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僧侣，我的责任将我召回到哲蚌，在那里还有很漫长的学习等着我。我枯燥的生活被亲友的到访或我离开寺院院回家作为家里节庆的贺礼而一再被打断。我 也经常在祭日(high days)或节庆时去拉萨，那时我们一直是达赖喇嘛的贵宾，我当时对很多亲戚的福利非常的注意，而且详细的了解家里的一切事情。
那栋我父母最终要搬进去住的新房子的进度比预期的慢非常多，负责施工的单位一点都没有紧急的观念，进度一直不变的慢。然而，最后在我去哲蚌三年后， 房子终于盖好了，它座落在漂亮的白洋树及柳树间的大花园中，一座高砖墙围绕的两层楼房子。当我第一次进入时，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在Tengtser朴素的农 舍，多么的不同啊！几个星期之后，我出现在将房子正式移交给我父亲的庄严仪式上。那栋政府下令建造的房子，被称作Changsaishar，但那是在一般 人称它为Yabshi Sarpa或「父亲的新房子」很久之后的事。所有参与建筑及装饰的工人都出现在乔迁的喜宴上，我父亲除了准备丰盛的食物之外，并给每个人祈福巾和一大笔 钱。
我父母和我弟弟及妹妹很快就在新房子安定下来，Gyalo Dondrub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园丁，在适当的气候及肥沃的土壤下，他种出十八寸长的芜菁，大大的蕃茄及漂亮的甘蓝。但是他是在他的菜园中最快乐的 人，而且他特别去拿Norbu Lingka的菜园中的种子。英国政府驻拉萨的代表Sheriff先生和他太太对Gyalo Dondrub的菜园变得非常有兴趣，而且给他的嗜好所有的帮助。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和一个对我们来说具异国风的割草机经常整理得非长秀丽的大草 皮。意外的，在Sheriff家是我们认识到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地方；例如，学习使用刀叉及挺直的坐姿，我们也在他家知道加了糖的茶，我们非常喜欢，后来我 们在自己家中也这样喝茶。
当我在哲蚌第三年的一个大清早，当时十六岁的Gyalo Dondrub和我的妹夫PuntsoTrashi来拜访我，他们以愉悦的口气向我说他们已被允许去印度及中国朝圣。事实上，他们来看我的目地是来向我告 别，我对于我的两个亲戚能够到国外神圣的地方朝圣，感到非常的骄傲及感动，我祝福他们也祝他们好运。私底下，我真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拜访这两的大国的神圣 的佛教中心，但那时我的义务不允许我离开那么久。我便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当中，那时我正在准备成为西藏僧侣，Parchin的五次大考的第二次考试，在 那段期间，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很少离开寺院。当我弟弟Lobsang Samten十二岁时，他也进到哲蚌，在他的到来之后，亲戚的拜访也变的更加频繁。在藏历火狗年的第一个月，我母亲生下另一个弟弟，他被取作Tenzin Chogye，他后来被认为是Ngari Rinpoche的转世。
几个月后，在我将近二十四岁时，为了准备考试前的传统祈祷练习我和Parchin级的同学到寺院下面漂亮的小树林，连续几天，我们走这条路进入静谧 的乡下，在茂盛的树下走在草皮上时，一边念经文。在这阶段的内省，到达末端时，我再一次邀请我父母及一些朋友从拉萨到哲蚌来看我，在他们看过我之后，我开 使闭关两个月，在即将来临的考试之前两个月的整个课程中保持心境空明。
Parchin的考试在Loseling Dratsang举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及不熟悉，从各个寺庙的应考者都出席参加辩论并测试各人的辩论技巧，每个应试者不仅代表自己奋斗，更需为各自 代表的寺庙努力。虽然我为了这次考试已有非常充份的准备，但当我必需在整个Parchin级的同学面前和事前已指定的对手辩论，并没有减少我的紧张。我们 被指定的题目是‘kabshipa’，当我听到这个题目时，我的紧张马上减缓，因为我对这个命题已非常的彻悟，我知道对我来说，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多少人 能够威胁我。事实上，我不曾输给对手所提的任何一个问题，然而我的问题确使他陷入更深的迷惑，这样的结果让我在掌声中通过考试的第一部份。
第二天，在更大的集会场有类似成队的辩论，每个应试者从自己的寺庙中选择一个最厉害的Gesh(es)，而由他提出难解的问题把对手逼到决境。众多 的观众则专注于个人的言词激辩。我再一次的表现的非常好，在Parchin考试的第二部份及结论之后，由联合祈祷(prayer)仪式作为结束。接下来几 天，在传统上，那些通过考试的人会举行更大的庆祝或宴会来互相恭喜考试过关。
在这个假期中，我向父母和达赖喇嘛表露我长期的希望，到印度及中国的圣地去朝圣，他们允许我的期望，我就开始准备这长途的旅程，我预计在新年的庆典 之后出发。同时我告别在哲蚌的成员而搬到我父母的新房子，我原来对于我即将的朝圣之旅应该非常高兴，但是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挂念，我父亲有时觉得非常不舒 服。他抱怨他剧烈的胃痛，就在新年的庆典之前，他的胃痛变得更严重，我们只能借日以继夜的守在他床边来减轻彼此的悲伤，但看到他在床上受病痛的折磨，我们 却只能无助的站在旁边更令我们苦恼。当然我们有请医生来诊疗，但医生所开的处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没有减少他的痛苦。在除夕那天，父亲的病情变得 更糟，我们只有派人向达赖喇嘛请求能够不要参加新年的庆典。
经过时时害怕最坏的情形会发生的恐怖夜晚，父亲突然觉得好多了，并坚持自己在家中的祭坛举行传统的新年祭拜。这当然给了我们新的希望，特别是他不停 地和我们一起喝茶，似乎有复原的可能，在这令人振奋的时刻，我竟敢去找朋友作新年传统的拜访。在一个从色拉寺来的蒙古僧侣朋友来访，当我还没坐下之前，报 信者带来了父亲病情复发且更严重的消息，要我立刻回去，我当然立刻回去，但当我回到家，父亲已过世。带着愁容的母亲把小弟放在她膝上坐在父亲的床 边，Lobsang Samtem和Jetsun Pema则蹲在她旁边，一切看来父亲像是在安静而无痛苦中去世。
一个我们的喇嘛朋友Gonsar Rinpoche为父亲念祭文，并有一些僧侣到寿床为父亲诵经，父亲并被扶成坐姿且换上新的衣服，死后第三天日出之前，他的遗体被带到山上火化，我们为他 守丧四十九天，这期间天天为他念经和斋戒。然后我的弟弟因为极度的需要改变心情及休息，搬去要到印度途中的Gyantse，我则搬到我以前一直拥有在拉萨 的一个小房子，在那里我计划再一次把我的心力投入朝圣之旅的准备工作，然而…
