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骑马在阿萨姆邦丛林密布的丘陵地带走了十八天，一直从高处往低处走。廓尔喀人给他们带路，各个小组都在茂密的雨季森林中宿营。他们看到了热带的鸟 类、昆虫、猴子以及开花的大树，这些与身后几英里的贫瘠的西藏高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到了达旺，这是东北边境特区卡门专区的前沿司令部，他们暂时住在 小屋里，在这里开始与外界发生接触。他们抵达这里的当天，印度空军的一架运输机，飞旋在达旺镇下方的一块大草坪的上空，开始飞得很低，空投了一些装了半袋 东西的麻袋，里面是面粉、鞋子和浅顶软呢帽；然后飞机盘旋而上，用降落伞空投了一些重点的物品。连续三天飞机都来了，而下面的藏人双目无神，眼睁睁看着， 因为他们注射了疟疾、霍乱和伤寒疫苗而什么也干不了。达赖喇嘛抓紧赶路奔向孟迪拉，这是个大镇，已经修好了公路并架设了电线。达赖喇嘛接到了尼赫鲁总理发 来的电报，欢迎他们来到印度，并表示要为他定居印度提供一切「方便」。达赖喇嘛受到了这一正式欢迎之后，深受鼓舞，他再次作了停留，从病后的最后影响中恢 复过来，准备去会见各国新闻界的记者。这些记者已云集附近的提斯普尔，它是布拉马特拉河畔的一个茶叶种植中心。
不过，两个星期以前，尼赫鲁已向印度议会宣布达赖喇嘛已安全抵达印度，议会全场起立鼓掌表示欢呼。然而，在此之前的一星期，北京已发布了详细的公 报，表达了它对西藏骚乱的看法。公报将起义说成是由「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一次小叛乱，旨在重建他们对「世界上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地区」的统治。新中国新 华社3月28日的文章说：「这些反动派的气焰甚嚣尘上他们甚至准备接管整个世界。在西藏的爱国僧俗大众的帮助下，人民解放军彻底镇压了这场叛乱。主要是因 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支持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叛徒。」公报声称：「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公然劫持并扣压」，公报还暗示，这些 叛乱分子不但在听命于台湾与美国，而且还在接受印度号令。噶伦堡被认为「叛乱指挥中心」它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商镇，五十年代是西藏侨民居住的地方印度议 会不久前曾讨论过西藏问题，这件事被控制为对「一个友好国家内政粗暴无礼的干涉」。
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反应温和。尼赫鲁在议会承认，噶伦堡的确是「各国人士在棋盘上进行错综复杂角逐」焦点，但他矢口否认印度在西藏起义中发挥了作 用。他还提到，他是信守「潘奇谢尔协定」（1）的；为了使中国进一步放心，「潘奇谢尔协定」规定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内政。不过，这位总理的处境正如他自 己所描述的那样，是「困难、微妙、令人尴尬」的。印度全国人民群众同情西藏，迫使政府作出某种声援姿态。尼赫鲁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同意达赖喇嘛避难。但 是，正如他自己十分清楚的那样，这样做不仅会使印度受到公开谴责，说它违背了「潘奇谢尔协定」，而且还面临着比这危害大得多的谴责，人们会说印度加入了反 共的冷战阵营，因而也就会使它丧失不结盟的地位，而不结盟却是印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为了防止遭到这样的指责，尼赫鲁强调他对达赖喇嘛的支持纯属人道 主义的做法，是以「坚实的纽带」作为基础的，这一纽带是印度与西藏之间数百年来宗教与文化交往发展的结果。达赖喇嘛不能利用印度作为开展西藏独立运动的基 地，也能利用印度作为基地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特别是要将达赖喇嘛与新闻界和公众隔离开来，目的是要缓和北京日益愤慨的态度，但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
自从3月下旬出现了有关拉萨战事的消息报导以来，偏僻西藏的叛乱消息一跃而成了世界头号新闻。一百多名记者从巴黎、伦敦、纽约、非洲、东亚乘飞机来 到印度，企图得到已被认为是「一年头号新闻」的这件事情的消息。他们选定噶伦堡作为开始活动的最佳地点，一齐云集戴维·麦克唐纳办的喜马拉雅饭店。戴维· 麦克唐纳曾任英国驻西藏商务代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有私交。戴维·麦克唐纳听到达赖喇嘛出逃的消息之后，十分担忧，但还是上床休息去了。而那些新闻记者则 在用双筒望远镜搜索着周围的山峰，主动去找噶伦堡城中有地位的藏族公民攀谈，每天驱车一百英里，来往于噶伦堡和甘托克之间，以寻找重要的新闻素材。这些记 者由于受到了来自编辑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要他们提供有关神秘「法王」下落的头版新闻，因此他们也就开始杜撰一些报导，用噶伦堡陈旧过时的电码发回去。对点 滴内幕消息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而正式可靠的消息又少得可怜，因此记者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偷偷摸摸地相互尾随，以求掌握消息来源。然而，当他们得到达赖喇 嘛越境来到东北边境特区的消息之后，这些记者只需看一眼地图就能得出结论，达赖喇嘛最终会在提斯普尔露面。接着，这些记者一窝蜂走得一个不剩，他们首先奔 向阿萨姆邦的首府西隆，然后来到提斯普尔。他们睡在当时种植园主俱乐部的长沙发上和弹子球台上，他们使得这座城镇小型的简易机场上挤满了单引擎飞机，这些 飞机全是租用的，目的就是要抢先得到「法王」抵达之后的独特镜头，然后飞往加尔各答的达姆 达姆机场，向世界的各种刊物提供照片。
4月18日凌晨，印度官员撤销了对福特希尔这座小型筑路营的旅行禁令。福特希尔距提斯普尔三十英里，拂晓过后不久，达赖喇嘛就将抵达这里。能够找到 交通工具的那些人第一次看到这位流亡领袖，跟在他身后的有他母亲、姐姐、阿里仁波齐以及七十名西藏政府的官员，达赖喇嘛从吉普车上走了下来，地上铺了一块 帆布，权作地毯。地毯的两旁排列着面面向视的印度士兵。然后他在一位监工的小屋里用早餐，外边有一辆闪闪发光的普利茅斯牌汽车在等候他，前灯上的竹条上挂 着西藏旗和印度旗。一个半小时之后，当达赖喇嘛满面笑容、一言不发地走进提斯普尔的圆形别墅时，门前的那些麦克风和电视摄影机都忙着工作起来。丹增嘉措将 各国领导人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士发来对数百封来信和电报仔细看了看。与此同时，一名印度官员和一名西藏官员出现在记者面前，他们宣读了达赖喇嘛以第三人称 写得一份声明。声明简要介绍了导致达赖喇嘛出逃的主要事件，首次向外界披露1951年的十七条协议是由于「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签署的。声明还说，自从人 民解放军抵达拉萨的那天起，「西藏政府就没有丝毫自主权」。接着，声明否定了中国人散布的达赖喇嘛是被诱拐的说法，声明达赖喇嘛来到印度是「出于自愿，没 有受到任何强迫」。声明总结时说：「达赖喇嘛的祖国和人民已经度过了一段困难重重的时期。此时此刻，达赖喇嘛想要说的就是他要对西藏所遭受的灾难深表难 过，并强烈地希望这场灾难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不会发生任何流血事件。」
两天以后，中国作出了严厉的答复，新中国新华社宣布：「达赖喇嘛的所谓声明……粗糙拙劣，缺乏逻辑，满篇谎言，漏洞百出。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 宗教制度都是由北京的中央政府制定的……甚至连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以及权力也不是由西藏人自己确定的。在现代历史上所谓的西藏独立历来，就是英帝国主义 分子的阴谋，他们企图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可耻地继承了这一衣钵……」新华社的这一消息，列举了达赖喇嘛的声明不是以第一人称 所写的事实，列举了这一声明的副本是由一位印度官员分发给记者的事实。
新华社的这篇消息认为，这些事实是达赖喇嘛遭到劫持的证据。这与北京以前的指责相比，已进一步升级。新德里认为，这是毫无根据地颠倒事实，表现的是 好斗的态度。新华社的这篇消息还说：「所谓的达赖喇嘛的这份声明，反复讲的是所谓的西藏独立，现在发表这份声明，人们不禁要问：这不是想要达赖喇嘛采取敌 视祖国的立场，从而阻塞他回归祖国之路吗？这里所讲的独立，事实上意味着要将西藏变成外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
4月18日下午一时，也就是达赖喇嘛抵达提斯普尔之后几个小时，他坐上了一节包厢，要坐三天火车，前往他的新住地穆索里。这里曾经是英军的一处丘陵 驻地，位于新德里北面的山区。这些藏人在像客厅似的车厢里，前面牵引的是印度铁路公司的蒸汽机车，车头形似枪管，又黑又长，前面还有一辆开道车。他们是在 朝西行驶，穿过了南亚次尘土飞扬的北部边缘，经过了阿萨姆邦、孟加拉国邦、比哈尔邦，最后是北方邦；在北方邦转向正北方向行驶，来到了铁路线的终点站德拉 登站，这里相距穆索里有十八英里。这列火车所经过的路线两旁，排列着身穿素装的印度学生和工人，他们将专列所经过的车站挤得水泄不通，高呼「欢迎达赖喇 嘛！达赖喇嘛万岁！」在城镇之间的铁路沿线，农夫站在田地边缘，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等候数小时，为的就是要看一眼神圣的达赖喇嘛。在西里古里、贝拿勒斯 和勒克瑙这些大站，丹增嘉措就要离开包厢，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直到4月21日清晨，达赖喇嘛才驱车来到穆索里的山坡，这里气候凉爽，青松密布，顶峰覆 盖着积雪的楠达德维山遥遥可见。他这次的行程历时一个月，长达一千五百英里，伯拉别墅成了这次旅行的终点站，它是属于有权有势的伯拉家族的避暑胜地。
伯拉别墅位于穆索里的郊区，修建在覆盖着松树和橡树的山岬里，俯瞰幸福河谷，它是按照英国农村别墅的式样修建的：两层楼，屋顶窗很陡，下面是突出的 阳台，台地式的花园，里面有蝴蝶花、百合花和蓝白相间的紫罗兰。别墅里面配有椅子和沙发，靠背都很深，墙上挂着甘地和尼赫鲁的画像，中间还夹杂着印度教的 男神、女神画像。客厅里有一部大收音机。不久之后，达赖喇嘛和及其噶厦政府就开始在收音机前收听广播。二层楼上，达赖喇嘛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改成了修习 室。伯拉别墅周围有十四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围着，丹增嘉措和他的一家就单独住在这里面，而西藏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则住在幸福河谷俱乐部；它也是这个邦武装警 察的司令部，戒备森严，布置了一片路障和便衣特务，有效的阻止了藏人与新闻界和其它来访者的任何接触。
4月24日，也就是达赖喇嘛抵达伯拉别墅三天之后，尼赫鲁总理驱车穿过穆索里街道，他身穿着传统的紧身白裤，齐膝的黑色上衣，钮扣上有玫瑰形的宝 石，头戴国大党帽，数千名丘陵地带的老百姓和在这里度假的人们在放声欢呼。尼赫鲁此行表面上要向旅行社大会发表讲话。他在向大会发表讲话时说，他来这里是 为了履行「前约」，并没有意识到他将在这里见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旅游者」。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尼赫鲁指出，印度对西藏的兴趣是「由于历史、感情和宗 教上的原因，根本与政治无关。」尼赫鲁说：「无论外面的全部政策是否与农业的合作化、社会发展或工业发展有关，它都以合作为基础。」这番话显然是讲给北京 听的。尼赫鲁向班禅喇嘛和其它中国官员发出了邀请，叫他们来亲眼看看达赖喇嘛，他没有受到「劫持」。接着，尼赫鲁乘车经过了勃拉别墅大门前的警察帐篷，然 后与这位西藏领袖在草坪上待了一会儿，照了几张像。接着，他们俩退入屋内，会谈了几乎四个小时，只有一名译员在场协助他们。达赖喇嘛叙述说：「我将全部情 况向尼赫鲁作了解释，他建议我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不要急躁。他就像一位真诚的老朋友，全力表示同情，这使我感到高兴并怀有希望。但与此同时，他提醒我要 正视现实，因此，我感到有些灰心，实际上觉得没有指望了。」尼赫鲁讲得很清楚，尽管印度表示「同情」，但印度决不会给西藏独立的事业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 这就是「现实」。达赖喇嘛继续说：「我随意向尼赫鲁提到我们已经在藏南成立了临时政府，他有些恼火，立即答道：『我们不会承认你的政府。』大家知道，我认 为我们从西藏来到这里，抱着某种盲目而不理智的希望，心想只要能得到支持，我们还可以进行对抗。但是，在与印度政府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认识到，事实 上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印度人尽管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他们还是必须不折不扣地奉行他们的不结盟政策。当然，尼赫鲁本人知识广博，经验丰富，但我认为，这场 西藏危机也一定使他大伤脑筋。」
尼赫鲁的确越来越感到情况复杂，处境艰难。3月上旬至4月上旬，印度国会开始讨论西藏问题，到5月份这场讨论就变成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常常不乏讥讽 之词。印度共产党表达的是中国对这场危机的观点，指责印度政府对西藏另有打算，而几乎所有的其它反对党则认为尼赫鲁采取的是绥靖立场。前一年，社会党的领 袖阿查雅·克利帕拉尼谴责了「潘奇谢尔协定」，说它是在「罪恶中问世的，要我们批准去毁灭一个古老的国家。」现在印度的主要政治家都严厉批评总理没有对北 京采取强硬立场，北京成功地征服了西藏，这也就为它直接进攻印度的北部地区铺平了道路。中国已经说过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克利帕拉尼说：「我 不明白，在中国抱有这种想法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同它保持友好关系。当然，我们维护这一友好关系的努力，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国人不相信我们心怀善 意，而只会认为我们是胆小鬼。」 K.M.芒西说：「西藏的悲剧使我们背上了一笔沉重的良心债。对于像我们这样年轻的独立国家来说，又拥有这样的精神遗产，我们这样对待西藏的局势，这在历 史上已经构成了罪过。」
尼赫鲁对北京的指责表示无比震惊，同时又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坚持认为，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维持下去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对达赖喇嘛的行动就 必须要有约束。在当时的气氛中，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挑衅事件也可点燃中印战火____而印度却毫无准备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丹增嘉措认识到，他的地位以及 西藏在将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希望全部悬而未决，因此，他暂时采纳了尼赫鲁「静下心来，认真考虑」的建议，开始着手适应新生活。
达赖喇嘛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不久即十分明显。根据群众要求，每星期他要举行一次「达山」（即祝福），他坐在一张绸缎覆盖的椅子上，椅子 摆在伯拉别墅草坪一端支起的一个摇摇晃晃的木台上。夏季来临之后，西藏这位流亡「法王」成了穆索里旅游业最大的吸引力。6月3日，达赖喇嘛接见了五千名表 示良好祝愿的人们，玫瑰花瓣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上。有两次只好在阳台上重新露面，因为那些迟到的人在高喊「达山！达山！」达赖喇嘛的那些噶伦，对于很多印 度人企图同神圣的达赖喇嘛握手十分恼火，他们决定，达赖喇嘛再也不露面。不过丹增嘉措不仅热心与别人握手，而且对于几乎全部破除他周围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 繁文缛节还十分热心。他评论说：「过去繁文缛节太多，你不能说话，甚至呼吸都不自由。我讨厌拘泥于礼节。现在，新的处境使我较易于改变这一状况。大家看， 从这方面来说，成为难民实际上也是有益的。它缩短了我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它还加深了我对宗教的理解，特别是加深了对非永恒性的认识。虽然世界总是在不 断变化，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变化。接着，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这说明，要死死捏住这些东西不放是毫无用处的。」
一方面达赖喇嘛在适应这些变化，另一方面印度官员则在尽力维持过去的繁文缛节，这真是前后矛盾。达赖喇嘛到达印度三年之后，人们仍然稀里糊涂弄不明 白，一位记者的经历可以说明。别人告诉他不要触摸达赖喇嘛，也不要在达赖喇嘛前转背就走，因此当接见结束时，他左右摇晃朝门边退去。达赖喇嘛旁观了一会 儿，感到十分好笑。接着，他快步走到记者身边，抓着他的双肩，将他转过去，然后友好地推了他一下。
不到两个月，达赖喇嘛自愿保持的沉默宣告结束。自从4月上旬以来，数一千计的难民开始源源不断地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口，进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和 印度。她们带来了消息，说中国方面在进行全面努力根除西藏的社会和文化。正如康区所进行的「民主改革」一样，「民主改革」不日就要强行实施：财产与劳力的 集体化、划定阶级成份、天天进行的政治「再教育」，解散僧侣阶层，还有计划要将汉人大批派来定居，开始西藏中国化的过程。此外，人们不但听说很多人遭到囚 禁和处决，而且每个地区新成立的军管会直接犯下了许多暴行，经常对人们施以酷刑、强奸和肢解。眼下，西藏的这场全面灾难，使达赖喇嘛顾不得尼赫鲁的告诫 了，迫使他发起了一场求得国际支援的运动。
6月20日，丹增嘉措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伯拉别墅的草坪上，支起了一顶四周没有帆布的帐篷，几十名记者在这里倾听达赖喇嘛宣读一份冗长的声明。声明列举了在西藏发生的种种破坏行径，说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毁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甚至要同化藏族」。
达赖喇嘛要求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调查有关暴行，他明确废除了十七条协议，并说：「我和我的政府在哪里，西藏人民就会承认我们是西藏的政府。」他还说：「当我获得 1950年以前在西藏享有的那些权利时，我将返回西藏。」
然而，达赖喇嘛最迫切、最关心的是难民问题。到6月底时，几乎二万藏人逃离了他们的家园，这是数批大量出逃的第一批难民，最后达到了十万人。一方 面，那些紧靠边界的人们被迫去翻越那些世界上海拔最高、荒无人烟的山口。另一方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其它人，则一路上艰苦作战，历时三四个月，才能杀出一 条生路。这些人当中死去的甚多，有一批幸存者共一百二十五人，他们于6月份抵达阿萨姆邦，而他们出发时共有四千人。大部分难民不是挨饿就是负了伤，或者害 上低山病。当他们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时，从文化方面而言，他们大受震惊。达赖喇嘛说：「1959年夏季期间，我的迫切任务就是设法拯救难民。他们一 到，热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穿着笨重的靴子和长袍，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全得烧掉，必须密切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接着，我们根据所掌握的一星半点知识，认为 自己负有义务要告诉这些『新来』的难民，要返回西藏并不容易。我们说：『我们在印度待的时间一定会比预计的要长。我们不但肉体要在这里定居，而且，思想也 得在这里扎根。』」
为解决这些难民问题，建立了两个大型过渡性营地：一个叫米萨玛里，距提斯普尔十英里；另一个叫布克萨杜瓦尔，过去曾经是英国人的战俘营，位于西孟加 拉国邦，离不丹边境很近。这些难民营不但反映了印度政府在作出努力，而且也是反对党努力的结果。这些反对党在阿查雅·克利帕拉尼的领导下，联合成立了一个 中央救济委员会，它在获得粮食、药品以及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印度的情报部门让那些僧人、游击队员及其家属消毒灭菌之后，让他们留下了指纹、并对他们 进行了询问。然后这些人就在营房里等待，他们将分别派往印度北部凉爽一些的地方修路。这个计划是达赖喇嘛和新德里联合制定的，目的就是刹住日益增长的死亡 率。1月至7月，第一批修路队伍就离开了布克萨杜瓦尔，接着又是数百人，这些人都分布在横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千二百英里的弧形圈内。他们幸存下来的可能性 十分有限，然而，他们却是西藏最终获得自治的唯一希望。
单巴次仁、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用了三天时间，翻越了西藏和不丹的高山，这些山高达二万五千英尺。三天后，他们的目标展现在自己的眼前，脚下是喜马拉 雅山脉南坡，森林茂密。数天来，他们艰难地走过了地图上没有标记的荒原，眼前曾一直是银光闪闪的雪峰、山脊和峡谷；结束这样的景色，多少天来这还是第一 次。六个月前，起义被镇压下去，单巴的父亲确白顿多和竹巴村全部体格健壮的男人，都被人民解放军囚禁。开始他被释放，但只过了几个星期又重新被捕，然后又 被释放，正好目睹他妻子在群众「斗争会」上挨打挨批。接着，他接到通知，虽然单巴只有十岁，但还是要与其它数千藏族小孩一道去中国上学。单巴的父母十分担 心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独生儿子，因此决定逃跑。
