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1958年初，所谓“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几个县发生了反对中共的武装斗争，青海省委及时向中共当局作了报告。于是，同年6月24日毛泽东亲自作了如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时机就到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应准备对付那里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反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1
1958年中共将温都寺的加那巴活佛等上层人士集中到循化县城以学习为名软禁起来；加那八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曾担任过班禅大帅的经师。1958年
4月17日温都地方的二百多名群众为了营救加那巴活佛，包围了中共的工作组驻地，打死了工鬃樽槌ぁ·4日许多藏人攻击了中共循化县政府，25日拂晓，中共
的解放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县城所有的藏人，仅一天之内就杀死500余名安多人民，共被捕僧侣群众2500余人。而当时整个循化县的藏族总人口还不到
11000余人。（仅这一年中中共屠杀和关押的人数为循化县总人口的27％ ）2
1958年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叛乱事件”的经过汇报给中共当局，8月27日中共肯定了青海省委的报告，并批转全国。中共的全部批语摘抄如下：
“循化事件说明，在我们党内仍有一些同志存在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他们日常只顾埋头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于反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这种情况是危险的，必须切实纠正。
根据循化事件的教训，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在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
“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线，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3
从上述批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58年中共在安多地区的血腥屠杀，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以毛泽东的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民族问题的实
质是阶级问题”这一理论为依据，肆意扑灭藏族人民的抗暴救国之火，非法占据西藏三区之疆域，彻底摧毁西藏古老的文化遗产，使西藏成为其殖民地系统计划中的
一分子。
中共因未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而无法彻底全面地实行他们欲镇压藏人的计划时，恰恰发生了1958年的安多地区抗暴救国运动。中共借此机会，以大批现代化军队对整个安多地区进行了血醒镇压.
而中共则诡辩说：“1958年的叛乱是安多地区的少数封建反动阶级对藏族人民的剥削压迫下，其反动统治即将崩溃前所进行的垂死挣扎。因这些反动分子高举民
族与宗教的旗帜，威胁诃欺骗广大群众，使一部分没有政治觉悟的人跟随他们之外，大多数藏族人民是无限热爱共产党的。西藏的宗教与文化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其
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平息叛乱”是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事实上，中共在“平息叛乱”时，对参与叛乱与没有参与叛乱者一视同仁，不分青红皂白实行逮捕和屠杀。在1958年与1960年中共的变相屠杀中，无数的藏
人因没饭吃而失去了他们的宝贵生命。就在这两年中，中国河南省与安徽省的数万名青年以“支援大西北”为名先后迁入青海省的六个自治州和甘南州等地。这铁的
事实，证明了中共为消灭西藏而实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政策。
综上所述，1958年大部分安多地区点燃了反对中共高压的抗暴救国之火。向侵略者发起激烈的回击。然而，中共派遣数万名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军队进行了惨不忍
睹的血腥屠杀。就1958年镇压甘南人民为例，当时镇压藏人之中共军队的机密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军战史》中所写：4
“叛乱首先发生于卓尼县的车巴沟、扎嘎那、电嘎寺、随后夏河、临潭、碌曲、玛曲等县相继而起，逐渐蔓延扩大到金川，叛乱人数一度高达29700多人，枪枝
17000余支……，为迅速平息甘南的反对武装叛乱，彻底解放甘南各族人民，我师除炮兵305团外，奉兰州军区命令，指挥内二团，成都军区145团，组成
