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23. December 2006, 07:19:50
据了解，今年以来，广东上报的医疗纠纷就达400多起。姚志彬说，可能上报的这个数还不到实际发生的1/3，因为有的医院怕把事情搞大，自己内部就解决了。
“今年我就有4次被人起诉到省法院，3次因为医疗纠纷。社会发展到现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姚志彬认为，是行业文化建设出了问题，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缺失。按现在的医生培养模式，中学就分文理科，大学就开始学骨科什么的，没有一点人文的东西。院长们忙着建楼、疏通关系，比如打理跟社保局、跟财政局的关系，没时间去读点人文的东西。医生做得时间长了，可能会职业麻木、职业厌倦。这些都要靠人文的东西来改变，管理者更要带头去学。
姚志彬说，我国卫生投入仅占GDP的5%，西方发达国家达到了16%—20%有多，社会越进步，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就更高。针对投入不足的问题，明年广东仅省财政这一级，就将增加67%的卫生投入，也就是增加11;12个亿左右。"（上文摘自新浪网新闻版）。
近来,听到官员们谈论类似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秩序重建的太多了！仿佛精神文明建设是个筐，什么垃圾都可以往里面装。官员们自然是已经尽力了，没有责任了，我们要改善，就自己每个人好好学习一下精神文件建设的文件，于是就可以全面改善，皆大欢喜了。
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官员们的一推四六五。在社会经济发展良好、管理措施得力的时候，每个官员都会出来邀功，百姓也会说某某领导干得不错。在出了问题的时候，难道就可以一推了之？把责任推到社会，就没有了具体负责的人，于是既不得罪人，又卸了责任，果然是好招。
但是，我们的官员们存在的目的，不就是管治社会吗？如果责任都让社会来背，要他们来做什么？
经济学有一条假定，就是人都是自私的，或者说都是利己为先的，所有经济学的学说理论都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一点，无疑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上的，是睿智的。
理论上说，我们在做事前，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思考一下。衡量一下做事的成本（后果）和收益（成果），如果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是肯定不会做的。
如果出现的是偶然现象，那么就是其个人文化道德问题。但是，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显然首先是制度出了毛病。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因为不敢做坏事了）；同样一种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成坏人（因为做坏事情的收益太高，而成本很低）。
我们官员们应该做的，就是对其收益与成本的对比进行反向的调节，减少其做坏事的收益，加大做坏事的成本，例如立法、执法、各种监督以及增加各种信息的透明度等等。久治不灵的医药费用高企现象，未必就无法治愈。
至于加大投入的方法，如果不辅以正确的治理措施，可能只是白白便宜了黑医、黑院而已，民众真正享受的也许会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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