党人也是对的,如果共产党内是民主的,那么书记仅仅是按党的章程和党员意志工作的办事员而不是掌权者;如果权力在全体党员手里,当然可以象征聘一名会计、一位律师那样去聘用一名能干的党务工作者。

  会谈中所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么琐碎和微小,但其反映出来的矛盾却是那么巨大、深刻和难以调和。

  捷克人一点儿也不退让,这使苏方的谈判人员既愤怒又诧异,在他们与东欧的外交往来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针锋相对的先例。

  他们开始对捷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肝火最旺,他攻击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甚至指责捷克人把传单散发到苏联境内,对苏联搞民族分裂。

  他的态度完全不象一个大国的领袖人物,倒象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于是捷方全体代表起来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

  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然而矛盾无法调和,勃列日涅夫无法稍微长久一点压制他的怒火。他又发脾气了:他象老百姓骂架那样,骂捷克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又象老百姓在生活中吵完架一样,骂完后,他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谈室。

  这一次是杜布切克去看望他。杜布切克离开了勃列日涅夫走后依然吵闹着的会谈室,徒步向苏联的专车走去,并在他的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地注视下,独自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卧车。

  这真是一次吵声不断、怒气不息的会谈。原订的宴会和记者招待会都取消了,这就更加深了会谈的神秘性。

  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因为这次会谈而引起的紧张心理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十八

  人民愿意用民族的脊梁去分担领袖们的重负;领袖们却宁愿自己默默地承受到底。因为这是一副整个民族也难以承担的历史重担。

  在切尔纳会谈之前,捷克人民就被危机感和责任感折磨得焦虑不安了。他们深知捷克民族正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他们要求领导人拿出最大的勇气去参加会谈;同时也准备用整个民族脊梁去承受历史的重负。

  1968年7月下旬,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最险恶的危机时刻,也是这个民族显示她的智慧和成熟的伟大时刻。

  7月26日,在切尔纳会谈的前3天,《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

  呼吁书指名道性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历史上很少有人能用一篇短文将一个民族的意志、忧虑表达得如此准确;也很少有哪一篇短文能获得如此重多人民的响应。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人民与领袖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样业绩的政治家并没有几位。

  一个县的代表团曾经带着一本厚厚的签名簿专程赶到切尔纳小镇,要求会见杜布切克。他们带来了全县公民对作家柯霍特呼吁书的签名。

  签名的有二万零几十人。他们说,这是全县的公民包括重病住院的病人都签了名,一个也不少。

  斯姆尔科夫斯基代表杜布切克接见了这个县的代表团,也代表捷共接受了人民在呼吁书中提出的4项原则:社会主义、同盟、主权和自由。

  斯姆尔科夫斯基称这4项原则是“人民的纲领”。

  领袖们没有无视人民的纲领和委托,他们带着整个民族的嘱托艰难地在切尔纳进行斗争。

  然而历史却未能满足捷克人民的愿望。

  经过了4天的艰苦会谈,当精疲力竭的领袖们返回布拉格时,己经是夜晚了。

  领袖们没有给人民带回希望,却又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他们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然而布拉格人不能入睡,领导人疲惫不堪的神情加深了他们不祥的预感。

  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

  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于是群众还有许多拥到他身过的记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

  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临近那个险恶的事实时,他难于说下去了,只好停下来。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斯姆尔科夫斯基懂得这种沉默后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他必须抑制这股力量,必须克制自己的热情,必须把苏联人在会谈中的压力隐藏起来。他懂得反苏情绪如果再有几分增长,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

  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

  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这一次,他没有说服人。他的话缺少热情。一颗正直的灵魂是很难将热情给予谎言的,而没有热情便难以打动人心、取信于人。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

  斯姆尔科夫斯基已经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于是上万人的声音象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人民要知道有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知道捷克的改革是不是面临着匈牙利人12年前经历过的灾难?是呵,只有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没说真话,也不能说真话。

  现时,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定懂得什么叫历史重担;此时,他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就正是这样的时刻。

  捷共的改革家必须将这一历史重负承担到底…… 




被霸权扼杀的春天——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五)
  十九

  克里姆林宫有实力闯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却无法超越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因为它无法扼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声音。