第一指挥部（简称一指）于8月18日进入甘南，在兰州军区甘南前指统一指挥下，与二指部队（独立骑1、3团）共同平息甘南叛乱”。
此文件中还写到：（1958年）3月30日至4月2日，师侦察连坚守阿木去乎战斗，三天四夜连续击溃叛匪2000多人的15次围攻，死伤匪225名。4月上旬，31团分路清剿了扎嘎那、电嘎寺、郭子、地岗寺、细细寺、哇藏等地区，共歼灭叛匪228名。
4月12日，师组织31团、33团、内2团八营、145团（欠3营）、内10团1营进行了车巴沟战斗，歼灭153名，缴各种枪26支，子弹219发，马24匹。
4月24日，33团拉尔郭战斗，歼灭116名，缴获各种枪34支，马39匹。
5月2日，33团、145团郭切多沟战斗，歼匪645名，缴长短枪222支，子弹789发，毙马400余匹，缴马72匹。
同日，33团配合骑1团，卡赛沟战斗又歼匪500余名。
13日，师组织了31团（欠3营）、145团（欠1营）、33团、在晒银滩战斗，歼匪56名。
25日，33团2营，2分指（师防坦克炮营、高射炮营之高级连、33团无后座力炮连），南木塔战斗，歼匪352名，缴枪111支，马248匹。
6月10日，33团、师侦察连、内2团、青南步骑大队、结实隆卡战斗，歼匪317名，毙马300余匹，缴各种枪69支。18日，31团1营扎西滩遭遇战斗，歼匪157名，毙马100余匹，缴马150余匹，枪150余支。 ……
“从3月中旬到11月中旬，经八个月的日夜战斗，甘南平叛取得了全面胜利，我指所属部队共作战996次，歼匪21141名，缴获各种枪8355支，子弹75479发，刀矛11579把，马2855匹及其它物资一部分。”
以上中共文件中所显示的数据，仅仅是中共在1958年的八个月内在所谓“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迭部、夏河、临潭、玛曲、碌曲六县境内所屠杀数字，其中
根本不包括中共在1949年至1957年中的屠杀数目和1958年被中共逮捕后死于监牢中的数目。所以，上述数据其实大大少于实际数目。事实上，中共大规
模屠杀安多人的数目比以上人数多几倍。因为，从1958年至整个六十年代里，阿木去乎八部、博拉、扎益、迭部、西仓等很多地方除妇女和小孩以及少数老弱病
残的男人外，几乎见不到青壮男子。本来是男人干的这些地方的土地耕种与剪裁羊毛等重活全由妇女一律承担着，甚至个别家庭只剩下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如：笔着
的家乡阿木去乎邓迟村的木多·贡去乎嘉措家曾有十九口人，1958年十一人被中共杀害，三人被关进监牢，最后只剩下年仅八、九岁的四个孩子。又如：甘南碌
曲县拉如古村的曲若巴蔡一家，被中共杀害八人，西仓马艾村的将贝·贡保才仁家的贡保才仁和他的儿子贡去乎鲁若、养子尕尔洛夫妇、女儿卓嘎五人均被中共屠
杀，马拉洛村的十家人全部被中共斩尽杀绝。
青海同德境内欧甲村的九百三十户人家的男女老少均被中共杀绝；拉卜楞下方的塔尔嘎一家六口人只剩下两个女孩；达麦乡蒋玛村卓仓一家十七口人中，除僧人尕桑达尔杰和俩名妇女外，其余均在1958年被中共杀害。类似惨忍的例子数以万计，不胜枚举。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师军战史》中显示：1958年的巴个月左右仅在甘南地区发生的反对中共侵略的斗争中，就有21141名藏民族的勇士牺牲于侵略者的枪口下。此数占甘南地区藏族总人口的9.17％。（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总人口为230436人）
根据以上中共所统计的数目作为百分比来估算，我们可以证明，1952年、1956年、1958年等的时间里，中共在安多地区的“甘南、果洛、阿霸（黑水
等）、黄南（昂拉等）、海南、海北、海西”等七个自治州中，至少屠杀了八万八千零九十名（88090人）藏人。
“克森大屠杀”
1958年4月在大部分安多地区发生抗暴救国运动之际，河南蒙旗陀戈所属称为“克森陀洛”的地方，聚集着来自陀戈、达参、白斯三部和措霍尔、斯菇穷巴、阿
柔、埃玛格、果洛等地为逃避汉人的镇压而流亡的三千多户人家的上万名牧民与几万头牲畜。中共部队在隔黄河的彼岸之草地上塔着二千多顶帐篷，4月中旬的一天
晚上，中共部队为了渡江杀戮那些无辜的牧民，他们将一百多只橡皮船用铁链绑在一起后栓在马尾上让马群渡河，然后又在船上放了很多木板，河面上立刻出现了一
座小桥。军营中虽然没有一个观众，然而，中共却放映着电影，每一个空帐篷中都点燃着照明灯。拂晓前，中共军队不仅全部偷渡过黄河，而且占领了四周的重要山
头。天刚发亮，四周的山头上发出了信号弹，随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子弹和炮弹象雨点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区，整个山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无数藏人死在
敌人的枪口下。蒙古的曼恰·索科之子与基·三木科等部分勇士虽然夺取了侵略着手中的机枪后，在一个山口英勇作战，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由于中共军队的逼
近，很多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跳进黄河而死去。其中有很多怀抱婴儿携带小孩的母亲和年迈老人。
有一个帐篷中就有17人同时遇难，如此一家人同时遭到不幸的家庭数不胜数。我们可以估计，在当时的屠杀事件中至少有三千多名藏人被害。以上事件是根据当时担任共军翻译的工作人员才仁和王某某依据他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来所叙述。