新的动乱发生而造成国内一场小的内战，这场动乱的中心是在色拉的一个寺庙，而教唆者是在父亲生前我们常去拜访的前任Regent Reting Rinpoche的支持者，他是真的自动从Rinpoche退位，但他有非常多的朋友，因此在私底下他被迫去推翻他的继承者Regent Tagdra Rinpoche。而炸弹爆炸正是这次暴动失败的前兆，而同谋也被告发，内阁大臣也派一小批军队进入Reting Ritro，并逮捕前任Regent，当逮捕的消息传到色拉寺，僧侣们掀起令一波暴动，而同时拉萨宣布戒严，店家挂起他们的帐蓬，而街上也几乎看不到任何 行人，只有当大炮被带到瞄准色拉寺的位置后，那里的僧侣才真的投降。许多僧侣流亡到中国，在这混乱的结果下，前任Regent也在不明的情况下死去，他健 壮的身躯就这样隐殁，他在Reting Ritro富丽的房子也被夷为平地，而那棵每次我去拜访他见到的，我非常欣赏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改种在别的花园。
这一切的动乱使得我的朝圣之旅无限期展延，我再一次住到哲蚌并等待下一次机会向达赖喇嘛请求出发。这引发了我和Choshu Tshibgyor的关联，ChoShu Tshibgyor是达赖喇嘛到拉萨附近的大寺庙所作的朝圣之旅，当达赖喇嘛的游行队伍通过进入哲蚌的大草原时，天空是晴空万里，没有一片云，在哲蚌为了 这次一个月的朝圣特别盖了一个宫殿，Lobang Samten和我再一次有很多机会和我弟弟在一起，我们参与所有的典礼仪式，并陪达赖喇嘛到附近一个国家的先知住的在Nechung的寺庙拜访，那个先知 是一个能够进入幻境，并对国家重大事务给予启发性解答的僧侣。
当达赖喇嘛离开哲蚌去色拉寺之后，我回到拉萨作我朝圣之旅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包括告别Richardson先生，他在这段期间已取代Sheriff 先生成为英国政府驻拉萨的代表，在我拜访中，他答应我可以留宿在从Gyantse到印度路途中英国政府的别墅，Richardson先生并非常好心的，送 我一付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付太阳眼镜。
Chapter 16 我的印度及中国之旅
占星家再一次为我的离开找寻最好的日子，我并带着达赖喇嘛为我旅程的祝福；在我离开那天，我非常早就向母亲及弟妹告别，除了Gyalo Dondrub仍然在他的朝圣途中，我预定和他在中国见面，我妹夫Puntso Trashi在听到我父亲的死讯时便十万火急的回家，这次旅途他将伴随着我，他将以有经验的朝圣者在路途上给我帮助及支持。我母亲很慎重的给我一个小袋 子，里面装着保存下来的父亲的骨灰，我小心的收起这珍贵的遗物，把它放在我的amba中，并包在皮带上的衣服内。在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我在Kumbum的 拉蚌寺停留一阵子之后，从那里到附近山上的家族墓地，将父亲的骨灰放在我那婴儿时便去逝的弟弟的墓穴旁。
作完最后的告别，我骑在马上，而Puntso Trashi和我的仆人兼朋友Dundrub Gyantsen跟着我朝哲蚌寺的方向出发，在山脚下已升起一顶帐蓬，而寺庙的住持Drepung Lachi为我举行一个告别宴会。之后我们沿着栈道往南而行，经过的地方对我那时是完全陌生的。当我们通过一连串的山脉之后，我们乘一艘大船渡过 Brahmaputra，之后我们沿着Yamdrok湖而行，经过Karo Pass到达我家在Gyantse外的土地，我们在那里休息两天，我并在那里第一次看到欧洲军人。在1904年的合约中允许英国保持他们的军队以保护他们 的贸易，而那里的驻军人数并不多，但他们的操演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过了Gyantse，我们可随意住在英国政府所拥有的别墅，从我们的观点，那些别墅是非常的舒适，而那些别墅之间的距离正好大约在平整的栈道上骑马 一天的路程，这个舒适的路程正好和我从Kumbum到拉萨的蓬车之旅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时是多么艰困与辛苦，现在即使遇到沙暴，至少我们知道到了晚上，我 们顶上就有一片屋顶，并可以坐在温暖的炉火前，以消除一天骑马的疲顿。而Puntso Trashi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认识很多沿路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而由于他的机灵与容易和人结交朋友的长处，在我们的旅程上是个优秀的向导及经理 人。
在Sikkim，我第一次见识到丛林地形，我们非常喜欢那种现摘柳橙的新鲜滋味，在首府Gongtok，我礼貌性的拜访那里的英国政府代表，一个叫 作Hopkinson先生的人，我是在他以前到拉萨拜访时就认识他，我送他一条白色的祈福巾，以回报他的政府一路上让我随心使用他们政府别墅的好意，在我 拜访他时，他向我展示他去拉萨时所拍的照片，我非常感伤的看到仍然健康强壮的父亲也在照片中。在Gangtok，我也遇到我的朋友Tepola Rinpoche，他在我之前进行朝圣，那时正朝不同的路线进行中。
我们坐车从Gangtok到Kalimpong，这是我们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大城。就在进入Kalimpong之前，我们遇到一队正在进行世界访 问的拉萨政府代表，这是一次非常友善的路边相遇，然后我们的车继续载我们到Kalimpong一个非常富有且尊贵的西藏人Pomdatsang所拥有并借 我们随意使用的富丽的房子，事实上隔一天载我们到Darjeeling的艾佛斯山旅馆(Mount Everest Hotel)的车也是他的，在旅馆中我第一次见识到西式旅馆的舒适，但是我注意到有时这种舒适会是虚幻的，虽然我的房内升有电子炉火，但那晚我竟然冷得发 抖。
我们再一次坐进汽车，这一次带我们从山区下到温暖且肥沃的平原Siliguri，一大片雾气罩着整个乡间，我想这一定是气候非常潮湿，和家乡相比， 这里的天空多么不同啊，从一个贫脊且人烟稀少的乡下到过度拥挤而富有又陌生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体验，而这种新的体验持续地涌向我，无论我看向何方，那 里总是有我此生以来从未看过的东西，且是我认为不可能的事物，我妹夫竭尽所能回答我所问的奇异问题，但我们常常得请教司机，他也尽他所能来满足我们无止尽 的好奇心。