  既然改革派领袖承受了这副历史重担,他们就得走向结局。

  进人8月,结局已经明朗了:要么停下改革,恢复旧的统治,要么走向悲壮的失败。

  既然两种结局都只能是以改革派的失败告终。他们当然宁愿选择后者,这样至少能将“布拉格之春”的精神完整和圆满地保存下来。

  8月初,刚刚结束了切尔纳会谈的捷共领导又赴布拉迪斯拉发参加华沙条约6国首脑会议。

  此时,双方都对靠会谈解决问题不抱希望了。捷共只是为了把走向结局的过程尽量拉长,同时将他们所应该做的都尽力为之;另一方却是为不可避免的武力解决争取准备的时间。因北,会谈反而顺利了,只用了一天时间便签定一份冗长而空洞的协议。

  在隆重的签字仪式上,6国首脑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和杜布切克都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同时还为6国的友谊互相拥抱、亲吻。

  大家都是轻松的,因为谁也没有把对方的保证当真。

  捷克人民也理解这个协议的意义。他们说:“在1938年,我们亲身体会过那种写在纸上、说在嘴上的‘友谊’究竟有多大价值。”几百万国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各种微小的动作。每天晚上都有大量的群众聚集在普日科德街一个小公园里,那是布拉格人的政治讲坛,是人民的街头议会。群众在那里发表即兴演说,辩论问题。他们最关心和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那个强大的对手到底有没有勇气跨过道义和世界舆论的防线,来扼杀他们的春天。

  历史磨炼了这个民族的预感能力。人民的预感是正确的。

  莫斯科有力量跨过捷克的边境,它有不容怀疑的军事优势;但对跨过道义和国际准则的防线,它不是没有过犹豫。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敢在最后时刻采取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除了赫鲁晓夫12年前在匈牙利的成功引诱着他之外,尚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摸准了西方心理上的弱点。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发动一场入侵,因而没有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勃列日列夫有过预防和警告。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从捷克保守派那里得到了保证:他们可以在苏联出兵的同时成立一个新政府,并立即发出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

  凭借这两个条件,苏联以为可以把12年前在匈牙利演过的戏搬到东欧的任何地区上演,而决不担心失败。

  当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的强大生命,当勃列日涅夫的耐心终于失去之后,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苏联对西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尖端的雷达系统掩盖下,8月20日深夜的军事行动居然瞒过了毫无精神准备的北约组织。

  西方国家得到的第一批消息是入侵两小时候后从布拉格电台播出的报道中得到的。

  军事行动成功了,然而在政治上,克里姆林宫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勃列日涅夫有赫鲁晓夫用过的剧本和导演手法,却未能在布拉格找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类优秀演员能向他发出出兵邀请的捷克政治家。

  这出戏的第一幕就失败了。

  发动军事入侵之前,莫斯科也曾对政治入侵做了周密的规划。然而,这些计划都失败了。

  民主政治在与官僚政治的交锋中,显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势。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会议。中央书记卡什帕尔作了一个非常长的报告,主要是对两次会谈以后的国内形势进行批评,说捷共中央有人违背了会谈协议精神。

  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这场戏演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

  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离开会场去接电话。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5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然而以后的事态发展却没有如保守派事先预料的那样,主席团会在惊慌和绝望中通过撤销杜布切克领导职务、成立新政府的提议;或是干脆在惊慌和军事威胁下到大使馆避难。因为这一个判断,保守派已派保安人员把守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南斯拉夫驻捷克大使馆。

  事态一开始就违背了莫斯科的意愿。杜布切克在一阵忿怒之后,立即镇静下来,并以他的惊人的沉着使整个会场安定下来。

  中央主席团作出这样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5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

  另一方面,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

  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军事征服完成了,政治较量开始了。

  在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的是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和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在这场斗争中,经过了民主洗礼的弱小民族在强权面前所显示的气节和精神力量,足以与数十万军队抗衡。

  21日凌晨,入侵士兵在布拉格和其它城市都遇到了群众自发的抵抗。

  这使入侵士兵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曾被告之,到捷克斯洛代克去,是要将捷克人民“从反革命手中拯救出来”,他们会受到人民的欢呼。

  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爬上坦克,把汽油倒在破布上点燃后,塞过坦克的排气管。几十辆T-55、T-56在大街上熊熊燃烧,发生爆炸。有的坦克被画上希特勒的符号。