“甲莫玛尔莫大屠杀”
1958年5月，中共军官郑昌荣带领一千多名军人，包围了安多扎嘎寨宗寺，迫使五百多名僧人集结在大经堂中，然后在经堂的阳窗、天窗、以及大门口架上机关
枪，屠杀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中共官员通过翻译向众僧威胁：“如不交出特务和枪枝，一律枪毙”。僧人们没有任何或见或闻或思的无奈之际，中共军队开始向
众僧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了喀加活佛、涅尔哇（管家）吉美俄色、毛兰木、格西贡去乎·严培、加日老师等18人，其余全被关押。因此，当地群众在无可奈何的情
况下，发起了反对中共的武装运动。
1958年初，由塔尔甲率领的来自考那上下部和阿仲、伯萨、怒格多格塔等地的几千名群众涌向中共同德县政府，打死马书记等几名中共官员后，焚烧了整个单
位，最后进入深山。此时，霸那三部、洛哇、甲刹上下部、多巴、嘎加、达仓、牙萨尔、得芒、欧加等地的群众在欧加土官嘎尔加等的领导下组成了反对中共侵略者
的队伍。此外，有来自翁达、扎擦、永如、永协、达武、麦仓、贡麦、完加、隆务、伦庆等地的数万名群众。他们在鸠哇山和｀甲莫玛尔莫＇等山上居住达数月之
久。
有一天，两架飞机在他们的上空兜了几圈后盘旋离去。第二天凌晨，附近的山头发出了各种颜色的信号弹，随后，中共军队开始向藏人居住的山头开火；轰炸机在低空用机关枪向身体疯狂扫射，任意掷下无数枚炸弹，枪声、炮声、轰炸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连续三天的屠杀，尸体覆盖着大地；鲜血流成了江河……
在这次悲惨的事件中，只少有六千名藏人和他们的牲畜被中国军队大规模地杀戮。如欧拉部落曾有一千多户人家，最后除残缺不全的七十户人家外，其余九百三十多
户人家全部被断绝后代。被中共杀害的人中包括：欧加土官嘎尔加、完加土官塔尔钦、拉加活佛、部落头人赛尔果拉蔡、加色芥协、加色阿拿、桐哇都嘎、罗威阿
借、阿克贡去乎、阿克德、藏更活佛、宗俄活佛等人。中共军队的此次屠杀后，因无人去收拾尸体，方圆几里的地方充满了腥臭味。三、四年后，发源于此地的河流
仍带腐尸的腥味，致使连牲畜都不饮此水。
在那次事件中，从成堆的尸体中幸免遇难的才某某说：“当一两个婴儿在遍地男女老少的尸体中抓着躺在血泊中的母亲的尸体含着母亲的奶头咂奶时，却被无情的中国军用闪闪发光的刺刀戳死那些不懂事的无辜婴儿”。
以上事件是根据在此次大屠杀中幸免的桑某某和才某某的回忆而写成。
当我们回忆此景时，中国人屠杀藏人与五十年代前希特勒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和中共经常所描述的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相比较，除数目上有区别而外，性质上没有任
何区别。中国人常埋怨日本人对中国所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西藏大地的人民同样遭受到了中国人的“ 三光政策 ”。
成立抗暴救国的秘密组织
在中共军队大规模武装镇压1958年的藏人抗暴独立运动之后，安多地区成立了反对中共统治镇压的许多地下秘密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在秘密联系和布置任务等方
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然而不久被中共发现，很多组织的成员被中共杀害。例如：1962年在安多青海一带成立了一个叫“岗坚独立团”的秘密组织，他们于
1962年5月秘密聚会于海南州的恰卜恰（今共和）的一个地方，会上不仅通过了组织章程、旗帜、工作证的规定以及未来工作计划，而且选举了组织领导人。按
多数成员的意愿，由青海卓仓人田奔巴（当时任青海省公安厅处长）当选为经济部长，柔旦（当时任青海省民族学院教师）当选为组织部长，道吉才让（当时任西藏
自治区那曲专区领导）当选为宣传部长，该组织共有二百多会员，会员中包括青海各地和甘南、阿霸、以及中国兰州市等地的藏人。
最后这一组织被中共发现后，逮捕了六十多人。其中主席田奔巴和其它领导人有：永仲旦巴、柔旦、道吉才仁、许荣正（音）（青海民族学院学生）、张某某（青海
湟中县公安局干部）等于1964年在青海西宁被中共枪决。为了威胁群众，中共还将田奔巴、永仲旦巴、柔旦三人的头颅长期展示于众。
1963年左右在拉卜楞地区也成立了类似反对中共统治的秘密组织，这一组织取名为“民主国”，组织的领导者是曾当过中共公安干部的小多尔嘎和回民马史阳
（音）、以及霍尔藏·陈来等人。组员大部分是安多拉卜楞下部地区人。他们陆续在拉卜楞属地完嘎滩、如俄尔等地召开秘密会议，制定组织章程与工作计划。还选
举出多尔嘎为书记，马史阳、霍尔藏·陈来、龙哇 伦知布等七人为常务理事。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反对中共的侵略政策，为人民的自由而坚持斗争。他们向群众发行
了《光荣的任务》、《胜利的前夜》等为题的用藏汉两文印刷的大批宣传文件。参加过此组织的某某回忆说：他们有一百多会员，但后来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五十多
人被关押，对这些人实用了各种残忍的折磨和虐待。最后，多儿嘎与马史阳、霍尔藏 陈来、多尔嘎的父亲伦知布四人于
1970年在甘南合作地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上被中共枪决。
枪决后，由于马史阳的家人未到现场收拾尸体，中共公安人员将马的尸体埋在公里旁的一土坑中。此地的回族暗中将马的尸体取回清真寺，通过进行宗教仪式加上洗