1959年10月中旬，确白顿多领着一家，逃出了竹巴村。他妻子以及他们五岁和八岁的女儿午夜之后出发，悄悄地匆忙离开了竹巴村。一会儿过后，确白 顿多和单巴跟了出来。家里的门没有闩上，以免引起怀疑。他们的那条狗不愿回去，也跟着他们走。他们随身带了几袋粮食和衣服，朝东走去，离开大路，进入了分 隔山南(2）不丹的大山，然后拐道朝南。他们整夜爬山，爬到了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度，两个女孩背在父母的背上，单巴则握着父母的手走在中间。大人每前进一 步，齐腰的下面半截就陷入了新近落下来的积雪里，因此这样爬山是极其艰难的。破晓时，他们在一块大石头后歇脚睡觉，就是一条毯子铺在雪地上，人蜷缩一团睡 在毯子上。直到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狗不见了，它很可能陷入了吹积而成的雪堆里，无法自拔。
日落时，单巴一家凝视着高低起伏的山峰和湛蓝色的天空，远方天空下是西藏荒凉的棕红色山岭，在夕阳闪闪发光。他们简单地吃了一些融雪、干肉和炒青稞 面之后，又继续爬山。月光洒落在冰雪上，十分耀眼，他们每走几步，就必须遮挡一下眼睛。到拂晓时，大家都已筋疲力尽。由于空气稀薄，海拔很高，单巴的小妹 妹已开始呕吐。他们没有吃一点东西，在山峰之间的低洼处倒下就入睡了，上头有突出的山头挡风。第二天夜晚，他们又继续前进。早上三点，他们朦朦胧胧地看到 前面有一道细如针一样的山脊，确白顿多牵着他的孩子和妻子，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跨过了一条肉眼不易看到的裂缝，这条裂缝在夜色中向两边延伸。不过，安全 越过这道山脊之后，坡道逐渐下降。他们还是在雪地里露宿，翌日下午才醒过来，因为他们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被抓住了。他们翻越另一座马鞍形的山坡后，不丹 的山麓小丘展现在他们眼前，这时夕阳还垂挂在西边的天空。他们翻越过的那些高山像一道墙，在他们身后高高耸立。这一家人如若不是他们最小的孩子的病情的 话，他们一定会感到大为欣慰的。两天来，她一直不吃不喝，昨天在途中，她只是一动不动地趴在母亲的背上，别人想弄醒她时，她却毫无反应。将近四点时，单巴 的母亲焦急地听了听女儿艰难的呼吸声，然后大声叫喊，孩子的「情况不妙」。他们在距离树线还有一小时行程的地方，停下休息。单巴的母亲坐下来，将女儿从背 上举起来，使劲晃她。就在此刻，小女孩停止了呼吸，其它人都在一旁看着她死去。单巴回忆说：「这使我们感到震惊。刚才她还活着，但过不久，也就是爬山最艰 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她却死了。」
太阳落到了群山后面，单巴和他一家守着尸体嚎啕痛哭。最后，确白顿多从他们带来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了幼女的其它衣服，穿在她小小躯体上，然后用双手 掘了一座浅浅的坟墓。接着，他将孩子掩埋了，在她的脸上堆起了白雪。他们一家在哭泣声中，起步下山。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岩石和齐腰深的灌木丛中，铺下了 毯子，烧了热茶，这是三天以来的第一次，然后就睡着了。
单巴和他的一家躺在一个新世界的边缘，这个新世界的各个方面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确白顿多以前曾在不丹经商，他至少还见过森林，其它则未见过。就象 来自西藏的许多难民一样，他们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地球上只有中国和印度，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大海洋。全家人都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逃出—–中国将达赖喇嘛的 出走严加保密，因此尽管他们自己的逃跑很成功，但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所以，翌日他们就踏上了他们见到的第一条路，在森林中露宿一夜之后，顺着这条路来 到了一个村庄。
对西藏人来说，这些不丹老百姓看去就像自己的同胞一样，他们身着齐膝长的方格长袍，留着没扎辫子的头发。这些人已出走若干年代，只是生活习俗还或多 或少地像他们的祖先，给人以奇怪的感觉。然而对不丹人来说，这些难民一点也不陌生。自从早春以来，数千人走了这条路，他们被弄得晕头转向，疾病染身，不少 人忍饥挨饿。起义爆发后不久，不丹政府立即关闭了那些主要山口，因为它担心如果允许难民入境，中国将会采取报复行动。但是，随着许多宗教和政治人物的到 来，而这些人当中有些还是不丹王室的亲戚，不丹人终于修改了这一政策。后来，西藏人可以通过不丹王国，但条件是他们得前往印度。虽然最后留在不丹的难民四 千人，但其它难民则被迫行乞通过不丹。他们将身边为数不多甚少的几件珠宝、佛像以及唐嘎换来食物糊口，因此，当他们一个月之后处境时，大多数人都变得一无 所有。就是这样，单巴、他的父母和妹妹穿过了不丹，晚上在森林里露宿，白天在村里行乞。
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不得不去讨饭。他们来到了一座村庄的外围，一家人分成两组，母亲领着女儿，父亲则带着儿子，挨家挨户地去要残羹剩饭，这里的村 民给他们什么，他们就要什么，主要是米饭和蔬菜。然后他们回到了镇外的宿营地，吃了东西之后就继续上路。确白顿多发现人们对孩子更为慷慨，便叫儿子单独去 要饭。但是，这个办法尽管很奏效，却使单巴本来就总是害怕迷路的心理负担更重，大家也都有这种担心。这里的茂密森林不像西藏一眼望不到边的景色，密林常常 是遮天蔽日，造成了强烈幽闭的恐怖感。这种感觉又因为总是担心一家人分开而更为强烈。这些人害怕树林中躲藏着什么东西，因而加重了他们的不安。这里老虎、 野猪和有毒昆虫一应俱全。单巴的父亲警告孩子们要注意蛇，将蛇描述成像西藏商人使用的黑白相间的绳子，但蛇是活的。然而水蛭却防不胜防，因为它们到处都 是。水蛭每天都爬到人身上来，紧紧地黏在人体上，慢慢吸血，可以膨胀到二英尺长，盐和水是唯一的解毒药。单巴及其一家留下火柴用来点火，却去乞讨食盐来对 付水蛭。他们裹在身上的还是那些热得像火烧一样的藏装。在此期间，单巴的母亲间或还要为死去的女儿哭泣。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要说几句话；其它人从未提起 过那件悲痛的事情，害怕进一步触发母亲的痛苦心肠。
全家人在步行通过不丹的途中，遇上了其它的难民，他们就象无数条小溪顺势而下，经过首都廷布，继而奔向印度。终于，他们走了五天之后，来到了一块大 草坪上，这里挤满了准备越境进入印度的藏人，印度边界距离这里还有两天路程。在这些人当中，单巴的父亲发现了他认得的一家人，他与他们一起烧火做饭，两家 互相叙述了各自的经历。他们一起进入了印度，几天之后就到了布克 萨杜瓦尔。
布克萨杜瓦尔的十三座混凝土营房周围有三座小山，这块地方很小，密不通风，周围有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围着，环境沈闷。单巴来到这个营地时，营地大门的 内外已有数千藏民在这里露营，大多数人都因为气候炎热和海拔较低而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为了解决过于拥挤的问题，印度政府已开始将难民大批弄走，要么是让他 们去修路，要么是转移到米萨玛里的过渡性营地，这个营地要宽敞一些。两个星期之后，单巴和他一家也转移到了这个营地。单巴回忆说：「我们一大帮人离开了布 克萨杜瓦尔，走了大约二英里，来到了铁路线，大家都在谈论火车。谁也没有见过火车；我们刚听说火车这个藏语新名词『日里』（煤廓)它来自英文Rail这个 名词。听到人们在谈论可以跑动的大房子，我很激动；但当我们第一次到达铁路线时，却因为十分匆忙，也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印度警察将他们赶到了一条狭窄的 走道，两边都是一排睡 ，有三层，单巴设法弄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这个有利的角度倒使他大吃一惊，他记得：「当时十分有趣。火车开动后，实际上我认为是外 面那些山岭在奔跑，而不是我们在移动。我凝视着窗外，心想：『这些山岭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就是不明白。」不过，夜幕降临时，这时火车往南驰，喜马拉雅 山脉也已消失，他才开始明白过来。在火车上又过了一晚之后，他们抵达兰加帕里镇，这些难民要从这里坐卡车前往新营地。
从外表上看，米萨玛里比布克萨杜瓦尔要大，压抑感没有那么强烈。营地建造林中河边的一片平坦沙滩上，由一百五十个竹棚组成。竹棚排列成行，十分整 齐。一个竹棚里住一百人，竹棚周围种了很多蔬菜。黄瓜藤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在很多竹棚顶上铺盖了一层，可以稍稍遮挡一下热带地区的阳光。直到单巴一家来对 米萨玛里之前，这里约一万五千名难民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他们是原康巴战士和僧人，在起义期间逃离拉萨。他们已经体验了最艰难的营地生活。米萨玛里是为藏人 修建的，不过两个星期，水源受到污染，卫生条件不好。配给的咖哩土豆、大米和小扁豆尽管数量充足，但对于只习惯于吃青稞、酥油和肉食的人们来说却有害无 益。结果发生了流行病，出现了致命的阿米巴痢疾。河堤上有一个火葬场，尽管相距有近五百米，但火葬场的烟雾每天都要飘到营地这边来。首先死去的是老人和儿 童，因为他们抵抗不了这样的感染，通常只需一两天就会完蛋。哭泣是营地最引入注意的声音，偶尔，哭泣声也夹杂着诵经声，这是一位孤伶伶的僧人在诵经，他也 和其它人一样穿着政府发给的衣服。
单巴在米萨玛里度过了几乎三个月。每天，他们全家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听说又有一个人死去的消息。他们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抱有这样的希望： 希望达赖喇嘛不久将会率领他们返回西藏。他们总是谈到这一点，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似乎确信，他们在印度的逗留只是暂时的。但是，1960年冬天，营地的 一位西藏官员宣布，他们不久将被送到北部筑路。确白顿多推断，如果去修路，那么，从米萨玛里回西藏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全家人丧失了信 心。迄今为止，单巴和他的妹妹还没有受到痢疾感染，但现在却不行了。虽然营地的医务所给了小妹妹一些白药片，但她的身体仍垮得很快。以前，她常常在屋外玩 耍—经常快步跑进屋，因为她见到一个黑皮肤的印度人而受到惊吓；现在她也不能到户外去玩耍了。她整天卧床不起，身体虚弱，不动不吃。就在全家即将离开这里 去筑路时，单巴的又一个妹妹离开了人世。
两天之后，单巴和父母上了火车，也不知火车驶向何方。在火车上，单巴的母亲一直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她心神错乱，不思茶饭，不时哭泣，反反复覆地 说：「我们从中国人手里跑了出来，结果只是将尸体掩埋在异国他乡。」单巴的父亲无精打采，坐在妻子身旁，因为失去了女儿而说不出一句话来。火车行驶三天之 后，车上的一百六十名难民在一座小城镇下了车，前面就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山麓。一名西藏政府官员在车站迎接他们，但印度官员却未露面。这些人在月台上又 住了三天。在这三天期间，他们迎来送走了流亡生活中的第一个藏历新年，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当别人终于发现了他们之后，他们坐上了卡车来到了一些军用帐 篷前，这些帐篷已用过多年，破旧不堪，打了一些补丁。这些帐篷支在石坡上排列参差不齐，离一座叫做巴瓦钠的印度村庄很近。沿着一条小道，穿过一段松树林， 走上几百码，就到了筑路的起点处。
一个星期之后，筑路工作开始了。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分吹哨，难民们穿过松树林来到路旁，首先由印度工头点名，然后将他们分成十人一组。男人分发了斧头 和橇棍，砍树，搬树；妇女发了铁铲挖路基，儿童则发了筐子运土石。中间休息一小时吃午饭，然后要干到下午五点。每天不过一个卢比，（即美金十分），勉强能 买些大米，一个星期能买一次肉和蔬菜，数量可怜。难民们散工之后在村庄里买东西，这是他们首次与印度的非官方接触。
正如其它筑路营一样，他们发现与当地人接触尽管很有必要，但却常有危险。无论当地居民患什么样的传染病—-尤其是肺结核，总是可以传染给西藏人。由 于他们缺乏适当的抗体，大多数人常常因此丧命。流亡者来到印度之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清楚地看到，这一过渡性阶段不仅比逃跑威胁更大，而且给人们带 来了伤害，几乎没有一家能够幸免，甚至人们怀疑难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凝聚的集团而存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找不出明显的疾病作为死因，藏人干脆将不幸的 死亡，归咎于流亡使人心碎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单巴的母亲似乎也染上了这样的疾病，她干了两个星期的修路活之后，无力继续干下去，不得不躺在草铺上，盖的 是全家在帐篷中用做床铺的那床毯子。因为要糊口，单巴和他的父亲还得去干活，无法照料她。晚上，他们将她抬到了巴瓦钠特的小诊所，但这里那位主治医务人员 却找不出任何确切的症状进行医治。失去了两个女儿，她现在仍极度难过，孤独地逗留在人世。后来的一个星期天，负责这个筑路团的西藏官员安排她去看看达赖喇 嘛的新住地、相距很近的达兰萨拉。几个月之前，达赖喇嘛就从穆索里转移到了这里。
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之后，这些筑路工人在一个叫麦克累德干基的小村庄下了车。村庄位于山坡上，上面就是大城镇达兰萨拉。确白顿多从这里背着妻子，爬 上了通往达赖喇嘛住宅的石子小道。小道的坡度很大，在住宅的入口处，他们通过了安全检查，然后被带到了一个草坪上，前面是一个阳台，在一座大房子的南边。 达赖喇嘛露面之后，他们全部五体投地，拜倒在他面前。
这位年轻领袖谈到了正在实施的计划和进行的改进工作，尔后他们排成纵队从达赖喇嘛身边走过，接受他的摸顶祝福，然后接见即告结束。两天之后，他们回 到了巴瓦纳村，单巴的母亲躺在床上抬起头，看着丈夫和儿子，说：「我已经见到了神圣的达赖喇嘛，感到无比欣慰。如果我要死，那是我的命运。我感到满足 了。」翌日，单巴的父亲就打发单巴独自上工。那天晚上，单巴的母亲拿着他的手，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爸爸。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回到西藏去的。」第二 天，当单巴干活回来时，母亲已经去世了。
两个星期之后，确白顿多开始呕吐。就象他的孩子一样，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他被送到了帕兰普尔的一家医院，到那里坐车需要一个小时。单巴这时正好就要 过他的十一周岁生日，但他却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帐篷里，妈妈就是在这里去世的。每逢早上，西藏政府的那位官员就要他去上班，但告诉那些印度工头不要让他干很 多活。晚上，这位官员领着他去巴瓦纳，买糖果给他吃。每天夜晚，单巴孤苦伶仃地躺倒失声痛哭，害怕他的父亲也会死去，使他成为孤儿。但确白顿多一个星期之 后居然回到了这里，真是奇迹，他虽然软弱无力，但仍活着。
然而他们又面临着再次分离。单巴这个筑路团中有四十名儿童，决定要将他们都送到新建在达兰萨拉的幼儿园去，这个幼儿园是1960年春季建成的，其任 务是照顾失去亲人而正在修路的数百名儿童。单巴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拒不离开他的父亲尽管确白顿多明确告诉儿子，他这次去没有危险，并坚持说在筑路营泥土和 石头没有前途，但 单巴仍执意不肯。不过，担负这项任务的那些成年人却没有动摇。单巴被痛苦地弄上了拥挤的客车，流着眼泪乘车来到了达兰萨拉，最终与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分离 了。一年之后，他才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在此期间，在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持下，新的生活开始在他和他同一代的年轻人面前展现成形。
1959年夏季和秋季，难民继续从高原来到印度。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为了赢得国际上对西藏的支持，正在加强努力。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根据达赖喇嘛 呼吁，进行公正调查的要求，对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到了7月末就已经编写了一份初步文件，一年之后发表了整篇报告。在这 份报告中，该委员会断定，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反人权问题时， 该委员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这也就 是种族灭绝。」
达赖喇嘛从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的初步调查结果中获得了勇气。9月8日他乘火车离开了穆索里，翌日早晨六点，达赖喇嘛抵达德里车站，受到了数千名印 度支持者的欢迎，然后驱车来到印度国宾馆海得拉巴德宾馆。接着在总理住宅梯恩穆梯府与尼赫鲁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说：「尽管印度方面强烈反对，但我自己还 是决定要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
首先，我见总理是为了解释我们的立场。尼赫鲁听后说：『既然你已经决定发出呼吁，那么就干吧。』当时，我们的确感到自由是多么美好，尽管以前我们想 与联合国接触的打算都被泼了冷水，但我们的权利现在却被人承认了。根据我过去同中国人（3）打交道的经历，几乎不可想象，它是我一生中不同寻常的出乎意料 的经历。」
丹增嘉措在征得尼赫鲁的认可之后，同一天给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发了电报，并准备随后派一个代表团去；接着就忙于拜会外交官员，这是前所未 有之举，目的就是努力争取对此项呼吁的支持。达赖喇嘛在回忆他对新德里外交使团的拜会时说：「将我自己与今天的达赖喇嘛相比，我当时就有几分糊涂。与人单 独交谈，这总是有益的，但有时清夜不知如何开头。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对外交礼节却不太注意。不过，1959年我对自 己还缺乏信心。因此，有时是很为难的，我常常焦急不安。」
然而，达赖喇嘛的努力，证明是令人满意的。结果，爱尔兰和马来亚联合向联合国大会的程序委员会提出讨论西藏问题，这次与1950年拒不受理的态度不 同，而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辩论。在很多方面，这场辩论反映了印度议会的那场辩论。正如提案国所指出对那样，西藏的苦难主要涉及的是人权；进一步的问 题，却遭到忽视，因为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统治西藏，但也对西藏提出了主权要求。马来亚代表达托·依恩迈尔·卡米尔在开场发言中，引用了国际律师与 法官委员会最初报告的结论。结论认为：「根据可以得到的证据，要撤回对系统地大力无情压迫人类的基本尊严的提案，种似乎是难于办到的。」苏联代表瓦西里· 库什涅特索夫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这份报告毫不可信，指责提案国企图「利用联合国以达到加剧冷战局势的目的」，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西藏问题，这个问题纯属杜 撰，目的就是要恶化国际形势和大会的气氛。整个共产党集团的成员同印度共产党一样，它们都跟着苏联跑，对西藏问题表达的就是北京的观点，认为这个问题「完 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甚至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无理的干涉」。这样，西藏问题正如尼赫鲁已预料到的那样，成了全球冲突这个大 棋盘上的牺牲品。但是，到会议结束时，大多数国家投票同意将西藏问题列入第十四次大会的议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站在西方民主国家一边，以四十五票赞成，九 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通过了一项有利于西藏的决议。这项决议虽然没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但却呼吁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要尊重西藏人们独特 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从西藏出来的多批难民源源不断带来了一些报告，内容就是暴行和大规模的破坏行为。因此，1961年和1965年又通过了两项决议，在 这些决议中，联合国的措词强硬多了。正如第二个决议中所说的那样，联合国不仅表示「严重的关注」和「极大的不安」，因为，「西藏人民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受到压制」而遭到了「深重的灾难」，而且再次「郑重」地呼吁，「停止那些剥夺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自治权）的行经。」
1959年12月，当时联合国就要发出首次呼吁，丹增嘉措的流亡生活也将满一年。他踏上了朝圣的征程，在佛祖成道的地方菩提伽耶，丹增嘉措下榻在这 里的藏传佛教寺院。从这里，可以看到建于二世纪的大寺庙摩诃菩提寺，附近是棵菩提树，佛祖就是在这里证悟实相。达赖喇嘛在这里接见了约六十名难民代表，这 些代表发誓要为西藏的自由继续努力战斗。然后，他为一百六十二名加入僧人行列的人们举行了仪式，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着，达赖喇嘛继续前往鹿野苑的鹿 园，这是佛祖首次讲经的地方。达赖喇嘛的随从比平时少，只有十六人，他们乘车穿过了两千名哭泣的西藏人群，这些人们聚集在树下的茶摊周围，贩卖他们一直设 法保存下来的一些旧衣服和几件值钱的东西。达赖喇嘛在这里待了两个星期，他按西藏的传统方式，坐在盖着绸缎的宝座上向人群讲经。每逢讲经结束后，丹增嘉措 要向人们宣传他心中的长远规划，说流亡藏人的重建事业和西藏独立斗争要结合起来，历时一个小时。他是以忠告的口吻在发表这番讲话的。从此以后，他向自己的 人民发表讲话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达赖喇嘛说：「此刻，西藏的太阳和月亮被遮住了，但总有一天，祖国将回到我们手中。你们不要心灰意冷，摆在我们面前的伟 大任务就是要维护我们的宗教和文化。
译注：
(1) Panch Sheel的音译。1954年4月，中印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协定。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 .