  21日清晨,有几十人在这种自发的抵抗中被击毙,几百人负伤。

  天亮后,人民含着眼泪服从了政府关于不进行毫无希望的武装抵抗的命令。

  但捷克人采取了另外的反抗方式,青年人高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挥着死难者的血衣上街游行。他们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以及“俄国人滚回去!”布拉格人用国旗国徽的图象装饰街道和橱窗,还利用街头宣传手段把布拉格变成了反苏漫画和标语的大海洋。以至占领军竟下了一道不准在墙上张贴标语漫画和不准举行公共会议的禁令。

  布拉格人还发动了一场“街道无名化”的运动,他们将所有的街道牌和门牌号都拆掉或涂上油漆,把路标去掉或掉转方向,许多地方被改成了“杜布切克大街”、“杜布切克广场”。布拉格成了地理上的无名区,占领军的后勤计划搞得一团糟。

  尽管这些有限的反抗并不能遏制最后的悲剧结局,却使这个弱小的民族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尊严。

  自发反抗的形式是多样的,更有效的攻势是布拉格电台发起的。它表明新闻工具若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将会释放出多么巨大的、令人战栗的威力。

  我们从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1968年8月21日所作的广播记录中看到了这种威力。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还坚持用电话和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颌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进25分,播音员反复说:“几百名群众正以自己的身体阻止坦克前进。”这时,收音机里能听到枪声和飞机在电台上空低飞过的轰鸣声。播音员一会儿是向保卫电台的群众讲话,一会儿又是向全世界宣告捷克民族正经历着的灾难;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话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活!”听到这里,做记录的美国记者和他的捷克女助手热泪漱漱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

  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

  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两天以后,电视台也从秘密地点播出了。他们将几乎所有阶层都有的抗议声明陆续广播出去。

  许多转入地下的报纸,如《红色权利报》、《自由言论报》都在工作人员的自发组织下出版了。发送工作由自愿前来的士兵、学生担任。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窒息她的声音。这样,当8月21日凌晨,设在东德的华约司令部电台向“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们”播出,说“你们的阶级兄弟来支持你们了!”说“我们不是来干预你们的内部事务,而是来帮助你们打倒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时,就显得既滑稽可笑又厚额无耻了。

  捷克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这是一个难以征用的民族。面对着强大的暴力,她的人民敢于抗议,敢于反抗;而她的政治家们却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更加有效的抵抗。仅用一天时间,就秘密地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政治史上的一次奇迹。

  二十

  军事上的胜利带给勃列日涅夫的是惨重的政治失败。捷共十四大的召开向他表明,他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不能坐在刺刀尖上。

  8月21日,也就是在完成了全面占领的当天下午,被克里姆林宫选中的50人在布拉格饭店开会。这里面大多是捷共中央委员,然而,就是将不是中央委员的其他人都算上,这50人也只能占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三分之一,不够法定数字。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也没有实现会议目标:产生一个新领导班子领导的工农革命政府,告诉心怀怀疑的全国人民,外国军队是哪位领导人请来的。

  没有一个人敢承担邀请外国军队的责任,也没有谁敢站出来充当一个傀儡政府的首脑。最后,只好组成了一个由比拉克、英德拉和科尔德3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

  会后,发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声明:既要以《行动纲领》为今后的政策基础,又要求人民保持秩序、与占领军合作。

  可是当把3人领导小组的决议送到斯沃博达总统那里去批准时,这位身着军装的老将军坚决拒绝参与任何组织新领导班子的事,他向苏联大使宣布: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合法政府的总理,要实行局势“正常化”,必须首先释放被囚禁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

  胜利者陷入了困境,那是被邱吉尔形象化了的困境:“你可以用刺刀干任何事,就是你不能坐在刺刀上面。”

  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是没有占领者12年前在匈牙利找到过的那种人,只是在“布拉格之春”唤醒的民主力量面前,这种人胆怯了,失去了行动的勇气。

  与此同时,在政坛的另一侧,一些优秀的政治家在人民的支持下,迅速地恢复了实际上巳经瘫痪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支以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名义人侵的军队,将一个共产党的首脑逮捕了,并实际上摧垮了这个党;而一些被安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罪名的政治家,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恢复这个共产党的组织,使它能在非常时期恢复自己的威信和对全国人民的领导。