礼后葬于伊斯兰墓地。这一事被中共发觉后，不仅强制那些回民挖出马史阳的尸体，而且让那些回民用绳子拖着其尸体游街。后来，强迫他们将马氏的尸体扔在肮脏
的粪便中让野狗和乌鸦吃掉。最后，还将为马氏诵过经文的洛阿訇遭关押，其它对此捐过钱的回民也同样受到七天的“政治”教育。
除以上遇害的人外，其它人被判处五年以上的徒刑后全部关押在中共的监牢。有些人在监牢中被虐待致死。由于不分参加秘密组织与否，仅因中共怀疑就被抓起来欧打致残。
1960年至1970年间，中共以嫌疑犯为借口，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任意逮捕关押藏人，使他们受到各种残忍的体罚。由于逼不出任何口供后不得不释放。释放前威胁他们不准将体罚的情形外传，否则后果自负等等。
注：
1、1989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班禅大师》P93；
2、1989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班禅大师》P91；
3、1989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班禅大师》P93；
4、中共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十一师军战史》P223- 227。
第二章 大规模的拘捕与残酷虐待
四十年来，由于中共各级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统计部门从未公开公布过在中共监狱和劳改营服役的人数，以及“犯人”的确切状况。因此，我们很少看到中共大规
模拘捕与虐待安多人民的资料。然而，在中共国家教委和计生委，以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指导下，于1989年编写出版的《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一
书中写道：1958年在牧区三州（果洛、玉树、黄南）受到当时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口损失。（所谓“特殊历史事件”是指藏族人民的抗暴救国运
动）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果洛地区的人口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78.96％，根据此书，1953年果洛地区人口为100343人，照此推
算，11年内仅在果洛地区就有79230人死于中国的镇压下。1953年左右，除少数中国干部、官员外，果洛地区没有汉人。当时中共屠杀的地区并非果洛一
地，其它安多地区同样被中共军队践踏和蹂躏。依据上述比例推算；整个安多地区就有九十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七人（918687）死于中共的各种残酷镇压下。
那么，上表中显示的除青海省果洛、玉树、黄南三州外为什么其它地区1964年人口比1953年增长几倍呢？那是中共将数以万计的藏人被屠杀后，从中国河南、安徽、山东等省迁来数十万汉族移民的数目。
仅十年之内，将78.96％的土著居民消灭后，强制迁移大批汉族居民，使藏民族殖民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主义者能胜过中共的暴行。四十年来这一铁的
事实，由于被中共的严格保密，迄今未公诸于世。笔者就是那残酷年代里的幸存者，现已到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义务替那些死于中共强行镇压下的人，向全世界人
民声讨中共的西藏所实行的种族灭绝，消灭宗教和毁灭文化的滔天大罪。
上述死难者大部分是在中共各地的监牢中失去生命或惨死于中共枪口之下的。其中青海地区的大部分“犯人”被关押在青海省“劳改支队”、省“第二劳改支队”
（青海皮毛服装厂）、省“第三劳改支队”、“第四劳改支队”、省“第五劳改支队”（青海水电设备厂）、德令哈农场、门源县农场、甘都农场等劳改营。甘南地
区的大部分“犯人”被关押在甘肃省“第一监狱”（兰州阀门厂）、省“第四监狱”（平凉卫生器材厂）、安西县“劳改支队”、“马鬃山煤矿”、天祝“石膏矿
厂”、龙西“铁路建筑大队”等劳改营；阿霸地区的“犯人”被关押于马尔康与理县、小金、茂汶等劳改队。
关押在中共集中营中的那些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约占70％左右的“犯人”在中共的强制劳动和斗争、饥饿等的折磨下离开了人世，剩下的30％左右的人，被判处死
缓或无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多少年来，他们在中共的折磨下受尽苦难，于1979年之后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中共的政策稍许放宽后才使他们有权回到自
己的家乡。
建立中共政权之后，四十年来，历次所实行的政治运动中，数万名不同民族的群众被中共扣上了“反革命”、“地主”、“富农”、“坏分子”、“封建领主”、
“右派”、“阶级敌人”等的帽子。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将他们逮捕判刑后送去“劳动改造”，施行各种非人道的虐待和强制性劳动。能从劳改集中营活着回来的却
寥若晨星。特别是扣上了“反革命”大帽的人，刑满不许他们自由回乡，而继续在原劳改队“就业”。一生使他们成为中共的奴隶。许多刑满的藏族“犯人”在“甘