我们搭火车从Siliguri到加尔各达，政府为我们安排一个特别的客车，在离开车站前，那车头喷出蒸气所产生的嘶嘶声，吓得我几乎跳起来，由于我 的耳朵及眼睛似乎不太适应这么多新的印象及经验，不久之后我就睡着了。这样也好，在这长长的到加尔各达的火车之旅，正可以给我们调整心情及体力。在加尔各 达，我们遇到西孟加拉国(West Bengal)总督的代表，我们在Kalimpong遇到的西藏政府代表也在欢迎我们的人群中，我妹夫和我接受总督Rajagopalachari的邀 请，和他一起饮茶。我们在那个城市停留一个星期，期间我们参观了一些大的寺庙并浏览风景，当我们在那里时，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向我们转达中国蒙藏委员会邀请 我们访问中国的邀请函。
我们预计从加尔各达起飞，但在起飞前一刻，因为天气不好而延期，内心倒是感谢这个延期，因为当第一眼在机场看到那像巨大银鸟的国际航线，内心实在很 害怕，延期后我甚至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这几天一直住的Grand Hotel，但很高兴的发现老朋友Telopa Rinpoche和他的仆人也在旅馆中，他们便加入我们。
当天气变好之后，我们便飞到香港，刚开始还不太适应在空中的感觉，但后来倒喜欢这种经验，两天之后，我们从香港飞到上海，在那里遇到我弟弟 Gyalo Dondrub和一个叫作Lhamo Tsering的亲戚。我们停留在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的五天期间，我弟弟成了非常好的导游，且由于他的语言天份，他成为我必须去拜访的许多中国政府机关非 常有助力的翻译。
上海之后接着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我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中国政府配了一辆车给我使用，使我有很多机会到附近的乡村看看，并了解这块土地及人 民。首先拜访者之一就是蒙藏委员会主委，一个姓徐的先生，他表现出非常的亲切，并安排我充分的时间晋见蒋介石，蒋介石的军队在1947年三月才攻下对手共 产党的首府，一切似乎很乐观，但是自从那次胜利之后，他的部队已经遭到好几次的溃败，然而，他那时的地位还是无法被动摇的，隔一年，中国的国民大会选举他 为中国行宪之后的首任总统，并给了他两年绝对的权力。但在1949年，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被迫逃到台湾，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成为整个中国大陆 的当然主宰者。
在1948年，我对中国话已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也有概略的了解，我独自飞到北京，Telopa Rinpoche在我之前已先到北京，我在一间由蒙古和尚所主持的西藏寺庙和他再度会面，我下榻在北京旅馆，虽然这个都市有着富丽的建筑物及令我印象深刻 的天坛，但因为局势的快速转变，似乎不宜在中国再待下去，所以我并没有停留太久。在城内已经听得到共军的大炮声，而铁轨也被切断，我便飞经上海到国民党政 府的首都南京，在那里和一些我们的人会合。那时从南京要回Kumbum的陆路已经不通了，我们被允许搭军机先到西宁数小时车程以东的兰州，不幸地，军机的 航班非常不规则，我们通常得等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才有空位可以接运我们，因为军机得载运大量军用物品及其它物资，已几乎占满整个机舱，所以整架飞机有 时只有再载一个人的空间，不过我们最后都平安到达兰州。
当时的首长仍是马步芳，他派军车将我们从兰州载到西宁，然后坐吉普车到Kumbum。当我再次进到Kumbum是土鼠年的一个温暖的夏天，距离我上 次离开这里去拉萨已经七年了，我当天仍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我的僧袍仍在行李堆中，虽然我不是正式的回来，但我仍马上被认出，我的一些老朋友并且热烈地欢 迎我，尊贵的Lhagsam和我以前的老师Minyag Rinpoche 和Ohon Yongdzin都以灿烂的笑容迎接我。我再一次在Tagtser Labrang安定下来，并在寺内作一次传统的留览，然后将西藏政府所赠与寺庙总数30,000 gormos正式交给寺方，那时已没有多少我们那一代的学生仍留在Kumbum，大部份都已离开寺庙，有些人正在朝圣之中，有一部份已经过世。
我马上就适应这熟悉的气氛，在接下来几个月，我大部份的时间都在邻近的地方拜访，我第一个长途旅程是到Tengtser山上的家族墓园，我将装有父 亲骨灰的小袋子埋入那块他长年辛苦耕种以供应全家食物的土地中，着实令我感动。我知道虽然在他晚年，他在拉萨得到的特权，他仍视自己只是他最喜欢的 Tengtser偏僻山庄的孩子，生命之轮又回到起点，Tengtser之子又回到他原来的土地中。我站直我的身躯看着底下的村庄，那可爱又洁净的房子座 落于山谷的景像，比我在外长途旅行的所有景像都漂亮，在满怀感谢的心情下，我转向白雪盖顶在阳光下发亮的Kyeri。
我再一次在Tengtser受到热烈的欢迎，更感动的是遇到以前的玩伴，而且接受老Pasang的招待，Pasang是以前村中的领袖，代表整个村 庄发言，他的头发已变白，而快乐的脸上也满布皱纹，他连续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问有关达赖喇嘛的福利，有关拉萨，有关Potala，有关在遥远的首都非常 有名的节庆的细节，和我家人在拉萨新生活的细节，接下来我成为村中每户人家的座上客，我必需在每家至少待上一个晚上，每到一个家庭，我必需把我的经验作详 细的报告，并回答数不清的问题，大部份的问题是关于达赖喇嘛以及他的生活情况，每一个人对于达赖喇嘛是他们自己村庄的小孩都感到无比的荣幸。
我并拜访我曾经准备过僧侣生活的Shartsong Ritro，作为一个Tagtser Labrang的师父，我再一次检视我的隐居室，我现在年纪大些也更成熟一些，比我第一次使用时更能感受它的隐敝性，那个傍晚，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看着 周围壮丽的景观，深深地陷入孩提时的沉思之中。
Chapter 17 古本的住持
接近年尾，Kumbum的住持Choni Rinpoche在一次僧侣聚集的大会上宣布他想要辞掉他住持的工作。
依照传统的程序，他正式恳求僧侣们不要让他再负担这个重担，然后就离开大厅。寺庙的审议会(monasterial council)立即聚会，列出二十个被认为够资格继承退休住持的候选名单，然后由住持从中挑选他的继任者。这个继任者的考虑因素之一，是必须有足够的财 富，以维持这个职位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Tongo仪式的大笔开销，新继任的住持必须为寺中的每个神坛作祈福仪式，烧香、点油灯，并送寺中每个僧侣 一定数目的钱，虽然他还很年轻，我以前对Choni Rinpoche就非常熟，他在位的三年期间，以他的能力和智慧，将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完全没有任何特殊的征兆显示他要退休的意愿，或许他想要进行朝圣 之旅或退休后设立自己的僧侣学校(labrang)，在我眼中，他还未到长者的年纪。