(2)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
(3) 原文如此，应为印度人。
第四章 重新建设 1960年-1974年
达赖喇嘛对流亡社会的遐想，在他新的指挥中心达兰萨拉扎了根。这是英国人弃置的一个丘陵营地，地处旁遮普邦的北部边缘。在新德里西面，相距一天的路程，达 兰萨拉位于多拉山脉的低处山粱顶。达兰萨拉由英国人始建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用作贾廊达尔师的夏季营地。最初英国人在最高处的山脊上建立了一个兵站，接着 在正对下边平原的一道狭窄的山粱上盖起了麦克累德甘基这座小镇，修建了一条柱廊，兴办了商店，前面是一座时髦的林园，还有一个供小鸟戏水、饮水的盒形装饰 物和一些石条凳。荒野中有一座圣公会的教堂，叫圣约教堂，它那富有乡土气息的钟楼耸立在山坡上。这里一百多间小屋，散布在山坡上；小屋有用来娱乐的角楼， 俗丽的门窗，拱顶，有很多厢房，都安上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如伊凡锄头、鹰巢、栗木别墅、军事演习、撤退等。
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期间，除了大城市之外，麦克累德甘基社团在营地北部是最有朝气的社团之一；随着铁路修到了距离丘陵地带只有七英里的帕坦科特， 德里和拉合尔的官员蜂拥而至。春天，森林里遍地铺满了报春花、寄生、红杜鹃和紫红杜鹃；六月雨季开始之后，到处都是毛茛、紫罗兰和金银花。这里的野生动物 资源十分丰富：豹、黑豹、豪猪、狐狸、鬣狗、红脸猴和白鬃大金丝猴，这些动物在海拔低一些的山岭中。在冬季几个月中，黑熊和棕熊就与这些动物一样下山觅 食，在麦克累德甘基的上空，鹰。白嘴秃鹫在发狂地盘旋；斑鸠、鸽子、渡鸦、雪雉驯服地飞进城里。达兰萨拉原本要建成土王的夏都，它的前途似乎不成问题，但 在1905年却发生了一次地震，英国人重新选择了西姆拉。那些留下来的地方官员也将他们的办公室所转移到低一千四百英尺的山上，这个地方就叫下达兰萨拉， 要隐蔽一些。1947年8月15日这天—-印度的独立日，这些官员也走了。
仅仅留下了一位名叫N.N.诺罗基的人，由他负责麦克累德甘基鬼怪式的生活。诺罗基家族是大油商，人们叫他们「欧洲商店」的老板，自从达兰萨拉始建 以来，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他们原是信拜火教的波斯人，一千多年前为了逃避在波斯的宗教迫害，作为难民逃到了印度。他们的家族一直没有受到危害，他们在麦 克累甘基立业之后，多少代英国官员都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这个村庄的保护神。 N.N.诺罗吉是诺罗吉父辈家业的第五代主人，现在他手头掌握了几十间别人弃置的房屋。他企图使这个村庄恢复活力，但他的努力并不成功。在十二年时间内， 他多次主动提出要将这些房子无偿提供学校，无偿提供给州政府作旅游别墅，但却无人接受。终于他从朋友那里得知，中央政府在为达赖喇嘛寻找可供长期使用的住 处，他立即与新德里进行了联系，诺罗吉说这是林中一座被人遗忘了的幽静城镇，日趋衰落。他的介绍很有诱惑力，政府进行检查之后，德里居然认为这个地方非常 理想，这一点使他感到十分好笑。藏人开始也只好同意，达赖喇嘛说：「尼赫鲁亲自为我们选定了达兰萨拉，因为他认为这里『安宁、平静』。不过，从我们自己的 观点出发，它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的方面。德里是神经中枢，离德里越远，通讯条件越不好，这样，达兰萨拉的不足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但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潜 在力，这里很开阔，发达的余地更大。因此，虽然我们起初抱怨不愿转移，但后来我们的官员去看了这个地方并且觉得不错之后，我们决定转移。」
1960年4月29日，达赖喇嘛在穆索里待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离开了此地。他头天晚上乘火车前往帕坦科特，翌日下午在车站就受到了邦当局和市政当 局的迎接，来迎接他的还有几千名西藏难民，他们正前往达尔豪榭去修路。这些藏人看到他们的领袖今日的景况远远不如以前，很多人失声痛哭。丹增嘉措停步安慰 这些难民，告诫他们不要丧失勇气，并担保「总有一天，我们会重返西藏」。接着，一队警方吉普车的护送下，他开始乘车爬坡，需用二小时。他经过了遍地都是石 头的狭窄河谷，前往达兰萨拉，前面就是多拉达山脉银光闪闪的群 峰。
达赖喇嘛在回忆他第一眼看到达兰萨拉的情景时：「这是一座小镇，当地人民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 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丹增嘉措的车队缓缓驶往以 前的英国邮政局、警察局和县政府，进入主要街道。主街道将卡特瓦里集市一分为二，两边摆着水果、蔬菜摊子。露天理发店、还有裁缝、鞋匠、买糖果的商贩，拥 挤不堪。三千人从上面仍在使用的兵站走下来，排列在道路两旁，鲜花象雨点一样落在新邻居身上，以示欢迎。这些人当中有戴彩色绣花帽的丘陵地区老百姓，有戴 红色、蓝色头巾的锡克人，有身着黑色礼服的政府官员和商人；他们的妻子身着透明的沙丽服①，甚至还有廓尔喀人。达赖喇嘛回忆说，当时有朵鲜花上有一条小毛 虫，毛虫在他大腿上咬了一口。当阳光将附近拱顶一样的芒峰染成紫罗兰色时，车队沿着之字形路线，又上行了五英里，经过兵站来到了麦克累甘吉。下午五点他们 在麦克累甘吉驶经一座用竹子新塔的欢迎牌楼，牌楼上扎了冷杉树枝和一些彩色飘带，金色的「欢迎」大字横跨牌楼顶部。牌楼后面有二百五十名西藏难民，他们于 一个星期前抵达这里，这时他们开始叩长头。同时，穿卡叽制服的印度警察使劲叫他们朝后靠。N.N.诺罗吉走上前来，自我介绍之后，就将达赖喇嘛领到了一辆 在等侯着的吉普车旁，他们还要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山路乘车上行，前往达赖喇嘛的新住宅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达赖喇嘛说：「当我来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时，天色 已经很晚，因此我看不到什么。第二天凌晨，我还是像往常一样五点就醒了，我听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放声唱歌的鸟儿，这样的鸟声只有在这里才听得到。喀啦呵阿 呵，喀啦呵阿呵，声音就像这样。后来别人告诉我，这只鸟闹得我的一位高级官员彻夜未眠。接着，我没有念经，而只是眺望群山，观赏景色。这是1960年5月 的第一天，天气很好，但却很热。」
根据诺罗吉的建议，对四幢小房子进行了翻修，以便供这些藏人居住。海克罗夫特府原为县长的住宅，重新起名为斯瓦格阿什拉姆府，即「天府」，被选定用 作达赖喇嘛的住宅。这所住宅距麦克累德甘基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它位于山坡西部边缘的一块平地上，这里地势险峻，整个建筑似乎就修在一块悬挂在空中的岩石 上，而房子本身几乎没有几扇窗户，是一座有三十二间房的平房。房间有一些活动天窗，冬天就靠几个小壁炉取暖。因为地方不够，房子的前端伸向两边，这上面有 两个大凸窗，向外突出；凸窗下面是门廊，俯瞰一条狭窄的走道，再往下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道石墙。墙下有一个草坪，草坪以前用作网球场，但不久之后将成为接 见坪。后面有三间外屋，其中包括厨房，这三间屋沿山而上，一间比一间高，一间比一间小。三幢别墅已经作了准备，供八十名政府官员居住，而达赖喇嘛的高、初 级经师和新德里的联络官的住处则相距更远。斯瓦格阿什拉姆府配有警卫室，拉了铁丝网，后来还修建了一座高高的混泥土大门；这张大门建在松树密布的翠绿山坡 上，显得极不和谐，不过这倒是居住在这座僻静别墅里人的地位的唯一见证。
自从来到达兰萨拉的第一天起，达赖喇嘛就意识到他在林中十分孤独。那二百五十名难民几个星期之后离开了这里，因为他们要去筑路，留在麦克累德甘基的 就只剩下了诺罗吉。诺罗吉常来，他给这些藏人提供了种种东西，从毯子、卫生用品、热水瓶到食油和雨伞。斯瓦格阿什拉姆府十分拥挤，达赖喇嘛修道士式的卧 室、住室和办公室全在房子的前部；后面住着他的母亲、两个姐妹、姐夫P.T.达拉、管理服装的堪布、负责仪式的堪布、管理缮食的堪布、大管家以及译仓和翻 译。西藏卫兵和印度卫兵在巡逻站岗，只留下了门前一块供自由活动的地方。达赖喇嘛来到这里不久，就马上开始步行爬山活动，有时爬到了高一万六千英尺的山 口，到了芒锋的鼻子下面，然后下山来到叫做特利安德的徒步旅游旅馆过夜。陪他爬山的只有几个人，达赖喇嘛回忆说：「我们常常爬高山陡坡，如果那些印度卫兵 跟着我们爬，那对他们可真是很不容易。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脚踏笨重的靴子,鞋跟上还钉着光滑的钉子，而且他们还扛着大步枪。因此，我们叫他们把枪放下， 就在山下等我们回来。我们的关系相处很好，我们经常在林中找上一块还草坪，用来喝茶吃野餐，我的确非常喜欢这样做。这是我在达兰萨拉的新经历之一 ，自有其特殊的韵味。」
达赖喇嘛在斯瓦格阿什拉姆府的生活与西藏的生活全然不同。它的苦处包括每逢雨季期间，他的床头天花板周围直漏水，每天可以接二、三桶；它的乐处是， 第一个冬天他们就堆雪人，打雪仗，在大客厅里打乒乓球；这里也是丹增嘉措与他母亲进餐的地方。下午五点工作结束后，常常在门廊前的草坪上打一场羽毛球。他 们还喂养了一些新奇的宠物，其中有一只小鹿，还有几只独立意识很强的拉萨「阿普索」狗，这些动物增强了家里的随和气氛。
尽管达赖喇嘛在斯瓦格阿什拉姆府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宗教活动，但他的大部分仍集中用于如何解除难民的困境。通过在国外重新振兴西藏文化事业，为西藏进 行一场有建设意义的斗争。丹增嘉措相信，北京企图统治他的祖国的努力势必归于失败。此外，付出这样的努力不仅能防止难民社团的崩溃，而且给西藏的现代化提 供了机会，当然这只是开始阶段的现代化。一旦西藏重新获得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难民社团也就为未来的西藏树立了榜样。
第一步，政府必须重新改组。噶厦将莫蒂梅尔别墅用作秘书处，噶伦和工作人员分布在六个部门：内政、外交、宗教文化、教育、财政和安全。在新德里成立 了一个局，这个局在藏人与印度政府和给难民提供援助的各个国际救济组织之间起联络作用。这个局下设四个办事处，分别设在纽约、日内瓦、东京和加德满都，每 个办事处充当流亡政府的非正式外交结构。在西藏，文职官员的品第分为七级，现在新成了十级。同时，达赖喇嘛在印度律师的帮助下，正在着手起草一部民主宪 法，将来要根据这部宪法，产生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经选举组建的政府。然而，复兴却是眼前的迫切任务，达赖喇嘛说：「在我们刚开始工作时，在我们那些当权人物 当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派别认为：我们西藏人该集中在印度北部地区；而另一派别—其中包括我自己—–则认为，我们究竟居住在何处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 能找到一块地方安居乐业，这样我们就能保存西藏的特点、西藏的文化和种族。」最后，还是达赖喇嘛的观点正确，因为印度北部仅管离西藏边境很近，十分理想， 但却缺乏没有被人占用的大片土地。尼赫鲁总统得知藏人的愿望之后，就征求了印度南部人口较少的各邦邦长的意见，请他们提供无人占用的农村地盘。卡纳塔克邦 作出了积极的反映，提供了一片无人居住的丛林，它位于起伏的丘陵地带，在迈索尔西面五十二英里处。正如达兰萨拉和新德里联合组成的调查组不久以后所发现的 那样，这块土地是一片荒原，只有一条通往迈索尔的公路，公路沿线有几个原始村庄。无论如何，这里的潜力同达兰萨拉的潜力相比不相上下；藏人在这块土地上能 够获得的任何成功，都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功绩。
1960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也就是西藏难民抵达印度后差不多两年时，第一批西藏难民六百六十六人离开了他们在北部的若干营地，前往南方兴建永久 性家园。罗桑江村是农民，十分健壮，鹰钩鼻，他成了这个难民营第一任村长。他回忆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一位西藏官员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被选去开 垦新的土地。接着，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来了，叫我们坐上一辆专列火车朝南开了三天，才到终点站。这是个大城市，大客车已在车站等候我们。汽车载着我们直奔乡 村，一直朝前走啊走啊，终于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片帐蓬，扎在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
这一片新丛林不同于大多数难民穿过的不丹和阿萨姆邦的亚热带雨季森林。这片新丛林地处印度次大陆心脏，从心理上和地理上而言都十分偏僻。这些难民乘 车路过了几个村庄，村庄的房屋是用泥土和枝条砌成的。村庄里到处都吊着一串串颜色鲜艳的红辣椒、香蕉和芒果。村民们是小个子，黑皮肤，半土著居民，看上去 完全不同。先 前，这些藏人总是在想着转移，现在大客车走了之后，只留下了几个印度警察帮助他们组织安家。这些定居在此地的难民认识到，他们周围的原始森林是大象、老 虎、野猪以及其它危险动物的栖息地。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一顶大帐蓬周围的防御土墙里插上了一些长长的竹签。他们在帐蓬里制作了一个代用佛龛，上面 摆着达赖喇嘛送给他们的一尊宝贵的佛祖像。夜幕降临时，他们挖了一些土 ，里面放上石头，做了第一顿饭。江村继续说：「我们强迫自己吃饭，但我们都感到既 害怕又难过，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许多人毫无办法，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们可以听到丛林中野兽的咆哮声。这里不像西藏，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无论你朝那个方 向瞧，除了树木之外，什么也见不着。」
翌日，天刚刚破晓，一些喇嘛就坐在帐篷里的圣佛前，开始为成功念经。他们就这样念经，持续了一个星期。接着砍伐、烧毁森林的战斗宣布开始。一家五口 人可以分到一把斧头、一把锯子和一把大砍刀。印度政府每天付给两个卢比 (即美金二十分 )作为工资。每隔六个月就要从北方新来一批难民，每批五百人。这个难民营叫比拉库佩难民营，它在斗争中赢得了自己的生存。江村摇摇头说：「炎热最难忍受， 整整两年时间，烟火淹没了周围的一切—-甚至在雨季也是如此。那时，我们得在倾盆大雨中干活，晚上回到家时，看到的是帐篷给吹到在地的情景。在这样的情况 下，很多人告别了人世。他们在弃世前，要回忆西藏，看看他们目前所在的地方，然后就瞑目了。」新开了一些地之后，出现了新的危险。有些人伐木，他们离帐篷 最远，常常遇见发怒的大象而被它们踩死。每块空地周围必须修建若干防卫室，形成一个圈；这些房子里日夜都有哨兵值班，他们带着锌皮罐头筒、锣和大爆竹，既 可以报警，又可以用来吓走来犯的野兽。与大象战斗颇带神话色彩；难民们带着弹弓和其它自制武器，小心翼翼地走在新开的道路上；而有些人则单个地遇上了大 象，他们只好爬到树上躲一两天，然后才能回到帐篷，这样的事情并非少见。这些困在林中的移民处于艰难之际时，达赖喇嘛来此视察。他回忆说：「在我第一次访 问比拉库佩期间，那里的人为我特制了一顶帐篷，竹墙帆布顶。但是，它仍然遮挡不了砍伐烧毁森林所带来的大量灰尘。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藏人情绪非常低落。他 们的死亡率很高。因为烈日炎炎和烧树的缘故，所以全部藏民都变得又黑又瘦。」普遍感到毫无希望。面对这种情况，达赖喇嘛做了他力所能及的鼓励工作—-保证 最后能够得到繁荣。他说：「每逢我参观大难民营时，我总是向藏人保证我们会获胜。我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年复一年之后，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这时情况 好转，我跟人们开玩笑，说他们的脸庞曾经又黑又瘦，现在已经变得肤色健康，笑容满面了。我告诉他们，过去我只是许许空口而已，因为当时我也不能给这些可怜 的人们提供任何东西。但这些藏人对我讲的话，总是深信不疑，照着去做，结果我们胜利了。这就如同浇灌即将枯萎的陈花一样，如果人们怀着几分希望去浇灌这朵 陈花，它就会立即变得鲜艳，充满生气。」
1962年初，第一批难民带着他们视为珍宝的酥油灯、祭碗和扎上哈达的达赖喇嘛照片，搬进一百多幢砖瓦房。比拉库佩难民营最初只有一个营队，这第一 个营队最后发展到二十个营队，占地五千五百公顷，人口为一万人。这第一个营队几乎对后来的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每一座难民营来说都是榜样。在它成立之后不过一 年，这里的居民和第二农民营的居民一道亲眼看着他们的名字毫无规则地从一个箱子中抽了出来，然后每人分到了一公顷的土地。从此以后，将比拉库佩改变成为欣 欣向荣的农业区的战斗揭开了序幕。
虽然这里土地肥沃，但成功并非易事。1961年他们在二十八公顷的土地上种了一季小扁豆、棉花、烟叶和芫荽，结果收成不佳。接着他们在几乎十倍于此 的土地上撒下了棉花种子和烟草种子，结果又全部歉收，真是令人沮丧。在印度南部从事农业与西藏独特的高原农业截然不同，看上去难民似乎要归于失败。这时瑞 士技术合作公司这一救济组织的一位农业顾问来到这里进行指导，他进行了一些土壤试验后确定；应该种玉米，施化肥，用拖拉机耕地。新方法和新作物获得了成 功。种植玉米非常好，到该难民营建营后六年的1966年，这个难民营粮食已经能够自给。此后三年，又种了七万七千棵果树，建了一个牛奶场和家禽场，并种了 第二季作物，是一种类作物，使收成多样化。比拉库佩从它的农产品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
当时，印度、尼泊尔和不丹境内共有三十八个难民营，共有差不多六万人，他们开始建营时地址都是在当地人认为太偏僻或不宜居住的地方。盖好房子之后， 许多难民都认为农业难以经营，只好依靠织地毯等西藏传统手工艺品挣钱。但是，到八十年代时，仍在筑路的藏民只有三千人，而约四十四个难民营的居民人数几乎 达十万人，贸易、政治以及宗教的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都视达兰萨拉为自己的首都。其余难民移居到了世界各地的二十四个国家。
与藏人关系密切的许多国际救济机构逐渐认为，藏人事业上的努力是经济上的奇迹，这些难民的复兴事业也就受到这一奇迹进一步的推进。流亡者们努力兴办 的一些工厂，其中包括一家尼龙厂、一家石灰厂、一个石灰采石场和一家织维玻璃厂，全部失败了；而他们却发现，通过农业合作社进行的集体供销，在混乱不堪的 印度经济中却大有潜力，这一次又是比拉库佩带头。1964年这个难民营的六个营队成立名叫「维护实现西藏传统的愿望」合作社。十六年之后，比拉库佩的十四 个「新」营队创建了第二个合作社，名叫「重获幸福生活」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依靠从瑞士技术合作公司和迈索尔复兴和农业开发署获得的基金，改变了这个难民营 的面貌。难民营的各个村庄兴办了餐馆和商店。为了促进生产，购买了种子、化肥、卡车、面粉厂设备和辗米机；兴办了一个大车间，可以生产家具、大车、刀、斧 和农具，以便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到自给。年轻人被派往挪威、丹麦和伊朗学习拖拉机修理。他们回来之后，扩大了拖拉机队。这些拖拉机型号各色各样，有伊斯各特 牌拖拉机，苏联产的泽托牌拖拉机以及福特牌拖拉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办起了一个修理车间，这个车间很快就担负起周围五十英里范围内的修理业务。
一方面，这些合作社将难民营的产品销到远达孟买和加尔各达这两个城市；另一方面，难民个人也在继续从事贸易。卖毛线衫这种贸易几乎供养了四分之一的 难民。西藏人在噶伦堡兴办手编毛线衫业很成功，数千难民看到了足够一点，并加以利用。他们开始销售绿色、紫色、黄色、红色毛线衫，这些都是机制产品。这些 产品是从以前没有得到资助的旁遮普邦那些工厂购进的。每年冬天，难民们就在印度境内商场集市的人行道上，办起了商店，商店是用锡皮箱子改造而成的，难民们 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在六十年代后五年，西藏毛线衫风靡印度次大陆。西藏毛线衫的突然风行，使得每个工人的平均工资高达五千卢比，合六百二十六美元，比修 路工的工资高出七倍多。这样流动式的销售毛线衫，不仅使藏人的饮食得到了改善，而且满足了藏人原来对贸易和游历的喜好。这样藏人广泛接触了自己的居住国， 并利用这一机会推进自己的事业；销售出去的每一件毛线衫、绒线帽和哈达都附带了一张小卡片，上面解释了难民是怎样被迫「离开世界屋脊来到次大陆的炎热平原 的」 。
另一财政来源，就是达赖喇嘛自己的基金。1950年，当这位西藏领袖从拉萨逃往亚东时，他带了一千多头驮畜，每一头载有一百二十磅钟的财宝。这些驮 畜被送往锡金，以备丹增嘉措还将被迫逃出西藏，其中四十头运的是金子，六百头运的是银，其余的驮畜运的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硬币。虽然达赖喇嘛回到了布达拉 宫，但他的这一小部分家财却没有运回去。这笔财富只由一名不知实情的莱帕查②哨兵看守，在锡金王弃置的马厩里埋藏了九年，马厩位于甘托克宫殿下方的山坡 上。
1960年的一天早上拂晓前，一长列车离开锡金首都前往加尔各答，锡金的半数人都惊醒了，大多数人认为国王在逃离祖国。当这笔财富安安稳稳地存放在 加尔各答一家银行的地下仓库时，真相才大白。这件事引起了印度新闻界对法王这笔巨大财富的种种猜测。实际上财产换成货币奈何后来进行投资时，实际只有九十 八万七千五百美元。这笔钱成了神圣的达赖喇嘛的慈善信托基金，它几乎为流亡藏人兴办任何事业提供种子基金。