都农场”与“德令哈农场”等地被中共强制“就业”，最终死于所谓的“就业场所”。
四十年来中共实行的各种残酷的政治运动，大致如下：
一.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
二.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四.1953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五.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及“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
六.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七.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运动”；
八.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九.1960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与“整顿人民公社”运动；
十.1964年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十一.1966年至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十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十三.1975年的镇压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十四.1977年的打倒“四人帮”运动；
十五.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
十六.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运动；
十七.1983年的“从重从快打击行事犯罪活动”运动；
十八.1986年至 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十九.1989年的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及“打击经济犯罪”运动；
毛泽东于1957年规定了所谓的“六条政治言行标准”。1、在中共统治下，谁的言行违背这六条标准，谁就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说过：“对敌人来说用专
政的方法……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然而，事实上长达二十七年的劳动改造，没有一个成为“新人”的例证。中共所贯彻的“阶级斗
争”与列宁的“专政是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而且直接依赖武力的政权”同出一辙。
希特勒法西斯根据纳粹理论及政治需要建立的集中营，先后约十年多的时间里对囚犯进行奴役劳动，并最终采取野蛮的灭绝，但它没有象中共一样系统的措施，强迫人们进行“改造思想”和有计划地长期把犯人当作生产工具。
苏联的劳动营始终于二十年代，现今在俄罗斯有：普通劳动改造营、特种劳动改造营、未成年人劳动改造营、流放区、劳动改造移民区及监狱等多种形式。但劳动营
的数目及囚犯人数都没有中共多。再从政治意义上讲，中共的劳改营与苏联劳动营、以及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采用暴力镇压异议分子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
是，在消灭“阶级敌人”（异议分子）的方式上存在一些不同罢了。中共的劳改队不仅是消灭“敌人”，而是强迫犯人进行无偿劳动，使劳动成为一种经济企业，其
产品大量供应市场，并供出口国际市场，在中共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
整个的劳改队在规模、人数、严酷程度、人权侵犯等方面都到了无法相比的地步。 2、
中国劳改研究之权威者吴弘达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古拉格》一书中：“作者根据十年来搜集到的各种报告、资料及亲身经历，作出保守估计，四十年来至少有五千万
人先后投入劳改队，而且，目前还有一千六百万到二千万人仍在劳改队中”。那么，四十年来有多少人被中共改造成他们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新人”呢？吴弘达写
到：“我们只见千千万万的人耗尽了最后的一滴汗，最后的一滴血、受尽无数的屈辱而死去；我们只见到成千上万的劳改队遍布大陆各地；我们只见到奴役劳动为中
共政权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3
中共的劳改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人间地狱。
在笔者的故乡，合作地区的“红号子”监狱与拉卜楞的“曼克尔”监狱中，枪决了二百多名于1958年被逮捕的藏人。其中有嘉木样协巴活佛的经师贡去乎三木
知、阿果活佛、伊立活佛、阿琼活佛、造威活佛、高宁宏仓·道吉、如俄尔宏仓.东尼、阿木去乎·伊丹木乔拉、卓贝俄珠、尕德吾科、扎巴普雄、久美丹增、完洛