Kumbum的住持是寺中有关宗教事务以及管理问题上的最高权力者，他是所有会议的主持，监督所有的考试，对外是寺庙的代表，寺庙中所有事务的最后 决策者。虽然他的位子是绝对的崇高，但不是闲差事，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应付大量的支出，而且没有太多或者说完全没有自由的时间，因为即使在正常的学校假日 期间，他必需去检视数以千计的房子及组成这个寺院的三十几间寺庙，之后又要处理这段期间所累积的行政事务。
在新年的庆典之后，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情形下，我以前的老师Minyag Rinpoche来找我，并以寺庙的审议会或称Tsongdu的名义，提供我Kumbum住持的职位。一开始，这个建议对我造成很大的困扰，我表达我要接 受这么重大的责任还太年轻，特别是今日我们处在如此的动乱时期，我怀疑我是否有能力达到这个职位艰巨的工作要求。但是在我老朋友Lhagsam强烈的保荐 下，Minyag Rinpoche拒绝我的推辞，并在一次严肃的对话中对我劝说，对于我害怕能力不足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特别指出在这动乱时期，假如寺庙的住持是由达赖 喇嘛的大哥来担任，对寺庙将有无法估计的帮助。最后，我接受了劝说，并正式宣布准备接受他们提供我的高级而责任重大的职位。
我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接管事宜，确实有很多事要准备，其中之一，虽然Tagtser Labrang（塔尔寺）相当富有，我并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许多相关仪式所需支付的现金，不足的金额我必需向一个朋友，令人尊敬的安多 Kunkhyen Rinpoche的办公室借调，他曾经管理在安多省的第二大寺庙Labrang Tashi Khyi的财务和圣俸。
我在土牛年三月九日被正式引荐进入我的新职，我穿着黄色的住持 dagam，寺庙审议会和我的朋友跟在我后面，在代表新的尊贵的丝伞下和乐器的伴奏声中，我走进僧侣的聚集大会，有将近四千个僧侣聚集在那里来看他们的新 住持，除了Kumbum自己的僧侣外，有一些是来自属于Kumbum的大约七十个隐休所在，也出席这个典礼。在我致词中，我发愿竭尽我所能替寺庙争取最大 的福利，之后就是我的正式引荐典礼，Choni Rinpoche坐在我旁边，他的助手拿着那个装有数百年来代表Kumbum住持徽章的精致木雕盒子，首先他们交给我的助手一个长而浅的盒子，在那个已经 开的盒子中，可以看到一个易碎的深黄色丝制卷轴，而那个卷轴的拥有者将代表Kumbum寺的最高领导者，然后一个四寸长，一指厚，用古代kata包着的本 寺印信的小盒子，在另一面古老的布片中是一片封腊(sealing-wax)，最后交接的是包在一片几乎已破碎的红丝巾中的这些盒子的钥匙。
然后我坐在住持的法座上，所有的在场者走向我，并给我他们的katas，成堆的祈福巾在我升起的宝座旁逐渐堆高直到我有如坐在白纱和丝般的云中，在 接受完最后的恭喜之后，我被隆重地护送进将来我要居住，已漆成鲜红色之住持的房子，在那里，我立刻发布我第一个行政命令，设定我最亲近的共事者。依惯例， 新住持可以指定寺庙中所有的重要职位，其中包括一个新的Chandzo，财务，新Nyerpa，管家，再加上两个新秘书和六个审议会的成员，我亦师亦友的 Lhagsam已经答应接受审议会中的一个职缺，我指定我忠实的仆人Dondrub Gyantsen成为我的Simpon，其职责类似负责我正式服装的管家，正式的组织架构就这样成型。
现在我的例行工作忙得我几乎没有任何空闲，早上在僧侣的集合大会中，必需当主席并发表训词，下午则必需处理行政事务及准备隔天的训词，但不久之后， 更重要和不寻常的困扰也接着到来，那时大约是四月中旬，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将蒋介石的军队逐出中国，来年春天，共产党百万大军更渡 过长江。我们的邻近地方不可避免的受到东方革命事件的影响。例如，马步芳省长要求更多的马匹、粮草和更多的金钱，或是征收的次数增加，以对抗共军的逼近， 情况越紧急，索求就越多，但是征收是一回事，供应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们的资源已经几近枯竭了，在一连串无止尽的索求中，要求我们提供五百匹马的要求已得 不到任何响应，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都没有马匹可以再提供了，也没有钱可以买东西了，即使他们有办法弄到钱，也买不到东西了。在那同时，共军也无情的继续逼 进。
七月通常是保留作为最精近的祈祷仪式，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兰州。虽然有许多扰人的谣言，但在寺庙中的生活还是保持如常，僧侣仍继续于早晨和黄 昏在Tsogchen静静的集会，他们只有在群祷时会提高声音，除了在白天时彼此不交谈并谢绝访客之外，没有人出寺走动，连牛只也没有赶到牧场去，然后在 那个月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僧侣都离开寺庙而爬到山上去感谢和祭拜诸佛，这是在Kumbum的寺庙团体所举行在郊外的最后一次有计划的祭拜仪，连续几天，祭 拜时升火所生的烟从Kumbum附近的山丘升起，新的祈祷幡也在风中飘扬。Mempa或称医务Dratsang的成员带着帐蓬爬上山顶并待一阵子以便采集 草药、树根、花和种子以配制所需的药，我和我的管家Shengo和所有的审议会成员所组成的壮观队伍，向因具有特殊突出形状而被称为心山(Heart Mountain)的山头前进，当火一熄灭之后，我们拔起我们的帐蓬而坐下来一起庆祝。接着，僧侣们一起唱歌，游戏和互相摔跤，我们再度回到快乐而无虑的 时光，这个乡村之旅是为了向该年的暖季告别，但这次也是向一个长期的平静而满足的年代的告别。
在接下来几周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考试一个接着一个，我必需每一场都到场，我必须承认在那时，几乎每个小时都有新的坏消息传来的情形下，实在很 难随时都对每个应试者保持专[心。我也非常可怜他们为了寻找正确的答案而发抖的站在我面前的样子，我则尽我所能出些简单的问题。我让所有低年级生都过关， 因为若有考生被我的任何问题斥责，将会受到他们的老师非常严厉的处罚。有时我会回想我自己在考试时的情形，我故意假装分心，好让我有借口可以没有发现他们 不对的答案。有些课程的考试若是我自己以前没有修习过，对我而言也是非常困难，我常常完全跟不上他们的内容。