由于经济上有了保证，难民的文化复兴事业也有了肯定的依靠。达赖喇嘛从一开始到达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起，就着手这方面的复兴工作。他解释说：「我们将 自己的文化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我们确定只需要作为历史而载入书本的；第二类则包括现在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任何东西，我们确信它们必须作为活的东西保存下 来。因此，我抛弃了我们许多旧的传统式—-无论怎样，我决定让它们滚蛋。但是，我们的表演艺术、文学、科学和宗教，还有那些我们用作生计的技艺 绘画、金 属工艺、建筑、木制品和地毯，这些东西我们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要维护保存下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采用了一些现代方法，仅管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 的东西，因而也是困难重重的。」
宗教作为西藏文明的源头，居于优先地位。西藏与受到佛教熏陶的其它亚洲国家不一样，唯独它拥有佛经全集，全套显宗经典，全套密宗经典，以及显密的各 种仪式，特别重要的是师徒世系，这是通过口传保存下来的，它是追溯世界大宗教中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起源的一串串连贯的线索。西藏的僧侣有六十多万③活佛有四 千，但逃跑出来的仅分为七千人和几百人，留下来的僧人被迫还俗。新来的难民还带了消息，说这个国家的六千五百二十四座寺院里面的东西正在被中国人拆毁。这 是一些中国人组成的小分队的专门任务，他们将这些珍贵的手工艺品运会国内，要么熔化成锭，要么通过香港在国际古董市场上出卖。每当筑路营中死去一位学者， 就意味着丧失了几个世纪的知识学问，迫使达赖喇嘛采取紧急措施，让他们先于那些普通藏胞摆脱这种致命的筑路劳动。
到1959年8月止，布克萨杜瓦尔的最后一批难民也被送到筑路营去了，它开始接受难民中的一批又一批僧人，集中这些人是为了抢救佛法。翌年，重新命 名的布克萨喇嘛修道所的营房里，已居住着将近一千五百名喇嘛。他们早上五点起床，然后集中在中间的院落里念经，接着按扎仓分开活动，诵经、辩经和接受高级 学者以及活佛的个别指导。这些喇嘛四处到筑路营中搜寻，凡是能找到的经书他们全搜集起来，从中开始用石墨写下了二百多卷主要著作 但这仅仅只是西藏一千二 百年以来的哲学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在印度，格鲁派的信徒占绝对多数，其它三个教派的信徒大都在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的寺院里找到了庇护所。格西学位的考试仅 仅停了一年，又恢复了。看上去他们的宗教形势似乎迅速得到好转。接着喇嘛开始死亡。在这里，一座营房里有六十六个人居住。竹屋之间相隔的距离只有六英寸， 肺结核顿时蔓延开来。每天早上念经完毕之后，二、三百人在高达二十英尺的铁丝网内排队，站在炎热的阳光下等候几个小时，轮着接受这个营地的唯一医务工作者 的检查。康曲仁布齐是色拉寺的喇嘛，从这个营地始建以来，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他回忆说：「我们热切挽救自己的宗教。但几年之后，死去的喇嘛数目急剧增加， 活着的人情不自禁地怀疑，我们是否可以活着离开这块地方。看到我们的朋友变得又黑又瘦，牙齿发黑，我们总是感到情绪低落，压抑难受。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 些苦难，是因为明白，继承西藏的宗教传统全靠我们这些人了。」
1968年，比拉库佩和蒙戈德这些大难民营终于准备开始接受幸存者。这些喇嘛移居南部之后，他们从事农业，逐渐修建了一百五十多家新寺院，里面充满 了刚入佛门的小喇嘛，他们还塑造了西藏流亡生活中最生动的佛像。这些寺院对一系列文化机构起了补充作用，文化机构基本上设在达兰萨拉。
第一个机构是西藏舞蹈戏剧协会，它是达赖喇嘛抵达斯瓦格阿什拉姆府三个月之后创建的。这个协会共有成员七十四人 其中只有二十人以前在西藏是演员。 他们设法在自己的全部节目中，保留了四个经改编缩短了的拉姆戏(这些戏经常长达一个星期，在西藏的大城镇中演出)、两个历史剧和不少的喇嘛舞蹈。他们还重 新组建了一个进行曲乐队，这支乐队经常为一年一度在达兰萨拉举行的3月10日集会演奏，这是庆祝拉萨起义的集会。
一年之后的1961年10月，益西丹增创建了藏医中心。拉萨培养的医生逃出来的仅有三人，他是其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藏医是两千一百多年以来在西藏发 展而成的，挽救它的是一家小医院。这里有制药房、占星学部和学校。到七十年代中期，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足以能够给那些大难民营配备藏医医生了。成立的第三 个大的机构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它于1971年11月份开馆，设在一座华丽的藏式建筑内，位于政府新秘书处的大院内，这里叫岗庆吉雄。西藏文献档案馆在达 兰萨拉和麦克累德甘基之间，它很快就成了吸引数百名亚洲和欧洲学者的磁石，这些学者以前对西藏文化接触甚少。直至 1984年，这个图书馆通过多次教学计划和搜集计划，汇集的书籍达五千多卷，估计为西藏文献的百分之四十—-其余的文献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中遭到销 毁。新德里的西藏馆建于1965年，它对图书馆的工作起了很多补充作用。全印广播电台的藏语部得到了扩大，还出版发行了一些难民刊物。但是，在文化计划 中，最广泛、最重要的是学校体制，它是达赖喇嘛创造的，旨在维护西藏的特性，同时又要使得「流亡的一代」能够接触现代世界。全体难民和僧俗大众无一例外地 认为，教育是他们未来事业最根本的希望所在。
单巴坐上客车离开巴瓦纳的筑路营，前往达兰萨拉幼儿园。汽车下午很早就到达麦克累德甘基，这些孩子交到了达赖喇嘛的姐姐、幼儿园主任次仁卓玛夫人和 喇嘛土登尼吉手中。孩子们被领着穿过森林，沿着一条蜿蜒的土路来到了康宁别墅。这是一座粮仓式的建筑，白粉石墙，锌板屋顶；到现在几乎二百名孤儿和半孤儿 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五个月。
康宁别墅的正式名称是西藏难民幼儿园。达赖喇嘛抵达达兰萨大之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就创办了这个幼儿园。促使成立这个幼儿园的直接原因是，有报告说一 个难民集团在从密萨玛里转移到拉达克的工地途中，恰遇大雪受阻，他们当中的儿童一个个夭折。五十一名儿童从这些难民营带到了这里，安置在西藏政府工作人员 的房子里。直到1960年5月17日，根据达赖喇嘛姐姐的指示，开办了这个幼儿园，这种情况才告结束。孩子们与筑路工作分手之后，没有几个人死亡，不过大 都数都患有疾病。这些疾病范围很广，从肺结核到痢疾、感冒、疥疮以及严重的营养不良。
单巴的痢疾早已治愈，但他却一直郁郁寡欢，不愿交谈。他身上的虱子给清除了一遍，剃了个头，给他发了西服，两条短裤，两件衬衣，这还是生平第一次。 他与其它孩子坐成一长列等待吃晚饭，晚饭是大米和煮熟的小扁豆，盛在打制成的碗中。然后，投河另外三十个小伙伴将自己的毯子铺在康宁别墅里一个房间的地板 上，准备睡觉。病号和健康儿童混杂一团，因为病号太多无法隔离。翌日上午，首先是祈祷、做操，接着上了一堂课，学习藏文和英文字母，下午无人管，让孩子们 自己玩耍。自始至终，单巴拒不参入玩耍的行列。但一个月后，由于他的房间里每天晚上都要塞入一百二十名儿童，挤得谁也无法动弹，他终于将注意力集中于眼下 的情况了。一天，在院子里踢足球时，球踢到了他跟前，单巴将球踢回去之后，就加入了其它男孩子的行列。从这时起，他那不愿动弹的忧郁情绪开始逐渐消除。
单巴与达赖喇嘛有过三次接触，这是激发他对生活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一天上午，大孩子被人领着，穿过森林，来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观看念经。这是单巴 第一次观看宗教仪式，他坐在天府门廊的台阶上，凝视坐在宝座上的达赖喇嘛。他周围有一些喇嘛，他们在做密宗仪式的优美手势，同时还一边背诵经文。单巴心中 的敬意油然而生。与平常不同，这种感觉远远超过了幼儿园给他的那些物质上的利益，使他感到安稳而有了依靠。
他第二接触达赖喇嘛时，气氛更为随和。当时，丹增嘉措从斯瓦阿什拉姆府步行来到康宁别墅，他要和孩子们一起吃传统藏式晚餐「土巴」(即面汤)。达赖 喇嘛到达之前，全幼儿园的人都非常激动，因为没有几个成年老师在西藏这样接近过他们的领袖。孩子们就像部队的一个团集合在阅兵广场上一样，迎接达赖喇嘛。 他随即要看看孩子们在学习什么。单巴被挑出来，在大家面前他在石板上写下了 A. B. C .几个字母。达赖喇嘛细心观看了片刻，然后在单巴的肩膀上亲热地拍了一下，说：「很好。」单巴回忆时笑出了声，「当然，我从那会儿起就喜欢上了 他。」
第三次见到达赖喇嘛，是单巴离开幼儿园的时候。一百六十名年龄最大的孩子被挑了出来。他们要去穆苏里学校念书，这是一年前创建的的第一所流亡学校。 单巴与这些孩子一道步行来到斯瓦格阿什拉姆府。达赖喇嘛坐在门廊上，孩子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叫孩子们要努力学习，这样他们以后就能够帮助那些没有获得像 他们这种机会的人们。达赖喇嘛的话音刚落，单巴就领着大伙背诵「十四世达赖喇嘛万岁寿词」,共十一节。单巴回忆说：「我的朋友们说，我紧张得浑身发抖，整 段整段地给忘了。但我想，我还是正确地指挥了这次合诵，至少这几句没错，『雪域的保护神丹增嘉措，佛祖保佑您，祝愿您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您的愿望轻而易 举就可实现。』」
达赖喇嘛说：「在西藏时，我就怀有兴办一所现代化学校的强烈愿望。从五十年代初期起，我迫切地感到很有必要。虽然我对怎样兴办这样的学校一无所知， 但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必须兴办一所现代化的学校。但我甚至还不知道要开多少门课。」1959年达赖喇嘛外出朝佛，他刚到穆索里，就开始在城里寻 找一座合适的房子，以便实施他的计划。终于他找到一处旧住宅，叫基尔达尔公馆。它是一位营地军官的房产，在印度分裂暴乱时期，房间里死了一些穆斯林教徒。 这位军官确信他们的幽灵还常飘游到这栋房子里来，因此很乐于将它低价出售。这座房子位于离伯拉别墅不远的一处岩石平地上，有八个房间，房间的状况一天不如 一天。这几个房间于1960年3月3日对五十名年轻藏人开放—-有喇嘛、有康巴游击队战士以及政府官员，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不等。虽然达赖喇嘛 并不精于现代教育，，但两位最近逃出来的流亡者却在这方面见长，他们是玛丽茶仁和吉米茶仁。他们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的第一批藏人，穆索里学校完全交给他们领 导。
茶仁夫妇是开创性的人物。吉米茶仁是王子，是锡金王的侄儿，玛丽是旺秋·甲布茶仁的女儿，茶仁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手下的噶伦，西藏八世纪名医宇妥·云 登贡布的后裔。虽然茶仁夫妇在他们这一代人当中是倡导现代化的先锋，但他们却能免遭排外思想严重的当权人物的指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出身背景作为挡箭牌。 在流亡时代，茶仁夫妇对于正在成熟的政府来说是无价之宝。
单巴到达新学校后，在茶仁夫妇的指引下，他首次得出了对自己处境有实际意义的解释。他回忆说：「我们孩子都管他们叫妈妈和爸爸，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像 父母。不久，孩子们人数达到了三、四百人，但茶仁夫妇仍对每个孩子都很关心。他们反复解释我们的遭遇，课堂上讲，会议上讲，私下也讲。尤其是，他们说我们 是西藏人，我们被中国人赶了出来，我们必须想办法回去，让祖国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这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责任；我们必须为全体西藏人民谋利益，不要只为我 们自己服务。由于反复听到他们讲这一点，我再也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剧之中了。我开始明白，我还有更大的责任，茶日夫妇 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使孩子们懂得了这一点。」
在茶仁夫妇的带动下，又开办了两所寄宿制学校，一所办在西姆拉，另一所办在大吉岭。然后达赖喇嘛与印度政府进行了接触，提出了一个长远规划。 1961年5月，在新德里的一次私人午宴上，达赖喇嘛与尼赫鲁总理进行了协商，他得到了尼赫鲁的支持，计划在印度教育部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叫西藏学校协 会。协会的目标是兴办寄宿走读学校网，教员由印度人和西藏人担任。教育是尼赫鲁既能够放手援助藏人，又不致 于招来政治后果的一个领域，他对藏人的援助非常慷慨。截止1964年，协会在各难民营已拥有七所寄宿学校(基本上每所学校的学生有五百人)、四所走读学 校，还有设在筑路营工地上的三所过渡性学校和由该协会间接资助的一些学校。但仍然存在着障碍，在兴办大型寄宿学校时，由于缺乏平地等必要条件，产生了巨大 的困难。由于藏人住在山区，没有几座建筑周围有平地，学校不得不接受只要能够到手的房子，然后再去进行改造，这一工作大多数是由孩子们担负的。这些建筑 有：大吉岭北孟加拉国骑兵部队的旧军营；阿不山被遗弃的比卡内尔大君的宫殿；已停止营业的潘奇马里皇家饭店；噶伦堡的一个羊毛仓库，自西藏贸易的全盛时期 以来这个仓库就从未用过。到1966年几乎有七千名年轻人离开了筑路营，但是，其中一半已超过年龄。有很多人被迫辍学，因为继续下去他们到二十岁还读不完 中学。教师问题也有些麻烦，因为西藏学校协会仍不是印度学校体制的机构健全的组成部分，所以教员担心工作期限没有保障，不愿意到偏远的难民营去工作。由于 只有具备大学水平的教员才能用英语(这一语言媒介是达赖喇嘛亲自确定的)教学，因此很难找到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最后还是顾了一些人，但他们却无法同西藏教 员进行交谈；直到后来新德里印发了一份有五百个单词的印度语和藏语词汇对照表，这种情况才告结束。
不过，孩子们还是开始学习了，他们是西藏历史上见到世界地图和听说世界上还存在其它国家的第一代藏人。正像单巴所说的那样：「我们开始学地理时，真 是难以相信。老师让我们看了地球仪，并给我们看了一些画片，上面有各国人民，但在没有彻底解释清楚之前，我很难理解世界真有这么大，我总是弄不明白。在西 藏，对我们来说，印度就是地球的末端。」这些青少年的好奇心特别受到了西方援助工作人员的激发，因为他们给这些孩子们描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们这些 青少年第一次见到的白种人，孩子们给他们安上了一个绰号，叫「黄脑壳」，因为他们的头发是淡黄色。与此同时，西藏教员则正在达兰萨拉的师范学校进行传统的 学习，教材委员会和出版印刷机构很快发行了一年级到中学毕业的教学大钢，课程有藏语、历史、文学以及宗教。七十年代初期，西藏学校协会改名为中央西藏学校 管理会，迄今为止，这个局下属的三十二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已有九千人；十年之后，五十二所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其中大部分学生已决定继续升大 学。按照西藏的学术传统进行的高级阶段的学习，由高等西藏研究所和佛学院负责；前者于1968年元月创办于贝拿勒斯，后者于五年之后建校于达兰萨拉。为了 继续照顾好孤儿，成立了好些西藏孤儿院。第一座是玛丽茶仁于1962年开办的穆苏里孤儿院；截止六十年代末，穆苏里孤儿院在院孤儿六百名，住在二十五栋藏 式房子里，保育员长期住孤儿院，它是仅次于达兰萨拉育幼院的幼儿院。达兰萨拉育幼院已更名为西藏儿童村，达赖喇嘛的妹妹白玛甲布担任主任之后，西藏儿童村 迁移到了位于兵站上方的埃格顿府，并开始在山坡上迅速扩建。到七十年代末时，这个儿童村如一座城镇一般，它收容的孤儿超过了一千人，年龄从六个月到十八岁 不等。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和其它组织认为它是难民儿童恢复成长的典范，在流亡生活中它无可争辩地是办得最成功的事业。
单巴来到穆苏里两年之后，已满十四岁，这是他进了圣加布里埃尔学校，它是台大登城外的一所中等学校。与他同去的还有难民中的那些大孩子，因为这些人 年龄太大，无法再进西藏人刚兴办的那些学校。在这以后的十年，单巴不得不在完全是异国他乡情调的印度学校中生活。他描述说：「我们来到圣加布里埃尔学校之 后，尽管这里还有六名藏人，但总感到自己是外来人，而且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我们与其它人接触越多，越感到孤独。听说过西藏的人们屈指可数，其余的人总是 问：『你们的父亲在哪里？他是干什么的？你的兄弟姐妹都是谁？』他们每问一次，我们就禁不住要回忆过去—我们是难民，我们没有祖国。但这些人对我们究竟是 什么人，仍然一无所知。总的来说，这倒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西藏人。夺回西藏，使西藏重新回到我们手中，我们的这一愿望变得越来越迫切。」
单巴转到噶伦堡格兰姆博士办的教会学校之后，他感到大家普遍蔑视藏人，认为藏人「落后，不开化」。他非常气愤，但气愤却变成了竞争的动力。单巴在格 兰姆博士的教会学校待了五年半，他学业优异，几乎是每一个运动队的队长，先后当上了学校的学监、学生会副主席，最后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单巴的名子刻在学校 的纪念牌上，这上面记载着优秀学生名单。由于单巴的成绩出色，毕业时学校为了表彰他，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这是格兰姆博士的学校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议。 单巴在评价自己受到妹妹和母亲死亡的打击之后，性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时说：「我不得不依靠自己。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除非自己创造，为就会一无所 有。为认为是这种意识在推动为前进；为丧失了西藏，丧失了母亲，家破人亡—丧失了这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损失还是国家的 损失都十分惨重，我别无他路，只有从新将这一切建设起来。」
马德拉斯基督教学院是推动最负盛的学院之一。单巴来到这个学校时，他发现自己是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位藏人，成了不断受到种族歧视侵扰的对象。不到一 个星期，他就在考虑退学，因为讽刺讥笑多得无法忍受。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来到了校长办公室，要求准许他向全院师生发表讲话。单巴说：「为直截了当地告诉 他，我感到非常失望和困恼。不仅学生对西藏一无所知，而且教师也几乎是如此。我说：「我不能再没完没了地向人们解释我是哪国人，因此我想对全校师生发表讲 话。」几天之后，单巴独自一人走上了空无他人的舞台，面对座得满满一礼堂的在校生，这些观众觉得好笑。开始单巴很紧张，念着简要勾划了西藏历史的讲话稿。 当他念到拉萨起义以及后来的难民出逃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推开了讲话稿在直接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除了在两年前，他跟一个关系密切的老师简单介绍过这些经历 外，他在公众场合谈自己的痛苦经历，还是第一次。讲话结束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单巴仍像在格兰姆博士的学校一样学业优秀，现在学习是为了要成为医生，因 为在当时，藏人当中只有三、四个西方学习培养出来的医生，尽管他向援助组织申请了三年，但他却没有找到一个让他进医学院的资助人。因此，虽然长期以来单巴 次仁的学业优异，但展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了无前途的世界。这似乎是一次大失败。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去与他父亲一起生活当农民，当时他父亲居住在比拉库佩。
单巴乘坐火车去内地，从运动东部的海滨来到了迈索尔。接着他爬上了一辆破破烂烂的乡间大客车，朝南行驶五十英里，前往考维里河谷。汽车两旁的原野变 得越来越荒无人烟，连公路两旁的地方也完全被丛林覆盖。在考维里小镇，他下了车，步行前往难民营。他渡过了考维里河，看到比拉库佩的男男女女在大石头上晾 洗过的衣服。大石头上用鲜艳的基色写下了西藏全国所共享的六字真言「 嘛呢叭嘧 」在难民营工场附近他下了大路后，来到了完全是西藏气氛的环境。这里一 片郁吁葱葱，田野起伏，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一排排草垛纵横交错，草垛上插着经幡。比拉库佩有六座寺院，其中包括重建的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它们被一些村 庄、学习、难民营办公室和一家医院分隔开来。各个营地都被一圈鲜艳的紫红色、黄色开花灌木林所包围。在连接各个营地的长道上行走着一队喇嘛、农夫，还有背 着孩子的妇女，他们手里拿着念珠。只有那炎热的气候和难民营周围丛林覆盖的小山才能证明，比拉库佩并不是在西藏境内。
单巴自从到马德拉斯学习以后，常来比拉库佩看看。从他离开巴瓦纳的筑路营到这段时间共有八年，但他只见过父亲三次。自从离开西藏以来，现在父子又团 聚了，彼此的变化一目了然。像大多数老一辈难民一样，确白顿多死死抱住西藏旧的观念不放。从外貌看，身体萎缩变小，肤色更黑；从情绪上说，由于紧张的劳 动，他变得更易于冲动—-这种情绪在西藏社会通常被压抑住。另一方面，单巴则是环境和知识的混合产物，他的知识是他的父亲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的差别反映了 难民经历的新开端：流亡中的第一代藏人已告成熟，伴随而来的是西藏特性的变化。单巴说：「我刚开始与父亲生活在一块时，他立刻强迫我，要我按照他的安排成 婚。在西藏，这是正常现象。但我对父亲说，这事与他毫不相干，不是他结婚，而是我结婚。」尽管确白多顿无法迫使他屈服，但其它家庭照样继续为后代按排婚 事。在信守保守观念方面，难民营远远超过了达兰萨拉和其它的城镇中心，有时甚至还不惜诉诸暴力。正如单巴所说的那样：「当长头发、喇叭裤流传到印度时，全 体藏族青年自然加以接受；对此老一辈不能理解，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很不体面。在比拉库佩，当我们伴随着披头合唱团的音乐跳舞时，我们的父母真会走出家门，朝 我们扔石头。我们不予理睬，不过，当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我们会解释说：『人们必须有所变化。现在我们是与外界共同生活。事情就是这个样。』经过多次的耐心 交谈之后，他们逐渐接受了这一点。」