慈成、羌哇勒、南白阿木格、卓玛加、嘎楚仁洛、翁贝仁洛、西仓土官华角、霍尕尔木、金巴恰尔郭、才周、呼朗·交巴加、旺古尔、西里年·交巴嘉、完堪嘉朗、
伊美贡德、康巴交老、康巴贡洛、西里年·贡豆、木·达热、噶楚仁罗、阿贝·拉莫加、慈娘交周、贡保加、嘎珠玛、拉色喇巴、羌尕、交巴加·玛尔、赛尔翟·旦
正加、周巴加、扎益·拉仁、才老·加当、嘉布尕、东沟旦木德、才华加、尕尔木、达拉等许多西藏学者、活佛、领导以及爱国主义人士。
嘉木样活佛的司膳（膳食堪布）贡去乎嘉措和阿克·格龙觉、侍官龙柔、阿克久美果代、贡去乎·俄日、甘加尕桑、阿克丹巴、扎益拉嘉布、斗格才让等一百多人将
被中共判处死刑时，一部分因饥饿折磨致死，另一部分被改判无期徒刑，这只是一个小例而已。类似的残酷事例遍布整个雪域西藏。
1958年在拉卜楞多尕尔地区工作过的一位汉族干部席某某曾在一个会议上讲过：“多尕尔地方只有十四个小村，1958年仅有一千人左右，然而中共上级下达
任务的指标是必须在此地拘捕1100人，我们将刚生下的婴儿和年过八旬的老人、以及在母腹中的胎儿全加在一起也达不到上级规定的数字指标，所以我们没有完
成任务”。
中共没有满足于自己现有的领土，而对民族和语言、风俗习惯和历史完全不同的一个全民信教的和平国家进行武装侵略，任意屠杀藏人。最后将西藏侵占吞并。侵略
者将自己的侵略行经说成是合法的，而把西藏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反对侵略行经被说成是违法的，或说成是“反革命”、“分裂祖国”等。镇压抗暴救国运动与杀戳
西藏人民，中共只当成或说成“平息叛乱”和“消灭反革命”是蓄意歪曲的历史事实。中共把掠夺藏人的财富，当成“剿匪”的战利品。甚至连武装侵略西藏，也说
成是解放那里的人民。难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法律？
历史上出现的每一个侵略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所进行的肆无忌颤地进行屠杀和镇压，说成是“合法”的，而对被镇压者的反抗斗争说成是“违法”和“犯罪”。无庸置疑，中共侵略集团从未没有摆脱这一“强盗哲学”。
1958年中共在安多地区以“平息叛乱”为名，不仅大肆逮捕参与抗暴的勇士，而且将与抗暴竟无牵连的无辜平民百姓也遭拘捕。例如：在拘捕拉卜楞的众多僧侣
时宣称，不管你们手持武器与否，在你们的心中有反对中共的念头，因此你们也是“反共分子”。这样，中共将一批批稍有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的藏人头上扣上了
“反革命”、“封建领主”、“地主富农”、“叛国者”、“外国人的走狗”、“外国特务”、“反革命家属”、“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右派”、“投
机倒把”等对帽子后加以拘捕，同时将这些人的财产全被没收“归公”。
被捕的人，除关押在本县和自治州的各监狱外，大部分人被押到中国兰州、平凉、安西、玉门、马鬃山等劳改队；青海的“犯人”大部分关押在西宁、德令哈、以及
甘都、合作寺院后山、茸哇尔寺附近等地掘出了大量的人骨头，马鬃山和安西沙漠地带也出现了大批骷髅，这就是中共屠杀数万计的无辜藏人的历史罪证。
1958年中共先后在安多地区逮捕关押的人中，最后刑满释放或其它原因能回到自己家中的人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这就是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总数约为二十
四万八千四百八十八（248488）人死于中共的监狱中，加上死在中共枪口下的八万八千零九十（
88090）人、以及1959年到1961年间在“人民公社”运动中饥饿致死的人、再加上
1958年至二十多年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仅在安多地区约有四十六万八千七百（468700）人在中共的折磨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仅在安多地区就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人死于非命，那么整个西藏死于中共手下的人数有多少呢？可想而知，一百二十万仅仅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然而，只因中共的否
认，我们就不能否定这一数目的正确性，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其屠杀人民的罪行。如1989年，中共使用现代化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主示威之学生之事
件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事实。然而，迄今为止，中共从未公开承认屠杀学生的罪行。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共的一切政治宣传纯粹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而对
事实加以肆意歪曲和捏造。
1980年，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为了消除西藏人民的仇视，中共实行所谓“落实民族政策”，对1958年前后被杀和被关进监狱致死的人实行所谓的“平
反”。对死者家属给予了“平反书”和“一百元”人民币。使人感到极大失望的是，一个藏人杀害一个中国人，这个藏人必定会遭到枪决，而中国人在西藏国土上任