  1968年8月22日11时18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切卡德工厂礼堂召开。

  开始有900多位代表到会,到晚上休会时,夏天选出的“十四大”1543名代表中,已有1192名出席了大会。代表资格是合法的;到会人数也够作出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是由秘密电台在头一天的广播中通知的。大会能在占领军的鼻子下召开,是因为对方不相信“十四大”会在电台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以为这仅仅是声东击西的计谋。

  21日晚至22日凌晨,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十四大”代表乔装打扮,带着以惊人速度制造的假证件来到布拉格。

  早晨,上早班的时候,切卡德工厂门口,几辆救护车送进出出,把化装成病人、医生、护土、司机的党的领导人拉进厂,另一些代表则化装成赶早班的工人。

  会议期间,切卡德厂的工人民兵带着子弹上了膛的冲锋枪、步枪和一门反坦克炮守卫着工厂大门,保卫着党代会。

  这次秘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114人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27人的中央主席团。

  大会重申了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和支持,并将他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龙、克里格尔再次选入中央主席团。

  新当选的中央主席团委员有奥·希克教授,作协主席爱·戈尔德斯图克以及地下电台负责人赫兹拉尔。

  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个知名的保守派。

  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抗议了5国军队对捷克主权的侵犯,并庄严宜告:“没有任何一个有资格的党或法定的当局曾要求过这种干涉……在此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严重警告:“立即释放被扣押的领导人。”“外国军队撤离我国。”

  “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决不会接受一个军事占领当局,也不能容忍一个靠占领军势力扶植起来的伪政权。”告同胞书还向占领军发出了非常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在24小时以内不与我国自由的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开始谈判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如果不让杜布切克同志及时就此问题向全国讲话,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劳动人民在8月23日中午12时举行一小时抗议罢工。”捷共“十四大”给人类文明、进步留下了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这份告全国同胞书多少恢复了我们对历史进步的信心,暴力并没有让苏联得到它在1956年所征服到的东西!

  8月21日是克里姆林宫取得一次不小的军事胜利的日子,但正是从那一刻起,勃列日涅夫一定痛苦地发现,这胜胜利给他带来的灾难并不比给捷克民族带来的少;他一定悲哀地感到自己是历史上最不走运的政治家。在政治史上,难道有过如此惨重的失败吗?没有!

  如果要追究政治责任,没有一个政治家在有了这样的失误之后,还可以从事政治!幸亏,勃列日涅夫是在一个无需承担责任的政权里行使权力的。

  捷关十四大是共产党组织效率、政治斗争的典范。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给杜布切克的致敬信:

  杜布切克同志:今天在这里开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们的青年人手执鲜血染红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反复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充分证明你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我国主权的象征。我们对非法囚禁你和其他几位同志表示抗议。

  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

  一个党代会向它的领导人致敬并不少见,几乎每一次党代会都会以口头或文字向新领导人表示热爱、忠诚和感谢。然而我们难以判断,在这类致敬中,多少是对领袖的诚挚的爱,多少是对权倾一时的主宰的畏惧和奉承?但我们可以断定,上面这份致敬信中,有的只是对领袖本身的热爱、信任和尊敬。因为此时,这位47岁的领袖已经完全失去权力,而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一名阶下囚。

  二十一

  “布拉格之春”逝去了,但她没有死亡,那隐隐闪烁的一点星光里,还珍藏着她美丽的理想和半个世界的希望……

  杜布切克的囚徒生活很短暂。21日,他和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被搜过身后,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了莫斯科。他成了十足的囚犯。

  到莫斯科后,他们被允许洗澡、刮脸,还给他们送来了干净的衬衣;更进一步,莫斯科要把他当成一个国家的首脑坐下来谈判。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莫斯科没能在布拉格拼凑出一个取而代之的政权;而十四大的召开又重申了全党对杜布切克领导地位的确认。

  勃列日涅夫还得用那种恼人的、屡遭失败的谈判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在这次所谓的谈判中,杜布切克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的邀请书,而勃列日涅夫夫面对的是他刚刚从囚室放出来的代表。

  这一次,勃列日涅夫绝对主动,他可以随时将谈判代表变成囚徒。杜布切克和他的朋友的处境比当囚徒的前几天更险恶了:历史的重担,民族的重担都压着他们身上。

  他们拒绝签字,他们表示:“一千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与其投降,宁可选择死亡。”然而克里姆林宫并不害怕别人的死亡,他们说:“这对我们算不了什么!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比你们全部人口还要多的人死在德国人手里!”克里姆林宫不需要谈判,只要签字。他们说:“你们现在不签,过一个星期再签,一个星期不签,过14天再签。如果过14天还不签,那就过一个月再签。”他们有的是用武力抢占的时间,他们能等待。

  历史也等待着。这个民族的凶吉祸福难以预料。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反抗过:他们不签字,他们可以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犹豫了:签,还是不签?