而更带根本性的变化是涉及到宗教方面的变化。在流亡生活要求之下，无所不在的佛教影响自然受到削弱。尽管年轻一代根据现在学校协会的教育大纲学过达 磨（佛法—-编注),但他们都几乎没有机会将它付诸实践。他们对佛教的社会作用也逐渐表示怀疑，而这种社会作用在以前是不容置置疑的，正如比拉库佩的一位 喇嘛所说的那样：「当我在街上遇到年轻人冲他们笑一笑时，许多人根本不答理。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西藏同胞，但我这身长袍就像是囚服。他们认为，喇嘛是我 们丢失西藏的原因。」单巴表达了与他们相同的人们的普遍观点，他确信像西藏过去那样极端信奉宗教，宗教也就损害了国家。他说：「宗教有余，政治不足。从根 本上看，年轻人重视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而我父亲看来，是宗教是第一，政治是第二。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多少世纪以来第一次持相反看法的年轻人。」
不过，至于谈到年轻人和老年人对西藏事业的决心，他们却从来没有异意。单巴说：「当我第一次去比拉库佩看望父母时，以及我们后来每一次见面时，他就 会说：『我生在西藏，长在西藏，我也要死在西藏。我的尸骨要安葬在那里—-而不是印度。』我从这番话中获益非浅。我的母亲见到神圣的达赖喇嘛之后说：『我 感到太好了。现在我可以安心瞑目了。』接着她死了。但我父亲却不是这样，他从未停止过战斗。那些活着的人们—-那些幸存者，他们个个都是这样。」
单巴在比拉库佩待了一年。他想寻找比农活更有激发性的工作干干，因此，他自愿要求到难民营办公室兼职工作，同时他加入了西藏青年大会的地方分会。青 年大会于1970年由为数不多的一些西藏青年创建，它很快就发展成了难民社会中最大的政党。在达兰萨拉，青年大会召开了它的首次会议，历时一个星期。在这 次会议上，单巴第一次谈到了长期以来他对西藏政治斗争的看法。现在，他获得了为青年大会工作的机会。因此，他热情很高，接管了当地成年人教育方面的工作。 每晚他讲课时，谈身体保健 ，这在难民当中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他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放映有关甘地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非暴力(即不合作运动)的纪录片。接着，他从母校函索了一些 图书，一次寄一个包裹，办起了难民营唯一的图书室。只过了几个月时间，由于当不成医生而产生的失望的情绪便烟消云散。这时，他还当选为西藏青年大会比拉库 佩分会的总干事，在青年大会的四十个分会当中比拉库佩分会最大。这四十个分会共有会员一万人。
单巴当选为总干事后不久，达赖喇嘛来到比拉库佩主持一项全营男女参加的宗教活动。达赖喇嘛接见了青年大会成员，单巴又一次见到了西藏领袖；自从达兰 萨拉幼儿园的童年时代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目睹领袖。单巴说：「神圣的达赖喇嘛是楷模，他对我的影响最大。作为人民领袖，他情绪高昂，富有远见。我们都知 道他生活简朴，工作努力，关心西藏人民；但当我亲眼看到这一事实时，受到了很大鼓舞，激励着我为祖国多做工作。」
几个月之后，流亡政府的全体成员来到比拉库佩，在难民面前举行一年一度的报告会。单巴作为青年大会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按照达赖喇嘛1963年 颁布的民主宪法进行，单巴为这一点所吸引。有一天中午休息时，昆德林先生与他们进行了交谈。昆德林先生一听到单巴是大学毕业生，结果却在当农民，他立刻坚 持要单巴离开比拉库佩，到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去工作。接着，他指示新闻宣传局的秘书为单巴安排工作。几个星期之后，这个局来了封信，让单巴担任秘书助理。 单巴说：「我接到这封信后，就与父亲商量。我刚念完书，感到有责任照顾父亲。我对父亲讲明了这一点。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走的话，比拉库佩难民营办公室就会 不高兴。接着我说：『这次您决定吧。到现在为止，我生活中几乎每一个决定都是自己作的，没与您商量。现在这件事由您来决定。』他立刻作了回答：『从我们来 看，达兰萨拉是中央政府，而这里只是一个办公室，它负责照顾的是居住在旧营地里的三千人。因此，很清楚，如果你去达兰萨拉，你对西藏人民的用处就更大。至 于谈到我自己，只要我知道你是在为神圣的达赖喇嘛诚心工作，那么即使我孤单一人去世，在那些最后的日子里甚至没有人给我喂开水，我也丝毫不后悔。』他老人 家讲了这番话之后，什么都清楚了。我说：『好吧！』我就去了达 兰萨拉。」
几个星期之后，单巴向父亲告别，一去又是六年。虽然单巴在印度已有十四年了，但除了自己的衣服之外，没有几件其它财产。单巴乘汽车从考维里来到迈索尔，然后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了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从这里又坐汽车，来到了下达兰萨拉的卡特瓦集市的边缘。
在这里，他又换乘当地的汽车，爬了半小时坡行驶五公里来到了麦克累甘基。途中，他的目光透过栅栏式的车窗，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公路沿着松树覆盖的 山坡通过兵站，通往兵站上方的西藏儿童村。汽车通过山涧的另一座村庄福西塞村之后，那道锭子式的山脊映入了单巴的眼帘，麦克累甘基就座落在这道山脊上。再 过几分钟之后，汽车将林中孤独的圣约翰教堂甩在后面；接着就可以看到诺罗吉前门廊的镀锌顶盖，然后是一群道地道地的西藏和山区老百姓。下面的河谷里还有几 个当地的旅游者，无所事事地看着镇子头上的混乱情景。客车停下后，单巴跳下车，从车顶上拿下了自己的袋子，步入了生气勃勃、拥挤不堪的「小拉萨」。上达兰 萨拉是逐渐被人称为小拉萨的，它放映了人们的愿望。
自从达赖喇嘛刚刚到达这里之后，麦克累甘基受到了发展的冲击，它现在已经摇晃不定地经过了这一阶段。目前它的常住人口为四千人，过往人口数百人，其 中有香客、商人、政府官员和外国人。镇子中间有一座殖民公园，藏人未加任何考虑就抹去了这个公园，取而代之的是三排房子，都是商店、餐馆和饭店。一座高高 的佛塔夹在这些房子中间，塔顶为金质，正如塔碑所写明的那样，它是为所有那些在中国人统治下西藏受苦受难的人们修建的。日日夜夜在这里转经的善男信女络绎 不绝，他们转动着两排转经筒，口中背诵着祈祷词。他们的家在镇外，都是些用锡皮和石头盖的临时小屋，杂乱无章。沿山而上，就象古代巴比伦的宝塔式建筑一 样，窗口上装饰着金盏花，头顶上方的树木之间挂着数百幅退了色的经幡。「小拉萨」的居民大多数是买毛线衫的商人，寒冬腊月，他们离开自己没有暖气的小屋， 在印度的城市之间乘坐火车找生意做。他们在达兰萨拉时，充分利用了靠近神圣的达赖喇嘛的这一有利条件，每天都要沿着环绕达赖喇嘛的新住宅德庆措林建起来的 林廓(即转经道)转经，这条转经道与拉萨的林廓相似。单巴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来，他从镇子的另一头走出来，然后踏上了一条狭窄的小道，这条小道通向一座小 山的顶部，它也就是麦克累甘基周围最远的那道山梁的顶部。
德庆措林，即大乘教义之岛，建于1968年。它围掉了一大片森林和山坡，达赖喇嘛可以在森林里和山坡上散步，在他自己的花园里养花，照看野鸟和坐 禅。达赖喇嘛的那栋朴素的小别墅屋顶是绿色，起伏不平；它的位置最高，它的下方依次是厨房、办公楼、警卫室和秘书处，一直通到正门。
这里有一个供因明派的年轻喇嘛辩经用的院子，下面铺的是石板，院子的南端是达赖喇嘛私人寺院朗杰扎仓的殿堂。新建大昭寺横跨这个院子，寺院的主殿有 三层，柠檬色，上面是金顶，这是达赖喇嘛按照现代化风格亲自设计的。单巴转了转排列在外墙的转经筒，来到了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寺内，在大佛像和西藏的保护神 像面前祈祷。接着，他沿着村中的一条石子捷径，继续下山，来到了流亡政府秘书处的新建住地岗庆吉雄，意即「雪域幸福河谷之府」。岗庆吉雄位于前往下达兰萨 拉的途中，它也如同德庆措林一样纯属非修建不可；因为那些英国人的旧房子狭窄不堪，总是漏雨，必须修建新房取而代之。在那些正门前的白色柱子上有政府的标 志，它清楚地表明这是何处。政府标志的图案是两头青绿色棕毛的雪狮，它们抬着一个八辐法轮，背景是雪峰、太阳和月亮。为了同新德里保持友好关系，没有挂西 藏旗。里面有一块长方形平地，周围是覆盖着青枝绿叶的小山坡，景色宜人。这里耸立着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大楼和政府大楼；政府大楼的底层是政府开会的大厅， 图书馆大楼的两旁是圆形宿舍，供图书馆的一百名常住学者作宿舍。政府大楼旁边也有一排建筑，高低错落，政府的各个部门就设在这些房子里。新闻局在最上面的 一座建筑的两个房间里办公，这座建筑凹了进去，是典型的藏式风格，前面有一根很粗的房顶柱身。单巴向新上司报到之后，被领到了自己的住处，这是一栋农舍式 的房子，不远的正对面就是秘书处的食堂。他明白自己已经来到了西藏政治斗争的心脏，因此，第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时，就迫切希望明天就能以自己政府积极一员 的身份开始工作。
译注
(1)印度妇女用整段的布或绸包里身体或披肩裹身的服装。
(2)蒙古人种。
(3)作者此处指的肯定是藏族居住区。
第五章 为西藏而斗争 1959年-1984年
单巴1974年看到的流亡政府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混合体，它是革新、官僚机构和西藏噶丹颇章(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建立的宗教政权)僧侣集团残余组合。 无人承认达兰萨拉，只有它自己的人民是例外—他们拒不加入印度国籍，因此达兰萨拉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财源贫乏。政府的贫困甚至使单巴大吃一惊；政府机构使 用的电话线乱七八糟，声音不清；打字机是旧的。办公室里悬挂着达赖喇嘛的肖像。当时秘书处一百四十一名工作人员的生活区位于岗庆吉雄周围的山坡上，拥挤不 堪。政府机构仅能勉强行使其职能。单巴住的房子既无暖气又无自来水，他与另外一个年轻人共享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年久失修；每天从老化的墙壁上掉下来的印度 破报纸、泥土碎片和罐头锡皮，像雨点一般落在他那狭小的帆布床上。这张床也十分破旧，他一躺下去，柳条就往下陷，可以挨到混泥土地板。就餐在秘书处的简陋 饭堂，膳食费从单巴自己的工资中扣除。他的月工资约为五十美元，这笔钱只能用来购买那些少不得的必需品。
在达兰萨拉的部门中，新闻局的政治色彩最浓，为了推进西藏的事业，新闻局与国外的四个办事处和新德里的大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它有一个侦听室，每天收 听拉萨广播电台的报导，这个局还要询问最近逃出来的难民，了解中国统治的最新情况—-这就是分配给单巴的工作。同时，单巴还负责回答世界各地人士向岗庆吉 雄流亡政府提出的问题。他还要剪报、收集政治、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便翻译之后供《知识》杂志刊用；《知识》是时事刊物，这份刊物是为了让难民了 解国际时事。同时，单巴在刚到这里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熟悉了流亡政府的组织机构。
政府的最上层是达赖喇嘛及其噶厦。下面设有六个大局和两个分局(八十年代初期，在这两个分局中又增设了卫生和审计总署这两个机构)，这些局由噶伦分 管。至此为止，这些都与西藏旧政府相同，其余的就不相同了。就在单巴的办公室的后面山坡上，有由十七人组成的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住宅和办公室，这个由当 选代表组成的机构是流亡藏人的议会，它与西藏旧的国民议会「赞多」不同；这些代表是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任期三年—每个省的代表为三男一女，四个教派各 选一名(其中包括西藏的原始宗教「笨教」的一名代表)，最后还有一名由达赖喇嘛根据有关人士在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而任命。最重要的工作由这些 代表与噶厦共同负责；他们共同组成西藏全国工作委员会，它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还负责召开年度大会，每逢这样的大会，各个局的首长都要当众就本部门 在过去的一年中的工作情况回答问题。虽然这些人民代表直接改善西藏困境的能力受到了难民生活的限制，但达赖喇嘛相信，进行民主方面的试验是祖国斗争的必不 可少的组成部分。他解释说：「光是批评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必须拿出可供选择的正确方法。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形成了代表性的政府体制；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讨论和制订了一部宪法草案。」
在制订宪法时，达赖喇嘛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行代表性政府体制的民主程序，兼收并蓄。采纳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为了保证财富能够平均分配。而且他还十分 信赖自己的个人信仰，他说：「从幼年时代起，我就感到人民群众多么重要。因此，我认为任何有益于穷人、被压迫者、最下层群众的思想都是神圣的。从理论上 说，马克思主义也服务于大多数人—工人阶级，这一点触动了我；但在将这点付诸实践方面，当今的共产党国家都犯了些毛病，在这些国家里存在一种过分僵化的气 氛，它事实上损害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另一方面，自由虽然必需，但人们行驶这一自由的经济机会也必须平等。所以，似乎两种制度的某些部分都是需要的。」
1963年3月10日是起义四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颁布了宪法，人们仍谨慎地称之为「草案」，因为他还有待西藏六百万藏人的绝大多数的认可。在流亡的 难民社会中，除了几户贵族和康巴头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会遭到削弱)之外，大多数难民热烈欢呼，认为这部宪法是通向现代世界的重要步骤，虽然这一步仍令 人费解。这部宪法共有七十七条，其中有些条款的制定就是为了以达赖喇嘛的名义，通过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来平衡执行机构的权力。这部宪法宣称战争 「是进攻性政策的工具」；它还公布了西藏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力，其中包括普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所有权，以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 集会自由。在实施社会主义理想方面，规定土地国有制，并禁止「在对人民有害的情况下」，聚集财富和生产资料。这部宪法经群众投票通过后，流亡政府根据这部 宪法，着手组建完整的代议制政府，不过这套机构已经有了三年历史。
由于达赖喇嘛急于开始西藏民主方面的实验，早在1960年夏天—这时达赖喇嘛来到达兰萨拉还只有几个月，也就是在宪法大纲公布一年之前(宪法大是 1961年秋天颁布的)，他就促成了难民的第一次选举。选举活动完全不拘礼节。大多数藏人以前从未想到过要参入国家治理，更没有听说过选举；多少世纪以 来，政治历来专属于达赖喇嘛和贵族。结果，没有候选人。人们在各个筑路营集合，他们仅仅在纸上写上了他们最敬重人士的名字。对人们的唯一要求就是投票选举 本地区的一名代表，僧人则投票选举本教派的代表。选票最多的十三个人自然全部都是显赫喇嘛、贵族以及来自康区和安多地区的部落头人。1960年9月，这些 人来到了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一起开始工作，他们的工作就象选举一样非常奇特。
由于这些第一届人民代表不熟悉管理程序，因此他们决定不行使对政策实行监督的职能，而是去政府的各个部门担任副手，通过工作取得经验。第二届代表于 1963年选举产生，他们也与第一届人民代表一样工作；那些没有再当选的人，很容易就能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因为政府职员不足。直到1966年行政部门才 终于分开，原因是这些人民代表已经受了训练，如果他们还参入行政执行机构，这就势必会损害他们调节行政执行机构的作用。
尽管有了改善，但选举工作仍由政府负责。1963年的第二次选举成立了选举委员会，使用了投票箱，选举了妇女代表(这是为了履行宪法中的妇女平等条 款)。1966年进行了第三次选举。这次选举有了真正的候选人，他们由达兰萨拉的选举委员会提名，而不是由政党提名，因为在流亡中进行竞选被认为是一种孕 育着不稳定因素的活动。直到1978年，第五届人民代表委员会才实行两次选举，候选人在初选中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但是虽然经历了十五年，选举程序得到了 改善，但很多人–特别是老一辈人—仍然认为人民投票选举这种观念难以理解。正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洛迪加里所说的那样：「很多人走进选举帐篷，他们就 朝着神圣的达赖喇嘛像祈祷：『这里的候选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帮帮我吧，让我选中那个能够帮助达赖喇嘛及其百姓的人。』接着他们闭上双眼，用一个指头朝下 点去，然后问负责选举的官员：『请你看看这个名字是谁。当他们得到答复之后，就说：『哦，这就是某某，我就投他的票。』」
人们并不是对代议制政府有抵触，而是不赞成实行代议制政府的根本先决条件，即个人要宣布自己为候选人，这也就妨碍了人们接受民主程序。洛迪加里继续 说了下去：「如果我去叫某人投我的票，那就会被人认为是无比可耻的行为。这一点是好笑，人们在许多东方文化的社会里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从小就受到教育， 总是要这样说：『本人既无能力又无文化。』如果有人不是这样，那么也就清楚的表明他有个人动机，不会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结果有些代表发现自己意外的当选 成为代表，有些人甚至对于达兰萨拉的委员会已经任命他们为候选人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应召宣誓就职才恍然大悟。与此相反，一些有心人尽管当选，但如果达赖喇 嘛或全国工作委员会认为他们不合格，就可以作出结论，认为这些人不宜任职。
为创造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的斗争，核心问题在于达赖喇嘛究竟行使多大权力。达赖喇嘛曾利用宪法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这样做居然违背 了自己人民的意愿。宪法最后一稿草案三十六条第五款规定，「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国民议会经与最高法院协商后，就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弹劾达赖喇嘛。反对 呼声很高，一百五十多名代表聚集达兰萨拉，如不删除这一条款，他们就拒不批准宪法。达赖喇嘛说：「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主意。如果我们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 度，就必须要有能够改变达赖喇嘛权力的条款。但是，也由于这是新东西，难以理解，我不得不让他们相信，这一点不仅对全体西藏人民的今天，而且对他们的将来 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个问题是六十年代初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单巴次仁说：「我在政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明白了光是进行选举还不能产生民主制度。许多代表尽管在任，但他们仍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一想到有一个行 使最高权力的行政长官，就感到非常自在，对于充分行使职能的立法机构也不在乎。我确信，基于这个原因，民主还有待于立足扎根，只有年轻一代才真正理解民主 精神。」单巴发现，西藏青年大会具有真正的现代政治气氛。青年大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办公机构，但全住在达兰萨拉。单巴与这些领导人熟悉之后，他认识到他们 而不是政府代表了达赖喇嘛建立政治上开放性社会的崇高愿望的先锋。
青年大会开始时在藏人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个组织将为西藏独立而斗争作为自己的宗旨。它的创始人是四个青年，全都出身于上层阶级，大部分就 学于英国人执教的第一流印度学校。加央罗布是青年大会的召集人，他在回忆成立这个组织的情景时说：「1970年，达兰萨拉的形势仍相当糟糕。这里没有西方 人士，只有一些和平队①的人，他们大约在圣诞节到这里来唱颂歌。在藏人当中有很多理想主义青年，他们的生活豪放不羁，当然不是有意如此，而是生活实在艰 难。每天晚上，总有五、六个人冲到你房里来睡觉；大家都没有钱，因此谁也不计较。不论得了几个钱，几天时间就会花得精光。我们有一帮人常常聚会，喝青稞 酒，如果有钱就喝朗姆酒。接着我们就开始讨论西藏，我想我们都有点动感情，我们会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有人就会高声宣布：『将来 有一天，我会驾驶自己的坦克翻越山口，去看布达拉宫。』就谈这些东西。过了一会，我们就在煤油炉上烧茶，但是，我们的玻璃杯和茶匙从来就不够用，因此我们 只好用牙刷来搅茶。」