意杀害西藏平民，最后得到的却是一百元人民币的补偿。一个藏人的生命还不如一只羊的价值。（目前在安多一只羊的价格为二百多元人民币）
然而，我们从中共的所谓“平反”中得出结论，无形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承认了其对西藏进行侵略的非法性和西藏人民抗暴救国的正义斗争。这对一个侵略者，可以说是向正义迈进了一步。
在笔者的记忆中：1958年3月初的一天，名声远扬的安多拉卜楞寺的前后山座上，中共修建了许多任务事，从寺院朝东一公里左右的曼陀罗山顶上一门大炮直对
寺院的大经堂，一切准备就绪后，一千多名军人和干部闯入寺院（这以前已把贡唐仓活佛定为“反革命”罪而被捕）包围了贡唐仓大师的拉章（府邸），以所谓“没
收归公”为名，掠夺整个财产后用汽车运往中国。随之，把嘉木样活佛的经师贡去乎三木智说成是“叛乱策划者”而被捕。从藏历五月初开始，中共军人封锁了寺院
的各个通道，禁止寺院内外进出。此时，本寺的僧侣和外来求学者、以及来此朝圣的僧侣共有四千余人，中共军人把这些僧侣分成九大组，分别关押软禁在霍尔仓、
嘉那巴仓、德哇仓、贡唐仓、果芒仓、阿莽仓、索扎仓等的拉章内，将寺院的活佛和负责人一个个被捕后关进县州的监狱。笔者也在其中，记得当时被捕的有：拉卜
楞狭隘密院堪布索扎仁波齐、（仁波齐：意“宝贝”藏人对活佛的一种尊称-译注）拉卜楞秘书处总堪布（卸任）久美、（此秘书处为拉卜楞寺最高权力机构，也是
嘉木样活佛的私人秘书处）嘉木样活佛之膳食堪布贡去乎嘉措、侍 官、秘书官毛兰木嘉措、甲堪朱仁波齐、拉卜楞寺大法会主持吉格仓、法会卸任主持永增仁波
齐、法会卸任主持贡秀仓、喜金刚分院卸任堪布尔仁波齐·久美罗协嘉措、卸任堪布达格仓、上密院堪布热布旦嘉措仓、下密院卸任堪布扎益·丹活佛、喜金刚院卸
任上师松巴仓、上密院喇嘛甲·夏茸仓、德当堪朱仁波齐、阿木去乎卸任主持仲巴甘珠尔巴、俄保塘寺卸任堪布华锐仓、娘仓、小阿莽仓、江若仓、曹卡哇仓、果芒
堪钦阿旺格勒、西仓新寺的霍仓、华锐·多识仓、藏尕德仓、毛尔盖的果芒仓、茸波的贡仓、更登达尔杰仓、贡去乎桑格仓、小江若仓、贡勒仓、还有本人（当时任
拉卜楞寺院医学院堪布）等。除上述活佛、堪布外，还有很多博学多才的格西、学者。如：下密院卸任喇嘛桑达道尔吉、格西久美嘉措、格西贡去乎洛哲、格西桑木
旦加措、多哇更登加措、洛哲加措、洛哲仁钦、洛甲木、热布查·洛桑等。此外还有寺院大法会总管喇嘛阿克若巴、僧侣领诵师阿克琪贝相·加考等大小僧院的总管
和领诵师、两名寺院的总财物管家和六大僧院大小财物管家、十三个班级的负责人、嘉木样活佛的八十多名侍从，甚至连山中修行僧的管家，拉卜楞密乘僧院的全部
咒僧，尼姑庵的大部分尼姑也均遭被捕。本人被中共强制被捕于藏历7月26日，这天拉卜楞寺院被捕的僧侣分批押上二十辆“解放牌”卡车，（一辆卡车内有四十
人）拘捕时由于手铐不够，将每两人铐在一起，然后押往中国兰州大沙坪监狱，当天被关押的至少有800人；第二批在拉卜楞寺遭逮捕的800多人于8月1日抵
达兰州，这样仅拉卜楞寺院就有1600多人被押往中国兰州、安西、马鬃山、平凉以及中共设在合作、拉卜楞等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包括本人在内的喇嘛和僧人、
咒师等二百多人被关进多达五千余犯人的兰州大沙坪监狱，（即甘肃省第一监狱）把我们二百多藏人被分配在十三间牢房，每间只有九平方米的牢房中住着十五名犯
人，一个人的活动空间只有0.20平方米。兰州的夏天气温·8℃度左右，在这样闷热的天气，我们只好拥挤在上了锁的牢房中。监狱的生活，一天只供给少得可
怜的一点饮水，由于炎热和口渴，我们不得不抢着饮洗脸盆中的肮脏污水；一天24小时只能上两次厕所，平时在牢房中放一大马桶，以大小便之用；又经常受到管
教人员的殴打和批斗。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共甘肃省公安厅李处长与夏河县公安局陈局长、夏河县公安局藏人股长次某某、甘肃省民委一藏族妇女干部白某某等来到监狱，组织发起了
“揭发反革命罪行”运动，他们说：“你们虽然手中未持枪；然而跟叛乱者没有丝毫区别，而且你们的罪行大于叛乱者，因为你们是甘南地区策划、煽动叛乱的首要
分子，你们扬言今年是中国失败，西藏胜利之年；还诅咒辱骂共产党，用所谓的「 护身符」和「
护身结」来欺骗群众，说什么把「护身符」和「护身结」戴在身上，能保佑一切兵器之灾难。过几天后你们戴上那些所谓的「护身结」，站在大院中，我们用枪射
击，看看你们的脑袋能否穿洞 ”。
我们只好等待那不幸日子的到来。当时，拉卜楞寺「喜金刚学院」的堪布年过六旬的林·仁波齐久美勒协嘉措和曹卡哇二位活佛先后解释道：“我们无论何时都为佛
教昌盛、众生福祉、消灾躯祸而祈祷，从未诅咒过共产党，特别是佛法中根本没有诅咒这一套”。由于这一解释，中共监管干部强迫犯人们斗争和殴打两位活佛，在
数天的残酷殴打中，两位活佛几次昏迷过去。当昏迷不醒时打手们用冷水泼其胸部后使之苏醒，接下来又是一阵批斗和殴打。
有一天，为了掏厕所里的粪便，中共监管人员特意安排活佛和僧侣们劳动，参加的人中有拉卜楞寺大法会在任主持吉格仓、法会卸任主持永增仁波齐、法会卸任主持
贡秀仁波齐、林仁波齐久美勒协嘉措、下密院堪布索扎仁波齐、下密院卸任堪布扎益丹活佛、俄保唐寺卸任堪布华锐巴仓、阿木去乎寺卸任卸任堪布仲巴·甘珠尔
巴、小郭莽活佛、更登达尔杰活佛、贡去乎桑盖仁波齐、曹卡哇活佛、以及本人等。此外，还有拉卜楞寺院的总管家桑杰嘉措、格西洛甲木、格西热布查洛桑等人。
由于监狱中约有五千名犯人，大小便填满了大茅坑。当时，阿勒·贡去乎桑格和我由于较年轻，自愿下坑，大腿以下被沉没在粪便中，坑中有很多玻璃碎片等东西划
破我的脚趾和小腿，鲜血滴入肮脏的粪便中。臭气熏天的粪便内全是蛆虫，开始让人作呕，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我用大铁桶舀着粪便；其它人每两人担着一个大木
桶，将粪便运往别处。
