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劣质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官员也因此被问责。如今，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目前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重新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
此外，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今日本报A13版）
2004年，安徽阜阳因“大头娃娃”奶粉事件而“声名鹊起”。就在人们似乎逐渐将其淡忘之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骤然爆发，令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旧事重提”--曾经激起舆论问责狂潮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看到了上面曾被问责者的“权力轨迹”，相信每一个人都失望不已。曾导致12名婴儿死亡、无数人闻之色变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最终处理结果竟然只是像坊间所调侃的那样“放放长假，拍拍屁股，换换座位”。举国关注之下，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问责吁求，时至今日我们才无奈地发现，曾经高高举起的那只手，早已在我们丝毫未能察觉的时候悄然放下。对待此类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的恶性事件，尚且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这样的结果不由得使人怆然发问--到底什么样的事件才能真正体现出“问责”一词所应具有的威力？
每一次“带病复出”的出现，毫不例外会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民众积极参与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于“发病”之时的穷追猛打。但是，实际结果又是怎样呢？当我们一次次耐心执着地辨析“辞职”、“免职”、“撤职”区别的时候，眼前这一幕使我们吃惊地看到，无论冠以什么样的方式，“问题官员”最终都只是暂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荒诞的结果？
面对“问题官员”，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继续咬文嚼字于“辞职”、“免职”、“撤职”的差别，实际上，这也正是少数人热衷于在其中做“文字游戏”的一个因素所在。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现任的职位，我们所能看到的结果都是官员已经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那么，在他们重新异地为官甚至是从事和此前同样的工作之际，我们也有必要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重新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起码也应该公开其中流程，使公众看到其依据所在。实际上，这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早有明确规定--党政干部的任职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身体健康”的尚且要履行公示，“带病复出”岂能置之度外？
一次次“带病复出”，一次次因舆论关注而拆穿了权力的画皮。在为舆论的巨大威力而欣慰的同时，任何人都明白，总会有舆论所无法企及之处，当地的权力生态又会是怎样？这样的问题，想一想都不免令人“头大”。如果任前公示制度能够真正得以落实，如果“带病复出”不再是不“问”不“责”，这样的尴尬又怎么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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