我们长谈至深夜，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不仅流亡的西藏青年没有相互保持联系，而且很多人认为，尽管流亡政府在改革方面付出了努力，但它仍然继续了其前 身拉萨政府的不良传统。罗布继续说：「过于平庸，安全保险成了时髦货，总是旧的那一套。那些有信念有才能的人们留在西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许许多多的 平庸之辈和官员却跑了出来。在印度，整个的流亡官方机构总是不声不响的。钳制他们的并不全是印度政府，而是他们自己。无人有进取心。」
为了团结流亡青年，为西藏自由进行更为有力的斗争，他们决定召开一次小型会议。达赖喇嘛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负担会议费用，对条件是会议规模要 扩大，全体难民中的年轻人都要派代表参加。罗布说：「神圣的达赖喇嘛并 没将任何条件强加在我们头上，他采取的是同情、不干涉的态度，『让它去发展，让我们看看这些孩子有何作为。』大家的心情异常激动。」
一个月之后，即1970年10月7日，三百名西藏青年坐在康宁别墅门外，前面摆着一张插了三角旗的桌子，身后挂着一幅绿色的西藏大地图。奏国歌之 后，达赖喇嘛站立起来，他两边是他的两位经师和噶厦成员，他致开幕词。会上进行了为时一星期的辩论，无论是在外流亡或在西藏，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罗布 说：「谁也没有料想到会议开得那么坦率，人们直截了当地向噶厦提出了有关过去的问题。中国人怎么那样容易就进了我们的国家？军队为什么没有浴血苦战？昌都 失陷时，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对当时政府的偏袒做法和滥用资金行为也提出了深刻的质问。其中一位噶伦的确浑身发抖；桌布长度不够，人们可以看到他身上 藏袍打折的地方在颤抖。由于所有的这一切，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一开始就有几分紧张。」
会议开了一半就正式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这样在难民社会中也就有了忠诚的反对派，他们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不过当时的情景令人感到奇怪。政府在很大程 度上要依靠年轻、文化程度高、会讲英语的难民，因此政府职员的百分之四十几乎是青年大会成员。到1984年时，这个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就这样，政 府及其主要的批评者结合在一块，令人难堪。当政府中的青年大会成员批评官僚错误和贪污行为时，噶厦看到了政府当中有不忠诚分子，因此它企图破坏西藏青年大 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此作为还击。加央罗布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反复向噶厦表明，我们认为噶厦是西藏的合法政府。我们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认 为，就是因为我们忠诚的态度，青年大会就不应该采取百依百顺的奴才立场，同意噶厦作出的所有决定。当我们向噶厦挑战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 机，但噶厦总认为我们是对他们权力的威胁。」
青年大会成立两年后的1972年7月，在达兰萨拉又成立了第二个群众组织，名叫「为恢复西藏合法的独立地位而斗争」，不过这个组织的领导权交给了西 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委员会主要是利用这个组织来征收难民自愿上缴的税收，这种税占难民月薪的百分之二，几乎是流亡政府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同时，噶厦与 青年大会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1977年春季产生了急剧的对峙而形成高潮。这是民主制度对西藏人的第一次真正考验。
这一矛盾由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而形成，开始于1977年3月10日，这是拉萨起义十八周年纪念日。这一年举行了庆祝集会，西藏青年大会在新德里的中国 使馆前组织了庆祝示威。在这以前，中国大使馆前有过多次由藏人举行的示威游行，有些还使用了暴力。这一次，原计划冲进大使馆内，破坏使馆。但印度的国内保 安机构情报局得知了这一计划。10日早晨，当数百名示威者在玛纳卡梯拉（西藏难民营，位于旧德里朱木拿河河畔)聚集后，警察在这一地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 为数不多的藏人设法通过了警戒线，但后来在大使馆附近经过一场苦战之后还是被逮捕了。他们没有受到指控就给释放了，但释放之前又有一千难民提出了抗议。示 威者为了使集会获得新的结果，他们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呼吁实施联合国对西藏问题所作出的三个决议。新成立的西藏人民自由运动组织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在 洛蒂公园附近的联合国新闻办事处门前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有供绝食者睡的床，还有一些医务人员以观察绝食者们的身体状况。从八十三名自愿者当中挑选组成 了三个队，每死一个人就由另外一人替补上去。已经作出决定，除非联合国同意再次讨论西藏问题，否则绝食斗争就不予取消。罗布回忆说：「我们对这些自愿者狠 狠吓唬了一番。我们单个地将他们叫进房间，说：『这可是没救的。我们将活下去，而你们却会死掉，这真是件难事。你会躺在那里活活死去，而我们却会全然不 理，我们只会在一旁谈笑。因此你最好现在就退出来。』这一下马上减了很多人。最后，我们组成了第一组，其中有三个游击战士、一位妇女和另外三个男子汉。然 后，我们指定其中一人负责，这人过去是游击战士，十分顽强，对死亡毫不在乎。这是我们采取的预防措施，以保证在假惺惺的同情面前他们的意志不至于动摇。」
绝食于1977年3月20日上午十时开始。几天以内，报界和电视对藏人的报导超过了十八年前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以来的任何时候的报导。这次的时机也十 分得当，印度经历了英迪拉·甘地宣布的历时二十个月的紧急状态之后，正在进行选举。不到一个星期，在风靡全国的自由思想浪潮的急剧推动下，那些人民党的领 导人物，几十年一直居于反对党地位，他们对于捍卫西藏的事业叫得最凶。现在他们成了执政党，也就终于能够承认流亡政府了。与此同时，整个难民社会普遍支持 那些绝食抗议的人们，藏人从中受到了鼓舞，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努力达到空前的一致。
当时担任青年大会主席的洛迪加里认识到了这时的有利机会，决定要见人民党的领袖人物，于他们直接交谈，其中许多领导人他都认识。这些领袖人物受到了 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过去曾许下过诺言；另一方面是这次绝食示威—这场绝食斗争为人们所普遍了解，这在人民党就职前夕无疑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洛迪加 里希望能够得到支持西藏独立的正式保证。加里没有事先通知达兰萨拉的噶厦，因为这些人无疑会要扼杀这一计划；他在加央罗布和一位绰号叫黄喇嘛（因为他的皮 肤略带黄色）的大个子陪同下，前往人民党总部。罗布回忆说：「我当时问洛迪：『我们又怎样进得去呢？』他们当时在确定总理人选，整个大楼里挤满了群众和记 者。此外，我们自己也是一副狼狈相：我当时从达兰萨拉匆匆赶来，只带了一只牙刷，我穿的是短裤、一件蓝色细纹布衬衣和一双叭嗒叭嗒作响的拖鞋；洛迪穿的是 白色印度睡衣，带着衣箱；此外我们还有这位肥胖喇嘛同行。但我们三人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奔去。」
当这些年轻人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拨开新闻记者，设法引起了秘书J.P.纳拉扬的注意；他是人民党最受尊重的老一辈政治家，是竞选的后台老板。但是 这位秘书当即拒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罗布说：「洛迪的意见是，『就告诉J.P.，我们是西藏人，他从未拒绝过西藏人的要求。』我对他说：『洛迪，这次你那些 废话对我们毫无帮助。』但只过了一会儿，那位秘书就出来对我们说：『先生们，这里来吧。』接着所有那些记者大声叫喊起来：『这些下贱家伙怎么也能进去？』 我们径直穿过了人群。」
洛迪加里给纳拉扬献了一条哈达，向他祝贺人民党的胜利，并呼吁支持绝食示威。纳拉扬立即表示同意；此外，纳拉扬答应保证赢得即将上任的总理莫·德赛 的支持。这三个人对自己的成功都有点感到惊奇，几分钟之后他们就走了。打这以后的几天，绝食帐篷收到了一些来信，一些即将受命担任新内阁成员的政治家也来 到了这里，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无一例外地保证要支持西藏事业；难民们的斗争得到居住国的支持，这还是第一次。作为这种崭新姿态的交换，人民党获得绝食示威 者的保证，绝食示威于第十天宣告结束；当时阿查雅·克利帕拉尼将桔子汁送到了七名藏人的面前。加里和罗布都很高兴，在那些绝食者受到热烈欢迎之后，加里和 罗布回到了达兰萨拉，他们带回了人民党写给噶厦的信。
结果引起了一场混乱。由于这些青年先于噶厦与印度新政府进行了接触，噶厦对整个事件完全持否定态度。噶厦指责绝食示威者毫无头脑，破坏了全体难民的 努力，这些政府成员一旦上台，真是无法弄清楚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最终立场。噶厦为了消除遭到的损害，要求西藏人民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辞职，他们当中的主要人 物也是青年大会的领袖。数天之后，达兰萨拉挤满了斥责噶厦的愤怒人群；人们在公共场合质问噶伦和人民代表（据猜测，这些人民代表与噶厦狼狈为奸)，因为没 有几个难民能够理解他们反对这次胜利的原因。为了平息这场危机，西藏人民自由运动协调委员会终于宣告解散，而青年大会的四位创始人也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辞职 引退，以示抗议。人民党就职上台之后不久，就背信弃义，否认以前作出的所有承诺，就象它的那些前任政府一样，主张阻止藏人采取行动，以免他们妨碍与中国和 平共处，与中国和平共处仍然是人民党的愿望。
这场对抗，生动地表现了流亡生活中政治自由的局限性。然而只过了几年，全部青年领袖不仅重返政界，而且担负了他们以前曾经攻击的那些职务—噶伦、新 闻局长、戏剧协会主席，洛迪加里则出任西藏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主席，这些证明了民主的力量。同时，青年大会接受了新的领导集团，单巴次仁位居其首。单巴来到 达兰萨拉之后不久，他发现自己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十一名候选人当中的一员。由于他在比拉库佩分会担任总干事时声望很高，因此于1974年当选出任青年 大会司库。四年之后，单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这是青年大会的最高职位之一，也是流亡社会中最有权力的职位之一。在单巴的领导下，青年大会采取了 斗争性的新行动方针；青年大会的领袖作出了极其秘密的决定，即在为西藏而战的斗争中，实行恐怖主义的时刻已经来临。虽然这一想法已经讨论了多年，但采纳这 一做法只有现在看起来才势在必行，这不仅仅是由于为赢得印度新政府的公开支持的努力已告失败，而且还因为1959年以来进行的秘密武装斗争的效果不佳。
根登达杰所属的筑路营有五百人，1961年初，筑路营领导将他叫到一旁私下谈了几句话，这位工头说：「已经选了你，让你去接受训练。你要去进行X光 检查，并需要一张自己的照片。」在几天之后，根登在提斯普尔办好了这两件事，接受了X光检查并拿到了自己的像片，回到了筑路营。根登被介绍给了另外一个青 年，这人同他一样，也是康巴人，高大强健。工头说：「去告诉你们的朋友，说你们要去大吉岭工作。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发誓保守秘密。」这 两个人发誓对于发生的事情，既不提问也不泄漏。然后他们得到了几个捆钱，给了他们大吉岭的一处地址和一个六位数字的号码，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只要出示这 个号码就能入内。他们在不清楚自己将要接受什么类型训练的情况下启了程，同时他们一直担心会被情报局的特务逮住，这些特务已下令禁止藏人外出旅行，他们正 在难民中搜寻中国特务分子。不过根登第二天在车上时注意到了另外两个人，他们也像自己和他的伙伴一样，特别健强，无疑是藏东人。当他们在大吉岭前面一个站 下车出站之后，根登匆忙跟了上去，忽生一念，想要得到这两人的帮助。根登问他们是否知道附近有个好餐馆，他得到的是低声细语的肯定答复，并被领到了一个小 咖啡馆。在这里简单吃了一顿之后，来了一辆卡车；显然他们肩负的使命相同无异，这些人也没有就这一点问一个字，就让他们的伙伴躺在卡车车厢里面。卡车终于 停下后，根登看了看他在大吉岭寻找的这个地址。他在门外出示了号码，然后被领了进去，从此以后他只有短时间的散散步或偶尔上一次馆子才能获准出来。在这段 时间里，虽然管这栋房子的人从未提过他们所干的工作，但根登清楚地认识到，他已经加入「措西甘珠」，它是至今仍在进行活动的西藏游击队抵抗组织。
根登达杰在大吉岭待了三个星期后，别人告诉他，要他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收藏起来。根登得到一笔钱之后，允许外出，他来到了附近的市场，购买一 双旅游鞋。他会到这栋房子之后，与其它四个人—他们都是康巴人和安多人—等了整整一天；他唯一剩下的财产就是一个挂在脖子上的布包，里面装的是经乃穷曲均 圣化了的红色保护绳和青稞麦。五点钟，来了一位「措西甘珠」的高级官员，名叫拉姆次仁，他手上还拿着一份文件。他叫这些人要么走，要么在文件上签字，如果 签了字，就说明已经加入了国防自愿军，就必须至死服从上司的任何命令。五个人都签了名。六点整，在夜幕的掩护下，一辆帆布蓬的吉普车来到了位于山腰的这条 街道的尽头，就在这栋房子这里，他们几个人上了车。在第二站，又有六个人挤进了吉普车，使根登不得不将背露在车外。他们离开了大吉岭，朝南使去，似乎在径 直奔向东巴②边境。三个小时之后，那位负责人说：「你们不必去考虑脚下是什么东西—不是泥、水。就是粪上。我们过一会到了以后，行动全听我的，要像战场上 一样。」吉普车开到路边之后，停了下来。这些人接到命令，一声不吭地疾跑冲过一片开阔地。他们奔跑时，看到了汽车的一对前灯，接着队长急令卧倒。车过去之 后，他们又奔跑起来。在夜色中可以朦胧地看到一条宽阔河流的堤岸，接着他们在河边来来往往度过了几个小时，显然他们迷了路，这时队长叫其中一个能讲印度语 的人到附近一个村庄去，小心打听一下这里是不是巴基斯坦。半个小时之后，这个人折了回来，一群拿着棍子和步枪的愤怒村民包围了他们。这些倒霉的藏人在数量 上完全处于劣势，因此很快就被赶到了附近的警察局。他们很清楚，等待着他们的是这里的牢房。但他们刚一进去，惊奇地看到警察将村民们给打发走了，然后亲切 地接待了他们。接着他解释说，他们不仅已进入了巴基斯坦国境，而且他们在河堤上寻找的那位间谍已经通知了这一地区的当局，请当局寻找他们这些人。一会儿 后，在一辆巴基斯坦的军车上接了头。这些藏人上了车，乘车来到了一栋小房子前，然后单独在这里度过了那天夜晚的剩余时间。
翌日，天刚开始破晓，根登就被叫醒，要他跑步去邻近的一座建筑。从这里他亲眼看着他这个小组的基地成员跑了过来，一次一个最后是那个特务，他显然很 小心，决心不再让当地人看到他们。这些藏人领到了食物，还得到了一床毯子用来垫坐，他们在房子里待了一天，等候夜幕降临。晚上他们又坐上了一辆军用卡车， 汽车将他们送到了一片树林里，他们分成三人一组，得到命令，再次抬腿猛跑。穿过一片空地之后就是铁路，铁路线上有一节孤独的车厢。根登一边跑，一边看了看 远处铁路线旁的车站。他来到车厢前，停下仔细瞧了瞧车厢，但很快就被巴基斯坦士兵拉了进去；他们有一个班，挎着冲锋枪。他被人领到了一个上了锁的小房间， 金色百业窗紧紧关上了。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火车，挂上这节车厢之后。就拉着跑开了。他判断火车是朝南行驶。一天之后，可以听到大型终点站的各种喧哗声。这 节车厢脱钩之后，离开了其它车厢，来到了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根登所在小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一名巴基斯坦打着手电，叫根登跟他走。下火车之后，这些藏人被 匆忙弄进了一辆正在等候的卡车，这辆卡车在一辆吉普车的引导下，出了车站，快速驶过一座大城市 就是达卡，这是根登数年之后才了解到的。在城郊一座单独的 建筑前汽车停下，这座房子在一个简易机场一边的端点；几分钟之内，机场上降下了一架无标记、银灰色双螺旋浆飞机，飞机滑行来到了面前。虽然有些康巴人从地 面看到过在康区执行轰炸任务的中国飞机，但谁也没有靠近看过「空中飞船」。接着，飞机尾翼上的小门打开，从上面吊下了梯子，里面走出了一个口含烟斗、面部 轮廓分明的高个子白种人，这是他们惊讶不已。
机舱内右侧有一排座位。左边，达赖喇嘛的一张小照片牢牢地黏在机身上。三个白人在示范怎样系好安全带，根登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示范当飞机的螺旋桨转 动起来时，他们拉上了窗帘。接着，飞机起飞了，他们从前舱返回来，又拉开了窗帘，并递来了一些里面盛着棕色冷饮的纸杯。根登问他们当中的藏文翻译，「这是 什么，是朗姆酒吗？」翻译又与其中的一位白人交谈，他们用的是陌生语言。随即他对同胞说：「这是一种外国饮料，名叫可口可乐。」这些乘客喝了可口可乐之 后，又有人给他们端来了一盘食物。其中的几位藏人紧紧抓抓着烤牛肉三明治、腌菜、盐瓶和胡椒瓶，他们拆开了碟子边上的小块肥皂条，同时迷惑不解，以为这也 是他们不知道的新食品，也给吃了。晚饭之后，他们才感到轻松，这是他们两天前开始这次行程以来第一次感到轻松。这些藏人离开了那些怪里怪气的椅子，对周围 的环境毫不在乎，盘腿就坐在地板上，完全是典型的康巴人方式。他们突然掏出了两个象牙骰子，立即开始了靠运气取胜的游戏，这是西藏最流行的游戏。他们高声 叫喊，当轮到谁投骰子时，他就会拼命叫出声来。深夜，飞机短暂停留加油之后，这些人终于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们看到了脚下太阳照耀着的一大片 微光闪烁的水域—-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海洋。
小飞机飞行一天之后着陆。一辆军用运输汽车倒着车，一直开到了飞机后部的梯子旁，将这些藏人给拉走了。这里气候凉爽，大雨倾盆，雨点重重地落在车篷 上。根登在帆布上发现了一个小洞，他将小洞捅大了一些，然后弯下腰来就可以看到外边。一些东方暗弱拿着雨伞，顶着倾盆大雨路过商店，这些商店的招牌上写的 是中国字，根登猜测这是台湾。卡车通过了拉着铁丝网的一个检查站，然后在两幢小楼房前停了下来，房子前面有一片很密的树林遮挡掩护。进楼房之后，这些藏人 被领进了一个空无摆设的房间，里面有一排帆布床。他们就要在这里度过未来的二十八天，如果走出楼房，也禁止离开紧挨楼房的附近地带。
这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的遥远一隅—不是在台湾，而是在冲绳岛上，这是他们后来才知道的。一天，含烟斗的那个人 通过翻译给他们讲了话，他说他们一直在等候第二批藏人。现在看来，越过巴基斯坦边界时，印度的情报局在对整个大陆进行搜查，因此他们只好独自继续行动。他 说：「你们每个人的履历都进行了严密的审查，以确定你们不是中国特务。你们将采用新名字，用我的语言，从现在开始，你们只能使用这些名字。」这些藏人大为 高兴，他们从此就安上了下列名字：多格、鲍勃、威利、杰克、罗基、马丁和李，这也证明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原有的猜测，即共产党的头号敌人美国—-一个遥远的 国家—-终于认识到，成为西藏的最好朋友是适宜的。
银灰色飞机又一次轰鸣冲向空中，窗帘严严地给拉上了。在白人及其照料的这些人之间，发展了一种奇特的同志式情谊。当藏人在地板上赌博、喝可口可乐、 又喊又笑时，这些西方人士显然也受到了藏人无拘无束情绪的影响，他们在宽宽的走道上踱来踱去，不时站在达赖喇嘛的像前，双手摆出祈祷的姿势，然后露齿大 笑。虽然这些白人反复命令他们的乘客睡觉—他们甚至将藏人赶到座位上，并将头顶上的灯也给熄掉了，但这些康巴人却执意要回到地板上，摸黑赌博，因为他们只 习惯于服从自己部落首领的命令。早上，一个大岛出现在下边的海面上。他们着陆之后，休息了一天，在此期间，含烟斗的美国人坚持要求根登照张像。他们又回到 了机上，飞机起飞，在空中又飞行了整整一个夜晚，第二天当根登眺望夕阳时，他看到了脚下长长的一线海滨，一座大城市位于山麓之间。当他们飞越一条暗褐色的 山脉之后，根登很快又看到了另一座大城市的灯火，飞机就在这座大城市着陆。在等候的又是军用卡车，不过这一次，温度特别低。坐车行驶三小时之后，在路旁停 下来休息一阵子。当这些藏人从卡车上走下来时，他们惊奇地看到，在星光闪耀的天幕之下，雪峰耸立。这些高山看上去非常眼熟，有些人一时还认为他们已经回到 西藏。而另外一些人在狭窄的环境里生活了五个星期之后，发狂似的在覆盖着新雪的大地上奔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旅游鞋湿了。那些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将他们重新弄上了车。在大山里行驶三个小时之后，他们经过了拦着铁丝网的检查站，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河谷行驶。在河谷的尽头有一些平房，在一座平房 里，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了一张床，床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的铅笔、拍纸簿和毛巾摆得整整齐齐。军营里陈设简单，干干净净，但根登发现了唯独的一个用于纪录 的东西：一支铅笔，铅笔头上的橡皮擦上有牙齿印。在西藏写字时，通常都是牙齿咬着笔，用双手去叠纸，这些齿印使根登确信藏人曾来过这里。从那时起，他就相 信自己是在美国。