一个多月前，我们还在几千名僧侣中诵经习法，但后来未犯任何罪行，而却落到如此地步。唯一能看到的是犹如阎罗王及其兵卒似的的中国看守和森严的监狱高墙；
唯一能听到的仅仅是中共看管人员的严厉辱骂；身心所面临的是饥饿和殴打，使人迷惑不解的是自己活在人间还是死后在地狱。此时我真正领悟到：“再多的享受也
无法满足不了苦之门，不可以信赖于世俗人间之富贵”的含义。这一我们每天反复念诵的经文内涵，偶尔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毫无疑问，这一定是前世作孽
的报应。
“恶果盛满世间事，无欲痛苦似雨降；罪孽使果消之因，加持阿缘变正道”。
“众生之苦与业障，时到今日报其应；吾之善乐施于他，加持众生安乐之”。
想到这些具有深奥意义的佛经时，肉体上不管有多大的折磨，心中却没有很大的痛苦，多·智布钦的预言中曾指出：“高攀政教宝座的人们，魔鬼的绳索紧缚其身躯，落入肮脏污垢的水池中”。难道这不正是预言所示的含义吗？
有一次，贡秀仓活佛在牢中对一个病人进行祈祷时被中共监管干部次某某发现后，立即将阿勒·贡秀仓押往监狱大院中高喊：“这个反革命分子仍然在监狱中念经诅
咒”。随将强迫其它犯人剥去贡秀仓活佛身上的全部衣裤，裸身殴斗，少数犯人因不愿殴斗活佛，这些犯人也遭到殴打。其中对阿木去乎·贡去乎加进行了长达一个
多月的暴虐殴斗，六个月后才得以恢复其身上的伤势。
据说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决定枪毙的，但后来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中发生内斗，因此其政策稍有变动，最后我们被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由于中共刑警等
看守人员的无情批斗和殴打、超负荷的强制劳动、以及饥饿等在折磨下，一年内
就有：德当仁波齐、永增仁波齐、索扎仁波齐、小阿莽仓活佛、贡秀仓活佛、扎益丹活佛、西仓新寺活佛、喇嘛华锐仓、贡赖仓、松巴仓、格西洛甲木、格西热布
查·洛桑、阿克·加措智华、德当仓侍 官、德尔龙阿克·克珠、琪贝相·晓郎、嘉木样侍从加那瘛⒖硕戆吐砜肌⑻聊锹掣隆⒖仆ね甏ǘ⒍噫囟と椎约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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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镇的“红号子”监狱中有几千名犯人，后来由于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就把合作寺院色仓府邸当作劳改处关押了数千人，府邸
（藏语叫拉章）的大院中还搭置了一个大帐篷作为关押犯人之地，后来更多的藏人被逮捕后，离合作二十公里外的查仓静修庙和附近的曲宗寺也改为劳动场。同时由
于犯人的再度增加，拉卜楞、碌曲、玛曲、迭部、卓尼、临潭、舟曲等的监狱也无法容纳。后送往兰州市。在兰州通过火车分别押送至中国玉门关、九泉、安西、马
鬃山、以及胧西和平凉等地的劳改营。填满在各地不分昼夜挖矿产、修水库、开荒地……。让这些犯人穿着统一的囚服；以“31107”等类似的号码来代替每个
犯人的名称。从天亮到天黑只有十几分锺的吃饭时间外，根本没有其它休息的时间。管教人员和军人任意用枪托、皮带等殴打犯人。因超负荷的强制劳动，没有一个
人逃脱无情的创伤，因病或无力劳动时，中共看守人员就会大喊“一些人故意装病”后开始实行残酷的批斗殴打或关进“紧闭室”。每天各监狱因饥饿和殴打致死的
就有二至五人，人死后的尸体被就地埋葬。很多人在去修建安西水库的路上为逃避强制劳动而跳河自尽；很多在挖掏铁路隧道和煤矿时被塌下来的泥石压死；很多人
在过去自家享受着肉类、酥油、牛奶等高营养食物，而现在却以不够等量的“高粱”、红面粉维持残命，所以他们的生命被饥饿夺去。所有的犯人经常要受到批斗、
殴打、“政治教育”等各种压迫。每一个曾从中共监牢中活着回来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从以上第一、二章中所述的事实表明，不管中共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世界人民面前怎样造谣宣传，整个西藏的沦陷，是在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指导下，是以武力侵占、吞并的。这是无法磨灭的事实。
注：
1、中共国家教委与计生委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于1989年编写的《中国人口》（青海分册）P199、P340、P345、P350；
2、 一.有利 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
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
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个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
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吴弘达《中国的古拉格》1992年台北出版，见P14-17；
4、同上P30、P52； 。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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