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十一之一）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2　　1957－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三、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