海中的第二个岛屿是夏威夷；海滨的那座城市是旧金山；飞机降落的城市是丹佛；藏人被带到的这个高山基地是黑尔营，它位于科罗拉多洲的利德维耳城北面 十八英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尔营被用来进行高山地区战斗训练营地，现已重新作了安排，由中央情报局直接指挥在这里培养一支秘密藏军。
在美国训练藏人的决定，是在3月起义不过一个月之后作出的。1959年4月21日，当达赖喇嘛出逃才三个星期，国防自卫军的野战司令员贡布扎西·安 珠昌将军在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他放弃山南司令部，游击战士继续在山南各地分散行动。于此同时，国防自卫军的主要指挥官都在东北边境特区 找到了避难所，贡布扎西则在受折磨，因为他负了伤，身体越来越虚弱。贡布扎西来到大吉岭，见到了国防自卫军的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他们与顾问们 一道制定了国防自卫军的下一阶段作战方案。鉴于中国已经全部占领西藏，作战方案的基调就是要使中央情报局大力转入进来。
到当时为止，中央情报局给予康巴人的训练还一直十分有限。在关岛和冲绳岛（这是中央情报局监控西藏活动的前沿站)，受训人接受四个月的训练，然后他 们带上冲锋枪、无线电和毒药（以便在被俘时自服)，从河谷坐飞机，空投西藏，组织基层游击队。在此之前接受训练的都是部落头人以及他们的儿子，而1959 年5月开始的新计划则要训练五批人，共计约五百人。挑选这些人要看身材，也要使西藏三个省区的每一个县都有人参加。正如过去一样，当训练结束之后，他们就 会被空投到自己的家乡，组织抵抗力量，这些抵抗力量最终还得与国防自愿军的大部队联为一体。国防自愿军希望能在西藏的某块边境地区重建自己的新基地。
整个行动绝对保密，西藏人从未听人说过他们是在美国，这样如果有人被俘，那也无法证实美国人已介入其中。同时，在洛叽山脉的中段训练一支亚洲人组成 的秘密部队，也要求慎之又慎。到1959年7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已在丹佛的《邮报》上发表了头版新闻，报导将在黑尔营进行核试验 不过并不是原子弹爆炸试 验。这里的山峰高一万四千英尺，还有河谷，黑尔营占地辽阔，从此以后，这一片地方严格禁止老百姓靠近。后来飞机将一批藏人运送出去时，有些人在彼得森空军 基地（这个基地在科罗拉多州斯普临斯城外)附近，遭到拘留。有一次在枪口下押着的就有四十七个人，他们躲在军用路障后面，直等到那些窗户涂得漆黑的神秘客 车开了过去。当《纽约时报》得到了科罗拉多州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东方人的消息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亲自出面，压下了这条消息。那些看守这个基地最 敏感区域的士兵 还有那些西藏人—得到了明确的指令，如果发现他们的区域内有外人，即开枪击毙，这也是最后的办法。
根登这批人，是第四批抵达黑尔营的藏人。藏人抵达的第一天，就给他们发了黑色的战斗靴和绿色军用工作服。早饭后，他们被领着在紧靠营房的地方周游了 一番。这里共有十幢房子，位于一条小河河畔，周围都是高山，森林密布，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甚至营地范围之内，也有一些限制：允许藏人去的地方，只有他 们自己的营房、餐厅、教室、一个里面有式样怪异的「落袋弹子戏」球台和乒乓球台的大房间。这就是他们第一课堂的内容，老师是位穿着战斗服的大个子，这个美 国人告诉他们说，他们这批人的训练要持续六个月，他结束这节课时问了两个问题：「你们敢从飞机上跳伞吗？敢跳的，请举手。」他对得到的答复非常满意，脸上 露出了笑脸，又问道：「谁愿意同中国人作战？」
黑尔营开设的课程包括很多科目。这些藏人的英文名字在一块塑料板上，粘在带帽舌的太阳帽上，别人就叫他们的英文名字。藏人学习使用武器，学习逃生方 法，操作无线电，译电码组织地下工作网，传递信件，用图标出接头地点。上午的课程学习无线电发报中用的由二十六个字母和十个数字组成的密码，学看地图和指 南针。中央情报局专门为藏人生产了一套设备，其中包括不过一只手大的无线电，但这种无线电的功率仍然很大，长距离使用时信号仍然十分清晰。使用的武器包括 M1步枪、迫击炮、火箭筒和消音器。藏人还学习跳伞，攀登石山。渡河，行军野营，在奔跑中宰杀野鹿，生鹿肉要吃一个星期，同时教员还追赶自己的学生。他们 还接触到了要求更高的间谍手法。根登听别人对他说，他被送回西藏之后，必须躲藏几天，观察父母和亲属的日常活动，以保证在接触之前就能完全弄清楚，他们是 否在与中国人合作共事；他们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监视。接着他还学习组织抵抗小组，这些小组要定期向他报告中国军队的调防情况。他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一 有信号就举行起义，这是全国实行协调努力的组成部分。根登还学会了怎样在晚上通过敌国领土；如果迫不得已要在白天行动的话，怎样化妆通过检查站；如果被 俘，该怎样对付审问。他要尽量咬定一套确定的口供，这样就可以逐渐使中国人相信他身体很弱，并选择一个最易被人相信的时刻倒在地上，然后又告诉中国人自己 的身份，听起来还要是真话，但这也是早就编造好了的。
在黑尔营待了几个月之后，又来了一百二十五名藏人。过了没有多久，根登完成了训练，八十名学得最好的藏人被挑选出来，计划空投到西藏去，他就在其中 之列。虽然每个人的任务对别人都保密，但这些藏人经过自己的一番侦察之后得知，全国各地已经空投了很多批，形成了网路，他们不过是最后的一批罢了。一天， 一位藏人在打扫一座通常有人看守的楼房时，发现只有他自己，别无旁人。在那间主要的房间里，他拉开了白色大布帘，发现了布帘后面的一张西藏详图。遍布地图 的红色别针标出了特务位置。他又继续翻找，发现了预先包好的伞袋，上面标有他这个组的人名。袋子里面的东西有无线电、小手枪和消音器。不久，根登在夜色的 掩护下，被送出了黑尔营，开设了回国的漫长旅程。但在他短留黑尔营期间，变化很大，这期间不仅改变了中央情报局和西藏人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中亚地区的势力 平衡。
1962年10月20日清晨五点，中国人开炮轰击守卫东北边境地区的卡门专区的小股印度边防军。一小时后，两万名中国军队齐头并进，翻越了塔格拉 岭，在相距一千五百英里的拉达克同时发起了进攻。在东线，人民解放军一直推进了孟迪拉，而在西线的阿克赛钦的人民解放军却占领了一万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地 盘，直到11月21日才撤到东北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它历来是印度和西藏的分界线。［潘奇谢尔协定］期满刚刚四个月，尼赫鲁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十年 努力骤然付诸东流，他成了中国边境领土要求及其显而易见的扩张主义政策的牺牲品。尼赫鲁的这次失败给他带来了耻辱，迫使他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自己异想 天开的傻瓜似的天堂里。」此后，他直接转向美国求援，以对抗进一步的入侵。
印度武装北部边界地区的努力是晚了一些，其中心内容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新成立一支秘密突击部队，名叫特种边境部队，代号为第二十二号营地，这 是根据这支部队的主要基地命名的。特种边境部队于1963年11月13日成立，由印度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指挥，这支特种边境部队由藏人组成，其任务就是守 卫地球上最高的边界地区。尽管西藏流亡政府矢口否认这支部队的存在，一些印度人士表明，西藏流亡政府应该采取通过新德里的直接渠道，以缓和通过巴基斯坦使 中央情报局和康巴人保持联系的困难局面，这一点十分重要。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情况，从此以后，国防自愿军的许多行动，受第二十二号营地领导，直接听命于来自 印度首都的指挥。在奥里萨邦的加尔各答设立了一个专用通讯基地，因为加尔各答无线电波很少，所以很容易每星期与西藏境内的活动分子保持联系。
根登回到亚洲之后，没有被派往前线作战，而被安排在奥里萨邦中心担任职员。这里有两个大型接受机，配有专用天线，可以收到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北面的最 模糊信号。根登和他的十个同事将这些信号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电传电报打字机，以数字密码的形式，将这些信号传递到新德里的国防自愿军总部。过了一段时间之 后，根登被调到新德里工作，在新德里一幢看上去很不显眼的平房里，根登、其它三名无线电报务员和两名档案职员一起翻译这些电码。他每天要乘坐客货两用车上 下班，身上盖这毯子作掩护，这样持续了十一年。每逢星期一晚上，国防自愿军和印度情报局研究分析处的高级官员以及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要分 析每星期从西藏得到的情报的抄本，并作出指示。同事，在为西藏而战的全部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防自愿军的前线新基地。
1960年中期，当时中央情报局的训练活动已在大力进行，西藏抵抗力量的首脑人物，选定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木斯塘王国，作为重新组织行动的最 佳地点。木斯塘与周围地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海拔一万五千英尺，就像插入西藏西部的楔子，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它一直是附属于尼泊尔的仆从国。但是， 由于木斯塘与世隔绝，距加德满都有一个多月的行程，所以它除了给尼泊尔政府付给不过一百美元的年税之外，与尼泊尔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从南面进入这个王国的 主要通道，是极为狭窄的卡利甘达基峡谷，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由于它处于安纳普纳和道多拉吉里之间，这两座山在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列)，如果在此设防， 几乎无法通过。但木斯塘的最大战略价值，就在于它距离新疆至拉萨的公路很近，这条公路是西藏的两条主要的大动脉之一，它始于康区，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全 线的悬崖陡坡，修到了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这里它再朝西北方向蔓延进入新疆，再往前走就是中苏边界。这条泥土公路和唯 一的电报线路，将这条长达一千五百多英里的敏感边界线上的中国边防军连接了起来。木斯塘还有一个优点，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原始西藏文化的小块地区之一。因 此，它就成了康巴人的根据地，既可以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袭击中国军队和附近兵营，又可以作为藏南和藏东仍在进行活动的游击队的至关重要的后方基地。
1960年后期，国防自愿军的部队开设来到木斯塘。虽然后来小股的游击队从西藏直接来到这里加入了这支部队，但最先来到这里德，却是随同贡布扎西将 军从山南地区撤退下来的藏人。国防自愿军部队这些人来自各个筑路营，他们先前往大吉岭和甘托克，然后在这里分为四十个小组，朝西行进，偷偷越过边界，进入 尼泊尔南部的茂密丛林，然后沿着卡利甘达基峡谷的寒带山地朝上走，最后出现在木斯塘。这里已属于西藏高原，干燥贫瘠，狂风阵阵。藏人在这里受到了这个王国 第二十三代土王的欢迎—-他最害怕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其次就是自己领土上不受约束的军队。西藏人在这里组成了连结成网的基地：有些就是设在前沿的帐篷营， 只有一二百名官兵；另一些则是建在已有的城镇和寺院附近的给养仓库。总部设在后方，木斯塘的南部边缘，在靠得最近的尼泊尔焦木桑镇的北面，相距一个半小时 的路程。后来，在一条深谷到森林茂密的尼尔基里山麓之间，盖起了二十五幢房屋，里面设有五个部队—给养、运输、弹药、情报和内部训练。木斯塘司令巴巴益西 的办公楼位于这些房子正中—-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四周有围墙；大门前拴一条凶恶的大藏狗，西藏旗在院中飘扬。除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那些拴在木桩上 的藏马和身着缴获的人民解放军上衣和子弹袋的康巴军队，所有这些使这里染上了「粗犷的西方色彩」，这是一位老战士回忆时说的原话。但是，由于这里环境十分 干燥，岩石遍地，所以开始创建木斯塘基地时困难重重。在足够的给养空投进来之前，四千创业战士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得煮靴子和马鞍来充饥度日。据一些人说， 有些人还越过边界进入西藏，他们并不是去攻打中国人，而是偷盗牲学畜，求得生存。
随着空投给养而来的，还有几乎四十名黑尔营的毕业生。从他们身上，国防自愿军学到了迫切需要的现代战斗知识。这些毕业生带来了M1步枪、斯普因菲尔 德冲锋枪、八十毫米无后座力重炮、二英寸迫击炮、供隐藏式无线电用的太阳能电池、发电报时用的扰频器、机枪消声器和用于间谍活动的「毒药片」及微型照像 机。由他们担任教官，全部换上了卡叽制服，日常生活更为严格。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接着是做体操，唱西藏国歌，干农活，在山里进行生存训练和演习他们是自 1958年的起义高潮以来，西藏萌生的第一线真正的军事希望。
国防自愿军恢复元气之后，他们就从木斯塘这块高原向东面、北面和西面出击。一般的出击由几十个人进行，他们插入西藏，待上一个月时间，埋伏袭击人民 解放军的一支队伍之后就撤回来。由于西藏很荒凉，只要军队大致相等，无论游击队在哪里进攻，他们保证可以获胜。1966年派了一支小队伍去骚扰新疆至拉萨 公路的运输线，结果他们消灭了一支中国人的部队，直到战斗结束之后，游击队才在尸首堆中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及其全体参谋人员。这些人民 解放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结果这些东西成了宝贝，不仅对西藏人是如此，而且对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材料，得到了有关刚刚开始不久的文化大 革命的实贵情报；其中还有一份价值不寻常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自行透露，在1959年的叛乱中大约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而北京一直将这次叛乱说成是 一场小小的骚乱。
木斯塘最成功的一点，是他的间谍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国防自愿军成功地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得到的情报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质量很高，这就使 得这项情报工作极为有用。虽然中国人对所有的藏族都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区委员会却不得不起用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干行政工作。在这项藏人 对中，有很多人似乎是中国人的合作对象，而实际上随着他们在地方的官僚阶梯上慢慢爬了去时，他们就给国防自愿军提供情报。夜间，国防自愿军的信使从一个地 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间谍那里收取情报，他们不仅要负责汇集整理中国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大量的集结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核试验基 地从新疆的路帕路③迁移到距离拉萨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的那曲的重要情报。
尽管木斯塘有这么多优点，但它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弱点。它距离中国人活动的主要场地太远，正如一位游击队战士在描述西藏抵抗运动第二阶段的情况时所 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在与世隔绝的领土上的孤军」。此外，虽然康巴人千百年来生来就骑马，但现在这些康巴战士却失去了坐骑。由于在翻越这块高原四周的崎岖 山口时，困难重重，因此整个部队只保留了六十匹藏马。这次退却所带来的伤亡最大，伤兵通常只好任其死亡，木斯塘总部没有药品，没有外科设备，木斯塘所辖的 前线军营就更不用说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的死大多数不是由于战斗，而是由于衰老。有一位年轻的游击战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会成员，应征派到木斯 塘是为了替换那些已达四、五十岁的人，他回忆说：「真是可悲！人们并不是死于枪弹，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鸣呼。中国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进行袭击，他们 就会马上派出巡逻队切断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军精神十足，而我们的战士却连续奔波了几个夜晚，因此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们就拿出一罐咖啡， 倒在碗里，与汤汤水水搅拌在一起喝了下去。但这样干过一两次之后，他们的心脏都直往外蹦。」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内外压力危及到了木斯塘的继续存在。1971年7月，亨利·季辛吉秘密飞往北京，为美中关系走向友好铺平道路。接着，中央情报 局突然中断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援助。由于特种边境部队已经成熟，印度也没有必要保持与以前同样多的援助。特别糟糕的是，尼泊尔也不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担心 中国人进攻了，现在它丝毫不担心，而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与北京的关系，来抵消新德里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因此，加德满都于1972年采取了驱逐康巴人的第一 个步骤，它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指责藏人抢劫、强奸、杀人；而在过去的十二年，加德满都则对这些康巴人的存在视而不见。
国防自愿军也发生了内讧。1969年，贾乐顿珠在那些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年轻军官长期怨声载道的影响下，免除了巴巴益西将军的司令员职务，让甲多旺堆 将军取而代之。甲多旺堆将军是已故贡布扎西.安珠昌的侄儿，也是美国训练的第一批藏人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巴巴益西开始还若无其事，他来到达兰萨拉，作为补 救措施，他应邀出任令人瞩目的安全局长，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噶伦，但他却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将他手下近二百多部落藏人集 合在自己身旁，率领众人脱离了国防自愿军，公开指责贾乐顿珠滥用资金，并在木斯塘东面占领了芒芒游击营，他就从这里公开攻打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成了一个竞 争派别。旺堆将军包围了这支分裂队伍的据点，直到后来，加德满都得知这一自相残杀的内乱，它迫使巴巴益西前往尼泊尔首都。接着他跟以尼泊尔的内政秘书为首 的尼泊尔人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私人谈判。根据一位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当他们的谈判达到高潮时，巴巴益西放声大哭，恳求保护，然后以获得政治避难为交换，向 尼泊尔人提供了国防自愿军的军力、给养、武器和布防情况。
这时，这场动乱已经传播到了印度的西藏难民营。有十三座难民营的难民主要来自康区和安多，这些难民营的著名领导人，在这场争端中站在巴巴益西一边， 确信贾乐顿珠解除巴巴益西的职务，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剥夺他们权力的一致努力的结果，而政府主要是由来自西藏中部的人士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地区性不和(它一直是来自西藏内部的最大威胁)的起源，得归咎于国民党的挑拨。藏人的流亡生活刚开始时，国民党的特务技艺企图争取难 民中的一派为其事业服务。他们在所谓的十三集团的一些藏东人士身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虽然这些藏东人并没有亲台湾的同情感，但他们却乐于接受大笔财政援 助，以作为对达兰萨拉支援的另一渠道。国民党利用国防自愿军的分裂局面，竭力进一步离间十三集团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而使十三集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密 切。国民党通过大肆煽动分离主义情绪，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十三集团企图改善与达兰萨拉的关系，但努力归于失败。十三集团与流亡政府的关系恶化。十三集团 中的一些成员停止向政府缴纳税款，多数藏人每月每人要向自己的政府缴纳一个卢比。