Chapter 18 威胁与承诺的煎熬
我所担忧的是，那些恼人的家伙还是会如影随形地跟着我，而这样的担忧总究还是成为事实了。很明显地，我总是他们的注意焦点，因为我是达赖喇嘛的大哥。他们 的目的是要将我收买，加入他们的阵营，如果他们不能收买我，至少他们也要使我对他们的计划有所帮助。新任Kumbum 寺的住持, Shabdrung Karpo同样地也不得安宁，他同样受那些人的注意。与我的情况相比，他所受的迫害，远较我为轻。他像我一样地受到监视，但他有较自由的行动权。所以他能 够参与一些宗教及行政的工作，相对地，我就不被容许有这些权利。与我的情况相比，他们对他言行的监控，并未系统化而持之以恒。对我而言，我现在并未拥有任 何官方的头衔，这使我比以前更难摆脱他们持续性压迫的阴影。
起初，他们对我采取怀柔政策，老是自满地对我描述，所谓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些伟大成就。他们利用一些统计数据，特别是关于工业产值的增长，对我 做疲劳轰炸。他们也告诉我一些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灿烂的远景。林林总总，他们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建构成一幅充满希望的图画。当我对此无动于衷后，他们 就采取较激烈的手段：他们想要从我们的行政机关及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来挑毛病。而我总是聆听他们了无新意的虚假词句，并且尽可能地不与他们持相反的意见。他 们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崇拜者，他们宣称在极权国家中，个人一律平等的理想将会一一实现。他们对我保证，在极权国家中，原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将充公为 众人所共有。在未来的国家中，国家将照料每件事及每个人，而且在均等主义之下的分配系统，将使金钱变得毫无意义。每个人将被吸引至生产在线，妇女也将利用 休闲的时间来工作，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做家务事。而且儿童从出生起就由专责的育婴中心扶养，因而得到比由各别父母育养之下，还要好的照顾。
虽然至今我老是听到这类极权国家的幻想，但每一次我听到此类的传闻时，皆令我不寒而栗。当他们在描述他们所谓的天堂，在我听起来却如人间地狱一般：灰色的生活，毫无生气的制服，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人情和爱，一个不值得去生活的世界。
最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建议我要做西藏人民的好榜样，要我把Tagtser Labrang及一切俸禄交给国家以利人民。但我坚决地拒绝此一荒谬的主张，同时我严正的指出，我并不是这些财富的拥有者，我只是暂时的受俸禄的人，将这 些财产完整无缺地交给我的继任者是我的责任之一。很明显地，当我试图维护社会上一些良好的传统制度时，却得不到任何的认同。更严重的是，每当我提出任何主 张，皆遭到否决的命运。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所致力维护的事物，正因新的统治者的胜利，逐一地瓦解无存。中国共产党当局所新颁的法令，只维持了极短的太平时期，很快地这些法 令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在农村中，狡猾且有经验的宣传人员扭曲农民的心性，只有流浪汉才能不发怒地，从头到尾听完他们的宣传。新的税制明显地将 驱使农民走向毁灭的边缘，且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铺路。例如，现在农民须直接向西宁当局纳税，但以往，他们只需向当地的僧院缴税。现在统治者直接向农民征 税，而统治者又总是贪得无厌，虽然农民们反对这税制，但在红军的支持下，统治者对农民施以威胁，加重税赋及惩罚。在纯朴的乡下地区，抢劫及谋杀事件却一再 发生。一度令人惊魂的土匪再次成群地在乡间出现。这林林总总、乱七八糟的情况，都是由新的统治者所带来的。
约在我从Kumbum寺院住持职务退任的一个月后，西藏委员会的徐主席出现在我的跟前，他提议要我代表共产党，到拉萨向达赖喇嘛表达共产党的要求。 假如我接受这项提议，他将对我以往顽固的言行，及我与国民党、西方势力的关系重新考虑。另一方面，假如我假装接受这提案，而利用此一机会逃到印度，他们将 永不允许我再踏入西藏一步。这提案使我反感，我就加以拒绝。我告诉徐，他与整个西藏委员会完全扭曲了拉萨的情况。我不会笨到去当一个共产党的使者、不会毁 灭自己去当一个叛国者。
但是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徐在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目的后，便离开了，但在徐之后，行政长官秘书、行政长官本人及新任驻西宁的司令官，皆对我 提出同样的提案。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坚决的拒绝他们。我很快地发觉到，如果我继续直率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将会使我置身于危险之中。经过我仔细考虑之后，这 个令我蒙羞的提案，将是我能脱离他们的掌控，与我在拉萨的家人相聚的唯一机会。我突然间想到，如果我一再坚持地拒绝他们，我极可能成为他们向拉萨勒索的人 质。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对我而言，假装接受他们的提案，并利用此一机会逃脱，是相当可以谅解的。
在与西藏副行政长官会面后，更坚定了我逃亡的决心。在西宁，除了有一名行政长官外，尚有两名副行政长官。这两名副行政长官中，一位负责回族的事务， 另一位则负责藏族的事务。他们二人或多或少是在共产党行政长官的胁迫下，才担任这职为位的。负责回族事务的是Ma Dza-U，他是西宁回族的领袖，他虽然是副行政长官，但还是不能挽救他的儿子被新的统治者逮捕入狱。负责西藏事务的副行政长官是Geshe Sherab Rinpoche，他是个有企图心的人，我在Kumbum求学时，就认识他了。在我与他独处时，我曾叱责他的叛节，但他否认这项指控，而且他告诉我一个与 新统治者的谨慎相处之道，那就是离他们越远越好，特别是当他们如此的强大，而我们又无法反抗时。正确之道就是与他们合作，以免更糟的祸事临头。