  这是比哈姆雷特个人的生死存亡重大得多的选择,这是关于和平与流血、个人与民族、屈辱与尊严的选择。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人的意志力可以让强权束手无策,但面对历史的劫难,人的意志却常常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与强大的霸权相比,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太弱小了。

  他们犹豫了很久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

  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考:“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

  1968年8月27目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带着民族的巨大创伤,回到了黑沉沉的布拉格。

  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他们是在向父老兄妹深深地低头请罪,他们没有完成民族的嘱托。

  19世纪的捷克诗人杨·聂鲁达说过:“只有在人民面前,我们才能低下头来!”

  向人民低头,不是羞耻和痛苦的事,那么向历史屈服,向历史低头呢?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洛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整个神情是疲惫不堪的,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的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

  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5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杜布切克努力振作起来,他想告诉人民,希望还是有的,春天还会再来。他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历史艰难地、还没从辉煌而又多灾多难的60年代走出去,终于上了台的保守派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政治清洗。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5月,被召回国;6月26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寒冬降临了,到处都是冷嗖嗖的寒风,仿佛要将漫长的冬日冻结住,要将铺天盖地的绝望冻结住,仿佛寒冬将不再离开布拉格。

  然而,只要寒冬不能将一个民族的生命冻结,她们就会迎得另一个春天。对此,历史将作出证明;或许,历史老人的动作过于迟缓,捷克人不愿意等待,他们已经等了300年了,他们要自己作出证明。

  回答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最优秀的儿子作出的。1969年元月16日,18岁的布拉格学生杨·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中心点火自焚,抗议外国军队入侵,呼唤逝去的春天。

  帕拉赫点燃了自己,给冷冰冰的布拉格带来了一丝温暖、一线光明。

  就象帕拉赫在遗书中称自己为“火炬一号”一样,在他的照耀下,我们看到了“布拉格之春”的光芒并没有死亡。尽管在历史的苍穹上,她仅仅是一点星光,但她活着,并且至今还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如果我们愿意走近一点,还能发现把她是个庞大的世界,她还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附录:《与杜布切克对话》

  作者:希望谈论“布拉格之春”不会触动您心灵上的创伤。

  杜布切克;相反,我感谢人们还记着“布拉格之春”。

  作者:“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一块夺目的里程碑。谁也无权忘记历史。

  杜布切克:仅仅是历史!难道春天会永远逝去?

  作者:辉煌的历史。

  杜布切克:历史只记录死亡了的,可她还活着。

  作者:请原谅……她来去匆匆,1968年8月的军事入侵把她杀死了。

  杜布切克:她的精神还在,她所产下的希望与民主和人道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至今还活着。作者:那只是理想,历史要沉重得多。赫鲁晓夫失败了,纳吉失败了,您和您的“布拉格之春”也失败了。难怪有人在问:“有过成功的改革吗?”

  杜布切克:也曾有人问过:“有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吗?”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举起了“布拉格之春”这面旗帜。

  作者:“布拉格之春”也没有给你们送来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杜布切克:那是因为历史不能不给1968年的苏联一个勃列日涅夫式的政权。

  作者:1956年,匈牙利人的改革失败了,我们说这是历史的局限;过了12年,你们还是败于历史的局限。历史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熟,才能进步?

  杜布切克:就在今天。我们不能假设1968年的苏联能有今天这样的政权,但我们可以。假设有了1989年的大动荡,如果“布拉格之春”能重新降临,她肯定可以让社会主义死而再生。

  作者:让社会主义的再生,除了勃列日涅夫式的霸权干涉,就不再有别的障碍?

  杜布切克:有,那就是官僚政治。但我们在1968年已经证明,它是可以被打败的,用民主政治。

  作者:您只谈到了政治,而和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生产力低下、劳动积极性不高以及更让人头疼的国有经济的改造问题……

  杜布切克:这些也是政治。

  作者:……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草泥马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王八蛋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治安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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