1974年初，各种压力汇合一起，要摧毁木斯塘。毛泽东1973年11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 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他宣布尼泊尔西北部全境为限制性区域，并开始将王家陆军、警察以及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一万人大批调入 这个地区，那些廓尔喀兵是从国外调回的，他们作为联合国的维护和平部队在国外执行任务。由于只有在卡利甘达基峡谷西坡上才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波克拉朝北 通向焦木镇，因此即使只是到达木斯塘这块地方，也是非凡之举。虽然这些尼泊尔人比康巴人多一倍，但一旦进入交战状态，他们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西藏 人在这里的山地待了十五年之后，他们对于这里地形的了解无与伦比，而他们的储备也够他们支撑两年。因此，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 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在军事上做好了打一仗的同时，尼泊尔政府于1974年3月采取了第一个政治性步骤。加德满都派使者来见旺堆将军，提出了交换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康巴 人彻底投降，并解散各个营地，尼方将提供近五十万美元的「复兴」援助，并保证让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权和房产权。当康巴人拒绝后，尼泊尔就企图动武。4月 19日，国防自愿军驻新德里的首席官员拉姆次仁前往木斯塘途中经波拉克时，他却被逮捕。他被作为人质扣押，以迫使藏人投降，但这还是试探性的行动。拉姆次 仁只是遭到软禁，因为尼泊尔人十分担心，如果采取任何更为强制性的行动，他们会激怒康巴人(这些人只有一星期路程之隔)，康巴人会下山，「见人就杀」，这 是一位观察家的原话。此外，拉姆次仁还是设法带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命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木斯塘基地都不屈服于尼泊尔人的要求。尼泊尔在大不情愿的情况 下将其军队布置就绪，并要求藏人在7月3日前同意五点投降条件，否则就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前景。当形势在朝着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 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他还派遣达兰萨拉负责安全局的噶伦P.T.达卡拉前往加德满都。达卡拉抵达加德满都之后，要求尼泊 尔释放拉姆次仁，并准许他与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带着达赖喇嘛的录音带前去见旺堆将军及其下属军官。尼泊尔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准许达卡拉在波克拉与拉姆次仁随 同前往。他们两人从波克拉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焦木桑镇的斯托尔机场，机场的另一侧有一个尼军平房兵站，周围集结了数千名士兵。拉姆次仁被扣留在附近的一座 房子里，而达卡拉则骑马朝北奔跑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国防自愿军的指挥部，一大群康巴军官已经得知达克拉的使命，他们在司令部等候。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悲的。P.T.达克拉呼吁投降，他首先说尼泊尔将拉姆次仁扣压在焦木桑镇，如果游击队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游击队就必须解除武装。 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们认为达克拉的推理实在可笑。他们开玩笑，说达克拉带来了好消息，而不是坏 消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就打算去袭击那个兵站，解救他们的同志。直到这时，达克拉才播放了达赖喇嘛的录音。立即出现了一片混乱，人们暗暗叫苦。帕村站起 来要讲话，他是内训处处长，是最受尊重、最为冲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 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不过，旺堆与其它高级官员的意见一致，他决定服从达赖喇嘛的命令投降。几天之后，帕村自刎倒地。其 它两名军官随后效法，自杀身亡。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接受那些自相矛盾的失败条件。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着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后，它 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 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
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于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后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 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接着，游击队再次遭到了叛徒的 破坏。刚逃跑时，一天晚上他们在夜行军，一头驮粮食的驴子丢了，旺堆将军派了两个人去找驴子，其中一个却没有回来。他去焦木桑镇，报告了这些藏人的逃跑路 线，而他得到的交换条件是缓刑。对立派巴巴益西的队伍已经被尼泊尔征用，让巴巴益西的人给尼军带路，来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队伍当中的四十个人，立即派到 了旺堆的右翼，而尼泊尔人则在距印度边界二十英里的地方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这里有朱姆拉县境内高达一万七千八百英尺的定克山口，它是这位游击队领袖的目 标。
旺堆于八月下旬抵达定克山口，他命令停止前进。他手下的士兵个个精疲力尽，他们下了马，坐在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一处人民解放军兵营，无人 主动提出要给马匹寻找饲料和水，旺堆亲自率领五个人，顺着小路前去侦察。不一会儿，将军和他率领的侦察队，就消失在山口前的一条小小的冲沟里。又过了一会 儿，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们，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但他们朝自己的坐骑奔去时，看到了侦察队的五匹马朝他们奔跑回来，马上没有人。 他们跃马扬鞭赶去参加战斗，正好看到旺堆一人在独自朝附近一座山坡上的尼军阵地发起攻击，他中弹倒地，其它四人除一人之外都已被击毙。接着就是一场对射， 持续了整整一天。据说，这场战斗致使尼军死亡几百人，由于藏人在数量上居劣势，最终他们只好丢弃坐骑，利用绳索爬上了周围的悬崖峭壁，绕过山口，几个小时 之后逃越边界，进入印度，受到了正在等候的印度军队的欢迎。
定克山口战斗结束一天之后，巴巴益西从加德满都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山口辨认旺堆的尸体。证实之后，在王宫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仪式。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 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 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着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它东西，有 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着拉姆次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 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于获释。虽然国防自愿军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逃过了游击队的这场灾难，但从五 十年代后期以来，它在西藏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地下工作体系，却也被尼泊尔人出卖了。尼泊尔人将巴巴益西的供词转给了中国人。在中国入侵二十五年之后，为西 藏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似乎在一场悲剧性的灾祸中全毁了。
但是，特种边境部队保存下来了。六十年代初期，一个独立于游击队为西藏独立而战斗的秘密团正在组建。男性难民得知这一消息后，从筑路营蜂拥来到了火 车站的集合地点。他们乘火车来到台拉登；然后乘坐军用卡车来到了一百公里外查克拉塔军事基地的第二七二号军营。他们在这里入了伍，进行了六个月的基本训 练。起初是由美国人负责训练工作；后来因为在程序方面发生了分歧，印度军官接替了全盘工作。尽管如此，在最高一级的军官之下，全面形成了一个西藏军官团， 这样就势第二十二号军营—兵力为一万零五百人—-实际上完全成了一支藏，人们希望它就是自由西藏未来的军队的初胚。
特种边境部队的首要目的–也是长期的目标—–就是要侦察「世界屋脊」不宜居住的山地高原。藏人与印度的陆军士兵相比，不仅前者比后者在那寒冷的气候 条件下求得生存要容易的多，而且无论藏人已经在南亚次大陆居住了多少年，他们都不会染上高原病。印度依靠他们，就从拉达克至阿萨姆的印度的喜马拉雅山脉领 土上设立了基地网。特种的第二个目的不仅是站岗放哨而已。新德里确信，按照亚洲瑞士的观点，独立的西藏是一个中立的缓冲国，它能够起到对付中国的最佳保护 作用。新德里暗自决定，如果发生战争，就要争取赢得西藏的自由，第二十二号军营可以一马当先。因此，这支边境部队不但要训练成为能侦察的部队，而且要成为 高原地区的伞兵部队 这些游击队要精于埋伏、爆破、求生和破坏。西藏普遍憎恨中国人，因此仍然存在着多股地下队伍。由于有这些地下队伍，所以选派了第二十 二军营的一些男女战士(征召了两个连的女医务工作者和通讯兵，以表示西藏妇女乐意为祖国而战斗的愿望)，要将他们空投到中国人的防线之后。一方面，印度的 正规军正面牵制中国人；另一方面，西藏人则与地下队伍联合起来，开阔小片抵抗区，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侧翼和后方。
但是，与中国打仗并非迫在眉睫。藏人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人交手，整连整连的藏兵常常违背印度人的命令，越过边界进攻人民解放军的前方哨所。控制第二 十二号军营已经成了问题，因此只好将它所辖的基地全部撤到前线二十英里后的地方设营，印度军队则布置在藏人和他们的祖国之间。直到特种边境部队成立十年 后，它才有机会获准露一手—在971年10月下旬的孟加拉国战争期间，它充当了印度进攻的先头部队。
新德里只想帮助东巴基斯坦努力摆脱西巴基斯坦，它确定让第二十二军营承担此项工作，并认为它再合适不过了。第二十二军营并不是正规军的组成部分，这 些都为秘密进攻提供了最理想的掩护。大约五千人—这支部队的一半—投入了这场战斗，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它对巴基斯坦的一个主要基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拉开了 孟加拉国战争的序幕。印度新闻界称第二十二军营的官兵为自由战士。他们继续作战，攻取了吉大港城，这是巴基斯坦的主要前沿城市，因此，第二十二军营在印度 的防御界上层人士当中，赢得了它是印度最佳的部队之一的声誉。尔后，第二十二军营回到了自己的基地。1977年选举结束了印度共和国的紧急状态，在这次选 举期间，第二十二军营又获得了新的名声，它被认为是英迪拉·甘地的「嫡系部队」。正如后来所披露的情况那样，国大党领袖曾经计划，如果反对党的骚动进一步 发展，就要依靠二十二军营的部队来镇压这些骚动。她还在特别边境部队的伞兵部队基地萨萨瓦准备了一架AN12飞机，随时准备起飞，如果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 胁，她就会下令飞机将她送往毛里求斯。人民党获胜之后，第二十二军营第一流的反恐怖行动队，被防于新德里的巴兰机场。但是，特别边境部队的其它官兵只好像 以前一样，留在高原基地无能为力，不能完成自己最终的使命。
游击队的完蛋，第二十二军营又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些情况使得流亡中的藏人进一步确信，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已经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单巴次仁 在谈到青年大会转向恐怖主义计划时，说：「我们认识到，独立不会轻而易举的来到我们手中，必须靠战斗来赢得。在战斗中我们能否获胜，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我 们至少得作好准备。如果必要做好准备，即使机会来临也会抓不住。」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单巴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它成员讨论了两个可能的方案，他们相信任一 方案都适于用作恢复西藏纲领：在中印之间或中苏之间爆发战争；大陆内部发生崩溃，如同1911年发生的情况一样。第一个方案的可能性几乎每天都存在，因为 无论是在中苏边界还是在中印边界，过去都曾发生过许多的爆炸性事件。当前在中亚争夺优势的态势下，莫斯科与新德里结为一体，对付北京和伊斯兰堡。因此，两 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斗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抗以及西藏独立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内部分裂而造成的崩溃，同样是可能的，因为 中国共产党显然毫无办法，它完全陷入了破坏性的、一次接一次的权力斗争，例如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在大跃进之后和在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就爆发了这 样的权力斗争。
1977年年底，青年大会计划成立自由战斗联队。一方面，青年大会鼓励藏民学校的所有毕业生，应征到特别边境部队中服役一段时间；另一方面，青年大 会又决心将青年大会的优秀战斗分子组织起来，直接对中国驻外使馆和工作人员采取恐怖行动。对于它们的训练如何作出安排也进行了探索，决定以登山学校作为幌 子来进行。单巴说：「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应邀赴联合国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时，我们就已经开始辩论是否转向恐怖主义。世界显然成了这个样子：当你杀了人并 宣布破坏活动是你干的时，别人就认真听你说话；但当你呼吁为自己的人民伸张正义时，却无人听你说话。我们终于开始实施这一计划，不过这是十分有选择性的。 这种行为与藏人的本质背道而驰。因此，首先我们尽力小心翼翼地弄清楚，训练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是否也产生消极结果。」
1978年年初，西藏青年大会已开始了游击战争的教育，它们用的是难民营车间里制造的木头枪。早上，青年大会组织男女青年做操，这些人来到野外，身 上穿着印有「为西藏而战」的短袖衫。有一些组织经过仔细检查之后，在大难民营周围的丛林里，接受更为复杂的训练，时间也得延长。青年大会还扩大了与西藏的 地下小组的现有联系，同时它还至少公开表示欢迎莫斯科提供支持，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支持并不是义务；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莫斯科已经增加了 对流亡藏民的主动姿态。但是，在事实上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暴力对于大部分藏人来说，仍然是个微妙的问题，这也就阻止了青年大会的努力。正如达赖喇嘛 （青年大会宪章发誓要坚定地接受达赖喇嘛的领导)所说的那样：「从理论上说，暴力与宗教观点是可以结合的，但条件是人的动机以及他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必须 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又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暴力才是许可的。现在，至于谈到西藏，我相信采取战斗的姿态有益于在青年人当中保持 土气，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却不可能，这只会是自杀。」
截止七十年代后期时，达赖喇嘛自己的西藏独立计划，在许多方面已经成熟，难民社会一片繁荣。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难民社会已经成熟形成 了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完全是达赖喇嘛二十年前所希望的局面。达赖喇嘛相信，北京由于再也不能指望流亡藏人的瓦解分裂，所以很快就会被迫屈服。达赖喇嘛坚信 胜利就在眼前，因此他对亚洲和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着手重新唤起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兴趣。这些访问都是宗教性质的访问(在七十年代期间，世界各国的藏学 中心如雨后春笋，已达数百个)，而这些访问肯定也会影响中国。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对于国际舆论对于它占领西藏的合法性的反应，显然一直非常敏感。 毛泽东死后出现的政策放宽倾向大势已定，也使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主张。随着这些情况的出现，达兰萨拉变得重新乐观起来—-如果迄今为止，还找不 到具体原因的话。
单巴的信念也发生了变化。单巴在新闻局待了四年之后，于1978年升任副秘书。三年之后，即1981年春季，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前往达赖喇嘛的住宅 德庆措林报到任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外事处首席秘书必须暂时离职，单巴被选定出任这一官职。单巴说：「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很担心自己太缺乏经验，不 能出任这样的高级职务，我当时没有信心。但接着我认真考虑了一番，我一生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够回归独立的西藏，这就是我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 人们离达赖喇嘛愈近，感情就愈好，这是很自然的；而无论我做的是什么，我都知道我是为我的人民服务。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确信这也没有多大区别，我可以像 往常一样接受这一变化。但对于自己缺乏经验，我仍然十分担心。」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单巴竭尽全力充当达赖喇嘛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单巴负责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与外界的信函往来，每天下午当达赖喇嘛定期接见外国人士 时，他则担任翻译，同时他还要监督政府外交局的多项计划。单巴三十二岁时，他站在新岗位上回顾了自己在印度的岁月。他回忆到，他的一个妹妹死在未到不丹的 高山里，另外一个妹妹则在米萨玛里死于痢疾，妈妈死于巴瓦纳筑路营旁的帐篷中。这时他明白了，他的幸存以及他们整个民族的幸存，都是达赖喇嘛进行重新建设 所付出的和平努力的结果。单巴随同西藏领袖一道访问了亚洲、欧洲、苏联、蒙古和美国。这种旅游经验以及他对许多青年大会同僚的观察使得单巴确信西藏的不寻 常希望并不在失败的游击队，而是在传统社会的力量，这一传统社会已经重新建立并正在走向整个世界。
译注
① 1961年 3月 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成立，隶属美国国务院，由「受过特别训练」的美国男女组成，任务是按照美国《共同安全法》前往发展国家执行美国的「援助计划」。后来，日本、西德等国也成立和平队。 ② 即现在的孟加拉国。
③ Lop Nor的译音。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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