以他为例，让我了解到为何中国人，总是可以找到那些自甘堕落的傀儡，以供他们使唤。在他的身上，中国人发现西藏的高僧愿意与他们合作。对我而言，情 况看起来似乎相当地不乐观，这更加深了我逃亡的决心。但为了掩护我逃脱的意图，我告诉西藏委员会的主席，我想到北京去求学，以便使我更加了解整个国家的情 况。我向他解释为何我留在北京比留在拉萨，对西藏更有帮助。因为我若留在拉萨，我将被怀疑是个叛国者。他们对我的建议感到兴趣，但并没有下任何的定论。可 是至少我得到了短暂而又宝贵的疏缓，同时也使我能开始准备这长途的旅行，而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过不了多久，我被通知，我前往北京的计划已被拒绝，而他 们要我按先前的决议前往拉萨。
我告诉他们，我同意他们的提议前往拉萨，但我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我要带Kumbum寺内的二十位高僧，当我的随行人员，如此一来可提高我此次拉 萨之行的重要性。西藏委员会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要我提出二十名随行人员的名单。不幸地，我这项试图拯救西藏最具影响力及身陷危急的喇嘛的计划，终究未能成 功。就在我提出名单后没多久，他们就将名单退回，而且利用不同的借口，说我提出的名单并不可行：他们不是嫌这人太老，就是嫌那人太年轻。到最后只有二位高 僧被他们所接受，这二位高僧是Shar Kalden Gyatso 和Shalu Rinpoche。
Chapter 19 告别西藏
拉萨的气氛充满着焦虑和不安，许多人已经准备逃出这个国家。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深入西藏的领土，任何有效的军事抵御已几近不可能。少数几个保有压倒性兵力 优势的部队，在做过一些抵抗之后，仍难幸免被迫撤退的结局，徒然增添落入敌人手中的许多战俘而已。中国军队会不会转向拉萨用兵呢？那时又会发生甚么事呢？ 心怀恐惧，民众们又回想起1910年时，中国人在拉萨的残忍暴行，当时的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后来因为有1911年的中国革命，他才得已回到拉萨，否则中国 人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已到手的东西呢？西藏政府已经向联合国申诉，但他们无暇伸出援手，无论如何，由于印度的从中斡旋，中国已答应要进行协商，一个包括我 妹夫Puntso Trashi在内的代表团，已经出发前往北京。
我有相当确定的预感，我们经由协商所能获得的最有利结果，也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而已，即使是一种不确定的状况，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拉萨；特别是我在西 宁的教师们，必然很难再隐藏我一直在阻碍他们诡计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地在首都出现，只会引起争议而增加谈判的困难。因此我决定，目前我所能做 的，就是向南前往印度的边界，在那里等待协商的结果出来。同时，我也请求我的家人和我一起走，我母亲也立刻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拉萨当是最好的抉 择。她立即带着我的弟妹们(当然，达赖喇嘛除外)先到Gyantse去，她提议要去那里等我，很不幸地，Lobsang Samten的病情还是太沉重而禁不起旅途的操劳，只好忍痛把他留在后面。
完成必要的安排后，我向达赖喇嘛辞别，骑马前往我的旧寺庙Drepung，我又做了一次Chojal，或是正式的布施，送给每个僧侣一些钱，点燃油 灯，并将祈福巾放置在所有的神坛上。然后，Dondrub Gyantsen和其它为我服务的仆人一起出来伴随我，我将我的袈裟换下，穿上旅行的装束，踏上通向自由、也就是流亡的旅程。
我们在靠近印度边界的Chumbi谷地安顿下来。在此同时，因为局势更为紧急，使得达赖喇嘛也不得不离开拉萨。在我们到达不久之后，他的大车队也来 了，我的弟弟在Dungkar寺住下来，他在那里和他留在拉萨的其它官员，还有信差往返以保持联络。护从他的高等神职人员也在Dungkar寺驻扎，同 时，跟随他而来的贵族和官员也散居在附近的农家里。
没多久我便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忘记我，或放弃想利用我来达成他们目标的希望。有许多讯息传到我的手上，要求我利用我对达赖喇嘛的影响力，防 止他流亡国外。第一封这类的信来自于一位名叫Puntso Wangye的东西藏人(East Tibetan)，我并未对它特别重视，这个人在1947年时，随同国民党的代表们被赶出拉萨，他随即便投入共产党。他的说法和西宁的首长说过的话完全一 致，他向我保证，如果达赖喇嘛能留在西藏，我想回拉萨当然不会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显然是，他们最好能告诉全世界，不只达赖喇嘛留在西藏，他的家人也 都和他在一起。无论如何，我决定不再和中国共产党打任何交道，并且我也让我的亲属和达赖喇嘛的随从人员们了解到，对于我不想要回到拉萨的意图是不必置疑 的。我的家人必定可以了解我的决心，但是护从达赖喇嘛的贵族和官员尝试着要改变我的想法，很显然的，他们害怕过艰困的生活。
但是当和我伴同从Kumbum到拉萨而留在那里的两个同伴，Shalu Rinpoche 和Shar Kalden Gyotso，也由拉萨写长信来劝我回去时，我要Dondrub Gyantsen替我送讯息到拉萨，用很谨慎的措辞告诉他们，基于健康的理由，我必须留在Chumbi谷地，一直到有近一步的指示为止。Dondrub Gyantsen回来时，同时带回他们两位的回信，以及曾受指使，伴同我前往拉萨之中国夫妇的讯息，他们在西藏的前线被逮捕，现在已经被释放且在拉萨居 住。
Shar Kalden Gyotso仅致予我最高的祝福，希望我赶快恢复，然后可以再回到首都。但是在Shalu Rinpoche 的信中，他毫不保留地写出自己的想法，他自比为一棵已盘根太深的老树，在也禁不起移植的痛苦；但是说我还年轻，成长的精力还很旺盛，若能移植到更肥沃的土 地，对我大有益处，这正好说中了我的感觉。我现在已决心要出国，去寻求那我已知在共产党苦难统治之下，绝无法获得的自由。但是环视目前我的艰难处境，以及 不想让我的家人 (我的母亲尤其不希望再有分离) 担忧，我只有秘密地拟定我的逃亡计划。
我上次见到我的朋友Telopa Rinpoche时，是1947年在北京，他经由一未名叫Robert Drummond的美国生意人从中协调，得到一份Johns Hopkins大学的邀请函，让他得以脱离中国的魔掌，到达美国。我现在便写了一封长而详尽的信给他，询问他我能尽速前往美国的最好方法，他回信要求我寄 自己和DondrubGyantsen的照片去给他，以便他可以拜托他的美国朋友，去帮我们争取进入美国的许可。正好我们都有他所要求的对象，我便用最速 件寄出我们的照片。
在此同时，情况对我越来越不利，我们接到的消息指出，西藏和中国的协调已经答成共识，基于内政归予达赖喇嘛和完全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拟订出「十七 点协议」。其中相对的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国际上为西藏的代表，并且承担西藏的「防卫」责任。这些协议的条文更确定了我的许多恐惧，因为基于这 样的妥协，西藏已进入成为中国的附佣阶段，渐渐地，我比往常更坚决要离开西藏。当协调同意达赖喇嘛将留在Chumbi谷地，等待一位中国的将军由印度前来 接送他回拉萨时，我仅存的时间已然不多，我必须抢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之前，先安全抵达印度。我于是请求达赖喇嘛准许我伴随着母亲和年幼的儿童，前往印 度朝圣，我并将在那里接受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
在一次达赖喇嘛对我的正式接见中，我获得所需要的许可证件，然后我完成一个Dungkar寺指示的旅行。当一切就绪之后，我私下向我的两个弟弟辞 别，当我站在达赖喇嘛和Lobsang Samten面前时，真是一个令我悲伤的时刻，Lobsang Samten的状况已经大有改善而可以忍受旅途的劳累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最后的计划，而我却不能因为透露自己的秘密，来增加他们的烦恼和忧虑。我还能再 见到他们吗？如果有可能，又会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呢？似乎没有人察觉到一丝丝我内心的企图，甚至于最亲近达赖喇嘛的人们，也只是敬告我要当心我在印度的言 论，特别是在提到有关于正在北京协商中的「十七点协议」时。
带着Dondrub Gyantsen和几匹马，在微雪中，我穿过了拿督关，往锡金(Sikkim)前进，悲痛的心情也一路伴着我。我知道我极有可能无法再踏上西藏的土地，并 且再也回不了家了，现在我是自愿要永远告别自己家园的，我要逃离恣意妄为的暴力以追求自由，我感受过一个自由的人被无数索炼捆绑时的苦痛，而且我已了解到 我绝不能失去自由。其它的人们已经助了我一臂之力，并且为我夷平了通路，但是我从未想到我所要附出的代价，竟然会是我的国家，而我现在正承受着流亡的折 磨。我实在无法相信，向自己的国家诀别，会是如此地凄苦！又想到将要到外国，要和和陌生人同住、说着他们语言时，对我而言似乎是绝难忍受的事。但同时地， 我的理智告诉我，现在想要回头，已经是不可能了。难道我还未饱受在自己国家里成为囚犯的景况，孤立无援，还要茍延残喘的生活在那些憎恨我们，且试图要破坏 一切对我而言非常神圣，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之物品的残暴施压者可怜的恩泽之下吗？不！回头的大道已经被封闭了！毅然决然地，在越下越密的大雪中，我驱策着我 的马，寻路前行。
Chapter 20 往返世界各地
在我回到Kalimpong时，接到一个由Telopa Rinpoche 送来的讯息，里面提到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Free Asia)打算邀请我和Dondrub Gyantsen到美国去客座访问一年。在确定这个消息之后，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母亲和Tsering Droma 知道我即将前往美国的计划了。她们计划要陪小Ngari Rinpoche 在Kalimpong停留一段时间，在我得知她们完全理解我的处境并同意我的计划之后，我的内心感到如释重负，我带着母亲全心的祝福出发。首先我搭着飞机 到加尔喀答(Calcutta)。在我这次的旅途中，一位曾经在我去中国朝圣之时帮助并招待过我的西藏商人Pomdatsang，介绍了一位在西藏东部传 教的苏格兰人Patterson先生让我认识，Patterson先生对西藏极为了解，他对我在取得旅行文件，和申请入美许可上，帮了很大的忙。
在加尔喀答时，我又不得不再一次和魔鬼打交道。曾在北京参与协商「十七点协议」的西藏代表团，此时正在回到拉萨的途中，他们目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 领Chang Chi-wu以及他的随行人员们，在加尔喀答稍做停留。我便前去看身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妹夫Puntso Trashi，他和其它的代表团成员一样，都住宿在中国的大使馆里。我到达那里时，受到Chang Chi-wu的邀请，要我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回去拉萨。当然，我实在很难回绝这样的邀请，而Puntso Trashi却又使我的处境更加难堪，他催促我赶紧接受Chang Chi-wu的邀请，和西藏代表团们一起回拉萨，他很肯定地向我保证，只要我们能回到那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Chang Chi-wu非常希望我能答应一起回西藏，为了暂时回避他的急切邀请，我只有用不当面向他告别的方式离开使馆。在此事之后，我总算找到一个能和 Puntso Trashi私下谈话的机会，我告诉他，我当天下午就要搭机前往美国了。他听了这个意外的消息之后，极为震惊，他尽最大的努力来劝我改变计划，但我很坚定 的拒绝了。当妹夫知道他无法改变我的心意时，便答应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我们最后在为彼此的未来互相祝福之后分手。
Dondrub Gyantsen和我经由伦敦飞到纽约，由于我的外语能力不足，甚至无法应付最基本的沟通，我们必须仰赖其它同行乘客的好意帮忙，当然，他们也都很热心地 帮助我们。在人声吵杂的Idlewild 机场中，当我们听到Robert Ekvall先生用着熟悉的安多腔调，叫着我们的名字时，我们内心感到无比的安慰。Ekvall先生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曾在西藏居住过数年。他代表美国 自由亚洲委员会来欢迎我们到达美国。在他的护卫下，我才勉强可以忍受媒体记者们炮火密集的闪光灯，并回答他们一连串的问题。接着在Ekvall先生的陪伴 下，我们做了第一次的美国之旅，他介绍我们纽约的一般日常生活，并尽其所能地让我们了解一般美国人的思考方式。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所举办的欢迎会，让我留 下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会中还特别因为要欢迎我们而准备了奶酪、羊肉、草莓等食物。
在纽约停留几天后，我们转往Ekvall先生在西维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 Fairfax的家中居住，我们现在昵称他为Bob Ekvall，他已经成为我们最慷慨的良师益友了。Ekvall太太也提供我们十分亲切而热情的招待。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去照顾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身体了， 经过医生的详尽检查之后，发现我的肺部受到了感染，不过还好，并不是非常危险，我们后来便借住到一间小农舍里，以方便我去接受医学治疗，并帮助我早日康 愎。Bob Ekvall经常来看我们，而被指定来帮助我们的私家司机，也开始教我们一些初级的英文。
在西维吉尼亚州与世隔绝地休养数星期之后，我收到弟弟Gyalo Dondrub的电报，电报中说他已成功地及时逃离中国，现在他和他的妻子及小孩住在台湾，电报中又说他即将前来美国，我非常高兴地邀请他前来与我们在 Fairfax的农场同住，他和他的家人后来真的一起到这里来住了三个月。他们想和我的母亲一起回拉萨，我母亲已经觉得她再也难以忍受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 了。当我母亲还住在Kalimpong时，我经常都可以收到一些我亲人们的消息，但是不久之后就没有传来任何讯息了。后来我又从无线广播、接着是报纸等， 断断续续发出一些和西藏有关，片段而不详细的消息，但是没过多久，竟然就音讯全无了，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我的国家已经渐渐变成死神降临的寂静坟场一般了！
经过六个月完善的治疗之后，我的医生宣称我已完全康复了，虽然我仍须放轻松并且注意观察一些特定的症状，不过现在已没有理由让我不去加州柏克莱大学 修习英文课了。在柏克莱，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Lessung教授和他的太太，我正好能够帮助他们翻译西藏的书籍。我到处得到的这些热 诚接待，让我也比较能克服思乡的煎熬，一般而言，我觉得加州的气侯很适合我，我在这里的学习进度也在逐渐加快。
在1952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一个世界佛教协会在东京举行的会议邀请函，我又一次和Dondrub Gyantsen一同出游，但这一次是搭船。在横越太平洋时，我饱受了晕船之苦，当最后抵达东京，踏上陆地的时侯，内心的高兴实在难以形容。在码头上迎接 我的人群中，有一些是从美国来的朋友，附属于Honganji Temple下的一家寺院的住持，邀请我们到他们寺院居住，在这次的世界级会议中，使我有机会去接触一些非常有重要的人物和事务，但我想到Ceylon的 圣地去访问的最大心愿，还是不能达成。
我目前所使用的印度证件已经过期了，而且也没有再延长的可能，很不幸地，这使得我陷入从数星期，甚至最后长达数个月的无谓等待中，后来我便决定在这 被迫居留的时间中，继续学习我以前学过的日文。不久之后，我也有了一小班的人跟着我学习藏文。我曾前往日本各地旅游，拜访过日本的寺庙和圣地，也和许多日 本人及外国驻军结交朋友。Kitabatake住持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友人，我的一切困难事务都是拜托他帮忙，我在日本的停留许可一延再延，而进入印度和美 国的许可则似乎遥不可及。在这段停留间，生活上并没有遭受太多的困苦，但我学到移民的焦虑、绝望、和痛苦，也了解到一个移民在面对一个不知名的庞大官僚机 构时，所要面对的无望挣扎。
最后，借助于美国修改移民法，以及许多有影响力朋友的持续帮助，特别是世界教会组织(World Church Services)的帮忙，我终于取得回到美国的许可，当时已经是1955年了，我选择了印度经欧洲再到美国的较长旅程，因为我想到加尔喀达见Gyalo Dondrub。四年前，他曾和他的家人、我的母亲及其它人回到拉萨，由于曾长期离开西藏，他发现他很难去适应那里的现行景况，他也感觉到了自己对于自由 的渴望。当共产党提供他一个前往莫斯科做外交代表的工作时，他接受了，并且利用机会逃到了印度。当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在拉萨的亲戚们都还 好，Lobsang Samten现在已经升官，是一个Chikyab Khenpo以及高阶的侍卫；Puntso Trashi已经被任命为达赖喇嘛的侍卫长了。
揭露真相，抨击恶警！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事实真相：
跟大家说真话！我的案件其实跟那条“狼牙山五壮士”的帖子根本毫无关系！ 实际上是某单位挟私报复我。那条帖子发出前大约半个月，我发了几条帖子揭露他们毒打广州市白云区示威民众。然后他们到我家来要求我删帖子，遭到了我的拒 绝。因此他们悍然打击报复，拘留我七天泄愤！此信息出自我所属片区片警！
大批网站都登载了广州越秀区法院的通稿，内容是他们驳回了我（张广红）的诉讼请求。理由之一是越秀区公安局调查后确认我编造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谣 言”，越秀区法院予以采信。但是我上来搜了十分钟就找到了我转发的原帖并截图！为什么我十分钟就查到的事情两单位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到？你们都是饭桶白痴？
如果说我对帖子比较熟悉所以容易查到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广州越秀区公安分局和越秀区法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你坚持帖子是纯转发的，那么你从哪里转来的？难道两单位实际上对帖子是否转发根本就没有兴趣查？难道只想找个理由入我于罪？？？
从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到广州市行政复议办公室，再到广州越秀区法院，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我一句：你说你的帖子是转的，那么转自何处？所以实际上一 个单位是为了打击报复，另两个单位是为了互相包庇！如果蒙冤的是一个普通民众，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可惜拈花时评（张广红）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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